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洪 陆金国 广州中医药大学近代以降，西风东渐，中医面临生死存亡之变局。中医之路，“返古”还是“维新”？“百年中医沉浮录”透过百年烟云，直指当下。“中医”、“西医”的名称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旧医”、“国..
郑洪 陆金国 广州中医药大学
近代以降，西风东渐，中医面临生死存亡之变局。中医之路，“返古”还是“维新”？“百年中医沉浮录”透过百年烟云，直指当下。
“中医”、“西医”的名称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旧医”、“国医”又是怎么一回事？在近代以前只有一种医学的时候，中国的辞典里是没有这些名词的。在西方医学传入以后，为了与原有的中国医学进行区别，人们才需要创造新的名词。而围绕以何种名称定名，中、西医又经历了一番博弈。
“中医”与“西医”的由来
在历史上，对医生并没有固定的叫法。《周礼·天官》有“医师”一职，其下属有“医士”；后世宫廷中称“医工”、“医人”，民间则叫“郎中”、“大夫”，有的地方叫“医生”。这无非都是对一种职业群体的不同叫法，并不固定。可是在近代有了两种医学，差别又这样大，笼统地称“医生”就不行了，有必要从名称上加以区分。
早期中国人将外来的事物多数冠以“洋”字，医也一样。汇通医家陈定泰称外国医生为“西洋之医”；朱沛文则称之为“洋医”，对应地将中国医生称为“华医”。但是，外国传教士们并不喜欢“洋”字。因为“洋”与“华”相对，突出了种族的区别，在心理上阻碍中国人接近他们。
1857年，英国传教士医生合信出版了《西医略论》一书，首次将来自西方的医学称为“西医”。相对应地，书中将中国的医学和医生称为“中土医学”与“中国医士”，后来简称为“中医”。这些称呼被传教士们广为接受，外国传教士医生后来著有《西医举隅》（1875年）、《西医汇抄》（1890年）等书，1881年嘉约翰又在广州创办《西医新报》。“西医”和“中医”在晚清开始成为习用语，很多中国的文人和报刊也都采用了这种叫法。
“旧医”称谓的出现
由于西医不喜欢“西医”，在民国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期间，一些人参照新文化和旧文化的叫法，提出了“旧医”和“新医”的名称。1917年，留学日本学医的余云岫著《灵素商兑》，针对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宣称要“撷其重要而尚为旧医称说之中坚者而摧之”，正式将中国传统医学称为“旧医”，同时将西方医学称之为“新医”。正如“新文化运动”以扫荡“旧文化”为己任一样，“新医”与“旧医”分别代表着进步与落后，隐含了发展与淘汰的意味。新医、旧医这样的名词在西医界得到赞同，纷纷响应使用。
面对西医的举动，中医界不少人起而与之论战。不过注意力多数集中在驳斥余云岫等攻击中医的言论方面，对名称虽然反感，还未曾十分着意。到了1928年，中医忽然惊觉：由于卫生行政全被西医掌握，带有歧视性质的“旧医”之名已经被用到了政府文件中！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了卫生部，开展筹划卫生行政。当年卫生部下发的一系列全国医药情况调查表中，有一张就叫做“旧医旧药登记表”。宁波中医协会的王宇高十分关注此事，强烈要求杭州市公安局公开有否受西医授意摧残中医、所列名称有否经过市政府会议同意等。
不久宁波卫生局也下发了这张调查表，经王宇高质询，得知其格式来自卫生部。于是，1928年12月，王宇高所在的宁波中医协会上书卫生部，质问“旧医旧药”之称的来由，并呼吁全国中医界起而抗争。
不久，卫生部长薛笃弼回复说：“查本部所发11种调查表，以‘新’、‘旧’命名中西医，用意在使统计时易于识别，以求真确之统计，并非法定名词。该呈所云侮辱，实属误会。”薛笃弼并非学医出身，对中医确无成见，如此解释并非推搪。但卫生部除他之外，如次长刘瑞恒等其他人员多数为西医出身，就难保没有人歧视中医了。调查表的名称应该就是出自卫生部某个经手人的私意。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余云岫被聘为卫生部中央卫生委员，并在1929年的中央卫生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而且会议通过的决议，居然也用了“旧医”这一称呼，名为《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
用“国医”对抗“旧医”
在决议引起的全国性中医抗争浪潮中，“旧医”称呼被中医界高度重视。广东《杏林医学月报》刊载数篇文章强烈反击，如畔叟文谓：“倘谓西医为新，中医为旧，便要废止，则一般西医何以仍皆用中国旧式的‘医’字，不别用一个新式的名字呢？……中医虽旧，也能活人。”
西医界在发明“新医”、“旧医”称呼的同时，也将西医称为“科学医”，中医称为“非科学医”，以显示中医与近代科学的不相容。科学与否，一直是西医攻击中医的着力点。以当时“科学”地位之崇高，根本难以容忍中医有关“科学”是否全部真理的疑问，中医不能不别辟蹊径，以另一种更具广泛社会基础的标签来争取生存空间，这便是“国粹”。于是，与“旧医”的贬抑名词针锋相对，中医提出了“国医”的概念。
早在此前与余云岫等论战时，著名中医时逸人就提出过“中医一律改称国医”的呼吁，不过当时影响不大。到了1929年3月17日中医集会抗争时，民族和国家情绪高涨，会场中人们高呼“提倡中国医药即是保存文化经济”、“中国医药万岁”等口号，杭州中医协会提出将3月17日定为“国医节”提案，获得大会通过。1929年12月，在中医界为抗争教育部将中医学校改称学社而再次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临时代表大会时，更通过了将“中医中药一律改称国医国药”的决议。这样，“国医国药”成为了中医药业界的正式定名。
趁着抗争取得的有利形势，中医积极争取国民党政界人士的支持，提出应设立全国性的中医药学术机构“国医馆”。1930年5月7日，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226次政治会议上，时任行政院院长的谭延闿及胡汉民、陈立夫、焦易堂等七位元老联名提出议案，建议“援照国术馆之例，提议设立国医馆，以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医学术及学术研究”，并论述了国医馆的职能，附有组织大纲。提案在会上获得议决通过，中央国医馆被批准成立。这样，“国医”又得以成为政府机构名称。
可想而知，西医界对这种情况极其不满。西医团体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书，质疑说：“举世界公认全球实行之医学横加之以‘西医’之名号，而隐然跻时代落伍之国医与之对待矣。”余云岫更抨击说：“通行数千年之非科学医，不但不谓之‘废医’，反徇其自尊之号，认之为‘国医’矣。于通行世界之科学医，不但不谓之‘国医’，且不欲其有医师之称，必横加之以‘西医’之名而后快。颠倒错乱，谬论谬妄矛盾，真笑柄也。”1932年中华医学会大会还通过决议，反对中医用“国医”之名以致混淆视听。
然而，不管西医界如何反对，以及如何坚持使用“新医”和“旧医”名词，但已不能影响到行政决策。中央国医馆从1930年起筹备，1931年3月17日在南京市头条巷国术馆的大竞武场召开成立大会，国民政府、行政院均派代表到贺。这标志着，一个特定的“国医”时代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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