郑洪 陆金国 广州中医药大学近代以降，西风东渐，中国文明历经裂变与再造，奔突和自守，号中医为“国医”以自尊、自强，却面临生死存亡艰难之变局。中医之路，在于“返古”还是“维新”？“百年中医沉浮录”透过百年..
郑洪 陆金国 广州中医药大学
近代以降，西风东渐，中国文明历经裂变与再造，奔突和自守，号中医为“国医”以自尊、自强，却面临生死存亡艰难之变局。中医之路，在于“返古”还是“维新”？“百年中医沉浮录”透过百年层层烟云，直指当下。
1835年，美国传教士医生彼得·伯驾在广州开设“眼科医局”，因地处新豆栏街，故又称“新豆栏医局”。这标志着近代西医正式进入中国内地城市。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规定了外国有权在通商口岸开设医院。西医的诊所、医院、学校等陆续在中国各地出现。
中国传统医学已经发展了数千年，现在遇到一种完全不同的外来医学，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很多人都知道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有关于中西医的剧烈冲突。然而在一开始的时候，情形不是这样的。
汇通中西医学的尝试
中国医学发展到19世纪，固然有着辉煌的成就，然而有心人亦始终感觉到某些缺憾。河北玉田人王清任冒天下之大不韪，观察残尸，造访刽子手，罕有地写出了一本中医的解剖著作《医林改错》，对医界产生不小的震动。
《医林改错》正式出版于1830年，但1829年，一位中医生陈定泰就有幸从友人处听闻了王清任的事迹和他的理论。陈定泰，广东新会人，自少学医，但自觉不验者多，正处于学术上的苦苦求索期，听到有关脏腑之论后，引起了很大的兴趣。他反复研究王清任观点和西洋解剖图的结果，收录在1844年写成《医谈传真》中。
《医谈传真》突出地将16幅西医解剖图置于卷首，对之大力传扬。陈定泰这一态度对他的家族影响很大，40多年后，继承了家传中医学术的陈定泰之孙陈珍阁又亲往南洋新加坡，进入皇家大医院正式学习西医三年，回国后写成《医纲总枢》，更加系统地介绍了西医的生理、病理与临床知识，并与中医的治疗结合。
在此期间，以1850年英国传教士医生合信用中文写成的《全体新论》为开端，陆陆续续有一批中文西医著作出现，在社会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全体新论》完整地介绍西医解剖学，两广总督叶名琛专门为之作序，潘仕成将其收入海山仙馆丛书。西医学术成为知识分子乐于了解的学问，甚至还进入科举范围。
汇通医家在学术比较中大致形成一种结论，即西医以解剖为基础，而中医以气化为特色。要简单说明什么是“气化”并不容易，概括地说，中医认为人体的一切活动由气主宰，而人死则气散，所以西医尽管对尸体进行了详尽的解剖，但对生命的认识仍然是不完整的。中国医学在历史上素有吸收外来医学的传统，应当看到，在西医传入之初，不少中医冀望融通西医的态度是积极的。
中西医论争骤起
然而，近代的西学东渐，是在强势的西方政治军事背景下进行的，因此无法单纯就学术而论学术。医学上的交流也一样。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之际，中国经历了1894年甲午之败，1898年戊戌维新夭折，1900年又蒙受八国联军侵华之耻，亡国灭种的危机空前强烈，整个民族改良图强的呼声高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之下，中医与西医，在共有的“医”字之上，“中”与“西”的对立开始明显起来。
这个时期的中西医言论，开始趋向于两个极端。
一种倾向是，为图强计，主张全面接受西医，对中医大加抨击。无锡丁福保说：“吾国医学四千年来谬种流传以迄今日，不能生人而适以杀人……西人东渐，余波振撼，侵及医林，此又神农以后四千年以来未有之奇变也……呜呼！西方鸿宝，来贡神州，我国民应何欢迎而拜受之也！奈何一孔之医，斥为未达；墨守旧法，甘为井蛙，坐视病夫盈国，死亡接踵。伤心惨目，有如是耶？”这番言论的背景，是以日本废止汉医为参照的。日本这个昔日藩属，一朝维新便打败天朝上国，使得甲午之后中国形成一股取法东瀛的热潮。丁福保曾于1909年受清廷委派，任考察日本医学专员。而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全盘西化，取缔汉医（日本对中医的称呼），自然也对中国欲效法者产生影响。
而相反的一种倾向是，大力宣扬中医的优势，作为中国维持民族尊严的工具。一位自号“罗浮山人”的广东医家，著有《历脏篇》一书，坚持认为西医“验诸既死遗骸，恐有违失”，亦即不明气化之理，因而他主张以道教的“内视”（据说高明的内丹修炼者能内观体内脏腑和经络的状态）来寻找脏腑的真谛。广东花县医生黄炽华完成于1902年的《医学刍言》，提出的宏愿则是：“吾愿阐岐黄之坠绪，绵绵震旦之宗传，庶我国七十万方里，四百兆人民，疬疾不足患，种族以于强，卫生而繁育，永甲乎环球！”
另一种言论则从利益的角度来讨论对中西医的取舍。清末《医学报》举行了一次“肆诋中医之腐败滥觞不在东西医而在甘为东西医奴隶之医说”的征文，获征文第一名的文章除了痛斥诋毁中医者“数典忘祖”外，更反问：“东西医未必占优美也。即全占优美矣，蔑以加矣，而利权外溢，国粹云亡，塞漏卮之谓何？光旧物之谓何？”意为假如完全取法西医（东医是指日本西医），则中国的医药行业利益尽归外人。
倡言西医者举着保种强国的大旗，维护中医者则以维护民族利益与文化传统为己任。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关于中西医的对比与论争，有着过多的非学术因素，言辞亦不复平和。当学术问题变成社会问题时，论争的焦点已渐渐偏离了本旨。
改良医政的呼声
面对西方医学，上述汇通医家、提倡西医者、维护中医者，还有更多的社会人士，却有着一个共识，那就是中国的医学落后于西方，需要改良。请注意，这里说的是“中国的医学”，而不是说中医。中医作为一种知识与实践体系，与西医比较优劣如何，中西医能否融汇等，迄今仍然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但“医学”的概念在近代已经大大扩展了，近代西方医学在学术之外，更为重要的发展是其建制化，亦即已成为国家政治和社会事务的一部分。相比之下，学者们所能考察到的中国古代“医政”，大部分都是皇家宫廷医疗机构的历史，殊非近代行政的概念。
传教士医生进入中国时，早就直指这个问题。合信曾说：“西国医士，必须屡经考试，取列有名，方准行世。其贵如中国举人、进士之名，其法略如中国考取文士之例子，所以习之者精益求精。中国医士人自为之，不经官考，不加显荣，此不精之故也。”中国医家也都认同这一观点。一位曾奔走省港南洋救治疫症的南海医家梁龙章说：“西国论华医，谓中国公家无试医科大吏，无提倡、无毕业出身明文。既乏专门教育，医学固无根底。”相反，中国是“举国皆医”，“无论九流三教，科甲举贡生员，读书不第，涉猎医书，皆称儒医”，难怪西人“谓中国医学废弛，流品最杂，无专门医学。”这个问题的意义超出于医学范围，为改良知识分子所重视。
从晚清开始，中西医为社会制造了许多议题。事实上仔细想想，有多少是真正的医学讨论，又有多少是裹胁于时代大潮下的浮嚣之争？中国之落后，首先是制度的落后。这或许是论争中最有价值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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