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国医学通史》

内容：
中国医学通史编撰《中国医学通史简编》经过医史学家们长期的学术酝酿、研讨，筹划，最终在卫生部和老一辈医药卫生工作者的关怀下，动员组织了全国医史界（包括台湾和香港在内）的专家学者，于1987年正式开始编写工作，《中国医学通史简编》各分卷历时八个春秋，经多次审阅、修改而初具规模，下面谨就有关编写与研究中的一些学术和技术问题，作以下必要的说明。

（一）体例与分期问题：在编撰《中国医学通史简编》这部巨大著作的酝酿过程中，考虑讨论了该书的分期问题，最后确定为四巨册，即古代医学分卷（远古～1840）、近代医学分卷（1840～1949）、现代医学分卷（1949～1995）与医史文物图谱卷。

为首先给人以清晰的时间概念，并能体现医学发展的规律，古代卷分中国原始人类的医药卫生活动等10章，在编述上以时系事，联系医家、医著、学术、体现了中国医学通史纵不断线，从古通今的连贯性特点。

在每章中，又吸取了志书体例，先概述、医事制度、律令、医学教育；次医，药卫生保健等学术；再医药文化交流，医家传记、医籍评介；其它较独特的专节一般放在最后。

医学史分期，是否切合历史实际，是测量一部医学史学术水平的重要依据之一。

因为，切合中国医学发展历史实际的分期法，不但在宏观上给人一目了然、纲举目张的效果，而且透过分期的微观上还能得出医学发展在各个时期的实质内函，《中国医学通史简编》总结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多部专著分期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在科学的分期上应注意以下三个不同层次的要求，这就是首先必须充分反映出医学在各个不同时期的不同实质和特点；其次，要考虑到中国科学技术史和文化史特点的相对一致性；再次，是在前二者的基础上，注意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相关性等。

这个层次是不能倒置的。

由于中国医学史是一个网络状的结构，这种纵横交织、纲举目张的史书体例，能比较全面系统地容纳中国医学史的基本内容，虽在形式上比较固定少有变动，但每章节的内容则各不相同，然而却能从中看出上下的衔接与发展变化。

（二）关于医学起源问题。

中外医史界、科技史界历来对此意见分歧、见仁见智，往往使人莫衷一是，无论是巫源说、动物本能说、圣贤创医说等等。

均不无道理，但又各有偏颇，通过综合分析，本书在编写中主张以实践为主体的多源综合说，其间有一个内在的逻辑发展过程，人类医疗活动的历史比巫出现要早，所以单纯强调医源于巫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动物越高级，其本能越减退，所以以动物本能为医的唯一源泉是难以成立的。

圣贤创医说则是复古思潮的产物。

所以说医学起源问题绝非某一单纯观点所能圆满解释清楚的。

（三）中国古代医药学的形态结构。

中国古代医学是传统医学的发展范式，是把人放在天地与社会心理中去考察，具有宏观整体性，是个多源一体化的结构。

在中华民族医药文化形成的过程中，集中了各民族各地区的医疗学术经验在内。

而居住在中原一带的医家在总结各地各族医药经验时“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异而皆愈者，得病之情，知病之大体也。

”因而，当中国古代医学体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包括民族医药在内，在以后的历程中，以汉医为主体的传统医学不断地吸收各少数民族医药的新鲜经验，另一方面各少数民族又逐渐结合本地区本民族的医药经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医学，这是中国古代医史上汉医与少数民族医，其共性与个性、整体和部分辨证的统一。

（四）中国古代医药与人文地理和文化传统。

环境是对中心而言，背景是对主题而言， 近几十年来，医史教研工作者在此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而有成效地探索。

中国传统医药学产生于中国，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与疾病作斗争、诊疗保健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

一方面，从远古以来中华民族祖祖辈辈就在自己的国土上生活、生产，进行各种社会文化活动与创造发明，本民族的文明一直未曾中断。

另一方面，又是处在一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在整个古代，受外来文化的冲击较少，而有兼收并蓄外域文化的博大气势，往往为我所用。

中国医学之外传，影响着朝、日、越等国的医学发展，成为这些国家传统医学的主要组成部分。

鸟瞰中国的地理环境，背依欧亚大陆，西北方横亘着戈壁大漠，西南方耸立着青藏高原天然屏障，东面是浩淼的大海，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中国人还把自己的国度当作天下的中心，自视为“天朝上国”。

以农业为主的物质生存方式，还有采集、捕鱼，狩猎，畜牧和手工业等，医药文化莫不受这种客观存在的影响。

民族心理的务实精神，是中国农业社会导致的一种心理趋向，铸造了中国人“重实际而黜玄想”的民族性格。

世俗的、入世的思想一直压倒出世的、超世的宗教神学思想。

当西方在漫漫的中世纪黑暗时代——只有神学而无科学的地位，科学只是神学婢女的岁月，中国的医药文化一直以其科学与文明的风姿在世界医林中占居领先的地位。

中国传统医学并不仅仅是历史上的医学，它有着更光明远大的前景，它是中华民族创造发明的，它又是属于全人类的，是中华民族对人类医疗保健事业的一大贡献。

从中国人文地理看，中国传统医药学文化中心，开始在黄河中下游一带经济发达的平原地区，从秦汉到隋唐仍在陕西、河南、山东及长江以北地区，北宋到南宋金元，中国医药文化中心呈东迁南迁之势，明清之际，中国医药文化的中心转移到江浙一带。

如果说中国古代医学最早的起根发苗和发展在黄河中下游流域，那么它的相对成熟和开花结果则在江南人文荟萃的地方。

（五）对医药学家评价。

医史是医药学家活动的舞台，医家的传记、著述、学术思想、医事活动等，牵扯到医史的每个纲目与网络。

本编对医史人物的评价，着重强调：①研究医学家的学说和学术思想，要求研究者所作的结论必须确切，必须符合实际，能反映其特点。

②研究医学家学说和学术思想，必须严肃认真，要从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入手，作深入细致的分析，千万不要单凭序跋、小传或二三手资料作结论；③医学家学说和学术思想的研究，不要回避矛盾。

在研究过程中，只要结论符合实际，能代表其学术思想核心，虽然它不符合潮流，或与多数学者的观点相反，也要敢于提出自己可供借鉴的意见或结论；④研究医家学说和学术思想，要不为前人的结论所惑，避免人云亦云；⑤研究历代医学家要予以历史评价，有褒有贬，一分为二，防止绝对肯定或全盘否定的结论，对医学发展有促进作用的就褒，有阻碍作用的就贬。

只有做到这一点，既知其进步性之所在，又注意到消极性之可能危害，才会对现代有更多借鉴；⑥研究医学家学说和学术思想要抓注主流。

医学家的学术见解、经验和论述，多是各式各样的，兼杂并列的，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少有本人对自己的学说予以明确的、系统的论述，这就要求我们通过深入钻研，分析综合，从错综复杂的大量资料中，理出一个切合实际的头绪；⑦研究医学家学说和学术思想，要探讨医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和规律性问题。

（六）医药学史料问题。

研究医药卫生发展，史料是基础，大量掌握和研究、鉴别史料是医史研究的基本功。

没有史料尤如无米之炊。

由于医学发展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化、军事、体育、交通、宗教等等人文现象和天地间各种自然环境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多种联系，所以医史研究中不仅仅局限于医、药、卫生，保健学术本身，还广泛深入地涉及到医药文化的各个方位与层面，医史史料的来源是多途径的。

古代医学史料以文献和文物史料为主，同时还包括一些医药卫生民俗史料。

文献史料除历代医籍和医史专著外，广泛地涉及到正史、野史、笔记、地方志、少数民族有关的医药文献。

这是本书史料的主要来源，其间有大量、细致的文献学研究，鉴别真伪、考证史源等工作。

文物史料多借助已往的金石、甲骨、简帛，以及现代的考古发掘资料，实际上一些文物史料已经变成文献资料。

我们将比较全面系统征集历代医药卫生文物图片，将收入医史文物图谱卷，作为比较直观的素材，将对文献发挥有说服力的科学的互证。

关于民俗，自古以来，民俗和医药卫生就结下了不解之缘，逐渐地形成了丰富多姿的医药卫生民俗，发挥过或正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作为医史的一个载体，民俗史料不可忽视，往往可补充文献史料和实物史料不足而造成的医论苍白和史实的匮乏，特别是原始社会医史，秦汉以至先秦医史，少数民族医史，没有自己民族文字、文献的民族医史，以及社会医学和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许多学术问题，医药卫生民俗史料的价值显得尤为珍贵。

绪论在这个世纪跨百、跨千的重要时期，科技浪潮瞬息万变、日新月异。

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医学，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正在振兴，继续为人类的医疗保健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走向二十一世纪。

中国医学通史是一面镜子，是其发展规律研究与再现的科学。

中医药学的文明史中国是医药文化发祥最早的国家之一，从文明的曙光在天幕上耀映亚细亚大地之时，遍及神州大地的簇簇史前文化篝火，由点到面联接起来，形成燎原之势，逐渐的融化在文明时代的光华之中。

从此，中国医药学的文明史开始了。

中国五千年的有文字可考医学史，由于东方文化发展的特色形成的中国独特理论框架，及近现代西方科学的撞击及西医的传入，出现两个分明的层次，在东西方医学交汇中呈现复杂多态的状态。

夏商西周时期医巫并存，在卜筮史料中记载了大量的医药卫生的内容，形成了医学的雏形。

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整个学术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时期，医巫分离，医学具有更显明的科学性、实用性和理性，占据了医疗卫生事业的主导地位。

临床医学的分科已现端倪，趋于专业化。

秦汉时，以伤寒、杂病和外科为最突出的临床医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这是中国医学史上的第一次高峰。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动乱割据的状态，医药学在脉学、针灸学、药物方剂、伤科、养生保健中外交流等各方面取得了成绩，为医学的全面发展积累了经验。

隋唐时期，国家重归统一，国力强盛，文化繁荣，形成了一种空前辉宏气势。

中国医学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医学家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获得了更为丰富的成果。

这是中国医学发展史上第二次高峰。

两宋是中医药学发展的重要时期。

政府的重视在医药发展上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北宋政府组织人员编纂方书和本草、设立校正医书局、铸造针灸铜人、改革医学教育、设立惠民局、和剂局、安剂坊、养济院、福田院等等，有力的促进了医药卫主之进步。

辽、夏、金、元与两宋王朝并立以至元灭宋统一全国。

这是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大融合时期，是中国医学史上学派争鸣、民族医学奋起的一个辉煌的时期，为多源一体化的中国传统医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呈现了蓬勃的生机。

明代，医药学发展出现革新趋势。

在探传染病病因、创造人痘接种预防天花、中药学研究等进入新的层次。

中外医药的交流范围已达亚、欧、非许多国家与地区，中学的输出、西学的东渐，使中外医学文化在交流接触中，互惠受益。

清代前、中期，医学趋于普及与升华发展的时期，王清任躬身于人体解剖，著有《医林改错》，反映了“中国医界大胆之革命论者”的开拓进取精神。

上述的这一切，是中国古代医学波澜壮阔的历史梗概。

这样一脉相承、绵延数千年一直未曾中断的医药文化及文明，是世界医学史上所罕见的。

中国古典医籍数量之大，名医辈出，人数之多，在同时期的世界范围内也不多见。

中国传统医药学有着强有力的生命力，它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

经过了与近代医药文化的撞击、对抗到结合，也注意从国外先进文化中吸取有用的东西，遂出现了中西汇通合纂的探索。

传统医学在走向现代化。

近百年来，中国的现代医学，传统医学和中西医结合的格局将会对这百余年的中国近现代医学史作出客观的再现和评述。

中国医学史无论对于中国古代的医学研究，还是对近现代医学的研究，或是与各种不同体系医学的比较研究，对医、教、研和卫生管理等工作及学科都是不可缺少的。

它涵盖面广，所涉及的时间、空间久远博大，不是其他学科所能代替的。

医学史的概念中国医学史的全方位研究，医学史研究的不断深化与泛化，把医史工作者的目光带到中国医学史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以及与周边学科、社会人文与自然诸方面的关系上来。

也正是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医学史研究的要求将更高，人们已不喜欢仅仅是点、线、面的描述、记录、考证，而更侧重于立体性全方位研究探讨，注重于医史医究为实际应用服务。

中国医学史的研究发展到这样的水平，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医史学理论研究及本学科的建构给予关注，并展开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学术经验的采借。

过去，对中国医学史与中国医史学在概念上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中国医学史历史悠久，它是研究中国医学本身发生发展历史的学科；中国医史学则是以中国医学史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元科学。

它是研究中国医学史这门学科的发生发展规律，不要把历史本身研究和把研究历史学科作为对象的研究混为一谈。

如果把医学史理解为一种纯粹描述史实而不涉及医学发展规律的学科，而把医史学作为研究医学发展规律的学科，那是欠恰当的。

以为医学史不是学，不带有理论性，而医史学才是学，才是理论性的科学，也是不够恰当的。

医学史从来不排斥对医学历史的理论性研讨，相反，正是这一研究，才能更好地把握其发展规律。

二者之间或有研究侧重点之差异，但却很难确定其本质上会有更多的区别。

过去习惯于用比较幼稚和比较成熟加以区别，但在二者之间要划一个严格的时间界限或学术分水岭，却几乎不大可能。

单就中国医学史研究而言，虽然历代已经作出了巨大成绩，但仍有许多领域尚侍开发。

中国医史学研究范围是十分广泛的，一般而言，首先有通史研究，如中国医学通史，包括医学科学各个领域自古到今系统而全面的阐述研究；第二，是医学专科史，如：解剖学史、生理学史、内科学史、外科学史、妇科学史、预防医学史、免疫史、卫生保健史、医学教育史、学术思想史、医学管理制度史等；第三，为疾病史，其内容更为丰富。

如呼吸系疾病史、消化系疾病史、天花史、麻疹史、痢疾史、疟疾史心脏病史等等；第四，名医传记之研究；第五，古典医学文献的历史研究；第六，医学学术交流史研究；第七，少数民族医学史研究；第八，医学断代史研究，即取医学发展的某一时代，作横向研究；第九，新兴的研究领域，包括医学史与其他学科交叉渗透而形成的新学科，如医学考古，特别史前有关文物的发掘研究，为提供接近历史真实有了可能性；第十，还必须指出医学史的理论研究，这对医史学研究是十分重要的，例如：医药的起源，医学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医学史的分期，中外医学史比较研究，医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医学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哲学以及各种文化、科学技术等诸种因素的关系等。

以上十个方面，大约可以概括中国医史学研究的范围，也在一定情况下反映了现阶段中国医史学研究的深广度。

中国医学史的理论研究是中国医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具有十分明确的目的与意义：医学史理论研究是医学史和医学科学领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医学科学的发展，是人类同疾病及影响健康的一切不利因素进行不间断斗争的经验总结和循序提高的过程，不断扩展探索领域以求相关进步的过程，因此，医学科学具有两个最为重要的特点，即继承性与系统性。

中国医学特别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除了上述两个特点外，由于其本身在近代遭到政治的干扰，未能实现其自身的现代化，其丰富的医疗经验和理论知识，仍然存在着重要的现实应用价值，即实用性。

中国医学史理论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基本上是由上述继承性、系统性和现实的实用性决定的。

恩格斯曾指出：“科学史就是把这种谬误逐渐消除，或是更换为新的，但终归是比较不荒诞的谬误历史”。

中国医学史理论研究，正是要揭示中国医学在其发生、发展和进步的历程上，如何不断取得新的进步和成果，以为学科建设与现实的需要服务。

因此，归纳起来，其目的和意义约有以下若干方面。

（1）通过研究揭示中国医学科学的特征，总结历史经验和探索其发展规律，为当代医学科学的发展道路、途径和方法，提供政策性借鉴。

（2）研究中国医学发展与历代社会制度、政治经济、哲学思想、宗教文化和科学技术的相互关系，分析研究揭示其诸种因素的相互影响，从而汲取其历史经验和教训，对制定和正确评价医药卫生工作的方针，一定会有较好的理论意义。

（3）通过对历代医学家科研方法的研究，分析其成功的或失败的思维方法、工作方法，总结其经验，揭示其存在的规律性，用以选择科研方向、制定科研规划，创造有利于科研课题的顺利进行发挥有益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4）对历代作出杰出贡献的医学家，研究其成长道路、治学态度、学术思想等，用以为当代的医学人才培养，出人才、出成果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5）通过对中国医学科学技术的研究，特别是诊疗技术的创造发明史的研讨，讨论其历史作用和在国内、外的影响，振奋中华民族创造精神。

（6）国内、外医学交流，是医学科学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中国先进的医学理论和医疗技术对国外曾有过巨大影响，国外先进的医学理论和医疗技术，也曾对中国医学的发展产主过巨大的作用。

上述经验的总结在中国医学史研究上也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7）理论体系产生出错综复杂的情况。

中国医学史是一门高度综合的学科，不但是医学本身各学科的高度综合，而且是医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高度综合。

因此，要了解和掌握其整体的本质，汲取其有益思想，就必须了解医学发展的全过程，这也是中国医学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功能。

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进步、创新和新理论经验的突破，无不以前人的经验、成就作为起跑点，医学尤其是这样，任何一位有成就的医学家都不可能是在割断历史的情况下获得的。

在当代，虽然医学史研究的广泛意义远未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但是，中国医史学研究对发展中国医学，实现中国传统医学、现代医学现代化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学科，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任何其他学科所不能取代的，正因为如此，国外专门研究中国医学史近年来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

医学史的发展作为医学的组成部分的中国医学，同样是研究人体生命活动、疾病防治、增进健康、延长寿命和提高劳动力的知识体系和实践活动。

中国医学与西方近现代医学是有许多差异的，它的发展与地理、气候环境，以及社会的经济结构、科学技术、哲学思想和文化传统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但这并不妨碍中国医学成为人类共同文明的组成部分。

在医学的发展过程中，有着更强烈的继承性，凡是新的进步和新的创造发明，都是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攀登的结果。

因此，研究医学的过去，温故知新借以为鉴，成为解决当前存在问题的宝贵财富。

医学科学的另一个特点是发展中的系统性，这无论在传统医学科学或现代医学科学中，都有着明显的表现。

每一课题或学科问题的顺利解决，都需要其他学科或专题的密切配合和合作，需要共同努力分工和各司其职。

医学发展在当代面临着分科越来越细，越来越专业化，往往难以避免局限性和片面性。

医学史是一门高度综合的科学，在弥补上述可能的缺陷中，或能发挥其更为重要的积极功能和作用。

中国医学史是中华文化历史长河的一条支流，在人类文化的氛围中生生不息，以其旺盛之生命力自立于古今学科之林，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和继续存在的价值。

历代学者研究总结历史经验者颇不乏人，他们的医史性著作虽有历史局限性，但均在不同程度上给予我们许多启示，例如司马迁《史记》中的《扁鹊仓公列传》，中国历代修史，为医学家立传，记述疾病流行，详列医学文献等，几乎成为必须遵循的传统。

特别是传记体医史研究，有唐代甘伯宗《名医传》、宋代周守忠《历代名医蒙求》，明代李濂《医史》，清代医史类著作逐渐增多，如：王宏翰的《古今医史》，徐灵胎的《医学源流论》等，基本上都是以医学人物为主体的名医传记性著作。

涉及医药卫生各个领域，并以系统论述中国医学编年史为特点的医学通史著作的出现，当首推陈邦贤《中国医学史》（1919）先生在论述自己为何研究中国医史学时指出：“世界医学昌明之国，莫不有医学史、疾病史、医学经验史、实用史、批判史等，以纪其历朝医事之沿革，及其进化之理由，且以医史学为医学中独立之科学。

吾国昔时亦有李濂医史，甘伯宗名医传，发皇往哲之奥赜，然咸秉传体，不过较方技传为略详耳，吾国数千年之医学，岂区区传记遽足以存掌故资考证乎哉，此邦贤之所以发愤编辑中国医学史也。

”1932年第二次修订，被收入《中国文化史丛书》中，后经日人山本成之助日译在东京出版，1957年第三次修订出版，内容更加丰富，各版次或有多次印刷，影响国内外中国医学史研究甚巨。

继而则有王吉民、伍连德合著的《中国医史》（英文版，1932年），李涛《医学史纲》（1940），中国医史研究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间曾比较活跃，创办了中华医史学会和中华医史杂志，曾有较多的高水平医史论文发表，推进了中国医史学研究向着深层次发展，其间虽多次停刊，但七十年代末复会、复刊后学术交流空前繁荣，北京、上海、广州、内蒙、黑龙江、辽宁、吉林、福建、浙江、陕西、安徽、广西、四川、河南等省市自治区也相继恢复或创建了医史分会，各地区，有些少数民族还举办过各种类型的医史学术会议，1992年8月于北京举办首届国际医史学术会议暨第十届中华医史学术会议。

中国药史学会、马王堆医书研究会、文献学会等也积极开展各项学术活动。

1951年，中央卫生研究院中国医药研究所建立的医史研究室是中国最早的医史研究专门机构。

1955年该研究所划归中医研究院，1956年，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室受卫生部委托，开办了全国第一届医史师资训练班，为中国医学史的教学、科研培养了一批骨干。

1982年经卫生部批准，在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室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李径纬继陈邦贤先生之后任该室主任、所长，1983年，卫生部委托该所为全国医史与中医文献科研、教学骨干培训基地。

1984年10月，该所举办了为期将近一年的全国第二届中国医史教研骨干进修班。

此外，陕西、辽宁、山东、湖南、上海、四川、湖北、天津等省市的中医药研究院也都设有医史文献所（室），少数民族医学研究机构中也很重视医史文献研究和相应科室的设置。

医史研究的机构、组织和专业队伍的布局渐趋合理、阵容不断壮大。

教学机构不断增加，人员不断扩充，素质相继提高，特别是1978年始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首次招收了医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87年又率先招收医史学博士研究生，十多年来全国培养医史硕士近百人，他们的学位论文使中国医史学研究水平和学术价值均大大提高。

在这十多年中，有计划强调和加强了医史学理论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医学史调查研究，近现代医史研究，医学考古研究等等。

在这十年中，中国医学通史类、专科史类等专门著作的出版也很活跃。

医学史的理论研究中国医学史的理论研究是中国医学史研究中是极为重要的。

在中国医学史研究中，注意总结中国医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探索其内在发展规律是医史研究的根本任务。

选择研究课题是研究工作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一般可在上述研究范围内，参考研究任务和目的性，经过对客观需要的调查、研究现状的摸索、取得成功可能性的了解，可以初步确定研究课题。

初步课题意向是单一的，也可能同时获得多个课题；初步课题既可能是小的，也可能是一个内容广泛的大课题；初步课题可能是很专门的，也可能是一个包罗很多的复杂课题等等。

此刻，如果研究者可以给予分析、鉴别，确定其最佳选择，那么就可根据需要和可能等，将研究题目定下来。

不然，研究者在这些初步形成的课题面前感到有些无所适从，或下不了决心，那就可向有关专家、前辈、同事或朋友等请求指导，共同分析这些初步设想的利弊，可能性之大小，资料之多少，调查之难易，研究者的兴趣和知识基础，特别是社会效益、学术价值等，在比较中逐步确定其最佳的选题。

研究课题选定后，研究工作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大量收集和掌握有关史料就成为关键所在。

一个极好的选题，没有足够史料收集的支持，就不可能形成有说服力的结论，甚至造成研究工作的失败。

医学史料之收集主要可分为两大类：即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

直接史料，或可称为第一手史料、原始资料。

如就医学人物之研究，其档案材料、自传、书信、著作手稿、论著、笔记、遗物、墓志铭等；直接史料还有一个重要来源，这就是考古发掘之所得。

一般而论，由地下发掘或由石室、古建中所获者，均有较高的直接史料价值。

间接史料，或称为第二手史料，非直接史料一般均属此类。

如就医史人物研究而言，非本人撰写的有关传记、回忆录，或经重编的著作、文艺作品、美术雕刻、评述、论文等，或属第三次转引、编录者，故其学术价值和参考意义便有所降低。

不过，也有不尽然者。

史料犹如炊米、原料，医史学研究如果没有史料，那就是无米之炊，没有原料的工厂，这个道理很清楚，无需多费笔墨。

如何收集好史料，的确存在着方法和技巧问题。

如果对所选课题的基本情况已有初步了解。

便从直接史料之收集入手，再及于间接史料；相反，亦可由近及远，即由间接之二手、三手资料入手、理出线索，再循序收集更有价值的直接史料。

其方法大约有：查阅文献、实地调查、考古发掘、文物征集等。

要善于鉴别医学史料的真伪。

如上认真的收集和证购，有可能获得大量有关史料，这就为课题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雄厚的基础，然而为了确定其真正价值，还要进行科学的鉴别。

民族医药中的精湛技艺和特效方药倍受重视。

医学考古学。

这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

医史研究与考古学和人类学等交叉研究将要诞生一个新学科，属于科技考古学的范围。

在中国，考古学主要是对元代以前的有关人本身的遗骸，和使用的工具进行研究。

这许多考古资料，可以补证史书的缺漏和不足，是医学史研究中不可少的。

医学考古学与医学史虽有研究的对象和方法不同，但却有着殊途同归、异曲同功之效。

与医学考古学直接相连的是中国医史博物馆及其学科。

远古以来，在中国的地上地下保存了大量的医药遗址、器物等。

有的作为名胜古迹被保留下来，有的则被损毁，有的文物保存在古董商和博物学家手中，有的则被方志、野史笔记、金石学、文献学所收录。

近代博物馆中常有关于医药卫生的文物陈列内容和学术研究成果。

随着医史研究的深入和大量医史实物资料的发现、搜集、整理，考古学的发展和博物馆学学科内容的系统分类，在专门博物馆内分划出了医史博物馆。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博物馆工作者就已经提出：“倘今后几百科学，各设专馆，搜集实物，以资稽考，则学子之所诵习者，可以目验，一国富强，民情风俗，以及现代科学之沿革及其应用，俱能一目了然，供其参观。

”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医史博物馆，创办于1938年，1959年归上海中医学院，在馆藏、陈列、机构建设、人员设置等均不断取得发展，出于教学的需要，陕西中医学院等单位积极筹办医史博物馆，该馆现已升格为陕西省医史博物馆，收藏及陈列均较丰富多彩，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广州、吉林、成都、山东、甘肃、湖南、南京、北京、江西等中医学院也相继办起了医史陈列室、馆。

中国医史博物馆，其前身是1950年全国卫生展览会的医史部分，后划归中国中医研究院。

此后，曾在该院多次复展并得充实发展。

经过多年征集医药卫生文物等，于1982年建立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时，正式建立了中国医史博物馆，现有文物近4000件。

此外，河南南阳有张仲景医圣词、陕西耀县药王山，孙家塬有孙思邈纪念馆、湖北蕲春有李时珍纪念馆，以及陈实功、万全、皇甫谧、扁鹊、吴尚先等古代医家和近代医史遗址，医家的纪念馆遍及各地，还有少数民族的医药胜地，如西藏的药王山、青海塔尔寺的门巴扎仑（医学校）、内蒙古的三镇医学旧址等，都具有医史博物馆的性质。

这些医史文物与胜迹，生动而直观地证明了中国医学的悠久历史，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中国医史博物馆学是中国医学史与博物馆学交叉的一门新学科，是中国医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和良好社会效益，也是中国医学史的一大特色。

医史工作者的主要任务是阐明过去，阐明过去则是为了认识医史经验教训、评价已往的医史人物，以前人为鉴，为的是今人和后人。

因此，医史工作者所从事的劳动，是有益于当代，惠及子孙的事业。

医学史研究所涉及的对象，范围非常广泛，因此，这对医史工作者的素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医史工作者运用德、识、才、学四条标准，既是对治史能力的衡量，也是对医史工作者基本素养的要求。

史德，即治史的道德和思想品德。

秉笔直书，不隐不昧，实事求是，客观的反映实际，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应该继承和发扬。

史识，就是观察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总结表述等能力，“这样能力，既包括史学工作者的思维素质与能力，又包括史学工作者的开拓创新精神与能力。

史学工作者能够做到，见微知著，洞察底蕴。

透过现象，发现本质，言人之所未言，知人之所未知，启示当今，预测未来，这就是‘史识’”。

史学，是指医史知识、医史学的理论。

《隋书·经籍志》说：“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记，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

”尽管这样要求标准不甚完备，但其中“博”与“通”这两条有可取之处。

博是指知识结构横向联系，通则是指知识结构的纵向联系方面。

所以治医史，除了解医学各方面知识之外，在对专业专精的基础上，根据需要和可能还要具备多种学科的相应知识，才能提高医史学术水平，有可裨益。

史才，中治史的才能，如研究能力，史实真伪曲直的鉴别、分析能力、组织、综合能力、语言的表达及写作能力等等。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总序》说：“史之为道，撰述欲其简，考证欲其详。

”对于写出的医史文章和书籍应当论从史出，言必有据，将科学性、艺术性和可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就须要有史才。

中国医史队伍是由医、文、史，哲各科人员组成，整个的知识结构比较合理。

还有相当一批医史爱好者，有的人也取得了良好的研究成绩。

在中国医史研究的长河中，医史工作也曾几度风雨，几度春秋，有它轰轰烈烈的年华，也有惨淡失落的岁月。

中国医史工作者经受了这种沉浮的考验，近十余年间，我们已培养医史学硕士近百名，医史学博士10余名，更接受国外有志中国医史学博士研究生，以及短、长期考察访问学者等等，表现出了对医史工作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难能可贵“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虽然在面前还有种种困难，但中国医史研究正在走向世界，这是大趋势。

中国医学通史的完成，是中国医学发展在本世纪九十年代中空前的比较系统全面的一次总结，但绝非最科学完美的终本，尽管现在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和困难，其他学科文明史需要医史，人民需要医学史，医学发展需要医史，我们相信未来将更加光明。

让每一个医史工作者、医史爱好者、热心并支持中国医史研究的志士仁人，为繁荣中国医史研究事业而齐心协力，共同奋斗，使我国医史研究、教学的后来者能在一个更好的基础上大步迈进！

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原始人类及其卫生活动中国是人类起源的发祥地之一，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人类已有300万年的历史。

有人研究认为：“人类绝不是首先从天然环境优越的地区发展起来的，……一种区域性的和异常严峻的自然选择力量，成为促使森林古猿种群分化并从中派生出人类的主要原因”。

（陈恩志：《中国与南亚人类起源中心说》史前研究，1985年第3期）。

中国喜玛拉雅山系是距今1800万年地球板块飘移、碰撞、隆起而致的造山运动的结果，生态环境的巨变可能是促使人类产生的条件。

横断山脉东侧近数十年来不断有蜡玛猿、西瓦猿化石的发现，证明这一地区是人类的摇篮之一。

生态环境的剧变、严峻的自然选择力量，迫使人类从其起源开始，到以后的体质演化，都必须与自然展开艰巨的斗争。

其中包括与疾病及损伤的斗争，人类生存和保健的需要，是医学产生的基本条件之一。

它向医学史研究者提出，史前人类的研究是医学起源和医学历史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遍布中国大地的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一、我国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化石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经历了数十万年以上的原始社会时期。

迄今为止在中国境内发现的古人类化石遗址和考古学文化，有以下几种可作代表：元谋人。

早期类型直立人的代表。

1965年5月在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村附近元谋盆地东侧山麓的小丘上，发现同属一个不大年龄的人体左、右上内侧门齿化石两颗化石。

以后经多次发掘，在元谋人化石所在的褐色粘土层里，又发现了石器、炭屑和哺乳动物化石。

表明约在170万年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已在这里生息繁衍。

(胡承志：《云南发现的猿人牙齿化石》，地质学报，1973年第1期)蓝田人。

1963年在陕西省蓝田县发现蓝田人头骨、颌骨化石及其文化遗物。

蓝田人属中更新世时代，包括蓝田县城东的九间房公王岭和城西北的泄湖陈家窝两个点，前者距今78～80万年，后者距今50～60万年，两地相距29公里，除发现人类化石外，还出土有石器、动物化石、炭屑等。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陕西蓝田新生界现场会议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5年)北京人。

距今约40～50万年，北京人化石自1921～1966年历次发掘所得，共有头盖骨6个、头骨碎片（包括单独的面骨）14块、下颌骨15块、股骨7段、胫骨1段、肱骨3段、锁骨1根、月骨一块、零散和附连在颌骨上的牙齿153颗、约代表43个个体。

除人类化石外，尚有大量的石器、骨器和角器以及丰富的用火遗迹。

(贾兰坡：《中国猿人及其文化》，中华书局，1964年)丁村人。

1953年在山西襄汾丁村一带，发现有旧石器和动物化石，1954年和1976年又两次发现人类化石。

丁村遗址是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典型遗存之一。

在石器中，三棱大尖状器最具特色。

丁村文化距今15～10万年。

(裴文中等：《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9年)山顶洞人。

1930年在北京市周口店龙骨山北京人遗址顶部的山顶洞发现，故名。

属于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化石，距今约18，000年。

除人类化石外，还出土有穿孔饰物及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并发现中国迄今所知最早的埋葬方式。

(贾兰坡：《中国在陆上的远古居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年)我国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址还有马坝人、长阳人、资阳人、柳江人、河套人等，古人类化石遗存十分丰富。

二、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遍布中国大地，从内蒙古到海南岛，从东海之滨到西藏高原，到处都有发现，迄今总计在6000处以上。

典型的有：仰韶文化。

1921年首先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故名。

时代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

其分布为以渭、汾、洛等黄河支流汇集的中原地区为中心，共发现遗址1000余处。

重点发掘的有：陕西的西安半坡、郑州大河村等十余处。

仰韶文化的陶器以手制红陶为主，房屋遗址发现400多处，建筑形式有半地穴及地面营造等。

仰韶居民主要从事农业，兼作采集和渔猎，一般认为具早、中期为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时期，晚期开始向父系氏族公社过渡。

(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龙山文化。

泛指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也有称为金石并用时代的。

1928年在山东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首次发现而命名。

龙山文化内涵丰富，主要分布在山东境内，时间为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2000年；河南龙山文化，分布在豫西、豫北、豫东等地区，发展为中国文明初期的青铜文化，年代为公元前2600年到公元前2000年；陕西龙山文化，主要分布泾河、渭河流域，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共性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石器、骨器、陶器等手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在某些遗址发现了铜器。

揭开了青铜文比的序幕。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41～125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此外，甘肃、青海地区的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山东的大汶口文化，湖北的大溪文化，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崧泽文化、良渚文化，浙江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内蒙古东部和辽西的红山文化，云南、西藏的新石器文化等，反映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普遍和丰富多采。

原始人类的体质和健康状况一、原始人类体质的演变人类体质是由古猿进化逐渐形成的，其进化为：古猿→早期直立人→晚期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现代人古猿；古猿→巨猿→现代类人猿；上述人类进化链条上的每一主要环节，我国均已发现具有代表性的化石，在体质上也明显具有中国人种（即蒙古利亚人种）的特征。

（一）早期直立人早期直立人或称南方古猿。

生存年代距今300万—150万年，由于中国过去未发现南猿化石，考古学家一般认为，亚洲的人类是由非洲迁移而来。

1970年在湖北建始县高坪龙骨洞和巨猿牙齿化石共存的早更新世晚期层中，发现三颗与南方古猿纤细种接近的下臼齿（高建：《与鄂西巨猿共生的南方古猿牙齿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5年第2期）。

1989年在湖北省郧县弥陀寺村出土了中国第一具南猿头骨化石，填补了亚洲人类起源链条上缺少的环节（《嘹望》1990年18期；英国“自然”杂志357期）。

（二）晚期直立人晚期直立人或称直立人，包括早更新世后期和中更新世的直立人类型。

晚期直立人在欧、亚、非三洲均有发现，距今200万年（或150万年）—40万年（或30万年）。

直立人脑容量显著增大，能制造较进步的旧石器，并开始用火，但体质上仍有较多的原始性。

我国发现的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均属晚期直立人。

（三）早期智人早期智人亦称古人，包括中更新世后期和晚更新世前期的人类，体质上与现代人更接近。

但仍有一定的原始性质，距今约30万年（或20万年）至5万年，我国发现的丁村人、马坝人、长阳人、桐梓人等均属早期智人。

以丁村人为例，其化石为一个十二、三岁少年的右侧牙齿。

两颗门齿舌面呈铲形，和北京人相似，但齿根、齿冠较细小，舌面隆突和指状突也较简单，与现代蒙古人种已无差别。

下第二臼齿的齿冠和齿根也较北京人的细小，齿冠相对高度则较高，咬合面无北京人的复杂。

丁村人是北京人和现代人之间的中间环节。

（四）晚期智人晚期智人亦称新人，包括晚更新世后期到现代的人类，生活在距今5万年到现在，体质特征与现代人基本相似。

我国发现的河套人、资阳人、柳江人、麒麟山人、山顶洞人等均属晚期智人。

这里主要介绍河套人和山顶洞人。

河套人。

自1922年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萨拉乌苏河沿岸发现以来，积累有顶骨、股骨等人类化石22件，经过研究，河套人尚有一些原始性质，如头骨骨壁较厚、骨缝较简单、下颌体较粗壮、颏孔偏低、髓腔较小等，总的体质特征已很接近现代人，属晚期智人，生活距今5～3．5万年，河套人门齿内面呈铲形，枕鳞上方有顶间骨，与现代蒙古人种很接近。

山顶洞人。

化石资料代表8个不同性别的个体，其中有成年人5个（包括1个超过60岁的人），一个少年，一个儿童，一个婴儿。

山顶洞人头骨在顶结节附近最宽，牙齿较小，齿冠较高，下颌前内曲明显，下颏突出，脑容量达1300——1500毫升。

男性平均身高为1．74米；女性1.

59米。

表明他们与现代人已无差别。

二、原始人类的疾病（一）口腔疾病通过分析考古发现的牙齿资料，原始人类的口腔疾病主要有牙周病、氟牙症、龋齿、齿槽脓肿以及磨耗等。

牙周病蓝田人下颌骨右侧第一臼齿的颊侧齿槽上，有显著萎缩和边缘变厚的牙周病理变化的痕迹，该臼齿因病于生前脱落，致使右侧全部牙齿和左侧两颗门齿向缺隙部位倾斜。

山顶洞人老年个体的牙槽骨上，也有牙周病的痕迹。

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发现有牙周病。

在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的113具人类下颌骨中，有46具患牙周病，占下颌个体数的40.

7%，如以保存于下颌上的患齿计，牙周病齿数有172个（男118个，女54个），占牙齿总数的16.

6%，且男性高于女性（韩康信等：江苏邳县大墩子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考古学报，1974年第二期）。

河南成皋广武镇遗址的15具人类下颌骨上，有10个生前患有轻重不等的牙周病，有两个个体牙槽骨破坏较严重，有的牙根部几乎全部暴露，牙周病患病率为66.

7%（周大成：河南广武镇新石器时代人骨的口腔情况，中华口腔科杂志，1959，7（5））。

氟牙症，1971～1972年在贵州桐梓县发现的桐梓人六枚牙齿化石中，三枚有氟牙症的痕迹，一枚6岁儿童的左上第一臼齿和一枚属10岁左右个体的左上犬齿，釉质缺损尤为严重（吴茂霖等：《贵州桐梓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及其文化遗物》古脊椎动物与人类1975年第1期）。

发现于山西阳高县许家窑村和河北阳原县候家窑村的许家窑人类化石，据铀系法断代，距今约10万年（贾兰坡等：《阳高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76年2期），在一枚儿童上颌左中门齿的齿冠唇面左上方，具有明显的黄色小凹坑，是缺损型氟牙症的痕迹。

距今约12000--16000年间，在贵州义县猫猫洞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两个完整下颌骨，一个右侧下颌骨体以及仅有前颏部位的四个下颌体中，共存留25颗牙齿，几乎全部有氟牙症的痕迹，其中缺损型为主的患齿17枚，白垩型的患齿6枚，着色型患齿1枚，仅有1枚正常。

在一青年女性的下颌齿咬合面部位，左第一臼齿与右第一臼齿缺损形状相当一致，是一种罕见的对称性缺损氟牙症（曹波：《化石人类的口腔疾病》，化石，1990年第1期）。

龋齿，广西柳江土博甘前洞出土的晚期智人化石，左上第一臼齿和右上第二臼齿有龋病痕迹，患部位于近中面齿颈处，牙冠的近中面有龋洞。

江苏邳县大墩子保存于下颌骨上的牙齿计1035个，男性682个，女性353个，龋齿66个，占6.

4%，其中男性龋齿36个，女性30个，男女性的患病率分别为5.

2%和8.

5%，女性高于男性（周大成：《中国口腔医学史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

河南成皋广武镇出土的化石中，有牙齿210个，有龋齿41个，患病率为19.

5%，均较现代低（周大成：《中国口腔医学史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

齿槽脓肿，在晚期智人资阳人及新石器时代人类化石中均有发现。

在资阳人的化石中，齿槽骨破坏严重，左侧三枚臼齿在死前已脱落，在残留的内侧齿槽壁上，有显著的结构极不规则的骨瘢痕。

新石器时代江苏邳县大墩子化石中，与牙周病无关的9例根尖病灶中，占全部下颌骨数的8%，其中6例牙槽骨根尖病灶患有圆形瘘管，其余3例具有明显的根尖部牙槽骨吸收标志。

9例中7个生前患有严重龋齿，牙髓暴露，其中6个由于牙齿过度磨耗，牙髓暴露所致，一例由于生前咬硬物，牙冠部分釉质崩裂，使髓腔暴露所致。

齿槽脓肿在山东邹县、山东西夏侯等遗址中也有发现（颜词：《西夏候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报告》，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磨耗，在北京人、许家窑人、资阳人及众多新石器时代遗址化石中，均有发现。

河南成皋广武镇出土的15个个体的牙齿中，将老年3人、成年10人、儿童2人现存的208个牙齿分类，一度磨耗最少，二度次之，四度占第三位，三度占绝大多数。

有因磨耗过甚髓腔暴露，由穿髓感染形成根尖病灶，由此并引致牙髓坏死，颊、腭、根周牙槽骨消失，牙根暴露，牙髓坏疽等。

此外，根据牙齿化石，原始人之根尖周炎、错位牙、牙伸长等疾病也较普遍（韩康信等：《江苏邳县大墩子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韩康信等：《大墩子和王因新石器时代人类颌骨的异常变形》考古，1980年第2期）。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口齿疾病在原始人群中相当普遍的存在,可能是影响他们健康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时食物基本上是半生的禽兽肉、硬壳果、缺乏加工的谷物等，主要靠牙齿使之粉碎，从而增加了口齿的负担，使牙齿磨损过度，甚至发生折齿。

粗糙食物还易刺伤口腔粘膜和齿龈，由此并易引发牙周炎、龋齿等，齿病的多发必然会影响原始人的消化及营养吸收，这也是导致原始人类寿命较短的原因之一。

（二）创伤性疾病北京人的头盖骨大部分留有伤痕，并且是带有皮肉时受利刃器物、圆石或棍棒打击所致。

山顶洞人的一个女性头骨，有破裂后综叠粘含痕迹；左侧额顶骨之间、颞颥线经过处有一前后15.

5毫米、上下宽10毫米之穿孔，据认为，二者皆不是死后的骨质破损，而是生前受伤所致（宋大仁：《原始社会的卫生文化》，中华医史杂志3：186．1955）。

山东西夏侯新石器时代遗址二号墓男性见有右肱骨骨折后愈合。

愈合处有大片骨痂，骨折部位自肱骨背面外科颈附近斜向下至三角肌粗隆止点附近，全长近85毫米，骨折近段向前内移位，侧方移位达13毫米（颜词：《西夏侯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报告》，考古学报，1973年3期）。

广东曲江马坝人中见有眉骨及额骨动物啮伤痕迹；江苏邳县大墩子316号墓主左股骨有骨镞造成的箭伤；云南元谋、大墩子十五座墓中有八具骨骼之胸腹骶部留有生前被射的石镞，少者4枚，多者十余枚。

看来原始人死伤于创伤性疾病者为数不少。

（三）骨关节疾病骨关节疾病除上述的损伤一类外，在原始人骨骼化石中还常见有骨质增生、骨性关节炎、骨结核、脊椎变异、股骨弯曲增大及骨髓炎之类疾病痕迹。

仰韶文化姜寨遗址四十具尸骨中，都有骨质增生症，而平均年龄尚不足四十岁；渭南史家及宝鸡比首岭氏族墓地骨骼有多种病态，如M2八具人骨架中6号骨架为一中年女性骶骨与腰椎变异，8号骨架为一中年男性股骨弯曲增大。

M16六具人骨架中，10号骨架为一老年男性生前腰椎骨结核形成骨桥。

M18十八具人骨架中13号骨架为一中年女性骨结核（半坡博物馆等《陕西渭南史家新石器遗址》考古1978，1（5）参见贾兰坡：《中国大陆上的远古居民》P95）。

许家窑人枕骨部见有许多纤孔及细微皱纹，顶骨也有此类成丛小孔，古人类学家林一朴认为是缺少某种维生素而死的“骨小孔症”或“筛状外头骨症”（韩康信等：《江苏邳县大墩子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考古学报，1971年2期）。

五人中有二人如此，可见发病率不低。

（四）孕产和少儿疾病山顶洞人一具遗骨为尚未出生而死于母腹的胎儿；甘肃永清大何庄遗址见一婴儿位于成人大腿之间，很象是难产而致母婴俱丧。

邳县大墩子199具人骨，死于14～23岁者21具，其中女性13具，推测部分即死于孕产期（参见韩康信等：《江苏邳县大墩子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考古学报》1974．2）。

小儿死亡率尤高。

半坡瓮棺葬共73具。

年龄均在1岁左右。

甘肃永清大何庄82座墓葬，1～8岁小儿55座，占60%。

由于小孩骨骼易腐，我们无法断定其死因，但小儿难养易夭，是不难想见的。

三、原始人类的寿命原始人面临恶劣的自然环境，防治疾病的条件极差，他们的平均寿俞极低。

人类学家对北京人的38个个体的年龄进行过认真研究，发现死于14岁以下的15人，30岁以下的3人，40～50岁的3人，50～60岁的只有1人，其余16人死亡年龄无法确定（宋兆麟等：《中国原始社会史》，第32页，文物出版社，1983）。

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表明，当时平均寿命也很低，活到中年的较前有所增加,进入老年的很少，按性别统计。

在青年期，女性死亡率高于男性；在中年期，男性高于女性；进入老年期，又以女性为高，青年期女性死亡率高，当与难产或严后感染有关；中年期男性死亡率高，则与繁重的体力劳动、氏族间的械斗有一定联系。

原始人的生命和健康，受到严酷的自然环境的威胁，疾病丛生，寿俞很短，他们迫切要求医药卫生的保护，是促使医学发生的基本条件。

原始人类生活方式的演进与医药卫生一、火的使用对改善人类生活的意义是一种自然现象，在人类历史中，对火的认识、控制和掌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元谋人和蓝田人遗址，均发现不少炭屑和粉末状炭粒，这些遗物是否与人工用火有关。

北京人遗址发现大量的用火遗迹。

其洞穴遗址从上至下有十三层文化堆积，其中第四层有较厚的灰烬堆积，最上面是鸽子堂，西侧第三层下面有一石灰岩巨石，其上有两大堆灰烬。

第四层的灰烬厚达六米，灰烬中还发现了用火烧过的石头，动物骨骼及树籽，表明北京人已懂得用火，学会了保存火种，并已知道熟食。

总之，在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人类已掌握摩擦取火的方法。

民族学的材料也给我们提供了生物的例证，海南黎族、云南西盟佤族、苦聪族、景颇族等，至今还保存着原始的摩擦取火方法，《韩菲子》、《礼记》、《庄子》、《淮南子》等古籍中，也都有关于我国先民发明取火技术的记载。

《礼含文嘉》中说，“伏牺禅于伯牛，错木取火”。

火的使用在医药卫生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提高了人类对自然界的占有能力，《淮南子·本经训》说：钻燧取火，可以补“人械不足”，更重要的是，火的使用，使熟食成为可能。

《韩非子·五蠹》中说：“上古之世，民食果窳蚌蛤，腥臊恶臭，而伤肠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燧人氏”。

二、居住条件改善与人类健康的关系原始社会初期，人类还不会建造房屋，而以自然洞穴为栖身之所。

这种岩洞在北京人遗址等均有发现，其共同特点：洞口选择一般较小，可借以避免寒风侵袭及防止野兽侵扰；洞口方向选择朝南，因我国冬天有强劲的西北风，洞口方向不加考虑，就难以抗御寒风的袭击，不利于保暖。

洞口的地势选择一般较高，要求封闭性好，洞内无水，这样有利于防潮，有利于卫生保健。

洞居的不利促进原始人走出洞穴，在地面上建造栖身之所，产生了巢居和穴居。

巢居是指原始人类利用树木和杂草搭在树冠上形成的一种原始建筑，因形似鸟巢，故名。

在我国，据考古学者考证，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是巢居的主要分布地带。

《韩非子·五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众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

巢居，有利于安全和健康，它可以比较有效的防止野兽的袭击。

新石器时代，中国居室建筑进步，河姆渡遗址的干栏式建筑就比较典型。

遗址出土，有圆本、方木、木板等千件以上，并发现有榫卯结构和企合板。

干栏式建筑由巢居发展而成，有避瘴气、毒虫、防潮作用，对人类健康是有利的。

（浙江省博物馆等：《河姆渡遗址第一期探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穴居为中原地区原始先民的最主要的一种居住方式，与巢居可能同时并存。

《盂子·膝文公章句下》：“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是说在地势低洼的地段作巢居，地势高亢的的地段作穴居。

穴居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上游的黄土高原。

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在长江流域、珠江流域、西南和东北有黄土地带的地区，都发现了穴居遗迹，这表明穴居是全国范围内的居住方式之一。

穴居根据入地深浅分为深穴和半穴居两种，根据构造形式又分为横穴和竖穴两种。

为了更好地防潮，先民们又探索了一些方法，例如：先将室内地面和壁面拍实，继用颗粒细小的泥土涂抹等。

半坡早期的穴居遗址出现了在泥土中掺加草筋，提高泥土的抗拉性能和凝结力，使防水性也有所提高。

在仰韶文化建筑遗址中，很多地面有烧烤层，即红烧土地面，这一技术后来又应用于墙壁和屋面上，烧烤陶仅是当时人们所能找到的最好的防潮措施，预防了因潮湿而致的病患。

龙山文化时期，地面式建筑成为主要建筑形式，穴居经由半地穴式发展到地面建筑，使居住条件改善，对预防疾病有着积极意义。

表明原始人已有了一定的预防卫生知识。

三、婚姻制度的进步及其卫生保健意义人类最初结群而，形成原始群。

原始群早期，两性关系杂乱，还没有婚姻和家庭的概念。

随着采集，狩猎经济的发展，劳动过程中按年龄分工的出现，促使原始群不断分化；久而久之，原始群发展为比较固定的血缘家庭，杂婚阶段子女的健康不佳，可能也是产生血缘家庭的一个因素。

在血缘家庭内实行血缘群婚，这种内婚制婚姻在人类史上所占时间最长。

长期内婚制因血缘太近，常使后代发育不良，有的痴呆聋哑，有的夭折。

当人们发现两个不同血缘集团的男女生育的后代，比内婚制的后代发育好，身体强壮，智力发达，很少出现痴呆聋哑或畸形。

使人们对内婚制逐渐由怀疑而动摇，开始对内婚实行若干限制，血缘家庭也渐被氏族制度所代替。

氏族外婚制严禁内部通婚，一个氏族的男子只和另一个氏族的女子互为夫妻，子女留在母氏族内，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

《吕氏春秋·恃君览》中说：“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

便是这种婚姻制度的反映。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子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社会相应进入了父系氏族公社。

男子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希望将财产传给自己确切的子女，要求女子嫁到男性的氏族里，这就产生了男娶女嫁的一夫一妻制。

婚姻形态一般从血缘群婚，发展到族外婚，对偶婚，直至一夫一妻制的确立，其间每一种婚姻形式，都经过了漫长的时间。

双亲健康、子女健康的考虑对婚姻制度的不断改善起着一定推动作用。

《礼记·内则》在总结前人经验基础上，强调：“娶妻不娶同姓”。

孔子也有“礼不娶同姓”的主张。

《大戴礼·本命》更指出：“世有恶疾不娶”。

“男女同姓，其生不藩”已是原始社会婚俗演变所得的至理铭言，至晚在周秦之前已为人们所遵循了。

一夫一妻制的建立，禁止近亲同姓婚嫁，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原始人类生产工具与医疗器具原始人类最早所使用的生产工具是石器和骨器，但这是从现代考古发掘所见的遗存而言，一些当时可能起过重要作用的竹木器具则未必能保存至今。

原始人类的工具；不可能象后代那样专门，既是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等，同时也作为医疗用具来使用。

一、石器和砭石石器是人类早期最重要的一种生产工具。

因其资源丰富、容易加工、硬度较高等优点，在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生产活动中，一直扮演着不可轻视的角色。

考古学上，根据加工方式的进步程度分为旧石器，中石器和新石器三个阶段，旧石器从选材到制作都很简略，只是稍作一些加工；到了新石器，琢、磨、钻孔等技术逐渐产生，制出了比较精致适用的石器，包括生产工具、生活器物与妆饰品等。

砭石是石器的一种，是原始人类最初使用的医疗工具，有锐利的尖端或锋面。

后世的医疗上常用的刀、针等就是由此发展而来的。

它主要被用来切开痈肿、排脓放血，或用以刺激身体的某些部位以消除病痛。

近年研究认为考古发现的一些遗物当是古代记载中的砭石。

内蒙古多伦旗头道洼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一根磨制石针；河南郑州商代遗址出土的一枚玉质小剑形器等，是文献记载的有力佐证，实际上砭石除了在石器时代应用外，其后的数千年间，在人群中一直沿用着。

二、骨器及其在医疗上的应用原始先民在使用石器的同时，骨器也较普遍，山顶洞人遗址就发现了精致的骨针。

骨器的普遍使用是在新石器时代。

在考古发掘出土的骨制品中,生活用具占很大比重，我们很难确指哪些是用于医疗的。

但是，其中的骨针、骨锥、骨刀等都有可能同时用于医疗活动。

加之在制作上比制品容易，其锋利也优于石制品，用于医疗的可能性也大。

后世的针灸，浅刺用针的形制就和石器时代的骨针很相象。

山东曲阜孔庙的东汉画像中，有一幅鹊身人首神医治病图，手执之医疗器具很可能就是砭针。

三、原始社会的人工致畸技术在人体的正常发育过程中，对身体的特定部位，人为的改变人体骨骼的正常形态，或对身体的某些部位施以人为的损伤，这就是人工致畸或人工取形术。

这种致畸，一方面是对人体的损伤，一方面也是一种与医疗相关的技术。

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居民约有人工拔牙、头骨枕部畸形和口颊含球致使颌骨变形等三种特殊风俗习惯。

人工拔牙风俗分布很广，以山东、苏北一带新石器遗址发现最为普遍。

这种风俗最早发现在大汶口文化的早期居民中。

据31个个体头骨观察，男性11例中之7例已拔去左上第二齿和右上第二齿，女性20例中之16例已拔左上第二齿和右上第二齿，其拔牙率分别为64%和80%，其年龄在12～13岁以上和青年期。

大墩子遗址之拔牙习俗与上述相同，《淮南子·本经训》谓：“逮至尧之时，……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汉书·杨雄传》“凿齿之徒，相与摩牙而争”；《博物志·异俗》记西南少数民族“生儿……即长，皆拔去上齿各一，以为身饰”。

我国台湾原住民等新石器时期之墓葬，也发现有拔除左上第二齿和右上第二齿或左上第三齿和右上第三齿的风俗，一直延续到清光绪年间。

《新唐书·南蛮传》所述“僚地多瘴（泛指恶性疟疾），中者不能饮药，古自凿齿”。

因为恶性疟疾发作多牙关紧闭，不能启齿饮药，预凿齿可以方便给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头骨的枕部变形是人为地改变头部形状的一种风俗，在山东苏北大汶口文化中最为普遍，早期的出现率高于晚期，且男女两性中都有。

变形的部位主要在后枕部，属于变形头骨中比较简单的枕形。

至于这种枕部畸形的确切涵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或与变态心理的美感有关。

颌骨的异常变形也发现于山东王因和苏北大墩子等大汶口文化遗址，主要是口颊内含一小石球奇特风俗造成的。

据大墩子及王因地区出土的口腔含球个体为18具，其中石球15，陶球3，直径15～20毫米，多系女性，其年龄大者40～50岁，最小者仅约6岁。

我们今天尚不知其真正的动机，但或许与爱美的某种变态心理有关。

涅齿：是新石时代已出现的以某种染料使牙变黑的一种风俗。

《淮南子·修务训》曰：“尧立孝慈仁爱，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东至黑齿”。

台湾《风山县志》有：“拔去前齿，齿皆染黑”的记载，云南布郎族也有染齿的习俗。

学者有据以制成“氟化双氨银”，防龋取得效果（周大成：《中国口腔医学史考》1991，民卫生出版社24～25页）。

拔牙和头骨的枕部变形等均是原始社会的特殊风俗，若抛开其特定的涵义，其技术和方法与我国外科之发展不无关系。

原始人类药物的发现和使用一、植物药的发现和使用神衣氏尝百草而始有医药的传说故事，流传久远《淮南子·修务训》：“神衣……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

皇甫谧《帝王世纪》：“伏义氏……选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以六气六腑六脏，五行阴阳，水火升降得以有象，万物之理，得以类推，炎黄因斯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焉”。

又说：“（黄）帝使歧伯尝味草木，典主医药，经方、本草、素问之书咸出焉”。

“炎黄因斯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从而对炎帝神农氏在药物的原始发现所作的贡献予以肯定。

这一论点为学界的普遍观点，例如：《世本》有“神农和药济人”；《通鉴外记》有“民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尝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书，以疗民疾，而医道立矣”；晋·干宝《搜神记》有：“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史记补三皇本纪》也有“神农氏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

关于我国药物，特别是植物药的最早发现和使用，在古代无不归功于神农，研究者普遍的观点：我国历史上的神农氏，不是专指某一个人，而是指整个以炎帝为首领的氏族部落，是来自这个群体无数次漫长认识过程的实践经验积累。

关于神农氏尝百草之遗迹，《述异记》有：“成阳山中神农氏鞭药处，一名神农原，药草山，山上紫阳观，世传神农於此辨百药，中有千年龙脑”，“太原神釜冈中，有神农尝药之鼎存焉”。

《路史》中叙述的传说史事有：“磨蜃鞭芨，察色腥，尝草木而正名之，审其平毒，旌其燥寒，察其畏恶，辨其臣使，厘而正之，以养其性命而治病，一日之间而七十毒，极含气也”。

上述之鞭药磨蜃、察尝……实质是在辨别药性过程中的某种加工，甚至已含有原始的实验思维推理总结过程。

人们对药物特性的认识随着生产技术的改进而不断提高。

畜牧过程的动物中毒、疾病知识的不断总结；农业技术的不断丰富和人们对植物性味、作用经验的不断认识和总结，同时也给药物的栽培打下了技术基础。

原始人类对植物药的应用，开始当以单味药为主，也可能是少数几味药合用。

鄂伦春族用“八股牛”草根、“那拉塔”小树熬水擦患处，或用“乌道光”树皮包患处，用来消肿；普米族用“挖耳草”泡酒，治疔疮；用黄芩研细加水，包患处，治痈；用羌活、独活、木通泡酒、口服、治腰肌劳损和风湿性关节炎。

佤族用独子叶治肠胃病和便秘，用桂树皮健胃。

景颇族用“嘴抱七”根，含口内治牙痛。

彝族用石尾草治疟疾。

所有这些运用植物药的朴素经验，在各自民族的口耳相传中，早已成为各自民族医疗共同所有的知识，这些经验一直流传至今。

虽然在其发展过程中会有无数次改变、改进，但却如实反映了各自民族或其他民族在原始社会植物药用药经验的积累。

这些经验的积累虽然是十分零星和肤浅的，但这种状况为我们研究原始人类，发现和使用植物药的早期史实以很好的启发。

二、动物药的发现和使用动物药的发现和人类的狩猎和畜牧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未发明用火之前，只能生啖其肉，渴饮其血；随着用火特别是人工取火的发明，使很多动物肉类成为人们的主要食品来源，使人们更多地接触到了动物的肉、脂肪、内脏、骨各及骨髓等，从而促进了人们对各种动物对人体营养以及毒副作用的认识，并进一步为认识其药用功效而有了不断的经验积累。

我国有的少数民族用药经验中，动物药的应用占着较大的比例，而且尚带有一定的原始痕迹，可以与原始时代的状况作参照比较。

彝族用麝香疗蛇毒；纳西族利用蚂蝗吸瘀血；彝族用豹子骨治疗关节炎；鄂伦春族用鹿心血拌红糖、黄酒口服，治疗心跳过快；用熊胆拌温水，口服或擦患处，治眼疾；用鹿心脏晒干研末，口服或擦患处，治咳嗽；佤族熊胆泡酒，口服或擦患处，治咽喉痛或退高烧；彝族用麝香治痢疾等等(宋兆麟等：《中国原始社会史》,第458～459页,文物出版社,1983年3月)。

这些生动的事实，为我们考察动物药发现和运用的最初状况提供了极其宝贵的人类学依据。

原始人类医疗技术的创造与发明一、针灸疗法的起源针灸起源有人以为早于药物，这一结论可能是一种主观的想象推断，很难有确切的依据。

针或灸的医疗方法，都需要借助医疗工具，且需刺灸人身的一定部位，应该说较难于药物知识的积累。

针刺工具之发展，大体上有这样一个过程，即砭石→箴石→箴→（钅咸）→针。

如此，则其质之发展改进似由砭石而石针、竹针木刺、骨针、青铜针、铁针、金银针……等。

砭石在远古不单用于刺病，而且用于外科化脓性感染的切开放脓的可能性更大些。

晋代郭璞注《山海经·东山经》之砥石时说：“可以为砥针，治痈肿者。

”清代郝懿行认为“砥当为砭字之误，可以为砭针是也”《说文解字》注：“砭，以石刺病也。

”可见，砭石在远古的用处，一是治化脓性感染的脓肿；一是以石刺病，可能包括有针刺穴位的针灸疗法在内。

现代学者大多认为砭石为针之母体，那么针灸起源于砭石应该是有道理的。

这不但从文献记载找出了不少依据，在发掘的原始社会、新石器遗址中有不少砭石存在，我国考古发掘，原始社会的砭石、石针、骨针、青铜针等越来越多，许多形状也大体相似，给讨论针灸的起源增添了珍贵的资料。

至于传统的观点，如《路史》“伏义……而制九针”。

很明显，制九针当晚于制针，更晚于砭石之打制和应用，如果伏义制九针的故事有其一定的真实性，那么伏义时代约相当原始社会的山顶洞人时期，砭石之用于外科、针灸当至少已有万年以上的历史。

针灸疗法除针刺疗法外，还有灸疗法，灸的起源也很有趣，不过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中均未能得到较确切的证据，因而人们的研究只能出于一种推论。

譬如：人们认为现代用艾绒做成艾炷或艾条，点燃以烘烤或烧灼熏人体一定之穴位，用以治疗某种疾病，既用火、艾火治病，为考其最早起源，便想到了原始人用火、人工取火的方法，将烧热的卵石熨身以驱寒，并把热卵石熨身某一部位对某种不适更有效的经验不断积累，疗法即从中慢慢诞生。

这种推论虽然未必完全符合历史实际，但不无一定的科学道理。

《素问·异法方宜论》在论述灸法的来源时有这样一段话，即：“北方者，……真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野处而乳食.

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

故灸焫者，亦从北方来。

”两千多年前医学家之这一认识其根据不得而知，至少是人们和医家口耳相传的历史传说之类的记事作依据。

灸法始于原始人取火用火领域不断扩大之际，恐怕不会有很大的偏差。

二、外治法和按摩导引的起源原始社会人们的生活、生产水平低下，条件极差。

为了生存，人与野兽的搏斗，氏族部落之间的争夺搏斗及恶劣环境所致，外伤、风湿性疾病、关节之风寒湿痹等，是原始社会人们的常见病。

对此，和先民逐渐积累经验，产生抵御和预防的思想和措施。

譬如：《吕氏春秋·古乐》在论述原始人歌舞时指出：“昔陶唐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着，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

”它真实地描述了远古人们生活于阴暗、潮湿的环境里，因此造成人们多患筋骨瑟缩不达的风寒湿痹之关节疾病。

人们创用舞蹈运动，预防这些常见病。

按摩、导引既用于解除人们因过度的体力劳动所引起的肌肉僵硬、关节劳损，也用于防治因与野兽搏斗或战争搏斗所引起的伤害和骨关节折伤脱臼，人们由最初之盲目、不自觉到自觉认识，按摩、导引、外治法即逐渐从中而诞生。

关于医学的起源医学起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过去的医史学家们对此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见解，诸如医源于神、医源于圣、医源于巫、医源于动物本能、医源于人类之爱、医源于劳动等等，都各有所据，又各有所偏。

医学的起源，不可能是单一因素作用所能解释圆满的，我们认为只能是诸种因素综合参与不断发展的结果。

一、本能与医学医学源于动物本能，西方一些著名医学史家大都持这一看法。

中国学者在千年前已有这一论述。

唐一书《朝野佥载》中说：“医书言虎中药箭，食清泥；野猪中药箭，逐荠苨而食；雉被鹰伤，以地黄叶帖之……；鸟兽虫物，犹知解毒，何况人乎”？

（唐，《朝野佥载》第7页，丛书集成本）动物在其生活中，具有克服痛苦、保护生命的本能，从而产生某些自疗行为，无论这些行为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后天习得的，都是无庸怀疑的事实。

人和动物一样，有求生和保护生命的本能。

他们遇到疾病和意外创伤，自觉或不自觉地去探求解除痛苦、恢复健康的方法，也是必然的。

但要看到，原始人类和动物仍然有着本质的差别。

原始人类尽管与动物同样具有保护生命的本能，却是在原始思维指导下进行的，他们可以观察、思索，把原始的经验积累起来，从偶然的事物中发现事物的某些联系。

由于无意识的动物本能过渡到有意识的人类原如医疗经验的积累，才能有真正的医学起源。

可以说医学源于本能，又高出本能，不把本能的医疗保护行为转化为自觉的经验积累，便不会有医学产生。

二、实践与医学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医史学界，提出了“劳动创造医学”的论点，成为当时普遍认同的观点。

劳动在人类起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巨大作用，正是由于劳动，人们才逐步获得了可用于治疗的砭石、骨针等，认识到药用植物、动物和矿物的性能，才获得更多的医疗经验。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劳动创造了医学。

但强调医源于劳动，不应把它绝对化，也不应把劳动局限为生产劳动，更不应勿视其它因素在医学起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三、医源于圣人的创造医源于圣的说法，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广阔的市场。

燧人钻木取火，伏羲画八卦阐明百病之理，神农尝百草，黄帝作《内经》阐发医理，是人所共和的。

医源于圣当然是一种夸大，把原始人类经过长期经验积累形成的医学知识，归结为少数几个无所不知全能圣人的创造，甚至夸大为医源于神，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如果剥去这些传说的神话外衣，探求其合理内核，这些传说仍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为我们了解医学起源提供某些有益的根据。

中国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指出：“古书凡记载大发明，都称为圣人。

所谓某氏某人，实际上是说某些发明，正表示人类进化的某些阶段。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

这是很恰当的。

我国古代传说中关于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及黄帝等圣人创造医学的故事，实际上反映上古不同氏族集团群体和疾病斗争的实践中对医药经验的积累和贡献，神农、黄帝等不过是这些氏族群体的代名词,表示着医学发展有不同阶段。

医源于圣包含的另一个内容，是肯定医药领域中一些杰出人物在医学发展中起着较大的作用，在医药经验积累过程中，不仅各个氏族集团是不平衡的，一个氏族集团内部不同的人所起的作用也各有不同。

一些比较留心医药而又具有创造才能的人，他们善于总结经验，能探寻出更有效的药物和更好的治疗措施，因而在推动医药发展中起着更突出的作用，却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

四、思维、巫术与医学只有零散的医疗活动和片断的医药卫生知识，还不能构成系统的医学体系，要形成完整的医学，必须发挥思维，进行哪怕是初步或陋谬的理论探索，思维活动的逐渐成熟是医学发展成为系统知识的必要条件。

在原始思维那里，由于对自然力量的不了解和恐惧，对一切事物都充满了神秘感觉，认为存在着一种支配世界的超自然力量，成为巫术发展的基础，神秘感导致人群对天地、对山石草木动物等一切自然物的崇拜，对生殖的崇拜，进而发展为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鬼神崇拜，并由此形成了巫术和发展而来的原始宗教。

巫术逐步巩固下来，有了一定的组织形式和仪式，出现了专职人员。

在当时，巫师成为代表着具有知识和思维能力的阶层。

巫的产生是在原始社会晚期，后于医药卫生经验积累。

巫师出现后，又往往承担着治病的职能，他们在治疗疾病时，有时施行巫术，有时也用医药技术，其中有的巫师更偏重于医。

《山海经·大荒西经》说：“有灵山：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

《海内西经》说：“巫彭、……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

但如果由于巫医之间存在着联系，就断定医学起源于巫，这是不真实的。

巫主要是充当人与鬼神交通媒介的，是原始的宗教，是神学，在本质上是与作为科学的医学尖锐冲突的。

医学越发展，医与巫之间的斗争就越尖锐，巫术就更成为医学发展的桎梏。

公元前五世纪，中国医学家提出的“信巫不信医”作为六不治的一种，《黄帝内经·素问》中所说，“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

都是医学摆脱巫术，确立自身价值的标志。

总之，医学起源是一个漫长而又曲折复杂的过程，疾病的危害与人类最初存在的保护自己、消除病痛的本能给予医学发生以最初的动力，但人一开始就在思维支配下活动的，他们能够把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积累起来，传递给后代，与动物单纯求生的本能有着质的差别。

动物的本能永远不能使其卫生反射成长为医学。

生产劳动及广泛的生活实践，深化着人们的认识，也深化着人们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使人们不但更深入地认识疾病，而且提供了医用器具及丰富的药物知识，使人们得以更好地积累医学经验。

人类同疾病作斗争的需求及有意识的积累和传播医学知识，是医学起源的真正源头，在这一过程中，一些留心医学，善于总结医学经验，具有创造才能的优秀人物，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巫可能是脱离生产劳动，从事祭祀与文化事务的专职人员，他们在当时固然从事着神秘的宗教事务。

其中一部分却利用他们的条件，在带有神秘色彩的思维指引下，对医学知识作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并逐渐使医学成为一种专门职业。

医学从巫术出现时就开始了同它的斗争，并逐渐冲破它的羁绊，确立了自己的独立地位，走上发展的康庄大道。

传说中的医学人物伏义氏：一作宓羲、包牺、伏戏，亦称牺皇、皇羲。

中国神话中人类的始祖。

所处时代约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

相传为中国医药鼻祖之一，《易传·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帝王世纪》称：“伏义尝百药而制九针”，我国医界千余年来尊奉为医药学、针灸学之始祖。

伏羲是先民对创始八卦理论借以丰富人体认识，并对保健作出贡献的氏族群体的概括。

神农氏：一说神农氏即炎帝。

中国传说中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所处时代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淮南子·修务训》：“神农乃始教民，尝百草之滋味，识水泉之甘苦，……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由是医方兴焉”。

《帝王世纪》称：“炎帝神农氏，……，尝味草木，宣药疗疾，救夭伤人命，百姓日用而不知，著本草四卷”。

古代文献论述神农氏尝百草而始有医药者相当丰富，正因为此，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药物的著作，约成书于汉代，被命名为《神农本草经》，即寓有尊崇怀念之意。

黄帝：传说中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祖先，姓姬，一姓公孙，号轩辕氏、有熊氏，少典之子。

所处时代为原始社会末期，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领袖。

传说他的发明刨造很多，如：养蚕、舟车、兵器、引箭、文字、衣服、音律、算术等，我国古文献也多有黄帝创造发明医药之记载。

《帝王世纪》说：“黄帝使岐伯尝味草木，典医疗疾，今经方、本草之书咸出焉”，《通鉴外记》亦说：“（黄）帝以人之生也，负阴而抱阳，食味而被色，寒暑荡之于外，喜怒攻之于内，夭昏凶札，君民代有，乃上穷下际，察五色，立五运，洞性命，纪阴阳，咨于岐伯而作《内经》，夏命俞跗、岐伯、雷公察明堂，究息脉；巫彭、桐君处方饵，而人得以尽年”。

上述医学著作所以冠以“黄帝”之名，反映了人们对其尊崇和仰慕之心情。

僦贷季：上古时之医学家。

《黄帝内经素问·移精变气论》中。

岐伯在回答黄帝的有关问题时指出，“色脉者，上帝（上古之帝）之所贵也，先师之所传也。

上古使僦贷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土，四时八风六合，不离其常，变比相移，以观其妙，以知其要，欲知其要，则色脉是矣”。

明代徐春甫撰《古今医统》认为：“僦贷季，黄帝时人，岐伯师也。

岐伯相为问答，著为《内经》”。

岐伯：中国传说时期最富有声望的医学家。

《帝王世纪》：“（黄帝）又使岐伯尝味百草。

典医疗疾，今经方、本草、之书咸出焉”。

宋代医学校勘学家，林亿等在《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表》中强调：“求民之瘼。

恤民之隐者，上主之深仁，在昔黄帝之御极也。

……乃与岐伯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更相问难，垂法以福万世，於是雷公之伦，授业传之，而《内经》作矣”视今传《素问》基本上乃黄帝问，岐伯答，以阐述医学理论，显示了岐伯氏高深的医学修养。

中国医学素称“岐黄”，或谓“岐黄之术”，岐伯当属首要地位。

俞跗：上古医家，相传擅长外科手术，黄帝臣。

西汉时期三位文史学家都记述了秦越人所论之上古医生俞跗的事迹。

韩婴，曾任文帝时博士，约生活于公元前二世纪中，他在《韩诗外传》卷10写道：“中蔗子曰：吾闻中古之为医者，曰俞跗，俞跗之为医也，榒木为脑。

芷草为躯，吹窍定脑，死者更生”。

史学家司马迁（约公元前135～？）在《史记·扁鹊仑公列传》中指出：“医有俞跗，治病不以汤液鳢洒，镵石桥引，案扤毒熨，一拨见病之应，因五脏之输，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髓脑，揲荒爪幕，湔浣肠胃，漱涤五脏，练精易形”因此，二人关于俞跗医疗事迹之论述，应同出一源。

稍晚於二人的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在其所撰的《说苑·辩物》中记述，则与韩氏基本一致。

伯高：传说上古之经脉学医家，黄帝臣。

晋代史学家、医学家皇甫谧撰《黄帝针灸甲乙经》，曾指出：“黄帝咨访岐伯、伯高、少俞之徒，内考五脏六腑，外综经络、血气、色侯，参之天地，验之人物，本之性命，穷神极变，而针道生焉，其论至妙”。

可知伯高之为医是以针灸之理论、临床和熨法等外治为特长，同时，对脉理亦多有论述。

少俞：传说上古医家，黄帝臣，俞跗之弟，医术多与其兄同。

鬼臾区：传说上古医家，黄帝臣，擅于五行之说。

唐，王冰住《素问》黄帝问于鬼臾区所答：“臣积考太始天元册文曰”时指出：“鬼臾区十世祖始诵而行之，此太古占候灵文，洎乎伏义之时，巳镌诸王版，命曰册文”由此可知鬼臾区其人，当系神农氏后相传十世之世医。

雷公：传说上古医家，黄帝臣、擅长于教授医学之道，望色诊断与针灸医术等。

“黄帝坐明堂，召雷公而问之曰：子知医之道乎?

雷公对曰：诵而颇能解，解而未能别，剔而未能明。

明而未能彰。

足以治群僚”。

在关于针灸论述上与黄帝讨论了“凡刺之理”，以及望面色而诊断疾病的理论。

从《素问》中以及《灵枢》内容来看，可知雷公从黄帝受业之关系。

桐君：传说上古时药学家，黄帝臣，以擅长本草著称。

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序强调：“至於药性所主，当以识识相因，不尔何由得闻，至于桐雷，乃著在於编简，此书应与《素问》同类”，“又有桐君《采药录》，说其花叶形色；《药对》四卷，论其佐使相识”。

少师：传说上古时医家，黄帝臣，以擅长人体体质之论而闻名流传于世。

少师回答黄帝关于人有阴阳等问题时指出：“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人亦应之”，少师对五种人的体质、性格、行为特点等进行了比较具体的叙述，少师之论点近世为朝鲜医学家发展为“四象医学”。

巫彭：传说中之巫医。

《山海经》有载。

《说文》有“巫彭初作医”的记述。

据考，巫彭乃黄帝臣，其医疗除用巫术为人治病外，还掌握有药物知识以治疗疾病。

巫妨：传说中之巫医，儿颅囟经，以占夭寿，判疾病死生，世所相传，有小儿方焉，为占卜小儿寿夭疾病之巫医。

巫咸：一作巫戊传说中之巫医。

唐尧时臣，“以鸿术为尧之医，能祝延人之福，愈人之病，祝树树枯，祝鸟鸟坠”。

《楚辞》记有“巫咸将夕降兮”。

王逸注为“巫咸，古神巫也”。

甲骨文中有咸戊。

故有学者认为巫咸或即商王太戊之大臣。

苗父：上古巫医；一称弟父。

《韩诗外传》有：“吾闻上古医曰弟父。

弟父之为医者，以莞为席，以刍为狗，北面而祝之，发十言耳，诸扶舆而来者，皆平复如故”。

综而言之，中国医学发展的启蒙时期，朴素经验的积累有过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即中国原始社会晚期“巫”产生前的若干万年无数代人们医疗经验的积累和口耳的世代相传。

这些经验的积累被后世学者誉归于伏义、神农、黄帝、岐伯、俞跗、伯高、鬼臾区、少俞、雷公、少师、桐君等等。

继之而起者，乃原始社会晚期生产、文化等之发展而诞生的“巫”，以及由之而起的巫医，由原始社会晚期到殷商，乃至西周前后，巫医在中国医疗保健中曾居於显要地位，俞跗、巫彭、巫妨、巫咸、苗父等是其代表人物。

研究中国原始社会之医疗保健，我们不能忽视上述传说甚至神话中的医家与巫医，应当承认，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给予他们以历史的、真实的地位，乃是医史学家、医史学家的责任。

夏商西周时期医学大约从公元前21世纪开始，至公元前770年，在中国历史上相继出现了夏、商、西周三个王朝，这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由兴起到繁荣，最后逐渐衰落的时期。

夏、商、西周三代王朝的国家形式是以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政体，国家统治机器如军队、刑法等也一代比一代强化，且对宗教职能给予特别重视。

在属于夏纪年范围的考古发掘中已有卜骨存在，那时就已有巫教流行。

商朝崇尚神鬼祖先，认为祖先是天神的化身。

王是天帝祖先意志的代表，凡攻伐胜负，农业丰歉，疾病寿夭等都要卜问吉凶，有大批巫卜神职人员为商王供职，形成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力量，殷墟甲骨文中有关疾病寿夭的卜辞很多，医药卫生活动也在巫卜统治之下。

虽然几乎完全在巫卜的统计下，但医药卫生特别在对人体的认识，疾病诊疗水平提高，以及专业医的出现等等方面，都发生了重要的启蒙与变革，医学科学开始蒙芽。

西周时巫人从政作用虽然逐渐削弱，但仍有强大影响。

夏商西周时期卫生保健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生活实践的丰富，人们对命的价值更加关注。

《尚书·洪范》说：“五福：一曰寿, 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

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

”殷人思想中“五福”之“寿”、“康宁”、“考终命”（“考”即老，考终命指尽其天年）与居“六极”的“凶短折”、“疾”、“弱”均与健康长寿有关。

到了西周，健康氏寿的概念更为突出，金文中累见“万年眉寿”，“眉寿永年”、“眉寿无疆”等语，《诗经》中反映健康长寿的更多。

如“馁我眉寿，黄耇无疆”。

“东之君子，万寿无期”。

人们如此重视生命，希望健康长寿，反映着卫生保健方面有了较大的发展和提高。

一、个人卫生从对殷代卜辞的研究和出土的殷周盥洗用具，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人们已经养成扫地、洗手、洗面、洗头、洗脚等卫生习惯。

如：盥、沫、浴、洗等字之甲骨文象已给人以生动的印象。

甲文有帚、扫、宝鸡出土之青铜器中见有如子帚洒形的文字，（容庚编著，张振林、马国权摹补《金文编》第1825页，中华书局影印，1985年第一版）。

近年出土的殷周陶器和青铜器中，据考古学家研究，其中有洗脸、洗足的盆和喷洒地面的壶，陶器中有擦手去垢的陶搓，制作都相当考究。

（杨建芳：《安阳殷墟》，中华书局出版，1965年）。

殷代的贵族不仅用“汤”（热水）沐浴，而且还用潘，即煮热的浙米泔汁来沐发，《周礼》之“共（供）王之沐”。

《疏》云“宫人，掌洁清之事，沐用潘、浴用汤。

”三千多年前如此讲究的淋浴。

无疑是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反映。

饮食卫生，《周易》：“无攸遂，在中馈，贞吉。

”意思是说妇女把家务以及饮食卫生搞好，是吉利的征兆。

可见饮食在这一时期已作为一件大事受到人们的注意。

西周时期统治阶级的饮食，有专门机构与人员管理，以确保饮食营养与卫生保管等。

如：“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浆人，掌共王之六饮，水、浆、醴、凉。

”周人也养成了许多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

如《周易》：“观颐，自求口实。

”（《周易·上经·颐》）。

意即要把好病从口入这一关，又强调进食时要细嚼慢咽，不贪食过饱。

这一时期，还开始冷藏食品。

《夏小正》记载：“三月参则伏……颁冰者。

分冰以授大夫也。

”《夏小正》被认为是夏朝历书。

可见我国远在三、四千年前就开始有藏冰的活动了。

如《诗经》：“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早）献羔祭韭”（《诗经·风·七月》）。

该诗是周人采冰的切实史料。

《周礼》且有凌人之设。

“凌阴”即藏冰的房子，“凌人”是掌管藏冰、用冰的专职官员。

入春后，气温渐高，即将食物保存在置有冰的鉴中（即大口之罂），这时期的冰室建筑，已很讲究，它可以把冰保存到夏天。

王者把冰颁赐群臣，可见当时用冰范围已很广泛。

其次，从古代一些记载和传说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人们已注意用锻炼身体的方法来防治疾病。

舞蹈的历史悠久，在甲骨卜辞里就有记载。

到西周时更发展为驱疫逐鬼的“傩舞”，剥去神秘的外衣，也有健身防疫的意义。

田猎、角抵等体育活动在西周前后都有开展。

可见我国人民在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很早就把医疗与体育结合了起来，为后世导引、气功、按摩等保健体操运动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先导作用。

夏商周时期，性与生育的卫生也开始受到重视。

限制“注混乱”在我国历史悠久，据传说，伏义氏“始制嫁娶”，“以重人伦之本”“民始不渎”。

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进步，而且也是讲求性卫生的大前提。

二、环境卫生夏商周时代，环境卫生已受到重视。

首先是房屋建筑，注意了对环境的选择。

如《诗经》记有“笃公刘，既溥且长，逝彼百泉，瞻彼溥原。

迺陟南冈，觏于京（高丘）。

”（《诗经·大雅·公刘》）。

“笃公刘，既溥且长。

既景（日影）迺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

”诗歌颂扬公刘定居时选择高燥、向阳、寒暖适宜，接近流泉的地方。

《诗经》所歌颂的公刘择地建居室的时代约在夏代。

瓦的使用是西周人的创造，由于瓦能排水、防晒、保护房屋，无疑对人的卫生保健是大有裨益，在岐山凤雏遗址（今陕西岐山）和扶风召陈遗址（陕西扶风县）出土有板瓦、筒瓦等瓦上还有瓦钉或瓦环。

其居室建筑之卫生条件更为进步。

通过甲骨卜辞研究，还可看出殷商时代已注意室内外洒水，清扫和除虫。

如丁亥日要在室内外扫除和灭虫等。

甲骨中还有“洒”字等，说明居室洒扫在当时已被重视。

西周这方面的记载就更详细，且其统治阶级已设有专门管理清洁卫生的官职。

负责宫廷内外的除草、除虫、以及清洁水源的工作。

《周礼》还记道：“赤发氏掌除墙屋.

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狸虫”；《诗经》还记有灭鼠的活动，强调洒扫庭院堵鼠洞，堵好鼠洞熏杀老鼠。

对预防传染病流行，保护环境避免污染有积极意义。

清洁水源、注意饮水卫生。

水源与环境卫生关系最大，故凿井而饮。

远在原始社会就开始了。

夏商时，井凿的更深。

河北省藁城台西遗址，发现我国商代两眼水井，其结构坚固，至今仍很完整，还在井内发现了提水的陶罐。

西周时已认识到凿井不仅是为了取水方便，而是为了更有利于清洁卫生，强调要经常淘井泥，使井水保持清洁。

《周易》：记述一新来的邑主看到当地饮水情况说：井水太浊了，喝不得，要淘干净，才可汲用。

《周易》强调：井壁垒好后，井水变得清凉爽口；要求人们打完井水后要加井盖，防止因炊污水而染病，才会大吉。

与此同时，夏商周期时，人们对生活污水的处理也十分重视。

代表夏商文化的淮阴平粮台古城遗址之宫殿地下已有陶排水管之设置。

周原遗址之西周早期宫室所设之下水道之直经已达20－30厘米，长度为1米陶水管还与排水阴沟、明槽相连通，汲水排到院外的“大池”中，这是一套比较合理的排水设施，对于改善居住环境卫生，有着重要的意义。

周原陶水管的发现，不但在我国古代建筑史上有着很重要的价值，而且也为研究我国古代环境卫生设施及其在防病方面的作用提供了新的线索。

商周医事制度一、宫庭医生分工商代有管理疾病的小臣：中国甲骨文专家胡厚宣先生释“小疾臣”认为：这种职官既医治疾病，也从事医疗管理工作。

（胡厚宣：殷人疾病考，《甲骨文商史论丛》初集，第三册，1943年）。

它是我国文字迄今所见最早的医宫。

周代医官是继承了商代医官发展而来的。

《周礼·天宫》将宫廷医生分为以下几科：“食医，中士三人”，主要职责是“掌合王之六食、六膳、百馐、百酱、八珍之齐”。

食医，是管理饮食的专职医生，是宫廷内的营养医生，主管帝王膳食，是为王室贵族的健康长寿而专设的。

“疾医·中士八人”，主要职责是“掌养万人之疾病”。

疾医相当于内科医主。

疾医已经不仅为王室服务，而且施治万民疾病。

这说明“民”的社地地位已有所提高，并在宫廷医生治疗疾病时反映了重民思想。

“疡医·下士八人”，主要职责是“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刮杀之齐；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

”疡医相当于外科医生，专管治疗各种脓疡、溃疡、金创、骨折等。

疡医在宫廷医生中地位低于食医、疾医，属下士。

兽医，下士四人，掌疗兽病，疗兽疡，凡疗兽病灌而行之。

兽医主要治疗家畜之疾病或疮疡。

（《周礼》成书的年代较晚，它不是也不可能是西周职官情况的真实记录，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和相当曲折地反映了西周职官的情况，古文学家在全面清理西周铭文中职官材料之后，以西周当时的第一手材料为依据，重新对《周礼》作了研究。

认为《周礼》在主要内容上，与西周铭文反映的西周官制，颇多一致或相近。

因此，正确认识和充分利用《周礼》是西周职官问题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问题。）周代宫廷，把医生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和兽医，这是医学进步的一个标志，它有利于医生各专一科，深入研究。

《周礼》宫廷医学的分科，是我国最早的医学分科记载，开后世医学进一步分科之先河。

二、医政机构设置周代建立有较为完整的医政组织和相当严格的考核制度，为提高医生的技术水平，促进医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专职医疗人员，属天官冢宰统辖设医师之职官，总管医药行政。

《周礼·天官，载：“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

”在医师之下设有“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协助医师进行卫生行政管理。

上士和下士主要协同医师管理医政；府二人管理宫廷药物库藏保管和供应；史二人管理宫廷文书和病案。

徒二十人，看护病人或接受差役杂务。

医师考核与俸禄《周礼·天官》记载：“医师掌……岁终稽其医事，以制其食。

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

”医师负责年终考核医生，以其诊治病人的疗效优劣分为上……下五个级次，每个级别享受其相应的俸禄。

这样的考核规定和报酬制度，出现在西周，实在是难能可贵。

病历记录和死亡报告《周礼》载：“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

”这种制度的建立，对于积累原始病案资料，总结治疗经验和教训，无疑有其积极的促进作用，标志着周代医学已发展到一个新水平。

（二）卫生防疫管理天官属下设凌人“掌冰”，主管即凌阴（冰室）。

“正岁十有二月，令斩冰。

……夏颁冰，……秋刷。

”其人员达90余人，一年四季，有着严格的工作秩序。

“官人”，“掌王之六寝之修，为其井匽，除其不镯，去其恶臭，共王之沐浴。

”井，指漏井，匽路厕；为其井匽，是设有一种漏井，使污秽之水流入，以保洁除臭。

宫人是负责宫廷中污水排除的职官。

结合地下陶水管之发掘，可为文献记述的实证。

饮食卫生方面，设有“内饔”职宫，其职责之一是“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具有卫生检查监督之职。

地官司徒之下有司救，设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人，其职责之一是：“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即发生天灾疫病时进行巡回救护。

秋官司寇之下有庶氏、翦氏、赤发氏、蝈氏、壶涿氏、蜡氏、野卢氏等，他们有的编制达百余人，执掌之事是各种各样的除害灭虫工作，方法是用牡菊、嘉草、莽草、等驱之、烧之、攻之、熏之、酒毒之、杀灭之，以及“令扫道路”。

（三）卜、祝、巫等设置周代巫术仍较盛行，其设计也较多。

如：大卜、掌占卜，其职司之一就是卜问疫病能否痊愈。

大卜为众卜之长，由下大夫二人执掌其事：其下有卜师，卜人数十人组成。

大祝，为祝官之长，有下大夫二人执掌其事，“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示，祈福年，求永贞。

”除疠疫。

司巫，为群巫之长，掌群巫之政令。

群巫中男巫、女巫均无数，男巫负责逐疫除疫病。

女巫负责以草药熏浴，祛疫防病。

从《周礼》所载可以看出在西周后期医巫开始分离，专业医生出现，卜、祝、巫等神职人员失去对医药的控制，其地位下降。

医学开始独立发展。

此期，医学理论萌芽，食医结合，环境卫生思想的产生和实施等，都为医学的进步奠定了基础。

夏商西周时期对人体和疾病的认识一、对人体的认识甲骨文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古代文献，其中包含有可供研究殷商时期对人体、疾病认识的宝贵史料。

甲骨文中包含有大量的象形、会意文字，从文字的形体上，可以看出商朝人对人体已有一定的认识。

首，象人的侧面头形；耳，象耳的轮廓；目，象人的眼睛；鼻，象人的鼻子；口，口腔的象形；舌，象舌从口中伸出状；齿，象牙齿从口中露出；项，是在脖子后面加指示符号标明；手，象手的侧面形。

肱，在甲骨文中是在肱部加指示符号。

身字是在人的胸、腹部加指示符。

臀，在人臀部加指示符号。

足字则象脚的形状。

膝，在人的膝关节加指示符号。

趾字就象脚趾形。

眉则象眼睛上面长着眉毛。

腋字即是在人的两腋下加指示符号，等等。

甲骨文中还有的器官、骨连接或一些生理现象的名称。

心，象人的心脏形状，这是甲骨文中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的内脏器官名称。

《尚书·盘庚》是商王朝的文告，其中有“不忧朕心之攸困”及“今予其敷心腹肾肠”等语，可知当时也已知道肾、肠等其他内脏器官，只是目前在甲骨文中尚未发现。

此外还有骨架的象形、脊柱骨的象形。

血字象在祭祀时将血盛于器皿之中。

尿，人前加水点，象人遗尿之形。

屎，人后下数点，象人遗屎形。

泪，象目下垂泪，郭沫若谓当系涕之古字。

甲骨文中还有不少反映生育功能的字。

孕，表示怀孕后，腹内有胎儿。

还有左为床形，右为孕妇，全字表示孕妇躺在床上待产。

冥，是用手接生。

以及人的正面象形、产户、手的象形等。

乳，象妇女在给待哺的婴儿喂奶，婴儿在口中含着乳头。

殷墟甲文涉及问孕育的卜辞很多，主要卜问：是否怀孕、什么时候分娩、是否顺利，以及预测分娩时间等卜辞。

商、周时期人们对人体的认识，是处在一个以直观的外部形态为主，并已经由表入里，认识到内脏器官的某些结构，由局部认识开始而涉及到人身整体及其生理活动的一些现象，反映了商周时医学对解剖与生理的认识日益深化。

二、对疾病的认识甲骨文中, 常见下列一类字形：如床的象形，人体的象形，“汗”或其它液体的象形，整个意思是人躺在床上大汗淋漓。

即疒字的多种写法。

甲骨卜辞中发现的疾病名称及种类颇多。

中如“疒目”，“疒首”、“疒耳”、“疒自”、“疒口”、“疒齿”、“疒舌”、“疒手”、“疒肘”、“疒胫”、“疒止”、“疒足”、“疒身”、“疒腹”、“疒项”、“疒臀”、“疒膝”、“疒骨”、“疒心”等40多种病名，仍处于十分笼统的水平。

例如：疒首：“甲辰卜，出贞：王疒首，亡。

”意思是：商王武丁患头病，是否延缠。

疒目：“贞：王其疒目。

”（《合》一六五）意思是：商王武丁未眼病了吗？

疒耳：“贞：疾耳，佳有？

”意思是：耳朵有病，是否鬼祟加害？

疒齿：“贞有疒齿不佳父乙”（《乙》四六二六）意为患齿疾，是否为父乙降祸。

疒舌：“甲辰卜、古贞：疒舌，佳（有）”意思是：得舌病，是否为祸害。

《说文》：蚩虫也。

“蚩”,在此当是一种祸害人身体的虫子。

值得注意的是商朝人还能根据病人症状体征的若干特点加以相应命名，如：“疒软”“疒旋”，前者似为周身软弱无力之疾，旋，似为人头脑眩晕之义。

甲骨卜辞不仅载有“疒齿”,且有龋齿，鼻息肉等记载。

“龋”字甲骨文象牙齿生虫的象形。

鼻息肉：甲文中有卜辞：“贞，妇好佳出，疒？

”大意是妇好鼻子长出肉，是疾病吗？

这是目前世界上首次见载的鼻息肉病例。

特别应予重视的是殷墟甲文中的“疒疫”，反映我国传染病流行的最早记载。

卜辞中“疒年”当是疾病流行之年。

也反映了当时传染病、流行病的认识水平。

西周是继商之后，对疾病的认识较之商朝有更多进步。

参照《周礼》记载更连系季节，春、夏、秋、冬分别有痟首、痒疥、疟寒、嗽上气等疾。

外科病也有肿、溃、金、折诸疡，分类更具体了。

夏商西周时期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一、疾病的诊断殷商时代，人们己开始注意对疾病的诊断，从对甲骨卜辞的研究，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人们主要是应用迷信手段，祈求神灵来判断所患之疾病，但卜辞终究为人所造。

如：“丁己卜，贞：亡（无）降病”。

降病，即患肛肿病也；“贞：今夕其雨病”。

雨病，即六淫阴阳风雨晦明中之雨淫症也。

到西周时人们积累了更丰富的经验，逐渐摆脱巫的束缚。

如《周礼》记载：“以五气、五声、五色胝（视）其死生；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九藏之功。

”这说明西周前后，在诊断疾病方面，已开始涉及到望诊、闻诊、问诊、切诊的内容。

“五气”，郑玄注为“五脏所出气也，肺气热，心气次之，肝气凉，脾气温，肾气寒”。

“五声”，司马迁的解释生动而具体：“故音禾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

故宫动脾而和正圣，商动肺而和正义，角动肝而和正仁，徵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

”“五色”，郑玄注：“面貌青、赤、黄、白、黑也。

”“九窍”多家注为“耳、目、鼻、口及前阴、后阴。

”“九藏，”多家注为“心、肝、脾、肺、肾及胃、膀胱、大肠、小肠。

”对“九窍”、“九藏”的认识，殷商甲骨卜辞及《尚书·盘庚》篇，已有诸多脏器之名。

西周时的“九窍”、“九藏”之说，是在殷商时期对人体解剖认识基础上的总结，并反映了西周的脏腑不分，统称“藏”（即脏）的特点。

《周礼》所载有关“四诊”内容非常实际，是完全以病人的内外症状进行综合分析的，没有丝毫的神秘味道，为以后中医诊断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在重视诊断疾病的基础上，已开始强调病历的书写。

《周礼》“凡邦之有疾病者，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

“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

”这些病历资料虽未保存下来，但说明病历记载在我国的历史是极其悠久的。

二、疾病的治疗（一）药物疗法和食疗应用动、植物、矿物治疗疾病，虽在原始人类就开始了，但进入殷商后治疗疾病的主要手段，是巫与医相混的时代。

《周礼》“聚毒药以共医事”《尚书》“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

说明商朝的医生已学会应用毒性较大或重剂药物治疗疾病了。

殷商时期，还有两个重要的创造，一为酒应用于医药，二为汤液，即汤剂的发明。

这在治疗学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殷周时期，食疗已具有了一定的雏形，伊尹精于烹调。

传说伊尹和商汤谈话时，就讲了许多烹调问题。

其中就有“阳朴之姜，招摇之佳”的话。

姜桂既是肴馔中的调味品，也是发汗解表的常用药物。

所以有人认为“桂枝汤”是从烹调里分出来的最古处方之一。

《周礼》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

春时有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咳上气疾，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

”（《周礼·天官冢宰下》）。

五药即为草、木、虫、石、谷。

食治、食养思想在西同时期的发展反映了对古代人民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高。

（二）外治法据卜辞统计涉及针灸治病的有2条，按摩治病的有6条，拔牙止痛的有4条，接骨复位的有一条。

足见外用法，在殷商时代已普遍应用。

按摩远在原始社会就有了，人们自我保护的使用摩擦或抚摩手法，以缓解或解除疼痛的经验积累。

通过对殷商甲骨文字的研究，使我们更肯定了这一疗法历史的悠久。

针砭治病在殷商甲骨卜辞中就像一个人手持尖锐器具，治疗病人腹病疾病。

殷商至西周针刺治疗，或者用的是砭石，隋代医家全元起认为：“砭石者，是古外治之法，……，古来未能铸铁，故用石为针，故命之针石。

”近年出土的殷周随葬品中，有一种柄部雕作动物形态的玉制弯锥器，器形精美，据有关专家认为当是奴隶主专用的砭石针。

如殷墟出土的原名“玉虎”，全长6厘米，虎作匍伏状，嘴下有穿孔，尾为锥体，锥角约40°。

殷墟西区出土的一件原名“玉鱼”，近鱼口处穿孔，鱼身有鳍纹，鱼尾之外附加一鸟嘴形弯锥，锥角约45°等等。

这些随葬品形小巧，针身细长而锋利，不可能是兵器、饰物或生产工具，当是为奴隶主制作的精美医疗工具——针石。

考古工作者1985年10月在广西武鸣县马义乡一处西周墓葬群中发掘出土青铜针两枚。

据鉴定，确认为西周时期的针灸针。

“灸焫”疗法，在殷商时已普遍应用，甲骨文的“焫”字，手所持的草束火炷虽不能肯定其为艾草，但无疑是用以治病的草炷。

实际上，古人发明“灸焫”治病，起初只取其温热以驱寒，并不限于什么特定的草。

《说文》：“焫，烧也”；《一切经义》:“焫，古文热”；《通俗文》：“燃火曰焫，焫亦烧也”。

至西周，灸焫可能已选用艾草，因为《诗经》已记有“采彼艾兮”，（《诗经·土风·采葛》）。

毛注：“艾所以疗疾”。

疡医，即外科医生，他们治疗的疾病范围广泛，既有疮疡、痈肿，还有故伤与跌打损伤。

“金疡”即指刀刃的创伤，它除包括战争、其它斗殴所致之创伤外，也包括刑罚所受之伤。

从《周礼》记载还可以看出西周前后对疮疡痛肿、跌仆、刀伤在治疗方面已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既有“内治”也有“外治”，既有药治，也有食养。

唐·贾公彦疏：“凡有疡者，受其药焉”。

又说：“凡国中有疡，不须身来者，并于疡医取药焉”。

“祝”，是“以药敷其伤处也”。

“刮”是刮去脓血，相当现代的清疮；“杀”是以药物消除伤口坏死组织，所谓“以五毒攻之”，我国外科用汞砷之化学制剂即源于此。

夏商西周时期药物知识的不断丰富一、天然药物知识的积累人类对药物的认识、选择和应用，是从天然药开始的。

夏、商、西周三代已在植物类药、动物类药和矿物类药的认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在河北省藁城县台西村商遗址中曾出土有30多种植物种仁，其中可作药用的有桃仁、杏仁、郁李仁等。

在河南安阳商代妇好墓出土的玉杵臼、杵身和臼内存留有浓厚的朱砂痕迹，当为粉碎、研磨宋砂等矿物的器具。

殷墟出土的大量甲骨卜辞，不但记载许多药用植物、动物和矿物，有不少直接是记述药用的卜辞。

如禾、粟、麦、秜、稌、菽、麻、葑、黍、马、牛、羊、豕、犬、鸡、玉、石等。

殷墟卜辞反映的药物知识，仅仅局限于巫医用药情况，还不能反映当时药用知识的全貌。

周人比起殷人来更重视农业，而以植物药为主体的中国传统药物学其形成与发展，和农业的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诗经·七月》中记载可入药用的（远志）、郁（郁李）、桑、蚕、蘩（白蒿）、萑苇（芦苇）、蜩（知了）、（野葡萄）、葵、菽、谷、枣、稻、瓜、壶（葫芦）、苴（麻子）、荼（苦莱）、樗、黍、麻、麦、稷、茅、韭等。

《诗经》载有三百种可入药的动、植物和矿物，由于农业的发展和粮食的增多，周人到周原定居前后，已掌握制饴技术，留下了诗句。

药物知识与经验的积累，用药实践的发展，带来了药物理论的升华。

《周礼》中提出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的理论。

五味是醯（味酸），酒（味苦），饴、蜜（味甘），姜（味辛），盐（味咸）；五谷是麻、黍、稷、麦、豆；五药并非指五种具体药物，而是草木虫石谷五类药物，关于药物分类的思想已显出端倪。

五行学说与药学的结合，药学与预防、药疗、良治实践的结合，是《周礼》所载药学知识、经验与理论的两个显著的特点。

二、酒的发明和药用（一）酒的发明晋人江统在《酒诰》里载有：“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有饭不尽，委余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

本出于此，不由奇方。

”说明煮熟了的谷物，丢在野外，在一定自然条件下，可自行发酵成酒。

人们受这种自然发酵成酒的启示，逐渐发明了人工酿酒。

我国最晚在夏代已能人工造酒。

如《战国策》：“帝女令仪狄造酒，进之于禹。

”据考古发掘，发现龙山文化遗址中，已有许多陶制酒器，在甲骨文中也有记载。

藁城县台西村商代墓葬出土之酵母，在地下三千年后，出土时还有发酵作用，汉代班固在《白虎通·考点》中亦有芳香的药酒意思的解释。

罗山蟒张乡天湖商代墓地，发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古酒，它装在一件青铜所制的容器内，密封良好。

至今还能测出成份，证明每一百毫升酒内含有8239毫克甲酸乙醋，并有果香气味，说明这是一种浓郁型香酒，与甲骨文所记载的相吻合。

周代，酿酒已发展成独立的且具相当规模的手工业作坊，并设置有专门管理酿酒的“酒正”、“酒人”、“郁人”、“浆人”、“大酋”等管职。

（二）酒的药用酒是最早的兴奋剂（少量用之）和麻醉剂（大量用之）。

酒的发明和应用，促使用药范围不断扩大。

酒有通血脉，养脾气、厚肠胃、润皮肤、去寒气、制药剂、消毒杀菌的功效。

《黄帝内经》指出古人作“汤液醪醴”，其医疗作用是“邪气时至服之万全”。

古代医生治病时常借助于酒力，使药物取效。

“酒为百药之长”即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

再从古“醫”字也可以看出古代医和酒的关系，醫，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说：“醫治病工也……从酉”。

“醫，病声，酒所以治病也。

”又说：“酉，八月黍成，可以酎酒。

”在商代至周初文字凡是“飨酒”之酒都“酉”，甲骨文酉表示以罐储粮，发酵成酒，形似酒坛，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真实的历史文化。

从“醫”字的结构可以看出“醫”字用病声和酒二者会意组成，说明古代医疗与酒关系甚密，体现了酒在医药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三、汤液的创制及意义汤液即汤剂，是伊尹创制发明的。

伊尹原是汤王的厨师，后被起用为宰相。

《史记·殷本纪》：“伊尹以滋味说汤”《黄帝针灸甲乙经·序》：“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

”伊尹既精烹调，又通医学。

根据烹调饮食的经验以提高配制汤液的方法是很可能的。

汤液的创制发明，绝非是伊尹一个人，或非一个时期。

汤液的发明，是无数先民通过千百年的生活实践，从采药用药与烹调中长期经验积累的结果。

汤液的发明，是医药发展史上的一次跃进，标志着方剂的诞生，是医学史上一项重要的发明。

夏商西周时期巫与医药的关系巫，无论作为一种宗教、一种从事巫教职业的人，还是在广义上作为一种文化，其复合体是伴随着历史的前进从野蛮而跨进文明社会门坎的。

在夏、商、西周时期，巫与医药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

一、巫医及其职业旧石器时代中后期，原始的巫教意识开始形成，那时的巫尚未职业化。

商以前的城子崖他（们），可能拥有一些文化知识，是当时的文化人。

商周时期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巫师，他（们）能代鬼神发言、歌舞等，还能医治疾病，有的参与朝政，指导国家政事、策划国王的行动。

巫师群体内进一步分化，便出现了比较专职的巫医。

殷墟甲骨文中的“巫妹”，就是一位治小儿病的女巫医。

《周礼·大聚》：“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

”反映了巫医在朝野普遍存在。

巫教观念的严重存在与积淀，是巫医得以生存的重要条件。

因而祭祀鬼神、禳除疾病的巫风盛行，大量反映在甲骨卜辞中。

巫医是一个具有两重身份的人。

既能交通鬼神，又兼及医药，是比一般巫师更专门于医药的人物。

殷周时期的巫医治病，从殷墟甲骨文所见，在形式上看是用巫术，造成一种巫术气氛，对患者有安慰、精神支持的心理作用，真正治疗身体上的病，还是借用药物，或采取技术性治疗。

巫医的双重性（对医药的应用与阻碍）决定了其对医药学发展的参半功过。

二、卜筮所涉及的诊疗知识占卜在人类历史上曾广泛存在过，占卜除用巫术禳治之外，尚用药疗、灸疗、针疗、推拿按摩、助产和用手术拨牙、接骨复位等，然而这一切都被笼罩在巫术的氛围中。

卜辞中记载了大量的医药史料，是反映商周时期巫与医药的一面镜子，也产生了古代医案的萌芽。

其中就有从得风病到死亡的全过程的记录，其先后经过一百七十六天，虽治疗语不详，但已有了医案记载的雏形。

《周易》中涉及疾病与医疗保健的若干理论思维与认识。

“（艮上艮下）［艮］。

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

”是说只注意到背部而不保护全身，即只知局部而不顾整体，就象一座宅院无人居住一样没有用。

“初六，艮其趾。

无咎，利永贞。

”是说脚趾最易受伤，但人们却往往认为这是小毛病，不太注意它，这样身体是不可能健康的。

“初二，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

”是说人的下肢肌肉丰满，但现在却不长肉了，这种局部反应可能是病态，使人心里不愉快。

“九三，艮不限，列其夤，厉、薰心。

”这是说健康人的背厚腰圆，现在却腰胁部干瘦，这可能是一种病，使人心焦急。

“六四，艮其身，无咎。

”是说要注意保护胸腹部，因为这是人体重要脏器之所在，保护得好才不会有病。

三、白巫术中的医药活动白巫术从主观上是想在神秘的环境中预占到未来的情况，或采取有效的方式治愈病魔，给人以健康。

卜筮巫术是商周时最常用于诊疗活动的巫术。

除此之外，还有：禁咒。

在施行一些巫术前，要配合以语言，如咒枣治疟之术，其方式与敬重鬼神恰恰相反，而是以语言配以模仿巫术活动进行，禁咒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对鼓舞病人的勇气，增长信心可能有一定作用。

祝祭。

是期望得到天帝、祖先和神灵的保护，有一定的精神作用，《史记》载：“初成王少时病，周公乃自揃其蚤（爪），沉之河，以祝于神……成王病乃瘳。

”祝由。

它是以语言为主要手段并辅以一些仪式的祛除病邪的巫术，《素问·移精变气论》说：“余闻古之治病者，唯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也。

”可知祝由治病的巫术古已有之，行术者与患者都想通过祝说病由而使病邪解除，具有心理治疗的某种成分。

禹步。

相传大禹本人常主持祭祀、占卜活动。

《禁经》受禁肿法中说：“五日旦即作法禹步法，闭气握固，若治病时，作想此手作热铁，义想前人病如雪，手著病（处）即散。

又治病时常在病人生气上，若病人头上有浮肿，不得顿治使尽即伤人，当留少许明日更治。

”关于禹步的使用，尚有三、七、九步之区别，并记载与呼吸相配合的方法。

禹步之法是逐渐形成的，但与夏、商、同时期的传承是分不开的。

祓除、傩舞及桃茢。

这些均属于行为巫术，《周礼·女巫》“掌岁时拔除衅浴。

”这种洗浴、清洁身体，在巫术观念中，认为可除灾灭病，特别是利用春天的桃花水洗涤妇女身上的不洁，名曰洁身洗垢，其目的为驱鬼求育。

傩舞之风，在周代颇盛，大傩是在腊月前驱逐疫鬼的一种巫术活动，用以驱除疫鬼，故名打傩，或驱傩。

桃茢是用苕（芦苇花）作的桃木柄扫帚，古人认为它有驱赶魔鬼邪恶及疫病的作用。

卜筮测疾病。

卜辞中诊断最灵的莫过于对妊娠和产期的推断。

《易经》中关于“无妄之疾，勿药有喜。

”“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都是对医疗实践经验的总结。

四、医巫的流变与趋向巫是人类史前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巫产生以后，曾把人类医药的经验予以吸取、传承变异，给比较质朴的医药经验和朴素的知识披上一层灵光，在医学史上形成了一个医巫合流的混杂阶段。

夏、商正处在这个阶段的鼎盛时期。

随着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崛起，人们在造成一个人化的环境的同时，逐渐地打破神化的世界，显示了人的价值，不断冲淡了对神的信仰。

到了周代，特别是周末，巫、医消长的趋势已有了反差，医药知识与经验开始逐渐从医巫合流的堤岸中分流出来，按自身的规律发展，而且愈向前发展，医巫的流向分歧愈明显。

文化价值的取向成为医巫的分水岭，医药的取向是科学文明与精英文化，而巫则基本上转向下层位文化和神秘主义。

回顾巫医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应当指出：在不同历史时期之作用是很不相同的。

在巫作为历史发展新生事物诞生及其发展之初期，巫医作为有知识之人在总结利用医药知识积累方面，其作用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

然而，医学发展到运用唯物史观探求疾病病因、治疗的阶段时，巫医则在维护其唯心病因、治疗上与医学科学的发展出现了对抗，从而不再是促进的力量，而是转化为消极的阻碍势力，这种进步的取代约于西周之未。

激烈争论和最终决裂于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的医学（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建立东周王朝。

自东周建立至秦灭六国，历史上又分为春秋（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和战国（公元475年至公元前221年）两个时期。

春秋战国是一个战争此起彼伏的时代，是中国社会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的大变革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职业医生的出现和医学基础理论体系的萌芽春秋后期，产生了我国思想史上两位最著名的思想家——老子和孔子，他们分别开创了道家和儒家两大流派。

战国时期，造成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

儒、墨、道、法、阴阳、名、农、纵横、杂、兵等“九流十家”便是当时思想战线上的代表性学派。

与此同时，天文、算学、冶金、纺织、制陶、水利工程、建筑、机构等技术也有很大发展。

春秋战国不仅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和科学技术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医学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

一、职业医生和医学专著的出现在春秋时期，中国已经出现了专职的医生队伍。

医缓、医和、扁鹊及其弟子子阳、子豹等都是当时著名的职业医生，公元前6～5世纪的秦国还有了专门的宫廷医疗机构，并设有“太医令”这一官职。

同时，专门医学著作也陆续问世，如长桑君授与扁鹊的《禁方书》，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也多成于春秋战国之际。

战国时，医书的数量已十分可观，传世的《黄帝内经》，所引用的《上经》、《下经》、《金匮》、《揆度》等十多种古医书无疑都要早于《内经》。

二、哲学向医学的渗透春秋战国时期哲学的发展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医巫的分化，而且在渗透到医学之中，促进了医学理论的形成。

所有名家的哲学思想几乎无不涉及生理、病理、养生、治疗等，形成各自的哲理性医学理论观点；医学著作也吸收和应用哲学概念和思想从而逐步建立医学理论基础，如元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天人相应论等思想，因而使中医理论一开始就具有浓郁的哲学思想气息。

三、医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奠定随着巫、医的分流和医学研究的开展，春秋战国时期医学理论逐渐形成。

如春秋时医和的阴、阳、风、雨、晦、明“六气”致病说，扁鹊言论涉及的“五脏”、“肠胃”、“血脉”、“血气”、阴阳等生理概念，《内经》确立了以脏腑经络气血为核心的医学理论体系，为后世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临床经验的积累和分科趋势经验疗法可以上溯到巫医混杂的时代乃至人类形成之初。

到春秋战国时期，医疗经验已积累到相当程度，从《五十二病方》所载药物疗法可以看出当时已普遍使用复方，其医疗技术与方法已有药敷、药浴、烟熏、蒸气熏、熨法、砭法、灸法、按摩、角法、外科手术等；书中所载用狗膀胱套竹管插入肛门吹胀以引出痔核加以割除的内痔割除法十分巧妙。

《汉书·艺文志》方技类所载“经方”，属内科的著作有《五脏六腑痹十二病方》三十卷，等共七种207卷；外伤科有《金疮瘛疭方》30卷；妇儿科有《妇人婴儿方》19卷。

这些专著文献的出现表明临证医学内科、外科和妇（产）儿科之分工。

春秋战国时期卫生保健和疾病预防春秋战国时期，个人饮食、饮水、环境卫生以及养生保健等方面均达到新的水平。

一、卫生保健个人卫生，主要表现在盥漱、沐浴等方面。

《礼记·内则》：“鸡初鸣，咸盥漱”。

《礼记·曲礼上》：“主人未辩，客不虚口”，“虚口”，指饮宴后用浆与酒漱口，显然对保持口腔卫生是十分有益的。

同书还强调饮食之前“先盥其手”，《礼记·内则》规定人们定期沐浴，清洁身体。

同时还要求中上下分开使用，“浴用二巾，分别用于头身和脚的洗浴。

当时王宫、旅舍等地也有这种供洗浴的设施，当时沐浴并配合熏香或涂身，被视为一种待人十分恭敬的礼节。

”沐浴不仅是一种清洁皮肤、促进血液循环的卫生方法，而且还是一种简便的治病方法，“头有创则沐，身有疡则浴”。

据《西京杂记》卷六载汉代广川王发掘战国魏襄王墓，发现“床上有玉唾壶一枚”，可见当时已使用唾壶，不随地吐痰。

饮食卫生，人们已经注意到饮食定时、定量、清洁，认为饮食必须按四时变化加以安排。

《墨子·非攻》说：“食饮之下时，讥饱之下节，百姓蹈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

”《论语·乡党》中记载孔子有“十不食”，如“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不多食”、“食不语”等，当时人们讲究饮食卫生，由此可见一斑。

用冰或原始冷库冷藏食物。

《吴越春秋》记载：“勾践之出游也，休息食宿于冰厨”。

1965年韩都新郑发掘出地下建筑和冷藏井，地下室内有南北成行排列的5眼井，深约2米，用预制的口径近1米的陶井圈套叠而成。

同时还在地下室和井中发掘出大量的羊，猪、牛、鸡等骨骼和大批陶器。

有的陶器上刻有左厨等文。

陕西凤翔春秋时期秦都遗址发现“凌阴”（冰室），可藏冰190立方米。

战国时期冷藏井是宫廷中重要设施之一。

这些“冰厨”、冷藏井等用来贮存食品，可防止食物发霉变质。

饮水卫生，为了确保饮水卫生，饮用井水和保持井水清洁得到严格的重视和管理。

如水井，每年春天定期清除井内污泥浊物，有的水井还设井台、井栏、井亭、甚至还有公用取水桶。

1977年在河南登封战国阳城遗址内发掘出贮水池、输水管道关用的“阀门坑”，其结构很象现代城市中的“自来水”设施。

环境卫生，洒扫庭院，已形成良好的社会习俗。

如果不洒扫庭院，就会遭到卑视。

如晋人曾讽刺晋昭侯（公元前745～前740在位）说：“子有廷内，弗洒弗扫”。

有的都市里埋设了排除污水用的地下水管，如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就出土虎头形下水道陶管，说明当时人们对环境卫生的重视。

《孙子兵法》：“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强调了环境卫生时行军的重要意义。

同时人们还对不同水质与健康的关系作出了富有科学道理的论述。

由于社会的发展，人们开始重视养生。

《庄子·养生主》总结出“吹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的养生理论与方法，诸子都曾论述过养生尤其老庄的养生思想对后世医学、养生学产生很大的影响。

《行气玉佩铭》，为战国初期（约公元前380年）遗物，所刻内容为，“行气，深则蓄，畜则伸，伸则下，下则定，定则固，固则萌，萌则长，长则退，退则天。

天其春在上，地其春在下。

顺则生，逆则死”。

该文叙述了早期气功锻练的方法与要令。

《十问》说：“深息以为寿”。

呼吸锻炼在当时称为“吐纳”、“行气”、“咽气”、“食气”等，《吕氏春秋·尽数》指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

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

郁处头则为肿为风……。

”当时称肢体锻炼为“导引”，马王堆帛画《导引图》载有44种导引，其中模仿动物动作的导引，成为后世仿生导引术的滥觞。

二、疾病预防“预防”一词最早见于《周易·下经》，“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春秋时期，知识界已普遍形成防范于未然的思想，如《管子》说：“惟有道者，能避患于未形，故祸不萌”。

这种避祸防患的观念影响到医学界，被引申、发展成为预防疾病的思想，《内经·四气调神大论》：“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

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即源于此。

“大傩”采用的形式是迷信的，但却蕴藏着早期预防传染病的思想。

《山海经》所载，防蛊8种，防疫4种，还有预防其他疾病的20多种药物等均能说明此期这疾病预防已为人们所重视。

春秋战国时期药物学的成就与方剂学萌芽秋战国时期，用药品种日益增多，药物学知识不断丰富。

除了用单味药治病之外，还探索多味药组成复方疗疾，因而出现了方剂学的萌芽。

一、本草知识的丰富出土医书中的药物（1）阜阳汉简《万物》所载药物：此书简残损太甚，根据可辨认者统计，共收载药物七十多种。

其中玉石类、木部类、兽部类、虫鱼部类、果部类、米谷部类、菜部类等等。

《万物》的记载非常古朴，如“鱼与黄土之已痔也”，“姜叶使人忍寒也”，这些都是比较原始的用法。

（2）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所载药物《五十二病方》因残损较多，很难确知原来所载方药总数。

据帛书整理小组统计，共列药物247种。

其中矿物药21种，草类药51种，菜类药10种，木类药29种，果类药5种，人部药9种，兽类药23种，鱼类药3种，虫类药16种，器物、物品类30种，泛称类药10种，待考药名14种。

此外，在马王堆一号汉墓的随葬物品中，还发现不少盛放在香炉或熏炉里有茅香、高良姜、姜、桂、蒽（蕙）、贲、花椒、辛夷、藁本、杜衡、佩兰等。

从《万物》和《五十二病方》来看，说明在战国时期，已经发现了众多的药物，而且对药物的性味功能已有了初步的认识。

《万物》是我国迄今发现的以记载药物知识为主的专书，但所载几乎都是单功能药物，其内容简略而古朴。

《五十二病方》虽是记载临床治疗的方书，而所载药物之多却是空前的，仅次于后来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

该书所记述之每一种药物已具有多种治病功效，比《万物》前进了一大步。

《山海经》、《吕氏春秋》等书对药物的论述（1）《山海经》：是一部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地理著作，在叙述山川地域及其物产时，也记载了各地出产的药物，共一百多种。

其中约有：如食之多力，食之不愚的补养药；食之宜子孙的生育药；服之不字食之无子的避孕药；服之美人色的美容药：食之无疫疾；食之无大疾；可以御疫的防病疫药；食之可以杀人的剧毒药；可以御百毒，可以为（治）毒的解毒药；可以杀虫的杀虫药；食之不眠，食之无卧的兴奋剂等。

此外，约在这一时期在成书的非医药专著如：《管子》、《离骚》、《昌氏春秩》、《礼记》、《尔雅》等，也都其不同的角度论及了不少的药用植物、动物、矿物等。

二、方剂学的萌芽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用药知识的积累，逐渐由使用单方过渡到使用复方，并且不断探索组方的原则和理论，方剂学萌芽。

阜阳汉简《万物》记载有一些复方。

如“倍力者以羊与龟”，认为龟羊合用，其强身健体之功更著，是复方的萌芽。

《五十二病方》，收载医方283个，如治癃病方、治牡痔熏蒸方等等。

从上举诸例可以看出，帛书《五十二病方》，复方大量增加了，而且剂型多种多样，既有内服的，又有外用的，洗浴、熏蒸、涂擦、外敷、充填诸剂齐备。

《内经》奠定方剂理论：《素问·至真要大论》说：“主病之谓君，左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非上下三品之谓也。

”又说：“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

《内经》并非方书，但对方剂理论和组方配伍原则作出了出色的归纳与总结，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临床各科成就春秋战国时期承周制，医学已有疾医（内科医生）、疡医（外伤科医生）、食医（营养医生）和兽医之分是肯定的。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扁鹊曾为带下医、小儿医、耳目痹医（五官科），说明从周过渡到春秋战国时期，医学渐趋专科化倾向。

一、内科疾病在一些非医学文献中也记述了内科杂病的病证表现与病因，例如《山海经》已有瘕、瘿、风、狂、疟和疫疾等十余种；有些还论述了症状与证候。

《周礼》中，已记载季节变换与疾病的关系，例如所叙春季多发头痛，夏季易发疮疡，秋季常流行疟疾，冬季以咳嗽喘息为多见。

这是通过对四时季节变换和气候失常等不同致病因素的观察中，反映了当时对部分内科杂病病因的认识。

《吕氏春秋·尽数》中不仅论证了瘿，而且观察到本病的发生与所在地的水质有密切关系。

至於医学文献对内科杂病的认识与论述已更为深入。

例如：《五十二病方》，并非内科专著，但也反映了当时对内科杂病的认识水平。

其论述多以观察各种疾病的特点入手，例如“痫证”，就是以疾病发作时与马、羊等动物某些形态相似，而命名“马痫”、“羊痫”等，这种命名法在后世医家的著作中多有启示，《黄帝内经》对内科杂病的认识，已联系病因，脏腑经络气血以及病状特点来进行分类，已突出了类的概念。

注意抓某类疾病的共同特点，对临床治疗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以风为共同病因而引起的疾病甚多，有肝风、心风、脾风、肺风、肾风、首风、大风、病风、偏风、风痹等。

其中五脏风多属外感热性病范畴；偏风是指脑血管疾患，疠风、大风多指麻风病等。

《内经》对急症的认识也很突出。

它把突然发作、病情危重的疾病称为“卒病”、“暴病”、“暴疾”，范围所及达数十种，其中以内科病居多。

有的突出症状特点，如痉证、呕血；有的以病因命名，如伤寒；有的以疾病性质别类，如热病；有的按病机区分，如厥逆；有的根据病位冠名，如心痛。

内容多散见于各篇，但也有以“举痛论”、“厥论”、“厥病”、“热论”、“热病”、“刺热论”、“评热病论”等设专篇以论专病者。

《内经》还为中医治疗学提出许多正确的治则治法，因而对提高内科临床治疗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二、外科疾病在中国医学史上，人们同化脓性感染，外伤等的斗争，从而积累的外科治疗经验。

例如：砭石，是已知的最早的医疗工具，当是新石器时代的产物，或更早些。

汉·许慎在解释“砭”字时指出：“以石刺病”谓之砭，《灵枢·玉版》更明确认为：“故其已成脓血者，其唯砭石铍锋之所取也。

”原始人的钻颅术、拔牙成形等，无论其有否外科治疗目的，但均对外科之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外科医疗技术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上已有了外科专门人才和专门外科机构的设立，据《周礼·天官冢宰》所载，周代已设有疡医。

“医师”明确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和兽医等四科。

当时的疡医即外科，是四科之一。

春秋战国时期，对比脓性感染的病因疾病鉴别、症状诊断以及某些治疗原则和技术、手术方法等。

已能作出比较正确的阐释，其理论在后世也有不断发展与进步。

《灵枢·痈疽篇》更设专篇依次由头面、项颈、胸腹四肢等论述了不同部位的痈疽，对其大小、颜色软硬、疼痛性质、诊断治疗原则以及预后等，作了相当系统的叙述。

如咽喉部位的“猛疽”，发于颈部的夭疽，发于颈腋之“马刀挟瘿”等20条种。

治疗方法此期大约已有内、外用药物治疗、切开引流和手术截趾、指等三类。

再如截趾以治疗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的外科手术疗法，指出：“发于足指，名曰脱疽，其状赤黑者，死不治。

不赤黑者，不死。

治之不衰，急斩去之，不去则死矣”。

尤其可贵的是《内经》已发明和运用放腹水的医疗技术。

《内经》时代，不但能用筒针于腹部脐下三寸处作为腹腔穿刺点以放腹水，更已有了“束身令实，夏饮补药”的护理原则。

《五十二病方》以次论述了诸伤、伤痉、婴儿索痉、婴儿病痫、婴儿瘛、狂犬病、体臭、皮肤病、毒箭伤、蝎伤、蛭伤、毒蛇伤、疣、癫痫、白癜风、肋间神经炎、毒虫伤、麻风、人病马痫、人病羊痫、人病蛇痫、泌尿系结石、腹股沟斜疝、内、外痔与瘘管以及痈疽、下肢烧伤等等共计52种疾病，从现代概念理解几乎完全可以视为外科疾病。

故《五十二病方》很可能就是《汉书·艺文志》存目的《金疮瘛疭方》。

再从该书所达到的科学水平作些叙述，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外科诊治水平所达到的高度。

例如：诸伤：论述了人体被金刃等伤所造成的疼痛、出血、瘢痕等病症以及各种用酒止痛等治疗方法；伤痉：由于金刃等外伤而引致之痉症。

按其所叙：“风入伤，身伸而不能屈”之病因、症状描述，可断定即破伤风。

在其治疗的六个处方中，包括有炒盐令黄，布囊淬酒以“熨头”，取药汁“强启其口，为灌之”，…同时，从治疗方法和用药剂型的多样，也能反映出此时对破伤风的认识和治疗均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冥病：即麻风病。

“其所发毋恒处，或在鼻，或在口旁，或齿龈，或在手指，使人鼻缺指断”。

尽管由于文字有缺损，但仍然可以看出先秦医学家对麻风病病困、发病部位、症状与预后已有比较正确的认识；穨：即穨，属阴囊病范围，其中用以治疗腹股沟斜疝的疝气罩，或为疝气带，已有发明。

如“穿小瓠壶，令其孔尽容穨者肾与（月最）,即令穨者烦（握）瓠，东向坐于东陈垣下，即纳肾（月最）于壶孔中，…再摩之”。

这种还纳疝内容入腹，再将缩小的阴囊纳入壶卢内，壶卢底部压迫疝环处而阴茎从壶卢孔穿出不影响排除小便的医疗技术，其设计已十分精巧。

这种技术同后世所应用的疝气罩、疝气带等器具，在科学原理和使用价值上有相似之处。

此外，该书在治疗腹股沟斜疝上还创造了外科手术疗法，其手术虽然比较原始，但有效和成功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如所强调：“……，先上卵，引下其皮，以砭穿其旁，口口汁及膏口，挠以醇口，又灸其，勿令风及，易瘳。

……”其文虽有缺损，但仍可清楚看出其手术方法与步骤是：先将阴囊之疝内容还纳入腹．然后将皮表向下引牵，再用砭石穿刺其疝旁部位，使破出血汁等。

并于其伤口挠以醇酒，再用火灸其疮面，并且强调不要接触风的护理要求，如此造成疝环部位创伤，加之酒与灸刺激烧熨，局部必然形成较深广的瘢痕，很可能因此而闭锁其疝环，从而达到疝修补术手治疗目的。

痔：《五十二病方》已有脉痔、牡痔、牝痔、血痔、巢（肛门瘘管）以及肛门部搔痒、脱肛（人州出）等病名诊断、鉴别诊断、医疗技术的论述。

仅就医疗与外科手术水平而言，对于“如鼠乳状，末大本小，有孔其中”之牡痔，已有进行烧灼结扎痔根的手术，对位于肛门旁大如枣的牡痔，以角法使痔由肛门吸出进行手术结扎切除疗法。

对“牡痔之有数窍，蛲虫从道出者”，进行“先导以滑夏铤，令血出”的搔爬手术，并配合药熏疗法，更可贵者是对混合痔合并脱肛之“巢塞（月直）者”，创造出“杀狗，取其脬（膀胱），以穿竹管，入肛门中，吹之，引出，徐以刀剥去其巢”。

这一手术是非常先进的。

三、皮肤科疾病不少皮肤病已描写或初步认识，出现了许多皮肤病古病名，诊断和治疗方法正有显著进步。

《山海经》中载有疠、疣、疽、痤、白癣、疥、骚、垫、痈、底（胝）、皮张、腊、曝（皮皴）、肿等十多种病名，相应的防治药物有30多种，还提到悦容和灭瘢。

《战国策》豫让“漆身为厉，灭须去眉，以变其容”的故事，说明当时对麻风病已较熟悉，而漆身为厉则是人为的大漆皮炎的最早记载。

《庄子·逍遥游》述有：防治手足皲裂的有效方法，这也是世界上防治职业性皮肤病的最早记录。

《五十二病方》是迄今所发现的第一部载有多种皮肤病症和治法内容的方书。

突出的表明了诊断与治疗方法的进步。

其中，与现代相应之皮肤病有：夕下：为腋下湿痒类皮肤病，如多汗症、腋下湿疹等；疣、马疣：寻常疣等；白处：白癜风；冥病：按本书成书年代，麻风病已为人熟知（称为“疠”），且本方所述者未涉及“不仁”等神经麻木症状，故考虑麻风病外，还类似于寻常性狼疮等皮肤结核病；乾骚（瘙）：皮肤瘙痒症及疥癣类。

上述病名虽较简单，但其中有的病名因正确地反映了诊断特点而沿用至今（如疣、漆疮等）或成为今日命名之滥觞；并根据不同诊断，采取不同有效治法。

除祝由法外，各类治法约70条，有内服、外涂、灸疗、洗浴、熏蒸、按摩等；所用药物有动物药、植物药和矿物药30余种，并常采取多种疗法综合治疗，特别是疮疡疥癣使用了堆黄、石（砷剂）和水银（汞剂），这是领先于世界的记载。

四、骨伤科疾病《灵枢》指出可以通过解剖了解人的形态构造，在《素问》和《灵枢》中，分别描述了人体的骨骼系统构造，指出骨骼的功能是人体的支架和杠杆作用，“骨为干”、“骨属屈伸”，同时，还论述了骨骼中有骨髓，脊椎有脊髓，脊髓上通于脑，受脑统属。

对全身的骨骼，主要关节均有记载和命名。

关于骨折的诊断分类：《阴阳脉死候》有：“凡三阳，……其病唯折骨列（裂）肤一死”的记载。

“折骨绝筋”是指闭合性骨折。

“折骨列肤”是指开放性骨折。

关于开放性创伤并发症《五十二病方》首先记载了开放创伤并发破伤风。

认为伤口被“风”邪感染会引起“痈痛”。

并观察到开放创伤感染有红、肿、痛、化脓、溃破，甚至创口生虫，经治后出现肉芽增殖，瘢痕形成而愈合的症状病理变化过程。

关于骨痈、疽、肿瘤：对此类疾病《五十二病方》已记载有痈、疽、骨疽、肿瘤痛的一些症状。

《灵枢·痈疽》又从病因病理、病变部位和症状表现上指出痈、疽的鉴别诊断。

这些记载，都在一定程度上描写了发于四肢部位类似骨髓炎、骨结核的症状体征。

发于膝部位的类似痈是“如坚石”，后世又称为“石痈”，与骨肿瘤关系密切。

治疗观点的形成：战国时代“形不动则精不流”的观点，形成了重视运动、运用导引等以强身防病的“治未病”观点。

《五十二病方》治伤、痈、疽的方法和用药，反映了一方多用、局部病变全身调治和内外兼冶的思想，既有内服，又有外敷、外洗、外熨等。

《内经》科学地总结了前人的治疗经验。

在具体的方法上，提出了一系列的治疗法则。

洗浴、外敷包扎、追蚀、切开排脓和发汗等。

洗涤法《内经》称为“浴之”。

据《五十二病方》等书所载，“浴之”应用于创口早期的消毒法，感染病灶的洗涤法（包括痈、疽治疗），以及筋骨痹等温洗疗法。

《五十二病方》是世界上较早记载应用水银膏治疗外科感染的文献。

导引和按摩疗法是这一时期对骨科伤病的重要疗法。

《内经》用椒、姜、桂和酒煮熏浴冶痹痛；用连翘煮汤熏浴治痈疽，并指出：“病在骨，粹针药熨”。

“今风寒客于人，……或痹不仁肿痛，当是之时，可汤熨及火灸刺而去之。

”认为药熨、熏浴能疏通气血，活血化瘀。

祛风寒湿邪，这一疗法，一直沿用至今，是中国骨伤科宝贵的治疗经验之一。

五、妇产科疾病《山海经》已记载了佩带某种药物可以有助于生育，食某种药可以使人“无子”、“不育”。

《周礼》明确规定：“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礼记·内则》更强调：“妻不娶同姓”。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医生扁鹊，具有多方面的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

他曾行医来到赵国的都城邯郸（今河北邯郸），由于当地人民重视妇女，便按当地群众的需要，当了一名“带下医”（妇科医生）。

这说明我国早在公元前4～3世纪，就已有了以治疗妇科疾病为主，而行医于民间的医生。

《五十二病方》记有妇女常见病：女子（癃），马王堆帛书《胎产书》，则是我国现今已知的，最古的以胎产命名的产科著述。

其中有医论一篇，即“禹问幼频”，比较详细地论述了胎儿在母体中的发育变化和产妇的调摄；另外，还绘有两种埋胞方位的图形，显然是与迷信有关。

《五十二病方》中已记有“女子月事”。

《内经》则更全面地论述了月经的产生及其与生育机能的密切关系。

《素问·上古天真论》说：“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主而长极，……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

”提出了月经是妇女的一种生理现象；明确了月经的周期性：女子14岁初潮，进入生育年龄；到了49岁，为绝经期，主育机能衰退，认为月经的产生主要是肾气，天癸，冲任脉的作用。

《灵枢·五音五味篇》又说：“妇人之生，有余于气，不足于血，以其数脱血也。

”深刻揭示了女子以血为本的生理病理特点。

关于妊娠的生理和妊娠诊断：《胎产书》比较详细地论述了胎儿在母体中的发育变化。

论中把最初形成一个月以内的胚胎描述为“流刑”；指出胚胎发育至二、三月时，呈一团“膏”、“脂”状物；四、五月时，胚胎产生血与气；依赖气血的供养，胚胎先后子七、八、九月生成筋、骨、皮肤、毛发等各种器官组织。

经10个月的变化过程、胚胎发育成熟，最后娩出母体，这在中国人体胚胎发育史上确实是最早的论述，北齐医学家徐之才的“十月养胎法”即源于此，从而奠定了中医妇产科学“胎教”和孕妇保健的理论基础。

关于妇科疾病的认识与治疗：关于妇科疾病，《素问》已记载有女子不月，月事不来，月事衰少，血枯（经闭）；崩中，经水过多；女子带下瘕聚；还记有产科病，如子（妊娠音痖）等。

《灵枢·水胀篇》更记有肠罩和石瘕，对其症侯特点和病变部位也有比较确切的描述和分析。

现代多数学者认为，肠罩与卵巢囊肿、输卵管积水相类似；石瘕与子宫肌瘤相类似。

《内经》还提出了一些有关妇科疾病的治则和方药。

加因感受寒邪、血凝气滞，导致的经少、经闭。

《素问·调经论》则用消法，“消而去之”；若发生汤罩、石瘕、《灵枢·水胀篇》则用导法，认为“可导而下”。

《素问·腹中论》为治疗月事衰少不来、血枯经闭，制定了妇科学史上最早的一首通经方剂：四乌贼骨一芦茹丸。

方中有乌贼骨、雀卵、鲍鱼汁，为血肉有情之品，可益精血补肝肾；并用茜草可祛瘀生新。

为妇科处方用药树立了范例。

六、小儿科疾病《五十二病方》是现存最早记有儿科内容的医书。

书中记载的“婴儿索痉”可能为新生儿破伤风，“婴儿病痫”可能为小儿热性惊厥，说明先秦医学对不同性质的小儿痉挛性疾病已能作出较为准确的鉴别诊断。

《素问·上古天真论》对儿童生长发育的特点进行了描述：“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男子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

把小儿的生长发育与肾气的盛衰联系起来，给后世儿科医家从肾论治以极大的启发。

书中还对小儿常见危重病症的症状、体征、诊断、预后有所认识，如《灵枢·论疾诊尺》载：“婴儿病，其头毛皆逆上者，必死。

耳间青脉起音。

掣痛，大便赤瓣飧泄，脉小者，手足寒，难已；飧泄、脉小、手足温、泄易已。

”所述头发逆上、掣痛、大便赤瓣飧泄等症状，多为营养失调、消化不良、缺乏钙、磷所致。

《素问·奇病论》对先天性癫疾作了精辟的阐述，认为“此得之在母腹中时，其母有所大惊，气上而不下，精气并居，故令子发为癫疾也。

”这与今之新生儿癫痫类似。

七、五官科疾病春秋战国时期，以《黄帝内经》为主的医籍对口腔的生理解剖、病理以及病症有所论述，并对某些疾病采用针灸疗法。

《素问·上古天真论》已明确记载女子七岁“齿更”、21岁“真牙（智齿）生”；男子8岁换牙，24岁主智齿。

这和现代的情况基本吻合。

《灵枢·肠胃》载：“唇至齿长九分，口广二寸半。

齿以后至会厌，深二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两，长七寸，广二寸半”，毫无疑问，这些记录是建立在人体解剖基础之上的，当时已注意到口腔疾病与营养、内脏的关系。

对龋齿，《灵枢·论疾诊尺》根据压痛部位来诊断，云：“诊龋齿痛，按其阳之来，有过者独热，在左左热，在右右热。

在上上热，在下下热”，并提出针刺疗法，如“齿龋，刺手阳明，不已，刺其脉入齿中。

”（《素问·缪刺论》）扁鹊及其弟子行医到周都洛阳，知周人尊老，即以“耳目痹医”名于时。

扁鹊专治耳疾，目病，实则为五官科之最早记录。

《黄帝内经》对五官疾病的记载还有龋齿、口疮、咽喉病、齿痛、舌本痛、舌本烂、重舌、舌纵、唇胗、眼疾、耳聋、耳鸣、鼻病等。

在五官病治疗上，《灵枢·九针论》指出：“病生于咽喉，治之以甘药。

”它还强调食治。

《灵枢·痛疽》记载：“痈发干嗌中，名曰猛疽。

猛疽不治，化为脓，脓不泻，塞咽。

半日死：其化为脓者，泻则合豕膏，冷食，三日而发，”对针刺治疗五官病论述也很充分，《灵枢·厥病》指出：“耳聋无闻，取耳中，耳鸣，取耳前动脉。

耳痛不可刺者，耳中有脓，……，耳无闻也，耳聋，取手小指次指爪甲上与肉交者，先取手，后取足等等”。

这些方法至今还有沿用者。

八、针灸科我国针灸历史非常久远，由于冶炼事业的发展，开始有了金属针，是在砥石、砭针基础上形成的。

春秋战国时期，医缓曾对针灸治疗的宜忌作了一定的论述。

秦越人以砭石弹刺奏武王面部痈肿，并和弟子子阳、子豹一起“厉针砥石，以取外三阳五会”，治疗虢太子的“尸厥”，获得成功。

说明当时是针石并用的，在医学专著中，《灵枢·玉版》说：“其已致脓者，其惟砭石、铍锋之所取也”。

《素问·异法方宜论》：“东方之域，其病皆为痈疡，其治疽砭石”。

亦皆说明，自远古以来，以砭石为针灸医疗用具的历史事实。

马王堆古医书有《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有甲、乙两种抄本）、《脉法》、《阴阳脉死侯》等四种，江陵张家山汉简《脉书》为马王堆古医书后三种之合，皆与经络、经脉等针灸基础理论有着密切关系。

马王堆古医书还有《五十二病方》，这些古医书皆只有灸法，而无针法。

《史记·仓公列传》记载有《黄帝脉书》、《扁鹊脉书》、《石神》、《经脉上》、《经脉下》等医学专著，由公乘阳庆、公孙光等传授于淳于意等流传于世。

《黄帝内经》虽详于针而略于灸，标志着针与灸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并初步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

仅从以下四方面阐述此期针灸学的主要成就。

经络学的成就：经络学是针灸学的理论核心，是人们在长期医疗实践逐步发现和认识的，从马王堆古医书、江陵张家山汉简《脉书》、《仓公传》中的《黄帝脉书》等到《黄帝内经》，可以清楚看到，经络学从零散的记载发展到十一条经脉和十二条经脉的全过程；腧穴学的成就：马王堆古医书的两种灸经和江陵张家山汉简《脉书》，皆只有脉而无具体腧穴。

《史记·扁鹊列传》始有“五藏之输”和“三阳五会”的记载，标志着腧穴出现。

《黄帝内经》虽屡讲365穴，但实有双穴名135个，单穴名25个，共有295穴，仍缺70穴，而不足365穴之数，腧穴已形成腧穴分类、腧穴定位和特定腧穴等三个理论方面，说明其发展已初具规模。

治疗学的成就：在掌握针灸治疗的基本理论和操作技术的基础上，在针灸治疗选穴、配穴和治疗三个方面有较突出的成就，例如：选穴，已总结出循经选穴，即病在何经则选其所属经脉穴位进行针灸，以及“按藏府选穴”的两种选穴理论与方法；关于配穴原则：主要有局部取穴、远隔取穴、局部与远隔相结合三种配穴原则；各种病证治疗：以针灸治疗的病证主要有热病、寒热证、疟疾、腰痛、膝痛、心痛、腹痛、痿证、喘证、水肿鼓胀、癫狂、痫疚、头痛、项强项痛、耳聋耳鸣、喑哑失音、齿痛龋齿、衄血、重舌、目赤痛、口苦、犬伤、疠风等三十多种病证，为针灸治疗学奠定了基础。

上述成就，标志着针灸学已由经验进入理性阶段，开始形成一门重要学科。

九、法医学法医学的萌芽时期：中国的成文刑法最早见于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首先铸刑书；公元前513年晋国又铸刑鼎，可惜均已失传，公元前407年，魏文侯颂布李悝《法经》，这是一部集诸候法律之大成的杰作，是以后历代封建法典的蓝本，商鞅变法（公元前359～前350年），其中的刑法（秦律）就是依据李悝《法经》制定的。

中国古代萌芽状态的法医学，大约就是从实行《法经》与《秦律》以后开始出现的《礼记·月令》与《吕氏春秋·孟秋纪》都记载：“是月也，有司修法治，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博执。

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端平。

”蔡邕注：“皮曰伤，肉曰创，骨曰折，骨肉皆绝曰断。

”即当时已有命令理官检验不同程度损伤的规定，近年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发现的《秦律》，其中确有不少与法医学有关的内容；特别是同时出土的《封诊式》明确记载了许多有关法医学检验和刑事侦查的案例，一切都充分说明战国时期是我国法医学与刑事技术的萌芽时期。

秦律与法医学：1975年末，我国考古学界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掘了12座秦墓，其中十一号墓出土了大量秦代竹简，定名为《睡虎地秦墓竹简》。

墓主喜（公元前262～前217年）曾历任安陆御史、安陆令史和鄢令史等与司法有关的职务。

秦简中与法医学关系密切的是《法律答问》和《封诊式》两部分，《法律答问》计简210支，多采用问答形式，对秦律的某些条文做出明确的解释。

由其内容可以看出，秦律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运用了法医学知识。

例如：秦律明确规定，不同程度的损伤处以不同程度的刑罚，如毁损耳、鼻、唇、指等处以耐刑（是剃去双鬓及胡须的一种古刑法）；拔去须眉，斩下发髻处以完城旦（不加肉刑，保持身体完整去服筑城的劳役）之刑；以针、锥等锐器伤人处以黥为城旦（即受墨刑兼服筑城的劳役）之刑等，论刑时除了考虑到损伤本身的轻重外，也考虑到凶器的性质，如咬伤与用锥、针伤人的刑罚显著不同，对于使用锐器伤人被认为是情节严重的，秦律有剃鬓及胡须的耐刑之设，又有割人须发得受处重刑的规定，反映战国时期非常重视须眉鬓发，说明毁容问题已列为刑律的一项重要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在《封诊式》中提到“诊其痍状”，而在《法律答问》中又专对“大痍”作了解说：“何如为大痍？

大痍者肢或未断，及将长令二人扶出之，为大痍”。

这一解说正是大痍的诊断标准，这是战国时期进行法医学活体检验的又一证据。

《封诊式》及其法医学成就：《封诊式》中的“封”指查封；“诊”指诊察、勘验、检验；“式”格式或程式。

《封诊式》就是有关查封与勘验程式的一部书籍。

全书共有竹简98支，分25节，包括书题共3010字，内容有审讯、犯人历史调查、查封、抓捕、自首、惩办和勘验。

勘验是本书的中心内容，包括活体检验、首级检验、尸体检验、现场检验和法兽医学检验（验牛齿）等，书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以案例的形式介绍的，具有典型案例性质；同时这些内容也是以文书格式的形式出现的。

现将其缢死之检验报告译文介绍如下：缢死爰书：某里的里典甲说：“本里人士伍丙在家中缢死，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前来报案。

”当即令史某前往检验，令史某爰书：本人和牢隶臣某随甲同丙的妻和女儿对丙进行检验，丙的尸体悬挂在其家东侧卧室北墙的房椽上，面向东，用拇指粗的麻绳做成绳套，束在颈上，绳套的系束处在项部，绳索向上系在房椽上。

绕椽两周后打结留下的绳头长2尺，尸体头上离椽2尺，脚离地2寸。

头和背贴着墙，舌出齐唇吻，二便失禁并污两脚，解索，其尸口鼻有气出，如叹息状。

颈部索迹呈淑郁色，不同项处长2寸，其他部位未见兵刃、木棒、绳索等损伤痕迹。

房椽粗一围，长3尺，西距地上土台2尺，在上台上面可以系挂绳索，地面坚硬，不能查知人的痕迹。

绳索长1丈，死者身穿薄绸单上衣、裙各一件，赤足。

当即令甲及死者之女将丙尸运到庭院。

检验时必须首先仔细观察痕迹，应当亲到停尸现场，检查绳索悬挂处，该处有绳索通过的痕迹，检查舌出不出，头、足离悬索处及地各多少，有无大小便失禁，然后解绳索，看口鼻是否作喟然叹息状，索迹是否呈椒郁色。

通过系绳处试脱头，能脱，再解其衣，详细检查全身、头发内和会阴部。

若“舌不出、口鼻不喟然、索迹不郁、索终急不能脱”，难走缢死。

若死后经过较久，口鼻可无喟然叹息状。

自杀者必有原故，应讯其同居人，弄清原因。

这是一个典型的缢死的现场尸体检验案例，特别珍贵的是对索沟性状的描述，以“不周项”作为索沟的特征，以椒郁色作为生前缢沟的特证，法医检验已达到很高水平。

《封诊式》记载了外伤流产和麻风病的诊断方法，以及流产胎儿的检验鉴定方法。

在现场勘验方面，一些案例详细记载了现场的方位、四至、停尸处与周围环境的关系。

现场的血迹、足迹、手迹、膝迹及工具痕迹，现场上遗留的物品及其他物证等。

由上述资料可以认为，《封诊式》就是一部以文书格式形式出现的秦代刑事技术书籍。

说明我国古代法医学的萌芽阶段。

《封诊式》是世界上最早的有丰富的法医学内容的刑事技术书籍。

战国时期的检验制度：检验程序：从《封诊式》的内容可以看出，战国时期已有一定的检验组织制度，每个案件“爰书”的开头，都有一段作为检验前提的报案，是由基层人员的里典、求盗到县报告的，也有是被害人控告的，然后由县令或县丞命令令史率领隶臣等前去勘验。

检验时允许家属和有关的同里人参加共同观看，检验后由令史写出检验报告书，报案加上检验报告书就成为县令或县丞处理该案的依据。

检验人员战国时期已有明确分工，如令史：是一县之中的下属官吏，负责进行活体检验、尸体和现场检验，还负责拘捕人犯；医生：参加与疾病有关的活体检验，不参加尸体检验；隶妾：即女奴隶，活体检查妇女下部，由经产的隶妾进行；隶臣：即男奴隶。

检验时帮助搬运尸体，脱穿衣服，协助测量尺度等。

其中令史是负责刑事侦查的主要人员，是刑事警察、侦查员、法医、痕迹检验员的前身。

检验报告书：相当法医鉴定书，其内容包括：报案因由：简述由何人（注明姓名、性别、职务或等级、住址等），因何故前来报案；检验记录：首先注明指派的检验人员姓名、身分，然后详细记录检验的经过，检验的所见；结论：根据检验结果作出结论，要求简明扼要。

《封诊式》就是提供检验报告书标准格式的书籍，供检验人员书写检验报告之参考。

春秋战国时期初具体系的医学理论中国古代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经历了由萌芽到成熟，由简单到复杂、由纷乱到统一的历史过程。

中医学在春秋时期已产生了一些概念和简单的理论认识，而到《内经》时代则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

中医理论的形成，不仅是以春秋战国时医家们的实践经验为基础的，当时的自然哲学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一、脏象学说脏象学说是关于人体脏腑形态功能及其与人体其它组织器官相互关系的中医生理学说。

脏腑的形态与名称：《内经》之前和各种现存的和出土的医学和非医学文献，尚无系统论述人体脏腑的形态结构者，不过到春秋时期，对脏腑的认识有了显著的进步。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载扁鹊和虢中庶子的对话中已明确提到了“脏”、“五脏”的概念。

并有“胃肠”、“三焦”、“膀胱”等名称，表明公元前6～5世纪人们对脏腑的认识已有所进步,同时“五脏”概念的提出也表明当时医家已经注意到了五脏在形态结构上的特征。

《灵枢·经水》:“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

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皆有大数。

”《灵枢·肠胃》对人体消化道的各个部分，包括唇、口、舌、咽、胃、回肠（即小肠）、广肠（即大肠）的位置、长度、广度、重量、形状、递接关系等一一具体描述，这无疑是当时实际解剖观测结果的记录；若以所述大小肠长度与食管长度的比例为35∶1，而现代解剖测为37∶1为例，说明当时的解剖观测是有一定依据的，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内经》对其它脏器形态结构位置的有关描述，无疑都是解剖观测的结果。

尸体解剖的实施为脏象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素问·五脏别论》：根据人体内脏的形态结构及其功能特点将它们区分为三类：五脏——肝、心、脾、肺、肾；六腑一胆、胃、小肠、胃、大肠、膀胱、三焦；奇恒之腑——脑、髓、骨、脉、胆、女子胞。

由于其概念明晰，很快为医界接受，并为后世所遵从。

关于五脏与躯体组织器官的关系：如《管子·水地》云：“脾生膈，肺生骨，肾生脑，肝生革，心生肉……脾发于鼻，肝发于目，肾发为耳，肺发为窍。

”《文子·十守》则云：“肝主目，肾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胆主口。

”说明战国时期对五脏与驱体组织器官关系的认识尚处于多说并存阶段。

由于《内经》本身的理论比较系统，故逐渐统一起来。

《内经》还提出了脏腑相关的理论。

它认为五脏六腑虽各有功能，但总体上却是相互关联着的，其一是认为五脏与六腑之间的表里阴阳相合，如：“肺合大肠”，“心合小肠”，“肝合胆”，“脾合胃”，“肾合三焦膀胱”，其二是认为五脏之间有相生相克的关系。

二、气血精津液学说气血精津液学说是关于人体生命物质的产主、分布、形态、运行及其机能等的中医生理学说。

这一学说发端于春秋，形成于战国。

集中地体现在《内经》一书中。

《内经》把人体内的一切精微物质统称为“气”。

进而又把“气”区分为性质各异的六种。

分别称之为“精”（狭义）、“津”、“液”"、“血”、“脉”。

据《内经》有关内容可知：狭义的“精”是指主殖之精，即肾精：《内经》认为肾精是由五脏六腑之精气汇集而成，当人发育到一定的阶段，肾精满溢，两性交合，便可妊育新生命，故精是生成新的生命体的基始物质，所谓“人始生，先成精。

”（《灵枢经·经脉》卷三）。

狭义的“气”是指由上焦宣发出来，呈雾露状的、对人体有充养作用的水谷精微物质。

《内经》认为，“气”在人体中是无休止的运行着。

《灵枢·脉度》所云：“气之不得无行也，如水之流……其流溢之气，内溉脏腑，外濡腠理。

”（《灵枢经》卷四）。

气的流行不已，才能对身体各组织器官发挥滋润濡养作用。

《内经》确立了气血精津液学说的基本理论，一直为后世医家所遵循。

三、经络学说经络学说是关于人体经络的循行分布规律及其功能的中医生理学说。

经络学说的基本理论在《内经》中有较系统而全面的论述，这表明经络学说是在从春秋到战国的较长时期内逐步完善起来的。

1、经络学说的逐步完善经和络分别指经脉和络脉，“脉”、“经”、“络”的名称在春秋时已经出现。

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载，扁鹊已经提到“脉”、“血脉”、“阴脉”、“阳脉”、“经”、“络”等名称，这表明当时“脉”已为医家们所注意，而且他们对脉的性状已有一定的研究，并认识到血与脉的联系。

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上的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可以看出，最迟春秋战国之际，我国医家已经大致认识了人体经络系统中的十一对正经在体表的主要循行路线，并据其主要循行部位结合三阴三阳为其一一命名，它对经脉的描述虽然还十分简单，但它们却在认识人体经络系统的道路上跨出了重要的一步，确立了经络学说的雏型。

经脉是经络系统中的主干，正经又是其中的主体，因而对正经的认识也就成为经络学说的重点。

从《足臂十一脉灸经》（以下简称《足臂》）到《阴阳十一脉灸经》（以下简称《阴阳》）再到《灵枢·经脉》篇（以下简称《经脉》），展示了春秋战国时期医家对人体正经的认识及其发展过程。

总之，在《内经》中，形成了经络学说的基本理论。

后世除在对奇经八脉的认识方面较之《内经》有所发展外，基本上都是遵循《内经》的定论，可以说中国古代经络学说在《内经》时代已基本完善。

2、关于经脉系统发现过程的讨论经脉系统当初是如何被发现的？

这是中国医史研究至今争论未决的难题。

有人认为，经脉是由于古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及医疗活动中逐步发现人体有许多通过一定的刺激，如压、按、刺、灸等可以治疗病症的点（即穴位），进而发现许多有相同或相近治疗作用的点基本分布在一条线上，这一条条有相同治疗作用的点的分布线就是经脉。

有人则认为，经脉是通过“感传”现象而发现的，即古人在偶然发现肢体某些部位受刺激后会产生胀、麻或似“气行”等感觉沿着一定路线传导的现象时，这一条条相对固定的感传路线就被认为是经脉。

还有人认为，经脉当初就是指血管，经脉的循行和分布是古人在可见（包括解剖）的血管循行分布路线的基础上推想出来的。

另外还有人认为，经脉是通过练气功而发现的，当气功练到一定的程度时便会体会到身体中有气沿着一定的路线移行，这种气行路线便是经脉。

我们认为，第一和第四种观点不能成立。

按照第一种观点，应该是首先发现了很多穴位及其治疗作用，才会有对“经脉”的认识，然而，历史实事相反，已知最早的论述经脉的医书《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中只有经脉循行部位的叙述，而没有穴位记载，其灸法治病也只提“灸某某脉”而不说“灸某某穴”，足见“经源于穴”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第四种观点是在近几年的“气功热”中产生的，它没有充分的证据能证明先秦时期已有能使人体验到自身气行的气功，先秦文献从未提到练气功与经络的关系；同时，气功师所感受到的“气行”是循环连贯的（所谓“小周天”与“大周天”），而两部《十一脉灸经》所记述的经脉循行却未构成循环连贯的路线；《内经》所描述的十二正经及其分支和经别、奇经八脉、十五大络等循行路线也绝非练气功所能自我体验到的。

经脉系统的发现当与“循经感传”和血管有关。

从《内经》对“脉”的论述可知，“脉”本来即指血管。

既然“脉”（经络）原指血管，那么“经络”的发现自然也就与血管的发现有关；体表观察、触摸和解剖观测就是发现“经络”的基本途径。

但是经脉系统的循行分布与现代解剖学所发现的人体血管系统大部分并不相符，因而经脉系统不可能是完全通过观测血管而发现，经络系统也不等同于血管系统，“经络”还包括了血管以外的人体组织或物质。

经络有“感传”的特性，根据报道，循经感传现象的出现率在20%左右，而且与古代经络的循行路线基本相同。

因此大部分经脉行路线可能是通过循经感传现象而发现的。

至于经脉与脏腑之联系的确定，一方面是在针（砭）灸临床实践中发现针灸某经脉能治疗某脏腑的疾病，由此推论经脉与此脏腑有联系；另一方面则是运用阴阳五行学说等自然哲学理论对脏腑经脉关系所作的理论上的推演。

四、病因病机学说病因病机学说是关于人体疾病产生的原因和疾病发生、变化机理的学说。

中医学的病因病机学说在春秋时已露端倪，而到战国时则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

1、病因学说据《左传·昭公元年》记载，春秋时秦国著名医生医和为晋侯治病提出：阴、阳、风、雨、晦、明等六种天气现象的太过会导致人体发生疾病。

医和的“六气”病因论开创了中医外感病因学说的先河，是后世“六淫”病因论之滥觞。

《五十二病方》中有一些关于病因的记载。

例如，该书认为外伤所引起的“痉”证是由于“风入伤”（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五十二病方》，36、40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引起的；“婴儿索痉”是因“产时居湿地久”（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五十二病方》，36、40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即感染湿邪所致。

此外，《五十二病方》所提到的病因尚有犬或狂犬咬伤、毒蛇和其它毒虫咬伤、植物中毒、寄生虫等等。

到战国时期，人们对病因认识更为拓宽和加深，已从天气现象、个人生活环境、饮食劳作、生活习惯、精神情志、社会环境等多角度探索病因，由此形成了更为科学的病因学说。

这种病因学说在战国诸子著作中也多有涉及。

例如《韩非子·杨权》云：“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疾形” 。

（《韩非子》卷二，1123页，《二十二子》本）。

《内经》对病因有更全面更深入的论述。

《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云：“夫百病之所生者，必起于燥湿，寒暑、风雨、阴阳、喜怒、饮食、居处。

”（《灵枢经》卷七，71页，商务印书馆。）。

概括了《内经》病因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说，《内经》所论述的病因内容主要有天气因素（风、寒、暑、湿、燥、火）、情志因素（怒、喜、忧、思、悲、恐、惊）和饮食起居（饮食、劳逸、房事、起居等）三大方面，对于各种病因的致病特点，《内经》都作了不同程度的论述。

2、病机理论病机理论的出现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载虢中庶子及扁鹊关于虢太子之病病机的论述，涉及到正邪斗争及脏腑经络气血阴阳的失调。

表明对病机的认识已上升到理论高度，病机学说已具雏型。

《史记》同一篇还记载有扁鹊论齐恒侯之病每隔五日依次“在腠理”、“在血脉”、“在肠胃”、“在骨髓”。

这是最早的疾病传变论述。

到战国时期，形成了比较丰富而系统的关于疾病发生、病理变化及其传变过程的病机学说。

这一学说在《内经》中有集中的论述。

关于疾病的发生，《内经》认识到是体虚与外邪共同作用的结果，邪气单方面并不一定致病，所谓“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灵枢经·百病始生》卷十）；“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黄帝内经素问·评热病论》卷九。

《内经》还认识到，疾病的发生与人的体质有关，不同体质类型的人，其所易患疾病是不一样的，例如，《灵枢·阴阳二十五人》还将人的体质按五行分为五大类二十五小类，并指出了各种类型的人所易患之病及其发病时间。

生活环境与人的体质及其疾病之间的联系在战国时也已被注意到。

《素问·异法方宜论》对东、南、西、北、中五方的地理环境及其人们的饮食生活习性与各方人们的体质及其易生之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论述。

《内经》还注意到了社会因素与发病的关系。

重视疾病的发生与四时更替、月相盈亏等天时的关系，认为人与天地相应，不仅人之生理机能随天时而变化，而且疾病的发生和变化也受其影响。

关于人体在病邪作用下发病后的病机，《内经》也作了大量的论述，构成这一时期病机认识的主体内容。

《内经》对病机的认识不仅涉及人体疾病的一般病理，而且还深入到许多疾病或病证的具体发病机制。

关于人体疾病的一般病理，《内经》详明地论述了人体脏腑、经络、气血的各种病变形式及外在症候表现，如五脏六腑的虚实寒热、气机失调、经络气血凝滞、厥逆、十二经是动病和所生病，气血不足、气血逆乱、气滞血菀等等。

关于各种疾病或病证的具体病机，《内经》深入地分析和描述了痹、厥、疟、风、伤寒、温病、两感、肾风、风水、酒风、消瘅、鼓胀、肠蕈、石瘕、血枯、肠蕈、伏梁、息积、痈疽、瘰疬、阴阳交等数十种内外科疾病和病证，这标志着中医对疾病的认识逐渐理论化和系统化。

五、阴阳五行学说在医学中的应用春秋战国时的“阴阳”概念有两种意义，其一是指两种基本的物质之气，春秋时期人们已认识到阴阳之气的正常与否关系到天象、气候、物侯等自然现象的正常与异常。

战国时期的阴阳学说还着重阐述了阴阳二气的盈虚消长、升降出入的运动变化规律及其对季节、气候和物侯的支配性作用。

“阴阳”概念的另一种意义是指相互对立的两种基本属性，或属性相反的两类事物，或一个事物中属性相反的两个方面。

如雌雄、上下、左右、南北、进退、动静、生杀、强弱、明暗、寒热等等，《易传》云：“一阴一阳之谓道”（高亨《周礼注疏》卷五·544页，齐鲁书社，1979），即是对阴阳属性的表述。

由于阴阳属性是相对的，故而在阴阳之中可以再分阴阳。

《文子·微明》云：“阳中有阴，阴中又阳，万事尽然，不可胜明。

”（《文子缵义》卷七，《二十二子》851，852页），即表述了这一思想。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云：“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

”（《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一）。

这两段话中的五味、五色、五声、五节即是按五行将味、色、声、节各分为五种以入五行之类，五行学说中的一条基本原理——五行相胜理论在春秋时也已产生。

如《左传·哀公九年》云：“水胜火”（《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八）。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云：“火胜金”（《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三）可以为证。

战国时期五行学说有进一步的发展，首先是提出了五行之所的概念。

《吕氏春秋·应同》所载邹衍“五德终始”论中提到了“土气”、“木气”、“金气”、“火气”、“水气”，这便是五行之气的概念。

从邹子的“五德终始”论中可以看出，五行之气与五行归类有着密切的关系：五行之气分别支配着相应的五类事物；五行之气也有五行相胜关系；五行之气按相胜之序递胜（旺盛），由此引起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变化。

战国时期五行学说的另一个进展是明确了五行主时和五行方位的理论。

阴阳的概念在医学中应用较早。

医和的六气病因论即有阴气和阳气。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载扁鹊及虢中庶子之言中提到了“阳缓而阴急”（《史记》卷一百五，中华书局，1959）。

“破阴绝阳”等语，既有表示属性的“阴阳”，也有表示物质之气的“阴阳”，表明在春秋时期阴阳的概念已用于分析人的生理和病因病理。

《周礼·天官冢宰》医师章有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以五气、五声、五色养其死生（《周礼注疏》卷五，见《十三经注疏》，666页）之语，这显然是运用五行概念来归类，以诊断疾病的指导疗养，所以五行概念应用于医学当在《周礼》成书之前。

《内经》中系统地总结了当时自然哲学的阴阳五行学说。

例如《素问·阴阳离合论》云：“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

”（《黄帝内经素问》卷二）。

发挥了阴阳属性的相对性及其无限可分性的思想。

又如，先秦诸子著作对五行主时只论及五行所司季节和日期，而《内经》则进一步把五行主时落实到时辰，为建立和发展医学理论服务。

《内经》中的阴阳概念也包括物质之气，即阴气和阳气。

基于天人相应的观念，《内经》认为人身阴阳二气与天地阴阳二气呈同步一致的消长变化，认为人身脉象的变化与四时阴阳消长相应。

脉象是人体气血阴阳状况的表现。

脉象应四时阴阳即意味着人身阴阳与天地四时阴阳相应。

《素问·脉解篇》还根据一年中天地阴阳的消长升降规律及其变异来解释各月份人体易产主的病症，认为人身阴阳与天地阴阳的消长升降完全时应相符。

阴阳二气失调，会导致疾病的产生。

《内经》中的五行概念也包括五行归类和五行之气两种意义，《素问》将人体脏腑组织器官和情志、病症等正常和异常的生命表现以及与人体有关的各种事物按五行进行了归类，其主要内容可归纳如下表（表3－2）：五行五时五方五色五音五味五脏五腑五官五体五邪五畜五谷五志五声木春东青角酸肝胆目筋风鸡麦怒呼火夏南赤徵苦心小肠血脉热羊黍喜笑土长夏中黄宫甘脾胃口肉湿牛稷思歌金秋西白商辛肺大肠鼻皮燥马稻忧哭水冬北黑羽咸肾膀胱耳阴骨寒彘豆怒呻《内经》上述五行归类的理论意义在于运用五行学说来推求人体脏腑之间、脏腑与生命现象之间以及脏腑与体外事物之间的同类相区，五行相克和相生的关系，由此形成相应的生理、病因病理诊断和养生治疗理论。

《内经》的这一理论虽然失于机械，但它注意到了人体机能活动有时间节律性，这种节律与天地总体变比节律有统一性并影响到人体疾病的发生和变化，因此其思想是具有合理内容的。

春秋战国时期军事医学军事医学始于古代。

自从出现了战争，就产生了救护和医治战争中伤病员的需要，军事医学不是一个独立的医学领域，它是建立在一般医学及医学专科的基础上，并利用它们的知识和技术，从预防、诊断和治疗角度，保障军人的健康。

各时代军事医学的发展和现状，都取决于社会的、军事的、医学的诸因素，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当时社会的经济形态、生产力状况和该时代的战争特点，如兵器的使用、战争的性质、兵制的建立、军事思想、以及军事技术的发展等等。

军医组织起源于独立的常备军出现的时候，由于铁制器具的开始使用和畜力耕作的逐步推广，为各国建军扩军提供了物质条件，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都建立了自己的常备军，在春秋时代战争是由数量较少的军队来进行的，军事行动的范围较狭，战争的胜负主要靠车兵，在较短时间内就可决定胜负。

到了战国时代，由于地主政权建立，武器的进步，和军队以农民为主要成份，军队人数大增，军事范围较前扩大。

战争方式由车阵作战，改变为步、骑乓的野战和包围战，战争比较带有持久的、长期的性质，疾病和伤亡人数也较多，因此，对部队将士的医疗和保健问题也更加重视。

一、军队中巫医和方士的设置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将帅，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已经注意到应关怀士卒的健康。

《吴越春秋》中，曾提到越王勾践在伐吴前，誓师时说：“士有疾病不能随军从兵者，吾子其医药，给其糜粥，与之同食”。

齐景公之将军司马（姓田）穰苴，对士卒“次舍并灶饮食，问疾医药。

身自拊循之，悉取将军之资粮享士疾，身与士卒平分粮食，最比其赢弱者，三日而后勒：兵病者皆求行，争奋出为之赴战”（《史记·司马穰苴传》）。

他所著《司马法·仁本篇》中曾说：“敌若伤之，医药归之”，可见当时部队中已设有掌管医药的人员。

魏国大将吴起，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自负粮，与士卒分劳瘁，有士卒患疽，吴起亲为吮脓血（《史记·吴起列传》）。

托名姜尚，成书于战国未期的《六韬》，在卷三《龙韬·王翼》篇中，记载了一个由72人组成的统帅部系统，其中提到军中应有“方士二人，立百药。

以治金疮，以痊万病”，似乎周代曾以方士主持军中的医药。

《墨子·迎敌祠篇》：“举巫医，卜有所，长具药，宫养之，及有方技者，若工第之。

”孙诒让在《墨子间诂》中，对“长具药”的解释是“医之长掌具药备用”。

从以上记载，可见最早的军医是由巫医和方士担任的。

二、选拔士兵的体质及技艺标准春秋时选拔士兵，即已注重体质的强弱，其标准是能否穿着甲胄进行军事活动。

能者称为“胜衣”，不能者叫“不胜衣”，如不胜衣就没有当兵的资格。

到了战国时代，由于战争对士兵的体质及战斗技术的要求大为提高，当时选拔士兵时，对步兵、车兵和骑兵的体质、耐力和技艺各有不同的标准。

（一）步兵练卒　以魂国武卒为例，选拔的标准是：全身披甲能操作十二石的弩，身背50支箭和一柄戈，头戴铁盔，腰佩短剑，带三天粮食，半天能行一百里。

经考试合格，可免除一家徭役，田宅也都免税（《荀子·议乓篇》）。

（二）骑兵战士　选拔的标准是身高七尺五寸以上（合今1.

73米）：身强力壮，行动敏捷，能在乘马急驰中，挽弓射箭，前后左右回旋，跳越河堑，攀登山坡，冲过险阻，横渡大河，追逐强敌，敢以少击众的人，才能选为武骑士（《六韬·武骑士》）。

（三）车兵战士　选拔的标准是年龄四十以下，身长七尺五寸以上，跑步能追及快马，在奔驰中跳上战车，前后左右回旋，力能在车上掌握大旗，拉满八石弓，向前后左右射箭。

达到这些标准，才可以选拔为“武车士”（《六韬·武车士》）。

三、对伤病员的安置——临时伤兵医院春秋战国时期，当与敌人作战时，常征用当地富室房屋，将重伤士兵安置到临时组成的伤兵医院疗养。

《墨子·号令篇》中有所记载：“伤甚者令归治病，家（据范行准注：指士大夫之家）善养，予医给药，赐酒日二升，肉二斤，令吏数行闾视病。

有瘳，……，诈为残伤以辟（同避）事者，“族之”。

一般认为这是我国在作战时设立临时伤兵医院之始。

四、对伤病员巡视及医护不力者的处罚《通典》中记载：“诸将三日巡本部吏士营幕，阅其饮食精粗、均劳逸，……，视医药”（卷149兵二杂教令）。

这一规定，不但使伤病员精神上能得到安慰和鼓励，同时时医护人员也有督促和考核的作用。

《六韬·复军诫法》中规定：“军人被创，即给医药，使谨视之；医不即视，鞭之”。

春秋战国时期医学著述一、简书《万物》《万物》是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墓出土的汉简之一（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安徽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汉简整理小组：阜阳汉简《万物》，文物，（4）：36，1988）。

夏侯灶卒于汉文帝前元十五（公元前165）年，故《万物》的竹简抄本年代，在西汉初年，据竹简“出现的‘越’、‘符离’等春秋时期才有的地名”，考证《万物》的撰写时代，可能是战国初期或春秋时代（胡平生、韩自强:《万物》说略，文物，（4）：48，1988）。

竹简残损严重，初以“杂方”名之。

后胡平生、等据W001号竹简：“……，不可闻也；万物之本，不可不察也；阴阳之化，不可不知也”的简文而定名为《万物》。

《万物》残简共计133支，共约1100字，最长者约21.

6厘米，载30余字，其余长短不一，字数多寡不等。

叙事记物，一句一读，两句之间，以墨色圆点隔开，一支简有写二、三句者。

《万物》的本草学成就：《万物》的药物种类，初步统计为71种，其中：玉石部5种，草部23种，木部5种，兽部11种，禽部4种，鱼部11种，果部4种，米谷部4种，菜部4种。

此外，还有“莫盗”、“鼠享”、“大发”、”石卦”等待考。

分析《万物》所记载药物，绝大多数为日常生活中所能接触到的东西，这是药物早期发展阶段的一个特征。

从“蜀椒”来说，可以推测，这在战国初期或春秋时代，各地之间的药物交流就早已存在。

《万物》记载药物治疗的疾病，初步统计有病名31种，其中有的“浍”等个别病名尚待考证。

这些疾病，包括内、外、五官、神经等各科疾病。

《万物》所记载的病证，如寒热、烦心、心痛、气臾、鼓胀、瘘、痤、折、痿、痈、耳、惑、睡、梦噩、失眠、健忘等，皆流传于后世，其中有的至今仍被沿用。

《万物》记载的药物功用，有很多不仅与后世本草学相符合，而且至今仍在临证医疗中被应用。

《万物》关于药物的采集，几乎没有记载。

但加工炮制，则已记载有“煮”、“焙”、等几种原始方法。

对药物服法与禁忌的记载亦极为简略，只有一条与服法或禁忌有关，如：“服乌喙百日令人善趋也”。

乌喙，即乌头，有毒。

由于应用适当炮制方法，可以降低乌头的毒性。

因此虽不确切但可初步推测为服食乌头。

分析各方面的资料，《万物》的撰述年代应早于五十二病方，《万物》的出土，填补了中国本草史和医学史上战国初期至春秋时代之间的空白，提供了十分珍贵的文献资料。

二、马王堆出土医书1972年初至1974年初，考古工作者相继对长沙市东郊的一、二、三号汉墓进行了发掘。

经考证，其中一号汉墓的墓主是西汉长沙国国相侯利苍的妻子，名叫辛追；二号墓的墓主即利苍本人；三号墓的墓主则是利苍的儿子。

在这群墓葬中，出土了大批稀世的文献资料，包括许多已经失传了的医药文献。

在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古医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脉法》、《阴阳脉死侯》、《五十二病方》、《却谷食气》、《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导引图》、《养生方》、《杂疗方》和《胎产书》等。

以上十一种，由于《阴阳十一脉灸经》有甲、乙两种本子，文字基本相同，可以算一种，所以实际上是十种。

马王堆三号汉墓还出土竹木简200支。

全部是医书，分为《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天下至道谈》等四种，以上帛书和订木简医书共计为十四种。

这些都是后世已经失传的古医书。

1、两部古脉灸经马王堆汉墓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以下简称《足臂》）和《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本（以下简称《阴阳》），全面论述了人体十一条经脉的循行走向及所主治的疾病。

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论述经脉学说的文献。

从成书的年代来看，在两部脉经中，《足臂》最为古朴，《阴阳》则稍晚，而《灵枢·经脉》比两部脉灸经都晚，我们可以说，两部脉灸经是《灵枢·经脉》的祖本。

其主要依据是：第一，两部脉灸经只记载了人体的十一条经脉，和《灵枢·经脉》相比，少了一条手厥阴经。

《内经》的十二经脉，是在帛书十一条经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第二，在经脉的循行走向上，《内经》所述十二经脉互相衔接，循行走向很有规律；而帛书所载十一条经脉互不衔接，循行走向只偏重于某些部位。

第三，在两部脉灸经中，看不出各条经脉与脏腑有什么必然联系，即使偶有联系，也无规律可循。

第四，两部脉灸经对经脉的命名尚不统一，有些命名比较原始。

2、帛书《五十二病方》帛书《五十二病方》，现存一万余字，全书分52题，每题都是治疗一类疾病的方法，少则一方、二方，多则二十余方。

现存医方总数283个，用药达247种，书中提到的病名有103个，所治包括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疾病。

内科病的治疗在全书中所占比重不大，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治疗内科病的水平。

如该书对“癃”即淋病的治疗，处方合理，且大多为现今临床所沿用。

尤其是血淋、石淋、膏淋、女子淋的分证治疗，可以说是对淋病进行辨证论治的雏型。

全书以外科病所占比重为最大，也最为突出。

该书在论述疽病的治疗时，已初步运用了辨证论治的原则，其处方讲究加减化裁，注意对证用药。

例如：“睢（疽）病，冶白莶（蔹）、黄蓍（耆）、芍乐（药）、桂、姜、椒、朱（茱）臾（萸），凡七物。

骨睢（疽）倍白签（蔹），（肉〕睢（疽）（倍）黄蓍（耆），肾睢（疽）倍芍药，其余各一。

并以三指大最（撮）一入怀酒中，日五六饮之，……。

”这就是说，一般疽病用白蔹、黄耆、芍药、桂、姜、椒、茱萸等七味药物通治，但必须注意辨证，症状不同，则用药的分量亦各有区别。

《五十二病方》在论述痔疮的治疗时，除了运用各种药物疗法外，还记载了精彩的手术疗法。

其它所载治法多种多样，除了以内服汤药为主之外、还有大量的外治法，如敷贴法、烟熏或蒸气熏法、熨法、砭法、灸法、按摩疗法、角法（火罐疗法）等。

治疗手段的多样化，也是当时医疗水平提高的标志之一。

3、《却谷食气》与《导引图》帛书《却谷食气》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气功导引专著。

帛书《却谷食气》篇幅较长，原文有将近500字，惜因残损太甚，现今可辨认者仅270余字。

从现存《却谷食气》的残文来看，它主要记载的是导引行气的方法和四时食气的宜忌。

该篇认为，要根据月朔望晦和时辰早晚及不同的年龄特征来行气，讲究呼吸吐纳，尽量吐故纳新，做好深呼吸。

帛画《导引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疗体操图。

经复原后，此图长约100厘米，高约50厘米。

在这幅色彩绚丽的导引图上，描绘了44个不同性别年龄的人在做各种导引动作。

他们分别列成四排，每排11人，人象高9～12厘米。

这些人物形态逼真，姿势各殊，服装各异，一个个栩栩如生，都在凝神操练。

这44人的动作姿态大致可分为三类：一为呼吸运动，一为活动四肢及躯干的运动，一为持械运动。

如“引聋”，即以导引防治耳聋，“引脾病”，即以导引防治痹证或腹痛。

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在帛画《导引图》中，还有许多模仿动物动作的导引术式。

在以仿生动作作为导引术式这一点上，对后世的影响是很大的。

4、帛书《养主方》、《杂疗方》和《胎产书》帛书《养生方》残损相当严重，估计原书有6000字左右，现仅存3000余字。

该书正文在前，目录在后，原有标题卅二个，经整理后尚可辨认者有27个，如“老不起”、“为醴”、“益甘”、“病最种（肿）”、“茎（轻）身益力”、“除中益气”等。

从全书内容来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类是健身补益方，主要用于强身健体，增强筋力，黑发益气美色等。

一类是补益性机能的。

该书在叙述胎儿逐月发育的状态时，曾经明确地写道：“三月始脂，果隋宵效，当是之时，未有定义（仪），见物而化。

是故君公大人，毋使朱（侏）儒，不观木（沐）侯（猴）等等。

这是最早对胎教的论述，认为孕妇的饮食起居，所见所闻，思想情志等，都将对胎儿发育的优劣，乃至胎儿性别的形成等，产生直接的影响。

三、江陵张家山医简1983年底至1984年初，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在挖掘江陵县张家山M247、M249、M285三座西汉初州古墓时，相继发现了大批竹简。

其中以M247出土的竹简最多、达1000多枚，大部分贮藏在竹简（箱）内，保存较完整，字迹清晰。

除了法律、军事、数学和遣册等类文献外，还有两种医书，题名为《脉书》和《引书》。

据张家山汉简整理小组对墓葬形制、出土器物以及M247随葬竹简的历谱推算，其墓葬年代为西汉吕后至文帝初年（约公元前2世纪中期），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墓葬年代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同期或稍早。

1、《脉书》述要《脉书》共2028字，约在西汉初期被抄写在65枚竹简上，其内容可分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论述病候，自头至足依次叙述了67种疾病的名称及简要症状，涉及内、外、五官、妇、儿科病症，其中内科病约占2/5，不同于马王堆医书《五十二病方》侧重于外科病；第二部分内容与马王堆医书《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两本完全相符，且所保存的文字较甲本多332字、较乙本多122字，使《阴阳十一脉灸经》在更大程度上得以复原成为可能。

第三部分内容与马王堆医书《阴阳脉死候》基本相同，且多出69字，其中说：“夫留（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以其动。

动则实四支（肢）而虚五臧（脏），五脏虚则玉体利矣。

”是目前书已知古籍中最早甲“流水”与“户枢”的比喻论述人体运动有利健康的原理。

第四部分，用四言韵体论述人体骨、筋、血、脉、肉、气等6种组织或生理机能及其发病为“痛”的症候特征；第五部分内容与马王堆帛书《脉法》基本相同，且多出124字，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弥补帛书缺文。

2、《引书》述要《引书》共3235字，约西汉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前抄写在113枚竹简上，其内容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论述四季养生之道，篇首指出：“春产（生）、夏长、秋收、冬藏（藏），此彭祖之道也”，接着依四季之序介绍各季的养生方法，这一部分的基本精神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所载养生·养长·养收·养藏之道相同，即养生必须顺应自然界的运行规律。

第二部分论述导引术式及其作用。

总之，《引书》共载导引术110种，除去重复者还有101种。

其中述术式者85种，用于治病有50种，仅述功用者有16种。

可见，汉初以前运用导引治疗疾病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引书》是汉初之前医疗导引术的一次总结。

《引书》所载导引术与马王堆帛画《导引图》相比较，两者风格相近，命名原则相同。

而《引书》所载导引种数更多。

内容更丰富，除了折阴、熊经、引膝痛、引聋和引颓等5种导引名称相同（其中3种名同术异）外，帛画所载导引数只有《引书》的2/5左右，而且单个动作的静态画面，很难反映导引的动态过程，更难描述呼吸、意念方面的要领，《引书》则可以弥补这些不足。

总之，《引书》的发现，为研究汉以前导引术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引书》第三部分讨论了致病因素、防治方法以及养生理论等问题。

总之，江陵张家山医简的发现，对于中国医学史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譬如，它改写了一些中国医学史上的最早记录，如《引书》记载下颌关节脱位整复术和叩齿术，较晋代葛洪的记录要早四五百年等等。

随着研究的深入，将越来越显示它的重要价值。

四、《黄帝内经》《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是托名黄帝及其臣子岐伯、雷公、鬼臾区、伯高等论医之书。

《黄帝内经》包括《灵枢》和《素问》两部分，各卷81篇，共80余万言。

《黄帝内经》的著作时代，至今尚无定论。

从其内容看，非一人一时之作，但一般认为其主要内容是反映战国时期医学理论水平的，基本定稿时期应不晚于战国时期。

当然，其中有些内容可能出于秦汉及六朝人之手。

《黄帝内经》所引古代医籍。

有《上经》、《下经》、《揆度》、《阴阳》、《奇恒》、《经脉》段迳贰ⅰ堵鼍返取Ｋ得髟凇赌诰分耙延行矶嘀忠绞榱鞔妒馈?

br> 　　经络与针灸，在《黄帝内经》中，居于主体地位，继承和发展了马王堆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脉法》、《阴阳脉死侯》和张家山汉简《脉书》，乃至扁鹊等的经络学说和针刺治疗经验，在针刺治疗上，不仅突破了上述帛简医书和《五十二病方》等只采取灸法的水平，同时也远比《史记·扁鹊传》记载的治疗经验更加具体和系统。

在《黄帝内经》中，《灵枢》：经脉篇、经别、经筋，更加完整和系统地论述了经络学；《灵枢》：九针十二原、九针论等篇，论述了针刺器材的制备；《素问》：气穴、气府、骨空、水热穴等各篇，论述了腧穴分布；《灵枢》：九针十二原、邪客等各篇，论述了持针法则；《素问》：八正神明、离合真邪等各篇，论述了针刺的补泻方法；《灵枢》：诊要经终、禁例等各篇，论述了针刺禁忌等，以及各种疾病的针刺疗法。

阴阳五行学说被引入医学，最早是秦国医和，马王堆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中的“病至则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惊”，也反映了五行学说的内容，这段文字后来载入《灵枢·经脉篇》，《素问·脉解篇》说：“所谓甚则厥，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而惊者，阳气与阴气相薄，水火相恶，故惕然而惊也。

”说明阴阳五行学说，已被引入医学理论中。

《黄帝内经》撰成之初，在战国时代可能为《黄帝脉书》、《扁鹊脉书》等20余种单行本。

西汉后期，刘向、刘歆父子校书，始由李柱国等校定为《黄帝内经》十八卷。

到东汉初班固撰《汉书》时，这些医籍的传本仍被完整保存，而载于《汉书·艺文志》。

东汉末张仲景撰《伤寒杂病论》、魏末皇甫谧撰《针灸甲乙经》时，《汉书·艺文志》的十八卷本《黄帝内经》传本即已不复存在，不仅被分割为《素问》、《九卷》或《针经》两书，而且“亦有所亡失”。

1、《灵枢》，亦称《九卷》、《针经》、《九灵》、《九墟》等。

汉魏以后，由于长期抄传出现多种不同名称的传本，唐·王冰所引用古本《针经》传本佚文与古本《灵枢》传本佚文基本相同，说明为一共同的祖本，但与南宋史崧发现的《灵枢》传本（即现存《灵枢》传本）则不尽相同。

史载北宋有高丽献《针经》镂版刊行，今无书可证。

至南宋初期，《灵枢》和《针经》各种传本均失传。

绍兴二十五年（1155），史崧将其家藏《灵枢》九卷八十一篇重新校正，扩展为二十四卷，附加音释，镂版刊行。

至此，《灵枢》传本基本定型，取代各种传本，而一再印行，流传至今。

2、《素问》，在汉魂、六朝、隋唐各代皆有不同传本。

为张仲景、王叔和、孙思邈、王焘等在其著作中所引用。

主要有：（1）齐梁间（公元6世纪）全元起注本，是最早的注本，但当时其中的第六卷已亡佚，实际只有八卷。

这个传本先后被唐·王冰、宋·林亿等所引用，至南宋以后失传。

（2）唐、王冰注本，唐·宝应元年（762），王冰以全元起注本为底本注《素问》，将已亡佚的第七卷，以七篇“大论”补入，到北宋·嘉祐·治平（1057～1067）年间，设校正医书局，林亿等人在王冰注本的基础上进行校勘，定名为《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雕版刊行，而定型。

《黄帝内经》的著成，标志着中国医学由经验医学上升为理论医学的新阶段。

《黄帝内经》总结了战国以前的医学成就，并为战国以后的中国医学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

在整体观、矛盾观、经络学、脏象学、病因病机学、养生和预防医学以及诊断治疗原则等各方面，都为中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具有深远影响。

历代著名医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创新和建树，大多与《黄帝内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黄帝内经》的著成，不仅在中国受到历代医家的广泛推崇，即使在国外的影响也不容低估。

日本、朝鲜等国都曾把《黄帝内经》列为医生必读课本，而部分内容还先后被译成英、法、德等国文字，在世界上流传。

近年来一些欧美国家的针灸组织也把《黄帝内经》列为针灸师的必读参考书。

春秋战国时期医家传记一、医缓医缓，春秋时期秦国人。

据《左传》记载，鲁成公十年（公元前581年），晋国国君景公姬据（公元前599～公元前581年）生病，先叫桑困巫治疗。

桑田通过占卜，认定景公的病，是遭晋景公杀害的晋国大夫赵同和赵括的鬼魂作祟所致。

晋景公听说秦国有良医，就派遣使臣求医于秦国。

秦恒公（公元前603～公元前577年）派遣医缓往诊，医缓即到晋国，诊景公病直言不讳说：“疾不可为也！

”因为病程已发展到“在盲之上，膏之下”的晚期，而“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

”就是说，以砭石、针灸攻治已不可及，服食药饵医治，亦不能至，而医疗无能为力。

从引“病入膏育”就成为一句典故与成语。

二、医和医和，春秋时期秦国人。

据《左传》、《国语·晋语》记载，鲁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晋平公姬彪（公元前557～公元前532年）有疾，求医于秦国：秦景公嬴后（公元前576～公元前537年）派遣医和往诊，医和诊病后说：“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

就是说，平公的病已不能治好，因为近女室。

惑以生蛊！

平公问道：“女不可近乎”？

得禁绝情欲吗？

医和答道“节之”，要有节制和限度，还对疾病的机理做了阐释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

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

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

”并针对平公的疾病和提问，进一步解释说：“女阴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

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

”医和还把这话告诉了赵孟，赵孟不解地问道：“何谓蛊？

”医和解释说：“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落风山谓之蛊，皆同物也。

”赵孟听了这话，亦称赞说：“良医也！

”。

三、医呴医呴, 战国时期秦国人，事迹出于《尸子》，据说“为宣王割痤。

为呴王疗痔皆愈。

张子之背肿，命呴治之，遂愈。

”从其所治疗的疾病来看，皆为外科疾思，医呴应是一位医疗技术高明的外科医生。

四、文挚文挚，战国时期宋国人，洞明医术。

事迹出于《吕氏春秋·至忠篇》，据说齐王田地（公元前323～公元前284年）有病，使人请文挚。

文挚诊王病，根据病情决定采用心理疗法治疗，遂对太子说：“王之疾必可已也。

虽然王之疾已，则杀挚也。

”太子问：“何故”？

文挚说，“非怒王，则疾不可治，怒王则挚必死。

”于是，太子再三恳求说：“苛已王之疾，臣与臣之母以死争之于王，王必幸臣与臣之母，愿先生之勿患也。

”于是，文挚应允、愿冒死为齐王治病，便与太子约期前往，而文挚故意不守信誉，三次失约，不按约期为王治病，使齐王很生气，当文挚见齐王时，又不脱鞋就上他的床，还故意践踏他的衣服，用很不礼貌的语言询问他的病情，使齐王气得不肯答言。

文挚却反口出陋辞，以激怒齐王。

于是齐王大怒，与文挚争吵起来，使其病遂愈，而文挚终为齐王所烹死。

五、秦越人（附：长桑君、子阳、子豹等）秦越人约生于公元前5～4世纪，是战国时期的著名医学家，世称扁鹊。

河北任邱人。

一说为山东长清人。

还有人据《陈璋圆壶》、《陈璋方壶》铭，及古陶文等，认为是临淄附近的郑阳人，秦越人生平事迹出于《史记》、《韩诗外传》、《战国策》、《说苑》等古代典籍。

秦越人约自公元前386年前后即“为人舍长”，随长桑君“出入十余年”，承长桑君授以《禁方书》，在诊断上，他以“切脉、望色、听声、写形”针药并用、综合治疗虢太子的“尸厥”证成功。

虢君感动他说：“有先生则活，无先生则捐弃沟壑，长终而不得反！

”遂“名闻天下”。

他以砭石弹刺，治疗秦武王面部痈肿成功。

秦国太医令李醯“自知技不如也”，而使人刺杀秦越人于秦国。

秦越人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人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

游历了今山东、河北、山西、河南、陕西等省的广大地域。

从事过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小儿科等多学科的医疗工作。

精通汤液、针灸、砭石、熨帖、按摩、手术等各种技术。

体现了为广大民众解除病痛的优秀品格。

在诊齐恒侯病案后，司马迁对秦越人评价说：“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早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

人之所病，病疾多，医之所病，病道少。

故医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微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冶也。

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

”三个病例说明，在危重病患面前，秦越人敢于承担风险，当“天下尽以扁鹊为能生死人”的评论出现时，秦越人则实事求是他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

”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秦越人在医学上的成就。

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1、经络脏象方面：秦越人提出病邪沿经络循行与脏腑的深浅，由表入里传变。

他说：“若太子病，所谓‘尸厥’者也，夫以阳入阴中，……，中经维络，别下于三焦膀胱。

是以阳脉下遂，阴脉上争、会气闭而不通，阴上而阳内行，下内鼓而不起，上外绝而不为使。

上有绝阳之络，下有破阴之纽，破阴绝阳，色废脉乱，故形静如死状，太子未死也，夫以阳入阴，支兰藏者生，以阴入阳，支兰藏者死。

凡此数事，皆五脏厥中之时暴作也。

良工取之，拙者疑殆！

”秦越人所说的是足阳明胃经“下膈、属胃、络脾”的循行与脏腑的关系；”别下于三焦膀胱”，即手少阳三焦经“下膈，属三焦”的循行与脏腑的关系：或足太阳膀胱经“络肾，属膀胱”的循行与脏俯关系“乃使弟子子阳，厉针砥石，以取外三阳五会”，即是沿足阳明胃经、手少阳三焦经、足太阳膀胱经的循行，循经取穴，进行针刺治疗，抢救了垂危病人。

2、四诊合参方面：秦越人“特以诊脉”为其专长，而有“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之美誉。

齐恒侯田午一例，则是全凭望色观察分析病情的发展过程，正确判断齐桓侯的发病机制，即从腠理侵入血脉，继入肠胃，再入骨髓，说明了秦越人在望诊上的造诣。

由于秦越人充分掌握了诊断方法，在诊断学上能言病之听在，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

病应见于大表，不出千里，决者至众，不可曲止也！

3、辨证论治与综合治疗方面：虢太子的“尸厥”证，秦越人“乃使弟子子阳，厉针砥石，以取外三阳五会”，把病人从昏迷中抢救过来。

然后“乃使弟子子豹为五分之熨，更以八减之齐和煮之。

以更熨两胁下”，为病人进行保温治疗，促使病人很快恢复到能够自己“起坐”。

再“服汤二旬”，以“更适阴阳”，使病人恢复健康。

秦越人和弟子子阳、子豹等，综合应用多种疗法，成为中国医学史上进行辩证论治和施行全身综合治疗的奠基人。

司马迁对秦越人在中国医学上取得的卓越成就作过高度评价，他说：“扁鹊言医，守数精明，为方者宗，后世循序，弗能易也。

”表明秦越人对中国医学的形成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秦越人以卓越的医疗技术和高尚的医德医风，在广大民众中树立了崇高威信，使广大民众产生了无限的敬仰，在全国各地为秦越人建立的纪念性墓祠之多、历史之悠久、规模之宏大，是历史罕见的。

秦汉时期医学战国末期，秦国逐渐强盛，至公元前221年，相继翦灭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秦朝，进一步统一文字、货币、车轨、度量衡。

但因其横征暴敛，焚书坑儒，对人民实行残酷的劳役，很快在农民起义冲击下土崩瓦解了。

西汉王朝（公元前206～公元8年），沿袭秦制，但崇尚黄老之学，实行所谓“无为之治”，使人民“休养生息”，出现了吏安其官，民乐其业，财富积累，人口大增的局面。

自从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影响到东汉乃至整个封建社会。

其后，新莽王朝（公元8～25年）以“复古”为名挽救统治阶级的危机，结果招致改制失败，农民起义遍及全国。

公元25年，刘秀称帝，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公元25～220年）。

秦汉时期的经济，北方发展比较快。

齐水渭水间的黄河流域，是当时全国经济的中心。

由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贸易的发展，西汉长安和东汉洛阳，先后成为当时经济文化交流和政治中心。

国内交通的进一步开凿，丝绸之路与东南海运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内外交流。

全国人口从秦代两千万到两汉达到五千多万。

汉代官方重视典籍的整理、注释，形成“经学”。

在经学内部今文经与古文经两派之间的斗争激烈。

经学的治学方法及思想观点对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秦汉之际，神仙方士得到帝王的青睐。

从战国至秦汉，齐燕一带方士很多。

秦始皇、汉武帝、都迷信神仙。

秦始皇派韩终去寻求不死之药，派徐市入东海求神仙，派侯生和卢生访求仙药。

汉武帝求仙50多年，重用李少君等方士，甚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方士，但长生仙药终未得到。

这些失败并未导致神仙思想幽灵的消灭，而是以变态形式逐渐演化，方士的活动与医药和保健有着密切的关系。

约在西汉时，佛教已流行于西部各地，随着西部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佛教遂传入内地。

另一方面，东汉时期在中国产生的道教，沿袭了方仙道、黄老道和一些修行的方法，奉黄帝和老子为教主。

尊《道德经》为经典。

道教的修练方术有守一、行气、服食、房中等，与医药发展有着密切联系。

秦汉时期的科学技术有很大发展。

《史记·天官书》详细记录了周天的星座，以及一些星体的运行情况。

《汉书·五行志》中记载了“日斑”（太阳黑子）。

汉武帝时，太史令司马迁和天文学家洛下闳等人制作“太初历”，代替了秦代沿用下来的颛顼历。

后来，刘歆作三统历。

东汉时天文学家已认识到日蚀的原因，刘洪撰“乾象历”编绘了一幅月亮运行速度表。

后世的历法部是基于上述历法而发展起来的。

气象知识的积累，有监测仪器的研制使用，对自然现象的科学解释，对运气学说、病因学说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农学中反映的作物栽培、蚕桑，温泉温室的利用，对医药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数学、物理学、炼丹化学，也在不同程度上为医药学不断提供理论知识和素材。

秦汉是中国医学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发展时期。

其表现有以下主要特点：辩证论治思想的确立。

辩证论治的思想出现于先秦。

秦汉时期，经过无数医家的努力，特别是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辨杂病，形成了一套理法方药相结合的体系，建立了辨证论治的基本规范。

确立了四诊、八纲、脏腑、经络、三因、八法等辨证论治的基本理论。

出现了医案。

西汉淳于意在继承前入学术经验的基础上，记录所诊治病人必详列姓名、身份、籍里、性别、病名、病因、脉证、诊断、治疗（方药、针灸、含漱药、窜药等），预防等，反映了早期医案淳朴可鉴的学术风格，为后世医家书写医案树立了榜样。

在临床医学进展突出。

华佗创用麻沸散施行外科手术，虽然其方药、操作技术失传，但它却在学术思想上启迪了外科医家。

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在外感热病和内科杂病等辨证论治方面的理论与实践，被历代医家奉为圭臬。

初步奠定药物方剂学体系。

以《神农本草经》为代表，集东汉以前药物学术经验之大成，对历代本草学和方剂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伤寒杂病论》所载方剂及方剂学理论，被尊为众方之祖。

秦汉时期医事制度秦王朝在其政权建设中，比较注意从其他诸侯国和前代医疗史事中吸取经验教训，形成一套医事制度。

虽然秦王朝历史不长，但影响深远。

一、秦代的医事制度在秦朝的国家机构中，少府为九卿之一，在少府下设六丞，《通典·职官七》：“秦有太医令丞，亦主医药，属少府。

秦始皇上朝，常有“侍医”捧药囊随行，奉侍于帝侧，以备急需。

太医不但负责中央官员的疾病诊治，而且掌管地方郡县的医疗事宜。

当时各地都设有医长，对太常、太医丞负责。

药府中的药长主持药物之事，设有药藏府储存药物。

二、两汉医事制度汉代的医官中职位最高者为太医令丞，隶属关系上分为两个系统：太常系统。

“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更名太常。

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令丞。

”（《汉书·百宫公卿表》第七上)。

当时的太医令丞，相当于后世太医院使，其内部有分工，负责与管理方药者各司其职，管理方药者又有典须方药和本草侍诏之分。

典领方药侧重于方剂的研制，以供宫廷方药之需。

而本草待诏则主要为皇家采集各种药材，这些人不象典领方药官职稳定，用着时被征诏上来，又随时可能破裁减。

二是少府系统。

“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有六丞。

属官有尚书、符节、太医、太官、汤官、导官、乐府、若卢、考工室、左弋居室、甘泉居室，左右司空、东织西织，东园匠”等令（《汉书·百官公卿表》第七上）。

少府太医主要为宫廷医疗服务。

在少府太医令丞下，属官和医药人员有：太医监，多由有权势的医生充任，汉昭帝时权臣上官桀，其“妻父所幸充国为太医监。

”（《汉书·孝昭上官皇后》）。

汉代的侍医，沿袭秦制，主要为帝王皇室和诸侯王诊治疾病，相当于后世的侍御医。

《汉书·王嘉传》中的侍医伍宏，在”董贤传”中称“医待诏”，为同一职称。

女侍医、女医、乳医，在宫中主要为皇后、公主等服务，诊治妇产科疾病。

诸侯王府的医政仿照中央，如西汉同姓诸侯王府，济北王有太医高期、王禹；齐王有侍医。

另外，王府中其他人也有喜好医方者。

王府一方面培养自己的医生，派人去名医那里请教、或拜名医为师求学深造。

地方官吏家中，也多有医药的设施。

例如西汉高永侯的管家杜信，曾向淳于意学习《脉经》、《五色诊》等达两年。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14种医药简帛书，为西汉时之一例。

地方的郡、县、乡、亭四级机构中，有关医事制度的可鉴史料较少。

在县级政权中可能沿用了以前法医检验组织。

亭一级设专门掌营“开闭扫除”（《史记·高祖本纪》集解，见马非百《秦集史》第494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事务的亭父，由此可想知在郡、县，乡级的行政机构中，也会有掌管或兼管医药卫生之官吏。

下层人民“戌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

”（《汉书·主父偃传》）。

“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死者相望。

”（《汉书·晁错传》），缺医少药是显然可见的。

新莽时期设有太医尚方。

史载“翟义党王孙庆捕得，莽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藏，以竹筵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

”（《汉书·王莽传》）东汉时期撤消了太常系统，只在少府中设立太医令丞一人，六百石，掌诸医。

下属医生293人，员吏19人负责诊疗及有关事项。

此外，还有药丞、方丞各一人，分别掌握药物和医方。

宫廷中从事医务的人员还有：太医、侍医主要从事医疗工作；尚药监、中宫药长和尝药太官，主要从事药物的修和调试。

“宫中药长一人，四百石。

”（《后汉书·百官志》）。

从东汉章帝、和帝以后，宫中官制设置扩大，增设的尝药太官之职，主要负责尝药。

东汉时期侍疾尝药由专人负责，所尝药量要超过该剂药量的十分之二以上，且尝药不仅限于尝药监一职。

《后汉书》载“（帝）不豫，太医令丞将医入，就所宜药，尝药监、近臣、中常侍、小黄门、皆先尝药，过量十二，公卿朝臣问起居无间。

”（《后汉书·礼仪下》）宫廷中所需药物，一般从全国各地入贡。

汉代各郡国每年要问宫廷贡献地方的名贵药材。

对某些欠缺药材，太医令丞要及时派员采购。

顺帝时皇太子因病缺药，朝廷即派人“下郡国县出珍药”。

（《后汉书·延笃列传》）。

东汉朝臣也配有医官（相当于保健医生），除大鸿胪五人官医外，廷尉、卫尉、太仆、宗正、大司农、少府也各有一名官医（《后汉书·百官志》）。

东汉的医官制度较西汉完善，增设了一些医药官职，地方医事不再由中央直接管理，而由地方负责。

在诸候王国中设“医工长”，以”主医药”。

（《后汉书·百官志》）在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中曾出土带有“医工”字样的铜盆。

汉代的医生，可分为官医与民间医生。

官医的服务对象重点是官僚统治阶层，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支有组织的医疗系统。

民间以师带徒传授医学的教育形式有一定发展，但官办的医学教育尚未形成，官医主要从民间医药人士中选用，（《汉书·龚胜传》），有的可能为临时延聘。

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一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

”（《汉书·平帝纪》）但有时则裁减官医，如西汉时令“侯绅方士、使者、副使、本草待诏七十余人皆归家。

”（《汉书·郊祀志》），官医除了主要为统治者服务外，有些还被指派去为军中士卒、一般平民、甚至为刑徒、囚犯诊病。

东汉京兆尹陈龟派官医为平民治病。

东汉时会稽发生大疫，督邮钟离意派官医“经给医药，所部多全济。

”（《后汉书·钟离意列传》），孔融在《肉刑论》中说“置南甄宫使者，主养病徒。

”桓帝建和三年诏称：“徒在作部，疾病致医药。

”（《后汉书·恒帝纪》），又据洛阳南郊出土的东汉范雍砖志所记：“右部无任勉刑，颖川颖阴鬼薪范雍，不能去，留官致医。

”即是让满刑的病徒继续在刑徒区接受治疗。

汉代的医疗机构已逐渐形成。

西汉时的“乳舍”，相当于产院。

据《风俗通义》记载：“汝南周霸，字翁仲，为太尉椽。

妇于乳舍生女，自毒无男。

时屠妇比卧生男，因相与私货易，裨钱数万。

”，“颖川有富室，兄弟同居，两妇数月皆怀妊，长妇胎伤，因闭匿之。

产期至，同到乳母舍，弟妇主男，夜因盗取之，争讼三年，州郡不能决。

”（《太平御览》卷361），汝南、颖川均为汉代州郡，而更大一些的州郡及都市也可能设有乳舍，并且住院的产妇中有屠夫之妻，说明产院并不专为统治阶层而设。

《后汉书·百官志》记载，掖庭令属下有暴室丞，“主中妇人疾病者，就此室治。

”此相当于妇科诊疗室。

汉代为了控制流民，在疫病大流行期间曾设立过临时医院。

”元始二年（公元2年）郡国大旱蝗。

……诏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汉书·平帝纪》），元嘉元年（151）京师疫病流行，朝廷派光禄大夫与太医巡视疫情。

在社会动荡、政权不稳的情况下，这些临时防治疫病的组织也难以设置。

三、秦汉医事律令云梦秦简入土于公元前217年。

其中记载修城的民工患病，只由主管的官吏酌情给以口粮，而无医疗待遇，倘若小隶臣病死，疑为由主人处理（出于《睡虎地秦墓竹简》，见《文物》1976年第6～9期。

下面关于小儿的律令同出该报道），如果不是因病而死，应将检验文书呈报官府论处。

凡官府要买的奴隶，必须经过令史对其进行体检后，无病者方可论价买之。

看守官府的残疾人逃亡而被捕获，与因公致残的人逃亡而被捕者同样，由官府予以处罚。

秦始皇时，曾“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

”（《史记·秦始皇本纪》），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下令焚书，使中国文化遭到巨大损失。

但明文法定“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史记·秦始皇本纪》），不在焚烧之列，使得医药书籍得以在社会上保存和流行。

汉代广开献书之路，于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曾令侍医李柱国校订方书。

汉代，医生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朝廷常召见民间医生，咨询有关医药及疗效等情况。

对于为帝王治愈疾病的医生，往往赐以重金。

“（汉）武帝时，医氏刺治武帝，得二千万耳。

”（《汉书·外贼传》）。

又如“上（刘邦）击布时，为流矢所中，行道疾，疾甚，吕后迎良医，……遂不使治疾，赐黄金五十斤罢之。

”（《汉书·高帝纪》）。

秦汉时期卫生保健、疾病预防与尸体保护一、卫生保健个人卫生：汉代至少在官吏中已经形成每五日洗沐一次的制度。

据徐坚《初学记》载：“汉律，吏五日得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

”《汉书》亦有多处记载。

张衡《论衡·讥日篇》说：“沐者去首垢也，洗去足垢，盥去手垢，浴去身垢，皆去一形之垢”，并引录专门论述沐浴的著作《沐书》，可见当时对讲究个人卫生的沐浴已相当重视。

饮食卫生：如《金匮要略》强调：“秽饭、馁肉、臭鱼，食之皆伤人”，“六畜自死，皆疫死，则有毒，不可食之”。

《论衡·累害篇》说：“夫鼠涉饭中，捐而不食”。

《淮南子·要略》说：“一杯酒，白蝇渍其中，匹夫勿尝”。

《论衡）清楚指出：“口食腐，心损口恶，霍乱呕吐”食物中毒诸症。

环境卫生：在饮水和清除污水、垃圾、二便、痰涎等方面部有明显的进步。

到汉代，不仅定居者凿井而饮，而且军队野外驻扎也是“穿井得水乃敢饮”（《汉书·蒯伍江息夫传》）。

当时政府规定每年在一定时期里浚水改火，并强调其防病的意义。

如“夏至日浚井改水，冬至日钻燧改火，可去温病。

”（《太平御览》记述汉代。

在讲究饮水卫生的同时，秦汉时期继前代之后在建造、铺设下水道、排除污水方面又有了较大的改进。

秦都咸阳及汉都长安（今西安）均发现大量圆筒形及五角形下水道，《三辅黄图》载：“未央宫有渠阁，萧何所造，其下砻石以道、若今御沟，因为阁名……”，反映了汉初的下水道建设。

古时道路，常常尘土飞扬，污染环境，导致疾病传播。

东汉灵帝中平三年（186），掖庭令毕岚除铸作“天禄蛤蟆”（人造喷泉）外，还创造“翻车”和“渴鸟”，用以喷洒路面。

”据李贤注，翻车“设机车以引水”，渴鸟“为曲筒以气引水上也”，以省百姓洒道之费。

后来，三国的马钧也造“翻车”，“其巧百倍于常”。

许多文献中常有“厕”、“都厕”的记载，如“上踞厕而视之”（《史记·汲黯传》）“过入都厕”，使粪便有了集中管理。

秦汉前宫廷设有专人和器物，处理统治者的粪便等排泄物。

又如收集痰涎的器皿“唾壶”，自汉代以降既有文字记载，也有文物出土。

如孔安国为侍中，为武帝“掌御唾壶”（《太平御览》卷219职官部侍中），曹操在给献帝的《杂疏》中，载有“纯金唾壶一枚，漆圆油唾壶四枚，贵人有纯银参带唾壶三十枚”（《太平御览》卷703唾壶），可见，唾壶在当时上层社会已较为普遍地使用。

此外，公元147年祥武梁祠石刻中有“驱虫图”，生动记录了人们灭虫除害的情景。

吐纳、导引、按摩、服食仍是这一时期常见的养生方法。

《淮南子》中有熊经、鸟伸、凫游、鸱视、虎顾六种导引术式，或谓“六禽戏”，华佗在前人基础上，编创了一套“五禽戏”，即虎、鹿、熊、猿、鸟戏。

并提出导引健身理论：“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

”湖北江陵张家山西汉初期古墓出土的医籍《脉书》和《引书》中，均有导引理论和具体方法的论述。

如《脉书》指出：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以其动，动则实四支（肢），而虚五藏（脏），五脏虚则玉体利矣，是既知古籍医书中最早用“流水不腐”与“户枢不蠹”的比喻论述人体必须运动的原理。

《引书》是古代导引术式的说明，有些部分与马王堆汉墓出土帛画《导引图》动作相符，可知这些健身强体的方术从战国一直至汉代是很盛行的。

”二、疾病预防秦汉时期，预防疾病措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使用香药和隔离病院。

佩带或焚烧香药以预防传染病古已有之。

《山海经》载有熏草等7种药物，“佩之，可以已厉（疠）”。

秦汉时期，帝王身旁常置有香药，此《史记·礼书》亦有记载。

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一批香囊、香枕，其内容多由茅香、桂皮、花椒、高良姜、杜衡、辛夷、藁本、佩兰、干姜等香药制成，含有挥发油的香药气味芳香。

除佩带外，还在室内焚烧香药。

现代实验研究证明，上述芳香药物在气态条件下或薰燃，多能达到空气消毒的作用，对致病菌或病毒有着抑制甚至杀灭的作用。

《后汉书·徐登传》载：“时遭兵乱，疫疠大起”，兵乱之后，常常出现疫病流行。

此时，政府也有用行政的办法，派官员巡察疫情，及时遣医送药，控制传染病的蔓延。

如《后汉书》多次提到汉灵帝时，“大疫，使使者巡行，致医药”之类的事。

《后汉书·曹褒传》亦载：“时有疾疫，褒巡行病徒，为致医药，……，多蒙济活”。

三、尸体处理与防腐技术的发展关于人死后尸体处理及防止尸体腐败技术的发展，我国已有三千多年可供探索的悠久历史和高度发展的文明。

其技术约有：用酒沐浴尸体：人死后的沐浴，我国历来的丧葬制度是很讲究的，如周王室的制度更为严格，专设有主祭祀的官员——小宗伯，而且在小宗伯下设有专门管理用郁金香等酿酒的人，和专门管理用芬香的酒沐浴尸体。

“掌岁时，祓除衅浴”（《周礼·春官·女巫》卷26《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79）。

郑玄注：“斗，所以沃尸也，……，使之香美者”，“以香涂身曰衅”。

可见我国两千多年前对尸体的沐浴是十分重视的，不但自觉达到清洁卫生，而且由于用特制的酒沐浴，也不自觉地达到了尸体的消毒，沐浴和酒对防腐有着重要的意义，对防自溶有一定的价值。

停尸床下设冰盘的处理与防腐：尸体沐浴后，为了防止腐败以应瞻仰，周代已广泛应用了冰冻处理的办法：“君设大盘造冰焉；大夫设夷盘造冰焉……”据推算处理一个帝王尸体约要用六立方米的冰，自然会产生较好的防腐败、防自溶的效果。

新衣、被的缠裹尸体：《礼记·外传》：绞、衾、帽死而后制。

《丧大记》：“君锦衾，大夫缟衾，士缁衾。

皆一衣十有九称”，袭衣十有九称就是给死人穿上十九套衣服，这个记载也为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女尸“由贴身内衣“信期绣”到最外的“乘云绣”绵被共20层所证明（湖南省博物馆等编：《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这对保持肌肤的洁净和防止外部因素造成肌肤的腐败也有着肯定的作用，因为，这些衣被均经薰香“消毒”，且紧密包扎。

薰香处理与尸体防腐：我国人民利用熏香以祛邪有着悠久的历史，《楚辞补注》记有“佩炜”，佩炜就是佩带香囊。

《礼记》也有“鸡初鸣，咸盥漱，……皆佩容臭”。

容臭，香物也。

……后世香囊即其遗制。

古墓发掘中各式各样殉葬品的熏炉也是这一遗制的发展。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长安中大疫，宫人得疫”，烧了辟疫气的月支香以后，“宫中病者差”有充分理由认为，古人殉丧以香料药物绝不只是图其气味香窜，而是积累了用以防虫，去蠹、祛邪的丰富经验，并且日益成为自觉不自觉用以防止尸体腐败、霉变所采取的措施。

汞、砷与酒精处理与尸体防腐：中国古代应用水银、汞以防尸体腐败的记载，甚至多于香药防腐，而仅次于玉、金。

“（吴王）阖庐死，葬于国西北，名虎丘。

穿土为川，积壤为丘。

……冢池四周，水深丈余。

椁三重，倾水银为池，池广六十步。

秦始皇墓中“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等等。

马王堆一号汉墓女尸地下经历两千多个寒暑，肌肤、内脏、形体、颜色仍十分完好。

江陵凤凰山汉墓男尸虽略差一些，也是经过两千多年而躯体内脏基本完好。

达到如此防腐固定效果的主要因素有二：一为汞处理，二为浸泡。

马王堆一号汉墓棺液沉淀物含有大量硫化汞、乙醇和乙酸等，江陵168号汉墓的大量棺液中，也含有大量的硫化汞，即丹砂等，两者均有较大量的棺液浸泡。

棺液中硫化汞等在两尸体的防腐固定上的作用是明显的，这一女尸和男尸组织甚至毛发均含有较高的汞、铅等，其来源不能忽视二人生前服石的可能。

细胞内外汞、砷的沉积也会对活细胞起到固定的作用。

该尸体所以能保存两千多年，与此不无密切的关系。

棺椁处理与尸体防腐：人死后装殓以棺椁的礼制，从考古发掘看，早在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就已开始。

《礼记》记载帝王的棺要四重，而且要用水牛、雌犀牛的皮革作棺被，一层一层用漆咬合，各厚三寸，合为六寸，此为一重，因此才有如下效果，“棺柩黑光照人，刀所不入，烧锯截之，乃漆杂兕革为棺，厚数寸，累积十余重，力不能开”。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女尸之棺木用梓属，椁用质致密的杉木：棺板均为整块，四层棺木均相紧密套合，棺椁之间除边箱空隙放香药等殉葬品外，也都套合紧密，棺椁壁的总厚度达到一米左右，共用木料达50立方米，其中一块最大的椁木达1,500斤，油漆精良，从而防止了水湿和虫蛀。

这在诸种防腐作用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墓穴与尸体防腐:墓穴，古称窀穸，对防止尸体腐败也是重要的环节之一。

我国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的丧葬制度很重视深埋，并要求做到不泄漏气息。

如“墨子葬法……掘地之深下，无漏气发泄于上”。

“贝丘县东北有齐景公墓，近世有人开之，下入三丈，……拨石复下入一丈，便有青气上腾，望之如陶烟，飞鸟过之辄堕死。

遂不敢入”。

“幽公冢”、吴芮冢都是古代发掘中足以说明强调墓穴深而有利于棺椁、随葬品、尸体保护的例证。

马王堆一号汉墓为土坑竖穴，从现存封土顶到墓室底部达20米。

而三号墓其深为17.

7米，虽然地处条件等基本相同，而防腐作用却有很悬殊的差别，三号汉墓墓主不存，而一号汉墓墓主保存完好，其原因三号比一号汉墓浅三米恐怕不无关系。

深埋还可以基本上甚至完全避免大气空间不利的物理、化学、生物等因素对棺椁、殉葬品、尸体的影响。

椁围填充：椁围填充与保护棺椁、随葬品、尸体直接有关。

约在公元前600年前，椁围填充似未有特殊要求。

《左传·成公十二年传》记载：“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

孔颍达《正义》引刘炫说：“用蜃复用炭”。

蜃炭，系蚌蛤所烧的灰炭。

或作蚌壳灰与木炭两解。

《吕氏春秋》也记载了这一事实。

“家弥富，葬弥厚，……题凑之室，棺椁数袭。

积石积炭，以环其外”。

文献记载如此，古今发掘启示亦如此，而且可以看出这些椁外填充物对保存棺椁及维持棺内恒温、恒湿等的明显作用。

填土夯打：填土夯打紧密与否，也与棺椁等能否保存完好有一定的关系，而填土之能否夯打紧密，又与填土的质地息息相关。

粗砂土很难夯打紧密，也难以阻止夯打层内、外的通漏性。

而白（青）膏泥越细腻，每夯打层越薄。

则夯打也越紧密，阻断通透性的目的也越能达到。

火坑墓与尸体防腐:火坑墓并非丧葬时所预期的，只是在埋葬若干时间后打开墓穴（椁外填充层）时，由内冒出某种气体，遇火即燃烧。

因为这样的墓穴能冒出火焰，人们称之为火炕墓，或叫做火洞子。

王莽时“改葬元帝傅后，……发棺时臭憧于夭，洛阳丞临棺闻臭而死。

又改葬定陶共王丁后。

火从藏中出，烧杀吏士数百人”。

王充在论述这一现象时指出：”臭闻于天”，系“多藏食物腐朽猥发，人不能堪毒愤”而造成洛阳丞之死，“未为怪也”。

”火出藏中者”、“非丁后之神也”。

“见火，闻臭则谓丁、傅之神误矣”。

可见在汉代，王充对火坑墓之形成，已经给予了科学的解释。

据分析，这种燃烧很可能是由椁室冒出的沼气（由厌氧菌产生）引起的，沼气之类的混合气体大量产生，从而可能阻止微生物的生长，特别是需氧菌的繁殖生长很快被阻止。

马王堆一号汉墓随葬食品中的果品、牛排等。

由于未经消毒处理，在有氧的情况下先行腐败化为乌有，而女尸则由于有传统的香酒洗浴和诸香熏蒸消毒。

在有氧情况下的时间里，其肌肤组织等尚能对抗避免由微生物繁殖而引致腐败。

但当果品、食物等发酵耗氧越来越多使椁室基本缺氧或造成无氧环境时，女尸的腐坏自溶过程停止，进而完全终止，这就成为女尸历经两千多春秋而不腐的秘密所在。

尸体防腐在我国古代达到很高的水平，不论古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掘都得到充分的论证。

例如:元嘉中（438年）豫章胡家奴，开昌邑王冢，青州人开齐囊公冢（按：齐襄公死于公元前686年），并得金钩，而尸骸露在岩中俨然。

“愍帝建兴中（315年），曹嶷发景公及管仲（按：管仲死于公元前645年）冢，尸并不朽，缯帛可服，珍宝巨万”。

“幽公（按：幽公死于公元前423年）冢甚高壮羡，门既开皆是石恶。

拔除深丈余，乃得云母。

深尺所，乃得百余尸，纵横相枕，皆不朽，唯一男子，余悉女子。

或卧，亦有立者。

衣服形色不异生人”。

“魂黄初末（226年），吴人发长沙王吴芮（按：吴芮死于公元前202年）冢，广逾六十八丈。

以其材于临湘为孙坚立庙，芮尸容貌衣服并如故（一作容貌如生，衣服不朽）。

发冢人于寿春见南蛮校尉吴纲曰，君形貌何类长沙王吴芮？

但微短耳，纲瞿然曰：是先祖也。

自芮之卒，至冢发四百余年，至见纲又四十余年矣。

纲，芮之十六世孙也”。

“刘表（按：刘表死于公元208年）冢在高平郡，表子琮捣四方珍香药物数十石，着棺中，苏合消救（一作疫）之香莫不毕备，永嘉中（310年），郡人衡熙发其墓，表貌如生，香闻数十里，熙惧不敢犯”。

“城（襄阳）东门外二百步刘表墓，太康中为人所发，见表夫妻，其尸俨然，颜色不异，犹如平生。

墓中香气远闻三、四里中，经月不歇。

今坟冢及祠堂犹高显整顿”。

“吴景帝时（258～262年），江陵掘冢，取板治城，后发一大冢，内有重阁，石扉皆枢，枢转开合，四周缴道通事具高可乘马，又铸铜为人数十枚，长五尺……。

破其棺，棺中有人，鬓已斑白鲜明。

面体如生人，棺中有白玉壁三十校藉尸。

兵人带出死人，以依冢壁，一玉长一尺。

形似冬瓜，从死人怀中出，堕地，两耳中及鼻中有黄金如枣，此则骨骸有假物而不朽之效也”。

“晋义熙九年（413年），盗发故骠骑将军卞壶（按：公元327年，卞壶被杀）墓，剖棺掠之，壶面尸如生，两手悉拳，爪生达背”。

1972年发掘的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尸体：“女性，身长1.

45米，体重34.

3公斤，外形保存完整，皮肤浅褐黄色，润泽，有弹性。

”“这具尸体不仅保存了完整的外形，而且内脏器官完整，主要病变尚可确认。

硬脑膜完好，脑组织散碎呈渣滓状。

肢体内血管结构清楚，腹壁和筋膜层次分明，脂肪虽有分解，但脂肪酸部分保存良好，作为器官支架的纤维结缔组织保存甚好，且有肌组织存在。

在光学显微镜下，纤维性结缔组织中占主要地位的胶原纤维外形完整，染色正常，而且保存了胶原蛋白的化学成份。

……电子显微镜的观察结果与以上基本相符，骨组织和软骨组织保存也较好，骨组织的结构形式近似新鲜骨组织。

……这些精细的显微结构，一般在尸体腐败过程中由于蛋白质的分解很容易破坏和消失，并且这种变化在皮肉明显腐溶之前就早已发生，而这具尸体还能保存一部分这种精细的显微结构，足可说明尸体保存的质量有很高的水平。

从年代的悠久和组织结构保存的程度来说，这是世界上尸体保存记录中十分罕见的”。

1973年发掘的凤凰山168号汉墓的男尸体：“身长1.

657米，体重52.

5公斤，浸泡在棺液中，下为绛红色堆积物。

尸体外形保存基本完整。

……全身无一根毛发，皮肤基本完整。

……肌肉有弹性，颅骨很结实，硬脑膜很完整，且有光泽，脑膜血管清晰可见，十二对恼神经几乎都能辨认。

脑髓尚在，重达970克，占整个颅腔的五分之四。

内脏保存也很好。

……体腔液无细菌，并且可能有一定的抑菌作用”。

由上可见，我国春秋战国到秦汉间的尸体处理与尸体防腐技术已达到世所罕见的水平。

秦汉时期药物与方剂成就秦汉是中国药物与方剂及其学术体系奠基的时期。

在大量临床实践经验积累的基础上，药物与方剂所涉及的领域大大开拓。

以《神农本草经》和《伤寒杂病论》中的方药及其理论最有代表性。

它们分别被后世誉为“本草学经典”和“医方之祖”，对秦汉以前的方药及其学术理论是一个阶段性总结，对以后的药物方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神衣本草经》等反映的药物成就《神农本草经》为先秦至秦汉药物学的集大成之作，它反映了东汉以前药物学术经验及其成就。

（一）创设药物分类法《本经》问世以前，药物知识和用药经验已有相当积累，随着药物种类的日益增多，迫切地需要对药物进行分类。

《本经》首创上、中、下三品分类法。

三品分类法是基于当时人们对药物性能、功效和临床应用而得出的，对促进药物学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陶弘景在《神农本草经集注》中指出：“上品药性，亦皆能遣疾，但其势力和厚，不为仓卒之效……。

中品药性，疗疾之辞渐深，轻身之说稍薄，於服之者，祛患当速。

而延龄为缓……。

下品药性，专主攻击，毒烈之气，倾损中和，不可常服，疾愈即止……。

”在三品分类的体系中，每品中都包含着以药物自然属性分类的思想，每类中又可划分为若干小类。

对汉代及其以前按“草木虫石谷”“五药”分类法有所发展，对陶弘景依自然属性进行药物分类的系统提出，有着启发作用，并且为陶弘景诸病通用药分类法的形成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二）系统地提出了关于药物的基本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发展了君臣佐使药物配伍的学说。

《本经》云：“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合和，宜用一君二臣五佐，又可一君三臣九佐也。

”君药即主药，在方中起主导作用，臣、佐、使逐级以配合主药的作用。

提出反映药物各种相互关系的七情合和的学说。

《本经》云：“药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根叶华（花）实。

草石骨肉，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

凡七情合和当视之，相须相使者良，勿用相恶相反者。

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

不尔，勿合。

”发展了关于药物四气五味的理论。

指出了关于药物性味、采集时间，干药收藏，地道药材，主熟炮炙，真伪鉴别，宜新宜陈等。

提出了有关药物的采集炮炙、加工等理论。

发展了药物制剂的学说。

这些论述对药物的制剂起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三）阐述了临床用药的基本指导思想《本经》指出：“凡欲治病，先察其源，先候病机，五藏未虚，六府未竭，血脉未乱，精神未散，食药必活。

若病已成，可得半愈。

病势已过，命将难全。

”把药物与临床治疗紧密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以免妄药。

并指出药物并非万能，贵在于可治之时尽早防治。

“若毒药治病，先起如黍粟，病去即止，不去倍之，不去十之，取去为度。

”在使用有毒性的药物时，其用量应根据病情，宜从小剂量开始，若不愈再慎审地逐渐加量，以愈为度。

（四）正确分析和科学记载了大量药物的功效如《本经》所载：人参“主补五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

”菊华（花）“主风头眩肿痛，目欲脱，泪出，皮肤死肌，恶风湿痹，久服利血气。

”黄芩“主诸热黄疸，……，逐水下血闭，恶疮、疽蚀火疡。

”黄连“主热气、目痛……，明目，肠，腹痛下利，妇人腹中肿痛。

”当归“……，温疟寒热洗洗在皮肤中，妇人漏下绝子，诸恶疮疡。

”海藻“主瘿瘤气，颈下核，破散结气，……。

”等等。

这些理论与用药经验，在长期临床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被历代医药学家所遵循，其中许多药物之药理作用已为现代科学研究所证实，如人参补益、麻黄定喘、黄连止痢、海藻治瘿等，至今仍是常用的有效药物。

《本经》还对炼丹术、丹药，以至少数民族地区的用药知识与经验，也给予记述。

但是，在《本经》中还杂有一些“神仙方术”、“长生不死”等迷信思想，应在整理研究的基础上予以批判的接受。

二、丹药、石药中国炼丹术起源于先秦，至秦汉时期更加兴盛，特别是东汉时期炼丹士与道教联盟，为魏晋时期炼丹活动打下了基础。

炼丹者的主观期望是使贱金属矿物变为贵金属，实际上却对于药物化学的发展多有贡献。

《神农本草经》中所记载的炼丹原料还有曾青、空青、石胆、朴硝、消石、石流黄、铅丹、石钟乳等及其提炼物。

《周易参同契》记载了鼎炉等炼丹器具和炼丹所用的汞、铅、硫黄、胡粉、铜、金、云母、丹砂等。

炼丹所得结果，可作外疮用药。

武威汉简《治百病方》中载有用丹药治麻风病的方剂，关于尸体防腐使用汞、丹砂者在秦汉前后也不乏文献记载和考古证明。

三、《伤寒杂病论》对方剂学的贡献方剂学的成就是《伤寒杂病论》的主要贡献之一。

汉代是方剂学大发展的时期，《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记有经方11家，274卷，但魏晋以后已亡佚。

东汉末年成书的《伤寒杂病论》，必然对秦汉以来医家遗方及同时各家的方剂进行了广泛择取。

它以六经辨证和脏腑辩证为准则，灵活地运用于外感伤寒与内伤杂病的治疗中。

据统计，《伤寒论》收载方剂113首（其中禹余粮丸有名无方，故实为112首），《金匮要略》收载方剂262首，除去二书重复者，实得269首。

《伤寒论》中的方剂可分为十二类，如桂枝汤类19方，麻黄汤类6方，葛根汤类3方，柴胡汤类6方，栀子汤类7方，承气汤类12方，泻心汤类11方，白虎汤类3方，五苓散类4方，四逆汤类11方，理中汤类9方，杂类22方。

《金匮要略》中方剂较《伤寒论》更为丰富，如其分痰饮为四种：痰饮、悬饮、溢饮、支饮，分析其病机，辨别其寒热：选用方剂达16种，涉及药物30种。

从对《伤寒杂病论》中方剂的分析来看，该书对方剂的配伍关系和加减变化，已相当严格，达到很高的水平，用于治疗伤寒病太阳经表实证的麻黄汤，药只四味，但配伍法度严谨，选药精审恰当，再者，注意依据不同情况而加减变化，如用于治疗中风表虚证的桂枝汤，由它加减变化而成的方剂达19种。

方剂的加减变化也极有法度，体现了有常有变的遣方用药原则。

在方证结合方面，《伤寒杂病论》充分体现了因证立法、以法系方、据方用药的准则。

如“以下有痰饮，胸胁支满，目眩，苓桂术甘汤主之。

”痰饮为饮邪留于心下，阻碍虚阳所致，方中用茯苓健脾淡渗，桂枝温阳化气，白术运脾燥湿，甘草调和脾胃，共奏健脾渗湿、温化痰饮之效，而所依之法，则在于“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

理法方药，契合得当。

在剂型方面，《伤寒杂病论》在记述的剂型远远超过了前代各类医书的记载，有汤剂、丸剂、散剂、酒剂、洗剂、浴剂、熏剂、滴耳剂、灌鼻剂、软膏剂、肛门栓剂、阴道栓剂等。

针对不同病情采用适当的剂型，有助于疗效的提高。

《伤寒杂病论》中的方剂大多切合临证，疗效可靠，如白虎汤治暑温、茵陈蒿汤治黄疸、白头翁汤治痢疾等等，一直为后世医家所袭用，并尊为“经方”。

秦汉时期临床各科成就一、伤寒的研究、总结与发展秦汉及以前的“伤寒”概念几乎是温热病的同义语。

它在医学中所占的地位逐渐上升的，所包含的实际内容逐渐扩大，其理论系统也逐步趋向成熟。

东汉时期，伤寒的辨证施治体系达到了中医临床医学的高峰。

《伤寒杂病论》中的伤寒学说较之《内经》《难经》有了长足进展。

由于伤寒热病的猖厥流行，这使当时的医家必须重视时该病的研究。

淳于意、华佗等均有关于热病治疗的论述。

甘肃武威出土的汉代医简也记载有伤寒的病名及症状。

当时大都从外感风寒立论，治疗多行温法。

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诊籍”就明确提出“为之液汤，火齐，逐热。

一饮汗尽，再饮热去，三饮病已。

”可见此时中医临床确已使用汤药来治疗伤寒热病了，当时医家的探索与经验积累为张仲景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当然，张仲景的成就不止是对当时经验的简单总结，而是加以系统化与提高，他的工作使当时比较散乱、比较粗糙的伤寒理论及治疗经验，形成比较规范、比较完整，包括理、法、方、药相统一的辨证施治体系的伤寒学说。

从伤寒的病因病机、发展转化规律、证候诊断、治法方药各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由于《伤寒杂病论》由晋·王叔和编次，宋·林亿等校订之后，形成《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本书。

其伤寒部分集中在我们今天所见的《伤寒论》中。

（一）《伤寒论》的伤寒概念与理论渊源《伤寒论》中伤寒也有广义，狭义之分。

广义伤寒是对当时外感热生病的总称，包括有狭义伤寒、中风、中寒、风温、温病、奔豚、阴阳易、霍乱、痈脓等。

在六经辨证的原则下。

对每一病部提出了具体的理法方药。

《伤寒论》的学术渊源正如仲景本人所言：“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辩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

”现确有据可寻的有《内经》与《难经》。

仲景是在深入钻研《内经》、《难经》的基础上，将其贯穿于认识与治疗伤寒全过程中，并且结合后世的经验与本人的实践，创造性地发展了伤寒学说。

《伤寒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继承了《内经》以正气为本的思想。

他强调：“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房室勿令竭乏，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不遗形体育衰，病则无由入其腠理。

”发病后，正气的强弱可决定伤寒的发展转归，影响治疗的效果。

因此，在治疗中他极其重视顾护正气。

对于伤寒的病因，仲景仍从《内经》、《难经》，以外感风寒立论。

但对感邪之后的变化却分析得十分细致，自成体系。

此外，散在于《内经》、《难经》中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辨证及各种治法；在《伤寒论》中也得到了比较集中、全面、系统的体现。

（二）三阴三阳六经辨证系统《伤寒论》中的六经辨证与经络、脏腑、八纲紧密联系在一起，用以代表伤寒的六种疾病类型。

三阴三阳的每一类型，都有其典型的证候表现，转变过程及相应的治法。

三阳病多为表、实、热证，反映的是机体内部邪正相争较为亢奋的病理变化，治以祛邪为主；三阴病多为里、虚、寒证，反映的是机体正气已受损伤的病理变化，治以扶正为主。

这样，三阴三阳在伤寒诊治中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

必须指出，《伤寒论》中的三阴三阳概念与中医经络学说中的三阴三阳概念是有区别的。

若将二者机械地加以对应，必将导致对《伤寒论》的错误理解。

仲景的六经辨证系统也不象后世温病学派之卫气营血与三焦辨证系统那样有着明确的“层次”与“阶段”的含义，三阴三阳病之间并不一定依次逐一传递。

（三）因证立方、见证用方的论治原则《伤寒论》中的六经辩证相当灵活。

三阴三阳每一病都可有多种不同的证候表现，而同一证候表现又往往可以出现在不同的病中。

然而，《伤寒论》中一方一证的对应关系却是相当肯定的。

书中每一方都因一定的证候表现而立，都有严格而确定的指征，因而见是证，即可用是方，并不受何种病的限制。

例如，不论是太阳病，少阳病，阳明病，还是厥阴病，只要有寒热往来，胸胁满或痛、呕等证，便可用柴胡汤。

由于《伤寒论》中方与证有着这种对应关系，从仲景本人开始，就有将某方的适应证称作某方证的情况，如桂枝证、柴胡证等，后世就更为普遍。

应当说明的是，辨病也是十分重要的，例如太阳病之柴胡证“身恶风，颈项强，胁下满，手足温而渴”与阳明病之柴胡证“发潮热，大便溏，小便自可胸胁满不去”显然是不同的。

可以说，辨病的作用在于认识疾病的过程与体内邪正双方的斗争，以决定治疗方法，探测疾病发展的趋向。

辨证的作用是决定具体处何方，用何药。

由于辨证论治对于临床实践具有更直接的指导意义，便于医生临症掌握好原则规范，因而在后世更受到重视，形成为中医临床的一个特色。

二、内科秦汉时期为临证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西汉淳于意对内科杂病的认识与诊疗水平较之前代都有显著提高，尤其辨证论治思想的确立与运用，使内科杂病的学术水平达到新的高度。

在具体病证的认识上，对虚劳、肺痈、痰饮等辨证论治均有了比较系统阐述的病例。

淳于意“诊籍”、《治百病方》、张仲景《金匮要略》等是这一时期与内科杂病有关的重要医学文献，尤其后者对内科杂病的理论认识与诊治技术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成为中国传统医学中在内科杂病方面垂范后世的经典之作。

（一）淳于意“诊籍”中的内科杂病病案西汉初淳于意所著的《诊籍》中，所记以内科杂病居多，有风蹶、热蹶、风瘅、疟、风瘅客脬、迥风、沓风、热病、中热、痹、肾痹、气鬲、气疝、涌疝、牡疝、肺消瘅、肺伤、伤脾气、遗积瘕、蛲瘕等，其中以消化系统疾病为最多。

如“痹（肝肿大）”一案，淳于意为齐王诊病，记录了“根在右胁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气不能食”（《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等症状，先后用火齐粥和丸药治愈。

还有“涌疝（二便闭结）”，“风瘅客脬（二便难）”，“迥风（急性腹泻）”等案，在认识上均有所提高，“肺消瘅”一例，是消渴病最旱的医案。

案中不仅记载了病因、证状及治疗经过，并以“形弊”、“尸夺”形象地描述了消渴重症患者形体消瘦的典型症状。

（二）辨证论治原则的确立与内科杂病春秋以前，临证医学基本上还处在朴素经验的阶段，治病以单味药物为主。

尔后《内经》的出现，标志着医学理论体系已经形成。

春秋战国以后，医学有了较大的发展。

《五十二病方》和《治百病方》两书中所载医方，几乎全是复方，其中已孕育着辨证施治的雏形。

从单味药到复方，从朴素的经验到复方配伍理论的形成以及复方的广泛应用，是临证医学发展中的一个进步。

《金匮要略》是医学史上第一部以内科杂病为主的专著，它集中地展现了当时在内科方面的临证水平。

书中按每类疾病的共性进行分证，重点阐述了痉病、中风、历节、虚劳、肺痈、咳嗽上气、胸痹、积聚、痰饮、水气等近30种病，为后世治疗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该书还最早确立三因致病的病因学说，丰富了内科杂病的病因学说。

《金匮要略》通过大量的实践经验运用了脉证合参，发展了诊法，从而在内科杂病方面确立了脉证并重的诊断原则，提高了内科的诊断水平。

该书保存了大量的有效方剂，一直为后世医家所沿用。

同时，该书对内科急症也总结了丰富的经验，如对痉证、中风、历节、暴喘、胸痹、腹痛、急性出血都有比较实际的认识，而且提出了比较有效的治疗方法。

张氏所记载的急救方法，如救治自缢的抢救技术——人工呼吸法及注意事项与现代方法从基本理论和生理、解剖要求没有两样，这是十分突出和难能可贵的。

又如救卒死用薤捣汁灌鼻和救溺死方，在东汉时期应当说都是很先进的创造。

三、外科、骨伤科与皮肤科（一）外科的发展在秦汉时期除《汉书·艺文志》仅存目之《金疮瘛疭方》30卷外，尚无外科之专著，在医事制度上也无疡医之设立，只是在民间却成长了一代外科巨匠——华佗。

在淳于意《诊籍》的25个病案中，有一例论及肠胃间生疽之诊断依据和所作预后判断。

张仲景以伤寒证治而闻名，但他在外科学的发展上也有自己的成就，主要反映在他对杂病的论述中。

例如：张氏对肺痈（肺脓疡）、肠痛（阑尾炎）以及良缢、溺死等急救技术等。

《金匮要略》之疮痈、肠痈、浸淫病脉证并治第十八，是外科专篇，该篇首先论述了化脓性感染的脉证特点以及诊断要点后，即比较正确的叙述了肠痈的证治。

指出：“肠痈之为病……此为肠内有痈脓”，“肠痈者，少腹肿痞，按之即痛，如淋，小便自调，时时发热，自汗出，复恶寒；其脉迟紧者，脓未成，可下之，当有血；脉洪数者，脓已成，不可下也。

”张仲景所论述的肠痈，应当说主要是指阑尾炎而言的，他对急性阑尾炎之发病，是否化脓的鉴别诊断方法和不同的治疗原则等，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其影响至今不衰。

还应指出：张氏所说“阴吹，……甚或簌簌有声，如后阴（肛门）之矢气状。

”可能是对阴道直肠瘘的最早描述。

张氏还叙述了刀斧伤等金疮的治疗原则和方法，论述了皮肤病（疥，黄水疮）的治疗方药等。

关于急救技术，张仲景在杂疗方篇对若干卒死的急救方法进行了叙述，尤以救自缢、溺死技术叙述较为具体。

例如：急救自缢强调“徐徐抱解，不得断绳，上下安被卧之，一人以脚踏其两肩，手少挽其发常弦弦勿纵之，一人以手按据胸上，数动之。

一人摩捋臂胫、屈伸之。

若已僵，但渐渐强屈之，并按其腹，如此一炊顷，气从口出，呼吸眼开，而犹引按莫置，亦勿苦劳之。

须臾，可少桂汤及粥清含与之，令濡喉，渐渐能咽，及稍止。

若向令两人以管吹其两耳，……。

此法最善，无不活也。

”张仲景所记述的人工呼吸法抢救自缢的医疗技术，在理论和实践上均甚符合人体之解剖生理原则，该术在历代医学的发展上有着广泛的影响。

溺死，张氏用“取灶中灰两石余，以埋人，从头至足，水出七孔，即活。

”还有救中暑、堕马筋骨折损以及禽兽毒虫伤人的方法等，反映了此期内科医生也都掌握了比较科学的急症救治技术。

1972年，甘肃武威地区发掘了一座汉墓，墓主人是一位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受人尊敬的高龄医师，在其随葬品中，主要是一部医学笔记性著作，整理者命名为《武威汉代医简》，其次还有鸠杖、五铢钱……等。

该书涉及外科之内容较丰富，例如：泌尿系结石等，其内容与《五十二病方》相似，其论“治诸癃，石癃出石，血癃出血，膏癃出膏，泔癃出泔，此五癃皆同药治之，……病即愈，石即出。

”此外，对麻风、久创、烫火伤、冻伤、狗咬伤、卒痈等均有所论述，丰富了外科的治疗经验。

华佗以其在发展外科上的杰出贡献，被历代医家尊之为外科鼻祖，其影响涉及国内、外。

华佗在外科上的贡献主要表现有两个方面，即麻醉术与外科手术。

关于麻醉术：秦汉时及其以前医家已相当普遍的运用酒服某些药物用于金疮等外伤的止痛。

在《列子·汤问》中记载了一个富有幻想的故事，《列子》被认为是一部伪书，其作者为晋人，但据研究其《汤问》篇内容是依据已佚古文献写的。

所述：“扁鹊遂饮二人（鲁公扈、赵齐婴）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而置之，投以神药，既悟如初。

”这一医疗故事在秦汉前虽然并非事实，但其所用“毒酒”，显然是一种有着较大麻醉作用的药酒，可以使二人达到“迷死三日”的深度。

心须指出，即是小说家言也必有其用毒酒、或酒制剂使人醉倒的实践经验积累为依据。

这里姑且不谈换心手术有否可能，但这一故事却生动说明，那个时期进行外科手术曾运用毒酒作为麻醉剂的历史事实是存在的。

《三国志·方技传》首先记述了华佗。

在论述其外科成就时指出：“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腹腔肿物）。

《后汉书》在其相似的记述中。

则作“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

因刳破背，抽割积聚”。

一为“如醉死，无所知”，一为“既醉无所觉”。

显然陈寿与范哗所据为同一史实，参看《列子》及医学文献所记，大体可以肯定我国最晚在秦汉时期已成功的将酒以及其他药物用于外科手术之麻醉，在麻醉作用上也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美国拉瓦尔提到华佗在发明麻醉术时说：一些阿拉伯权威提及吸入性麻醉术，这可能是从中国人那里演变来的。

因为华佗曾运用这一技术，把一种含有乌头、曼陀罗及其他草药的混合物应用于此目的。

华佗的麻沸散，可惜其组成药物已不可确知，然据近现代学者考证，包含有曼陀罗、乌头等，其麻醉效果也已为现代实验研究与临床应用所证明。

酒本身就是一种比较好的麻醉剂，它已有古代和现代大量临床应用的经验和理论为依据。

从这点来看，华佗的外科手术在当时确已有了比较理想的麻醉术。

华佗的外科手术。

《三国志·华佗传》载：“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刳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

”又说“病若在肠中，便断肠湔洗，缝腹膏摩。

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间即平复矣。

”《后汉书》在论述这两个外科手术下例时，谓“因刳破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博以神膏。

”两相比较，文字词句虽不尽同，但语意则完全一致，前者是在麻醉下进行腹腔肿物摘除术；后者则是在麻醉下进行肠部分切除吻合术。

关于术后护理，有膏摩，有敷以神膏；关于预后，两书均强调了四、五日瘥，一月之间即平复矣。

从史书记载仍然可以辨出术名和简单的手术方法和步骤。

从此时的人体解剖知识水平，有效麻醉术的应用，以及两书提供华佗曾进行这些手术的史实资料，再参考当时其他医学家曾进行过的手术，综合分析其可能性应该说是肯定的。

虽然国内、外也有个别学者提出怀疑，他们不作历史分析，只是主观认为此时作这样大的手术是不可能的，或无法否定这些手术的可能，便更为离奇的说：华佗不是中国人。

在此类问题上，必须清理本世纪30年代前后那些重西非中思潮的影响。

除上述外科手术事例外，华佗还有一例剖腹手术记录。

《三国志·魏书》载：华佗诊治某“君病深，当破腹取。

”“遂下手，所患寻差。

”虽然记录过简，不能知其何病及用何外科剖腹手术。

但由“当破腹取”可知为剖腹摘除术之类，这些例证也可以给上述的腹腔肿物摘除术一个有说服力的注脚。

陈寿距华佗死时约半个世纪，他在记述了华佗种种外科手术事例后，颇有感触他说：“佗之绝技，凡此类山，”也足以证明影响之大。

华佗运用保守疗法成功治愈肠痈也值得注意。

如“军吏李成苦咳嗽，昼夜不寐，时吐脓血，以问佗。

佗言：君病肠痈，咳之所吐，非从肺出也。

与君散两钱，当吐二升余脓血讫，……一年便健。

”华佗还告诉病人愈后可能复发，要求患者注意自养，并带有药散以备发作时治疗。

五年后一直强健的李成，肠痈发作，但因药散被里人急用，使李成“无药而死”。

这一病历说明华佗治疗外科的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二）骨伤科的发展秦汉时期骨伤科也有了比较明显的进步，表现在骨伤科疾病外科手术、方药治疗、按摩导引及针灸治疗等技术，都有所发展与进步。

此期骨伤科外科手术虽然尚不很多，但扩创术、病灶清除术已达一定的水平，医为关羽进行的“刮骨疗毒”，即骨伤科扩创手术的首例记载。

《三国志·魏书》记载了华佗用麻醉药使病人麻醉后，为一例膝部患疮七八年（似慢性骨髓炎或膝关节结核）的病人，进行了死骨剔除术，这是病灶清除手术在临床运用的例子。

《神农本草经》已记述有主治创伤折跌强筋以及金创死肌的药物40种，治痈疽药50多种，治各种痹痛、腰痛的药达60多种。

此期从对症用药发展到审因组方，治疗效果也得到提高。

导引和按摩疗法：从考古发现西汉时的《导引图》，可知当时导引的具体方法。

从这些图所示治痹、厥者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已运用锻炼腰背肌及关节的功能以治疗腰痛和关节痹痛。

华佗认为导引练功能使“血脉流通”，“并利蹄足”，强调“引挽腰体，动诸关节”的意义，这种认识和方法，明确了导引练功对运动系统的作用，对骨关节疾病的治疗和保健康复有价值。

针灸和药熨疗法：华佗善灸治腰痛，“有人病两足，不能行，辇诣佗。

佗望见云：‘已饱针灸服药，不复需看脉。

’便使解衣，点背数十处，相去或一寸，或五寸，纵邪（斜）不相当。

言灸此各十壮，灸创愈即行。

后灸处夹背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调，如引绳也。

”华佗在运用“下病上取”的原则，采用《内经》夹脊穴，疗“脚擘不能行。

”在治疗腰背、腰腿痛方面获得显著疗效，后世称之为“华佗夹脊灸”。

《治百病方》用当归、川芎、丹皮、桂、漏芦椒等药和酒煮。

“背痛者卧药当出血久瘀”（瘀方），也反映了汉代的医疗水平。

（三）皮肤病认识与治疗技术的提高秦汉时期，皮肤病治疗学有所进步，武威汉代医简《治百病方》中，有12枚木简和86号木牍涉及皮肤病，有治疗痈、痤、溃疡、瘙痒、大风（麻风）等，从“治百病膏药方”、“治千金膏药方”等简及86号木牍“大风方”中可以看出，不仅载有病名，还记述若干病状体征，所用药物的剂量、制备和使用方法；甚至还提到经治后的转归。

其治法较《五十二病方》有所进步，如以药膏外敷治疗疮痈就相当高明：多层涂药，中央留孔，既促进炎症局限以至消散，又利于脓液引流，所采取的方法和步骤与现代常用之鱼石脂饼换药法类似。

对于麻风病，战国晚期秦之基层医生已可作出正确临床诊断，并对患者实行隔离（疠迁所），到汉代则可以有效复方治疗。

木牍治大风方之疗效按其所记能使毛发皆落达到“随皆复生”，“随折复起”，麻木之“不仁皆仁”。

上述治疗思想及其具体方法不仅反映了该时期无名医家所能达到的技术水平，也开辟了尔后皮肤病治疗学继续发展的先河。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所论述的辩证论治理论和原则，同样奠定了皮肤病临床治疗的基础。

如《金匮要略》首载：“浸淫疮（相当于急性湿疹），黄连粉主之。

”为后世医学家论述和提高奠定了基础。

该病是皮肤科常见多发病，张仲景所述及黄连粉主治已为现代科学实验所证明。

又如以蛇床子粉、苦参汤治疗阴部及粘膜部位疾患等，至今沿用不衰。

狐惑（类似于口－眼－生殖器皮肤综合症）：张仲景首先载述于《金匮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证治”之中：“状如伤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闭，卧起不安，蚀于喉为惑，蚀于阴为狐……”并设有甘草泻心汤、苦参汤、雄黄熏药及赤小豆当归散依口腔、前后阴、面目等局部和全身脉证状况，分别内服、外用辩证施治。

现代医学的口－眼－生殖器皮肤综合症系土耳其皮肤病学家白塞氏（Beheet）于1937年提出，并被公认为一独立疾病，故又名白塞氏综合症。

我国1932年也有此种综合症的报告，并认为白塞氏病类似于我国汉代张仲景所述之狐惑病。

四、妇产科秦汉时期，妇产科有很大进步。

有关妇女经、带、胎、产、杂病的基本医疗知识已初步形成，建立了中医妇产科学辩证论治将证医疗方法的基础。

《汉书·艺文志》记有《妇人婴儿方》19卷，是最早的妇产科文献。

惜已佚，但由此可知当时妇产科已有专门著作。

西汉初期，宫廷中出现了专职妇产科医生，称女医或乳医，专为皇太后和皇后少数权贵人物服务。

据《汉书·外戚传》记载，汉宣帝时（公元前73～前49年），“女医淳于衍，……尝入宫，侍皇后疾。

”淳于氏曾与霍光夫人共谋，乘她给许皇后接生之机，投毒药杀害了许皇后。

《汉书·霍光传》称：“使乳医淳于衍行毒药杀许后，”颜师古说：“乳医，视产乳之疾者。

”淳于衍是我国最早的专职妇产科医生。

淳于意“诊籍”有妇产科病案2例。

一例为闭经：济北王侍者韩女，病腰背痛，寒热，脉象肾脉啬，其来坚难，肝脉弦，诊断为“内寒月事不下。

”分析其病因，“得之于欲男子而不可得也。

”经用药治疗，很快痊愈。

另一例为难产：“怀子而不乳（产难），”以酒服莨菪一撮，胎下。

复诊时，脉躁，服硝石一剂，瘀血下如豆大五、六枚，病愈。

这是我国记载最早的妇产科医案，已体现了妇产科辩证论治的基本精神。

到了东汉末年，张仲景著《金匮要略》专列妇人病证治三篇，分为妊娠病、产后病、杂病三类进行论述。

妊娠病篇中首先论述了妊娠的早期诊断，论证中说：“妇人得平脉，阴脉小弱，其人渴，不能食，无寒热，名妊娠，于法六十日，桂枝汤主之，当有此证。

”指出了妊娠60日可出现的脉证。

关于妊娠病，着重讨论了妊娠呕吐、妊娠腹痛、妊娠下血、妊娠水肿、妊娠小便难及半产（小产）等妊娠期间的常发病，而且首创了许多治疗妊娠病的有效方剂，如治疗妊娠呕吐的干姜人参半夏丸；治疗妊娠腹痛的当归芍药散；治疗妊娠水肿的葵子茯苓散。

至于孕妇安胎服用的方药，则首应辨明证之寒热，方可选用。

湿热最易损伤胎气，可常服当归散。

由寒湿所致的胎不安则用白术散。

关于产后病，首先提出了新产妇常见的三大病证，即产后发痉、产后郁冒（虚脱）、产后大便难，并指出此三大病证的发生原因基本相同，都是由于产后失血、伤津所致。

这一观点对产后疾病的辨证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如治疗产后下利，用白头翁加甘草阿胶汤，方中白头翁汤止痢，加阿胶、甘草养阴补虚。

治疗产后腹痛，如辨证虚寒的，用当归生姜羊肉汤；气结的，用枳实芍药散；血瘀的，用下瘀血汤。

辨证有虚有实，虚实夹杂，治则有攻有补，攻补兼施。

在妇女杂病中，首次提出了妇科病的成因，主要有三种，即虚、积冷、结气。

这对后来妇科关于温补、行气、攻积治疗原则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

杂病中，除了分别讨论痛经、经闭、陷经漏下等月经病和带下病外，并记有脏躁（妇女精神病）以及阴疮、阴吹等病。

而且结合辨证论治的原则、首创了多种妇产科常用的著名方剂。

华佗，在妇产科学诊疗技术方面，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三国志·华佗传》和《后汉书·华佗传》都记载了他诊治死胎的病案。

例如：“李将军妻病甚，呼佗视脉，曰：伤娠而胎不出。

将军言：闻实伤娠，胎已去矣！

佗曰：案脉，胎未去也。

将军以为不然，佗舍去。

妇稍力差，百余日复动，更呼佗。

佗曰：此脉故是有胎，前当主两儿，一儿先出，血出甚多，后儿不及生，母不自觉，旁人亦不寤，不复迎，遂不得生，胎死。

血脉不复归，……今当与汤，并针一处，此死胎必出。

汤针既加，妇痛急，如欲生者，佗曰：此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宜使人探之。

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备，色黑，长可尺许。

”据上述病案可知华佗已能应用切脉和腹部触诊的方法诊断死胎。

采用汤药，或针刺的方法进行治疗，或针药并用，使死胎产下；甚至使用探查方法，完整的取出死胎。

反映了公元2世纪我国对死胎诊断治疗的高超技艺。

五、小儿科这一时期，人们对小儿生理发育变化的认识和瘛疭、痫病，食积、下利等病症诊治均有一定进步，并出现小儿科专著。

西汉淳于意曾治疗齐王中子诣婴儿的“气鬲病”，病症表现为“使人烦懑，食不下，时呕沫”，配用“下气汤”，病儿服后，“一日气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

这是一例小儿消化不良的病案。

所以，当时人们就认识到小儿病常与饮食不当有关，如“小儿常病伤于饱也”（《后汉书·王符传》）。

这一时期，儿科专著已经问世。

《汉书·艺文志》录有《妇人婴儿方》，张仲景撰著《伤寒杂病论》时曾参阅过《胎颅药录》一书，流传至今的《金匮要略》中有治“小儿疳虫蚀齿方”，用雄黄粉、葶苈末、猪脂制成“点药”，蘸烙病灶局部，是一种较好的外治法。

此外，张仲景弟子卫讯（一作卫沈），知书博学，独擅妇婴之病，据传曾撰有《小儿颅囟经》三卷，上述几种著作惜均已失传。

秦汉时期，望色、切脉、问诊等常用中医诊断方法已在儿科得到普遍应用，有关小儿病的治疗方法，也趋于多样化，如汤剂、丸药、蘸烙、针、砭等，其中外治法占有重要地位。

在病因方面，除了强调饮食因素之外，还重视先天禀赋，如王充在《论衡·气寿篇》中指出：“禀气渥则其体强，体强则其命长。

气薄则其体弱，体弱则命短，命短则多病。

”认识到先天因素与后天体质强弱、寿夭有一定关系。

与上述认识和治疗技术提高的同时，对先天性畸形也有确切的记述。

如《汉书·五行志》载：“长安女子有生儿，两头，异颈，面相乡（向），四臂，共胸，俱前乡（向），尻上有目，长二寸所。

”这是我国儿科史上最早有关婴儿先天畸形的描述。

汉代的一些统治者出于充实兵员与增加劳力之需要十分重视妇幼保育，并给予奖励。

元和二年（公元85年）规定：产子者可免税三年，怀孕者，发给胎养谷三斛，其夫免税一年。

对无父母亲属的婴儿，及有子而无力抚养者，还发给一定的抚养费。

上述措施，对于维护婴幼儿的健康成长，起到较为积极的作用。

六、五官科早在《荀子·非相》中，就有“尧舜参眸子”之说，《史记·项羽本纪》又有“项羽亦重瞳子”的记载，这是世界上有关瞳孔异常的最早记录。

《淮南子》“目中有疵，不害于视，不可灼也；喉中有病，无害于息，不可凿也。

”说明汉代对五官科疾病，已进行手术治疗，并对其适应症有明确的规定。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虽未专论眼病，但在叙述全身病症时也涉及到一些眼部症状，如眼部肿胀、目色异常，目外形的改变和目眩目瞑等多种自觉症状。

其中《金匮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病》将“目赤如鸠眼”、“目四毗黑”等眼部病变与咽喉、二阴的溃疡和全身症状联系起来，命名为狐惑病，与现代医学所称之“眼、口、生殖器综合证”（又名白塞氏综合证）很相类似，书中提出的清热、解毒、除湿的法则，至今在治疗该病时仍有效。

《伤寒论》少阴篇中论及多种咽痛，按阴虚、客热、痰火郁结、风寒兼痰湿阻络等不同情况辨证，列有多种方药，其中桔梗汤是治疗咽喉痛的祖方，其辨证方法，对后世启迪颇大。

《金匮要略》最先记载“妇人咽中如有灸腐”一症，即后世所称梅核气，其所用半夏厚朴汤一直沿用至今。

该书用皂荚末吹入鼻内及用薤汁滴鼻以抢救危重病人的方法，是吹鼻法、滴鼻法治疗疾病的最早记载。

七、口腔科口齿科疾病在秦汉时期，虽然尚不知有否专科著述，但从有关文献叙述和出土文物等，仍可看出其医疗保健的技术水平有了明显的进步和提高。

关于口腔、牙齿之清洁、健美、疾病、保健已有了比较高的要求。

例如：《诗经·卫风·硕人》中形容美女牙齿“齿如瓠犀”，即指牙齿要如同葫芦子一样整齐洁白。

反之，对牙齿参差不齐者则称之为龃龉，咬合不齐者病之为龊，排列不正者称为龇，不平整者为龋，均视之为病态。

为了保持口腔卫生和预防牙齿疾病，除强调饭后漱口等外，此时尺有剔除齿缝间食物残渣的习惯。

1976年，江西省南昌市发掘了汉末三国东吴时代的高荣墓葬。

其中有一个金制的，两端分别为耳挖勺和小杨枝的龙形器物。

小杨枝是龙的尾部，圆形，末端尖。

研究者考证认为此系墓主人生前用来剔除齿间食物残渣的口腔清扫用具，此小杨枝也就是今之牙签的雏形（周大成：江西省南昌市东吴高荣墓发现的金制小杨枝，日本齿科医史学会会志8（2）：23－24，1981）。

关于口齿疾病的认识和治疗西汉名医淳于意在其诊籍中记录有用灸法和苦参汤含漱治疗龋齿的方法，且指出其病因为“得之风，及卧开口，食而不漱。

”可见当时对口腔不洁与致龋的关系已有所认识。

关于砷剂失活牙髓技术，东汉张仲景已首载使用含砷制失活牙髓的方法。

《金匮要略》有“小儿疳虫蚀齿方”，其处方为“雄黄、葶苈，右二味，末之，取腊日猪脂溶，以槐枝绵裹头，四五枚，点药烙之。

”其中雄黄的化学成分为二硫化砷。

明代《本草纲目》也记有用醋调砒霜，待干取粟粒大，以绵裹安齿缝内，第二天取出的医疗技术。

砒霜为自然砷。

该法所载用药量及失活时间，并要求来日取出都是较科学的。

美国的斯普纳（Spooner）于1836年始用砷剂失活牙髓，该技术到今天仍是临床所常使用的。

八、针灸科汉代针灸学术，在继承前人经验基础上，继续取得发展。

淳于意是西汉初期的著名医学家，他从公乘阳庆、公孙光等战国时期老一辈医家那里继承了针灸学术，并将其传授给高期、王禹等人。

针灸学在《难经》中占着重要的地位。

《难经》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上，对针灸学理论有一定的充实和提高。

在西汉时期，刘胜墓出土的九枚医用金针和银针，亦标志着针灸用具的显著进步。

《后汉书·郭玉传》的记载，有涪翁、程高、郭玉等一派互为师承的针灸家撰著《针经》、《诊脉法》等，互相传授，虽然均已失传，但涪翁“时下针石，辄应时而效”的高超针术仍得以流传。

程高学于涪翁，并将所学针灸技术传与郭玉。

郭玉在东汉和帝（89～105年）为太医丞，在针灸上不仅具有“一针即差”的本领，而且还深刻地认识到“针有分寸，时有破漏。

”他认为“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

”说明在针刺治疗上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并已获得显著的疗效。

西汉末至东汉延平（8～106）年间，在针灸史上出现一部名著《黄帝明堂经》；即《明堂孔穴针灸治要》，是中国第一部针灸学的腧穴学专著。

隋唐之间，曾先后两次由政府下令，加以修订，规定为针灸医生的必修课本，并流传到日本等国，对后世中外针灸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武威汉代医简》有九枚医简涉及针灸，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的留针时间较长，可达“炊米一升顷”之久，简文共载有三里、肺俞二穴。

其泉水，从上下文看亦当为穴名，但不见于后世针灸著述。

肺俞穴，似为脾俞穴的误记。

三里穴，原简作“时下五寸”亦与今穴不同。

简文还谈到刺灸与年龄的关系，这也是其他针灸著述所未见的。

《黄帝虾蟆经》是一部论述四时刺灸禁忌的专著，全书有十分之七的内容为插图，其中有一幅全身谨避针灸的人体图，是按六十甲子交替排列的，共有六十个禁刺部位。

华佗亦长于针灸。

史载：”若当灸，不过一两处，每处不过七八壮，病亦应除。

或当针，亦不过一两处，下针言，当引某许。

若至语人。

病者言：‘已到’，应，拔针，病已行差。

”形象他说明了针刺是否得气和疗效的关系。

曹操“苦头风，每发，心乱目眩，佗针鬲，随手而差。

”张仲景对针灸亦有独到见解，以伤寒为例，发热恶寒，……，寸脉浮紧，大渴欲饮，自汗便利的宜刺期门；妇人中风，发热恶寒，经水适来，热除脉迟，身凉下满，……，亦宜刺期门。

在69条有关条文中，以刺期门主治为最多，张仲景在针灸操作方法上也有所发展，如针刺与温针、烧针、艾灸等，并各有比较明确的适应症。

如所论之“可刺”、“不可刺”、“可灸”、“不可灸”、“可火”、“不可火”等，专篇论述针灸的忌宜，成为张仲景针灸学说的又一特点。

九、法医秦汉时期迄今未见流传下来系统的法医学资料，但文献中有几个在法医学史上值得称道的事例：1、窒息死动物试验王充（公元27～约97年）最早提到窒息死的动物试验：“致生息之物密器之中，覆盖其口，漆涂其隙，中外气隔，息不得泄，有顷死也。

”（王充《论衡·道虚篇》，卷7，第11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2、雷击纹的发现王充在其《论衡·雷虚篇》中首先指出了雷击纹是雷击死的指征，并对其成因作了朴素的解释：“夫雷，火也。

火气剡人，人不得无迹，如炙处，状似文字。

”同时还指出了雷击所致的其他烧伤征候：”以人中雷而死，即询其身；中头，则须发烧焦；中身，则皮肤灼焚，临其尸上闻火气。

”3、诈病的诊断与治疗张仲景最早提出一种诈病的诊断与治疗方法：“设令向壁卧，闻师到不惊起而眄视，若三言三止，脉之咽唾者，此诈病也。

设令脉自和，处言：‘汝病大重，当须服吐下药，铖灸数十百处’，乃愈。

”（《注解伤寒论·平脉法》，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4、铁钉钉进头部致死例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头部刺创。

他杀多见于酒后或病弱者，自杀多见于精神病患者，现今各地仍时有所闻。

最早的案例见于东汉，严遵为杨州刺史，“曾巡行部内，忽闻哭声惧而不哀，驻车问之，答曰：”夫遭火烧死。

’遵令吏守其尸，乃有蝇集于首。

披髻视之，得铁钉焉。

因知此妇与人共杀其夫。

”秦汉时期医史研究和文献整理一、《史记》中的医家传记《史记》是中国第一部记传体通史，作者西汉·司马迁（公元前145—前87年）。

书中对汉武帝以前有关名医的传记、医药史事、医籍文献等都有所反映。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是司马迁为先秦名医扁鹊和西汉医家淳于意所立的传记，开创了在正史中为名医立传之先例。

关于扁鹊的事迹，从战国末期至西汉时期，社会上流传很广，司马迁选用了扁鹊的3则医案。

这三则医案即辨赵简子昏迷、虢太子尸厥、扁鹊望齐桓候之色等，虽然简短，但寓意深刻。

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中写道：“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

”《史记·仓公传》的主体部分，是取材于淳于意答诏的实录，选用了淳于意往日诊病的簿记——“诊籍”中的25则医案。

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记载有失误、死亡的案例。

所治的病人有王公贵族，也有贫民奴婢，从涉及范围看包括了临床各科，在诊疗方法上反映了淳于意在临床上脉证合参、针药并用等特色，在医理方面，淳于意有一套独到的见解，在淳于意的传中所反映的学术内容、史料的真实性方面，超过了扁鹊传。

《扁鹊仓公列传》的首尾部分，主要介绍医家的生平事迹和师承关系。

这无论在两位医家传记的写作上，还是在他们经历中，有许多共同的方面。

他们虽出身地位低微，但他们学有师授、四处行医，随俗为变，把原来十分神秘的医学单传方式变为公开带徒多人的教授方式，避免了医术的失传，反映了早期医学私学传授的情况。

司马迁在《扁鹊仓公列传》中表述了这两位名医高尚的医德，如淳于意在被诏问诊病决死生能否完全无失误时，他回答说：“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脉，乃治之。

败逆者不可治，其顺者乃治之，心不精脉，所期死主视可治，时时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这种谦虚求实的精神，难能可贵。

《扁鹊仓公列传》，是现存最早的医学家传记，司马迁对医学家的姓名、籍里，生平事迹、治疗疾病的医案，成功失败的经验与教训，师承关系等等，进行了系统的叙述。

出色的总结了他们的学术思想、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以及其对医学发展的影响，更进而论述了当代医学发展的水平，以及科学的指出“六不治”思想，对医学的发展有着指导的意义。

所有这些都为历代医学人物之研究树立了典范。

二、医药文献的整理秦汉时期对医药文献的整理，以国家组织人力整理为主，同时也有个人零散的研究整理工作。

在秦始皇时期，曾“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

”（《史记·秦始皇本记》）。

说明当初秦朝对图书是比较重视的，并有可能对缴上来的和国家藏书试图进行鉴别整理，其中当包括医药书籍。

秦始皇下焚书令时，明确规定医药书籍不在焚烧之列，因而使秦代及其以前的医药书籍得以保存。

刘邦进入关中时，萧何等人首先将秦朝丞相府的图书、档案保存起来，后来楚霸王入咸阳大肆焚烧，使秦代重要的图籍包括医书在内，遭到一次严重的毁灭，西汉统一，“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

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

’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

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侍医李往国校方伎。

”刘向将所校的书摘录其要旨，撰《别录》20卷，这部提要性的目录学《别录》并未完成，刘向病逝后，汉哀帝令刘向之子侍中奉东都尉刘歆继父业，刘歆于是总群书而名《七略》，以奏朝廷。

这是西汉时期一次由官方组织人力进行的校书。

《七略）已失传，其中《方伎略》在《汉书·艺文志》中有较全面的收录。

将方伎类书目分为4种：（一）医经“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落］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

书目有：《黄帝内经》18卷、《外经》37卷，《扁鹊内经》9卷、《外经》12卷、《白氏内经》38卷、《外经》36卷、《旁篇》25卷，共7部，175卷（原书谓216卷）。

（二）经方“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固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

及夫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知也，书目有：《五藏六府痹十二病方》30卷，《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40卷，《五藏六府瘅十二病方》40卷，《风寒热十六病方）26卷，《秦始黄帝扁鹊俞拊方》23卷，《五藏伤中十一病方）31卷，《客疾五藏狂颠病方》17卷，《金疮瘛疭方》30卷，《妇人婴儿方》19卷，《汤液经法》32卷，《神农黄帝食禁》7卷，共计11部，288卷（原书统谓274卷）。

（三）房中此类基本是性医学内容，也涉及男科、妇科等。

房中书目有：《客成阴道》26卷，《务成子阴道》36卷，《尧舜阴道》23卷，《汤盘庚阴道》20卷、《天老杂子阴道》25卷，《天一阴道》24卷，《黄帝三王养阳方》20卷，《三家内房有子方》17卷。

房中共计8部，191卷。

（原书谓186卷）。

（四）神仙“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

而游求于其外者也。

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

其中包括有导引、气功、按摩、炼丹、服食芝菌等养生保健的内容，神仙类的书目有：《黄帝歧伯按摩》10卷，《黄帝杂子芝菌》18卷，《黄帝杂子十九家方》21卷，《泰壹杂子十五家方》22卷，《神农杂子技道》23卷，《泰始杂子黄冶》31卷等。

共计10部，181卷，20篇（原书谓205卷）。

秦汉时医药卫生书籍，托以上古传说中的圣贤、医人和神话人物者较多，如《淮南子·修务训》所言：“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

”此为这一时期医书名称的一个特点，秦汉时期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大批书籍（包括医书在内），后经“董卓之乱，献帝西迁，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犹七十余载，两京大乱，扫地皆尽。

”（《隋书·经籍志》）汉代小学的发展也促进着医药文献的整理研究。

《尔雅》是中国最旱解释词义的专著，是汉初学者缀辑周秦以来诸书旧文，递相增益而成，其中的“释诂”中对疾病名称多有注释，“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中对一些药古名作了解释。

西汉·史游的《急就篇》作为一本启蒙书，叙有百余种可入药的动植物，60多个人体部位器官名，70多种疾病以及卫生知识，以七言歌诀的格式来记载。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对疾病的解释，对药物和有关医事的注解，都包含丰富的资料，该书涉及药物和病名各数百种，是后世医药文献注释的重要参考书。

东汉时，一些学者在注释经史中，涉及不少医学内容，如郑玄注《周礼》、《周易》、《寺经》等。

高诱注《战国策》、《淮南子》、《吕氏春秋》等。

上述种种虽然不是医药学专著，但在众多医药卫生专著散佚的情况下却可以反映出两汉时期医药卫生知识在文人学士中已得到普及，这也可以反证其时医药学发展的水平。

秦汉时期风俗习尚与医药文化秦汉时期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帝国的建立及巩固，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为各地区、各民族的友好往来和风俗的融汇创造了条件，在客观上对医药文化的昌盛也多有裨益。

一、岁时、人生礼仪与医药文化将春节叫年，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据《史记》、《神异经》和《荆楚岁时记》记载，春节爆竹、燃草具有辟除病魔的含意。

全家饮椒柏酒，是为了预防百病，增进人体健康，并给节日增添欢乐气氛，有的喝桃汤，也是为了防病，后被屠苏酒所代替。

正月十五元宵节起源子汉武帝时，汉武帝患病不愈，上郡有一巫师能治病，被诏入宫行巫术。

神君说，天子无须忧虑，病会好转，侍康更后，我们将相会于甘泉宫。

汉武帝于神灵非常虔诚，一高兴病情明显减轻，到了甘泉宫竟然痊愈，于是大祭，灯火通宵达旦，随后形成了元宵节张灯结彩的习俗。

端阳节的形成，有诸多渊源，到秦汉时则将纪念介子推、屈原、伍子胥、曹娥、陈监与恶月恶日祝禳、辟瘟防疫等融为一体，逐渐表现了与医药卫生的密切关系。

《大戴礼记》记载：“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

”《夏小正》记载端阳时“蓄药，以蠲除毒气，”《后汉书·礼仪志》说端阳节时人们“以朱索五色为门户饰，以除恶气。

”《风俗通义》说“五月五日续命缕，俗说以益入命。

”“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令人不病瘟。

”又载端阳节前用菰芦叶裹粘米，以淳浓汁煮熟，节日食用，有一定的食疗作用。

端阳节有关的医药卫生内容，随着历史的发展，日益丰富，科学成分也更充实。

七夕在汉代有登楼晒衣之俗，后来增添了乞寿等内容，《风俗通义》记载：“八月一日是六神日，以露水调朱砂蘸小指，宜点灸去百病。

”中秋节包含具有浪漫色彩的医药民俗。

《淮南子·览冥训》说，帝羿向西王母求得不死药，而帝羿之妻嫦娥窃食后成仙奔月宫，变成了蟾蜍。

汉代人认为月中玉兔、蟾蜍、桂树，皆与医药文化有联系，《乐府诗集·相和歌辞·董逃行》中有“采取神药若木端，白兔长跪捣药虾蟆丸”之句。

九月九日为重阳节。

据《西京杂记》所载：汉初，宫中有“佩茱萸、食蓬饵、饮菊华酒”的习俗，据说是为了长寿。

重阳所用的菊花、茱萸和酒，都有严格的制作要求。

《风土记》认为，俗尚九月九日谓之上九，茱萸到此日成熟，气烈色赤，争折其房以插头，云辟恶气，而御初寒，又说：九月九日采菊花……久服令人不老，《西京杂记》载：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如熟就饮焉，谓之菊花酒。

九月九日登高的习俗也盛于汉代，《西京杂记》：“三月上巳，九月重阳，士女游戏，就此祓禊登高。

”后人又为这一风俗染上神话色彩。

《续齐谐记》说，东汉汝南（今河南上蔡西南）的桓景，随费长房学道术多年。

有一天费长房告诉桓景，九月九日这天，你家中有大灾，可速回家，让全家人各做一个装茱萸的绛袋系有手臂，登高饮菊花酒，可消灾难。

恒景依其嘱，全家人得以免于疫病。

曲折地反映了人们冀望避瘟疫、求健康的殷切心愿。

汉代人在春节前，按风俗要举行一系列有关驱疫活动。

据《论衡》、《风俗通义》等书记载，汉代人防病驱疫意识非常强烈，把那些使人致病的隐匿性病因常当作病魔、害鬼——如相传颛顼的三个儿即“疟鬼”、“魍魉”、“小鬼”，他们都怕具有神力的方相氏，汉代声势浩大的腊月驱疫活动中，大滩风俗最为壮观，方相氏是这种舞中的重要角色。

《后汉书·礼以志》、张衡的《东京赋》对此都有记载。

它反映了人们用自己的声威战胜疫疾的豪壮气慨。

秦汉时期，由于战争、疫病等原因，人口增长速度慢，所以对儿童和妇女及其生育比较重视，这也是受秦赵等地遗风的影响，医生治病大抵也要注意这些，《礼记·曲礼上》记载：“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

”反映当时重视风俗的情况。

汉代尊老之风很浓，如“仲秋之月，案户比民，年七十者授以玉仗，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玉杖长尺，端以鸠鸟为饰，鸠者不噎鸟也，欲老人不噎。

”（《后汉书·礼仪志》）在出土的汉代玉杖实物、汉画象砖、石刻中常能发现。

赐鸠杖作为尊老的一种象征，有其含意，古人认为“鸠肉，明目，多食益气，助阴阳，久病虚损人食之补气，食之令人不噎。

”“古老仲春罗氏献鸠鸟以养国老，仲秋授年老者以鸠杖。

云鸠性不噎，食之且复助气也。

”（《本草纲目·禽部》卷19）这种敬老风俗到东汉时更盛。

甘肃武威东汉一医家墓出土《治百病方》的同时，即有一鸠杖，与此同时还有厚葬的时尚。

二、思想风俗与医事活动秦代以法冶国，在医药卫生方面也是如此。

据云梦秦简记载，凡外来宾客入城，对其车上的衡轭要用火熏燎，以防马身上未被消灭的寄主虫等附着在衡轭和驾马的皮带上。

用火熏燎的风俗是历史上延续最久的风俗之一，用这种方法除有防虫害作用外，对一些细菌和病毒也有杀灭作用，带有防疫性质，对于麻风病，秦人已不认为是命中注定，而是早发现，严格管理，地方官吏知有可能患麻风病者，即送官府由专人检查。

采取隔离措施，对麻风病人死囚，采取活埋和淹死的办法，这在当时在一定程度上对防止麻风病，有其积极意义。

《吕氏春秋》和《淮南子》，表现出道家与医学的密切联系。

《淮南子》中对养生导引、炼丹、药物等多有研究，道家思想至《周易参同契》出现了又一个嬗变，更将研究的目标放在医药和人体的深层文化问题上。

从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对医药文化的发展同样产生了深刻影响。

儒学的伦常原则，济世利天下的入世理想，在医药实践中强调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健自身。

有些儒士弃儒从医，既扩大了医生的队伍，提高了医生队伍的文化素质，对医术和医德的发展都有促进作用。

在儒学思想的影响下，对病人的护理上也体现出君亲有疾，臣子须精心侍候。

但孝道中的提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倾向，则导致对解剖学发展的阻碍，而儒学重人事远鬼神的观点，对促进医药学科学化、冲刷宗教神学的渗透起着积极作用。

秦汉时方仙道的影响较深，秦代的茅蒙，汉代的张良习服食辟谷、王仲都修炼御寒暑功夫，多有神秘色彩，东汉道教兴起后，为了在民间发展教徒，也多采用医药作为手段。

《太平经》中对炼气、眼药、针灸等也有记述，大量吸收医药知识为宗教活动服务。

秦汉时期的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学者及其学派，对于破除神仙宗教的迷雾，正风俗、美教化、促进科学文化事业发展发挥了良好作用，汉初陆贾指出：“人不能怀仁行义，分别纤微，忖度天地，乃苦身劳形。

入深山，求神仙，弃二亲，捐骨肉，绝五谷，废诗书。

背天地之宝，求不死之道，非所以通行防非者也。

”东汉时王充，在《论衡》中有多篇论及天人关系、神形关系、医药史事、卫生保健、疾病防冶，以及改变不良卫生时尚等等，在王充所处的时代，宗教意识泛滥，仅汉光武帝二年（公元26年）“初制效兆于洛阳城南”时，所祠诸神多达1514种，至汉章帝时这种风气更盛，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王充力匡时敝，批判神仙说、骨相说、以及感生巫术、迷信禁忌、不求实际的择时择地等，阐述富有哲理而又科学的医学见解，认为人寿命的长短与禀气薄厚有关，并非命定。

“称赤松、王乔好道为仙，度世不死，是以虚也。

”“图仙人之形，体生毛，臂变为翼，行于云，则年增灸，千岁不死，此虚图也。

”秦汉时期的早期的医药交流在秦统一前，中国各地区人民在医疗上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各自的医疗特色，但由于诸候国之间的分争割据，风俗不同，语言文字差异等，医药文化的交流受到一定限制，秦汉的统一，为医药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名医仓公到过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华佗行医到安徽、江苏、河南一带，“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

以医见，景帝为太子时，拜为舍人，积功稍迁。

孝文帝时至太中大夫。

景帝初即位,拜仁为郎中令。

”（《史记·万石张叔列传》），“楼护字君卿，齐人，父世医也，护少随父医长安，出入贵戚家。

护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长者咸爱重之。

”（《汉书·游侠传》），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中央和地方，都城与各地及地区之间的医药学术经验的交流。

汉设“本草待诏”一职，从全国诏精干本草者待命，虽非为交流而设，但各地精本草者汇集京城，自是交流学问之良机。

从宫廷中被裁减下来的医药人员分散到地方，不少医药人员终生行医于民间，如东汉韩康、台佟、蓟子训、卖药翁等，他们的医事活动也促进了医药交流。

汉族与各少数民族，通过多种渠道、形式，而使各地区各民族人民的医疗经验、方药得到交流，秦汉时期所建立上林苑，东起蓝田，西到周至、兴平、南依秦岭山脉，北临渭河，苑周约300里，虽非药园，但却是当时第一流的大植物园，苑中花卉竹木异草品种繁多。

据记载，汉武帝扩建秦上林苑后，“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卉三千余种植其中。

”（《后汉书·韦彪传》；《三辅黄图》卷4）其中颇多药用植物，如从西域而移植的有安石榴、首蓿、葡萄、玉门枣、胡桃等；出自瀚海北、能耐严寒的瀚海梨，“霜下可食”的霜桃；从南方移植来的多种植物，《三辅黄图》记载，在上林苑的扶荔宫中，从南方亚热带地区移植的奇花异木有：“菖蒲百本，山姜一本，甘蕉十二本，留求子十本，佳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龙眼、荔枝、摈榔、橄榄、千岁子、百橘皆百余本。

上木，南北异宜；岁时多枯瘁。

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无一生者，连年犹移植不息。

后数岁，偶一株梢茂，终无花果……。

”另外，苑中还养有大象、犀牛及许多鸟兽。

这些在客观上，都增长了医家对药用动植物的认识，促进了医药知识的交流。

特别是随着南北方的各种文化经济的交流，对发展医药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

一些人到少数民族地区任官或游历给少数民族地区带来医学知识，促进了医药经验的交流，东汉初，邓训到武威任太守，发现“羌胡俗耻病死，每病临困辄以刀自刺，训闻有困疾者，辄拘持缚柬，不与兵刃，使医药疗之。

愈者非一，大小莫不感悦。

”（《汉书·严（助）宋吾丘主父徐严终生贾传》第34上），邓训帮助人们革除了陋俗，传播医药知识，拯救患者，得到他们的拥戴。

又有“徐登者，闽中（今泉州）人也……善为巫术。

又赵炳，字公阿，东阳（今婺州）人，能为越方，时遭兵乱，疾疫大起。

两人遇于乌伤溪水之上（即今婺川义乌县东），遂结言约，共以其术疗病。

”（《后汉书·邓训传》），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促进了医药的交流。

统治阶级到全国各地搜求灵药妙方，征诏名医，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医药技术经验的交流。

医家与民众的种种努力与医事活动是促进医药交流的基本力量。

我国秦汉时期医药学的兴盛与各民族间的医药交流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国际范围内的医药交流，中国很早就与邻国建立了往来关系。

秦代，中国的医药文化已传到日本，最有影响者首推徐福，他是齐地人，据调查认为是今江苏省赣榆县金山乡涂阜村，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徐福（《后汉书·徐登传》；F·博厄斯：种族的纯洁，《亚州》40期第231页）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于是秦始皇遣福入海求仙人，后入海不归。

在日本佐贺郡诸富町浮杯有“徐福上陆地”的标柱，波田须等地有“徐福墓”熊野浦的墓碑上原刻有“秦徐福之墓”五字。

（陈国强等：《百越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62页），在日本的阿须贺神社有徐福宫，日本蓬莱山旁原有徐福祠。

相传徐福方士通医术，尤精于采药和炼丹，被日本人尊为“司药神”。

秦汉时，中国与印度（身毒、天竺）的交往早已开始。

“现在世界各国称中国为China，是由古代印度梵文Cina，Chinas，阿拉伯文Cyn或Sin，拉丁文Thin，Thinas演变而来，都是、‘秦’的译音。

印度古时亦称中国为震旦，‘震’即秦，‘旦’即斯坦，即秦地的意思。

”（武伯伦：《西安历史述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9页），古代印度，医药比较发达。

印度古代的医药与佛教关系密切，在佛教传入时，同时带入一些医药经验及方术。

相传汉明帝时曾派人到印度求佛象和佛经，印度僧人摄摩腾、竺法兰等人随同东来，在洛阳翻译佛经，佛经中的有关医药卫生知识也随之流传，后来的医书中遂有“百一”、“四大”（地、水、火、风）、“医方明”（为佛教五因明之一）等名词和内容。

《开元释教录》记载：“东汉之末，安世高医术有名，译经传入印度之医。

”另外，黄支国（即南印度罗毗荼国）国王曾派遣使臣来汉朝献犀角等。

据越南史书记载在公元前257年，中国医生崔伟曾在越南治愈了雍玄和任修的虚弱症，并著有《公余集记》一书行世。

汉武帝时，中国文化传入越南，医药学也随之传入。

汉代，越南的象牙、珍珠、玳瑁、犀角、桂、龙眼、槟榔、菖蒲、薏米等传入中国。

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公元前14年一公元49年）于交趾。

因当地有山疟瘴气，士卒多有感染者，于是，他“常饵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

南方薏苡实大，援欲以为种，军还载之一车，时人以为南土珍怪，权贵皆望之。

”（《后汉书·马援传》），据《汉书·地理志》载，当时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海上交通已经开通。

从合浦郡的徐闻县、（今广东徐闻县西）向西南航行即达元国（在马来半岛），又西行可到邑卢没国（今缅甸境内），湛国（今缅甸境内），甘都卢国（今缅甸蒲甘斌）又可到黄支国等。

这些航行时开拓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经济、文化和医药交流的海上之路创造了条件。

中国与西部地区及中亚、西亚和欧洲各国的医药文化交流，秦汉时主要靠陆路交通。

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张骞奉命领百余人出使大月氏，历时13年，于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126年）返回长安。

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3年），张骞再次奉命，以中郎将的身分率领300余人，至乌孙国，他又派出许多“副使”分别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波斯）、条支（约在今阿拉伯地带）、黎轩（约在今土耳其境内，或说是大秦罗马帝国）等国。

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回到长安。

从此，西域各国的使臣也纷纷来访。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拓宽了中原与西北、西南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渠道，形成了驰名中外的丝绸之路。

当时“中国丝织品是各地最需要的，至少占中国出口商品的90%；剩下的10%包括肉桂、大黄和优质铁。

作为回报，中国也得到了各种物产，如来自中亚的毛皮、毛织品、玉和牲畜、来自波罗的海的琥珀，来自罗马诸行省的玻璃、珊瑚、珍珠、亚麻布、羊毛织品和黄金。

其中黄金占首位。

”（（2）［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88年中译版，第183-184页），随着丝绸之路的开拓、发展、中西方经济文化的频繁交往、西域的安石榴、胡桃……、苏合香、茉莉、酒杯藤子（食之消酒）等药用植物和一些入药的动物、矿物也相继传入中国。

汉武帝时，月氏国曾派使臣渡过弱水。

向汉朝贡返魂香，据《汉武内传》所载：返魂树状如枫、柏，花叶香闻百里。

采其根于釜中水煮取汁，炼之加漆，乃香成也，其名有六：曰返魂、惊精、回生、振灵、马精、却死。

凡有疫死者，烧豆许熏之再活，故名返魂香，郭宪的《洞冥记》载：“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郅支国贡马肝石百斤。

常以水银养之，内至柜中，金泥封其上。

……如今令马肝石春碎以和九转之丹，服之弥年不讥渴也。

”反映当时中外医药交流的史事。

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派使臣从海道经越南到达中国，赠象牙、犀角、玳瑁等，史书对国外的医药也有散载：“栗戈国、属康居，出名马牛羊葡萄众果，其土水美，故葡萄酒特有名焉。

”（《后汉书·栗弋国传》），“合会诸香煎其汁，以苏合。

”（《后汉书·大秦国传》），“他主白草有毒，国人煎以为药……。

”（《后汉书·西夜国传》），“于阗王令胡医持毒药著创中……。

”（《后汉书·于阗国传》）以上说明中国传统医药学体系在其形成过程中，并不是封闭的，一方面注重吸收外来医药文化，另一方面也把中国的医药文化传播于其他国家和民族，使他们从中得到借鉴。

秦汉时期军事医学秦代兵制的主要特点，是军权的高度集中和军队的高度统一。

秦王朝的军队有皇帝警卫部队、京都卫戌部队、边防戍守部队和郡县地方部队四种。

秦朝军队的兵种有步、弩、车、骑之分，并建立了水军。

汉代兵制在秦制基础上有所发展。

西汉的军队分中央军和郡国兵两部分，兵种有材官（步兵）、骑士（骑兵）、车士（车兵）及楼船（水兵），此外，还建有楼船材官，水陆均能作战。

东汉的军制基本上和西汉相同。

自战国至汉初铁兵器渐盛，这时农具及日用品大多用铁器，惟兵器尚兼用铜。

秦代长兵无异于战国。

惟铁兵较多，至东汉时兵器才普遍用铁，进而发展为钢兵。

有炼至百辟者，刃口锋利，汉王朝专门设置少府官员负责兵器制造，严禁民间私藏及私造武器。

一、军事体育训练汉代重视军队的校阅和训练，每年秋后京师以至郡县都进行大校阅，大讲武。

校阅以射为主，再加试其他技术，如骑、乘、刀、矛等，有时还有校猎，用近于实战的狩猎形式进行演习。

以考察士卒的训练程度及材力，平时对战士进行军事体育训练，以达到提高士兵身体素质及作战能力为目的。

（一）、蹴鞠、角抵、手搏蹴鞠（古代足球）原系战国时的民间娱乐活动，在齐、楚等国相当流行，至西汉时，蹴鞠发展为军事训练的重要手段之一。

刘向《别录》中说：“蹴鞠，兵势也。

所以练武士，知有材也。

“因此《汉书·艺文志》将《蹴鞠》25篇附于“兵技巧十三家”类中。

汉初，在战争较少时，军队普遍用“蹴鞠”练兵，提高士兵的体质、速度、耐力与反应的灵敏度等，以适应战争的需要。

当时宫苑内的“鞠城”和“三辅高官”的蹴鞠地，是南、北军练习和比赛蹴鞠的场地。

汉武帝时蹴鞠仍作为军中训练的项目之一。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和《汉书·卫青霍去病列传》中，都载有汉军在塞外行军宿营时，在缺粮的情况下，“仍穿域（修理场地）蹴鞠”，此外、角抵（角力摔跤）、手搏（拳技）等民间武术技巧，也都成为军中的训练项目。

如甘延寿因在校阅中手搏表演成绩优秀，而被提升为期门郎中（《汉书·甘延寿传》）。

（二）弓矢与骑射材官（步兵）的训练，以发矢为主。

《汉律》记有“蹶张士”，即材官中的健者，能以足踏强弩而张开，骑士的训练重在骑射。

弓弩因而成为汉代主要兵器，其次，才是刀和矛等。

各级军队中都设有掌管教练和考课射法的军官——仆射，边防部队每逢秋季，要对边塞的“侯长士吏”普遍进行一次射法考试。

考核的方法，据居延出土汉简记载，每人试射12支箭，中靶六箭为合格、不合格的要受处分；超过六箭的有赏。

一般“赐劳”十五日，根据“劳日”总数，赐钱、赐爵或提升。

二、汉代边防军的医疗设施汉代边防军的任务为实边、屯田、穿渠以及作城之类，间亦被调作战。

文帝时晁错曾建议招募人民移置边塞，并设置医药以救疾病（见《汉书·晁错传》及《西汉会要》卷59）。

根据1931年西北考察团在居延附近（张掖西北），敦煌、蒲昌海（敦煌县西阳关西三百里）等地区发现不少有关医药的木简和遗物。

在这些木简中，曾记载担任戍役的士卒中有几人“在养”，几人“在病”。

在部队中第几队，戍卒某，患什么病，服什么药；或用针，或用灸；治疗结果，或死或愈，都记载得很详细，并有“病书”。

此外，还有“显明药函”（罗振玉，流沙坠简，第十三叶又参释文卷二第四十四叶）和“药盛橐”（居延汉简考释，卷三，器物类云：“药盛橐四”（八六）五，六）等残件，药函为长方覆斗形，有系绳纹和安置泥封的地方，其中所盛即行军必备药品。

《汉书·窦田灌韩传》曾载：“灌夫身中大创十余，适有万金良药，故得无死，”也说明当时军队备有战救药品。

居延烽燧遗址中还有疾病统计、医护人员记勤、和军队负伤人员的记录的“折伤薄”等木简，“折伤薄”署有“天凤元年”（公元前80年）的字样，并有兽医。

以上出土文物及汉简，证明在汉代，屯驻在边防的部队中，确实有专门掌管医药的军医存在，并已略具驻屯医院的雏型。

但其具体组织如何，在禁卫军和内地军中是否也同样实行，史书上没有记载。

唯在《汉官》中曾记载公元前1世纪时，已置宫医卫士81人，系武职。

隶属于光禄寺，可能是掌领军队医药的官员。

这种驻屯边疆部队中的军医，是相沿不替的。

凡两国交界和军事要冲地带，或彼此防地不同系统的军队中，也都设有军医。

后世如唐的“折冲府”和宋的“驻泊军”中，也都设有这类军医。

三、战时伤病员的医疗与运送汉代在战场运输工具中备有辇（用人推挽的车）和车。

《汉书，李陵传》载：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与单于战于浚稽山，由于单于兵众，“陵且战且引，南行数日，抵山谷中，连战，士卒中矢伤，三创者载辇，二创者将车，一创者持兵战。

”其时间与居延出土之“折伤簿”所记时间很相近。

东汉大将段颖，在西北边疆抗御羌族的进攻多年，“行军仁爱，士卒疾病者，亲自瞻省。

手为裹创。

在边十余年，未尝一日蓐寝，与将士同苦，故皆乐为死战。

”（《后汉书·段颍传》）以上说明汉代军中已设置医药，受伤时已有及时之战伤救护，并按伤情之轻重确定用辇和车将伤员运离战场，或令其继续作战，可惜记录简略，无法弄清它的组织形式和实施情况。

四、军队传染病的隔离战时传染病对军队减员有严重威胁，因此很早为军事家所注意。

如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马援征交趾，起初虽幸而获胜，但至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军吏因瘴疫（恶性疟疾等传染病）死者达十之四五，最后终于失败。

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马援又奉命出师镇压五溪蛮（今湖南常德、辰州一带少数民族）的起义，到了次年夏天，军中又发生了大疫，战士成千上百地死亡，马援因感染瘴疫而死于军中。

到2世纪中叶，对部队传染病已采取隔离措施。

《后汉书·皇甫规传》载：延禧五年（公元162年），皇甫规证陇右（今甘肃、新疆、青海一带），因军中发生流行病，死亡占十之三四，皇甫规便将传染病患者安置在临时指定的庵庐中，使之与健康的士卒隔离，并亲自巡视，给予医药，设备虽然简陋，却是史书中明确记载在军队设立传染病隔离病院之始。

五、对于寒冷的防御临时指定的庵庐中，使之与健康的士卒隔离，并亲自巡视，给予医药。

设备虽然简陋，却是史书中明确记载在军队设立传染病隔离病院之始。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南北气候不同，所以行军时不得不首先考虑当时的气候和地理环境。

如汉武帝派赵充国去镇压西北羌人，充国想要安抚他们，而武帝下诏责令其速战速决。

其理由是：“将军将万余之众，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争其畜食，欲至冬，虏皆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险阻，将军士卒寒，……，宁有利哉？

”（《汉书·赵充国传》）。

武帝时由于疆域的扩大，中央对边防部队的供应感到鞭长莫及。

于是采取戍边屯田的政策，从上郡、朔方到河西一带置屯田戍卒60万人。

在这些屯戍西北边区的军队中，即配制了御寒药，这在西陲木简中可以找到其遗迹。

在罗振玉所编（流沙坠简》第78简有“……发寒散五台”，此简出于蒲昌海，即今张掖一带地区，为我国有数的寒冷地带之一。

赵充国等与羌人作战，即在这一地带相持，此简或即当时屯戍所留，“发寒散”今虽不知其药物组成。

但它可能是一种热性药，服后能使人体温增高以御寒冷。

六、战伤救治秦汉时代，由于炼钢及铁兵器的改进，金创折疡成为战时常见的伤害。

止血包扎法随之有所发展。

汉代普遍使用地黄治内出血和接续断骨，《本草拾遗》记载汉高祖刘邦曾用“斫合子”以治堕伤和内出血。

《神农本草经》记载了王不留行、续断、泽兰、地榆、扁青等23种药名。

用于伤科内服或外敷，可见当时伤科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治百病方》已用药物功能命名为方，其处方目的不限于止血止痛，还有消散溃脓，生肌收口的功效，开拓了后世理气活血化瘀的治伤理论。

张仲景在此基础上发展了理气、活血、化瘀的治疗法则，建立了既对症用药（止血止痛），又审因论治（活血化瘀）的配方原则。

综上所述，秦汉时期有关军事医学的史料虽然比较散乱，没有系统记载，而且也很缺少，但仅就其文献记述和地下出土文物来考察，仍可知其在频仍战争中，无论传染病之隔离治疗，战伤抢救之造册记录和外科手术治疗等等，均已有了一定的制度，并达到较高的水平，专业军医在军队中可能已有一定的编制。

秦汉时期医学著述一、《黄帝八十一难经》简称《难经》或《八十一难》。

旧题秦越人撰，该书不但《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未提及，刘向、刘歆父子及李柱国校医书时也不曾记载，直到东汉未年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时才在序文中提到《八十一难》，三国时吴太医令吕广是最早主译《难经》的人。

因此，研究者多认为：《难经》成书西汉末期至东汉之间。

该书也带有这一时期某些文化印记。

《难经》共3卷（一说5卷），是一部以问难形式解释古医药的理论著作：关于《难经》书名的含义。

历代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一种观点认为，以“难”字作为问难之“难（nan，发音为四声）”，清·徐灵胎《难经经释·自序》说：“以灵素之微言奥旨，引端未发者，设为问答之语，俾畅厥义也。

”另一种观点认为，以“难”字作为难易之“难（nan，音同“男”，二声）”。

唐·杨玄操《难经注·序》说：“名为八十一难，以其理趣深远，非卒易了故也。

”以上两种理解都有其代表性，从该书体例和文义分析，前一种说法似更符《难经》一书内容之本义。

《难经》的基本内容包括脉诊、脏腑、阴阳、五行、病能、营卫、俞穴、针灸、以及三焦、命门、奇经八脉等理论疑难问题。

涉及到人体正常生理、解剖、疾病、证侯、诊断、针灸与治疗，以及阴阳五行学说等种种疑难问题的论述，内容十分丰富，在阐发中医学基本理论方面占有重要的地位。

《难经》现存本以明经厂刻医要集览本与日本武村市兵卫刻宋·王九思《黄帝八十一难》集注本等较早，历代注释，发挥者约50家。

《难经》不但在理论方面丰富了祖国医药学的内容，而且在临床方面颇多论述，除针灸之外，还提出了伤寒有五的理论，对后世伤寒学说与温病学说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难经》对诊断学、针灸学的论述也一直被医家所遵循，对历代医学家理论思维和医理研究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神农本草经》又名《神农本草》，简称《本草经》、《本经》，是一部重要的药物学典籍。

最早被梁《七录》所著录，六朝文献中也有一些关于此书的引述，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指出：“旧说称神农本经，余以为信然，……今之所存，有此四卷，是其本经，所出郡县乃后汉时制，疑仲景元华等所记。

”虽未署撰写者姓名和年代，但书中所记载药物郡县产地名称最晚的设置是“永昌”郡（见木香、犀角、波子等条），《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十二月春下月，益州激外夷哀牢王相率内属，于是置永昌郡，罢益州西部都尉。

”因此，不少学者据以认为《神衣本草经》成书当不早于东汉。

同时，必须指出，《神家本草经》的药物产地更多记有先秦古地名、秦汉地名等，也反映了该书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完善和继承发展的过程。

说明《神农本草经》的成书恐非一时一人之手，在秦汉之际或先秦已有该书原始资料是正确的，但若认为该书已成于此期，则尚乏较充分的根据，《汉书·艺文志》未载该书，但东汉时期神仙方术、服石炼丹盛行时期的印记多处可见。

《神衣本草经》分为”序录”（1卷）和正文（3卷）两大部分，“序录”是关于药物学的总论，论述了上、中、下品分类、药物的君臣佐使；七情合和、性味产地、真伪鉴别、各种剂型、临床用药宜忌、用药剂量、服药时间、诸药制使等，正文部分以三品逐一对360种药物的名称、性味、主治病证、产地（山、谷、川、泽等）、别名，进行分类记述。

《神衣本草经》经过长期的辗转传抄，有《神农本草》、《神农本经》、《神农药经》、《神农经》、《本草经》、《本草》、《本经》、《正经》、等不同名称。

三、《治百病方》1972年11月，在甘肃武威旱滩坡发掘了一座墓葬，经研究鉴定，墓主人可能是一位年长的医生，随葬品除医药简牍外，还有鸠首仗、五铢钱等，其时代当是东汉早期，共有92枚手写医药简牍，初名《武威汉代医商》，但因简中有“治百病方”的字样，遂改名为《治百病方》。

《治百病方》内容相当广泛，包括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的疾病。

记述了咳嗽、哮喘、伤寒、诸癃、血瘀、目疾、齿痛、耳聋、伏梁病、溃疡、出血、痹证、久泄、不孕症；大麻疯等病证的病因、病理、证侯。

所载药物近百种，其中植物药63种、动物类药12种、矿物药16种，酒类等液体药物9种。

这些药物有69种见于《神农本草经》，有11种见于《名医别录》，还有20种未见于其它本草书记载。

书中还记述了药物的炮制，以及汤、丸、膏、散、醴、滴、栓等不同的剂型，共有医方36首、有的方名标明是”公孙君方”、“建威耿将军方”、“东海白水侯所奏男子有七疾七伤方”等，概为传方人姓名及官职。

在服药时间上，有先饭、宿食旦饮、暮吞、吞等区别。

内服药有酒饮、米汁饮、酢浆饮、鼓汁饮、含咽汁、醇酒和饮等。

外用药有敷目、塞耳、指摩、涂、灌鼻、塞鼻等。

在针灸治疗上，还记载了灸的的穴位，留针的方法，针灸宜忌与病人年龄关系。

有的简牍还记有药价等。

此外，有些方药，医疗技术反映了匈奴等少数民族医药的一些经验。

《治百病方》已体现了辨证论治的思想，尤其是同病异治的情况较多，组方配药比较严谨，治疗上药物与针灸并重。

本书不是一般的医药文献整理之作，而是医家实践经验和吸取当时医药经验的总结。

全书体例多为一病一方，每条条文列方名、病名或证候、药方名称、药量、制药、服法、禁忌等。

涉及医理论述则较少，比较朴实简明。

虽然《治百病方》篇幅不大，文字不多，但对研究汉代医学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伤寒杂病论》东汉未年张仲景撰，汉末建安间，疫疠流行猖厥，死亡甚重，张仲景在论述自己编撰该书的背景、动机和依据时指出：“余宗族素多，向徐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

此书撰成未久，即遭战乱而散佚，后经太医令玉叔和重新整理编次，得以流传。

林亿等《伤寒论·序》说：“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惟王叔和能学之。

”晋·皇甫谧认为：“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指事施用”：宋·李昉《太平御览》引高湛的观点：“王叔和编次张仲景方论，编为三十六卷，大行于世”：明清医学家也多给予肯定和赞成。

因此，学者多认为《伤寒杂病论》——分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二书者，乃王叔和整理之功。

此后，该书的书名、卷数及分合屡有变更，至北宋初，始见书分为二。

“开宝中，节度使高继冲曾编录进上，其文理舛错，未尝考证。

”此指《伤寒论》，又，“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日，于蠹简中得仲景《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

上则辨伤寒；中则论杂病，下则载其方，并疗妇人”（孙奇等，《金匮要略方·序》），此为《金匮要略》的祖本。

英宗治平二年（1065），校正医书局孙奇、林亿等重加订定，即成为宋以后所广泛流传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前者专论伤寒，后者专论杂病。

至于《伤寒杂病论》与一分为二的宋以前原貌，已不可确知。

《伤寒论》全书10卷，22篇。

六经病脉证并治是该书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专门讨论急性外感热病——伤寒病的专著。

张仲景吸取了《素问·热论》中的六经分证法，以六经为纲。

将病者的病状、脉候，根据其虚实表里寒热来划分为六个不同的病类，三阴三阳内连脏俯，外属经络，由于邪气强弱以及病人体质的不同，又有不传、直中、循经传、越经传以及合病、并病等不同情况，确立了伤寒病辨证的纲领。

在治疗方面，依据其四诊八纲所得的资料以及病因病理认识，确定治疗大法，将汗下吐和温清补消八法灵活地运用于治疗过程之中，或单用，或同用，立法谨严，然后选方用药，用药80余种，其方剂多选药精当，配伍有度，主治明确，疗效显著，被后世人尊为“经方”。

由于《伤寒论》的巨大成就，后世研究者很多。

其注本约有成无已系（《注解伤寒论》）、方、喻系（方有执《伤寒论条辨》、喻嘉言《尚论篇》）、钱塘二张系（张志聪《伤寒论集注》、张锡驹《伤寒论直解》）三大注本体系。

历代包括日本等注释、发挥、方论、歌括、杂著等670余家，足见其影响之大。

《金匮要略方论》，简称《金匮要略》，系讨论内伤杂病的专著。

全书3卷，25篇，系统论述了急性热病之外的各科、各类疾病之病证的理、法、方、药等。

第一篇为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是全书立论基础，主要是以脏腑经络学说为基础，阐明各类证侯的发生变化及其与脏腑经络的关系。

第二至第二十二篇分别论述百合狐惑阴阳毒病、疟病、中风历节病、以及妊娠病、产后病、妇人杂病等20余种、类病证。

所述病证以内科杂病为主，兼及外科妇科病证各有专篇。

在病因方面，《金匮要略》明确地划分为三类，认为：“千般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

以此详之，病由都尽。

”对后世病因学说有直接启示。

《金匮要略》现存最早版本为元刻，注本颇多。

以元代赵以德的《金匮方论衍义》较早，而以清·尤怡的《金匮要略心典》最为著名，据统计历代注释、发挥、方论及歌括也有百余家之多。

《伤寒论》、《金匮要略》不但在国内历代注家、研究著作有数百家之多，为历代研究、治疗急性热病的医学家所遵循，成为他们发展、发挥医学理论和医疗技术的基础、依据和教育后学的课本。

在国外也有着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例如日本，不但收藏和刻刊许多《伤寒论》之珍本，并由日本再传中国而发挥了巨大的影响，而且日本学者研究、注释《伤寒论》的著作，仅就先后传到中国而现存者也有60多家。

再如《金匮要略》较好版本也有收藏于日本者，日刻本也不少，日本医学家之研究《金匮要略》而有专著流传至中国者，有10余种之多。

关于将《伤寒论》《金匮要略》并作重编、方论者，日本名家之专著并流传中国者有近20种，由此可见张仲景《伤寒论》与《金匮要略》在日本的影响之广泛和深远。

在日本现代医学昌盛的今天，日本学者仍给予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研究以特殊的重视，许多医学家在临床医疗中，仍然十分重视该书原有方之应用，并取得很好效果，运用该书中成方制造的成药，也为日本医界所信赖。

秦汉时期医学家传记一、淳于意淳于意（公元前205?

～前150年），西汉临淄（今山东淄博）人，因曾任齐国的太仓长（一说太仓令），人称仓公。

年轻时喜钻研医术，拜公孙光为师，学习古典医籍和治病经验。

公孙光又将仓公推荐给临淄的公乘阳庆。

当时公乘阳庆已年过六十，收下淳于意为徒，将自己珍藏的黄帝、扁鹊脉书、根据五色诊断疾病、判断病人预后的方法、以及药物方剂等书传给他。

三年后仓公出师四处行医，足迹遍及山东，曾为齐国的侍御史、齐王的孙子、齐国的中御府长、郎中令、中尉、中大夫、齐王的侍医遂等诊治过疾病。

当齐王刘将闾为阳虚侯是（公元前176～前164年），淳于意曾为其治愈了关节炎一类疾病，还随从将闾来过长安（今陕西西安），并为安陵（今咸阳东北）阪里的项处诊治牡疝病。

齐文王（公元前178～前167年在位）患肥胖病，气喘、头痛、目不明、懒于行动。

淳于意听说后，认为文王形气俱实，应当调节饮食，运动筋骨肌肉，开阔情怀，疏通血脉，以泻有余。

可是有一庸医施以灸法，使文王病情加重致死。

于是王公贵族诬滔仓公“不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

”加之同时赵王、胶西王、济南王请仓公为其治病而未至。

官府听信诬告，把淳于意传到长安受刑。

淳于意生有五女，当皇帝诏书进京问罪时，他感伤无男随行。

于是小女儿坚持随父进京、并上书朝廷，申述父亲无罪，并愿意为奴以换取父亲的自由。

经汉文帝诏问，遂使淳于意被赦免而回故里。

淳于意在应诏回答汉文帝询问时叙述了自己学医、行医的经过，业务专长、师承、诊疗效果、病例等，史称：“诊籍”（即诊病的簿记）共计25个病案。

他所答诏的病案格式一般均涉及病人的姓名、年龄、性别、职业、籍里、病状、病名，诊断、病因、治疗、疗效、预后等，从中反映了淳于意的医疗学术思想与医案记录上的创造性贡献。

淳于意象秦越人一样，并没有把医学经验的传授限定在神秘而狭小的范围内，而是广泛传授医术，他因才施教，培养宋邑、高期、王禹、冯信、杜信、唐安以及齐丞相府的宦者平等人，是秦汉时期文献记载中带徒最多的一位医家。

二、涪翁与程高、郭玉郭玉（公元1～2世纪），东汉广汉郡（今四川新都县，一说广汉县）人，是汉和帝时最负盛名的医学家。

郭玉的师祖是一位隐士医学家，即四川涪水附近以钓鱼为生的一老翁，世人不知其姓名，所以称为“涪翁”。

史志记载：“涪翁避王莽乱隐居于涪，以渔钓老，工医，亡姓氏。

”（《直隶绵州志隐逸》卷41），涪翁“所居处为渔父村”，“在涪城东四里”（《三台县志·方使》卷9），涪翁“乞食人间，见有疾者，时下针石，辄应而效，乃著《针经》、《诊脉法》传于世。

弟子程高寻求积年，翁乃授之。

”（《后汉书·方伎列传》），绵州人民为了纪念他。

将涪翁列入南山十贤堂，又有“涪翁山石刻”、“汉·涪翁像碑”等胜迹。

郭玉的医术、医德和对针灸与诊法的贡献，为朝野所叹服。

他死在官任上。

程高也是位隐士医家。

广汉（今遂宁县东北，或今射洪县）人。

郭玉年少时拜程高为师，“学方诊六征之技，阴阳不测之术。

”在汉和帝时（公元89～105年）为太医丞，治病多有效应，皇帝感到奇异，为试验郭玉诊脉技术，使一手腕肌肤似女人的男子，与女子杂处帷帐中，令郭玉各诊一手，问郭玉此人所患何病，郭玉诊脉与望形色相兼，诊出其中有故，说：“左阴右阳，脉有男女，状若异人，臣疑其故。

”皇帝为之赞叹不已，郭玉医术高明，医德高尚。

为人诊病“仁爱不矜，虽贫贱厮养，必尽其心力”，但在为贵人治病时，往往疗效不很满意。

皇帝派一个贵人患者，换上贫寒人的衣服，并变换居处，请郭玉诊疗、郭玉一针而愈。

皇帝诏问郭玉，郭玉回答说：“医之为言意也，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碍言也”。

反映了他在诊治疾病时全神贯注，为病人负责的精神。

郭玉对答中分析了为贵人诊病的难处，他说：“夫贵者处尊高以临臣，臣怀怖慑以承之，其为疗也，有四难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难也；将身不谨，二难也；骨节不强，三难也；好逸恶劳，四难也。

针有分寸，时有破漏，重以恐惧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犹不尽，何有于病哉”？

郭玉以上论述正确估计了存在于东汉王公贵族的生活和思想行为对疾病诊治的不良影响；同时也科学地揭示了医生诊治不同社会地位的患者所存在的心理障碍。

他是继扁鹊之后又一个对医疗社会与心理有研究的医家。

三、韩康韩康（公元2世纪），字伯休，一名恬休，关中霸陵（今西安市东）人。

他出身望族，却不慕名利，致力于医药，采药于名山，卖药于长安（今西安市）市面，“口不二价，三十余年。

”以此表明信誉为重，所售药是货真价实的。

有女子从韩康那里买药时讨价还价，韩康守价不移，那女子生气地说，你不让价，难道你是韩伯休吗，韩康感叹地说，我本想避名埋姓。

今小女子都知道我的姓名，我还卖药做什么?

便隐入霸陵山中了。

后来朝廷知道韩康的学问和才气，授以博士。

汉恒帝（147～167）派人持厚礼和车辆接他，使者奉诏书到韩康家中，他迫不得已，才答应遵命。

但他不乘朝廷的车辆，而乘自已的牛车。

在天未亮时驾车先行了，走到一个地方，亭长因韩康征士要从这里路过，就动用人力和畜力来修路筑桥；见韩康这般模样，以为他是种田翁，叫人夺下他的牛，朝廷使者赶到，看见被夺牛者是韩康，欲处死这个亭长，韩康说，这怪我自己，不能怪亭长，并在途中向东逃入霸陵山中，隐居而终。

四、壶翁与费长房壶翁，（约公元2世纪），不知其姓名，一称壶公。

一说“壶公谢元，历阳人，卖药于市。

不二价，治病皆愈。

语人曰：服此药必吐某物，某日当愈，事无不效。

日收钱数万，施市内贫乏饥冻者。

”可见壶翁是一位身怀医技、乐善好施的隐士医家。

由于他诊病卖药处常悬一壶作为医帜，所以人称壶翁，民间传术有关于他的许多神话故事。

壶翁曾将医术传授于费长房。

《后汉书》说：“费长房者，汝南（今河南上蔡西南）人，曾为市掾。

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肆头，及市罢，辄跳入壶中，市人莫之见，惟长房子楼上睹之，异焉。

因往再拜，奉酒脯。

翁知长房之意其神也，谓之曰：子明日可更来，长房旦日复诣翁，翁乃与俱入壶中。

惟见玉堂严丽，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其饮毕而出。

翁约不听与人言之，复乃就耧上侯长房曰：我神仙之人，以过见责，今事毕当去，子宁能相随乎？

楼下有少酒，与卿为别……长房遂欲求道，随从入深山，翁抚之曰：子可教也，遂可医疗众疾”。

类似记载，还见于葛洪《神仙传》等。

这些记载虽然语涉传奇色彩，但若揭其神诞外衣，不难知壶公费长房乃东汉时名医。

壶公的事迹传之甚广，历代医学家行医开业，几乎无不以，“悬壶之喜”等为贺，或于诊室悬葫芦为医之标志，至今仍有不少药店、制药厂等沿以为用。

相传壶翁的师傅戴公柏有《太微黄书》10余卷传世。

壶翁著有《召军符召鬼神治病玉府符》20余卷，已佚。

五、张仲景张仲景（约150～219年），名机，东汉末年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南阳市，一说涅阳故城在今南阳市与邓县之间的稂东镇，地属邓县）人。

（按《水经注》：“涅阳，汉初置县，属南阳郡，因在涅水（今赵诃）之阳，故名。

”张仲景的里籍自来众说纷云，陈邦贤氏定为南阳郡涅阳，范行准氏定为南阳蔡阳，嗣后廖国王、张炎二氏考涅阳故城在今邓县稂东镇。

尚启东考为南阳郡棘阳（故城在今河南新野东北）），《后汉书》无传，其事迹始见于唐代甘伯宗《名医录》:“张仲景，南阳人，名机，仲景乃其字也。

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所著论，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非浅闻寡见者所能及”。

张仲景生活于东汉末。

当时，除连年战乱外，疫疠流行，曹植曾有记述，“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曹集诠评》第九卷），张仲景称其宗族原有人丁二百余口，自建安以后的不到十年间，死亡者有三分之二，而死于伤寒的竟占十分之七。

张仲景有感于宗族的衰落和人口的死亡，加之世浴之弊，医家之弊，医道日衰，伤往昔之莫救，促使他悉心研究医学，“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前代医籍如《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又结合个人临证之经验，编成了《伤寒杂病论》。

原书十六卷，经汉末战乱兵火而散佚，复得后世医家整理，成为今本《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前者专门讨论伤寒病。

后者主要论述内伤杂病。

伤寒是外感急性热病的总称，《素问·热论》说：“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

”张仲景基于此说而发展，他以六经为纲，剖析了伤寒病各个阶段的病机病位病性，创立了伤寒病的六经辨证体系。

对于各科杂病，张仲景以脏腑经络为枢机，缕析条辨，开后世脏腑辩证之先河。

《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二书共载方剂269首，用药214种，对药物的加工与使用，方剂的配伍与变化都有很细致的要求。

张仲景对外感热病与杂病的认识和临证治疗的指导思想与方法，被后世概括为辨证论治体系，其在药剂学方面的成就，对后世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宋代之后的医学家多尊称其为“亚圣”、“医圣”。

张仲景本为士人，而能绝意宦途。

精研医道，并鄙视那些“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的“居世之士”。

他不仅以医术享誉于当时，且对医生的医德与医疗作风有相当严格的要求，批评那些医德不修、医风不正的医生，“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省病问疾，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诀诊，九侯曾无彷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

所谓窥管而已。

”这些论述上承秦汉，下启晋唐，成为祖国医德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仲景的著作除《伤寒杂病论》外．见于文献著录的尚有《张仲景五脏论》、《张仲景脉经》、《张仲景疗妇人方》、《五脏营卫论》、《疗黄经》、《口齿论》等。

张仲景弟子有杜度、卫汛，俱为当时名医。

后人为了纪念张仲景，曾修祠、墓以祀之。

明清以来留下的有关文物胜迹较多。

河南南阳的“医圣祠”始建于明代，有清代石刻“医圣祠”（1727）、“医圣张仲景故里”（1900），据明代《汉长沙太守张仲景灵应碑》记载：“南阳城东仁济桥西圣庙，十大名医中有仲景像。

”清代《南阳县志》记载：“宛郡（南阳）东高阜处，为张家巷，相传有仲景故宅，延曦门东迤北二里，仁济桥西，有仲景墓。

”河南南阳的医圣祠经明清以后屡次修葺（其间也有毁坏），保存比较完整。

分布各地的十大名医祠中都供有张仲景的塑像，反映了中国民间对张仲景的崇敬与缅怀。

医圣祠于本世纪50年代以后经不断扩建增修，已焕然一新，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六、华佗华佗（约公元2世纪～3世纪初），字元化，沛国谯（即今安徽省毫县）人。

他在年轻时，曾到徐州一带访师求学，“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

沛相陈圭推荐他为孝廉、太尉黄琬请他去做官，都被他一一谢绝，遂专志于医药学和养生保健术。

他行医四方，足迹与声誉遍及安徽、江苏、山东、河南等省。

曹操闻听华佗医术精湛，征召他到许昌作自已的侍医。

曹操常犯头风眩晕病，经华佗针刺治疗而痊愈。

但华佗为人耿直，不愿侍奉在曹操身边，甚至认为作侍医是可耻的职业，于是就托词妻子有病，以及回家取方药为由，一去不再返回。

曹操多次写信催促华佗，又令当地郡县把华佗遣还，最后派人偷偷察看，才知华佗不愿为侍医，遂将华佗逮入狱中。

有人向曾操请求宽恕华佗，曹操不听劝说，竟残酷地杀害了华佗。

华佗生前著有医书，临死时拿出一卷交给狱吏，狱吏不敢接受，华佗将书焚毁。

此乃千古之憾事，历代托华佗之名而出的医书有数种，旧题华佗所著的《中藏经》中，相传记载有华佗的一些学术经验与方术及药剂。

曹操杀害了华佗后，常感到内疚后悔，特别是他的爱子仓舒（曹冲）病重时，更是非常后悔杀了华佗，令儿子的病得不到治疗。

早在三国时，华佗就被魏国列为著名医家，后世誉称他是“外科学鼻祖”。

华佗在医药学术上兼通各科，尤以外科为最负盛名。

《后汉书·华佗传》记载，华佗“精于方药，处剂不过数种，心识分铢，不假称量，针灸不过数处，若疾发结于内，针灸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聚积，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

”记载华佗的医案有数十则，皆具体地反映了华佗高明的诊疗医术，涉及到内、外、妇、产、儿、五官、针灸等科。

他因病制宜，采用各种不同的疗法。

他以手术治愈了肠痈、脾半腐的病，使病人转危为安。

当华佗成功地应用麻沸散麻醉病人而进行腹部手术时，世界其它国家的外科麻醉术尚处于摸索阶段。

就是在其它各科疾病的防治方面，华佗善辩证施治，他用刺血疗法治愈了头晕目眩、视物不清（类似高血压、脑动脉硬化）患者的病症。

华佗对养生和预防保健尤为注重，并身体力行，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有其独到之处。

华佗“晓养性之术，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

”他对弟子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极耳。

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

”（《后汉书·华佗传》）他总结并创造“五禽之戏”，仿鹿、熊、虎、猿、鸟的动作，时常操练，可强身除病。

身体若有不适，做一禽之戏，汗出，即感轻松。

华佗还重视节欲保健，他创制了一种具有抗衰老作用，久服可利五脏、轻身、乌发的药物。

华佗的弟子李当之，著有《李当之药录》。

吴普常练五禽之戏，年高九十多仍耳聪目明，牙齿完坚，著作有《吴普本草》6卷。

樊阿，彭城人，擅长针灸，善深刺要穴，他遵循华佗教授的养生法，享寿百余岁。

普常练五禽之戏，年高九十多仍耳聪目明，牙齿完坚，著作有《吴普本草》6卷。

樊阿，彭城人，擅长针灸，善深刺要穴，他遵循华佗教授的养生法，享寿百余岁。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医学（公元220-581年）公元220年曹丕袭魏王位，当年废汉献帝自立，国号魏。

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或“蜀”），据长江上游地区；222年孙权在建业（今南京市）称吴王（229年称帝），据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

从此，魏、蜀、吴鼎立局面形成。

三国连年征战，263年魏灭蜀，265年司马炎代魂立晋（吏称西晋），280年晋灭吴，全国复归一统。

但西晋王朝因司马氏宗室争夺中央统治权，“八王之乱”持续十六年的混战，使隐伏矛盾迅速激化，很快导致北方少数民族兵进中原。

从316年匈奴贵族建立的政权灭西晋起，北方从此进入“五胡十六国”的战乱时期，前后出现20个割据政权。

直到公元439年鲜卑族政权北魏统一中国北方，方获近百年的相对稳定。

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继之北齐代东魏，北周代西魏，581年隋代北周。

在南方，公元317年西晋琅玡王司马睿在建康（南京市）称帝建立偏安江南的政权，史称东晋。

公元420年以后又历经宋（420～479年）、齐（479～502年）、梁（502～557年）、陈（557～589）四朝更迭。

此四朝与北魏以降的北方政权相对峙，是为南北朝，直到公元589年隋灭陈，才再次结束割据局面，使全国重归统一。

从东汉末年到隋统一全国近400年间，是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中最纷乱的时期之一，这个时期也是中国各民族大融合的一个时期，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

在北方和长江上游地区，先后有曹魏和蜀汉分别制定魏律和汉律、推行屯田制；西晋初期改立占田制、课田制以及对王公官员的限田制，这对抑制土地兼并、补救战争创伤和恢复社会经济均有一定积极作用。

北魏改变鲜卑族风俗、服制、语言，鼓励与汉族通婚，加强同汉人士族的联合统治。

这些改革推进了民族融合，加快了各民族封建化进程，促进了北方生产、经济的恢复和科学文化的发展。

东晋和南朝时期，江南地区的生产有较为迅速的发展。

西晋末开始的北方战乱，迫使大量汉族农民迁至相对安定的江南地区，总数达70万人。

北方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被带到南方，广为传播，使江南火耕水耨的粗放耕作状态大为改变。

农作物品种逐步增加，牛耕普遍推行，干旱地区采用了北方精耕细作的区种法。

同时，还兴建了不少水利灌溉工程，创造了多种作物经营，使农业生产水平迅速提高，并带动了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生产和经济的恢复发展，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在意识形态方面，随佛教兴起和道教流行，两汉时期的独尊儒学局面被打破了，开始出现儒佛道并立格局，并有玄学的流行。

佛教自西汉末由印度传入我国，到东汉时已有人翻译佛经，但信佛者不多，魏晋时期印度和西域僧人陆续来到中国，随着佛经翻译增加和佛寺兴建，佛教迅速传播，印度医学也随之传入我国。

南北朝时期大力提倡佛教，于是造佛寺、塑佛像、释佛经、传佛学形成高潮。

以至“招提栉比，佛塔骈罗”，僧尼人数也大量增加。

佛教教义将现实痛苦归罪于前世不行善，要人们忍受今世苦难，寄希望于来世，这种思想易为当时处于战乱动荡社会之中的人们所接受，“因果报应”、“灵魂不灭”、“三世轮回”等佛教迷信思想一时广为传播，劳动人民深受其害，文人和士大夫也以说佛谈禅为能事。

这在很大程度上涣散了人们同疾病作斗争的意志，懈怠了人们创新医药的积极性，给医学的发展带来危害。

道教源于我国民间，东晋和南北朝时期道教教义理论和宗教组织迅速发展，形成一派很有影响的宗教势力，其根本教义在于追求长生不老，还宣扬“谶纬”之说和“清静虚无”等观点。

这些宗教迷信和无所作为的思想，无疑对社会和医学的发展都产生消极影响，但是道术中有不少与医药保健有关的养生学内容，炼丹过程也积累了丰富的化学和药物学知识，为道教典籍和相关书籍所保存。

两汉时期，统治阶级所独尊的儒家学说，此时期因佛教和道教的兴盛受到很大冲击，但仍是封建统治的基本思想柱石。

儒经所讲伦理道德和礼乐制度等，对医家均有较大影响，东晋以后，出于统治者的需要与提倡，儒、佛、道三家均有较大发展，渐成并立局面。

南朝时梁武帝肖衍为协调儒、佛、道关系，创三教同源说，试图以佛教为主，儒道为辅统一三家。

他首先兴儒家，制礼乐，倡经学，为孔子立庙，设五经馆，置五经博士；又大兴佛教，建佛寺达700所，亲自讲演佛经，使佛教在南朝迅速发展，同时宠任道教徒陶弘景，赐以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炼制仙丹，企求长生不死，致道教在南方滨海各地大为得势。

于是形成了南北朝时期儒、佛、道相互鼎峙的错综复杂局面。

《易经》、《老子》、《庄子》被称为“三玄”，玄学家熔儒家的名称与“道家”的“自然”为一体，加以改造和发挥，被称为玄学，它是这时期的一个重要的哲学思想体系。

他们自恃清高、无为、清谈“玄理”。

其思想体系甚为复杂，相当部分士人，放荡不羁，讲求服石、炼丹，在这一过程中发现和积累许多化学变化的规律和经验，从另一侧面推动医药学的发展。

一、此期医学发展有三个特点（一）人民群众和许多医家面对战争连绵，社会动荡局面，以及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情况，有更多的机会进行大量医治伤病疾苦的实践，从而使临床医学迅速发展，各科临证经验进一步充实。

诊断水平明显提高，治法丰富多采，诊治均有新的创造和发现。

据记载，本时期问世的医方书籍近200种，在内科、外科、骨伤科、妇儿科以及各种急救处理等方面，均有很大进步。

（二）诊断学和针灸学的基础理论和实践规范化，在总结整理前代成就的基础上，有重大发展，晋·王叔和的《脉经》，魏晋间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等著作为其卓越代表，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药物学有突出进步，本时期本草著作达70余种，最有影响的是南北朝时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他将前代本草学成就进行了较彻底的整理，又总结《本经》后数百年的新经验，参考《名医别录》和本人研究心得著成此书，不但药物品种成倍增加，对药物限制、度量衡、剂型等严加考订，更重要的是开创了新的本草分类方法，影响深远。

雷敩所撰《雷公炮炙论》是我国现知药物炮炙的最早专著。

（四）在玄学思想影响下，服石之风大盛，并使炼丹术迅速发展，由此既引起许多新的疾病的产生，也推动了药物学的发展，这是本时期医药学另一个显著特点。

三国两晋南北朝军事制度、医学教育和卫生保健一、医事制度（一）医官制度三国时期，魏承汉代医官制度，有太医令、丞、尚药监、药长寺人监、灵芝园监等官职。

《太平御览》引《玉匮针经序》中有吴置太医令的记载，蜀汉医制无考。

晋代承袭汉魏官制，设有太医令等职。

据记载：晋代太医令铜印墨绶，统属于宗正，又有尚药监、药长寺人监。

东晋时，省宗正合并于太常，原隶属于宗正的太医官属，后改隶于门下省。

门下众事为为侍中所掌，这是后代以太医令隶于侍中的开始。

南朝医官，刘宋有“太医令一人，丞一人，隶侍中”。

齐有“太医令一人，丞一人，属起部亦属领军”。

《资治通鉴》记载齐有御师。

梁有太医令一人，丞二人，属门下省。

又有太子官属的药藏局设置药藏丞。

诸王国官属，有典医丞。

郡县属吏亦有医职。

《北史·姚僧垣传》载又有太医正之设。

《册府元龟》记载梁以后，尚药职事由太医兼任，陈如梁制。

北朝医官，北魏有太医令等职，属太常。

门下省设有尚药局，有侍御师。

《魏书·官氏志》记有太医博士（七品下）和太医助教（九品中）之设。

北齐有太医署，设太医令、丞等职，属太常。

太子门下坊设有药藏局，置监、丞各二人，侍医四人。

皇子王国各置典医丞二人。

中侍中省设有中尚药典御二人，丞二人；门下省置尚药局，设典御二人，丞二人，侍御师四人，尚药监四人，尚书省、门下省和中书省内均设有医师。

北周有太医下大夫、小医下大夫、小医上士、疡医上士、疡医中士、疡医下士、医正上士、医正中士、医正下士、食医下士、主药下士，均属于天官。

鲁医上士、兽医中士、兽医下士，均属于夏官，其官品高者为正四命，低者为正一命。

由上述可知：此时期中央医官机构较前更为细密，特别是北周，不仅已细分为太医、兽医等七类，各类又再分阶，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等级系统。

这对医绩的考核管理和促进业务水平的提高，都是有利的。

至于地方医政，除梁有“郡县属吏亦有医职”之记载外，其他不知其详。

（二）官颁医书南北朝时的官颁医书，有刘宋时《宋建平王典术》120卷，北魏时李修《药方》110卷，王显《药方》35卷，均为临床方书，反映出当时临证医学的进步。

官颁医书多由当时帝王御医主持，组织众多医家集体编撰，卷帙甚巨，且备颁行之便，对医术的总结提高和推广具有积极意义。

李修《药方》成书于北魏太和年间（公元477～499年）“高祖文明太后时有不豫，修侍针药，治多有效，赏赐累加，车服第宅，号为鲜丽，集诸学士及工书者百余人，在东宫撰诸《药方》百余卷，皆行于世。

”（魏收：《魏书·李修传》，卷九十一，十页，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08年据乾隆四年本重印）王显《药方》编撰于六世纪初。

《魏书·王显传》记载：“世宗（即武帝）诏显，撰《药方》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疗诸疾”；（隋书·经籍志》著录本书时谓：“后齐李思祖撰本一百十卷”称李修（字思祖）为后齐人，有误），魏武帝永平三年（公元510年）诏书中称：“又经方浩博，流传处广，应病投药、卒难穷究。

更令有司，集诸医工，寻篇推简，务在精要，取三十余卷，以班九服，郡县备写，布下乡邑，使和救患之术耳。

”（魏收：《魏书·王显传》卷九十一，十一页，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08年据乾隆四年本重印），这两项记载，时问和撰修卷数等均甚一致，应为一回事，王显《药方》为当时流传经方之精要，通过行政渠道备布郡县、乡邑，对促进临床医学的发展和人民疾患的防治甚有裨益。

南朝刘宋时所撰《宋建平王典术》，梁时尚存，计120卷。

（魏收：《魏书·世宗纪》卷八，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08年据乾隆四年本重印），但修撰情况失载，刘宋建平王宏（字体度·公元434～458年）病逝时仅“年二十五”，（长孙无忌等：《隋书·经籍志三》，卷三十四，十四页，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08年据乾隆四年本重印），推测该书可能为“笃好文籍”（沈约《宋书·王宏传》卷七十二，二页至三页，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08年据乾隆四年本重印）的王宏主持下集体撰修，才可能完成这部120卷的大型方书的篇撰。

二、医学教育（一）师徒传授和家世相传师徒传授和家世相传，历来是中医学术教育的传统方式。

三国时名医吴普、樊阿、李当之等是著名医学家华佗的弟子。

家世相传，最有名者莫过于南北时期东海徐氏。

徐氏世守医业，代代有名。

其可考传授世系略为：之才／道度——文伯 ——雄——之范／ ＼徐熙 謇（成伯）＼叔响——嗣伯徐之才曾总结家传效方，撰为《徐王八世家传效方》10卷（按：北齐曾封徐之才为西阳郡王，故称徐王）。

（李百药：《北齐书·徐之才传》，卷三十三，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08年据乾隆四年本重印），再如名医姚僧垣，其父菩提即精医闻名。

僧垣年二十四即袭其业术，后成为南北朝时“远闻服，至于诸番外域”（令狐德：《周书·姚僧垣传》，卷四十七，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08年据乾隆四年本重印）的著名医家。

僧垣之子姚最后也成为能医。

（二）官办医学教育的产生师徒传授和家世相传的医学教育方式，都是个别传授方式，造就医学人才的数量和技师远不能适应实际需要。

随着医药学的发展与进步，此时期开始出现由政府举办的医学教育机构。

《唐六典》卷十四注记载：“晋代以上，手医子弟代习者，令助教部教之。

宋元嘉二十年，太医令秦承祖奏置医学，以广教授。

至三十年省。

”这说明早在晋代已有医官教习之设，刘宋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奏置医学教育一事，则是政府创办医学教育最早的明确记载。

北魏太和元年（公元477年）九月，孝文帝“诏群臣定律令于太华殿”（郑樵：《通志·后魏孝文帝纪》，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上海鸿宝书局石印本），北魏设“太医博士”、“太医助教”（魏收：《魏书·官氏志》，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08年据乾隆四年本重印）之制，可能就在此时。

从此，政府举办医学教育开始形成制度，为隋唐时代医学教育高度发展奠立了基础。

三、卫生保健这一时期，个人卫生、饮食卫生、环境卫生以及防病措施都有一定成就，养生保健则有明显的进步。

沐浴是我国人民早已存在的传统习俗，是个人卫生的主要措施之一。

自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更为普遍。

洗浴是佛事前必须做的，因而寺院一般建有“温室”（浴室）。

早在东汉安世高就译有《温室洗浴众僧经》，后来译入的佛经中也有这方面的记载。

如后秦时译入的《十诵律》载，“外国浴室，形圆犹如圆仓，开户通烟，下作伏渎，外出内施，三擎阁齐人所及处，……，满三重阁，火气上升，上阁水热，中阁水暖，下阁水冷，随宜自取用，无别作汤，故云：“净水”耳。

“在《阿含经》、《僧祗律》等书中还劝说世人多造温室。

《洛阳伽蓝记》卷四载，北魏时隐士赵逸领宝光寺僧人掘得晋代浴室遗址，建于东汉的陕西扶风法门寺也建有浴室，而且还对外开放。

如《法门寺浴室院暴雨冲注唯浴室镬器独不漂没灵异记》碑文载：“寺之东南隅有浴室院……淄侣云集，凡圣混同，日浴于数。

”（陈景富：《法门寺》，三秦出版社，1988年，P184），今遗址尚存。

在佛教影响下，首先是信佛的帝王为了虔诚事佛，修建浴室，有的非常豪华。

如《邺中记》载：“石虎（295～349）金华殿后有虎皇后浴室三间，徘徊及宇，栌檘隐起，彤采刻镂，雕文餐丽”，其浴室“上作石室，引外沟水注入室中，临池上有石床”。

又王子年《拾遗记》载：“石虎于太极殿前，又为四时浴室。

用瑜石，珷玞为堤岸，或以琥珀为柄杓，夏则引渠水以为池。

池中皆以纱为囊，盛百杂香于水中。

严冰之时，作铜屈龙数十枚，各重数十斤，烧如火色，投于水中，则池水恒温，各曰‘燋龙温池’。

引凤文锦步障，萦蔽浴所……浴罢，泄水于宫外。

”这里描述了与沐浴有关的过滤水、换水、温水器具、香药等，比前代有显著的进步。

《南齐书》载有《沐浴经》三卷，说明当时对沐浴的重视。

关于饮食卫生，晋代傅玄提出“病从口入”（《拟金人铭作口铭》，见《太平御览》卷367），认为饮食不慎可致疾病，这句话遂成为流传千载的卫生谚语。

晋代还发明了用于沸水蒸煮消毒的器具。

江西省瑞昌晋墓中出土的“双耳镂孔器”，据说是一种蒸煮器，即将耳杯置于双耳镂孔器中沉于沸水之中消毒清浴的器具，当提起双耳时，水便通过底部三孔全部流尽，用它清洁杯勺，既方便又卫生，能除去杯勺的油污，还能杀灭细菌。

（张翊华：一千七百年前的消毒用具，文物天地，1989（2）：48）在环境卫生方面，南朝继承前人优良传统，重视清扫街道。

如《南齐书·王敬则传》载：罚令盗贼充任清洁工，“长扫街路”，过些时日，乃令“旧偷自代”。

又梁代遂安县令“刘澄为性弥洁，在县，扫拂郭邑。

路无横草，水剪虫秽”（《南史·何佟之传》）。

晋人的经验总结认为：“土干则生蚤，地湿则生蚊”（张华《博物志》）这也许是人们注意勤扫蓄圈，以及采用药杀虫蛆的理论依据。

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圈（畜）中作台开窦，勿令停水，二日一除，勿令粪秽”，无疑这种卫生措施是基于上述理论认识的，从而有助于改善环境卫生，对于人、畜的主存均有积极意义《周书秘奥营造宅经》记载：“厕所蛆，以莼菜一把，投入厕所缸中，（蛆）即无”。

同书还指出：“沟渠通浚，屋宇洁净，无秽气，不生瘟疫病。

”可见当时人们已经深知环境卫生对预防疾病的重要意义。

四、养生学的发展这一时期，著名养生家华佗、嵇廉、葛洪、张湛、陶弘景等的养生实践和理论总结，促进养生学较快地发展。

嵇康（223～262），字叔夜，谯国铚（今安徽宿县西南）人。

“竹林七贤”之一，常修养性服食之道，著《养生篇》三卷，已佚。

传世《嵇康集》辑本中有《养生论》、《答难养主论》、《答难宅无吉凶摄生论》等篇专论养生，其养生主旨为“清虚静泰，少私寡欲”，这是嵇氏清谈“玄学”思想在养生方面的反映。

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总结了前人养生经验和方法，指出养生应在无病、年轻之时就开始，并提出“养生以不伤本”的观点，不伤即养，具体提出近30个“不”，如“冬不欲极温，夏不欲穷凉”、“不欲极讥而食，食不过饱”、“不欲多睡”、“目不久视”等，涉及四时寒热、饮食宜忌、坐卧行逸等方面，目的在于告诫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注意预防，以不伤人体正气为养生根本出发点，所谓“养其气所以全其身”。

书中还谈到龙导、虎引等导引术以及“坚齿”、“明目”、“聪耳”、“胎息”等功法，其中“胎息”、“坚齿”的论述在气功史上尚属首次，对后世影响很大。

张湛，东晋高平（邵治在山东金乡西北）人，清谈玄学家。

著有《养生要集》10卷、《延年秘录》12卷，均佚。

《医心方》、《太平御览》有其佚文。

他提出著名的“养生十要”：“一曰啬神，二曰爱气，三曰养形，四曰导引，五曰言语，六曰饮食，七曰房室，八曰反俗，九曰医药，十曰禁忌。

”在《养性延命录》、《千金要方》等后世著作中都有载录，备受推崇。

陶弘景自幼仰慕葛洪，有学道养生之志。

他收集了前代如彭祖、张湛、胡昭、封君达等养生家的语录，等养生论述，结合自己的体会，编辑而成《养性延命录》2卷，包括饮食起居、精神摄养、服气疗病、导引按摩、药物补益等内容，认为人之寿夭不在天，善养生者长寿，指出“养生之法，但莫伤之”，切忌劳逸、饮食、房室等过度。

另著《真诰》，亦有药物、导引、按摩等养生法，其中“协昌期”篇介绍摩面、拭目、挽项、叩齿、咽津、栉发等头面按摩术，简便易行，一直为后世养生家所继承、沿用。

这一时期出现的道教上清派经典《黄庭经》（包括《上清黄庭外景经》和上清黄庭内景经），以七言歌诀论述养生修炼的原理，是道教养生流派的重要著作。

《外景经》主张“扶养性命守虚无。

恬淡无为何思虑”，《内景经》则介绍了守神存思等静功方法，其中宗教与科学相掺杂，这也可以说是道教养生的一个特点，此书颇受后世道家养生者的推崇。

三国两晋南北朝临床各科医疗经验的积累一、内科（一）伤寒学说的研究进展伤寒学说的研究在这一时期主要有两方面发展。

其一是《伤寒论》的整理和研究，王叔和在这方面作出重要贡献，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将在第四节阐述。

其二在总结继承前人临床经验的同时，积极进行新的探索和改革。

尤其是对一些传染病的认识有了新的发现，对后世温病学的产生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晋·葛洪《肘后备急方》在这方面的贡献最为突出。

伤寒的概念与病因探讨与秦汉时期将温病、时行完全隶属于伤寒不同，此期医家们已试图对三者进行区别，他们虽无专篇论述，但往往作为并列的概念提出。

《肘后备急方》认为主要区别在于三者的病因不同，《小品方》则提出不仅病因异气，而且“解宜不同，方说宜辨。

”（王焘：《外台秘要》卷一，18，四库全书71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尽管从现存的《小品方》条文来看“解宜不同”的区别并不严格，但医家们已经注意到温病，伤寒有所不同，这对以后温病学的独立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此时期伤寒的病因说虽基本源于伤寒病温的说法，继承了冬寒夏发的传统理论，但在《肘后备急方》中已经注意到“冬日不甚寒”仍可有伤寒发生这一事实，难能可贵的是提出“疠气”病因。

该书指出“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

”（葛洪《肘后备急方》卷二，15，商务印书馆，1955），第一次明确地将疠气作为温病的病因提出来，并指出瘟疫患者死亡之后仍具有传染性。

这较秦汉时代的伤寒病因说显然有了重要的进步。

由于“疠气”的提出，认识到温病是有传染性的。

《肘后备急方》中提出防治的具体方药。

大黄甘草麻黄杏仁芒硝黄芩巴豆丸，还指明该方除用于治疗之外，“家人视病者，亦可先服取利，则不相染易也。

”（葛洪《肘后备急方》卷二，P33，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

在“冶瘴气疫疠温毒方”篇中，载有各种预防方药，用药途径有内服、鼻吸、外敷、佩带、烧熏、悬挂等等，说明当时对于预防温疫的发生确实经过了多种尝试。

对若干传染病的认识《肘后备急方》中对若干传染病的卓越认识是葛洪的突出成就。

不少见解和发现，至今仍具有重要科学价值。

该书首载以常山、青蒿治疟，现代研究证明，常山确为抗疟特效药，而青蒿的有效成分青蒿素，高效、低毒、速效，被认为是现代抗疟史上继氯喹发现后的一个新突破，狂犬病是当时流行的严重传染病，人们多有警惕，如《北史·王宪传》载其曾孙王唏称“先被犬伤，困笃，不赴，有故人疑其所伤非猘，书劝令赴。

晞复书曰：……若疑其是猘而营护，虽非猘亦无损，疑其非猘而不疗，（忄党）是猘则难救。

然则过疗则致万全，过不疗或至于死。

”（葛洪《肘后备急方》卷一，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说明当时社会上对狂犬病的积极防治是很重视的。

葛洪在这方面又作出重要探索，《肘后备急方》记载了被狂犬咬伤用狂犬脑敷创口“后不复发”之方，可谓为人工免疫思想的先驱，葛洪这一思想对后世“人痘法”的出现不无影响。

葛洪还指出本病的潜伏期，“凡猘犬咬人七日发；过三七日不发，则脱也。

要过百日乃为大免耳。

”19世纪法国巴斯德证明狂犬的中枢神经组织中具有抗狂犬病物质，并制成狂犬病疫苗用于狂犬病的防治。

该书还以时行病发黄来说明有传染性的黄疸病。

在记载鬼注、尸注（类似结核病）中指出其“乃至灭门”的传染性也都是创造性的，尤足称道的是该书对豌豆疮（天花）与沙虱（恙虫病）二病的细致描述。

豌豆疮（天花）据现知资料，天花存在的最早证据是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公元前1160年在世）木乃伊身上留下的麻点。

然而世界上对天花的描述，当葛洪《肘后备急方》所述最早。

《肘后方》指出：“比岁有病时行乃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戴白浆，随决随生。

不即治，剧者多死。

疮瘢紫黑，弥岁方灭，此恶毒气。

世人云，永徽（当为永嘉之讹）四年（公元301年），此疮从西东流，遍于海中……以建武（晋元帝年号）中于南阳击虏所得，乃呼为虏疮。

”（葛洪《肘后备急方》卷二，35，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1956），虏疮后又被称为豌豆疮，也就是天花。

葛洪对本病的流行性，病程经过、发疮特点及其预后等均已阐明，并提出了治疗及预防方法。

同时，还说明出现这一新的疾病的源流，清楚地指出天花原非中国本土固有的疾病。

其后，中国古代著名医家朱丹溪、张景岳也都重复强调了这一点。

（建武年号在晋前凡三见，为东汉光武帝（公元25年至55年），为东晋元帝（公元317年），葛洪所指之建武，究指何时，至今意见不一，有待继续研究）。

沙虱（恙虫病）：葛洪在《肘后方》中描述：岭南一带山水之间有一种几乎看不见细小的虫子，叫沙虱。

人人溪中或用山水洗浴，或阴雨天在草丛中行走，此虫便可附着人体，钻入皮肤。

初起时皮肤发潮，红色疹，如小豆，玉米或粟粒大小，手摩时痛如针刺，三天之后，全身关节强痛、发热、恶寒，红斑上发疮。

此虫逐渐侵入心脏，可致人死亡。

他指出甲针挑出虫子为疥虫样，放在指甲上映光观察，才能看见它的活动。

沙虱，据学者研究即恙螨，葛洪在1600多年前即最早对恙螨的生态。

自然疫源地，恙虫病感染及其初疮，主要症状体征，检查方法和预后等，进行了如此细密的观察及科学的描述，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赞扬。

1930年日本学者证实它是由东方立克次体引起的恙虫病。

沙虱是恙虫幼虫－恙螨，是该病的传播媒介。

（二）内科杂病这一时期内科临证医学迅速发展，标志之一是医方书的大量出现，种数约达二百种，其中影响较大者如《肘后备急方》、《小品方》及《范汪方》、《僧深师方》等，这些方书的内科杂病内容大部甚为丰富，对一些病证的认识和诊断更为深入与细致，治疗上既注重疗效，又提倡简易疗法。

尤其突出的是，对诸如脚气病、瘿病等一些当时的常见病、多发病，及时予以了高度重视，其相应的诊治方法也得到发展，并注意到了一些病证的流行病学因素。

一些医疗新方法的探索也极有价值。

这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防治经验与水平，且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具体病证认识与临证水平的进展脚气病本病自晋代日渐流行，葛洪《肘后备急方》记载：“脚气之病，先起岭南，稍来江东。

得之无渐，或微觉疼痛，或两胫小满，或行起忽弱，或小腹不仁，或时冷时热，皆其侯也。

”可见当时对该病的主要临床表现已有较全面的认识，对该病某些症状的诊断，已有客观的检查方法，如“若胫已满，捏之没指”。

在治法上，虽然当时不可能认识到脚气病与缺乏维生素B1有关。

但其常用的药物如大豆，牛乳、羊乳、松节、松叶等，却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1。

同时，该书还指出：“不即治，转上入腹便发气，则杀人。

”不及时治疗可以发生“脚气攻心”的危重症候。

瘿病在此以前的史料和医籍中，均有该病的记载。

但阐述较精当者，当推《小品方》。

其论曰：“瘿病者，始作与瘿核相似。

其瘿病，喜当颈下，当中央，不偏两边也。

乃不急，膇然则是瘿也。

中国人息（恚）气结瘿者，……，长安及襄阳蛮人，其饮沙水，喜瘿，有核瘰瘰耳，无根浮动在皮中。

”概括了该病的体征形态，上述前者由恚气之气结，与今日囊状型甲状腺肿相似；后者由饮用沙水所发，与今日结节型甲状腺肿相仿。

《小品方》将该病按其病因分为上述两类，是当时瘿病史中首创，并对后世的证型分类有深远的影响。

在治疗方面，共有治瘿方剂26首。

当代的新方共有14种，其中以海藻或昆布单用以及与它药配伍的方剂达11种，另有鹿靥单方1种，而不含海藻、昆布的治方，仅为2种。

就海藻、昆布与它药配伍的治方来看，其中配伍槟榔、白蔹、牡蛎、海蛤、土瓜根、桂心、半夏等7味药，是在重用海藻、昆布破散结气的基础上，佐以消肿软坚、降气平喘所组成的。

另一鹿靥单方，当为鹿的甲状腺制剂。

这是我国南朝宋齐间五世纪《僧师方》著者僧深所首创，若与1914年Kendall氏对地方性甲状腺肿开始实施的甲状腺剂疗法相比，可为世界医学史中的光辉一页。

流行病学因素的重视当时医家已非常重视并开始着手研究疾病的分布，以及影响分布的因素，借以认识疾病的病因和发病规律。

如对脚气病，《肘后备急方》就有“脚气之病，先起岭南，稍来江东”的叙述，反映当时战乱频繁、人群迁徙、灾荒遏野的社会背景与疾病分布的内在联系。

又如瘿病，《小品方》指出，当时南朝所在地域的“中国人息（恚）气结瘿者”与“北方妇人饮用沙水者”，说明了地区分布不同其致病原因和临床表现也不相同，从而突出了该病的流行病学特点。

此外，葛洪对沙虱病昆虫媒介及其与沙虱病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工作，并作了科学的记载。

他还对类似血吸虫病的“射工”有了初步的认识。

二、外科继秦汉时期之后，虽然在外科手术方面未出现象华佗那样突出的高水平代表人物，但在专科医师、外科专著以及一般外科医疗水平等方面，两晋南北朝时期则明显的超过了前代。

外科医师：《晋书》、《魏书》中可见有“金疮医”、“折伤医”之设。

如：前赵国君刘曜，公元329年与石勒交战，伤十余，通中者三，被俘，“幽曜于河南丞，使金疮医李永疗之”，（房玄龄《晋书·刘曜传》，卷103，741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6），曜疮甚，勒载以马舆，使李永与同车而归襄国。

又如公元512年，诏曰：肆州（今山西代县一带）地震，陷裂死伤甚多，……宜加疗救，可遣太医、折伤医并给所须之药，救治之”。

（魏收《魏书·世宗纪》136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6），由此可知本时期分裂局面下的一些政权都设有为战伤服务的外科与外科医家、或有随军外科医家。

《刘涓子鬼遗方·序》中所说的刘涓子，就是随宋武帝北征的一位外科军医。

这又证明随军外科医家此期非仅李永一人。

外科专著：由于对《五十二病方》就是《金疮瘛疭方》的见解尚未被普遍接受，因而《刘涓子鬼遗方》可以说是现存最早的外科专著，该书在对化脓性感染等外科疾病有突出贡献，无论诊断与鉴别诊断或全身药物治疗和局部外敷治疗，所用药物多具有良好抗菌作用，各种手术治疗适应症与手术时机的选择等，较前代均有所发展与进步，对外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例如：关于疔疽等之治疗，强调“三日肿痛”，甚则口禁如痉状。

“十日可刺，不治，二十日死”。

不但体现了提倡早期治疗的思想，更明确阐明误治可能引起口禁、痉等类似脓毒血症而死亡。

在论述金疮等外伤引起肠出的治疗时，除叙述种种纳肠入腹的医疗技术外，更强调“十日之内不可饮食，频食而宜少，勿使病人惊，惊则煞人”，这些护理原则和要求也是很科学的。

又如：对痈、疽等化脓性感染已形成脓肿者，十分重视切开引流的时机，强调：“若背生，破无善……胸背不可过一寸针”，“凤毒，勿针”，“其化为脓者，写则已”，“痈大坚者未有脓，半坚薄，半有脓，当上薄者，都有脓，便可破之。

所破之法，应在下逆上破之，令脓得易出，甲铍针”，“脓深难见……用火针”等等，比较系统的论述了不同部位、不同性质化脓性感染保守治疗或切开治疗的原则和适应症；切开部位和所用刀针选择；对深部脓肿为了避免出血过多强调用烙法、火针切开等方法和原则等，都有着比较科学的依据。

烧烙法、火针刺之，就是甲火烧红手术刀针后刺破、切开脓肿，这种技术要求，既可以达到器具消毒、避免继发感染，又可以达到烧烙伤口，以达到止血之目的。

又如：对深部脓肿除强调烧烙法切开的治疗原则外，还正确指出用油纱布引流的要求，说明此时痈疽的医疗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平。

外科手术与整形手术的新水平：关于目瘤摘除术。

《晋书·景帝纪》记载，“初，帝目有瘤疾，使医割之”。

又“景王婴孩时有目疾，宣王令华佗治之，出眼瞳，割去疾而纳之傅药”。

如果真是华佗所作，当是司马师生后不久进行的，因为华佗被杀与司马师生年相当，如果司马师是在生下不久便进行了目瘤摘除手术，那么术后健康生存至少40余年。

尽管司马师死因可能与目瘤及摘除术有关，但无论术后5年或40年死亡，均能说明该手术是很成功的。

唇裂修补术：晋代我国已有以修补唇裂为专长的外科医家，其技术水平也很高，这一医疗手术技术还得到了较好的传授。

并代有改进和提高，这是我国外科学发展史上少见的突出例证。

晋代荆州刺史殷仲堪（？

～399），因父病积年，仲堪衣不解带，躬学医术，究其精妙……”,因而成为一位精于医道的武官，故其帐下多有名医。

《晋书·魏（讠永）之》记载魏（讠永）之，生而兔缺，为了谋取出路，于18岁时，“闻荆州刺史殷仲堪帐下有名医能疗之，贫无行装……。

以投仲堪，既至、造门自通。

仲堪与语，喜其盛意，召医视之。

医曰：”可割而补之，但须百日进粥，不得笑语’。

（讠永）之曰：‘半生不语，而有半生，亦当疗之，况百日邪’。

仲堪于是处之别屋，令医善疗之。

（讠永）之遂闭口不语，惟食薄粥，其厉志如此。

及差，仲堪厚资遣之”。

（讠永）之术后恢复了容貌美，乃至接任仲堪职为荆州刺史。

这一生动的史实说明，仲堪帐下这位以擅长修补唇裂（即兔缺、兔唇）而名闻遐迩的外科医学家手术技术高超，既以此知名，必然有许多成功的手术记录，如果疗效不高，或失败者多，则不可能力遥远的普通老百姓慕名长途跋涉去求治。

三、骨伤科对危重创伤的认识：葛洪《肘后方备急》最早记载对危重创伤的早期诊断和处理知识，描写了颅脑损伤和外伤大出血致死的症侯：“凡金疮，伤天囟、眉角脑户、臂里跳脉（肱动脉）、髀内阴股（股动脉）。

两乳上下，心、鸠尾（剑突下）、小肠及五脏六腑皆是死处，不可疗也。

”这些部位的创伤是十分危重的。

这一见解，后人多予肯定。

《肘后备急方》还描述了类似现代所称的因外伤所致颅内血肿、脑干损伤，对类似创伤休克的证候也有认识。

葛洪认为对创伤“昏绝”、“欲死”的危象应使伤员安静，并采取外用止血，内服生津液、活血化瘀药抢救。

这是我国对创伤休克的早期知识。

关于开放性创伤的诊疗技术：《肘后备急方》对开放创伤（金疮）的认识，较前期有较大的进步，指出金疮伤口因污染水或异物导致“肿痛烦热”；主张用盐水或煮葱白、板兰水洗涤创口；对某些因感染“毒气”而继发的感染（肿痛化脓）主张药水洗后外敷黄连、黄柏为主的药膏。

葛洪处理伤口的技术，为后世所推崇。

《肘后备急方》把创伤分为危重创伤、骨折、关节脱位和开放性创伤四大类型。

除前述的致死部位外，《肘后备急方》还有“脱折、折骨、诸疮肿”的论述，指出骨折有粉碎性骨折，称之为“骨破碎”。

对骨折的治疗，《肘后备急方》首先报告“以竹片夹裹之”行竹夹板外固定，对下颌关节脱位，创用牵推复位法至今还在沿用。

《北史》还记载“子彦少常坠马折臂，肘上骨起寸余。

乃命开肉锯骨，流血数升，言戏自若”（李延寿《北史·长孙道生传》中华书局校点本1984），说明当时已能进行开放性骨折扩创复位术。

《小品方》描述的附骨疽与现比医学的急性骨髓炎很是相似，将慢性骨髓炎和骨结核作鉴别诊断，并将其分急、慢性两种，称为“附骨急疽”和“附骨缓疽”；还将慢性骨髓炎和骨结核予以鉴别。

姚僧垣的《集验方》对肿瘤做了分类，有“肉瘤”、“石瘤”和“血瘤”等不同。

在治疗上，这时期强调切开排脓以及排脓常用引流条的必要性；主张内外用药，有消肿、溃脓，收口、生肌、除瘢等疗法，初步积累了经验。

四、妇产科中医妇产科发展到晋代，出现了专科著作。

在《小品方》古卷子本残卷序文内，引用的参考书目中，有《治妇人方》13卷，又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南北朝时，有《范氏疗妇人药方》11卷和徐文伯《疗妇人瘕》1卷，这些妇科著作虽未见流传下来，但从现存医籍文献的有关论述中，可知这一时期，我国妇产科知识更加丰富和充实。

（一）月经生理关于月经现象的认识王叔和在《内经》基本理论指导下，结合自己长期的临床观察，对生理性月经现象进行了仔细的研究。

正常月经，古人叫月事、月水、月信，《脉经》则首称之为月经。

《脉经》还最早提出各种周期性不规则的月经现象。

如将少数女子初潮后，停经一年的月经现象，解释为避年，又称月经三月一来的为居经，表明当时对不规则的生理性月经与月经病已有了区分。

关于月经多少与津液盛衰的关系王叔和分析下利、出汗、小便利而行经量少的患者时，指出：“亡其津液，故令经水少。

”如果行经量较前反而增多时，“当言恐大便难”。

因此，他在治疗原则上主张，妇女在月经期患病不可用汗法，否则将会导致表里俱虚，而引起郁冒（虚脱）等不良后果。

他在治疗另一例下利而经断的患者时，强调：“但当止痢，……利止津液复，经当自下”。

这都表明了中医学津血同源的理论，在妇产科辨证论治中运用十分入微。

（二）早孕反应和临产征象妊娠早期反应，早在《金匮要略》中已将妊娠早期反应，称为妊娠呕吐。

《小品方》则首将其反应的临床症候进行了描述。

指出：“沉重，愦闷不用饮食，不知其患所在，脉理顺时平和，则是欲有胎也”。

“如此经二月日后，便觉不适，即结胎也”。

并提出了治疗方药，如具有补益气血、调气降逆效用的半夏茯苓汤，温中健脾和胃的茯苓丸，二方均较《金匮要略》治疗妊娠呕吐的干姜人参半夏丸有新的增益和发挥。

临产征象王叔和重视研究孕妇临产的临床表现。

在《脉经》中，详细描述了孕妇正式分娩前常常出现的脉象改变和症侯特点。

他说：“妇怀妊离经，其脉浮，设腹痛引腰脊，为今欲生也。

”又说：“妇人欲生，其脉离经、夜半觉，日中则生也。

”这对临床观察掌握产程进展，保证胎儿安全娩出，具有重要意义。

（三）孕产期保健1、孕期保健——徐之才逐月养胎法：我国的妇产科是从注重妇女生育而开始发展起来的。

早在马王堆帛书《胎产书》中，已记述了胎儿在母体中发育的知识。

徐氏将其发展提高，认为：妊娠一月始胚；二月始膏；三月始胎；四月成血脉；五月四肢成；毛发初生；胎动无常；六月成筋；七月骨、皮毛成；八月九窍成；九月六腑百节皆备；十月五脏俱备。

六腑齐通，关节人身皆备，即产。

徐氏关于胚胎形态发育过程的描述与现代的认识相近，并成为现代中医人体胚胎理论知识的主要内容。

徐氏为了促进胎儿健康发育，更将人体胚胎发育的理论知识，首先应用于产科，指导研究孕妇的卫生保健，从而创立了逐月养胎法。

对孕妇的情志、饮食、娱乐等，都随着胎儿的发育，逐月加以规定。

其主要特点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注重饮食调摄：孕早期，要求“饮食情熟、酸美受御，宜食大麦，无食腥辛”。

孕中期时，“其食稻谷，其羹牛羊。

”“调五味，食甘美”。

（2）注意劳逸适度：“身欲微劳，无得静处”；要“劳身摇肢，无使定止，动作屈伸，以运血气。

”或“出游于野”，“朝吸天光”。

要”无太劳倦”，“不为力事”。

（3）讲究居住衣着：要“深居其处，厚其衣裳”，要“无处湿冷”，“避寒殃”。

告诫孕妇“居必静处，男子勿劳。

”这对预防流产、早产和产后感染有重要意义。

徐氏并指出、孕妇穿衣要“缓带”，应经常“沐俗浣衣”。

（4）调理心神陶冶性情施行胎教：中国自古以来，对胎教十分重视，可算是中国医学一大特色，早在《列女传》就记载有周文王之母太壬施行胎教的范例，“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

据《大戴礼记·保傅篇》记载古人曾把胎教之道“书之于板，藏之金匮，置之宗庙，以为后世戒。

”并阐明了古代胎教理论的产生与《易经》中“慎始”的哲学思想有关。

徐氏继承了古代胎教的传统思想，又在对胎儿发育认识的理论基础上，十分重视研究孕妇心理精神因素对胎儿的影响，徐氏指出：妊娠三月，“欲子美好，数视璧玉；欲子贤良，端坐清虚，是谓外象而内感也”。

又说：“当静形体，和心志”，“应无悲哀，无思虑惊动”，“无大言，无号哭”。

唐代医家孙思邈遵循此说，也认为：应当“居处简静……弹琴瑟，调心神，和情志，节嗜欲，庶事清静，生子皆良，……聪慧。

”他们都已认识到孕妇保持良好的心理精神状态，高尚的道德情操，可以影响胎儿，并与生后小儿的智力发育和性格特征的形成有密切关系。

（四）月经常见病闭经的辨证治疗关于闭经的病因病机，王叔和大致总结归纳为虚实两大类。

虚者，可因肝血不足：“左手关上脉阴虚者，是厥阴（肝）经也。

妇人病苦月经不利，腰腹痛”。

实者，或因伤堕瘀积：“女人月事不来，时亡时有，得之少时有所坠堕”。

或因气血壅阻：“血气实，妇人经脉不利”。

在治疗方法方面，《针灸甲乙经》详述了针刺疗法，如针刺阴交、中极、会阴、带脉、血海、照海等穴治疗月水不通；针刺气冲、行间、临泣等穴治疗月水不利或暴闭塞。

崩漏的预后和治疗王叔和应用脉法诊断妇科疾病、同样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首次提出了根据脉象变化来推断崩漏的预后。

他说：“诊妇人漏下赤白不止，脉小虚滑者生，大紧实数者死”。

这确是长期医疗实践的科学总结。

对观察分析大出血患者的病情预后，至今仍具有临床实用价值。

在治疗方面，《小品方》记载了用生蓟根汁，或槐耳，或牡蛎，兔骨，或大枣，黄芪，甘草等药物治疗崩漏的丰富经验。

从用药中，可看出当时治疗崩漏已应用了活血化瘀、凉血止血、益肾固涩、益气固冲等多种治法。

同时，在《针灸甲乙经》中，还记载了针刺疗法，选用的穴位有天抠、血海、太冲、然谷、阴谷等。

（五）妊娠常见疾病1、对漏胎、胎动不安（先兆流产）的认识妊娠阴道出血，《金匮要略》已有记载，称妊娠下血。

《脉经》首称之为漏胎，并认识到了漏胎对胎儿、孕妇的严重危害，指出：“血下如同月水来，漏极胞干主杀胞，亦损妊母须忧虑”。

对胎动不安的治疗，《小品方》创用了多种安胎良方，如安胎止痛方等。

2、对妊娠子冒（子痫）的认识《小品方》记载：“妊娠忽闷，眼不识人，须臾醒，醒复发，亦仍不醒者，名为痉病，亦号子冒。

”后世巢元方《诸病源侯论·妊娠痉侯》则把妊娠子冒直称为妊娠子痫（妊娠中毒症），所描写的症候，两者几乎相同。

3、难产的处理《隋书·经籍志》记载，南朝著名僧医于法开（约公元306～365年），于旅途投宿中，见一产妇“积日不堕”（滞产），遂“令食羊肉十余脔，然后针之，须臾即下。

”这可说是中医妇产科史上，应用大补气血促使子宫收缩转强，并配合针刺治疗滞产的一个成功典型病例。

（六）反对早婚早育魏晋期间，政府为了增殖人口、发展生产力，强制女子早婚，鼓励早婚多育。

据《晋书·列女传》记载，有出嫁婚龄的女子中，其成婚年龄在13～15岁之间，并规定：“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

“家有五女者给复（免役）”。

“一胎多子者常赐乳婢、谷食、彩帛等物”（房延龄等《晋书》，907、2542、2737页，中华书局，1974年）。

然而当时有些医家，对此极力反对，明确主张晚婚，并提出了婚育的适当年龄。

如《小品方》指出：“古时妇人，病易治者，晚嫁，肾气立，少病，不甚有伤故出，今时嫁早，肾根未立而产，伤肾故也。

是以今世少妇有病，必难治也，早嫁、早经产，虽未病亦夭也”。

在《妇人大全良方》引述的南齐诸澄《褚氏遗书·求嗣门》中也提出：“合男女必当其年。

男虽十六而精通，必三十而娶；女虽十四而天癸至，必二十而嫁。

唐欲阴阳气完实而交合，则交而孕，孕而育，育而子坚壮强寿，今未笄之女，天癸始至，已近男色，阴气早泄．未完而伤，未实而动，是以交而不孕，孕而不育，育而子脆不寿”。

这种根据妇女生长发育理论和优生观点来反对当时政府实施早婚多育的措施，表现了我国南北朝时期妇产科的进步。

五、儿科继前代巫方及卫汛《颅囟经》之后，儿科医家有“江左苏家”，其医术“传习有验，流于人间”。

还有北齐医家徐之才，曾撰《小儿方》三卷。

梁代关于儿科的医书有：王未钞《小儿用药本草》二卷，王未撰《疗小儿杂方》十七卷，徐叔响《疗少儿药方》三十七卷。

范氏《疗小儿药方》一卷，《杂汤丸散酒煎薄贴膏汤妇人少小方》二十九卷，《疗少小杂方》二十卷，又《疗少小杂方》二十九卷，均佚。

从唐宋之后医籍所存佚文中，尚可窥其大略，说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有关儿科疾病的治疗经验，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积累。

天花是危害小儿健康最大的烈性传染病。

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中最早对它的典型症状和流行作了描述，防治天花从此成为医家的重要课题。

新生儿破伤风至晋代，医家发现该病与断脐不洁，感染“风”毒有关，提出使该病概念更为明确的病名“小儿脐风”。

晋代皇甫谧《黄帝甲乙经》卷始载；“小儿脐风，目上插”。

“口不开，善惊”，”风从头至足，痫瘛，口闭不能开，每大便腹暴满，按之下下，噫，善悲，喘。

”所术多为神经系统和消化系统病候，是典型的破伤风征象，说明当时医生对该病认识水平的提高。

这一时期，儿科治疗方法日渐丰富。

从现存资料看出，当时儿科治疗学已渐趋完备。

陈延之《小品方》中详列小儿伤寒、客杵、咳嗽、身热、渴利、热利、积滞、疳症、盗汗、夜啼、小便不通、丹疮、解颅、蓐内赤眼、口舌疮、重舌、悬痈、齿不生、发不长等涉及各科病证的治疗。

治法除汤药、散剂之外，还有外敷、点眼、针刺等多种。

被誉为“急诊手册”的《肘后方》，也有救治小儿急证的方药，如“小儿卒死而吐利不知是何病者”方。

这一时期，医家已注意儿科医案的记录和整理。

由于传世医书不多，现存《外台秘要》卷三十六中有《小品方》儿科医案二则佚文。

一则为小儿误吞铁珠子，后渐瘦瘠，有时下利，恶寒发热，数医治疗无效，后医细察病由，处方施药而愈。

另一医案更为详尽，有一位六七岁的女孩患腹痛，其母触摸，“觉手下有一横物在儿肉里，正平横尔。

”脱衣察看，“肉完净无有刺处”，“其母即以爪甲重重介之，乃横物折爪下两段”。

请医生诊治，认为“母常带针，裸抱儿体，针入儿肌肤中”，日久，针朽易折，故“令患腹痛不安”，遂令病孩“服温中汤”而治愈，并记录追访情况，“后长大嫁，因产乳，不闻道针处为患。

”这一医案，从病因、症状、体征、诊断、治疗到预后等，叙述细致完备，反映了当时医家认真细致的诊疗作风。

六、口腔科在口腔卫生保健方面，西晋始见”牙签”之记载。

晋·陆云在致其兄陆机书有“一日行曹公器物，有剔牙签，今以一枚寄兄”（周大成：中国口腔医学发展简史。

日本齿科医史学会会志，8（3）：1-9，1981）之语。

其制法虽不知其详，但可看出，牙签当时尚属罕见之物。

葛洪《抱朴子》中提到叩齿健齿法，即上下齿列轻轻相互叩击，此法至今仍有人奉行，且证实有效，其机理可能是通过叩齿给予齿龈以适度的刺激，以促进牙周血液循环，长期行之，可起到预防牙周疾患的作用，达到固齿的目的。

此外，此期对齿科的医源性疾病也有所描述，《晋书·温峤传》载：“温（峤）先其齿疾，至是拔之。

因中风，至镇末旬而卒”，从此例可知晋代已有以拔牙治疗牙齿病者。

但联系到死因，只能说与拔牙有关，但也不能排除单因中风致死者，故单纯因拔牙之医疗事故尚难成立。

七、针灸科魏晋南北朝时期，针灸科取得了显著进展，主要表现在针灸学科的确立。

针灸学科确立的显著标志，是针灸学大师皇甫谧根据《灵枢》、《素问》与《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参考《难经》等古代医学文献，总结了春秋战国以来针灸学的经验与成就，撰成《黄帝针灸甲乙经》十二卷，一百二十八篇，集针灸学之大成，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全面系统的针灸学专著。

为我国针灸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后，葛洪及其妻鲍姑，皆擅灸法，著《肘后备急方》，提倡针灸疗法，善用针灸之术抢救急证。

陈延之著《小品方》，重视灸法，提倡灵活应用，为其在针灸学上的主导思想和独到的特点。

（一）针刺治疗的成就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针刺治疗上，所取得的重大进展，以皇甫谧撰述《针灸甲乙经》（以下简称《甲乙经》）的成就，最为杰出。

在皇甫谧前，王叔和撰《脉经》，在《黄帝内经》基础上，阐述了经穴理论，以心与小肠，肺与大肠四经会于上焦神庭、云门。

肝与胆、脾与胃四经会于中焦胞门、章门。

肾与膀胱会于下焦关元等。

从三焦学和病理学角度，进行分析，这是《脉经》的首创，阐述了经络藏府表里、会合部位、临证表现等各方面的密切关系。

《脉经·第四》：“腰脊强痛，不可俯仰，大人癫病，小儿风痫疾”等，此方运用督脉经穴。

治疗癫疾等病证，经过千百年来的反复验证，确有良效，表明了《脉经》在经络病侯上，其学术成就的现实价值和深远影响。

《脉经》阐述20多个穴位。

未见于前人文献记载，在针刺深度上，提出足三阳经穴可刺6～9分，足三阴经穴，可刺3～6分。

《脉经》卷六以足厥阴肝经病，取大敦、曲泉、太冲；手太阴肺经病，取少商、太渊、尺泽；足少阳胆经病，取足三里；足太阳膀胱经病，取委中等，无一不贯穿着循经取穴法则，并提出了远取穴与近取穴相结合，取躯干穴与四肢穴相结合的配穴规律。

五藏病既可取四肢远隔的俞穴，又可取相邻近的募穴治疗。

这种配穴原则的确立，为后世所遵循。

1、发展腧穴理论：皇甫谧《甲乙经》在《黄帝内经》130多个穴和《脉经》基础上，对十四经穴作了全面系统的归纳整理，增加到349个。

穴位排列的次序，按头、面、耳、颈、肩、背、胸、腹、手三阴三阳、足三阴三阳经，由四肢至头面、躯干、依次向上向心排列；虽还没有完全与十四经结合起来，但却为腧穴经络相结合，开辟了新途径。

《甲乙经》记述有别名的穴位70多个。

如攒竹穴，有员柱、始光、夜光、明光等四个别名；石门穴有利机、精露、丹田、命门等四个别名等等，都形象而准确地概括了穴位的位置与功用的特点。

《甲乙经》对349个穴位的位置与取穴方法，都有具体准确的记叙，有的根据患者口腔活动取穴：如取下关穴。

“合口有孔，张口即闭”；取率谷穴，“嚼而取之”。

有的根据患者体表静脉分布取穴，如取瘛脉穴，“耳后鸣足青络脉”即本穴；按之“细脉动应手”等。

这样取穴，对提高穴位定位的准确率，具有重要意义。

《甲乙经》载有80多个会穴，后世极少增减。

这些会穴，大多分布于头面躯干部，而头部及腹部又居其半，四肢部仅有三阴交、臂臑、居髎等几个穴位。

交会的经脉，一般为2～3条，多者有4条，如中极、关元为足三阴与任脉之会，大椎为三阳经与督脉之会，不但能治督脉本经“脊强反折”等病证，且能治疗所有三阳各经的病证，其交会穴理论，不仅为后世考察和确定穴位提供了依据，对扩大穴位的主治范围，亦有重要意义。

2、针刺操作方法：《甲乙经》对每个穴位的针刺深度，都作了说明、规定。

一般头面颈部穴位，多为刺3分深；背、胸、腋、胁等部穴位，多为刺3～4分深；肩、股等部穴位，多为刺5～7分深；腹部穴位，多为刺8～10分深；其中最浅者，为刺1分深，如井穴及瘛脉放血等，最深者，为刺二寸半，如水道穴等。

《甲乙经》对200个常用穴位留针时间，亦作了说明和规定：一般每次留6～7呼，短者，只留1呼如少商穴；长者，留10呼，最长者，留20呼，如环跳、内庭、公孙等穴。

《甲乙经》对误刺禁针穴位所能造成的后果，作了具体阐述，对禁针穴误刺所生后果，需作具体分析。

其中有的是巧合，如神庭、上关等；有的是针刺后出血过多，引起休克、昏厥、如颅息；有的是刺中颈动脉窦，引起血压突降，如人迎；有的是针刺后发生气胸，引起呼吸困难（“逆息”），如缺盆，云门；有的是针刺后引起感染，导致后果不良，如脐中；有的针刺恶性肿瘤局部，造成病灶扩散，如乳中。

3、针刺处方原则：由《甲乙经》有关章节可见，书中处方特点为针刺多有单穴，如呕血上气刺神门、暴怒不能言刺支沟之等治病多用具体穴位，很少有以经代穴者，处方内容，多不记载用针用灸，或用补泻手法等。

魏晋以后，由于封建制度的发展，技术保守日渐严重，在针灸学中家族关系显得突出。

南朝徐熙一家六代，父子兄弟，针灸世家，相袭传授，成为针灸世家的典范。

徐氏一家，虽徐叔响著《针灸要钞》，但久已失传，现今我们只能在李延寿《南史》中见到徐秋夫针灸治腰痛，徐文伯针泻足太阴，补手阳明下胎，及《北史》称徐之才为北魏武成帝治疗精神失常“针药所加，应时必效”等事迹片断，说明徐氏针灸学派对应用针刺治疗均较为重视。

（二）灸法的成就魏晋南北朝时期，葛洪《肘后备急方》和陈延之《小品方》较为突出。

皇甫谧亦作出显著贡献。

《甲乙经》对施灸壮数，一般每次为3～5壮，其中，头、面、颈、肩、背等处，多为灸3壮；脑、腋、腹部，多为灸5壮；最小者为井穴，只灸1壮；最多者为大椎穴等，灸9壮；个别穴位如环跳等，灸50壮。

《甲乙经》第三卷，还提到“欲令灸疮发者，灸复熨之，三日即发”。

说明已运用发泡化脓灸法。

《甲乙经》还提出禁灸穴位，指出误灸的不良后果。

灸脊中可引起痿证；耳有脓，忌灸耳门；灸乳中、渊液可引起“蚀疮”等。

葛洪倡导以针灸救治急证，为其突出特色。

《肘后备急方》共收录针灸处方109首，其中，99首广泛应用于内、外、妇、儿、五宫等科，三十多种病证。

对其作用、效果、操作、技巧、忌宜等，都作了全面的阐述，为记载古代针灸治疗的早期文献之一，内容丰富。

其主要成就，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点：（一）急证用灸：《肘后方》提出以灸法救治卒中、恶死、昏厥、寒湿、霍乱、吐泻、癫狂、痈疽、狂犬咬伤、蝎螫等卒发急证，用穴较少，记忆方便，施灸方便。

（二）以灸补阳：《肘后方》以一壮、三壮、五壮、七壮为基数，然后以七为倍数加壮、为二七壮、三七仕、四七壮等。

以七为阳数的代表，加倍翻番，其先阳后阴，从阴到阳，以阳治阴等治疗原则，亦无不体现了其以补阳为主的学术见解。

（三）灸不固定用艾，灸亦可隔物：《肘后方》为便于急救，除应用艾灸外，在仓卒无艾时，亦用竹茹、黄蜡、纸屑等为代用品，其中，竹茹、黄蜡，既有艾炷的温熨作用，又有艾炷所没有的清热开窍，通经活络等特点，所以，它们是艾炷的理想的代用品。

《肘后方》还以隔蒜、隔盐、隔椒、隔面、隔瓦甄等施灸为治疗的多样化发展，开辟了新途径，成为隔物灸的最早文献。

葛洪以上建树，对后世灸治疗的发展，影响极大。

继葛洪之后，陈延之《小品方》重视灸法，并灵活应用，他认为灸具有简便易行、应用范围广泛、效果良好等优点，值得提倡与推广。

从该书辑佚之部分灸处方，可反应其这方面的学术思想。

《小品方》认为，只有恰当地掌握火量，才能使火气沿着经络达到病变部位。

火量过大，易烧伤机体；火量过小，火气不能抵达病变部位，不易发挥治疗效果。

对用灸壮数，中有一般要求，但主张就根据地域，气候、体质的不同，分别对待。

其用灸壮数，多至100，少仅14，即同一种病，也有100壮、50壮、随年壮，或一日三次用灸的区别。

取穴特点是少而精，一般每次只取一穴，多的不过二、三穴，除十四经穴外，亦取经外奇穴。

虽然重视灸，亦不排斥针刺治疗。

按摩疗法在秦汉的初步发展基础上，至魏晋南北朝在按摩手法上有较大发展，并已广泛应用于临床，成为治病健身的重要措施之一。

此时间，以按摩疗法用于急症和以“膏摩”应用广泛为特点，如《肘后备急方》中，即记载了许多用于急症治疗的膏摩法，如有治“中晋暴百病”的裴氏五毒神膏、“疗百病”的苍梧道士陈元膏、“疗寒时行赋风恶气”的丹参膏等，以及治中风口眼斜、治内胀、蛊、蜂、百毒、溪毒、射工病的膏摩、丸（亦属药）摩法，《小品方》、《刘涓子鬼遗方》亦有多首膏摩方。

按摩手法也较以前增多，具体有按摩法、爪掐法、拍法、抓腹法，抄举法、拈脊皮法、掷背法等。

《肘后备急方》之抓切人中法，至今为急救常用，而其抄举法治卒腹痛，其法“使病人伏卧，一人跨上，两手抄举其腹，……轻举抄之，令去床三尺许便放之，如此二七度止”。

与现代治急腹症肠梗阻之颠波法有异曲同功之妙，葛洪在《抱朴子》中提倡“……清晨建齿三百过者，永不动摇”，是吸收导家导引、按摩术的内容用于医疗保健者。

陶弘景《养主延命录》中有论述养生保健按摩法的内容，如按摩明目法：“平旦以两手掌相摩令热、熨眼三过，次又以指搔目四眦，令人目明”及摩身法病：“摩手令热雷摩身体，从上至下，名曰于浴，令人胜风寒时气、热头痛。

百病皆除”。

颜面保健法：“摩手令解以摩面，从上至下，去邪气，令人面上有光彩”，这些自我保健按摩法，一直被后人所效法。

此期亦有按摩法专著如《按摩经》、《导引经》等，惜亦已失传。

八、急救医学随着临证医学的迅速进步与发展，本时期出现了不少有关窒息和中毒急救、创伤止血、灌肠导尿、虫兽外伤救治等记载，反映出中医急救医疗技术的逐步积累与发展。

（一）窒息急救早在汉代张仲景已采用人工呼吸法急救自缢或水溺窒息患者，两晋南北朝时期，关于窒息的救治又有所发展。

《肘后方》“自溢死”“卒中恶死方”中记载。

可“捧两手忽放之，须臾死人自举手捞人言痛”（葛洪：《肘后备急方·救亭中恶死方第一》成都昌福公司，1912年印版），其意为活动上肢扩胸以恢复呼吸；另一法是“以热血沥口中、并以竹筒吹其下部，极则易人，气能下即活”。

《小品方》亦有数条抢救窒息的记载：“疗溺死身尚暖者方：便脱取暖釜覆之，取溺人伏上，腹中水出便活也”，这些有关溺死及窒息的治疗记载，是符合急救原则的。

（二）虫兽外伤救治和创伤止血《肘后方》中记载有被熊、虎、狂犬、狐、蛇等许多猛兽毒虫抓伤、咬伤、螫伤的救治方法。

狂犬咬伤之急救及预防已如前述，对熊虎爪牙抓伤，葛洪用“烧青布以熏疮口，毒即出。

仍煮葛根令浓以洗疮，捣干葛根未以煮葛根汁，服方寸匕，日五夜一则佳”葛氏取维黄、麝香、干姜等分捣碎，……，著小竹管内，随带身旁，遇有蜂螫或蛇咬伤，即傅疮上，谓其作用“神良”。

这些记载中，保留下大量治疗虫兽外伤的民间医疗经验，多次提到对创口的清洗，如葛根煎汁药洗及盐水洗法等。

反映出清洗伤口己成为当时创伤治疗的一种常规处理。

止血为急救医学的重要问题之一。

《肘后备急方》对各种原因出血，采取了多种治疗办法，如压迫止血：“……，苦酒渍棉塞鼻孔”。

烧灼（葛洪《肘后备急方·治伤寒时气温病方第十三》卷之二，第14页，成都昌福公司，1912年版）丹波康赖：《医心方》，卷五，第138页，人民卫主出版社1956年影印本。

止血：“忽乱伤舌下青脉，血出不止便杀人方：可烧纺铁以灼此脉令焦。

”（王焘：《外台秘要》，卷二十九，第785页，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5年），外敷及内服药物止血止痛：“《肘后方备急》疗金疮方……狼芽草茎叶熟捣，敷贴之，兼止血止痛，又方五月五日掘葛根暴干捣末，敷疮上止血止痛”（王焘：《外台秘要》，卷二十九，第785页，人民卫主出版社影印本，1955年），“续断膏方……膏成去滓，若深大疮者，但敷四边，未可使合；若浅小疮者，但通敷便相连，令止血住痛，亦可以酒服如杏子大”。

这些关于创伤止血的处理原则和治法记载，反映出止血术实践经验的逐步丰富。

（三）灌肠导尿术此期尚有关于灌肠导尿、穿刺放腹水、消化道异物取出等急救医疗技术的记载。

据《证类本草》引葛洪《肘后备急方》称：“治小便不通及关格方，取生土瓜根捣取汁，以少水解之，简中吹下部，取通”（唐慎徽：《证类本草》，卷九，王瓜条，第220页，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7年）。

古以大便不通为内关，小便不通为外格，二便俱不通为关格。

故此记载反映出公元四世纪可能已经运用的原始灌肠术及导尿术。

《肘后备急方》未曾提出较详尽的导尿技术，但可以称得上我国医学史上最早的导尿记载。

至于灌肠术，尚可上溯到东汉末年，张仲景将竹管套入猪胆囊内，把猪胆汁灌入直肠进行导泻的记载。

（李经纬：“中国古代外科成就”《科学史集刊》（5）：1～12．1963），对大腹水病，《肘后备急方》在提出多种内服药消腹水的办法后指出：“若唯腹大，下之不去，便针脐下二寸，入数分，令水出孔合，须腹减乃止”（葛洪《肘后备急方·治卒大腹水病第二十五》，卷之四，第2页，成都昌福公司，1912年版）。

这是继《内经》之后，我国古代腹腔穿刺术的早期记载之一。

九、法医科三国吴国末年，我国首次进行了烧死的动物试验，发现了生前烧死与死后烧尸的初步鉴别法。

“张举，吴人也，为句章令。

有妻杀夫，因放火烧舍。

乃诈称火烧夫死。

夫家疑之，诣官诉妻。

妻拒而不承，举乃取猪二口，一杀之，一活之，乃积薪烧之，察杀者口中无灰，活者口中有灰。

因验夫口中，果无灰。

以此鞫之，妻乃伏罪”。

（《疑狱集·张举烧猪》并见《太平御览》卷267《职官·良令长》），与亲仅鉴定有关的事例最早见于三国时代。

据谢承《会稽先贤传》载：“陈业之兄渡海殒命，时同死者五、六十人，尸身消烂而不可辨认。

业仰皇天誓后土曰：‘闻亲者，必有异焉’。

因割臂流血以洒骨上，应时沁入，余皆流出。

”这是用于兄弟之间的滴骨验亲事例。

父子间的滴骨验亲实例见于南朝的记载（《南史·孙法宗传》，中华书局校点本，1975年）：“以父尸不测，入海寻求。

闻世间论是至亲，以血沥骨，当悉凝浸。

乃操刀沿海，见枯骨则刻骨灌血，如此十余年，臂胫无完全，血脉枯竭，终不能逢。

”与此同时代，也有阳性结果的实例：“豫章王综，其母淑媛，自齐东昏宫得幸于高祖，七月而生综，宫中疑之。

综年十四、五，恒于别室祀齐氏七庙，又徽服至曲阿拜齐明帝陵，然犹无以自信，闻俗说，以生者血，沥死者骨。

渗即为父子。

综乃私发齐东昏墓，出骨，沥臂血试之，既有征矣。

在西州生次男，月余潜杀之。

瘗后，遣人发取其骨，又试之,验，遂信以为实。

”（《粱书·预章王综传》中华书局校点本，1975年）滴骨验亲法是以生者的血滴在死人的骸骨上，看血是否入骨，入骨即认为有血统关系，不入则否。

这种方法虽不科学，但是用血液进行亲权鉴定最早的方法，是现代用血型鉴定亲权的先声，因而受到中外法医学者的重视。

如日本著名法医学家古（火田）种基就主张：“中国知道以血液鉴定亲权要比欧美早一千四百余年。

”（吉种基日本医事新报1929：334：16～19）三国两晋南北朝医学理论研究与文献整理一、文献整理研究中医药学典籍，先秦到两汉时期已经相当丰富。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不少医家对《黄帝内经》、《八十一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医药经典文献进行了整理研究或注释阐发。

（一）吕广注《八十一难经》三国时吴国赤乌年间（公元238～250年），太医令吕广注《八十一难经》，启注疏经典理论医著之端，也是已知的整理研究古典文献之最早著作，惜已亡佚。

作者吕广，字博望，隋代因避国讳，又转称吕博，吕氏长于脉学，还著有《玉匮针经》、《金韬玉鉴经》等书，均佚，《太平御览》中保留有《玉匮针经序》。

（二）王叔和整理《伤寒杂病论》张仲景《伤寒杂病论》问世后不久，即因战乱动荡或传抄讹误而残损不全，因此极有必要对该书进行整理。

首次从事此项工作的，是著名医学家王叔和。

他在《伤寒论》中说：“今搜采仲景旧论，录其证侯、诊脉、声色，对病真方有神验者，拟防世急也。

”表明其研究《伤寒沦》是从脉、证、方、治几方面着手，亦即按照张仲景辨证论治的精神进行的。

现行《伤寒论》本，一般认为卷一、二《辨脉法》、《平脉法》、《伤寒例》三篇及卷七《辨不可发汗病脉证并治》以下八篇，为王叔和所增。

从《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至《辨阴阳易差病脉证并治》共十篇，保存了张仲景对伤寒病辩证论治的主要内容，也是现行《伤寒论》的主要部分。

《辨不可发汗病脉证并治》以下八篇，主要是王叔和从仲景治法研究《伤寒论》的思想，启以治法分析《伤寒论》之端。

对王叔和整理《伤寒杂病论》一事，后世医家议论褒贬不一，指责者以方有执、喻嘉言为代表，明代方有执作《伤寒论条辨》，认为《平脉》乃王叔和赞经之词，又说叔和伪作《伤寒例》，使仲录之道反晦，“究其叛乱，则叔和亦罪之魁”。

因此，他把《伤寒论》原文不易讲通之处，说成王叔和编次该书时造成的错简。

但是，历代多数医家对王叔和整理《伤寒论》的评价，还是较为客观的，宋代林亿说：“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惟叔和能学之”；金代成无己说：“仲景《伤寒论》得显用于世，而不堕于地者，叔和之力也”；明初王安道说：“叔和搜采仲景旧论之散落者以成书，功莫大矣”，同时也批评了王氏于书中杂以自己的言论；有玉石不分，主客相乱之嫌；总的来看，由于王叔和距离张仲景生活年比较近，故其编次整理之书，应较接近仲景书原貌。

不但传书之功应予肯定，且将仲景汗、吐、下、温、刺、灸、水、火诸法，分类进行比较分析，亦切合临证运用，较勉强定为397法，更为符合实际。

（三）全元起注《黄帝内经》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校注《黄帝内经》的书籍，即齐梁间人全元起所著《内经训解》，这是已知有关《黄帝内经》的最早校注本。

全元起校注的《素问》本，北宋时尚存，以后便散失不见了。

今从林亿等所校订的《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中，尚可看到全元起编排的卷目次第和少量注文。

例如，他在解释《素问·生气通天论》“风客淫气，精乃亡，邪伤肝也”时说：“淫气者，阴阳之乱气，因其相乱，而风客之，则伤精，伤精则邪入于肝也。

”把“淫气”解释为内在因素，“风客”为外在条件，合理地阐析了病变机理。

再如对《素问·热病论》中“三阳经络皆崇其病，而未入于脏者，故可汗也”一句，全氏以“脏”为“腑”，并解释说：“伤寒之病，始于皮肤之腠理，渐胜于诸阳，而未入府，故须汗发其寒热而散之”，亦甚合理。

现在虽不能看到全元起校注《素问》的全貌，于此亦可窥视其学术造诣之一斑。

（四）《神农本草经》的注解陶弘景作《神农本草经集注》，除保存《本草经》原有药物365种外，复增补东汉以降名医所用药365种。

以上四部典籍文献，经过吕广、王叔和、全元起、陶弘景的分别整理注解，得以保存流传，对中医药学发展和后世文献研究，有着深远影响。

二、脉学的总结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医脉学诊断学研究出现高潮，产生了大量专著。

其中王叔和所撰《脉经》10卷，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当时的脉学知识，并有许多创造发明，是中医脉学诊断学的奠基之作。

除此之外，《梁七录》、《隋书·经籍志》等尚著录十余种脉学著作虽已亡佚，但亦可窥见当时脉学研究的兴盛状况。

王叔和《脉经》对脉学的总结王叔和所撰《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脉学的专著，全书共10卷、98篇、约10万字。

王氏结合临床实践，首次对中医脉学理论进行系统全面的论述，奠定了脉学基础。

《脉经》的学术成就和贡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确立脉象指下标准《脉经》以前的古典医籍和历史文献，如《内经》、《史记》、仓公诊籍、《难经》、《伤寒杂病论》里，虽各有二、三十种以上脉名，但缺乏脉象的指下标准，没有明确概念。

《脉经》第一次系统论述各种脉象，总结归纳脉象为浮、芤、洪、滑、数、促、弦、紧、沉、伏、革、实、微、涩、细、软、弱、虚、散、缓、迟、结、代、动24种，并准确描述了各种脉象的不同指下感觉。

如谓：“浮脉：举之有余，按之不足”；“沉脉：举之不足，按之有余”；“促脉：来去数，时一止，复来”；“结脉：往来缓，时一止，复来”。

（王叔和：《脉经》，卷一，脉形状指下秘诀第一、二页，清光绪辛卯（1891）池阳周氏校刊本）这几种脉象中，浮与沉相对，举按之有余不足迥然相反；促与结相对，脉虽同具“时一止”之象，但是有脉率数与缓的明显区别。

寥寥数语，就把脉象特征描述出来，可谓言简意赅，标准明确。

24脉象奠定了诊脉指下标准的基础，使之规范化。

《脉经》后历代中医著述对脉象的描述，均未离开《脉经》的基本概念。

2、奠定脉名种类基础《脉经》在古代医学文献散载的30余种脉名基础上，整理归纳为24种脉象名称，奠定了脉名种类的基础，成为历代论脉书籍中脉名及其分类的基本准则。

3、首开脉象鉴别先河。

《脉经》卷一开篇提出24脉象后，紧接着提出浮与芤、弦与紧、革与实、滑与数、沉与伏、微与涩、软与弱、迟与缓八组相类脉，对脉象的鉴别有着重要意义。

如沉与伏相类，二脉均重按乃显，然伏脉须“极重指按之，著骨乃得”（王叔和：《脉经》，卷一，脉形状指下秘诀第一、二页，清光绪辛卯（1891）池阳周氏校刊本），较沉脉重按，又更甚之。

迟脉“呼吸三至，去来极迟”，与之相类的缓脉“去来亦迟”，然又“小驶于迟”相类脉揭示学者注意脉象的区别对照，以免混淆不清，否则，“谓沉为伏，则方治永乖；以缓为迟，则危殆立至”（王叔和：《脉经》，卷一，脉形状指下秘诀第一、二页，清光绪辛卯（1891）池阳周氏校刊本）。

这对后世辨脉有很重要的启示作用。

4、确立三部脉法和脏腑分候定位诊脉独取寸口首倡于《难经》，但《难经》并未解决寸口切脉的寸、关、尺分部等关键问题。

直到东汉末年，张仲景仍推崇人迎、气口、趺阳全身三部脉法，反对诊脉“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张仲景：《伤寒卒病论》，引自成无己《注解伤寒论》，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

《脉经》解决了两手寸口脉的寸、关、尺分部和脏腑分候等问题，为寸口诊脉的临床普遍应用铺平了道路。

《脉经》确立了寸口的寸关尺三部脉法，不仅在于提出三部之说和各部脉位，也在于确立了寸关尺脏腑分候，并从临床应用方面加以系统总结。

《脉经》的脏腑定位，历代除大小肠、三焦脉位略有歧议外，一直沿用至今，成为中医脉学诊断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5、总结脉象临床意义对不同脉象的临床意义，《脉经》也作了大量论述：一是对脉象主病进行原则概括，如谓：“迟则为寒，缓则为虚，洪则为热”；二是结合脉、证、病机、治疗进行综合总结，如“寸口脉滑，阳实，胸中壅满吐逆，宜服前胡汤，针太阳巨阀泻之”之类的大量条文。

其中有许多脉象主病的可贵认识，如“寸口脉芤吐血，微芤者衄血。

空虚血去故也。

宜服竹皮汤、黄芪汤，灸膻中”指出失血者血脉空虚，故见芤脉，并治以黄芪汤等补益气血。

“疟脉自弦，弦数多热，弦迟多寒，微则为虚，代散则死”，说明疟疾患者发热期脉博弦数，退热后脉率减慢呈弦迟。

如见代散不齐之脉，则为病危之象。

《脉经》中类似这样的大量论述，对脉象临床意义作了较为系统的专门总结，不但反映出当时的脉象病理研究已达到较高水平，今天在临床上仍有参考价值。

总之，《脉经》对当时的脉学成就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奠定了中医脉学的脉象、脉名基础，在脉象主病和相类脉象鉴别上，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脉经》确立的寸口诊脉分寸关尺三部脉位和脏腑分候原则，解决了寸口切脉的关键问题，推进了独取寸口脉法的临床普遍应用。

这些成就奠定了我国脉学诊断学的基础。

三、针灸学魏晋南北朝时期，针灸科取得了显著进展，主要表现在针灸学科的确立。

针灸学科确立的显著标志，是针灸学大师皇甫谧根据《灵枢》、《素问》与《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参考《难考《难经》等古代医学文献，总结了春秋战国以来针灸学的经验与成就，撰成《黄帝针灸甲乙经》十二卷，一百二十八篇，集针灸学之大成，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全面系统的针灸学专著，为我国针灸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的针灸学，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一）针刺治疗的成就1．发展腧穴理论：皇甫谧《甲乙经》在《黄帝内经》130多个穴和《脉经》基础上，对十四经穴，作了全面系统的归纳整理，增加到349个，将每个穴位的别名、部位、取法、何经所会，针刺深度、留针时间，禁针穴误刺后甲等，皆具体载述。

穴位排列的次序，按头、面、耳、颈、肩、背、胸、腹、手三阴三阳、足三阴三阳经，由四肢至头面、躯干、依次向上向心排列；虽还没有完全与十四经结合起来，但却为腧穴经络相结合，开辟了新途径。

《甲乙经》记述有别名的穴位70多个，都形象而准确地概括了穴位的位置与功用的特点。

《甲乙经》对349个穴位的位置与取穴方法，都有具体准确的记叙，有的根据患者口腔活动取穴，有的根据患者体表静脉分布取穴等，对提高穴位定位的准确率，具有重要意义。

《甲乙经》载有80多个会穴，后世极少增减。

这些会穴，大多分布于头面躯干部，如大椎为三阳经与餐脉之会，不但能治督脉本经“脊强反折”等病证，且能治疗所有三阳各经的病证，其交会穴理论，不仅为后世考察和确定穴位提供了依据，对扩大穴位的主治范围，亦有重要意义。

2．针刺操作方法进步：《甲乙经》对每个穴位的针刺深度，都作了说明、规定。

对200个常用穴位留针时间，亦作了说明和规定。

对误刺禁针穴位所能造成的后果，作了具体阐述，对禁针穴误刺所生后果，已有具体分析。

（二）灸法的成就魏晋南北朝时期，灸治疗发展迅速，成就显著。

其中，以葛洪《肘后备急方》和陈延之《小品方》较为突出。

在葛洪前，王叔和首倡灸治疗，其所著《脉经》，即提出“灸百壮”之说。

皇甫谧对灸治疗的发展，亦作出评著贡献。

《甲乙经》对施灸壮数，一般每次为3～5壮，其中，头、面、颈、肩、背等处，多为灸3壮；脑、腋、腹部，多为灸5壮；最少者为井穴，只灸1壮；最多者为大椎穴等，灸9壮；个别穴位如环跳等，灸50壮。

《甲乙经》还提出禁灸穴位，并指出误灸的不良后果。

葛洪倡导以针灸救治急证，为其突出特色。

《肘后方》共收录针灸处方109首，其中，灸外方99首，广泛应用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三十多种病证，其对灸作用、效果、操作、技巧、忌宜等，都作了全面的阐述其主要成就，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点：（一）急证用灸：《肘后方》提出以灸法救治卒中、恶死、昏厥、寒湿、霍乱、吐泻、痈疽、狂犬咬伤、蝎螫等卒发急证。

甲穴较少，记忆方便，施灸方便。

（二）以灸补阴：《肘后方》以一壮、三壮、五壮、七壮为基数。

然后以七为倍数加壮，为二七壮、三七壮、四七壮等，以七为阳数的代表，加倍翻番。

其先阳后阴，从阴到阳，以阳治阴等灸治疗原则，亦无不体现了其以补阳为主的学术见解。

（三）灸不固定用艾，灸亦可隔物：《肘后方》为便于急救，除应用艾灸外，在仓卒无艾时，亦用竹茹、黄蜡、纸屑等为代用品。

其中，竹茹、黄蜡，既有艾炷的温熨作用，又有艾炷所没有的清热开窍，通经活络等特点，所以，它们是艾炷的理想的代用品。

《肘后方》还以隔蒜、隔盐、隔面、隔瓦甄等施灸为灸治疗的多样化发展，开辟了新途径，成为隔物灸的最早文献。

葛洪以上建树，对后世灸治疗的发展，影响极大。

继葛洪之后，陈延之《小品方》重视灸，并灵活应用，他认为灸具有简便易行、应用范围广泛、效果良好等优点。

《小品方》认为，只有恰当地掌握火量，才能使火气沿着经络达到病变部位。

火量过大，易燃伤机体；火量过小，火气不能抵达病变部位，不易发挥治疗效果。

对用灸壮数，中有一般要求，但主张就根据地域、气候、体质的不同，分别对待。

其用灸壮数，多至100，少仅14，即同一种病，也有100壮、50壮、随年壮，或一日三次用灸的区别。

取穴特点是少而精。

三国两晋南北朝药物学的丰富与发展一、本草学自《神农本草经》问世以后，医家用药，有所遵循，因而在药物学方面，有长足的进步。

三国时代，有不少医家，都对该书进行研究注释。

加以发挥，并不断增入药物新品种，使本草学的内容更加丰富。

又经历两晋大约两个多世纪的时间，不同经验的积累和各家意见的参差，引起了用药方面混乱。

客观形势需要对本草学进行另一次总结，《本草经集注》的著成，正是在这种形势的要求下出现的，成为我国本草史上的第二块里程碑。

除此而外，较有名的还有李当之、吴普二人的本草著作。

1、《李当之本草》李当之系三国时代人，华佗的弟子，梁《七录》载《李当之本草经》一卷，早佚。

宋·掌禹锡引韩保升认为李当之修《神农本经》。

李时珍则认为此书即为《李氏药录》，其文散见于吴普、陶弘景等人所修本草书中，“颇有发明”云。

但此书早佚，后世不行，因而于后代影响极少。

2、《吴普本草》吴普也是华佗的弟子，他以华佗所创五禽戏进行养生锻炼，获长寿闻名，但主要在本草学上有一定成就。

据梁《七录》载，该书六卷，而宋·掌禹锡在《嘉祐补注本草》所引的书传中则说：“吴氏本草，魂广陵人吴普撰。

吴氏系华佗弟子，修神农本草，成四百四十一种，唐经籍志尚存六卷。

今广内不复存，惟诸子书多见引据。

根据后代辑出的佚文可知，《吴普本草》一书对本草药性的叙述较为详明，诚如掌禹锡所说的“其说药性寒温五味，最为详悉，”书中对某一药常列述前代各家对该药药性的不同叙述，如认为丹砂，“神农甘，黄帝苦有毒，扁鹊苦，李氏大寒。

”人参，“神农甘小寒，桐君雷公苦，歧伯黄帝无毒，扁鹊有毒。

”对石钟乳，则谓“神农辛，黄帝医和甘，扁鹊甘无毒，李氏大寒。

”……正如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所指出，当时本草学者较多，李当之、吴普是其中较著名者。

所著本草作品，或五百九十五味，或四百四十一味不等，四百四十一味所指即《李当之本草》。

由上述佚文体例可知，《李当之本草》曾引述其前代甚多医家的资料，保存了许多前代宝贵的药学文献，是一部本草汇编。

《吴普本草》大约著成于公元三世纪中叶，流行于世达数百年，后代有不少子书引述了它的内容，如南北朝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唐代官修《艺文类聚》，《唐书·艺文志》还载有该书六卷的书目。

直到宋初太宗所修《太平御览》，仍收载较多的条文。

自此该书即散佚不存，因而《宋史·艺文志》及《崇文总目》都已见不到本书的书目，可见宋代建国后不久，此书即佚。

关于《吴普本草》的分类，据尚氏所辑，认为该书原为六卷，虽然分为：玉石、草木、虫兽、果类、菜、米食等类。

但是对照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批评其“草石不分，虫兽无辨”的观点来看，这个分类似乎与原意不够吻合。

3、《本草经集注》为陶弘景所著。

在陶氏生活时代，本草学方面的书较多，据《本草经集注》的序言中提到的就有吴普本草、李当之药录、桐君采药录、雷公药对等等，这些本草学著作，由于作者所处环境不同，对药物的记载内容也各不相同，有时对药性的记载甚至互相矛盾，这种状态对医药学，尤其是本草学本身的发展是不利的，《本草经集注》就是作者为澄清这种混乱状态、统一认识而著成的，正如该书“序录”明显指出：又有桐君采药录，说其华叶形色；《药对》四卷，论其佐使相须。

魏晋以来，吴普、李当之等更复损益，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四十一，或三百一十九，或三品混糅，冷热舛错，草石不分，虫兽无辨，且所主治，互有得失，医家不能备见，则识智有浅深。

今辄苞综诸经，研括烦省……精粗皆取，无复遗落，分别科条，区畛物类……”。

确实如此，经过《本草经集注》的总结，使我国本草学进入一个新时期。

首先，《本草经集注》几乎包括了当时社会上所应用和了解的药物，全书共载药物七百三十种，其中包括《神农本草经》原有的三百六十五种，另又收集本经所载以外，其他医家所用的各种药物三百六十五种，即当时所收载的著作《名医别录》中的大部分药物，这是对南北朝以前药物学的一次总结。

其次，《本草经集注》的编著体例，为我国后代本草学著作提供了一个基本模式，这就是把本草书分成总论部分及分论部分。

该书“序录”中对《神农本草经》原有的十多条序文进行了一些解释，并做了进一步的发挥。

尽管当时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否定《本经》的错误或不足。

如《本经》说过：“上药一百廿种为君，主寿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而《本草经集注》则指出“上药亦皆能遣疾……病既愈矣，命亦兼申”；关于药物配伍有君臣佐使，《本经》认为有一君、三臣、五佐、或一君三臣九佐；而《集注》则认为“而检世道诸方，亦不必皆尔，大抵养命之药则多君，养性之药则多臣，治病之药则多佐”。

《本草经集注》在原有基础上对用药的份量及用药，首次提出应该给予注意，认为如果分量“用得其宜，与病相会，入口必愈……分两违舛，汤丸失度，当差反剧，以至殒命”，指出用药量的重要意义，对于毒药的用量，则强调毒药有毒性大小之别、强弱不同，更要加倍注意，以免过量而伤身体。

《本草经集注》比《本经》还提出了许多新的内容，其中有药物采制、炮制、各类疾病通用药物、服药禁忌、药物度量、煎配药方、七情畏恶等等。

如指出药物产地对于该药之药性关系甚大，认为诸药“多出近道，气力性理，不及本邦”，也即强调了地道药材的重要性。

而采药时节，也指出应认真讲究，所谓“春宁宜早，秋宁宜晚，其华实茎叶，乃各随其成熟年，岁月亦有早晏，不必都依本文也”，强调了所用植物药部位不同，采摘时间亦异，应根据各地情况而定，不必硬性规定。

关于药物的度量衡，《本草经集注》更有明确规定，指出：“古秤唯有铢两，而无分名，今则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成一两，十六两为一斤。

”认为“古秤皆复，今南秤是也。

晋秤始后汉末以来，今一斤为二斤耳，一两为二两耳。

”使人注意到不同时代量药的变迁。

对于刀圭、方寸匕等容量的标准，也有明确规定：“凡散药有云圭者，十分方寸匕之一，准如梧子大也。

方寸匕者，作匕正方一寸，抄散，取下落为度。

钱五匕者，今五铢钱，边五字者以抄之，亦令不落为度。

一撮者，四刀圭也。

十撮为一勺，十勺为一合，以药升分之者，谓药有虚实轻重，不得用斤两，则以升平之，药升合方寸作，上径一寸，下径六分，深八分，内散勿案抑，正尔微动令平调耳。

”这样详尽准确的衡量标准，是《本草经集注》首次记载的。

对于药物配伍的畏恶禁忌，《本草经集注》对《本经》做了较多的发挥，认为“案其主治虽同，而性理不和，更以成患……其相须，相使，不必同类。

犹如和羹，调食鱼肉，葱、鼓各有所宜，若相宣发也。

”其内还列举半夏与生姜、防已与细辛等“数十余条”配伍的例证，使中药的配伍得到更进一步的阐发，其中有的经历代应用证实确有道理，如半夏同姜制以减其毒，至今仍在应用。

《本草经集注》的药物分类及归纳法也是具有创造性的。

作者明确指出：“今辄苞综诸经，研括烦省，以神农本经三品合三百六十五为主，又进名医副品亦三百六十五，合七百三十种。

精粗皆取，无复遗落；分别科条，区畛物类……”也就是说，这七百三十种药的分类法是按照药物原来的自然属性来进行的。

这些门类，作者分呈七部分，包括玉石（共七十一种）、草木（共二百九十九种）、兽禽、虫鱼（一百一十四种）、果菜（五十六种）、米谷（二十八种）和有名未用（一百一十七种），比《本经》三品分类法是一大进步。

《本草经集注》还创造了一种“诸病通用药”的药物归类方法，即按不同疾病及病证，把具有治疗该病的各种药物都归纳于下，例如：黄疸一证之下有茵陈、枝子、紫草、白藓四种，宿食之下有大黄、巴豆、朴消、茈胡、桔梗、厚朴、皂荚、曲孽、槟榔等，治风通用有防风、防己、秦椒、独活等，全书的记载病证八十二种，并有解蛇虺，蜈蚣、狗毒等四十多种中毒的药物等。

最后，《本草经集注》创造性采用了颇为别致的朱墨书写办法来区别《本经》和《别录》两部分不同的经文，又采用同样的方法，在诸病通用药一节中，用朱墨两种不同颜色来书写药名，以分别表示药物的冷热属性，正如他在序录中所说：“诸药主治，唯冷热须明，今以来点为热，墨点为冷，无点者是平，以省于烦注也。

”使人一目了然，易于掌握。

《本草经集注》原书早佚，清末曾在我国吐鲁番出土此书之残片，为一28.

5×27厘米之断片，上仅载燕屎、天鼠屎、鼹（鼠泉）鼠三种药及豚卵之部分注文；此片原件现藏于普鲁士学院，万斯年曾从日文译载该断片之情况，并刊于《唐代文献丛考》一书中（1947）。

罗福颐的《西陲古方技书残卷汇编》（1952）亦曾有此片临摹。

敦煌石窟亦曾出土《本草经集注》残卷，为其序录部分。

此卷曾于一九五五年由群联书店影印出版，现原件下落不明，有说在英国伦敦博物馆的，有说在日本的；由于出土原件均落入国外，故此断片残卷弥足珍贵，对于我们了解该书之内容，极有价值，目前尚无完整辑复本。

这一时期是古代本草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

我们在这里虽然只介绍了上述三部著作，但据《隋书·经籍志》的记载；此期间的本草著作很多，计有25种约百卷。

二、炮制学炮制是指对中药材的加工制作，以达到提高药物效力，减轻或消除毒性的目的，在中药应用的初期，原始的加工炮制是必然的。

如《灵枢·邪客篇》中载有半夏秫米汤，所用的半夏就是炙半夏，张仲景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所用的药物，有不少都要经过各种方法炮制。

如（口父）咀、去皮尖、炙甘草，炮附子，酒侵大黄，姜炙厚朴，虻虫去足翅等等。

适至两晋南北朝时期，对药物的炮炙，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例如《肘后备急方》“以粉之火”炙甘遂令熟，熬捣葶苈、酒渍粳米、石上水磨鹿角取浊汁……等等，《本草经集注》，已经有较原则性的意见，如阴乾、曝干、蜜炙、水渍、去节、薄切、刮截捣碎等，都有提及，对各种剂型包括散剂、丸剂、汤酒剂、膏剂在配制过程中的注意事项，饮片制备、煎药过程、过筛、剥皮……皆有所论及，另还有熬、煎、煮、去木心、去皮心、去瓤、（口父）咀、细切、薄切、槌破、镑、刮屑等种种炮制技术。

积炮制大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的专著《雷公炮炙论》，作者雷敩。

关于对此书问世的时间，一般均倾向于本书为南北朝时刘宋。

据《雷公炮炙论》自序中提到：“其制药炮熬煮炙,不能记年月哉……某不量短见，直录炮熬煮炙，列药制方，分为上、中、下三卷，有三百件名。

”强调“炮熬煮炙”在制药中的重要性，由于本书后来失传，其内容则散见于后世本草著作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本草纲目》等著作中，各载有该书234种和254种药的炮制内容。

近人张骥、尚志钧均辑录其佚文，按雷氏自序所示，复原其三卷体例，足资参考。

按《雷公炮炙论》的主要内容，是对所列各种药物的修治炮制的具体方法，但其中也不乏药物的修治原则，如在自序中就有“凡修合丸药，用蜜只用蜜，用饧只用饧，用糖只用糖，勿交杂用。

”又说：“凡修事诸药等，一一并须专心，勿令交杂，或先熬后煮，或先煮后熬，不得改移，一依怯则。

”说明当时在制作成药方面的严格操作要求。

书中特别重视药物真伪的鉴别方法，要求在使用药物时，要仔细辨认真伪，防止因品种之不同，误用而影响药力和疗效，现举附子一例，即可了解其重视鉴别的认真态度。

书中称，附子一药有“乌头、乌喙、天雄、侧子、木鳖子。

乌头少有茎苗，长身乌黑，少有傍尖；乌喙皮上苍，有大豆许者……黑如乌铁，宜于文武火中炮令皱折，即劈破用；天雄身全矮，无尖……皮苍色即是。

天雄宜炮皱折后，去皮尖……，侧子只是附子傍有小颗，附子如枣核者是，宜生用……。

木鳖子不入药。

”这不仅对附子一类药的不同品种作了形态方面的鉴别、炮制的描述，还提到了木鳖子药用的历史。

全书在这种药物鉴别方面，提出了大量的材料，如黄精与钩吻、灰翟与金锁天等等。

《雷公炮炙论》虽然著成于一千几百年前，但它对药物加工炮制的过程和要求，绝大部分都是符合科学道理和要求的，如对巴豆的炮制，要求“敲碎，以麻油并酒等可煮巴豆子，研膏后用”。

经过这样的处理，其中的有效成份巴豆油可溶于麻油中，再经加热煮过，则其中所含的毒性蛋白质发生变性，这样，巴豆的毒性就大大减小。

对大黄的炮制，书中提到：“细切，内文（汶）如水旋斑紧重者，剉蒸，从巳至未，（日煞）干”，这样，其中的蒽醌甙受热破坏，便于贮存，总之，虽然该书的内容，仍然是一些经验之谈，但这是古代人民在长时间用药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而不是主观想象的随意记录，千百年来经历了长时间的考验，有的炮制方法直至今天仍在应用。

由于本书早佚，后代已有一些人做了辑佚工作，如李仲梓辑有《炮炙论》，1932年张骥辑《雷公炮制论》，近人尚志钧辑《雷公炮炙论》，听录的佚文都不到三百种，但仅从这些辑本的材料，可知当时药物加工炮炙的内容已经十分丰富了。

总之《雷公炮炙论》是我国古代一部较完整的炮制专著，对后世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明清时期不少有关炮炙的专著，都是在该书的影响下著成的。

本时期在药物学方面，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从本草学、炮炙学的角度看，本草学在编写体例、内容及编纂思想直至具体方法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独创性。

附注：历代对《雷公炮炙论》成书年代及作者其人，有多种见解，如宋代苏颂认为是隋代之作，另说成于赵宋，又一说书成于五代，还有另一说是成书于刘宋，较多人赞同。

根据以上所述，药物的炮制，历史十分悠久，随着用药经验的不断积累，人们在这方面的知识愈来愈丰富。

技术也不断提高，在《本草经集注》中所提到的炮炙技术，就已经比较多，但由于该书是一部综合性本草，故未专章论述炮炙。

据《隋书·经籍志》所载，有《雷公本草集注》四卷，清人姚振宗的《隋书经集志考证》中，认为《雷公本草集注》即是《雷公炮炙论》按苏颂认为雷敩是隋人，亦未曾提出有说服力的论据。

据宋·赵希弁在《郡斋读书后志》中说：“雷公炮炙三卷，古宋：雷敩撰，胡治重定，述百药性味炮熬煮炙之方。

”晁公武《读书志》也有同样记述：明李时珍谓《雷公炮炙论》刘宋时雷敩所著，非黄帝时雷公也。

自称内究守国安正公，或是宫名也。

胡洽居士重加定述……”。

胡洽原名为胡道洽，后因避讳而改为胡洽，系有北朝时刘宋人，因此，《雷公炮炙论》于此时著成，重订是可能和可信的。

更重要的是客观形势的发展，也就是临床医学的需要，对药物质量的要求日益提高，需要有明确的质量要求，迫切需要炮制方面的逐步规范化，另一方面，中药炮制技术和学术方面的发展到这一时期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有可能进行一次“观其书，乃有言唐以后药名者，或是后人增损之欤?

”这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近人范行准在《中国医学史略》一书中，认为本书中多次提及“乳钵”词，足证其应为五代后之作品，这也极有可能为后世所加。

基于上述之见解，我们还是把本书作为这一时期的作品加以叙述。

三国两晋南北朝服石与炼丹炼丹术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特殊方术，其目的是通过炼制某些自然矿石或金属，得到“神丹”或人工金银等长生不老药，因而又有“金丹术”“炼金术”、”黄白术”之称。

炼丹术并不是古人追求长生不老的最初手段。

中国古代盛行过多种长生不老术，服食、行气、房中是其中最重要的三端。

炼丹术就是在服食活动中发明出来的。

所谓“服食”，并非选择食物治疗疾病，而是指通过内服药物，以求延年益寿，乃至长生不老。

动物、植物、矿物中，都有被选中的长生不老药，然而在服食家看来，作用最强、效果最可靠的长生药则是自然金石和人工炼制的“金丹大药”，因而尤其重视服石和炼丹。

服石和炼丹的显著区别，在于所服的药物一是自然矿物，一是矿物的人工炼制品，在观念上二者虽不等同，但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这不仅在于二者的手段、目的和兴衰过程具有基本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炼丹术正是在服石基础上产生的，“炼丹”的最初含义是炼丹砂，而丹砂正是服石的首选药品。

服食自然丹砂无疑属于服石，而炼服丹砂活动的出现也就标志着炼丹术的起源。

当然，早期的炼丹术与后来有所不同，因为炼丹技术和设备一直在不断发展和改进，“炼丹”的含义也就不只是炼丹砂了。

一、服石与石发矿石何时开始作内服药，现在已难以确知，不过从淳于意的《诊籍》来看，扁鹊已有了“阴石以治阴病，阳石以治阳病”的理论，淳于意引的古《论》中，也已有“中热不溲，不可服五石”的告诫（司马迁《史记》卷一Ｏ五扁鹊仓公传。

见《二十五史》第3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可知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服用石药已经相当普遍。

古人最初服用石药的目的是治病还是养生，已无法作出确切的判断，所以上述记载不足作为断定服石发端时期的依据，而当时的文学作品《楚辞》中，已有“登昆仓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屈原《涉江》见朱熹《楚辞集注》第7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等语，可以认为这些诗句反映了战国时代的服石活动。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养生方》中记载：“冶云母”以麦籍为丸如酸枣大，服后“令人寿不老”（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肆）第118页第1版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据此可知，秦汉以前确实已有服石活动。

秦始皇曾多次派人寻求不死之药。

汉武帝追求长生而餐玉屑，曾“立仙掌以承高露”（陈焘《三国志》卷二十一魏志卫觊传：昔汉武信求神仙之道，谓当得王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见《二十五史》第1139页）。

还派数千使者去寻找蓬莱仙人。

秦皇汉武的笃信挚求，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

“食金饮珠”、“餐玉”的服石活动，渐渐盛行于世。

西汉时期己有多种矿物被选作长生药，人们不仅自己采食，而且作为商品进行交易。

《神农本草经》基本上总结了汉代以前的药学成就，书中把丹砂、石钟乳、石胆、曾青、禹余粮、白石英、紫石英、五色石脂等18种石药，被列于“轻身益气、不老延年”的上品药中。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代服石的具体内容，为我们理解汉代服石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六朝时期的服百活动虽然也涉及多种矿物药，但其最突出的特点是服散之风的盛行。

所谓“服散”，是指服“寒食散”而言。

“寒食散”的名称来自服药后的节度方法，凡服后须寒饮、寒食、寒衣、寒卧将息的方药，都称之为“寒食散”，因而“寒食散”并不是特指某一特殊方剂，而是对一类方剂的泛称。

“寒受散”的来源，可以追溯到东汉时代。

最早注明“宜冷食”将息的“侯氏黑散”和最早直呼“寒食”的“紫石寒食散”，都首载于《伤寒杂病论》中（汉·张肿景《金匮要略方论》第17、58页，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6），所以皇甫谧得出“寒食草石二方出自仲景”的结论（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六第33－35页，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5）。

魏晋时期，在仲景方的基础上，又衍生出“五石更生散”、“五石护命散”、“三石肾气丸”、”靳邵散”、“五石肾气丸”、“三石肾气丸”等多种方剂，这些方剂虽然都曾被当作“大药”、“上药”服用，但其中最著名的却是“五石更生散”和“五石护命散”，所以“寒食散’，和“五石散”几乎成了完全等同的概念。

但是，“寒食散”中多为燥烈剧毒之药，能引起严重中毒，变生种种疾病。

如寒热时作、局部疼痛、体发痈疮，或出现泌尿系、消化系、神经精神症状。

这些病症反复发作，经久不愈，甚则致残丧生。

服散中毒在疾病谱中增添了新的内容，医生们给予了充分的重视，称之为“寒食散发侯”，纷纷研究预防和治疗方法，葛洪、秦承祖、皇甫谧、曹歙、道弘道人、陈延之等，都有相关的论述保留在《诸病源侯论》、《外台秘要》、《医心方》等医学著作中，其中以皇甫谧的《寒食散论》最具代表性。

皇甫谧曾经躬行服散，散发后自己调治而愈，所以服散发动者多来向他请教救治方法。

曾有一姜姓患者“以药困绝”，经皇甫谧救治脱险得生，当时正服散发动的平阳太守刘泰听说后，遣使者询问解救方法。

皇甫谧“辞不获已，乃退而惟之，求诸本草。

考以《素问》，寻故事之所更，参气物之相使，并列四方之本，注释其下，集而与之。

”（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六第31页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5），这就是所谓的《寒食散论》。

《诸病源候论》卷六“寒食散发候”所引“皇甫谧云”，当是《寒食散论》的主要内容。

皇甫谧认为，造成散发不够的原因，主要在于服散失其节度，故即首先提出了严格的将息节度方法。

他指出，服散须臾要以冷水洗手足，待药行之后，则脱衣冷水极浴，常当寒衣、寒食、寒饮、寒卧；常饮酒令体内熏熏不绝；还须烦劳，如行走、跳涌、劳动出力等。

这些方法可能具有一定的解毒和排毒作用，后世医家曾用之于丹药及其他石药中毒的预防和解救。

当然，六朝时期解救散症，并不止皇甫谧一家之法。

如道弘道人著《解散对治方》，首创药物“相对”、“相动”理论，认为五石散中的石药分别与方中的草药相对，由于相对的药物可以相互发动，从而导致不同的散发症状。

如：“钟乳对术，又对括萎，其治主肺，上通头胸，术动钟乳，胸寒短气；钟乳动术，头痛目疼。

”（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六第32页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5），这样，就把散发症状同药物、脏腑特异地联系起来，治疗时则从相应的脏腑入手，显然与皇甫谧“六反”、“七急”、“八不可”、“三无疑”很不相同。

《解散对治方》的理论，虽被孙思邈收入《千金要方》卷二十四中，但在晋代却不为医家所推重，《小品方》即指出“对治新方”不可轻信，唯有皇甫谧的节度之法可从。

（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六第33页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5）皇甫谧的服散节度方法的救治措施虽然被人们所接受，但其实际效果却大为可疑，即以他自己的评价，也不过“释朝夕之暴卒”而已，并不能“终蠲此疾，没齿无患”，所以服散发动，经久不已，医治无效，致残毙命者大有人在。

服散的动机、流行及衰落：不少人认为“五石散”只是一种房中药，这种观点带有很大的片面性，综合古代文献记载，加以深入分析，就会发现服散目的大致有三个方面，以主次为序，则是补虚、长寿、增强性功能。

皇甫谧的《寒食散论》是考察服散可以依据的最早文献，他说：“近世尚书何晏，耽声好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侍以相授，历岁之困，皆不终朝而愈。

”（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六第33页影印本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十分明显，“寒食散”一开始就被用来补虚，也是以强壮剂行世的，后来则作为高级补养药用于强壮身体，统治百病。

余嘉锡在罗列了50余条六朝服散事例之后指出：“当时士大夫翕然从之。

宋尚（宋尚西晋医生，著《太一护命石寒食散》，已佚），更推广之以治一切之病，由是自西晋至南北朝，争相服饵，几成风俗，岂皆有劳伤之疾哉？

以为护命散无病不治，且久服可以长生故也。

”（余嘉锡《寒食散考》见《余嘉锡论学杂著》第210页第1版北京：中华书局1963），正如余氏所言，服“寒食散”的另一目的是延年益寿。

秦承祖说：“夫寒食之药，故实制作之英华，群方之领袖，虽未能腾云飞骨，练筋易髓，至于辅生养寿，无所与让”。

（《医心方》卷十九第452页，影印本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千金翼方》《医心方》等多认为，熊使弱者复壮的药物，当可延年，故而无病之人服“寒食散”多希图延年益寿。

孙思邈说：“有贪饵五石，以求房中之乐”（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一第2页，影印本，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由此可知，“寒食散”确曾被当作房中药。

魏晋道德观的转变，也是服散之风盛行的重要条件。

曹魏正始年间，人们开始用理性的眼光审察和批判过去的一切，“名教”和“自然”的关系成为玄学家们的重要论题，王弼的“祟本息末论”，强调扶植人的朴素情感和自然本性，嵇康则更明确地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

在玄学理论的影响下，人们开始强调人的真情实感、自然之性和个性，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名教的桎梏及名利的束缚，从旧道德观念的禁锢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

人们可因“散发”违命，也可以饮酒居丧。

服散后的种种放荡行为，都不被视为违犯道德轨范而受到指责，这在两汉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服散之风盛行约300年后开始衰落了，其根本原因则在于“寒食散”药性酷烈，“将息至难”，服散造成的一系列特殊病症引起了社会警觉。

唐代服“五石散”者已不多见，人们多单服钟乳石、白石英、紫石英等强身延年，服石的历史呈现出一大转折。

二、炼丹术与医药化学（一）炼丹术的兴起及其思想基础炼丹术的产生至迟不晚于秦汉之际。

有关专家对马王堆一号墓古尸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尸体组织内铅、汞含量超过正常人的数十倍至数百倍，根据组织内铅汞化合物结构与棺液中的化合物不同，以及铅、汞在各器官分布极不均匀的选择性蓄积现象，排除了体内高量铅汞系由棺液经皮肤渗入的可能性；另外尸体小肠内还有大量含汞物质残留，所以研究者认为：“口服仙丹之类的药物可能是古尸体内铅汞的主要来源。

”（湖南医学院《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古尸研究》第224页文物出版社1980），墓主人下葬于汉文帝初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这表明在汉初已经有人炼服“仙丹”，炼丹术的实际发端时间应当更早。

炼丹术产生之后，在两汉时期发展很快，不仅有大量的文士从事炼丹活动，而且出现了专门的炼丹著述。

据陈国符氏考证，现存的《太清金液神气经》、《黄帝九鼎神丹经》、《太清金液神丹经》，都是先于《周易参同契》问世的汉代炼丹专著。

（陈国符“《道藏经》中外丹黄白法经诀出世朝代考”，见赵匡华主编《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东汉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第一次把易理和炼丹联系起来，从哲学的高度对炼丹家的经验进行了概括和总结，所以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炼丹理论著作。

（《中国大百科全书·化学》第1236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汉代炼丹术的发展，还给当时的本草著作打下了时代的烙印。

《神农本草经》记载了丹砂能化为汞：石胆能化铁为铜成金银；空青能化铜铁铅锡为金；曾青能化金铜；石硫黄能化金银铜铁奇物；水银能杀金银铜锡毒，溶化还复为丹，等等，这些都是炼丹家通过实践所得的认识。

炼丹术在汉代兴起，有其一定的思想基础，除不可避免地受到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之外，与神仙学说、物性互渗意识和尸体不朽的信仰也密切相关。

中国古人的不死观念与鄙薄尘世、超脱人生的丰富想象相结合，产生了战国对期的神仙思想，至秦汉时期进一步形成了完整的神仙学说。

《抱朴子内篇》引《仙经》曰，“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后蜕，谓之尸解仙。

”（晋·葛洪《抱朴子内篇·论仙》卷二见王明《抱仆子内篇校释》第20页中华书局l985），对这种三等神仙学说的虔诚信仰，使人们不能理解服石饵丹者的死亡与常人无异，而认为是“尸解”变成了仙人中的一种，这样不但不能接受前人中毒丧生的教训，反而更坚定了成仙的信念。

尸解成仙的理论在汉代曾受到唯物主义理论家王充等的批判，但作为服石炼丹活动的重要思想基础，这种理论并没有因此而被抛弃，葛洪依然认为李少君、费长房、李意期等人的死，都是尸解成仙，并以此宣扬神仙学说。

炼丹术最早从炼丹砂开始，可能与古人的尚赤观念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丹砂能使尸体不朽的信念。

曾有人证明，组织中汞的含量增高可以延缓组织的腐败。

（陈康颐死体现象（四），内科学报2；162；1951），古人常常把丹砂放入墓穴，主要目的可能是使尸体得到长期的保存。

另外，丹砂受到特别重视，还由于它具有与水银互化的特性，这一化学性能的被发现，不仅增强了丹砂的神秘性，也使水银的地位大大提高。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陵内“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

”（汉·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纪见《二十五史》第31页版本同前引），本世纪80年代初，曾有人两次将勘查地球化学中的汞量测量技术，应用于秦始皇陵，结果在125900平方米的陵墓封土范围内，发现一个12000平方米的强汞异常区，《史记》的记载，从而得到了初步的证实。

（常勇、李同秦始皇陵中埋藏汞的初步形容考古190（7）；659；1983），《抱朴子》说：“金汞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况服食乎?

”（转引自明·李时珍《本草纲目》第523页人民卫生出版社点校本1977），可见秦汉似降，丹砂、水银一直被当作重要的炼丹原料，是与古人关于尸体防腐的认识分不开的，从尸体不朽，到肉体不死，人们对同一物质寄予了不同的希望。

（二）道教对炼丹术发展的影响秦汉时期，炼丹术主要掌握在方士手中。

魏晋之后，道教勃兴，许多方士成了道士，炼丹术则主要以道术的形式，与道教同步得到发展。

一方面，炼丹术作为统治者信仰的长生术，成了道术的组成部分，吸引一些高级士族加入道教，促进了道教的发展；另一方面，宗教的外衣又进一步增强了炼丹术的神秘性，随着道教的传播，炼丹活动的范围和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同时，历代统治者崇道，也使炼丹术得到更有力的支持。

晋唐之间，官方道教不断发展，在这段历史时期。

炼丹活动主要由道士在深山、大观和帝王宫中进行。

由于炼丹道士往往兼修医药，也有不少医生参与炼丹，因而出现了一些既是医生又是道士的人物。

葛洪和陶弘景就是典型的代表。

（三）著名医家的炼丹活动葛洪虽以儒学知名，但尤好神仙方术，先从郑隐和鲍玄学习炼丹，后在罗浮山炼丹积年，直至终殁。

葛洪所著《抱朴子·内篇》，是关于道教宗教哲学和神仙方术的重要著作，书中专设”遐览”、“仙药”、“金丹”、”黄白”诸篇，收录了多种现已失传的炼丹书目，备载服石、炼丹、行气、房中等方术，集晋以前神仙方术和理论之大成。

《抱朴子·内篇》不仅记载了许多现已失传的炼丹著作、多种炼丹药物和具体的炼丹方法，而且还从实践中概括了元素循环的思想。

如“金丹”篇指出：“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

”（见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第72页、第281页版本同前引），这是说煅烧丹砂（硫化汞）可使其中含的硫变成二氧化硫，而游离出金属汞（水银）：再使水银同硫黄化合，最后又生成赤色的硫化汞结晶，“黄白”篇中指出：“铅性白也，而赤之以为丹；丹性赤也，而白之以为铅。

”这里描述的是，铅经过化学变化成为铅白（白色碱式碳酸铅），铅白加热可变成铅丹（赤色四氧化三铅），而铅丹经过化学变化，仍可成为铅白。

葛洪在这里不仅是表述具体的化学反应过程，更重要的是通过列举化学变化的实例，阐述具有可逆性、循环性的物质变化思想，以论证丹砂能令人长生、黄金可人工合成信念的正确性。

葛洪及其《抱朴子，内篇》，在道教史和炼丹史上都有重大影响。

南北朝时期，受葛洪影响而以炼丹修道闻名者，当首推宋梁间人陶弘景。

陶弘景同葛洪一样，既是知名炼丹道士，又是著名医学家，他10岁时，“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研寻，便有养生之志。

”（《唐·李延寿》南史卷七十六隐逸下陶弘景传），36岁退出仕途，隐居茅山。

陶弘景曾经“遍历名山，寻访仙药”，得到神符秘诀之后，用梁武帝提供的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药物，合炼“飞丹”，又把丹药献于武帝，进一步博得了武帝的敬重。

陶弘景勤于著述，到老年更加孜孜不倦，所著道书和炼丹书，主要有《真诰》、《合丹法式》、《太清诸丹集要》等。

（四）丹药的临床应用现代化学技术证明，古代丹家炼制的丹药，主要是有毒的汞、铅、砷、硫化合物，所以历代服食丹药中毒丧生者史不绝书。

炼丹术作为追求长生不老的方术失败了。

但是，炼丹家们取得的化学成就却在中国科技史上永放光彩。

中国古代的汞化学、铅化学、砷化学、矾化学以及冶金技术，都由于炼丹家的创造而遥遥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也是在丹家的炼丹炉里诞生的；中国炼丹术经过阿拉伯传到欧洲之后，又成了近代化学的摇篮。

从医学史的角度研究炼丹术，当然不能主要着眼于其一般的化学成就，更应该注重它在医药方面的重要贡献。

15世纪末叶的巴拉塞尔修斯有一句名言：“金丹术的宗旨不是炼冶黄金，而在于为人类疾患研制药品。

”（转引前引李约瑟文，见《中华文史论丛》（3）；99；1979）。

虽然炼丹作为长生术日趋衰落，但它作为“为人类疾患研制药品”的化学技术却没有被遗忘，医药学家们只是把它的应用重点从保健医学转移到治疗医学上来。

丹药用于疾病的治疗，有外用和内服两种给药途径。

郑玄注《周礼·天官冢宰下》疗疡“五毒”时提到的“五毒方”，是关于丹药外用的最早记载：“五毒，五药之有毒者，今医人有五毒之药，作之合黄礜，瞿石胆、丹砂、雄黄、礜石、慈石其中，烧之三日三夜，其烟上著，以鸡羽扫取之以注创，恶肉破骨则尽出。

”（《十三经注疏》第668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

虽然，丹砂、雄黄、礜石等在《五十二病方》中已被用作疡科外用药，但这些用法不会是“五毒方”的直接渊源。

《抱朴子·内篇·金丹》载录的《太清经》“九光丹”中的五石，除曾青与“五毒方”中的石胆不同外，其余四味则全然无异，因此有人断定二者存在着同源关系（赵匡华、张蕙珍汉代疡科“五毒方”的源流与实验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3）；199；1985）。

丹砂、雄黄、礜石、磁石、曾青等，在西汉时期已是被神秘化了的炼丹常用原料，“五毒方”将“五毒”混合升炼的方法，应当首先是炼丹家的技术成果。

《周礼》把”五毒”与“五气”、“五药”、“五味”并举，似乎属于泛论而并无具体所指，所以郑玄只说：“今医人有五毒之药”，而没有断定周人也曾用过此方。

不过，“五毒方”至迟在东汉时期已被用于外科临床。

汉代以后，丹药外治疮疡的方法一直没有失传。

《外台秘要》卷十四、卷三十分别记载的“范汪飞黄散”和“广济飞黄散”，所用药物和炼制方法，都与汉代“五毒方”相近似。

宋代文学家杨亿，曾在笔记中记述了宋人按郑玄法合药治愈疮疡的事例（许叔微《普济本事方》第99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

可见“五毒方”通过方书记载或口耳授受，不绝如缕地流传下来。

《刘涓子鬼遗方》（499）等外科专著中，很少使用炼丹产物。

随着服丹中毒事故的不断发生，人们对丹药内服的方式产生了怀疑和恐惧，而对外用丹药治疗外科疾患的疗效和安全程度却给予了越来越充分的肯定。

一些外科专著及综合性医书的外科篇卷中，都大量记载了丹药的制备方法和临床应用，从而外科成了丹药的主要用武之地，炼制外用丹药成了炼丹术的主流。

根据丹药的烧炼方法和化学组成，可把众多丹药配方分为氧化汞类（如红升丹）、氯化汞类（如白降丹）、硫化汞类（如太乙小环丹）以及其它杂类四大类型。

目前各类丹药仍被用于骨髓炎、骨结核、淋巴结核等，在外科临床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国两晋南北朝少数民族医学一、藏医学公元前三百年左右，西藏最早的统治涅赤赞普从玻密来到雅隆神山绛妥孜（今山南地区穷结县附近）他认为雅隆是个好地方，这里的雅拉香波山奇异壮观，于是来到赞塘阁希（在今山南附近）。

那里的人表达他们要推涅赤赞普为王的意愿。

在即将就座之时，涅赤赞普提出了六条疑问，其中有一条就是关于“毒物”。

当时，从象雄来的贤者拉·戈玛由德回答藏王说：“有毒就有药”，（《五都遗教·太臣教诫》（藏文版），第135页民族出版社，1988），意思是可以用药来对治中毒症，由此也可见，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一些药物方面的知识。

藏医学的形成据载：藏历木狗年出生的吐蕃王朝第二十八代赞普拉妥妥日年赞（254～374）在位时期，从天竺来了两位医生，名为戈齐碧齐和碧戈拉孜在西藏民间行医，传授医学知识，对本医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赞普把他请到永布拉岗王宫，并表达把他们留下来传授和从事医疗事业的愿望，两人欣然区允。

赞普还把公主益吉悦怡嫁给碧章戈章，并生下儿子董格妥觉间。

长大后，二位医生向他传授了《脉经》、《食经》、《药经》、《放血火灸经》和《医械工巧经》等，医术逐渐精通，并成为名医。

后来两位天竺医生归国，董格妥觉间就担任了藏王拉妥妥日年赞及其子赤年松赞的保健太医。

此后，董格妥觉间的儿子慧广子、慧无比子、慧明子、慧仓子、慧友子代代相传，五代业医，依次担任第29代～33代藏工赞普的保健太医。

如30代藏王仲年德吾，因为受地魔所缠身，患有疠疾，他留下遗嘱：为免于后代再受此苦，他愿在活着时便住进穷结香达的坟墓，他的儿子叫贡巴札，患有眼疾（这是一种先天盲症，估计是一种先天性白内障），请来吐谷浑一专治眼病的名医来为他治疗，其属下遵此嘱，请来吐谷浑医生，用金针治愈了王子的眼疾。

王子重见光明后，最先见到的是拉萨何达莫日山上的羊，所以后来他即位时名叫达日年思（意为看到达日山上的盘羊）。

二、彝医学彝族历史悠久，其民族散居于今四川、云南、贵州及广西等省区，先民与羌族也有联系。

彝族传说其先民也是猴子所变，其民族文字据说在公元前若干世纪即已应用。

现在挖掘，流传的彝医著作已有一些，如《勒俄特依》、《聂诺苏期》，还有民间存在的手抄本如《此母都齐》（补泄药）以及无书名之手抄本甚多。

根据这些资料、传说，研究者认为，古彝民很早就掌握了一些医药知识，如原始彝族先民利用火来治病、熟食保健，利用石器直至瓦片针和后来的金属针做针刺治疗。

他们认为，人体以四大经络为主，其穴位大多是静脉放血点，经穴和气穴。

彝族社会在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的曲布开始，就已经有巫术活动了。

据《勒俄特依》记载：此时已有彝文记载的经书，书中还出现“医药”。

“枯此齐”（内治、内服）和“依此齐”（外治）等名词术语。

彝族先民很早就认识药物，如对植物药中的“毒药”（草鸟这一类）认识深刻，毕魔的经书中，就有专门记载毒药的《都波都（火巴）》，用它们来治疗疮疡、肿毒、风湿及疼痛等病症。

在动物药方面，用得多的是自然界一些小动物鲜血，生吞鱼、猪、牛、羊……等动物胆。

也知道利用天然的硝石、硫磺、盐……等等来治疗外伤、跌打肿痛。

总之，这一时期的彝族医药是由原始医疗活动，积累经验，逐渐丰富的过程，但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知识。

三、维医学这一时期塔里木盆地周围绿洲又增加了新的居民成分。

匈奴、鲜卑、羌族、汉族及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粟特人等都有迁入。

公元五世纪初，焉耆一带曾被柔然人统治，公元552年，突厥军队击败柔然，建突厥汗国，天山南北皆在其统治之下。

晋·崔豹《古今注》记乌孙国有一种青田核，“得碧水则有酒味，出如醇美好酒……饮之尽随更注水，随尽随盛，不可久置，久置则苦不可饮。

曰青田酒。

”一位中原汉人得到过的两枚“青田核”。

乌孙墓出土有陶制扁平茧形壶，装酒、水或奶，甚便于携带。

此壶形制与陕西关中战国墓出土所见相仿。

《魏书》记“悦般因在乌孙北……其先匈奴北单于之部落也……其人清洁朝俗，日三澡漱，然后饮食。

国南界有大山，山傍石皆燋熔流地数千里乃凝坚，人取以为药，即石流黄也。

葡陶及葡陶酒亦殊著名。

曹丕云其“味长汁多，除烦消渴。

又酿以为酒，甘于曲蘖善醉而易醒，”（诏令）尼雅出土卢文续记用阴干葡陶代替经蜜做丸，至今沿用，“琐琐葡萄”即南方所称“番葡萄”，阴干后入药，解表透疹，利尿解毒，可治小儿麻疹、热淋涩痛、胎动不安等。

甜瓜（哈密瓜）亦入药，《本草纲目》谓其“止渴除烦热，利小便，通三焦闭壅气，治口鼻疮。

”籽、蒂亦入药。

民间认为长吃甜瓜可长寿。

高昌王朝墓葬出土物有铜网眼罩、踢鞠球书、树叶锦丑衣（月经带）文书记述、牙签、耳勺等个人卫生用具。

城中有陶质下水道及良好给水系统、护城河。

文书中包括货屋人“不得病死”，痈创病人不得参与祭祀，以及病情报告、医治不安致死之调查等，可见医事制度一斑。

户口账中记有“2人，医学生”，推测有医学馆之设立。

吐鲁番受中原文化影响甚大。

除四书五经教授，“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小异而大同。

”（《梁书·诸夷传》）所出土医药文书，有《唐人选方第二种》、《车草经集注》、《耆婆五脏论》、《诸医方髓》、《七名氏禁方第一仲》、《针灸节抄》、《牛病重药方》、《萎蕤丸服药方》（并药丸实物一枚）、《刘湄子鬼遗方》、《怀男怀女法》等多种残卷，今藏于德国、日本及新疆博物馆。

特别是日本人掠去药价文书16种，记载了药物互市情况，中原药物及西方贩卖之香药，石蜜等均在此交易。

一份文书记售香药2983斤，硇砂925斤，合瑜右、郁金根、石蜜等共4190斤，数量甚大。

公元前二世纪，佛教首先传入于阗，印度医药亦影响到新疆。

印度医书有被译为于阗语，称《于阗语医学文献》，为斯文赫定、斯坦因掠去。

唐天宝年间（八世纪）出现了一位名医赞巴希拉哈（生年不详），应藏王之邀入吐蕃，将印度医学和本地经验带到西藏。

1890年，Bowen氏在龟兹佛教塔发现七部古梵文著作，时代在公元前350年左右，包括医书三部。

第一部论大蒜用途：长食可长寿；第二部名《精髓》（Naranitaka），记妙闻氏等古医家及处方；第三部为药物方剂。

由此推测，当时涌入新疆之印度医书必不少。

据《隋书·经籍志》所载录之《西域诸仙所集要方》、《西域婆罗仙人方》、《西域名医所集要方》等，可能是经新疆（西域）、医师所手辑、转译之医方，传于中土。

四、壮医学晋代的《南方草木状》，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植物学专著，其中就记载了许多壮医用药：如“吉利草，其茎如金钗股，形类石斛，根类芍药，交广俚俗多蓄蛊毒，惟此草能解之，极验。

吴黄武中，江夏李侯以罪涉合浦，始入境，遇毒，其奴吉利者，偶得是草，与候服，遂解。

”清代谢启昆的《广西通志》中尚有吉利草产于壮族聚居的上林县的记载。

“蕹，叶如落葵而小，性冷味甘……南方之奇蔬也。

治葛有大毒，以蕹汁滴其亩，当时萎死，世传魏武能噉治葛至一尺，云先食此菜。

”壮族民间至今仍流传这一治疗经验。

“豆蔻花……旧说此花食之破气消痰，进酒增倍。

泰康二年，交州贡一篚，上试之有验，以赐近臣。

”交州当时辖有广西部分地区。

葛洪曾经来过广西，在北流县勾漏洞炼丹，对广西壮族先民的医药情况多有了解，因此在所著《肘后备急方》中有关岭南壮医壮药的记载不少。

如书中记载了岭南地区治疗脚气病、防治沙虱毒（羌虫病）的经验。

该书对岭南土人、俚人（壮族的先称）的用毒、解毒方法尤为重视，多次提及。

在论述毒箭时曰：“凡箭毒有三种，交广夷俚用焦铜作镞，……才伤皮便洪肿沸烂而死。

……中若有中之，即便餐类，或绞滤取汁饮之，并以涂疮上，须臾即定。

”并指出，广西盛产的蓝青、藕、生葛根、干姜、雄黄、竹沥等皆可解之。

广西盛产的鬼针草、生蓼、干姜、荆叶等，内服或外敷，可治毒蛇咬伤，对岭南地区毒药，记载更详：“岭南俚人毒药，皆因食得之，多不即觉，渐不能食，或更心中渐胀，并背急闷，先寒似瘴。

”说明当时的岭南毒药中，缓发者危害亦不小。

“若中毒微觉，即急取一片白银含一宿，银变色，即是药也。

银色青是蓝药，银色黄赤是菌药。

久久毒入眼，眼或青或黄赤，若青是蓝药，若黄赤是菌药。

俚人有解治法，畏人得法，在外预合，或言三百头牛药，或言三百两银药。

余住久，与首领亲狎，知其药并是常用。

”并言所用的方药如生姜、常山、土常山、黄藤、都淋藤、干蓝实、白花藤、甘草、甘蔗、巴蕉等“岭南皆有”。

岭南地方病水毒、沙虱，射工、蛊毒、脚气病等，在《诸病源侯论》中也有专篇论述。

岭南越人是壮族先民，秦汉至隋，广西地区的大部分居民是越人，他们所掌握的药物知识和医疗技术，对壮族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

壮族医学是在秦至隋时期岭南越人创立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起来的。

三国两晋南北朝军事医学一、军医的设立《太平御览》载晋朝刘德“官至太医校尉”，《资治通鉴·晋纪》中记有武帝时程据为太医司马，又《晋书·刘曜传》所载刘曜被擒，石勒“使金疮医李永疗之”之事。

可见公元五至六世纪时，朝廷已有专职治疗战伤的医生——金疮医。

北魏延昌元年（512年），“肆州地震陷裂，死伤甚多”，世宗下诏说：“亡者不可复追，主病之徒，宜加疗救，可遣太医、折伤医，并给所须之药就治”（《魏书·过宗纪》）。

以上太医校尉、太医司马、金疮医和折伤医,可能都是当时的军医。

两晋南北朝时，帝王及将帅出征，也多派遣太医，或有侍医跟随。

二、士卒的体检历史上明文记载由医生对征募入伍士兵进行体检，首推齐东昏候萧宝卷在位之时以（499－501年）。

《南史·齐本纪下》叙述其役政的腐败情形：“自永元（499年）以后,魏每来伐，继以内难，杨、南徐二州人丁，三人取两，以此为率，远郡悉令上米，准行一人五十斛，输米既毕，就役如故。

又先是诸郡役人，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

又东境役苦，百姓多注籍诈病遣外。

医巫所在检占诸属名，并取病身。

凡属名多不合役，止避小小假，并是役荫之家。

凡注病者，或已积年皆摄充将役，又追责病者租布，随其年岁多少，衔命之人，皆给货赂，随意纵舍。

”从上可知，当时检查人丁是否可服乓役，不仅是医生，且有巫师在内。

一方面，豪绅地主包庇应征募者逃役；一方面，巫医又借工作之便，勒索百姓钱财，放走合格的兵丁，而将有病、孱弱、贫穷的丁口充数。

三、有关军队多发病及流行病的记载疾病对于人类生命的威胁，往往超过战争的杀伤力。

战争中远行征伐，风餐露宿，容易发生各种疾病，是古代军事家早已重视的事情。

三国时赤壁之战，战争还未开始，孙权主将周瑜就已断言：曹操“驱中国（指中原地区）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

果然，曹军到江汉水网地区后，尚未接战，“军众已有疾病”（《三国志、周瑜传》）。

《魏书，武帝纪》中也记载：“公（曹操）至赤壁，与（刘）备战不利。

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用引军还”。

这里更把“大疫”作为曹军败还的第一位原因，赤壁大战之后半年，曹操在第一项军令中说：“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同上）。

在这一时期内，历史上所载战时多发病及流行病，大致有以下几类：（一）疫及大疫北魏道武帝于皇始元年（396年）亲率“六军四十余万”，南下讨慕容宝，节节胜利，但至“皇始二年（397年）八月，丙寅朔，帝自鲁口进军常山之九门，时大疫，人马牛多死。

帝问疾于诸军。

对曰：在者才十四五。

”（《魏书·太祖纪》）。

泰常八年（423年），刘义符遣道济等救青州，“刁雍求将义兵五千要峻破之。

（叔孙）建不听”说：“兵人不宜水土，疫病过半，若相持不休，兵自死尽，何须复战？

今不损大军，安全而返，计之上也”（《魏书刁雍传》）。

（二）疟疾、瘴气梁武帝时（502～549年），殷钧任明威将军，临川内史，“郡旧多山疟，更暑必动，……，郡境无复疟疾”（《梁书·殷钩传》）。

和平元年（460年）八月，魏文成帝拓拔睿行幸河西，“西征诸军至西平，什寅走保南山”“九月，诸军济河追之，遇瘴气，多有疫疾，乃行军还”（《魏书·高宗纪》）。

（三）虏疮（天花）葛洪《肘后方》所载之“虏疮”，说明天花在我国之流行乃由部队传播。

四、创伤的诊断和治疗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践医学的发展，使金创折疡的临证经验得到积累和发展。

《肘后方》介绍了危重创伤的早期处理，描写了颅脑损伤和外伤可导致大出血致死的部位。

《外台秘要》卷20“金疮禁忌序”中引葛洪“凡金疮出血，其人若渴，当忍之。

常用乾食并肥脂之物以止渴，慎勿咸食，若多饮粥荤，则血溢出杀人，不可救也。

又忌嗔怒大言笑，思想阴阳，行动作劳。

勿多食酸咸，饮食酒、热羹臛辈，皆使疮肿痛发，甚者即死。

现代对创伤休克及出血性休克的处理，仍然采取这些措施。

葛洪认为：“凡金疮，伤天囟、眉角、脑户、臂里跳脉（肱动脉）、髀内阴股（股动脉）、两乳上下、心、鸠尾，小肠及五藏之腑输（位于胸背，去脊柱三横指）皆是死处，不可疗也”颅脑损伤、肱或股大动脉出血不止，或内脏破裂，肋骨骨折所致的气血胸等证候，对现代医学来说也是严重的战伤。

刘宋时龚庆宣整理的《刘涓子鬼遗方》是中国在痈疽金疮方面论述较详的第一本方书。

刘涓子曾随宋武帝刘裕北征，在军中以善治金疮痈疽闻名。

全书共载方140余首，其中治金痈疽方有34首。

他还提出：如被有射网的毒箭所伤，可用兰子散解毒。

如箭在肉中不出，可用半夏和白蔹下筛，以酒服。

并说：“浅者十日出，深者二十日，终不住肉中”。

三国两晋南北朝中外医学交流三国以后，与外国的陆上、海上交通均已逐渐发达，交往逐渐开展，其间自然也带来了医药卫生方面的交往。

一、中印医学交流中印两国，都是古代的文明古国，各有自己的民族文化。

两国的医学在古代都已十分发达。

早在后汉时期波斯籍佛徒安世高开始翻译佛经，其中即有涉及医学的一些内容，如关于胚胎发育的内容，就出现在《地道经》中。

古印度医学是吠陀时期出现的，称为“寿命吠陀”，或称阿输吠陀，其内容大致有八个方面，体现在后代古印度医学遗留的一些医学著作中如伐八他氏（Vagbhata）的《八支心要集》，此八支的内容包括内科，又称身病医方又称之为身患），外科，小外科又称利器医方，鬼病方科，小儿科或称看童法，毒药科又称恶揭陀药科论，亦即解毒学，长寿科及性医学。

由于两晋时代佛学已经陆续输入我国，而古代印度佛学中有五明学，其中之工巧明即包括寿命吠陀在内，这就难怪两晋以后，印度医学曾在我国产生一定的反响。

如佛学讲究四大学说，葛洪《肘后备急方》经梁陶弘景整理后，就把它更名为《补阙肘后百一方》，并且提出：“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辄有一百一病，是故深宜自想。

”这些都是受印度的“四大”学说的影响的。

我国对印度的医学上曾有过一些影响，如六世纪的高僧宋云在其《行纪》中，就介绍了华佗医术在印度传播的情况。

我国的药物，早就通过丝绸之路输入印度，被誉为“神州上药”，这从唐代僧人赴印度取经归来所写的著作中可以见到。

二、中日医学交流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早就有友好往来。

早期的日本在与中医学的接触方面，主要是通过古代朝鲜进行的，其后，我国与日本的往来就比较频繁。

日人木宫泰彦在《日中文化交流史》中指出：“《宋书》和《南史》中所载日本和南朝的往来虽然主要出自政治关系，而来往于汉人的文化中枢南朝首都建康前后既达八次之多，亲眼看到中国宫庭中庄严的仪式礼节和汉人的灿烂的文化生活，必然带回一些新知识，对日本文化的发展发生很大的影响。

应该说，在本时期的早期，中医时日本的影响主要是间接的，如日本仁德天皇时，当时朝鲜的韩医方即传入日本”。

（史世勤《中医传日史略》，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后来，允恭天皇、雄略天皇（五世纪）、钦明天皇（六世纪）曾先后向朝鲜求医，有的是因为皇室成员或天皇本人患病，有的是时疫病流行。

朝鲜曾应请分别派出金波镇、汉纪武及其他医家去日，以“韩医方”开展治疗，而当时之韩医方即是中药为主的医疗体系。

公元562年，日本钦明天皇时期，吴人知聪携《明堂图》共一百六十四卷到日本，对该国后来古代医学，尤其是针灸医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此后，日本的医学发展很快，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医家和医著，如公元808年出云广员的《大同类聚方》，是为最早的日本汉医方，深江辅仁有《掌中要方》、《本草和名》等，也都较有影响，其他医家还有和气广世、小野根藏等，也都是有名汉方医家。

这些都与这时期汉医方的传入所打下的基础密切相关。

三、中朝医药交流中朝两国山水相连，自古以来文化交流十分密切，早在西汉时期，中国与朝鲜之间医、药、卫生等方面交流已经开始。

中朝医药交流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更频繁和深入。

早在公元四世纪中叶，中国僧侣顺道、阿道、摩罗难陀和墨胡子等携汉译文佛经相继到高句丽（公元372年）、百济（公元384年）和新罗（公元422年）。

由于佛典“五明”中就有“医方明”，所以僧侣本身知医药会施疗（金斗钟：《韩国医学史》，第42，36，37，41，48页，韩国探求堂，1966年版）。

据朝鲜《三国遗事》卷三“顺道肇丽”，“阿道基罗”条的记载，当时去朝鲜的中国僧侣顺道、阿道、墨胡子等会施医疗，出入于宫廷，边传教，边施疗（然禅师撰《三国遗史》，第200，203～205页，韩国学友社刊，1964年改订版）。

加之，以施疗为主的僧医也逐步增多，曾一度在朝鲜颇盛行僧侣医学。

随后葛洪《肘后方》、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也相继传去，中国养生法及炼丹、炼金术，朝鲜称它为“仙道术”，陶弘景《本草经集注》：“金屑，辟恶而有毒，不炼服之杀人，高丽……成器炼熟可服”（陶弘景：《本草经集注》）。

百济把葛氏《肘后方》的治肺痈方和治丁肿方收载于《百济新集方》里（金信根：《韩医药书考》第1页，汉城大学校出版部，1989年初版），据《周书》载，百济“兵有弓箭、刀梢……其秀异者颇解文，又解阴阳五行……又解医药卜巫占相之术。

”（《二十五史》，“周书”，第8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

时隔二十年后，中国陈文帝天嘉二年（561），吴人知聪携内外典《本草经》、《明堂图》等164卷医药书赴日，途中路经高句丽，在高句丽传授了汉医学，（坂本太郎等校注，《日本古籍文学大系》分卷，“日本书记”（下）“卷19”,第126页，岩波书店，1965年版），更进一步地促进了朝鲜医学的发展。

医事制度方面，朝鲜百济按照中国南北朝时期将医者与药者分工成为太医丞和药藏丞的作法，设置了医博士和采药师。

（金斗钟：《韩国医学史》，第12，36，37，41，48页，韩国探求堂，1966年版）。

本时期，中朝两国间的药品交往亦较密切，陶弘景撰《本草经集注》里收载的高句丽、百济所产和使用药材就有人参、金屑、细辛、王味子、款冬花、白附子、蜈蚣、昆布、芜荑、银屑等，且对药材形状和药性做了详细记述，如对人参记述“乃重百济者，形细而坚白，气味薄于上党；次用高句丽，形大而虚软，不及百济……”，再如对款冬花记述“第一出河北，次出高丽，百济，其花以大菊花。

”（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四、与其他国家的医学交流古代的越南属交州辖地，两晋南北朝时期，有一些有关交州的记载。

如贾思勰《齐民要求》，晋·稽含《南方草木状》等，都载有交州的物产，其中有些与医药有关。

如：《异物志》提到交州的椰树，说它”实如瓠……食之美于胡桃味也。

肤里有汁斗余，其清如水，其味美于蜜，食其肤，可以不饥；食其汁，则愈渴。

”《齐民要术》引《南中八郡志》说：“交趾特出好桔，大且甘，而不可多啖，令人下痢。

”书中还提到诸如扶留蘖、桶子、槟榔、鬼目等也都可供药用。

当时越南输送到中国的香药有沉香苏合香等。

南齐时，苍梧道士林胜在越南行医，以温白丸治，下腹胀满颇效验。

《南齐书》还载有“林邑国传”，其中有关于丧葬等卫生习俗的内容，如说人死后“燔尸中野以为葬，远界有灵鹫鸟，知人将死，集其家食死人肉尽，飞去，乃取骨烧灰投海中水葬。

”《南史》记载、扶南（即今柬埔寨）国王遣使送中国以郁金、苏合香等。

干陀利国、婆利国（即今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岛）输送给中国物品内有香药。

我国医学在这一时期也传入阿拉伯地区。

如西晋王叔和《脉经》，就曾传到该地区，后来阿拉伯医圣阿维森纳的《医典》中。

就反映了《脉经》中关于脉象的内容。

另外，我国还从其他国家输入一些医方书。

如《隋书·经籍志》所载的《乾陀利国治鬼方》十卷、《新录乾陀利治鬼方》五卷，据考证。

此乾陀利在刘宋时为干陀利，即今之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

其中之治鬼方或与印度八支中之鬼病科相似（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

三国两晋南北朝医学著作一、《脉经》《脉经》全书共十卷，九十七篇，为西晋·王叔和编撰。

这是我国医学史上现存第一部有关脉学的专书，是公元三世纪以前我国有关脉学知识的一次总结。

《脉经》开宗明义指出“脉理精微，其体难辩”，“在心易了，指下唯明”，《脉经》正是针对这些难点来进行编撰总结的。

《脉经》虽然是一部综合前代脉学成就的著作，但由于它篇幅简练、集中，便于学习，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在国内外影响极大。

如唐代太医署就把它做为必修课程，日本古代医学教育仿唐制，当然也不例外。

该书著成后，就陆续传到我国西藏地区，对藏医学的相关学科起着重大的影响。

通过这里，中国脉学又传入印度，并辗转传入阿拉伯国家，对西欧脉学的发展也有所影响。

如：古波斯（伊朗）由拉·阿·阿尔哈姆丹（1247～1318）编写的一部波斯文的医学百科全书《伊儿汗的中国科学宝藏》（十三世纪～十四世纪初）一书中，就有王叔和的名字，其中脉学方面的内容也与《脉经》相似。

中世纪阿拉伯医圣阿维森纳（980～1037）的《医典》中有关脉学的内容，也多大同小异，可见《脉经》在国内外医学发展史上影响之深远。

《旧唐书》载《脉经》二卷，但到宋初本书已濒于湮没。

至宋林亿等校正医书时，发现此书，予以删繁补缺。

今存版本较早的有天历三年广勤书堂刻本。

其后历明清诸代，直至现代，各种刻本、排印本等等，计有数十种之多。

其中如清守山阁丛书本较有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有商著印书馆铅印本，人民卫生出版社、上海卫生出版社，上海科技出版社等影印本。

二、《针灸甲乙经》全名有时也称《黄帝甲乙经》（《隋书·经籍志》）、《黄帝三部针灸经》（《新唐书，艺文志》等），现一般通称《针灸甲乙经》。

各书所载卷数不一，今本多取其自序所述的十二卷。

今本《针灸甲乙经》全书十二卷，一百二十八篇，其内容系撷取《素问》、《铖经》（即《灵枢》和《明堂孔穴灸治要》这三部书的有关部分的精华，予以整理重编。

卷一至卷六，依次叙述人体的生理功能，包括五脏六腑、营卫气血、精神魂魄、精气津液及肢体五官与脏腑功能的关系等；其次是人体经脉、经筋等经络系统的循环路线、骨度肠度及肠胃所受；再次是人体俞穴，依身体部位分部叙述其位置，主治，书中计叙述俞穴348个（其中单穴49个；双穴299个）而不是如其所说的365穴，这些穴位是按头、面、项、胸、腹、臂、股等部位排列的；很便于寻检。

每一穴均有针刺的深度、灸灼的壮数，再次叙述诊法、重点介绍脉诊的内容。

尤其是三部九候；其后介绍针道，针灸禁忌，包括禁穴；最后介绍了病理及生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并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纲进行阐释。

临床部分也是六卷，依次介绍内科（包括伤寒热病、中风、杂病）、五官科、妇科、儿科等病症的针灸治疗，其中内科共43篇，有外感六淫、内伤七情、五脏病、六腑病、经脉病及五官病等，外科有三篇，主要论述痈疽，至于妇科及儿科，各有一篇各论述20种及10种该科病症。

《针灸甲乙经》的著成，对于我国针灸学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宋、公元6～8世纪，中、朝、日之教学均规定为教授学生的必修课；宋、金、元、明、清重要针灸学著作基本上都是在本书的基础上的发挥。

国外早已有本书英译本，对国外针灸学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

三、《肘后备急方》本书原名《肘后救卒》，计三卷，东晋葛洪所著。

今本《肘后备急方》共八卷，其内容主要是一些常见的病证的简便疗法，包括内服方剂、外用、推拿按摩、灸法、正骨等一些十分实用的内容。

这部书虽号“肘后”，但却包含相当多宝贵的医学史料实用的方剂方法，有不少医学史上的重要发明发现，对今天的医疗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他所描绘的“虏疮”即天花，是外界传入，并非我国固有，具有重要的医学史价值。

书中还提到射工、沙虱、马鼻疽等多种传染病，论者认为所谓射工是对一种血吸虫病的得病描述。

而沙虱所描述的是恙虫病，山有人认为这是血吸虫病的得病过程。

更可宝贵的是书中还指出这种沙虱钻入皮肉后。

如果以针挑取虫子，正如疥虫，著爪上映光方见行动也。

这可证明当时已经认识疥虫，它用疥虫的大小，检得方法来比喻沙虱，十分恰当。

总之，《肘后备急方》一书，对古代几种传染病作了细致的描述在世界传染病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肘后备急方》中专有一节讨论“猘犬所咬毒”的处理。

书中首先认识到猘犬（亦即狂犬）咬人的严重性，指出其潜伏朗和病程经过。

提出治疗狂犬病的方法计约二十种，其中有“仍杀咬犬，取脑傅之，便不复发”之法。

这方法的宝贵之处在于它是以该狂犬的脑组织来敷贴伤口以预防狂犬病之发作，是一种免疫治疗的思想萌芽。

狂犬病毒原是亲神经组织的病毒，在狂犬的脑组织中大量繁殖。

用这种组织来治疗狂犬病，如果说是在“以毒攻毒”的思想的影响下提出的，它也符合现代免疫治疗的基本原理。

《肘后备急方》虽然都是一些简便易得的治疗方法，而这一部著作及其所宣扬的治疗思想，似乎与一向认为正统的“辩证论治”的思想不相协调，因而使一些后代“正统”医家认为不足轻重，甚至不值一提，不能登大雅之堂。

然而，正是这些简便易得的治疗方法、方剂中涵有宝贵精华，应予以重视。

如以青蒿治疗疟疾“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这也是长期经验积累所得的珍贵结论。

现代研究证明，青蒿中含有抗疟作用十分明显的青蒿素，是一种不耐热的化学成分，因而虽然中药一般都用煎剂，葛洪强调要生服其汁。

青蒿素的分离研究导致了现代抗疟史上的一大重要发现，（青蒿抗疟的研究，载《中国中医研究院三十年论文选》，中医古籍出版社，1985）。

又如书中有关脚弱病的记述，可以认为是最早的脚气病的历史，尤其是心脏型脚气病的描述以及含有足够的维生素乙来治疗脚气病等。

四、《名医别录》原书早佚，但其有关内容仍可从后世的《大观本草》、《政和本草》中窥知。

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的内容，365种系陶弘景录自《名医别录》。

《名医别录》原书的收药数目，应该在730种以上，因为这一数目是陶弘景在编录成二部独立的著作时筛选出来的，当时可能摒弃了一部分主观上认为不用的药物。

从药物的分类方法来看，仍然是《本草经》那种三品分类法，即按药物的治疗作用粗分上、中、下三品，同时在每一品之下，又粗略地将植物、矿物、动物等类药大致做了归类。

对每一种药，本书都载有其正名、性味、主治、别名（或一名）、用法、用量、药物形态、产地采集炮制法及七情畏恶等项目。

这基本上与《本草经》是相同的。

在《名医别录》中，个别药味之后己附有方剂，如说”露蜂房，合乱发、蛇皮三味合烧灰，酒服方寸匕，日二，治诸恶疽、附骨痈，根在脏腑，历节肿出，丁肿恶脉诸毒皆差，”这是本草著作中最早附有方剂的体例，为后世本草附方开创一个良好的实用开端。

此外，《名医别录》中记载的药物主治功效，有一些已经超过《本草经》，如桂可发汗，百部根可止咳等等，都是《本经》所无，故此书对于研究汉魏六朝的本草学有较重要的实用价值。

五、《本草经集注》梁陶弘景撰，是根据《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的内容各365种，共730种编撰而成，也是本时期本草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

《本草经集注》存有两种残卷，一是出土于敦煌石窟的残卷，一是出土于吐鲁番的残卷。

敦煌本残卷只存一卷，也即“序录”部分，原卷长十七米，正背两面均书写。

1908年日本人桔瑞超及吉川小一郎受龙谷光瑞之命，在中亚细亚进行探险时，由敦煌携往日本。

此卷正面及背面小部分为其他文献内容，背面有720行属《本草经集注》的序录，但缺卷首。

据文字内容最末两行写有“开元六年九月十一日尉迟卢麟于都写本草一卷。

辰时写了记”的记录，罗振玉氏认为此段文字与原文书法不同而认为应是六朝时的作品。

此残卷1955年群联出版社有影印本。

吐鲁番出土的残卷为一28.

5×27厘米的残片，卷上只有燕屎、天鼠屎的全文，及豚卵后半部的注文，还有鼹（鼠泉）的前部正文，应是《本草经集注》中兽类药的部份内容。

此两件一在日本龙谷大学（一说在英国伦敦博物馆），一在德国普鲁士学院。

六、《刘涓子鬼遗方》《刘涓子鬼遗方》据说是晋末的刘涓子在丹阳郊外巧遇“黄父鬼”时所遗留的一部外科方面的专著，又称《神仙遗论》。

据《隋书·经籍志》所载为十卷，今本则只存五卷，后刘涓子后人传与北齐龚庆宣而传世，原书又你《痈疽方》，经龚庆宣整理后，成今本《刘涓子鬼遗方》。

有关外科痈疽方面的认识，魏晋以后，服石之风渐盛，痈疽的发病率大增。

客观上要求提高对痈疽病的认识和改进治疗，《鬼遗方》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基本上是一部痈疽证的专著。

此外，还涉及金疮、瘀血、外伤治疗，包括止痛止血，取出箭镞等等，全书计载方140余首，其中治疗金疮外伤跌仆的方子共计34首；对痈疽的辨证论冶，尤其详尽，可称为现存我国最早的一部外症痈疽及金疮方面的专著。

书中对痈与疽首先从病机和症象方面作了明确的鉴别，对痈疽等证的辨脓，已经十分精细。

除辨别成脓与否以外，还特别指出发病部位与愈后的关系，说明严重痈疽症引发全身性感染的预后严重。

《鬼遗方》在治疗痈疽外证、石发中毒，都有较详细的论述，它是根据痈疽的不同情况而给予辨证治疗提出了许多解毒的治疗方法。

如对钟乳石中毒，书中用“雄鸡肘上血一合，将铁粉汤一茶碗调服之”。

又如丹砂发，书中用“黑铅、黄芪、防风、伏龙肝各半两，水一升，煎半茶碗去滓服之”。

《刘涓子鬼遗方》代表着我国南北朝时期外科的发展水平。

本书现存最早版本为北京图书馆所藏之宋代刻本，新疆吐鲁番曾出土本书残卷二页。

清代也有若干刻本，人民卫主出版社1956年出版仿宋刻影印本。

七、《小品方》《小品方》又称《经方小品》，是本时期一部重要著作。

作者陈延之，生平失考。

据学者考证约著成于公元五世纪下半叶之南朝宋齐间。

《小品方》，其具体内容在宋代已佚，1985年从日本尊经阁文库《图书分类目录》医学部中发现此书残卷，其内容包括序、总目及卷一，使《小品方》恢复其全貌的可能性大大加强了。

根据总目得知，全书共十二卷，除卷首有序文、全书参考书目，全书日录外，其内容为：第一卷包括用药合药法、调三焦诸方27首及治胸痹等八种病证诸方，从第二卷至第五卷为治疗各种杂病方，第六卷为治伤寒温热病方，第七、八卷分别为女子众病及少小百病方，第九卷治服石诸证方，第十卷为外科疮疡折伤等方，第十一卷为本草，第十二卷则为灸法要穴。

《小品方》内容丰富，可谓唐以前的一部包罗广泛的小百科全书，在当时具有相当影响，被视为与《伤寒沦》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经典作品。

同时又是一部门径书，所谓“童幼始学治病者，亦应先习此《小品》，以为入门”。

正由于此，在本书散佚之前，影响极大，唐太医署规定《小品方》为学生心修课程。

后来仿效唐制的日本的《大宝律令》及《延熹式》十分重视把本书作为教科书，要求学习时间长达300天，《千金方》、《外台秘要》以及《医心方》所引该书不少佚文中有不少独创性的治疗方法。

如《外台》引书卷十所载的既简易而又是科学的测定井塚内有否毒气的方法，是防止中毒的有效措施。

又如《医心方》所引的“疗自缢方”，其方法极为详尽，较张仲景《今匮要略》中所述者，已有所发展。

《小品方》自宋末后，就已亡佚，其佚文散见于后世增补之《肘后备急方》、《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及《诸病源侯论》，此外，日本的《医心方》及朝鲜的《东医宝鉴》也录有一些佚文。

近代在日本发现本书的残卷。

现有辑佚本，于1983年由天津科技出版社出版。

三国两晋南北朝医学家传记一、董奉（220～280）董奉，字君异，侯官（今福建长乐）人。

少时治医学，医术高明，与南阳张机、谯郡华佗齐名，并称“建安三神区”。

如当时交州刺史吴士燮病危，延董奉诊治，以三丸药纳之口中，以水灌之，并使人捧、摇其头，经抢救而愈。

董氏医德高尚，对所治愈病人轻只要求在其住宅周围种植杏树，以示报答。

日久郁然成林，董氏每于杏熟时于树下作一草仓，如欲得杏者，可用谷易之。

重奉以所得之谷赈济贫穷，后世以“杏林春暖”，“誉满杏林”称誉医术高尚的医学家，据载今江西九江董氏原行医处仍有杏林。

二、王叔和王叔和名熙，汉未至西晋期间高平人，其籍贯一说山东巨野，一说山西高平，后魏高湛《养生方》称王氏“专好经方，洞识养生之道”，唐·甘伯宗《名医录》谓其“性度沉静，通经史，穷研方脉，精意诊切，洞识摄养之道，深晓疗病之说”，近代对王氏是否任晋太医令以及是否如清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所言为张仲景之亲授弟子，尚未有定论。

王氏著述《脉经》厥功甚伟，还为整理张仲景《伤寒卒病论》作出贡献。

宋《太平御览》引高湛谓王氏编次此书为“张仲景方论为三十六卷”；但有的学者认为王氏在编次过程中，增入他自己编选的内容：如现行成无己本《注解伤寒论》中最后包括《辨不可发汗病脉证并治》之后八篇，即是王氏所增补，与其所编《脉经》时的相应篇章核对，可资佐证。

由于王氏编次《伤寒论》，后代医家对其毁誉不一。

誉之者认为张仲景之学得王叔和之功而能保存下来，认为王叔和“功莫大矣”，而毁之者则责备王氏把张仲景原著之本来面目弄得模糊不清，使人无法得窥其原貌，甚至是面目全非，两种观点尖锐对立。

事实上，张仲景之《伤寒卒病论》确因有王氏之编次而得以保存，即便次序在编修时有所错乱，亦不至于弄得如“错简派”所指责者那样，完全已非本来面目。

除以上有关脉学和整理《伤寒杂病论》之外，王叔和在养生方面还有一些精辟的论述。

王氏在养生学上属于医家养生流派，主张从起居饮食方面进行谓摄，以求得长寿，却病延年。

他提出饮食不可过于杂乱，要适量，是我国早期对饮食制度养生的最早的较系统的论述。

三、皇甫谧（215～282）皇甫谧，名静，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今甘肃平凉，一作灵台）人，后随其叔父移居至河南新安（今河南绳池县附近）。

其曾祖是汉太尉皇甫嵩，但至皇甫谧时，家境已清贫，而他幼时也不好读书，直到二十岁以后，才发愤读书，竟至废寝忘食，终于成为当时著名文人。

《晋书·皇甫谧传》说他“有高尚之志，以著述为务”，林亿在校《甲乙经》的序言中称他“博综典籍百家之言，沉静寡欲。

”当时晋武帝曾征召他入朝为官，他婉言辞绝，在他的《释劝论》中，表达了他对爱好医术的愿望，对古代医家扁鹊、仓公、华佗、张仲景的仰慕之情，深恨自己“生不逢乎若人”。

晋武帝爱惜其才华赐给他很多书。

由于他身体素弱，加之长年劳累，也卷入当时社会上服食之风，后来竟罹患风痹,右脚偏小，十分痛苦，几至自杀，自此立志学医，终于习览经方，遂臻其妙。

”（皇甫谧《针灸甲乙经·林亿序》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95）。

对此，他不无感慨地说：“若不精通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深地，无以济之，此因圣人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

由此言之，焉可忽乎?

”（皇甫谧《针灸甲乙经·自序》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95）。

在原有的医学理论的基础上，他除广泛阅读各种医书外，将《灵枢经》、《素问》、《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部书中针灸，加以整理归纳，使其“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编成《针灸甲乙经》，成为我国医学史上第一部针灸学专著，为历代研习针灸学的必读课本。

皇甫谧出于自身的感受，即仅以”百日”的治疗，就把自己的风症及耳聋症治愈；又有感于《素问》、《九卷》等等之经义深奥难懂。

为了著述能条理分明，便于读者寻检，他着实下了一番苦功，从而使《针灸甲乙经》这部专著成为什灸学著作的嚆矢，历代对之评价甚高。

王焘认为皇甫氏“洞明医术”，认为他的这部著作为“医人之秘宝，后之学者，宜遵用之”。

《四库总目提要》盛赞皇甫氏这部著作“与《内经》并行，不可偏废”。

除《针灸甲乙经》外，皇甫谧还有不少文史方面的著作，其中影响较大者有《高士传》、《逸士传》、《玄晏春秋》、《帝王世纪》等。

四、葛洪（281～342）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扑子，东晋丹阳句容（今江苏省句容县）人，原出身是官僚家庭，后家境衰落破，曾一度参军，后来退出仕途，专事炼丹、医药及著作。

由于他涉猎很广，在古代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里，几乎无所不及，从而成为一个博物学家、哲学家，尤其在炼丹化学、医学等方面，成就显著，是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医学家之一。

他所遗留的著作：医学方面主要是《肘后备急方》；哲学、炼丹、养生方面的则是《抱朴子》，分成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前者主要论述炼丹，后者则是有关伦理道德的哲学著作。

葛洪博览群书，他的治学态度是博采百家之说，他曾说：“但贪广览，于众书无不暗诵精持，自正经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杂文章近万卷，而著述时犹得有所引用”。

（《抱朴子·自叙》）他的这种态度在医学上表现犹为明显，十分重视其前代各医家的宝贵经验，所谓“穷览坟索，以著述余暇，兼综术数。

省仲景、无化……近将千卷”。

另一方面，他又深入调查，俾能“多闻而体要”，“博见而善择”。

他明确提出”诸后作而胜于前事”，“古书虽多，未必尽善，要当以为学者之山渊，使属笔者得乎伐猎其中”（《抱朴子·钧世》）。

并宣称“世俗苦于贵远贱近，是古非今，恐见此书无黄帝仓公和鹊窬跗之目，不能采用，安可强乎？

”（《肘后方序》）。

的确，在《肘后方》一书中很少有保留思想之表现。

他十分注重实践，不仅亲自实践炼丹的过程，对种种疾病，他也作了周密的观察和亲自治疗。

在这方面，他提出凡事要进行“目验”，反对“信耳而疑目”。

这也是他在医学实践中能取得那么多前人所没有取得的成就，达到一定高度的主要原因。

葛洪对医学问题，不是局限在简单的验方单方治病方法中，作为一个哲学家，他曾从哲学的高度，整体的高度来看待医学。

在诸如人体、疾病、治疗、预防等等方面、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观点和论述。

葛洪对人体患病的原因，认为“风冷与暑湿不能伤壮实人也”，“体己素病，因风寒暑湿而发之耳，苟令正气不衰，形神相卫，莫之能伤也”，（《抱朴子·极言》）。

这是对人体精神、肉体关系与对疾病发病的辨证关系的透彻的论述。

《肘后方》明确提出“分别病名，以类相续，不相错杂”（《抱朴子·杂应》）这只能在深入具体实践，细致入微的观察，分析和综合的基础上才能取得。

他十分注重一般患者、僻偏山区，要求简便验廉的治疗方剂方法，并明确提出这个方剂的疗效及疾病的预后。

在许多方剂之后都附有“验”、“佳”、“立效”、“差（瘥）”等。

他摒弃用贵重药、大方、如对伤寒，他没有照搬麻黄、桂枝、青龙、白虎、四顺、四逆等古典方子，而是提出四个应急的易得的方药，“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己须买之者，亦皆草百贱价，所在皆有，兼之以灸……凡人览之可了其所用”。

由他所提倡的这种医疗风气，对后世也有较大的影响。

五、秦承祖（公元五世纪）曾在刘宋初期任大医令，并奏准设立医学。

似此，则当为我国古代医学教育之嚆矢。

秦氏尤精于针灸术，著有《偃侧杂针灸经》三卷，《明堂》三卷，《侧偃人经》、《本草》和《药方》等，另有《脉经》六卷，均佚。

六、陶弘景（456～536）陶弘景，字通明，自号隐居先生或华阳隐居，卒后溢贞白先生，丹阳秣陵（今江苏镇江一带）人。

陶氏生活于南朝，历经宋、齐、梁三朝，是当时一个有相当影响的人物，博物学家，对本草学贡献尤大。

陶氏为世医出身，祖父及父亲皆习医术，且有武功。

他自幼聪慧，约十岁时即读葛洪《神仙传》，深受影响，三十六岁辞官隐居句容茅山，并遍历诸有名大山，访求仙药。

当时，他深受梁武帝萧衍的信任，虽则他时梁武帝多次赠官不受，但梁武帝有关国家大事都要向他谘询，所以时人对他有“山中宰相”的称号。

陶氏思想是释、道、儒三家融于一体的代表人物。

就医学而言，是我国本草学发展史上贡献最大的早期人物之一。

在他生活的年代，本草著作有10余家之多，但无统一标准，特别古本草由失效年代欠远，内容散乱，草石不分，虫兽无辨，临床运用颇为不便，他担负起“苞综诸经，研括烦省”的重任，将当时所有的本草著作分别整理成《神农本草经》及《名医别录》，并进而把两者合而为一，加上个人在这方面的心得体会，著成《本草经集注》，共收药物730种。

成为我国本草学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该书的主要特点是开创了使我国本草学成为一门包罗万象的博物学。

他还创立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发明，例如创立按药物治疗性质分类的“诸病通用药”分类法，在体例上，又开创本草著作分总论、分论叙述的先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他又应用朱书、墨书的方法来区别《本经》和《别录》的原文的方法等等。

他在我国本草学发展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陶弘景具有科学的探索精神。

在当时的条件下，他敢于提出新的本草分类法，而不囿于原来那种三品分类法。

他本人原来是个道教徒，但他却能从实际出发，打破三品分类法，足以证明他在科学道路上实事求是的态度。

他有着“一事不知，深以为耻”的探索精神，这又是他在科学上得以有所成就的动力。

如他多次亲验细腰蜂（即嬴）的蜂窠，终于得出正确的结论，认为《诗经》的说法“斯为谬矣，选诗者未审，而夫子何为因其僻也？

圣人有缺,多皆类此。

”直率地批评古圣人的谬误。

据记载，陶弘景一生著作很多，宋·贾嵩《华阳隐居内传》记有陶氏著作三十二种二百三十三卷之多。

在养生方面，有《养性延命录》、《养生经》，在本草学方面，除上述者外，还有《药总诀》等。

陶弘景在医学上也是有突出成就的。

古代医药并不分家，是本草学家，在医理上也必然精通其道，陶弘景正是如此。

他首先整理了葛洪的《肘后方》为《补阙肘后百一方》，并著有《效验方》。

此外，陶弘景在其他学科如天文历算、养生学方面，也都有所研究，据称还制有“浑无仪”，可惜已无可考。

七、全元起（生卒年不详）为南朝时齐梁间人，史籍育作金元越或金元起的，并为讹字，据《南史·王僧儒传》称，全元起在注《黄帝内经·素问》之前，曾就砭石一事造访王僧儒。

他的《注黄帝素问》，为我国最早对《素问》之注解。

该书虽佚，但宋林亿等在校正《黄帝内经》时，尚得见其书，并引录其《内经素问》篇名次序。

全氏医术高明，当时有“得元起则生，舍之则死”之誉。

八、于法开（生卒年不详）晋代医家，剡县（今浙江嵊县）人，精于医术及佛释之道，据《绍兴府志》载·于氏曾于旅途中以羊肉羹及针术治难产，须臾胎儿娩出，范行准氏认为此为我国羊膜之最早记录。

《隋志》载有于氏所著《议论备豫方》一卷，已佚。

九、李修（公元五世纪）南北朝时期北魏医家。

字思祖，阳平馆陶（今河北馆陶）人。

其父李亮，曾学医术，李修与其兄元孙均习医。

李修医术在其父兄之上。

后投奔刘宋，精究医术，有所长进，针药并重，疗效甚佳。

病者预后，所言多验，曾任太医令，并奉命集诸学士及工书者计百余人在东宫撰《药方》百余卷，后佚。

卒后曾赠封威远将军、青州刺史。

十、甘濬之一作甘睿之，履贯及生平欠详。

据《隋书·经籍志》载，甘氏所著有《痈疽耳眼本草要草》、《痈疽部党杂病疾源》及《疗耳眼方》。

看来，甘氏实为六朝时期外证及耳鼻喉方面的医家，当时耳目外证似已有专门著作问世。

十一、褚澄（公元五世纪）褚澄字彦道，阳翟（今河南禹县）人。

于南齐建（479～480）中拜为吴郡太守，后官至左中尚书。

据《南齐书，褚澄传》载，澄医术高明。

褚氏著作两种，即《杂药方》二十卷及《褚氏遗书》，前者散佚；后书系唐代人整理而成，并于宋嘉泰年间刊行。

是书共十篇，分述受形、本气、平脉、津液、分体、精血、除疾、审微、辨书、问子，其要旨用阐发人身气血阴阳的奥义。

书中对五运六气之说，抱有不同见解，认为“气难预测，故疾难预定；气非人为，故疾难人测”，因而其“推验多奸，而拯救易误”。

书中特别提出对僧尼寡妇之疾，必需与妻妾之辈有所区别，不能一视同仁，要考虑其特殊的精神困素，后世有疑此书为宋人伪托者，《四库全书提要》认为是“宋时精医理者所著，而伪托澄以传”。

但此书内容有其精华处，后世医家常加以采用。

十二、徐之才（492～572）是南北朝时期一代各医，出身世医家庭，其先祖为徐熙，南朝丹阳人，人称“东海徐氏”。

熙之子徐秋天，秋夫子徐道度及徐叔响，皆以医著名。

徐道度之子徐文伯，及同族徐謇，亦皆以医名。

后徐謇因故为北朝所俘，终于入仕北朝。

徐之才系徐文伯之孙，徐雄的第六子，人又称徐六，也为北朝所俘。

而仕北魏，官至西阳王，故又有徐王之称，徐之才字士茂，五岁诵孝经，八岁略通义旨，十三被召为太学生。

他医术高明，在北地名声很大，所撰有《药对》及《小儿方》，尤其对本草药物及方剂研究较深，故而有人把后世之十剂归于徐之才所创。

此外，徐氏对妇科也有一定的见解，其《逐月养胎法》实本自先秦时期《青史子》中胎教法而作，对于孕妇之卫生及优生均有重要意义。

另外，徐氏还著有《徐王方》、《徐王八世家传效验方》、《徐氏家秘方》及《雷公药对》，惜均已佚。

徐氏一家由南仕北，对于南北地区医药之交流，也有积极的意义。

隋唐五代医学（公元581-960年）公元581年杨坚夺取了北周政权，建立隋朝，改元开皇，定都长安，是为隋文帝。

隋的统一，加强了南北经济文化的联系，促进了各民族间的融合和经济文化的发展。

尽管隋政权仅38年，但隋文帝创立的一些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方面的制度，对以后历代封建王朝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统一不久的隋朝，上层统治集团的腐朽逐渐暴露，土地兼并加剧，社会矛盾日益加深，特别是炀帝穷兵赎武，横征暴敛，穷奢极侈，大修宫河，巡游无度，连年征战，役税酷繁，劳民伤财，以致使国内“耕稼失时，田畴多荒”，严重破坏了生产和经济基础，广大人民被迫不得不“采树皮叶，或捣藁为末，或煮土而食之，诸物皆尽，乃自相食，”此致民怨沸腾遍处暴发起义，从根本上动摇了隋王朝政权。

此时，官僚、地主乘机纷纷起兵，夺取农民起义的果实，公元618年，出身于关陇贵族的李渊攻入长安，废除恭帝，建国号唐。

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以及他们的辅臣，都亲眼见到隋末政治的腐败和隋政权的覆亡，亲身体验到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因此，唐太宗多次告诫太子、诸王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因而他“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

在意识形态方面，佛教经南北朝的长足发展，到唐朝进入鼎盛阶段，唐高祖托附老子李聃为先祖，提高了道教地位，而儒学则一直是统治者始终尊崇的治国之本。

佛道儒的发展对医学和医学家也产生重要影响，许多医学著作中也可看到儒、道、释的时代烙印。

佛经中若干医学思想和医疗经验，道家的养生学说等曾为隋唐医家广泛吸取。

关于佛家的因果报应和道家的长生不老等唯心思想，柳宗元所作《天对》、《天说》、《封建论》等，指出天地、阴阳都是自然物，否定因果报应，反对韩愈无能行使赏罚祸福的唯心观点，他的“元气论”，也丰富了中医学的理论。

刘禹锡则在《天论》中，探讨了天与人的关系，提出“天人交相胜”等说，指出天之道在生万物，人之道在于治万物，自然界与社会存在区别，又相互作用，有力地反对了宗教宿命论的世界观，有利于医学家在实际中研究。

随着生产发展，社会安定，人口也不断增长。

永徽三年（652）全国有户三百八十万，较太宗初年增加将近一百万。

开元二十四年计户八百一万八千七百一十，比永徽初年增加两倍余。

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商品贸易的发展，对外贸易也明显发展。

唐代的统一，丝绸之路畅通，这条通道上的交流更为频繁，长安是此路的起点。

通过这条道路，我国同中亚、南亚、伊朗、阿拉伯，直至欧洲都保持着联系；唐中期以后，海上贸易也发达起来，唐政府开始在广州设“市舶司”以管理国际贸易，造船技术与此相应也有很大进步。

随着天文学进步，利用日、月、星辰来确定航行方位的天文航海技术亦进步熟练，更促进了航海事业的发达和海上航路的扩展。

在此时期，如传统的纺织、矿冶、陶瓷、造纸等手工业技艺也都达到了新水平。

造纸手工业已遍及全国。

雕版印刷术在隋唐之际问世，是人类文明史上划时代的发明。

雕版印刷工艺简单，费用低廉，印刷便捷，较手写传抄优越，因而被迅速推广，当时印刷主要用于印佛经、佛像。

印刷术发明不仅推动了国内文化科学的发展，还相继传入新罗、日本，以至中亚和欧洲，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传播。

唐代绘画、书法、雕塑、音乐都有很高成就，敦煌莫高窟壁画和雕塑窟洞中，唐窟约占一半，其他虽以佛教故事为主要题材，但亦存不少反映唐代社会生活的内容。

其中包括反映医药卫生的壁画，非常宝贵。

唐代书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后世中医学者亦多重视书法，孙思邈书法功力颇深，其墨迹被收南宋淳熙秘阁续法帖之中。

唐代史学有重要发展。

我国第一部史学评论著作刘知几的《史通》，富于批判精神，他提出史家须具才、学、识三长等见解，对史学家包括医史工作者，也深有启迪。

唐王朝曾把道教奉为国教，不少帝王热衷于炼丹饵药，炼丹道士出入宫庭，出现了不少炼丹家和炼丹著述，其中许多有关制药和化学的知识及技术已相当成熟。

此外也掌握了炼丹过程中调节炭量和燃烧时间来控制温度的经验，知道了“以硫黄，雄黄合硝石，并密（当是“蜜”字之误）烧之”会发生“焰起，烧手面及屋宇”的现象，炼丹中所得到的化学药物，在唐代医药学上得到广泛应用。

孙思邈在《千金方》记载的飞水银霜方和“太一神精丹”的制备，《唐本草》记述的齿科填充剂等等，真实地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

医学，在隋唐时期也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外交流频繁，以及隋唐统治者对医学的重视都对医学发展和进步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

隋唐医学发展的特点：一、隋唐时期特别是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医药文化也绚丽纷呈，医药学思维活跃，内外交流频繁，出现空前昌盛的局面。

以前只以局部地区或医学个人经验从事医疗实践和著述活动的局面已被打破。

全面综合整理以前的医学成就，吸取当代医家、人民群众和来自外国和兄弟民族的有效方药经验，在总结新经验和吸收新成就的基础上，继往开来，为医学的理论和实践在更高的层次上继续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

二、医药学术和疾病防治的研究，趋向深入细致，对每一类疾病和每一症侯的病因、病理、临床表现在更深的层次中提高了认识，治疗的针对性更强，也更为有效。

三、兴办医学教育，形成较完整的医学教育体系，同时注意医药学术和防治知识的规范和普及，培养医学后继人才，促进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

唐代，从中央到地方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医学教育体系。

还吸收外国留学生入学，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医学整体水平的提高，对后世学校式医学教育的发展有奠基作用。

唐政府主持修订并颂布了《新修本草》，使药物学在新的时代有了新的规范，并且是学校教材。

隋代曾编撰《四海类聚方》2600卷，掇其要300卷，颁行天下，到唐代先后编有《广济方》、《广利方》等颁行，对普及医药知识促进卫生事业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四、国家的统一，中外交通的发达，民族文化的融合，促进了医药知识的交流和传播，不仅对国外及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医药知识兼收并蓄，并给祖国医学注入新的血液，如唐代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藏，带去大批医书药物等，对藏医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中外医学交流也有发展，如在唐代医学著作中有明显的印度医学的影响，而日、朝留学生的来华，中国医学对日、朝医学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隋唐五代医事制度和医学教育一、医事制度隋文帝建立政权后，除改周之六官外，其制度多依前代之法。

唐朝则多承隋制，“随时署置，多从省便”（刘昫等《旧唐书》卷42，志第22职官志，P1783，中华书局），仅有小的改动。

五代十国时，政权更替频繁，典章多袭前代，无多创设。

隋唐医事制度，主要建立有三个系统；为帝王服务的尚药局和食医；为太子服务的药藏局和掌医百官医疗兼教育机构的太医署及地方医疗机构。

1、尚药局和食医尚药局之尚药奉御的职责是掌管为帝王合和御药及诊候方脉事，直长则为其助理。

合和御药时，尚药奉御与殿中监有责共同监视直至药成，然后由医佐以上人员尝试后封印，写上该药名药物及组成，并注明制成之年月日，监视者亦均需署名，然后方可上奏。

待皇上服该药之日，仍需由尚药奉御先尝，次殿中监尝，再皇太子尝，然后才由皇上服用。

侍御医的职责为诊候调和；司医则协助御医分疗众疾；主药、药童掌刮削捣筛等加工药物。

按摩师、咒禁师所掌同太医。

食医掌“和齐所宜”，即掌膳食四时五味配合之宜。

尚药局进御的药物，每季由太常检查，凡腐朽霉烂者发还。

左右羽林军、飞骑万骑有病者，则赐以药。

在王公等官奏请皇帝同意后，尚药局医官也为王公大臣以下官员诊疗。

唐贞元十五年（799）后有“翰林医官”职，如《唐会要》载“贞元十五年四月敕”，殿中省尚药局司医，宜更置一员：医佐加置两员，仍并留授翰林医官，所司不得注拟”。

（王傅《唐会要》卷65，P.

1127中华书局1955年）何时设置待考。

这可能是中国医学史上最早设置之翰林医宫。

2、药藏局和掌医药藏局是东宫官属下的机构，属门下坊管理，专为太子服务的医疗机构。

药藏郎掌和医药，丞为之助理。

皇太子有疾，由侍医诊侯议方，典药、药童为之修合医药。

药进呈，由宫臣莅尝，如同尚药局之职。

此外，太子内官中还有掌医三人，从八品，主医药，治疗太子宫人之疾患。

皇子的王宫中，置有“典医丞”（《隋书》卷27志22，百官中，P755）管理医事。

3、太医署为国家的医疗机关，也是教育机构。

隋代属太常寺统领。

有太医令二人（从七品下）、丞二人（从八品下）、主药二人、医师二百人、医生一百二十人、药园师二人、医博士二人、助教二人、按摩博士二人、咒禁博士二人，共三百三十余人。

隋场帝时又增医监五人、医正十人。

太医令掌诸医疗之法，并掌管该署之政令，丞则为其助理。

医师、医正、医工主要为人诊疗疾病。

诸博士及助教除医疗外，主要是以医术教授诸生。

唐代太医署承隋制，在人员配备上，似加强了医政的管理及教育的职责，在太医署下明确设医、针、按摩、咒禁四科，针科则为新设，各科均有博士、助教教授学生，有医工、医师辅助教学，并规定太医令、丞每季考核诸医针生一次，明显加强了太医署的教育职责。

唐太医署仍有主药、药童以管理修合药材、药园师，药园生、掌固等栽培收采药材及药园师负有培养药园生成药师之责。

太医署之教育管理、行政设施、课程考试等见“医学教育”节。

上述医事有关人员与其他官员一样按品级领取月俸。

“医术者，不得过尚药奉御”，因而医官员阶最高为五品下。

隋唐时期地方医事制度也有所建树。

隋代郡县官府均有医生。

唐代地方医事较隋代更为重视，并建立了一套机构，其规定是：京兆、河南，太原等府设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二十人。

大都督府设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十五人：中都督府医学博士一人、学生十五人；下都督府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十二人；上州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十五人；中州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十二人；下州医学博士一人、学主十人（《旧唐书》卷44，志21，职官三，P.

1915县官员）。

上述这些都督府，大、中、小州的医学博士，均身兼医疗、教学之职。

既以“百药救民疾病”，又在助教协助下，教授学生，学主并有在州境内巡回医疗的任务。

如贞观二十七年，在复置医学生时，就明确了“掌州境巡疗”（《新唐书》卷49下，志39下，百官下P1314）的职责，唐代州县等之医药设置，是由户口数决定的。

以开元盛世言，四万户以上为上州，二万五千户为中州，不足二万户为下州，以每户平均五人计，约千人就有一医学生，这个比例在这一时期应该说是不低的。

从而可见唐政府对医学的重视。

此外，隋唐时期有佛教徒办的疠人坊，以收容男女麻风病患者。

唐代寺院并设立悲田院以收养病人，武后长安年后由政府置使专门管理。

至开元二十二年，玄宗下令将京城乞丐也归由病坊管理，官府以本钱所收利息供给病坊开支。

这些也弥补了民间医疗人员之不足，对贫病患者有所裨益。

会昌五（845）李德裕便奏请在两京及各州选取录事中年老谨厚为乡里称颂者管理，并改名养病坊。

其两京给寺田十顷，大州、镇七顷，其他州五顷，以供养病充粥食之用，并以州镇羡余官钱置本收利以辅助。

此外，据《通鉴正误》载，“至德二载（757），两京市各置济病坊，嗣后各州普遍之，多设于庙宇。

”此则有平民医院之性质。

五代时后唐末帝清泰年间（934～935），于太医署和诸道设置医药博士外，还设有翰林医官。

如参加宋代《开宝本草》编撰工作的刘翰，后周世宗柴荣曾因其献经用方书而委以翰林医官职。

南唐（937～975）也曾在各州设立医学，如陈士良曾任剑州（今福建南平）医学助教。

五代时对囚犯及监狱卫生也予以重视，如后唐明宗，曾敕令囚犯在狱疾病者，应委该处官吏当面录候，并令医人看候。

每年夏初至八月，每五日差人洗刷枷杻一次。

周太祖曾令狱吏洒扫监狱、洗涤枷械，毋令蚤虱滋生；供给水浆，以免囚犯饥渴。

如囚犯有疾，则全其家人看承；囚人无亲属，则官差医工诊候，勿致病死。

二、医学律令隋开皇元年（581）颁布有《开皇律》，惜己佚，唐承隋制，《永徽律》在永徽四年时曾由长孙无忌奉命注疏，名《唐律疏议》，是保存至今最古最系统的封建法律著作。

隋律虽不可见，但从唐代律法中，亦可见隋律之端倪，而《唐律》中涉及医药卫生的律令不少，现分录其要如下：（一）有关医药的律令《唐律》中涉及医药卫生的律令，均见长损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1960年补印本）1、诸医为人合药及题疏针刺误不如本方杀人者，徒二年半，其故不如方杀伤人死，以故杀伤论；虽不伤人，杖六十。

即卖药不如本方者，亦如之。

（卷26）2、诸医违方诈疗疾病而取财物者，以盗论。

（卷25）3、诸诈病及死伤，受使检验不实者，各以所欺减一等。

若实病死及伤，不以实验者，以故入人罪论。

（卷25）4、合和御药误不如本方及封题者，医绞；料理拣择不精者，徒一年；未进者各减一等；监当官司，各减医一等。

（卷9）5、诸以毒药毒人及卖者，绞；即卖买未用者，流二千里，（卷18）6、诸诈疾有所避者，仗一百。

若故自伤残者，徒一年半，其受顾请为人伤残者，与同罪。

以故致死者，减斗杀罪一等。

（卷25）这六条有关医药律令部显示了当时是研究了临床实践作出的律令，否则就难以区分是医还是因药误治的种种情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百姓的健康。

此外对犯人诈疾或故意自残、或请人伤残等以逃避罪责的手段也有所认识而用形成津令予以处理。

台和御药有误而无效或误治，都要将医者处以绞刑，充分体现其维护封建帝王的特权。

（二）有关饮食卫生的律令1、诸造御膳误犯食禁者，主食绞，若秽恶之物在食饮中，陡二年；拣择不精及进御不时，减二等：不品尝者仗一百。

（卷18）2、诸监当官司及主食之人，误将杂药至御膳所者，绞。

（卷18）3、诸外膳犯食禁者，供膳杖七十。

若秽恶之物在食饮中及拣择不净者，答五十；误者，各减二等。

（卷18）4、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欲焚之，违者仗九十。

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绞。

即人自食致死者。

从过失杀人法（盗而食者不坐）。

（以上均见卷18）上述有关卫生法令中，有两条是关于帝王的饮食的律令，误犯食禁、误将杂药带至用膳场所者亦都处以绞刑，同误医者一样，是量刑过重但此第4条则是对食物中毒之重视，这种处以重罪者可提醒人们对饮食卫生之重视，对保护健康是有利的措施。

此外《唐律》中尚有“如狂犬不杀者，答四十”亦是保障群众健康的有益措施。

（三）与囚犯有关的医药卫生律令与囚犯有关律令有10条之多，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囚犯有请给衣食医药的权利，与家人会面的权利，狱官不得克扣囚犯食粮，囚犯有病不得拷讯等，囚犯的这些权利由律令保障，也体现了隋唐时期社会的进步，末条徒囚病愈不计日令陪役者条，说明徒囚有病可以有病假而不服役，然后才会有病愈仍不服役而加刑事。

对孕妇犯罪的两条规定是保障婴儿生命和防止流产的措施，关于应议请减条则是对老幼、残疾人的照顾。

唐代对囚犯的医药卫主管理是由刑部负责的。

刑部有都官郎中、员外郎各一员，“掌配役隶，薄录俘囚，经给衣粮药疗，以理诉竞雪冤。

”（旧唐书》卷43志23职官P1838），但具体执行这一工作的未见记载。

此外，唐律中还有对在役丁匠、军人及官户奴婢等医事律令，如“诸丁匠在役及防人在防、若官户奴婢疾病，主司不为请给医药救疗者，答四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

这些对主管者的处罚虽轻，但至少有警告之义，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在役丁匠、军人战士和婢仆之健康。

《唐律》又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缌麻以上以奸论”。

（《唐律疏义》卷44年），同姓者，在古代一般血缘较近，缌麻则是五服以内之近亲，因而这两种婚姻对第二代的影响是很大的，用法律形式加以禁止有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

除《唐律》规定之律令外，皇帝之敕令也同样有律令的作用。

如贞观初，唐太宗阅明堂孔穴图时，见五脏之系均在背部，认为刑即鞭背，乃五刑之最轻者，岂能因鞭打背部影响脏腑甚或致死，因而于贞观四年十一月下诏：“决罪人不得鞭背”。

三、医学教育隋唐时期是我国医学史上医学教育最为进步的时期之一，不但继续延袭着家传和师徒传授的优良传统，更开创和发展了学校式的医学教育，其规模之大，课程设置之新，教学目标之见。

我国有医学校教育性质者当始于晋，至刘宋时，医学校之性质已较晋为明显。

后魏实际上已举办了医学校，但其设置、规模、制度等因缺文献记述而欠明确，隋统一全国后，在前代基础上，先后建立和完善了太医署，其它医学教育部分，分为医学教育和药学教育，医学教育设四个科系，医学系之编制有博士2人，助教2人，医师200人，医学生120人；按摩系有按摩博士20人，按摩师120人，按摩生100人；同时还设有咒禁博士2人。

在药学教育方面有主药2人，药园师2人及药园生若干。

共计隋代所设医学校之师生最多时达580多人，可知当时学院式医学教育已得到统治者高度重视。

尤其在按摩医生的培养方面特别突出，其编制中按摩博士一职多达20人，按摩师120人，学生100人，这是整个封建社会绝无仅有者，结合隋炀帝命令集体编撰的《诸病源侯论》这部医学理论专著，虽然并不论述疾病的医疗方法和技术，但却详述了许多疾病的按摩导引等医疗技术和方法。

唐太医署实际上可视为中央医科大学，属太常寺主管，在行政管理上有太医署令二人，相当校长，负责全面领导之责。

另有丞二人，相当副校长，协助太医署令之工作；府二人、史二人、医监四人、医正八人、掌固四人等，为协助校长分管教务、文书、档案和庶务等工作。

太医署学制，考核与晋升：唐代太医署的学制十分严格，据《唐六典》记载，体疗科修业期为七年；疮肿、少小科修业期为五年；耳目口齿科修业期为四年；角法修业期为三年。

学生“初入学，皆行束修之礼，礼于师”，“其束修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

以每年国子监所管学生，国子监试。

州县学生，当州试，并选艺业优良者为试官。

其试者，通计一年听受之业，口司大义十条，得八以上为上，得六以上为中，得五已下为下。

及其学九年不贡举者并解退”。

太医署对学生之学习成绩考核似更为严格，在原则上虽也指出“其考试登用，如国子监之法”，但又在注解中强调：“诸医针生读本草者即令识药形而知药性；读明堂者即令检图识其孔穴；读脉诀者即令递相诊侯，使知四时浮沉涩滑之状；读素问、黄帝针经、甲乙、脉经，皆使精熟”。

最后在指出考察上述各门课程之学习成绩的制度时，要求“博士月一次试，大医令丞季一试，太常丞年终总试。

若业术过于见任官者，即听补替。

其在学九年无成者，皆退从本色”。

又有“凡医师、医正、医工疗人疾病以其痊多少而书之以为考课（《唐六典》卷14，第19页广雅书局刊本），可见医主之晋升是十分重视实际技艺和诊病的疗效水平的。

关于教学纪律，对师生也都有明确的要求，《唐会要》记述：“凡学生有不率师教者则举而免之。

其频三年下第，九年在学无成者亦如之”；“诸博士、助教皆分经教授学者，每授一经必令终讲，所讲未终，不得改业。

诸博士助教，皆计当年讲授多少，以为考课等级”；诸生先读经文通熟，然后授文讲义，每旬放一日休假。

前一日博士考试，其试读每千言内试一帖，帖三言讲义者，每二千言内问大义一条，总试三条。

通二为及第，通一及不全通者，酌量决罚”。

（《唐会要》卷66、卷35）课程设置与学业教育：唐太医署的课程设置和学业教育方法也是很有特点的，既强调：集中进行医学基础课程教学，也很重视根据不同分科进行专业技术课程的小班教学方法，同时很注意学生实际临床操作技艺的培养，在共同基础学科考试及格的基础上，才可以参加分科学习。

所谓“诸医生既读诸经，乃分业教习”，现分述之。

医科：是太医署五个系之最大者，其下还分五个学科，设太医博士一人，职位为正八品上，“掌以医术教授诸生习本草、甲乙经、脉经”，然后“分业教习”。

“又置医师20人，医工100人，辅佐掌教医生”。

（《唐六典》14，参阅《旧唐书》），在其40名医学生中，学习体疗者占半数以上，为22名；疮肿科有学生6名：少小科学生6名；耳目口齿学主4名；角法学生2名，专业技术课因史料快无尚不知其详。

针科：设针博士一人，职位较医博士稍低，为从八品上，掌教针生以经脉孔穴，使识浮沉涩滑之候。

又以九针为补泻之法，要求针生“针疾先察五脏育余不足而补泄之”，指出：“凡针生习业者教之如医生之法”。

《唐六典）明确规定：“针生习《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诀》；兼习《流注（针经）》、《偃侧》等图、《赤乌神针》等经。

所规定之兼习课，都是五、六世纪医学家的著作，说明唐代的医学教育是很重视新理论、新技术的。

针系之教育除针博士掌教外，还设针助教一人，针师10人，针工20人，辅佐针博士对20名针生之教学。

按摩：设按摩博士一人，职位比医博士低一品三级，为从九品下，掌教按摩生以消息导引之法、以除人风、寒、暑、湿、讥、饱、劳、逸之八疾，并损伤折跌者以法正之”。

按摩系有按摩师四人，增置按摩工16人，辅佐按摩生30人（后减为15人）之学习，所学课程除与医科共同之医学理论、药物学学习外，专业课除上述”消息导引之法”外，还要学习“熊经鸟伸，延年之术”，如华陀之“六禽之戏”,魏文之“五槌之锻”等。

按摩系实还包括有正骨之教学。

咒禁：在唐代仍有一麦位置，规模虽小，但也是五个系之一。

设咒禁博士一人，掌教咒禁生以咒禁拔除邪魅之为厉者。

其课程有山居方士之道禁，有出于释氏之禁咒等，其内容虽含有迷信成分，但气功以及某些心理疗法也多属之。

该系有咒禁师、咒禁工各二人，辅佐博士对咒禁生10人进行教育。

药园：设府2人、史4人、掌固4人、主药8人、药园师2人、药园生8人、药童24人。

但药园师除掌“以时种莳，收采诸药”。

“辨其所出州土，每岁贮纳，择其良者而进焉”，更重要的是要负责药园生的教育，以及承担医科、针科、按摩科、咒禁科学生学习《本草》，辨药形、识药性，唐太医署药园之设具有很大的进步性，在“京师置药园一所，择良田三顷，取庶人16岁以上20岁以下充药园生，业成补药师”，给各科医学生提供了认药、辨药的实践机会，这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药用植物园。

地方医学教育：唐代对地方之医学教育也比较重视，其设校之普遍和建制之严谨等，是我国封建社会所仅有。

唐代的地方医学教育始于贞观初（627），据《唐六典》记载，对全国各府、州医学校教师、学主的人数、品级都有规定。

如“大都督府……医学博士1人，从八品下，助教1人，学生15人。

”各地方所设之府、州医学校，除教育各地方所需医药人材外，并“掌疗民疾”，“以百药救疗平民有疾者”，凡诸州任土所出药物可用者，随时收采，以给人之疾患”。

还强调：“掌州境巡疗”；“预合伤寒、时气、疟、痢等药……随需给之”，在新、旧唐书百官志中，还记有“诸州置助教，写本草、百一集验方藏之”。

但同时地方医学校之设立和教学在执行中是不甚稳定的，尽管如此，仍可以反映出唐代在长安（今陕西西安）举办中央医科大学和在各州、府举办地方医校，以及在诸县设人管理“医药陈设之事”等等，均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些措施对中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都有积极的影响。

隋唐五代卫生保健和养生隋唐时期的卫生保健较前代有不少进步，隋代人们懂得蚊蝇接触饮食物之后，容易使人得病，并首次提出“饮食中毒”的概念，养生方法尤其是导引术广泛地应用于医疗，并开始与老年医学相结合。

一、卫生保健隋代《诸病源候论》记载了当时人们对饮食卫生的认识。

该书卷26列“诸饮食中毒侯”等十五候，多次强调“因疫病死者”、“著疫死者”、“皆有毒，不可食之”。

该书卷34所述蝇瘘候中认为饮食清洁、不被蚊蝇玷污是十分重要的。

《肘后方》中述有“治食中诸毒方”，明确提出“饮食中毒”概念。

该书卷26对“饮食中毒”定义作了如下的论述，指出：“凡人往往因饮食忽然困闷，少时致甚，乃致死者，名为饮食中毒”。

这是关于饮食中毒的一次理论性总结，该书还对动物传染性疾病对人体的毒害作用进行了论述，这对于防止食源性疾病的发生是有重要意义的。

孙思邈对饮食宜忌问题作了多方面的科学论述，“常须少食肉多食饭”，“每学淡食”；又如“常食如饱中饥、饥中饱耳”；“食当熟嚼”“久饮酒者，腐烂肠胃”，并强调食后漱口，摩腹与散步等卫生方法。

唐代长安是我国古代一座建筑很壮丽的大都市，其卫生设施也很先进，例如在地下系统设置排除生活污水与雨水用的地下水道（在东门外中兴路出土）和铁闸门（在北门外红庙坡出土），其中铁闸门安置在水道的入口，作过滤渣物之用，在改善城市环境卫生方面与现代基本相似。

唐代李肇《国史补》“锁井而饮”的记载，可见当时人们更重视用井口加盖的方法来保护水源。

唐人还在井水中加矿物药改善水质，如“唐李文胜家药井，用朱砂、硫磺、金纪玉”（沈括《忘怀录》），这类药井所用药物，可能是受神仙方士的影响，但这类药物确有杀菌、澄滤而不使井泥上泛的作用，无疑是有卫生意义的。

早在晋代《肘后备急方》就有“尸注”的记载，即“死后复传之旁人”。

至隋代，《诸病源候论》卷24称为“殃注”，并采取隔离措施。

关于预防疾病的优良传统，在具体措施上也有发展。

如《干金要方》“备急”卷中，介绍了应急药物以备不测。

对于传染病更有不少预防的方法，如该书卷9“避温”节作了集中的论述，饮屠苏酒；或将避瘟药如雄黄、朱砂、菖蒲、白芷等投入井中，消毒水源；或焚烧烟熏，消毒空气；或佩带身上、悬挂于门前室内；或用药未涂体表局部和全身等等，现代研究表明，这些方法对于防疫均有一定的效果。

此期，有益于健身的运动也得到发展，如：“角抵”、“球戏”与“拔河”等。

角抵相传起源于战国。

至隋代，郡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戏。

唐代规定农历正月十五日和六月十五日为角抵之期。

唐皇如穆宗、敬宗、文宗、僖宗等都是角抵迷，如《角力记》载：“敬宗御三殿，观角抵戏，一更三点方罢。

”角抵相当于现在的“摔跤”，是增强体质的体育活动。

唐代还有“打马球”及“蹋球的运动，如唐懿德太子墓出土的巨幅打马球壁画。

拔河在先秦时期原是一种军事体育运动，到了唐代流传民间。

二、养生与防治老年病隋唐时期，导引、按摩、吐纳、调气、眼食等养生方法部有新的发展，除了养生保健之外，它门还用来治疗某些疾病，尤其是与老年病防治相结合是其特点。

《诸病源侯论》虽不载方药，但有45门、106侯病症附有“补养宣导”法，转录《养生方》、《养生方导引法》达270条。

治疗范围包括内科伤寒、温病、杂病，外科、妇科、耳鼻喉口齿等，使以前零散的导引法得到初步的整理，并作为一种治疗手段第一次系统地介绍给医学界，至今仍有相当影响。

隋唐时期是我国佛教与道教的全盛时期。

宗教家都比较重视心性的修养，静功炼养是其重要的宗教实践方法。

较著名的有：智（538～597）在其著作中，系统地讨论了调身、调息、调心，对我国静功的发展颇有影响。

唐代道士司马承祯（647～735）主张动静兼练，对炼养理论颇多阐述。

女道士胡愔于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写成《黄廷内景五脏六腑补泻图》，为后世所普遍遵循。

孙思邈则以吸取各家之说为特点，在他的著作《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就有精神调摄、饮食调养、导引按摩、服食补益等各种养生的详细而精辟的论述，如“古养性者，不但饵药餐霞，其在兼于百行，百行周备，虽绝药饵，足以遐年”，所谓百行周备，是指诸种养生方法兼行。

其中指出“小有不好，即按摩推捺。

令百节通利，泄其邪气”（《千金要方·养性》），并介绍了“天竺国按摩法”、”老子按摩法”以及”黄帝内视法”和“禅观法”等保健功法。

孙思邈养生学说的第二个特点是把养生与老年病防治结合起来，他提出养老必须陶冶性情，劳逸适度，住房宜紧固防风，在饮食方面要求预防便秘与腹泻。

两部《千金方》载有服食方59首，大多适合老年人的生理病理特点。

如茯苓酥方、杏仁酥方等无病时能补养防病，有病时能祛病延年。

总之，“人凡常不饥不饱，不寒不热，善行住坐卧，言谈语笑、寝食造次之间，能行不妄失者，则可延年益寿。

（《千金翼方·养性·养老大例》）为我国老年医学体系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隋唐五代病因症候学的总结中医的病因学说，自春秋以迄六朝，医学的发展基本上已形成了“千般灾难，不越三条”的概念，奠定了“三因学说”基础。

即以六淫为内容的外因学说、以七情为内容的内因学说和以虫兽、房室、刀刃伤为内容的不内外因学说。

隋唐时期医家本着医之作也，求百病之本而善则能全”（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序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的精神，在医疗实践中作了新的探索，在病因学和症侯学方面均有显著进步。

其特点为：开展一个病一个证候的研究，注意客观证状的描述：以证候分类，注意同类间的鉴别；证候与病因结合、证候与脏腑联系；并注意预后的分析。

一、逐个病研究，探索病因对病因证候学的研究，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之成就最为卓越。

该书分为67门，载述疾病病源证候共1739论，是我国最早的病源证候学专著。

《千秋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也多先论病因证候，后述治疗医方，对临床各科疾病广收博采，对每一病证逐个深入研究，在病因方面多所发现，或则以其新的认识，提出相当符合实际的推断，是我国最早的病源证候学专著。

《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也多先论病因证候，后述治疗医方者。

（一）乖戾之气学说《诸病源候论》在对伤寒、时行、温病等的研究中，发现了这些病都由“乖戾之气”引起，如，伤寒、时行、温度在隋唐以前也有论及，唯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提到了温病是“其年岁中有病气兼挟鬼毒相注”而成，号曰疠气，但挟鬼毒，尚未完全脱离鬼神为病之迷信观点。

而《诸病源候论》已不满足以外感六淫说明外感病之病将伤寒、温病、时行均明确归因于人感受“乖戾之气”而致病，气候之温凉失节是一个诱因，并认识到这些病之有传染性。

（二）虫致病学说虫，作为病因之一，前人多指肉眼可见之虫类咬螫所引起者。

如蜈蚣螫伤，蜂叮咬之类，隋唐医家对诸如尸注、鬼疰、麻风等病均认为是“虫”引起之病，这就超越前人认识的广度和深度，而赋于“虫”说更深更新的意义。

对尸注、死注、飞尸、鬼疰等病（类似今之肺结核病），《诸病源候论》认为是因“人无问小大，腹内皆有尸虫。

尸虫为性忌恶，多接引外邪，共为患害”（同①卷47，P，250）而致。

作者相信，尸注、鬼注等病都因有“尸虫”客观存在而致。

虫之由来，则为“人有病注死者，人至其家，染病与死者相似，遂至于死，复易旁人，故谓之死注”，很明显，这是接触传染所致；“人死三年之外，魂神因作风尘，著人成病，则名风注”，这已涉及空气飞沫传染：“坐席钦啖，而有外邪恶毒之气随饮食入五脏。

……故谓之食注”，此为经过饮食等消化道传染，《诸病源候论》作者通过长期观察和临床研究，对尸注等病的传染途径作了合乎逻辑的论断。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疥虫的逼真描写，对“寸白虫候”“蛲虫候”的科学论断，都证明他们观察研究之深入。

（三）体质差异学说如则更认识到机体的特异性，《诸病源候论》对于有的人晕车晕船，指出“持由质性自然，非关宿挟病也”（巢元方《诸病涛候论》卷10，P217，P219，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此外还有对漆疮的叙述等都明确指出由于体质差异，所出现的不同情况。

二、注重客观症状的观察和描述隋唐医家对病症的认识显示了很高的水平，在他们的著作中对疾病症状作了客观而细致深入的描述，并且有所发现，使本时期症状学和治疗学的水平都达到新的高度。

“风为百病之长”，因而历代医京都对风病予以重视，隋唐医家的研究尤为缜密。

明显较前代描述为详的是风偏枯、风痱、风懿(风癔)，特别是孙思邈将三者并列，反映了他对此病的认识，表明作者已意识到偏枯、风痱、风懿这三种现今被认为是脑血管意外疾患，有其轻重不同的类型，同时，也存在着内在联系，这是隋唐以前医籍所未认识的。

对虚劳病，《诸病源候论》以七十五论阐述，是历代医书述及虚劳最详细者。

所述内容除部分为病后体弱，绝大多数证候均可与结核病的各期或各型相对应，如虚劳盗汗、虚劳骨蒸、虚劳寒热、虚劳咳嗽、虚劳唾血、呕血、衄血以及不能食、不得眠等，在肺核初期、浸润期都可发生；而虚劳兼痢、虚劳秘涩(便秘)、虚劳心腹痛则发生在肠结核时；虚劳症瘕为肠系膜淋巴结核；虚劳小便难、或小便余沥、小便白浊、虚劳尿血则为泌尿系结核的常见症，虚劳无子候则为生殖系结核。

虚劳导致无子，这在病因学上也是新发现。

而将盗汗、咳嗽、唾血、痢、尿血等均加以虚劳以区别于一般之盗汗、咳嗽诸症，也属对虚劳认识之进步，唐代医家崔知悌《灸骨蒸法国》则曰“骨蒸病者，亦名传尸，……其为状也，发干而耸，或聚或分，或腹中有块，或脑后近下两边有小结，多者乃至五六，或夜卧盗汗，梦与鬼交通，虽目视分明而四肢无力，或上气食少，渐就沉羸，纵延时日，终于溘尽”。

（《外台秘要》卷B，P351～352，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崔氏之论客观上反映了颈淋巴结核和部淋巴结核之症状。

唐代办思邈对附骨疽的论述，从其描述的客观症状看，“如疮不差，差而复发，骨从孔中出者，名为骨疽”。

与现代医学对好发部位，病程认识，临床症状等基本一致，正因此隋唐医家能将附骨疽与其他疽病如缓疽、瘭疽及贼风等区别开来，体现了诊断水平的提高。

此外，对脚气病，清渴有证状亦有详述。

对瘿病症状“瘿上短气”、“瘿上气胸满”、“瘿气面肿”（孙思邈《千金要方》卷21，P441，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是中医文献中的首载，对反花疮的描述（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35，P187，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则是对癌症的最早记载，蔺道人的《理伤续断方》中，首先提出了“破伤风”之病名，使先秦以来诸多形容破伤风的名词如“伤痉”、“发痉口噤”、“金疮中风痉”、“金疮中风角弓反张”等得到了统一，并沿用至今。

三、证候分类与鉴别隋唐医家在描述证候时，都注意到证候的分类，而在合理的分类与同类间的鉴别过程中，认识得到了深化。

孙思邈的成就，就反映了这一特点。

首先，孙思邈在伤寒证候的整理方面，突出了“方证同条，比类相附”孙思邈又以脏腑辨证法，将证候按脏腑分类。

有意思的是孙氏仅取五脏、五腑，这与现比解剖概念相符合。

如在肺脏证候中，除一般常见之喘、嗽、肺痿、肺痈、吐脓血、胸背引痛等皆归于肺脏中叙述外，还将飞尸鬼疰亦归入肺脏中，飞尸鬼疰类之肺结核，而孙氏将之类证于肺脏，似隐含着他已意识到此病与肺有关。

隋唐医家在以证候分类的同时，也注意同类间的鉴别。

如外科的瘭疽(类似今之比脓性指头炎)和代指（甲沟炎)就放在同一类证中叙述，但作者明确指出二者区别，鉴于当时医者每多以瘭疽为代指，作者详细描述其不同证侯，并指出代指有缘爪甲边结脓之特症，从而作出明确的鉴别诊断。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卷22，P.

106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又如贼风和附骨疽，孙思邈详尽而生动地描述二者之异同，指出贼风痛而无热，久不化脓和附骨疽痛而壮热，久则化脓这些特征，令人信服地将两种性质不同的疾病明确地区别开来，而作出这些鉴别诊断正是隋唐医家对证候深入研究之结果，给掌握鉴别诊断方面以有益启迪。

四、注意预后分析隋唐医家还很重观研究疾病的预后和转归，这对于准确地遣方用药是极有意义的。

“治未病”的思想在《黄帝内经》早已提出。

而治未病的内涵意义之一，即预知疾病发展的各种可能情况，从而及早预防，促使其向好的方面转化，力争阻断其向不利方面的发展。

隋唐医家继承了这一光辉思想，提出了种种告诫和防治措施。

病由于糖代谢失常，机体抵抗力减弱而易罹感染，并易导致败血症之发生。

一千四百多年前孙氏即敏锐地观察及此并提出预防之要，令人叹服。

《诸病源候论》中，同样也注意到了预后转归，如其曰“(黑疸候)黑疸之状，苦小腹病，身体尽黄，额上反黑，足下热，大便黑。

是夫黄疸、酒疸、女劳疸，久久多变为男疸”，即临床上出现的诸多黄疸病、酒疸及女劳疸，日久不愈，均可变为黑疸，乃久病及肾，肝肾虚衰，瘀浊内阻之故。

此时治病就棘手了。

隋唐五代临床医学的发展一、内科发展学(一)伤寒隋唐五代时期有关伤寒等外感疾病和伤寒学说的理论与实践，与此时期中医学整体发展相一致，具有总结、提高的特点。

病因、病证及治法、方药，各方面的认识都较为广泛而丰富，且有新的进展。

1、伤寒的概念、病因与预防《诸病源候论》并列提出伤寒、时行、温病、热病、疫疠五类范畴，各自独立成篇分别论述其病因和不同证候。

在此之前，《时后救卒方》虽曾分述伤寒、时行、疫疠之治法，但在《诸病源候论》则明确地从篇目和概念上将温病、时气、疫疠从伤寒中独立出来。

《外台秘要》中的分类则趋向简洁，分为伤寒、天行、温病三大类。

病因方面，隋唐医家已不仅仅拘泥于四气皆能为伤寒，而以伤寒最为杀烈之气的传统理论。

同时，又进而提出了“乖戾之气”的新观点。

伤寒《诸病源候论》认为：“伤寒之病但有人自触冒寒毒之气生病者，此则染不着他人。

若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发病者，此则多相染易，”这就突破了历来以冬日寒冷作为伤寒病因的传统，而指出有些伤寒病具有传染性。

温病、热病病因有三，其一伏寒春发。

其二“冬复有非节之暖，名为冬温，毒与伤寒大异。

”其三“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

”时气、疫疠以“乖戾之气”为主要病因，并指出它有较强的传染性，甚至“如有鬼厉之气。

”隋唐医学家都比较同意伤寒与温病、时气病因异气，所宜不同。

然就其病机、治疗看来，尚无显著差别。

可以说此时期的寒温之分尚无明确的临床指导意义，但对后世温病学的发展无疑有所启发。

《诸病源候论》强调伤寒、温病、时气、疫疠各病的传染性，并且指出均可预服药以防之。

唐代医家对此更为重视。

《干金要方》与《外台秘要》中都有避温专篇，设方甚多。

有些药物如雄黄、菖蒲等，至今仍在民间沿用。

2、伤寒的辨证治疗及方药 伤寒病的治法方药发展到了隋唐时期有了较大的进步。

辨证体系力求简明易行。

如《千金要方》按其证情及病势深浅，依次辨为在皮、在肌、在胸、入胃。

治法以膏摩、发汗，宜吐、宜下，汗吐下后调治及杂治法区分为六类。

此期治法丰富多彩。

如《外台秘要》兼采各家之说，汗法有辛凉、辛湿之殊；吐法有苦寒、温热之异。

下法中有寒下、温下、攻补兼施，以及峻下逐水；补法中有益气、养阴、生津、温阳等等。

尤以清法最为突出，如辛凉、辛寒解表，表里双解、清热解毒、清热凉血、增液通下以及清肺止咳、清肝退黄、清肠止泻、清心除烦、养阴退虚热等，这些后世温病学家常用的治法，虽乏理论总结，实际应用却已很广泛。

唐代伤寒治疗的另一个特点是善用伤寒膏、发汗丸散等成药。

孙氏认为治伤寒“救速为贵”。

医生当预先调制成药，以备急用。

《千金要方》与《外台秘要》都著录有治疗伤寒的膏、丸、散。

多以温热药组成，有内服，也有外用，用于伤寒初发。

今虽少用，但事实上，伤寒初起用膏药按摩发汗，兼治一些空肤病，简单易行，疗效快，副作用小，是一种很值得发掘的治法。

3、有关《伤寒论》的研究孙思邈尽管感叹“江南诸师秘仲景方不传”，但《千金要方》中引用伤寒方仍以仲景方为最多。

《外台秘要》伤寒各论第一篇，唯选仲景方证条文紧接《诸病源候论》证候之后阐述。

虽然其他各家不乏伤寒逐日治法，但均不予收入此篇。

可见王焘也视仲景所论乃伤寒病治法的正宗。

孙思邈的《千金翼方》不仅为后世保留了一个较为可信的《伤寒论》版本，且以其独特的理解予以研究阐发，这不仅影响其本人对伤寒病的治法，也对后世《伤寒论》学说的研究主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可知孙思邈研究《伤寒论》的主要方法是“方证同条，比类相附”，（孙思邈《千金翼方》卷9，P.

97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这在他对“太阳病”的研究中，尤为明显。

他将四十七个方子分为七大类，每类均以主方命名治法，如桂枝汤法五十七证，方五个。

后世用这种以方类证方法研究《伤寒论》者不乏其人，甚至基本继承了类方的名称。

孙氏进一步认为：“夫寻方之大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

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

其柴胡等诸方，皆是吐下发汗后不解之事，非是正对之法，”（孙思邈《千金翼方》卷9，P.

97，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这种麻桂青龙三法之说对后世具有相当的影响。

经宋金·成无己、明·方中行、清·喻嘉言等人继承、发挥而成“三纲鼎立”之说。

4、对一些传染性疾病的认识(1)痢(痢疾)古代中医言“痢”，往往包括各种具有腹泻症状的疾病。

隋唐前医书论及下利脓血者，症状描述常较简单而笼统。

而隋唐医著中，则有关于痢疾比较具体的记载。

如《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及《外台秘要》所载诸方中均提到了下痢赤白，或如烂血盗汗，或如脓涕夹血，或白脓上带血丝如鱼脑状，并可有发热、腹痛口渴、后部疼痛滞重等症。

对慢性痢疾也有一定的认识，《千金要方》称之为“冷痢”、“久痢”，《诸病源候论》及《外台秘要》称：“邪气或动或静，故其痢乍发乍止，谓之休息痢。

”（巢元方等《诸病源候论》卷17，P.

683，四库全书743册，上海古藉出版社，1986），关于痢疾的病因，仍以过食肥腻、饮食不节以及外感冷热毒气为说，比较重视患者本身的胃肠虚弱。

此时期治痢之法已甚丰富，《外台秘要》所载的治痢方在150首以上。

清热解毒除仍是治疗菌痢的主要方法。

在仲景“白头翁汤”的基础上增加了苦参、地榆、牛黄等药的使用。

收敛固涩、温阳助运、健脾益气、以及消导等法都有了进一步的发挥。

(2)黄疸（传染性肝炎等病)隋·《诸病源候论》提到“天行病变发黄”而将“黄病”另列一篇，分内28候。

而《千金要方》将“黄疸”归入“伤寒”，《外台秘要》将“黄疸”归入“温病”加以论述。

在其他病种分类趋于益细益专的情况下，反将“黄疸”隶列于伤寒、温病属下，说明唐代医家们已认识到了该病的传染性、流行性。

此时期对黄疸症状的认识较前更为全面，《千金要方》“伤寒发黄”篇中提到黄疸病的临床表现有：一身面目悉黄如橘，小便如浓煮黄柏液，或赤少不利，振寒、发热、渴、呕、心中懊浓、自利或大便时闭、好卧不欲动，发黄已久变作桃皮色，心下有坚、呕逆、不下饮食，体尽黄，额上黑，腹满而喘、大便黑、溏泄。

其中包括开今传染性肝炎、肝硬化等多种疾病发展过程及其不同病期的症状体征。

《诸病源候论》还提到了“急黄喉”“脾胃有热，谷气郁蒸”，因为热毒所加，故卒然发黄，心满气喘，命在顷刻，故云急黄也。

这是对急性黄色肝萎缩的正确描述。

此期黄疸的治疗以清热化湿、利胆退黄为主。

在仲景茵陈蒿汤的基础上加重清热解毒药的使用，如黄柏、黄连、黄芩、石膏、知母、等等。

(3)虫症(肠道寄生虫病) 关于虫症的记载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对蛔虫病及绦虫病的认识。

蛔虫在隋唐医著中被称作长虫或蛔虫。

指出此虫长五、六寸或一尺左右，病发则腹痛，腹部可有团块隆起，能上下移动，疼痛呈阵发性。

也可能导致心窝部钻刺痛，伴有呕吐清水，重则损伤心脉可致死亡。

这就比较准确地描述了肠道蛔虫症与胆道蛔虫症的主要症状。

绦虫称作白虫或寸白虫，指出寸白虫“长一寸而色白，形小扁”，实为绦虫的体节，且以为是由“以桑树枝贯串牛肉炙(未熟)，并食生粟所作”，或“食生鱼后……”发病。

现代研究发现，纤虫病与生食猪、牛、鱼肉确有关系。

虫症治疗经验及杀虫药的使用也颇具价值。

今天中医临床常用的杀虫药大多可在《千金要方》及《外台秘要》诸杀虫方中找到。

如槟榔、雷丸、鹤虱、楝实、石榴根、萹蓄、牵牛子、香榧子、贯仲、狼牙等等。

并且还强调杀虫药应空腹服用。

此外，胆道蛔虫症用食醋安蛔，肠道蛔虫团块用麻油润肠缓急，散解虫体，至今仍为民间常用之法。

(二)内科杂病隋唐五代时期，内科杂病得到迅速发展，这反映在对内科杂病病名与证候特点的描述更详确，病因病机的认识更系统，辨证更深入，治疗更富有成效，并创制了许多方剂。

1、病名与证候的详确描述此期更重视每个具体病的描述和确诊，从而对病名的确定日趋规范化。

如消渴病，当时以病人的明显消瘦、口渴、尿多为症象而命名，这在《备急千金要方》中已有明确记载。

《外台秘要·消渴消中门》引隋唐间医学家甄立言《古今录验方》所说：“渴而饮水多，小便数，无脂似麸片甜者，皆消渴病也。

”是医学文献中消渴病尿甜的最早记载。

又如脚气病，此期对其症状已有详述。

《诸病源候论》记述：初甚微，饮食嬉戏，气力如故，当熟察之。

其状自膝至脚有不仁，或若痹，或淫淫如虫所缘，或脚指及膝胫洒洒尔；或脚屈弱不能行，或微肿，或酷冷，或痛疼，或缓纵不遂，或挛急；若治之缓，便上入腹，入腹或肿、或不肿，胸胁满，气上便杀人。

”在这里脚气病症状不仅记载详细，且已发现了肿、或不肿及冲心之症，与今临床上脚气病之分干脚气、湿脚气和脚气冲心一致。

2、病机与辨证的深入认识《诸病源候论》一书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各种内科杂病的病因病机，在一些内科常见病的病机理论方面，能突破前人的见解，提出不少新的观点，现举数例略述如下：水肿。

自《诸病源候论·水肿病诸候》始，首次把“水肿”作为各种水病的总称。

巢氏一方面认为”水病者，由肾脾俱虚故也”；另一方面更重视脾胃虚弱在发病中的作用，他在书中多处强调了脾虚不能制水，是导致“水泛成肿”的关键所在，作者把脾胃在水肿病机中的重要作用，提到与肺肾相等的重要位置上。

淋证《诸病源候论·诸淋病候》中明确地提出了淋证的病位在肾与膀胱，并论述了二者之间的关系，阐发了症状发生的机理。

他说：“诸淋者，由肾虚而膀胱热故也。

”“肾虚则小便数，膀胱热则水下涩。

数而且涩，则淋沥不宣。

故谓之为淋。

”巢氏以肾虚为本，膀胱热为标的病机分析，为后世多数医家所宗，成为临床上诊治淋证的主要病理基础。

与此同时，还对诸淋各自不同的病机特性进行了探讨，指出：“气淋者，肾虚膀胀热气胀所为也”；“热淋者，三焦有热，气搏于肾，流入于胞而成淋也”；“石淋者，肾主水，水结则化为石，故肾客砂石，肾虚为热所乘”，“膏淋者……此肾虚不能制于肥液”；“劳淋者，谓劳伤肾气而生热成淋也”，为临床治疗不同淋证提出了理论依据。

在辨证方面，《千金要方》还以脏腑为纲类列内科杂病，又以寒热虚实为目，叙述内科杂病的各型证状及治疗，与现代按系统分类相似，这在杂病的认识相归纳方面是一较大的进步。

如《备急千金要方》第十一卷论“肝虚实”中，指出有“肝实热”，“肝胆俱实”，“肝虚寒”和“肝胆俱虚”四型，根据这一分型。

在“坚癥积聚”一节里，分别记述了“男子女人寒冷，腹内积聚”的寒性积聚和“腹内积聚，大小便不通，气上抢心，腹中胀满，逆害饮食”的实热积聚。

3、临床治疗的发挥隋唐五代时期由于在内科杂病的病因病机与辨证的认识上有较大的发展，促使了在治疗上的全面发挥和更加富有成效，现举数例略述如下：消渴。

《备急千金要方》在药物治疗方面，收载治疗消渴方剂达52首，其中以花粉、麦冬、地黄、黄连等清热生津之品为多。

《外台秘要》中根据消渴证候表现、并发症和预后的不同，将消渴病分为十四种证候类型进行论治，载方177首，常用药物有人参、花粉、黄连、甘草、麦冬、知母、地黄等。

孙思邈认为消渴病“小便多于所饮”的机理是内热消谷，“食物消作小便”。

这一观点为消渴病的饮食控制疗法提供了理论依据。

王焘对饮食控制疗法的实施，提出了具体要求，主张“先候腹空，积饥乃食”，反对患者无限制地进食，而是提倡“食欲得少而数。

不欲顿而多”的少食多留的合理进食方法，说明当时医家对饮食控制疗法的重要性已有一定的认识。

血证。

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分为吐血和尿血二门，孙氏在治法上博采众长，大量收集各种疗法及民间单方验方，针灸治疗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孙思邈对衄血不止使用压迫止血与烧烙止血的方法治疗，不仅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且一直受到历代医家的推重，并沿用至今，仍是治疗衄血的很好方法。

水肿。

《千金要方》在继承《内经》“开鬼门、洁净府、去菀陈莝”理论与仲景学说治疗水肿病的经验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

其中发汗法每以麻黄、防风、生姜、独活之类发汗解表，并常与健脾补肾，益气固表，淡渗利湿，化痰理肺之类药物配伍联合应用，表里同治或上下分消等方法消水退肿。

利水法常结合辨证，配伍不同治法而用药，泻下消肿的方剂有猪苓散、中军候黑丸、麝香散、麻子煎及茯苓丸等，如麝香散中有芫花、甘遂逐水、茯苓丸以芫花、甘遂、芒硝泻水，皆能退水消肿。

同时，孙氏还在书中记载有用外治法和饮食疗法治疗水肿的经验。

外治法如用灸法、摩膏法、外洗法等，疗效甚佳。

食物疗法有食物和药者或制饼而食者，有食物熟制如大豆煎与酒煎服。

乌豆为末做粥等。

亦有用血肉有情之品如鲤鱼、羊肺、猪肾熟制或加入药物而食者，均在调治水肿病中起到重要作用。

营养缺乏性病证，此期对瘿病、脚气病一类病证的治疗又积累了一些新的经验，如治瘿内服方剂，宋齐以来常用之鹿靥外，又增用羊靥，羊靥较鹿靥更为易得，在具体运用时更与海藻、昆布同方并用，更能提高疗效；另外用龟甲治佝偻病，用楮树皮(谷白皮)煎汤煮粥以防治脚气病及用麻黄、独活、防风、防已、细辛、蜀椒、吴荣萸等治疗脚气病。

现代研究这些药物都富含各该疾病所缺乏之相关之成分或维生素等。

二、外科外科到隋唐五代时期得到很大发展，首先在国家的医学管理体制中，已有外科之专门设置，外科与骨伤科已一分为二，同时更有多种专门著作留传于世，专科医家的成长比前代也有所发展。

外科医疗技术、手术水平以及理论探索等均有提高。

(一)外科专门机构的设置与作用在隋唐太医署下，属于外伤科范围的骨伤科在此期被划入按摩科，关于医系下的疮肿科，即是以治疗化脓性感染为重点内容的普通外科。

在医系下之角法，按其学习内容应属外科的外治法。

无论是按摩、疮肿、角法，既是骨伤科、外科、外治法人才的专门培养机构，同时也是这三个专科疾病的医疗规构。

如遇战伤、地震灾伤等，他们就必须立即奉命去急救和巡诊。

(二)外科专著与专业外科医家外科与相关之专科在隋唐时分别独立成科或相对形成专科，与此相适应外科专著较前代明显增多。

据史书记载的书目来看，总计隋唐五代时期外科疮肿书籍有15种，近60卷。

可惜这些外科书籍多已佚失，部分内容尚可从其同代和后世大型综合性方书中窥见一斑。

以外科为专业的医家，除有一些专著之作者如甘浚之、甘伯齐、秦政应、喻义、沈泰之、蔺道人等之外，《诸病源候论》所记肠吻合术、大纲膜血管结扎切除等的术者，虽佚名，但其业绩不可磨灭，又如为剖腹肠出被地，眩而仆的安金藏，纳肠入腹进行腹壁缝合手术的“高医”（《新唐书·安金藏》第116卷，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又如：有医“以利刀开其脑缝”的外科医家；为苌从简“以刃凿骨”，剔除箭镞入骨不能拨出病症的“医工”；为方干等十余名兔缺患者成功进行唇裂修补术的“补唇先生”；为人割治背部瘤肿的杨玄亮；以及为蒯亮割除额角瘤肿的医家等等。

虽然上述擅长外科的医家，由于当时社会地位低下及史不详载，现已无法知其贯里和具体成就，但由他们的著作目录和若干外科手术所达到的水平，也足以代表我国此期外科发展的一般情况。

(三)化脓性感染等疾病诊疗水平的提高在经验积累基础上，此期医学家尤其是外科医家在这个领域作出了令人注目的成就。

随着认识水平的提高，诊断正确率和治疗有效率也大大提高了，例如：糖尿病并发化脓性感染：孙思邈对糖尿病并发化脓性感染的论述尤为确切，他在强调该病“常须思虑有大痈”和“当预备痈药以防之”的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凡消渴病，经百日以上者，不得灸刺，灸刺则于疮上漏脓水不歇，遂致痈疽，羸瘦而死。

亦忌有所误伤。

”他要求医生“慎之慎之”。

骨关节结核之发病：在孙思邈著作的外科部分里，对类似于骨关节结核的附骨疽等骨病的好发部位与临床症状作了较前更正确的描述。

他说凡附骨疽，喜着大关节；更具体提出丈夫产妇喜着髀(髋关节、股骨部位)中，小儿亦着脊背(腰椎、胸椎)。

大人急著者，先觉痛不得动摇……”，对下腿骨结核，也明确认为：有久痈余疮，败为深疽者，在胫骨、腓骨间，喜生疮中水恶露，寒冻不差，经年成骨疽……亦有碎辞骨出者。

孙氏还对其他部区之骨结核作了比较正确的描述，说明其认识水平的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孙氏对骨结核与淋巴结核(瘰疠)互为因果关系已有了正确6论述。

狂犬病的预防：孙思邈指出：“凡春末夏初，犬多发狂，必诫小溺，持杖以预防之”。

如果被狂犬咬伤，孙氏除强调“取狂犬脑傅上，后不复发”外，更告诫人们不可“若初见疮愈，即言平复，此最可畏，大涡即至，死在旦夕”。

他强调“百日之中，一日不可阙(防治)者，方得免难。

”这是孙氏对狂犬病潜伏期的正确认识。

王焘进一步发展了孙氏的经验，要求“见狂犬咬，即急嗍去血，急吐之勿错咽之”。

(四)外科手术与医疗技术中国外科手术发展到隋唐，已达到颇高的技术水平，《诸病源候论》较真实的保留了隋代肠吻合术、大纲膜血管结扎术、大纲膜坏死切除术等手术方法和步骤等。

肠吻合手术：《诸病源候论》指出：“金疮肠断者……肠两头见者，可速续之。

先以针缕如法，连续断肠，便取鸡血，涂其际，勿令气泄，即推内之”，并强调肠吻合术后“当作研米粥饮之，二十余日后稍作强糜食之，百日后乃可进(普)食耳”（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21，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5年），在叙述何为“针缕如法”时，较详细的讲了方法和步骤：“凡始缝其创，各有纵横，难舌隔角，横不相当，缝亦有法，当次阴阳，上下逆顺，急缓相望，阳者附阴，阴者附阳，腠理皮脉，复令复常，但亦不晓，略作一行”（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36，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5年）。

从上述肠吻合以及其他手术的方法、层次、步骤、缝合针法等等来看，确已有了规范的连续缝合法、比较科学的护理和正确的饮食管理。

大纲膜血管结扎术与坏死大纲膜切除：在巢元方的著作里，叙述了外伤性大纲膜部分坏死的手术治疗。

指出：“……，安定不烦，喘息如故，但疮痛者，当以生丝缕系，绝其血脉，当今一宿，乃可截之，勿闭其口，膏稍导之”。

从这一段文字所描述的内容与要求看，首先强调了大纲膜部分切除的手术适应症；在手术疗法与步骤上则要求先用生丝线结扎大纲膜外伤坏死部位的血管“绝其血脉”，然后观察24小时，“乃可截之”。

外伤伤口内异物剔除原则：《诸病源候论》的金疮伤筋断骨候，箭镞金刃入肉及骨不出候以及金疮久不瘥等篇，均明确强调：“碎骨不去，令人脓血不绝”“须令箭镞出，乃应除碎骨尽，不尔永不合”；“缺刃竹刺久而不出，令疮不愈”。

对种种创伤内异物不但认识其为创伤久不愈合或脓血不绝的根源，还确立了“当破出之”的手术剔除治疗原则，并指出只有如此，才能达到“疮则愈”的目的。

急救术与医疗技术：外科急救术和医疗技术在隋唐时期仍较进步，比前代也有一定的发展。

例如：孙思邈在处理外伤性阴囊撕裂时强调：睾丸脱出“推内之，以桑皮细作线缝之”。

又如急救小儿误吞针或骨刺哽喉，创造性提出“取鹿筋渍之令软，合而萦之大如弹丸，以线系之，持筋端吞之入喉，推至哽处，徐徐引之，刺着筋中出”。

又如灌肠与导尿，孙氏也颇多心得。

他强调煮好药汤“适寒温，用竹简缩（吸)取汁，令病人侧卧，手擘大孔(肛门)射灌之”，少时当出恶物。

此外，孙氏还在其著作中记述了保留灌肠，用以治疗垂危之疳湿痢，一用竹管将药物吹入肛门内约10公分处；一用竹简吹药入肛门内疳疮上敷之；又如尿闭的急救处理，孙氏不但总结了前人许多用尿道刺激的方法促进排尿，而且创造发明了葱管导尿的医疗技术。

他提出，凡尿不在胞中，为胞屈僻，津液不通，以葱叶除尖头，内阴茎孔中，深三寸，微用口吹之，胞胀，浸液大通，便愈”，(五)麻醉术与鼻端瘤肿摘除术麻醉是否有效对外科手术之成功与否关系密切。

唐文学家薛用弱在其《集异记》中，叙述了狄梁公性好医药，尤妙针术，……有富室儿年十四五，鼻端生赘，大如拳石，根蒂缀鼻，触之酸痛刻骨……公因令扶起，即于随后下针寸许，乃询病者曰：针气已至病处乎?

病人颔之，公出针，而疣赘应手而落。

时人对此虽以为异，觉其奇，然分析其所叙述之内容，释之针灸麻醉和外科手术之成功例，基本上是可信的。

(六)皮肤病的重要进展隋唐五代时期，防治皮肤病的理论和实践水平大有提高，其主要特点是：认识的疾病增多，对证候及发病机理作了阐释，还提出了相当详细的分类；治疗方法愈益丰富，护肤悦面防治药物大为扩展，皮肤病的防治水平明显提高。

1、皮肤病首次分类和新出现的病名《诸病源候论》中有15卷、15门309候涉及皮肤疾患，分门别类阐述证候和病机。

其所论述者，相当于130余种现代医学皮肤疾患，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几乎包含了常见皮肤病的大多数，还记载了一些罕见疾患。

首次见载的病名有：白癜风、乾癣(类似于慢性湿疹或银屑病)、脑湿(似于“皮角”)、鬼舔头(斑秃)、秃顶(早秃)、蛇身(鱼鳞病)、牛癣(类似于限局性神经性皮炎)、摄领疮(颈部神经性皮炎）、……等数十种。

首次专题论述了妇女、小儿常见皮肤病，还专题列述若干全身疾患的皮肤表现，如伤寒斑疹、时气疱疮、热病斑疹、热病疱疮、温病下部疮等。

《备急千金要方》和《外台秘要》论述皮肤病，病因多取《诸病源候论》之说，主要是丰富了治法。

孙思邈论列皮肤病有140余钟，其首次列述的疾病有妬精疮和老人常见之皮肤瘙痒症、阴下湿、毛发早枯和皮肤角化等等。

2、病因初诊治之进步疥疮 “疥”原来是人体患皮肤病的象形字，先秦古籍即有记载。

但只认为是一种浅表的瘙痒性皮肤病而已，《肘后救卒方》首先出现“疥虫”之说。

《诸病源候论》则将“疥虫”和“疥疮”联系起来，指出病因为“并皆有虫”，对其症状体征，给予真实扼要的记述。

在专述小儿疥疮时更指出，“小儿多因乳养之人病疥，而染着小儿也。

”表明对疥的传染性已有明确认识。

漆疮（漆性皮炎)：《诸病源候论》首先指出漆疮的不同类型，病状描写逼真，首次指出：“人有秉性畏漆，但见漆便中其毒”和“亦有性自耐者，终日烧，竟不为害”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

说明此病和各人“秉性”不同有关。

这是对各人机体免疫状况不同的朴素认识。

癞、恶疾、大风(麻风)：这一时期本病名称虽然仍未统一，分类亦较繁复，但对比早期或晚期症状之不同。

已认识到有“通体无异而眉须已落”和“遍体已坏而眉须俨然”的区别，对“四肢腹背有顽处”、“顽钝不知痛痒“(麻木斑)、身体枯槁，“津液常不出”(不出汗)、“重者手足十指已有坠落”和鼻柱崩倒等器官残损以及各种皮损表现均有描述（孙思邈《备急千要方》卷23，卷5，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

隋唐医家为防治本病进行了不懈努力。

孙思邈“尝手疗六百余人，差者十分有一，莫不一一亲自抚养。

”德高术精，成为中国古今医家的楷模。

3、隋唐时防治皮肤病的方法丰富并多有创新。

其特点是十分注意内治外治结合，药、针、灸疗法结合。

药治食治结合，并吸收国外医学成果。

这种通权达变的思想，是孕育创力的强有力催化剂。

孙思邈即为其卓越代表。

孙氏论述的140余种皮肤病中，治法约有复方、单验方234首，涉及药物230种，常用针灸穴位20多个，灸法多种，所用疗法剂型汤、散、丸、膏、糊、汁、酒、煎、熨、坐导、浴、沐、乳、烟熏、煮散、澡豆、蒸熏、枕、粥、泥等22种。

4、护肤悦面药《五十二病方》、《肘后方》有少数载述，隋唐时有显著发展，尤以孙氏论说最为透彻而详备。

孙氏不能容忍护肤防病的美容面药及衣香澡豆只私于少数贵胜有，应使之为全社会服务，对以后这类药物的普及推广起了极大作用。

《千金方》两书中，仅面药即列有百余首，分外用热熨、冷冻熨疗法及内服法等。

所用方药之中预防性护肤及美容悦面药有43首，其他为治疗性药剂。

此外还有生发护发剂及唇膏。

近年有人进行实验研究，证明孙氏立方遣药的科学性。

现在许多中药美容剂也吸取了他的这些优良成果。

(八)外治法的发展隋唐时期外治法得到了迅速发展，唐政府重视外治法，在太医署医学教育的分科中，将角法（拔火罐疗法）为代表的外治法纳入独立之学科以培养专科医生。

《外台秘要》记载了两种新的针角法，即“水蒸气拔罐法和“针刺拔罐法”，孙思邈在其《千金要方》中还首先记载了磁石外用治疗耳聋的方法，即将完整的磁石放入病者患处，借助天燃磁石的微弱磁场来治病，这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唐代还有将磁石制成盆、枕一类的保健器具长期使用的记载。

除此之外，《千金翼方》和《本草拾遗》中均有砂浴疗的描述，记载的方法和适应症和今天理疗学中听说的砂治疗法基本相同，值得一提的是隋唐时期的矿泉疗法，我国古代矿泉疗养开始很早，但隋唐以前在范围和规模上还是很有限的。

隋唐时期，情况已大不相同，统治阶级耗资修建临潼矿泉，唐政府还专门设置了管理皇家矿泉的官吏，其影响大大扩大，矿泉疗法在普通百姓中亦有一定程度的普及。

唐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记载了矿泉疗法，对其成因和适应症给以了描述。

三、骨伤科(一)创伤的病因病机理论的发展关于失血、瘀血病机：创伤可致失血和瘀血。

《诸病源候论》认为外伤失血可致经脉空虚、心血亏损，严重者可引起死亡。

同时，指出创伤导致瘀血的机制；“若因坠落损伤，即血行失度，随伤损之处，即停积；若流入腹内，亦积聚不散，皆成瘀血”，《理伤续断方》，指出“凡肿是血作”，即外伤引起的局部肿痛，都是瘀血所致。

由此可引起局部乃至全身的一系列血瘀为患的症侯。

隋唐医家对“瘀”病机的论述，成为中医骨伤科病因病机学说的核心理论。

关于创口化脓的病机：《诸病源候论》对开放创口、开放性骨折化脓感染以至不愈合的病因病机所作分析相当透彻，认为污染、或再污染、包扎不当或缝合不当、清创不彻底、异物等因素至今仍有实际意义，蔺道人《理伤续断方》进一步论述骨折后因移位或畸形愈合导致肢体功能障碍或废用。

(二)骨伤科疾病诊断与治疗的发展关于内伤的诊疗：《诸病源候论》载有“金疮病诸候”凡23论。

讨论了创伤外观，从伤口的性状、分泌物及受伤部位，推测战伤的预后，指出如伤在颅脑及重要脏器则不易痊愈。

对创伤出血，提出了从脉象来观察预后。

指出胸腹腔内出血的见证，主要是胸胁和腹部胀满，还描述了创伤出血过多所出现的心跳加快、情绪不安、疼痛、烦躁、口渴等证状。

《理伤续断方》强调对危重内伤先调气后补血，首创“四物汤”治伤损证。

而且，该书对跌损内伤特别强调辨证论治，提出了根据伤情轻重缓急以第一至第七次序治伤损的步骤与法则。

开创了攻下逐瘀、行气活血、养血活血、活血壮筋、补肾健骨的治疗法则和方药。

其七步冶伤法则和方药，至今用于临床。

关于开放性创伤、开放性骨折的治疗：《诸病源候论》记载了开放性创伤和各种严重复合伤，如内脏破裂、膀胱尿道损伤等，特别是首次描述了开放损伤愈合继发动脉出血，称为“盗血”，指出不能破，破则死(《金疮惊痉候》)。

对开放性骨折分别为早期并发症、化脓感染期和现代称之为慢性骨髓炎期分期诊断。

这些诊断分型的方法，是开放性骨折诊断的重大进步。

《诸病源候论》首次详细介绍了清创缝合的手术和筋缝合手术。

对施行清创手术提出了要在创伤的早期，并强调清创和扩创，《理伤续断方》则主张对开放性骨折扩创复位可缝合，也可不缝合，外用夹板固定，还具体提出了十四步治疗方法，十四法主要是清创、复垃、外固定和外敷药物，它成为后世治疗开放性骨折的主要方法。

(三)关于骨折脱位诊断与治疗蔺道人把骨、关节损伤分为骨折和脱位：骨折又分开放性骨折和闭合性骨折两大类，并且首次把骨折分为可用手法整复者和不能用手法整复者。

蔺道人首次描写了肩关节脱位和髋关节脱位；并首次描写了髋关节脱位有前后两大类型；记载了颅骨骨折、肋骨骨折、股骨骨折、胫腓双骨折、前臂骨折、指(趾)骨折(见《理伤续断方》口诀)。

对于骨折脱位的诊断，蔺道人总结了手摸心会的检查法，强调“忖度”即检查后要思考骨折移位程度、方向、力量等，在治疗上，运用了麻醉、清创、复位、固定、练功和内外用药等六大步骤与方法，认为凡整骨都要先服麻醉药，其麻醉药叫“常用整骨药”，由大乌头等能导致睡眠，或用草乌、木鳖子等能使之晕昏，从而起麻醉作用的药物组成。

蔺道人创用闭合手法复位六法，即“相度损处”、“拔伸”、“或用力收入骨”、“捺正”四大整骨手法和”按摩法”、“导引练功法”。

首创肩关节脱位的复位——靠背椅式复位法，髋关节脱位复位法——手牵足蹬法。

蔺道人还运用了切开复位等外科手术步骤与方法技术等。

葛洪竹片固定骨折的方法，在隋唐时期得到迅速推广。

蔺道人总结并发展这些经验，改为杉木皮夹板的制造、包扎技术和具体运用以及不同部位固定的方法，特别强调不包括关节的，夹板固定法和可以使关节作屈伸活动的绢布包扎关节固定法，充分体现了骨折固定技术从一开始，就贯串着“动静结合”的观点。

此外，蔺氏主张对骨折复位固定后的按摩和功能锻炼疗法。

隋唐时期对骨折内外用药，显著特点就是铜类、虫类药物的运用和重视辨证论治。

蔺道人的整复、固定、活动三大骨折治法及七步内治伤损法，重视保护软组织的动静结合的骨折疗法及其内外用药的经验，至今还为骨科医学家所遵循。

四、妇产科隋唐时代，妇产科迅速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

其特点是：开始从内科范围分化，日益趋向专科化。

隋唐间，出现了许多妇产科著作。

据《新唐书》和《旧唐书》记载，有6种、凡26卷可惜均已散佚。

昝殷著《经效产宝》(847)3卷，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产科专书。

书中论述了妊娠、难产、产后等20余种产科常见病证，收载方剂260余首。

有些论点具有一定的水平，方药大多简易实用。

如四物汤通用于妇产科已千余年，至今仍为妇科圣药。

另外，在一些综合性医书中，都收集保存了极其丰富的妇产科资料。

孙思邈以重视妇产科而闻名。

他深感有设妇产科的必要，在《千金要方》中，明确指出：“妇人之病，比之男子十倍难疗。

”专设“妇人方”3卷，列于各科疾病之首，促进了妇产科向专科化深入发展。

(一)关于接生的处理1、帮助产妇安定情绪。

唐代医家已注意到产妇的心理精神因素对分娩的影响，为了解除其临产时的恐惧紧张情绪，减缓分勉疼痛和防止难产，明确要求接生者态度应严肃谨慎，语言动作轻柔。

2、忌多人瞻视《干金要方·产难》说：“凡欲产时，特忌多人瞻视。

惟得二、三人在傍，临产时，只许接生人员守护在旁,以保持产房内安静，镇定产妇情绪，并防止环境污染，减少新生儿感染。

这一规定，也是现代化产房所必须做到的。

3、对胎儿娩出后的护理。

巢元方强调：破伤风,是因新生儿断脐洗浴不即……通风入伤则变为痫”的关系。

孙思邈也有许多独到见解，如脐带处理，要求断脐长度应适中，以六寸为宜，因为“长则伤肌，短则伤脏。

”“乃先浴之，然后断脐，不得以刀子割之，须令人隔单衣物咬断”。

并主张先以猪胆汁洗浴后断之，毫无疑义，这将会减少脐带感染的机会。

(二)月经常见病的证治1、月经不调和闭经痛经《外台秘要》则更进一步提出了风冷、寒湿、外伤，癥瘕及情志不遂等多种因素均可引起月经不调；而且又认为月经不调，久之，则可导致癥瘕、不孕等症。

闭经痛经的病因病机，《诸病源候论》仍以因风冷使气血闭涩立论，治疗方面，《千金要方》大致仍遵循《金匮要略》通经活血的原则，但积有比较丰富的用药经验。

2、崩漏《诸病源候论》专列“崩中漏下候”，认为其病机和主症是：“冲任之脉虚损，不能约制其经血，故血非时而下。

”并根据阴道不规则出血的情况，将其分为漏下和崩中,如“非时而下,淋漓不断,谓之漏下，”“忽然暴下，谓之崩中。

”而且，《千金翼方》对崩漏症候又进一步描述：“妇人崩中漏下赤青黑，腐臭不可近，令人面黑无颜色，皮骨相连。

”这与宫颈癌晚期的临床表现极为相似。

至于药物治疗的经验，在《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更为丰富。

用方多达40余首，方中应用了温补、收涩、化瘀、凉血、止血等多种治法。

(三)关于带下病的认识带下病是指妇女阴道分泌物过多，色质异常的病证。

这一概念,直至唐代王焘的《外台秘要》才被认定。

秦汉两晋时期，带下病是指妇女腰部以下的病症，涉及的疾病范围较广，包括了多种妇科疾病。

至唐代，王焘《外台秘要》，设有“妇人带下门”。

其中收录了专治妇人“下赤白、漏五色”的带下方11首；并认为带下病的病因病机是由于风冷乘虚入于胞，损伤经血，使血与秽液相兼而成。

而且王氏将古代带下36疾病方，分别列于有关妇科疾病之下。

从此，妇女带下病的概念，即由隋代以前统称的下腹部位的病变，转变为专指阴道分泌物异常的病症，从而使带下病，从广义的妇科疾病中分化出来，王氏关于带下病的概念，为后来多数医家所接受，一直沿用至今。

(四)妊娠常见病的证治1、妊娠恶阻和妊娠水肿《诸病源候论》将重度的早孕反应首次命名为恶阻，列有“恶阻候“专论。

《干金要方》进而对恶阻的临床表现作了扼要描述：“阻病者，患心中愦愦，头重眼眩，四肢沉重，懈堕不欲执作，恶闻食气，欲噉咸酸果实，多卧少起，世谓恶食，其至三、四月日已上，皆大剧吐逆，不能自胜举也。

”并认为其发生机理是“由经血既闭，水渍于藏，藏气不宣通，故心烦愦闷，气逆而呕吐也，血脉不通，络脉痞涩，则四肢沉重，挟风则头目眩也。

”并创用了多种治疗方药，如治疗妊娠恶阻呕吐不下食方，方中应用的药物有青竹茹、橘皮、茯苓、生姜、半夏等，简明而有效。

《经效产宝》专列有治妊娠水气身肿腹胀方论。

论中认为妊娠水肿是由脾气虚弱所致，因而应用健脾利水、调和气血的治法。

收载的千金鲤鱼汤，至今仍是治疗妊娠水肿的代表方剂。

2、漏胎和胎动不安《诸病源候论》在“妊娠漏胎候”和“妊娠胎动候”中对漏胎、胎动不安的发病机理作了简要论述，指出：“漏胎者，……冲任气虚，则胎内泄漏”。

“胎动不安者，多因劳役气力或触冒冷热，或饮食不适，或居处失宜。

”《经效产宝》则从母子两方面分析了胎动不安的发生原因。

它说：“因母病以动胎，但疗母疾，其胎动自安；又称胎有不坚，致动以病母，但疗胎则母瘥。

”已认识到先兆流产的发生，或因孕妇有病，或因胎儿发育不良。

这对后来胎动不安处理原则的形成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这一时期还应用了一些有效的安胎新药，如《外台秘要》的阿胶、艾叶、续断、桑寄生，《经效产宝》的杜仲等。

(五)产后常见疾病1、产后血晕《经效产宝》提出了产后血晕虚证和实证的辨证要点在于：“常问其产妇，血下多少即知”。

治疗上《外台秘要》则先用醋涂口鼻，或以醋喷面等法急救，使其苏醒；再根据辨证求因、审因论治的原则，用补养气血、安神定惊、活血行瘀、祛风豁痰诸法调治。

2、产后乳病产后乳痈多见于产后未满月哺乳的妇女。

《外台秘要》已认识到乳汁积滞分泌不畅是产后乳痈的主要发病机理，指出：产后“不宜令汁畜积不去”，否则将会出现壮热、大渴引饮、乳结坚急痛、手不得近等乳腺化脓的征象。

在治疗上，除内服药物外，并应用了吸出或挤出乳汁、湿热敷、灸疗等外治法，这些疗法至今仍在沿用。

产后缺乳的发生，《经效产宝》认为是由于“气血虚弱，经络不调”所致，《千金要方》在治疗上用猪蹄补虚，通草、漏芦、瓜篓等通络下乳。

《千金翼方》治妇人无乳汁针少泽、液门、天井等穴位。

(六)妇科杂病1、不孕症其病因《诸病源候论》认为是由于经闭、崩带、癥瘕等常见的妇科病所引起，《千金要方》有进一步的阐发，指出：“凡人无子，当为夫妻惧有五劳七伤虚羸百病所致。

”表明已冲破了只责怪妇女一方的影响，认识到男女双方有病都可引起不孕症，显然是一大进步；它将女子不孕症概括为两大类，即将婚后终身不孕的称全不孕(原发性不孕)，因病而久不复受孕的称断绪(继发性不孕)。

2、子宫脱垂及前阴疾患《诸病源候论》将子宫脱垂称为阴挺或阴脱，并提出了其发病原因是由于平时体质虚弱和分娩用力过度所致，《千金要方》更提出了“禁举重”、“禁房劳”等预防措施。

另外还记有阴痒、阴肿、阴疮等前阴疾患。

《千金要方》除沿用洗法、阴道坐药外，并创用了洗榻法(罨包)、膏药、敷药等多种外治法。

五、儿科隋唐五代时期，中医儿科学有了迅速的发展，其主要特点是：儿科专业初步形成，对儿科经验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和整理。

据《唐六典》、《新唐书·百官志》等记载，唐太医署所没医科系下之“少小”，即为儿科，可见，早在公元七世纪初，我国医学分科上即把儿科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并开始由国家培养专门的儿科医生。

随着医学的发展，隋唐医家对儿科诊疗经验进行了一系列整理研究工作，出现了许多儿科专著或专论。

据史书记载的书目有11种67卷，可惜均已散佚，现存最早的儿科专著《颅囟经》。

一般认为是唐末的作品。

所论“脉法”和“病证”，有不少可取之处。

在隋唐医学巨著中，均有一定篇幅的儿科专论。

如《病源》卷45～50，集中论述小儿护养、杂病诸候，共255论，是最早小儿病源症侯学的专题论述。

唐代孙思邈非常重视小儿，认为“夫生民之道，莫不以养小为大。

”在他撰著的《备急千金要方》中，继妇人之后，列“少小婴孺方”1卷，晚年又撰《千金翼方》，其中补充了大量的儿科资料，写成“养小儿第一”、“小儿杂病第二”：《外台秘要》是一部文献整理性医著，书中也比较系统地整理了唐代及唐以前的儿科学成就，汇成“小儿诸疾”两卷，颇能反映中医儿科在唐代的发展水平。

一、小儿护养小儿初生，孙思邈提出减少感染破伤风的断脐之法和预防新生儿吸入性肺炎的方法，“小儿初生，先以绵裹指，拭儿口中及舌上青泥恶血，……若不急拭，啼声一发，即入腹成百病矣。

”如果小儿初生不啼，则要用“葱白徐徐鞭”小儿背部，帮助小儿建立自主呼吸。

隋庸医家认为，小儿皮肤娇嫩，应多进行空气浴、日光浴锻炼，提高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

《诸病源候论》卷四十五“养小儿候”说：“小儿始生，肌肤未成，……宜时见风日”。

同时，还认为小儿“不可暖衣，暖衣则令筋骨缓弱”，主张“薄衣”，并介绍了“薄衣之法”，即从秋天开始少穿衣，按小儿逐渐适应习惯，也是增强小儿体质的一种好办法。

新生儿的喂养也很重要，主张人乳喂养，《千金要方》还专门列有“择乳母法”。

在“初生出腹”节中指出，乳母如果有发热、新吐下、酒醉、怒、新房过劳等，皆不可哺乳，否则，容易引起小儿疾病。

还对哺乳的次数、姿势、宿乳的处理、防止噎乳等作了细致而具体的规定。

二、小儿生长发育规律的探讨隋唐医家对新生儿的生长发育规律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研究，概括为：“凡生后六十日，瞳子成，能咳笑，应和人；百日任脉成，能自反覆；百八十日尻骨成，能独坐；二百一十日掌骨成，能铺匐；三百日髌骨成，能独立；三百六十日膝骨成，能行。

”（《千金要方》卷五)孙氏认为一般小儿均有这一正常发育过程，如果反常即是有病，须进行诊治。

小儿为“纯阳”之体的提出，始于唐末。

《颅囟经》开篇即说：“凡孩子三岁已下，呼为纯阳，元气未散”。

当时所谓纯阳，系指元气聚集未散而言。

后来经宋代钱乙、清代徐大椿、王盂英等人阐发。

“纯阳”说有所发展，且作为指导临床用药的一种儿科理论。

三、小儿诊法小儿脉诊，晋代王叔和《脉经》已有论列，唐末《颅囟经》则更明确指出小儿脉候至数之法与大人不同。

“若有脉候，即须一寸取之，不得同大人分寸”，认为小儿“呼之脉来三至，吸之脉来三至，呼吸定息一至，此为无患。

”小儿指纹诊法，最早在唐代医家王超（生活于贞观年间）在《仙人水镜图诀》中提出，此书已佚，但后世儿科著作则有所转载。

四、小儿常见病证的认识和治疗隋唐医家对天花、猩红热、结核等小儿常见传染病的病机证候都有较为明确的认识。

《诸病源候论》卷七描述“伤寒·登豆疮”说：“伤寒热毒气盛，多发疱疮，其疮色白或赤，发于皮肤，头作瘭浆。

戴白脓者，其毒则轻，有紫黑色作根，隐隐在肌肉里，其毒则重”，其“疮痂虽落。

其瘢犹黡，或凹凸肉起”，类似天花一类的传染病。

惊痫是儿科“四大症”之一。

《诸病源候论》分列惊候、痫候等进行论述，大体包括各种原因所致的抽搐、惊厥一类疾病。

《千金要方》归纳“候痫法”20条，从症状、体征诸方面进行鉴别诊断，使医者容易掌握。

并提出惊痫重症的诊断标准，执简驭繁，方便临证，对于认识惊厥作出了有益探索。

孙氏还主张用清热、镇静、息风、安神方法治疗惊厥，如龙胆汤等。

《外台秘要》卷35则详列各种灸法，并提出“若风病大动，手足掣纵者，尽灸手足十指端，又灸本节后。

”他们提出的治疗惊痫的原则和措施，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隋唐时期，儿科治疗方法丰富多彩，主要有内服、外治、针灸三类，内服药物的剂型有汤、膏、丹、丸、散等；外治法有洗浴、涂囟、敷脐、膏摩、滴鼻、掐(以讯代针）法，如孙思邈曾用十二味寒石散为末，粉扑小儿皮肤，治疗壮热不能服药的病症；针灸有针、灸两法，尤其是灸法在隋唐医家中用的较多，如孙思邈灸法40种，分治小儿多种病症，用途甚为广泛。

六、五官科隋唐时期，太医署设耳目口齿科，标志五官科已从内外科分化出来，正式独立存在，对五官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备急千金要方》首次把眼耳鼻咽喉口齿疾病总称为“七窍病”，使五官科病症有了更为紧密的归类形式。

眼科史上早期重要专著《龙树眼论》的问世和装配义眼等，更反映了唐代多方面的眼科成就。

(一)五官科病症的早期总结隋唐时，《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外台秘要》等书，对前代零散的五官科病症进行了系统总结，所论及的五官科病症已达百余种，针眼、雀目、睢目(上险下垂)、鼻衄、鼻生疮、耳疮、耵耳、风冷失声、中冷声嘶等病均为首载。

从局部证候表现认识五官科病症，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

如《诸病源候论》“人有昼而睛明，至瞑则不见物，世谓之雀目。

”（巢无方等：《诸病源候论》，卷28，P119，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1955年），对夜盲症视力随白昼和夜晚的不同，出现的规律性变化观察得十分清楚。

《外台秘要》所载“脑流青盲眼”，指出“其障作青白色”(晶状体混浊)是我国正确描述白内障之最早者。

(二)五官秒疾病注重外治法《千金方》、《外台秘要》共收载五官科方剂约600首，针灸处方40余个，外治法占着绝对的优势，而内服药疗法相对较少，其原因当与五官科疾病之特点有关。

眼科治疗方法中，以敷法最为常用，薰洗、滴眼、钩割等多种外治法与外科手术都有运用，洗眼时采用仰卧法、并以绵注洗目，盐汤洗目，以棉沾药液滴眼，或以新毛笔将药粉撒入眼内，表明多种局部给药方法的运用。

《外台秘要》在“脑流青盲眼”(白内障)中提出“……此宜用金蓖决……一针之后，豁然开云而见白日”。

这是我国医学著作中关于金针拨障术的最早记载。

”杜牧(803～852)《樊川文集》亦记有擅长金针拨障术的两位眼科医生，他们对白内陋的病变位置、颜色、手术适应症、手术时间、手术并发症等已积有较丰富的经验。

从当时多位著名诗人的诗歌中也可看出唐代的金针拨白内障手术相当普通。

应当指出：内服方药中的“神曲丸”(即后世有名的磁朱丸)，对早期白内随是有效的。

此外，唐代医学家们对运用多种动物肝脏治疗目病以明目十分重视。

鼻病治疗以塞鼻为主,间有吹鼻、灌鼻、外敷等法。

耳病治疗以塞耳为主。

亦有少量点耳、吹耳、灌耳之方，喉病的治疗以含咽含漱法为主，并有热灼、含漱及刺手大指出血等。

此期所载五官科药方，多有详细的药物加工炮制相制作方法。

眼科药已强调先捣后研再筛，或以绵滤之等，反映了五官科待殊用药要求已积有一定的经验。

(三)义眼的装配唐代，我国已能装配义眼。

如《吴越备史》记载：“唐制武选，以马上击球较其能否，有置铁钩于球杖以相击，(周)宝尝遇此选。

为铁钩所摘一目，睛迭……敕赐木睛以代之，木睛不知何木，视之亦明”，据考。

周宝是唐武宗(840～846)时人。

可知我国远在公元九世纪就能装配义眼。

且形象逼真。

视之如真睛。

(四)《龙树眼论》眼科专著始于南北朝，我国最早见于目录文献记载的眼科书，惜已佚失。

《龙树眼论》为眼科名著，系历史上有影响的第一部眼科专著，亦佚。

曾载于郑樵《通志·艺文略》，白居易的病眼诗“案上漫铺龙树论，盒中空贮决明丸”中亦曾提到，可见当时流传较广。

有人推测为隋唐间人托名印度佛学家兼医学家“龙树”(一说为菩萨名)所撰，并认为《医方类聚》所载之《龙树菩萨眼论》即为其书，待详考。

七、口腔科口腔医学无论在口腔保健、口齿疾病认识和治疗方面此期都有较大进展，并在此时出现了多部口齿专著。

据《新唐书》等文史书目记载有5种8卷，可惜均未能保存下来。

所幸《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综合性医书，都有专述口齿疾患病因病机或治疗方药的篇章。

(一)口腔卫生保健揩齿以保口齿清洁，当时已渐趋流行。

其方法主要有“杨枝揩齿法”和手指揩齿法”两种，《处台秘要》中载有“每朝杨柳枝咬头软，点取药揩齿，香而光洁。

”手指揩齿法见于晚唐敦煌壁画中的“劳度叉斗圣图”。

至于洁牙剂，或为盐、或为药物散剂。

《千金要方》和《外台秘要》中就有不少揩齿方，所用药粉多有芳香祛风、解毒止痛、排脓消肿之功。

另外，隋唐医籍对食物、药物在口齿保健上的宜忌也有所论述。

如孟洗《食疗本草》指出：“砂塘多食则损齿。

”(二)对口齿疾病的认识1、口吻疮(燕口)《诸病源候论》描述其证候为口两吻生疮，其疮色白如燕子之吻，故亦名“燕口”，“恒湿烂有汁”。

类似今之口角炎。

2、滞颐，亦名口下黄肥疮《诸病源候论》指出小儿涎唾多流溢浸于颐，生疮黄汁出，浸淫肥烂。

此类似小儿口周真菌感染。

3、舌上出血候《诸病源候论》载：“舌上出血如涌泉。

”《千金要方》采用烧灼止血法治之，实为先进之技术。

Rende氏1896年的报导为国外之最早者，Hanes氏1909年为该病命名。

4、牙周病《诸病源候论》中有牙挺候、齿动摇候、齿漏候等，分别描述了牙龈的炎性肿胀、萎缩、溢脓和牙体动摇等。

《外台秘要》对牙周病的症状描述更为详细：“齿龈虚软而无脓血。

……，其齿龈触动著即脓血出。

又口疳，其齿龈不触，自然脓血出。

”（王焘：《外台秘要》卷22，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1982），其所述齿龈虚软而无脓血是牙周病早期，”至后期则牙周袋形成，潴留脓液，故触之即出脓血。

“口疳”为牙周脓液破溃后的慢性阶段，故虽不能被及牙周袋，脓血亦自出。

国外Toinac氏首先提到齿槽溢脓一词是在1839年。

《外台秘要》对牙石进行了描述，这也是牙周病的常见症，并名之为“食床”；“或附齿有黄色物，如烂骨状，名为食床。

凡疗齿看有此物，先以钳刀略去之，然后依方用药，不仅描写了龈上、龈下牙石，并且指出应用钳刀除牙石的技术。

(三)口齿病的治疗1、下颌关节脱位整复法。

葛洪《肘后救卒方》已有记述，孙思邈继承其法且趋向完善。

如：“一人以手指牵其颐以渐推之，则复入矣，推当疾出指，恐误啮伤人指也。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6上，七窍病上，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1982），《千金翼方》更提出用竹筒保护手指，防止咬伤的办法。

2、牙齿充填术、《新修本草》已有牙齿充填用的银汞合金（银膏)：“其法用白锡和银箔及水银合成之，凝硬如银，堪补牙齿脱落”，目前牙齿充填所用之汞合金即由水银、银、锡、铜、锌以一定比例配制而成的。

英国人Bell最初使用汞合金是在1819年。

八、针灸科隋唐时期政府对针灸学相当重视，如唐太医署内已设针科。

更重要的是隋唐医家积极从事针灸学科的临床实践，善于总结并致力进取，使本时期的针灸学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均有显著进步。

(一)针灸学说和理论之发展隋代医家巢元方在阐释病因病机时，较多地将经络理论与脏腑学说结合起来。

如“腰痛不得俯仰候”中说“肾主腰脚，而三阴三阳十二经八脉，有贯肾络于腰脊者，劳损于肾，动伤经络，又为风冷所侵，血气击搏，故腰痛也。

”孙思邈强调脉诊对针灸的指导作用，如他在《千金要方》中指出“每针常须看脉，脉好乃下针，脉恶勿乱下针也”而在该书“平脉”卷之“三关主对法”中，就是脉诊与针灸结合之示范。

隋唐医京甄权继皇甫谧之后，曾对针灸孔穴进行厘定，并撰有《明堂人形图》、《针经纱》、《针方》等，惜均已佚失。

杨上善所著《黄帝内经明堂》序称：将十二经脉各为一卷，奇经八脉复为一卷，合为十三卷，是腧穴按经络循行排列的较早文献记载。

王焘亦对针灸俞穴进行了整理，采取以经统穴的方法，将所有腧穴均分列于十二经脉中，并分述各穴其取穴法、主治病症、施灸壮数等，共收352个经穴。

(二)针灸临床在针灸临床方面，孙思邈创孔穴主对法。

“穴名在上，病状在下，或一病有数十穴，或数病只一穴，皆临时斟酌作法用之”。

这种形式犹如针灸临床手册，便于使用。

孙氏并创保健灸法。

他还发现了“阿是”穴之临床效果，其曰：“有阿是之法，言人有病痛，即令捏其上，苦里当其处，不问孔穴，即得便快成痛处，即云阿是，灸刺皆验”，孙氏的阿是穴法对后世影响很大，临床所用不定穴、天应穴等，都从阿是穴演化而来。

孙思邈还创用了同身寸法，“取病者男左女右手中指上第一节为一寸，亦有长短不定者，即取手大拇指第一节横度为一寸，以意消息”，及“其言一夫者，以四指为一夫”（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29，P518，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这种同身寸的取穴方法，为医者提供了准确取穴的简便测算法，有利于针灸学的发展。

针灸治疗疾病种类，隋唐时期逐渐扩大，特别是《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针灸治疗广泛用于临床各科。

《千金冀方》基本已按科分述疾病之针灸治疗，更有利于医者掌握并提高针灸治疗效果。

灸治法已应用于多种专科疾病，是为隋唐时期灸法的特点。

除上述《骨蒸病灸方》外，尚有苏敬《脚气灸方》、《外台秘要》灸诸瘿法、《千金要方》灸诸癫法、小儿灸法等，隔药灸亦趋多样化，如隔盐灸、葶苈子灸、豆鼓灸、麻花灸等，燃料则推祟艾火与槐木之火，反映了有唐一代灸疗法之蓬勃发展。

(三)长于针灸之医家及其著作隋唐五代长于针灸的医家除上述已提及者外，较著名的尚有为唐高宗治风眩刺百会、脑户出血之秦鸣鹤，及用针刺治愈小儿鼻端生赘疣之狄仁杰等。

史书记载针灸文献有16种，约24卷，均已佚失，存世者有唐《新集备急灸经》(是我国最早雕印之医书)，为范子盈等咸通二年(861)抄本。

原藏于敦煌石窟，光绪末被伯希和盗往法国，有甲、乙本。

除载有十五种疾病的灸疗方法外，尚收载了针灸禁忌。

据研究，敦煌古医籍中针灸类尚有《灸法图》六卷，存残图18幅和部分残文；《灸经明堂》一卷，述一月三十日人身禁灸部位及针灸人神所致危害；《人神流注》，述一月三十日人神在身体部位；《黄帝明堂经》甲、乙卷，均有部分残损，记有十余个穴位的刺灸法及部位、主治等；《亡名氏灸法》、《针灸节妙》等，此外，杨上善撰《黄帝内经明堂》十三卷，又名《黄帝内经明堂类成》。

日本仁和寺旧藏此书卷子本(1143年写本)残存卷一，小岛学古双钩摹钞，藏于宝素堂。

光绪间杨惺吾氏获于日本，持归付印。

(四)按摩疗法迅速发展隋唐时期的按摩疗法发展迅速，其特点是有了专科，并开始了专科教育，而在按摩内容方面更有充实且应用更为广泛。

据《隋书》记载，隋太医署中置按摩博士两人，《唐六典》记载隋时有按摩医生达240人，并分为按摩博士、按摩师、按摩生三个级别，说明隋代不仅有了按摩专科，且有规模较为庞大的组织结构，并纳入政府正式的医学教育体系。

按摩科在唐太医署中虽仍为四科系之一。

但按摩人数较隋代减少，唯增有按摩士这一新的层次。

按摩科的职能、教育考试等见医学教育节。

隋唐埋藏的按摩方法大致可分为养生导引、天笔国按摩、老子按摩及外伤按摩、摩膏法等。

在《诸病源候论》中附有较多的养生导引法，通过自我消息导引，达到健康祛病延年之目的。

“脚气缓弱候”有：养生导引法：“舒两足从，散气向涌泉，可三通，气彻到，始收有足屈卷，将两手急捉脚涌泉，换足踏手……去肾内冷气，膝冷脚疼也”。

天竺国按摩和老子按摩均见于《备急千金要方》。

前者为随佛教传入之印度婆罗门法，共18式，后者则是道教的养生按摩法，共49式。

隋唐时期在治疗跌仆操作损伤中开始应用按摩术。

如《诸病源候论》卷36“腕伤初系缚候”中就指出需“善系缚，按摩导引，今其血气复也”，《唐六典》中则明确强调若遇“损伤折跌者，以法正之”，而《理伤续断方》“医治理想补接次第口诀”中之拔伸、用力收入骨、捺正等手法，亦包含外伤按摩手法。

此外，隋唐时期已开始借助器械和垫物按摩，如栉头理头保健即是一例。

在《诸病源候论·又湿候》就记有“栉头理发，欲得多过”；“数易栉，更番用之”，栉是梳蓖的总称。

上述栉头即梳头，而数易栉则是用不同的梳子、篦子，以梳头多遍，有按摩头部穴位、皮肤的作用，以流通血脉，疏散风湿，至元代《饮膳正要》发展为要“常梳头”的保健手段了。

《理伤续断方》中则有在摩肩、腰、胸、背等部时，需用“软物，如缉片之类奠(垫)之”，这亦为后世直至现代按摩治疗所遵循，唐代医家王焘在《外台秘要》对逆产者施以脐上盐摩法，对脚气病亦有膏摩。

对小儿液啼用摩几头及脊背的记载，《千金要方》亦将摩膏法用于儿科临床之中，按摩法已推广至妇儿科临床中。

九、法医学之进步(一)检验制度的确定由汉至唐是我国古代法律进一步发展完善时期，除唐律外，历代法律均已失传，唐律规定的法医检验对象有三：病者、死者、伤者，相当于今日的活体检查及尸体检查。

“如不做诚实检验，将受到刑事处分：诸诈病及死、伤受使检验不实者，各依所欺减一等；若实病、死及伤不以实验者，以故入人罪论。

”（《唐律·诈病·诈病死伤不实》，贷南阁丛书本），这一规定说明唐代的法医检验相当盛行，为防止检验人员作弊，才作出这一明文规定，该规定一直沿用到清代，成为历代检验制度的基础。

(二)唐律中与法医学有关的规定1、损伤的法律定义与分类为了用刑法解决斗讼问题，唐律明确提出损伤的定义是：“见血为伤”。

它包括伤后有血液流出或肉眼可见的皮下出血两方面含义，并且着眼于生前伤。

唐律将致伤物分为三大类：手足、他物与兵刃。

手足是以手足为例，即用头击之类也包括在内，其所形成的损伤就叫手足损伤，他物指的是“非手足者余皆为他物，即兵不用刃亦是”，其所形成的损伤就叫他物损伤，兵刃所指是“刃为金铁，无大小之分，堪以杀人者”，其所形成的损伤叫作刃伤。

以上三者以手足为轻，他物次之，兵刃为重。

手足与他物殴伤与今日的钝器伤一致，刀伤与今日的锐器损伤一致。

2、损伤程度的判定与刑罚唐律对非致命性损伤分类很细，并由轻至重规定了相应的刑罚。

这一分类及其鉴定标准可以归纳如下表所示：唐律根据损伤程度和凶器性质规定的刑罚表（见附图）：损伤程度与凶器性质刑罚1、 斗殴手足殴人无伤笞40 2、斗殴手足殴人有伤(见血为伤)；以他物殴人无伤；以烫火未伤人；拨发不满方寸（《唐律·诈病·诈病死伤不实》，岱南阁丛书本）；鼻头出血各杖603、 以他物殴人有伤、拔发方寸以上至髡发不尽仍堪为髻者各杖804、 耳目出血；内损吐血；痢血以手足者仗80以他物者杖1005、 兵刃砍射人不着者杖1006、 折齿；毁损耳鼻口眼；眇一目；折手足指；破骨；汤火伤人徒一年7、 折二齿、二指以上；髡发徒一年半8、 刃伤；折人肋；眇两目；堕人胎(母辜限内子死)各徒二年9、 折肢；骨移位；瞎一目等辜内未平服者各徒二年10、 折肢；骨移位；瞎一目等辜内未平服者——残疾、废疾各徒三年11、 瞎两目；十指并折；折二肢；断舌；毁败阴阳——笃疾(及因旧患令至笃疾）流三千里12、 以手足他物斗殴杀人者绞13、 刃杀人及故杀人者斩唐律没有象今天这样将非致命伤分成轻伤和重伤，但其中提到的残疾、废疾、笃疾，实际上就是不同程度的重伤，与将重伤分成三等相似。

唐律对于不同程度的损伤提出了明确的法医学鉴定标准，根据这些标准可以较准确地做出法医学鉴定，并据以决定判处何种刑罚。

这些规定说明唐代的法医学活体检查相当严谨，且达到较高水平，在世界法医学史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3、保辜秦汉以来积累了大量活体损伤检查的经验，保辜即其中一条重要经验。

保辜之设，大概始于汉代，是为了确定受伤后经过一定时间死亡与损伤的因果关系而提出的。

唐律对保辜有详细规定：“诸保辜者，手足殴伤人限十日；以他物殴伤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汤水伤人者三十日；折跌肢体及破骨者五十日。

”在受伤后立即经官检验，根据伤情按法律规定立下辜限。

如果受伤者在辜限内死亡，依杀人罪论处；若在辜限外死亡，或虽死于限内但由于与损伤无关的原因而死，则各依相应的殴伤法治罪。

(三)其他与法医有关的规定唐律对各种损伤与死亡种类的认识相当广泛，并均有相应的刑法规定。

这些伤亡如受杖死，车马伤人，以物置人耳鼻，故意屏去人服用饮食之物，威力制缚人，恐迫人，使人畏惧致死；诈骗人死伤(如明知桥朽败，诳令人渡以致溺死)等。

共殴：对共殴伤人，须评定各伤轻重或进行死因竞争，而后处以相应刑罚：“诸同谋共殴伤人者，各以下手重者为重罪，元谋减一等，从者又减一等；若元谋下手重者，余各减二等；致死者随所因为重罪。

”堕胎：唐律规定：“堕人胎徒二年”，堕胎指的是在孕未生，因打而落。

并且是在母亲所受损伤的辜限内子死，才按律治罪，若在限外子死，或虽死于限内，而子未成形，均无堕胎之罪。

所谓“辜内胎落而子未成形”涉及胎儿发育到什么程度始受法律保护的问题，具有法医学的意义。

隋唐五代军事医学一、军医的设立《太平御览》载晋朝刘德“官至太医校尉”，《资治通鉴·晋纪》中记有武帝时程据为太医司马，又《晋书·刘曜传》所载刘曜被擒，石勒“使金疮医李永疗之”之事。

可见公元五至六世纪时，朝廷已有专职治疗战伤的医生——金疮医。

北魏延昌元年（512年），“肆州地震陷裂，死伤甚多”，世宗下诏说：“亡者不可复追，主病之徒，宜加疗救，可遣太医、折伤医，并给所须之药就治”（《魏书·过宗纪》）。

以上太医校尉、太医司马、金疮医和折伤医,可能都是当时的军医。

两晋南北朝时，帝王及将帅出征，也多派遣太医，或有侍医跟随。

二、士卒的体检历史上明文记载由医生对征募入伍士兵进行体检，首推齐东昏候萧宝卷在位之时以（499－501年）。

《南史·齐本纪下》叙述其役政的腐败情形：“自永元（499年）以后,魏每来伐，继以内难，杨、南徐二州人丁，三人取两，以此为率，远郡悉令上米，准行一人五十斛，输米既毕，就役如故。

又先是诸郡役人，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

又东境役苦，百姓多注籍诈病遣外。

医巫所在检占诸属名，并取病身。

凡属名多不合役，止避小小假，并是役荫之家。

凡注病者，或已积年皆摄充将役，又追责病者租布，随其年岁多少，衔命之人，皆给货赂，随意纵舍。

”从上可知，当时检查人丁是否可服乓役，不仅是医生，且有巫师在内。

一方面，豪绅地主包庇应征募者逃役；一方面，巫医又借工作之便，勒索百姓钱财，放走合格的兵丁，而将有病、孱弱、贫穷的丁口充数。

三、有关军队多发病及流行病的记载疾病对于人类生命的威胁，往往超过战争的杀伤力。

战争中远行征伐，风餐露宿，容易发生各种疾病，是古代军事家早已重视的事情。

三国时赤壁之战，战争还未开始，孙权主将周瑜就已断言：曹操“驱中国（指中原地区）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

果然，曹军到江汉水网地区后，尚未接战，“军众已有疾病”（《三国志、周瑜传》）。

《魏书，武帝纪》中也记载：“公（曹操）至赤壁，与（刘）备战不利。

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用引军还”。

这里更把“大疫”作为曹军败还的第一位原因，赤壁大战之后半年，曹操在第一项军令中说：“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同上）。

在这一时期内，历史上所载战时多发病及流行病，大致有以下几类：（一）疫及大疫北魏道武帝于皇始元年（396年）亲率“六军四十余万”，南下讨慕容宝，节节胜利，但至“皇始二年（397年）八月，丙寅朔，帝自鲁口进军常山之九门，时大疫，人马牛多死。

帝问疾于诸军。

对曰：在者才十四五。

”（《魏书·太祖纪》）。

泰常八年（423年），刘义符遣道济等救青州，“刁雍求将义兵五千要峻破之。

（叔孙）建不听”说：“兵人不宜水土，疫病过半，若相持不休，兵自死尽，何须复战？

今不损大军，安全而返，计之上也”（《魏书刁雍传》）。

（二）疟疾、瘴气梁武帝时（502～549年），殷钧任明威将军，临川内史，“郡旧多山疟，更暑必动，……，郡境无复疟疾”（《梁书·殷钩传》）。

和平元年（460年）八月，魏文成帝拓拔睿行幸河西，“西征诸军至西平，什寅走保南山”“九月，诸军济河追之，遇瘴气，多有疫疾，乃行军还”（《魏书·高宗纪》）。

（三）虏疮（天花）葛洪《肘后方》所载之“虏疮”，说明天花在我国之流行乃由部队传播。

四、创伤的诊断和治疗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践医学的发展，使金创折疡的临证经验得到积累和发展。

《肘后方》介绍了危重创伤的早期处理，描写了颅脑损伤和外伤可导致大出血致死的部位。

《外台秘要》卷20“金疮禁忌序”中引葛洪“凡金疮出血，其人若渴，当忍之。

常用乾食并肥脂之物以止渴，慎勿咸食，若多饮粥荤，则血溢出杀人，不可救也。

又忌嗔怒大言笑，思想阴阳，行动作劳。

勿多食酸咸，饮食酒、热羹臛辈，皆使疮肿痛发，甚者即死。

现代对创伤休克及出血性休克的处理，仍然采取这些措施。

葛洪认为：“凡金疮，伤天囟、眉角、脑户、臂里跳脉（肱动脉）、髀内阴股（股动脉）、两乳上下、心、鸠尾，小肠及五藏之腑输（位于胸背，去脊柱三横指）皆是死处，不可疗也”颅脑损伤、肱或股大动脉出血不止，或内脏破裂，肋骨骨折所致的气血胸等证候，对现代医学来说也是严重的战伤。

刘宋时龚庆宣整理的《刘涓子鬼遗方》是中国在痈疽金疮方面论述较详的第一本方书。

刘涓子曾随宋武帝刘裕北征，在军中以善治金疮痈疽闻名。

全书共载方140余首，其中治金痈疽方有34首。

他还提出：如被有射网的毒箭所伤，可用兰子散解毒。

如箭在肉中不出，可用半夏和白蔹下筛，以酒服。

并说：“浅者十日出，深者二十日，终不住肉中”。

隋唐五代药物学隋唐时期，海陆交通发达。

使用药经验广泛交流，外来药物大量传入，尤其是唐代，政府重视药初学的发展，设置药园、促进了药物学的进步，无论在理论还是临床应用方面都很大的发展。

一、药物学的发展唐代药物学的重大成就，首先是《新修本草》的编撰和颁布。

这一部被誉为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性质本草的问世，标志着本时期的药物学已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在此以后唐代还有《本草拾遗》、《食疗本草》等重要本草著作出现，使本时期药物学的成就更锦上添花，在药物学的发展史上，许多医药学家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他们之中不仅有苏敬等《新修本草》的编撰者，孙思邈、孟诜、陈藏器等也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本时期药物学的进步发展，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药物品种、数量的增加和产地的扩大这一时期本草文献所载药物救量上远远超过前代。

《神农本草经》收载药物365种。

梁·阁弘景《本草经集注》共收载药物730种，而《新修本草》所载药物已达850种，其中新载入的药物就有115种。

其后陈藏器《本草拾遗》又拾取《新修本草》所遗药物680余味。

药物来源、收集的品种以及所涉及的分布区域扩大而更加广泛了。

除内地所产药物之外，有不少品种是来自边远地区甚或外国进口的药物，如《新修本草》增加的药物，有不少为外来药物。

另据学者研究，成书于这一时期的《海药本草》中所记药物的产地40余处，以我国南方(如岭南、广州等)以及海外国家或地区(如波斯、大秦、新罗等)为多。

(二)对药物认识的修正和补充隋唐医家根据长期实践经验，对前代本草文献中所记载的药物功效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进行了补充，并且纠正了前人对药物认识的许多错误。

如甄权所著《药性论》，在叙述药物功效时，就有一些新的补充。

如指出“藕节捣汁，主吐血不止，鼻并出血”；羌活可“治贼风失音不语，多痒，血癞，手足不遂，……”等。

《新修本草》更纠正了《本草经集注》中的许多错误，如陶云：“铁落，是染皂铁浆”，《新修本草》纠正说：“铁落是锻家烧铁赤沸，砧上锻之，皮落者也”。

(三)药物分类方法的进步这一时期在药物分类方法上也较前代有了很大的进步。

孙思邈在七品分类的基础上，还按照药物的功用分为治风、湿痹腰脊等65类，每类之下提出了若干主治药物，共1415种次(因同一种药物可以在不同类疾病中出现，)如“阴下湿痒第十八”下列举了木兰、五加皮、蛇床子等8种药物。

“目赤肿痛第二十六”下，列举了空青、车前子、决明子等15种药物，每类药物对该项病症都具有一定的疗效。

陈藏器《本草拾遗》载有“十剂”的内容，(1)即宣可去壅：(生姜、橘皮之属；(2)通可去滞：木通、防己之属；(3)补可去弱：人参、羊肉之属。

(4)泄可去闭：葶苈、大黄之属。

(5)轻可去实：麻黄、葛根之属。

(6)重可去怯：磁百、铁粉之属。

(7)滑可去着：冬葵子、榆白皮之属。

(8)涩可去脱：牡蛎、龙骨之属。

(9)燥可去湿：桑白皮、赤小豆之属。

（10)湿可去枯：白石英、紫石英之属。

这项药物分类方法和现代药物学的分类方法颇为相似，（一说“十利”的分类方法是北齐徐之才所创)对临床上起了直接指导作用，故为后世医家所乐于采用。

(四)药物炮制制剂理论的发展甄权所著《药性论》中，补充了许多有关药物炮制制剂的内容。

如连翘去心、瞻蜍取眉脂以朱砂、麝香为丸等。

《新修本草》在其各药项下有不少炮制规定，孙思邈有《千金》两方中对炮制又作了详细的记述，并将其中同类的炮制品种作了归纳，在“合和篇”中作了专章讨论，指出：“诸经方用药，所用熬炼节度皆脚注之，今方则不然，于此篇具条之，更不烦方下别注。

”较详细地记述了170多种炮制品，如乌头附子炮制，他强调“此物大毒，难循旧制……凡用乌头，皆去皮熬令黑，乃堪用，不然至毒人。

特宜慎之。

”又如地黄的炮制，《千金要方》是以熟地黄为名并记述采用蒸制法工艺最早的文献。

地黄分为生熟，实自孙思邈始。

(五)有关药物的采集，栽培，炮制和保管隋唐医家在有关药物的采集、栽培、炮制和保管方面又有了新的发展和提高，中药大多是生药，且大多是植物性生药，在生长发育的各个时期，由于采集季节之不同，不同部位有效成分的含量往往各异，药性的强弱也多有差别。

因此，生药的采集，应该在其含有效成分最多的时候进行。

有关这方面的本草学著作，在《隋书·经籍志》载有《入林采药法》二卷等4种，8卷。

这些本草著作的出现，表明本草学研究的一大进步。

孙思邈进一步强调和发展了重视采药时节的重要意义，指出：“不依时采取，与朽木无殊”。

他还提倡医家要自采药物。

为了便于学者掌握时节和进行辨别，他对233种药物的采集时节以及阴干、暴干、火干等，进行了集中的论述，并于每味药名之下，简述了各家的意见，并加以说明，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药物采集的专论，对后世颇多影响。

有关药物的栽培，唐代已出现了专门栽种药材的药园，但方法和经验却未能传世。

孙思邈总结和描述了二十多种常用药物栽培方法，从择地、选土、翻土、作畦、开垄、施肥、灌溉、下种、插枝、移栽、松土、锄草、收采，到采集、炮制、造作、贮藏、保管等各个环节，均一一予以记录，孙氏在药用植物栽培等方面，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

在药物的贮存和保管方面，隋唐医家也十分重视，如孙思邈讲到贮药的具体措施。

这些理论和方法及其所用器具对药物防潮湿、防鼠、防霉变质等，都有着科学的根据和可靠的效果，在《千金翼方》中，孙氏更阐述了贮药库房之建筑规格和贮药柜的制备要求等。

(六)道地药材的整理和研究由于土壤、气候、阳光、水分等自然条件各地不尽相同，药物产地对于疗效有着一定的关系，中药材强调道地是颇具科学性的。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内外交通贸易畅通，学术交流繁荣，这就为医家进行道地药材方面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提供了可能。

在这方面作出突出贡献者，应首推孙思邈。

他明确指出：“按本草所出郡县，皆是古名、今之学者，卒寻而难晓。

自圣唐开辟，四海无外，州县名目，事事惟新，所以须甄明即因土地名号，后之学者，容易即知，其出药土地。

凡一百三十三州，合五百一十九种，其余州土，皆不堪进御，故不繁录耳。

”于《千金翼方》中列节专论。

孙氏此项工作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方剂学的成就隋唐时期，无论在临床实践还是方剂理论的总结方面都有了新的进步。

尤其是《千金》两方及《外台秘要》等书的问世，极大的丰富了古代方剂学的内容。

(一)大型方书的编撰隋唐时期，在经方的收集和编撰方面成就显著。

《四海类聚方》计二千六百卷，于大业十年撰成。

但因雕本未行，流传困难，后又从中提取单方，名为《四海关聚单方》三百卷。

唐之后均佚，唐代尚有闻名于世的孙思邈《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各三十卷，王焘《外台秘要》四十卷。

还有《理伤续断方》及其它多种方书。

(二)化裁古方，创新应用隋唐时期方剂学的成就中对古医方的化裁和创新应用是其重要的方面。

如孙思邈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化裁和创新了许多经方，张仲景《金匮要略》的当归生姜羊肉汤是治疗寒疝腹痛的一个扶阳补血的良方。

孙思邈在此基础上，灵活化裁，扩大了治疗范围，用羊肉汤治疗产后风寒证兼腹痛：羊肉当归汤治疗产后风往来寒热无力、不能食；羊肉杜仲汤治疗产后腰痛咳嗽；羊肉生地黄汤治产后三日腹痛等等。

再如小建中汤主治“虚老里急”等病。

孙思邈加入黄芪一味，成了“黄芪建中汤”，主治“虚老里急，诸不足”，加入当归一味，成了“内补当归建中汤”，主治“妇人产后虚羸不足”等病。

孙思邈组方原则尊古而不泥，继承而又善于发展。

因此，清代医家张璐曾说“不读金匮方无以知千金之法源，不谈千金方何以广金匮之变法。

”(三)结合临床，创制新方隋唐医家结合自己的临证经验创制了大量有效的新方，如孙思邈在其两《千金》方中，就记载了许多新方。

如温脾汤，千金犀角汤，小续命汤，独活寄生汤，温胆汤，苇茎汤等等，这些方剂一直被广泛长期应用。

并流传到日本、朝鲜等国。

三、食疗学的发展隋唐时期我国食疗学有了长足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食疗学思想的发展1、洞晓病源”食治为先：隋唐医家在临证实践中，重视食治食养，《千金要方·食冶》继承了《内经》的食疗思想，提倡临床诊疗应“洞晓病源”，食治为先。

强调食治的优点在于“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

”而药疗的弊端则在于“药势偏有所助，令人脏气不平，易受外患。

”所以在食治和药治的关系上，孙思邈明确指出：“食疗不愈，然后命药。

”孙氏的食疗思想对隋唐时期，乃至以后整个中国古代食疗学的发展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老年食疗保健：有关老年人饮食的适宜量，《千金翼方·养老食疗》载有“人子养老之道，虽有水陆百品珍馐，每食必忌于杂，杂则五昧相挠，食之不己，为人作患。

是以食啖鲜肴，务令减少，饮食当令节俭，若贪味伤多，老人肠胃皮薄，多则不消，彭亨短气，必致霍乱。

”孙氏这里强调的老年人的饮食量一定要适当，一次进食的数量和种类不要太多，调节饮食使其多样化。

上述食疗观点，即使今天看来，也是相当合理的。

此外，针对老年人的生理特点，隋唐时期医家己注意到了食品种类的选择问题。

如孙思邈主张应“常学淡食”。

以清淡素食为主。

认为老年人食品应以“大小麦面、粳米等为佳。

”而“非其食者，所谓猪、鸡、鱼、蒜、鲋鲙、生肉、生菜、白酒、大酢，大咸也。

”具体食用方法则强调“食当熟嚼”，“乳酪酥蜜，常宜温而食之，此大利益老年。

”3、妇产科应注意的食疗问题：这一时期医家对妇产科方面的食疗问题也给予一定的重视，《食疗本草》在收集众多食疗食品中，许多食品考虑到了妇产科的临床特点，提出了不同的食疗要求。

如在“藕”条指出：“凡产后诸忌生冷物不食。

唯藕不同生类也，为能散血之故，但美即而已，可以代粮。

”昝殷《食医心鉴》对妇女孕产食疗方面则有一些更为具体的论述，如对妊娠恶食一症，强调治疗主要应靠“饮食将息”，认为只有“既得食力”，才能“体强色盛，力足养胎，母便健矣”，主张妇女孕后的调养应食补重于药补。

还从分析妇女产后的身体条件出发认为患产后病的根本原因在于“血气虚损，因此成疾”。

强调“药饵不知更增诸疾，且以饮食调理庶为良工耳。

”(二)食疗食物数量的增加和品种的丰富隋唐时期，随着生产发展特别是本草学的进步，使食疗食物在数量和品种上均有了很大扩展。

据统计，《千金要方·食治》共列出了可供食疗的药食物154条，计236种。

《新修本草》中记载的可供食疗的食物亦有85种之多，而《食疗本草》中所记载的食疗食物已达261种，这些均较隋唐以前有了较大的增加。

食疗食物的品种亦更为丰富。

如始载于《食疗本草》鱼类中的就有鳜鱼(桂鱼)、鲈鱼、石首鱼(黄花鱼)、菜类有雍菜(空心菜)、菠蓤(菠菜)等，米谷类有绿豆等，以上均为营养价值很高的食疗食品。

乳类制品，在隋唐时期的食疗中已大量出现。

孙思邈强调牛乳能“补血脉，益心长肌肉，令人身体康强润泽，面目光悦，志气不衰。

”唐代茶的种植已遍及全国五十多个州郡，还出现了由政府经营的花园，饮茶已成了一种风气，这对古代医学产生了一定影响，医家注意到茶叶的药用价值，茶叶逐渐成了一种却病延年强身保健的重要食疗食品。

《新修本草》首先记载了茶叶的药用功能，认为茶，味甘苦，微寒，无毒，主瘘疮，利小便，去淡热渴，令人少睡。

”《食疗本草》认为除直接泡茶饮用外，还可以取汁煮粥，《本草拾遗》主张茶“食之宜热饮”，并强调“久食令人瘦，去人脂，便不睡。

”另外，这一时期食疗方法亦很丰富。

《食疗本草》所载除一般传统的“煮食”(如芥之叶等)外，有制成“粉”而食者，如鸡头子(芡实)，有制成“油”而食者(如荏子)；有制成“餺飥”(一种煮食的面食)而食音(如薯蓣)；有“生揉，醋淹”而食者(如白篙)；有作“酱“而食者(如芥)等。

四、对偏食副作用动物实验等方法之观察对营养性疾病的认识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有趣的是为了进一步搞清脚气病的发病原因，唐代医家还作了一些有益的动物实验。

如《食疗本草》载有：黍米“不得与小儿食之，今儿不能行，若与小描、犬食之，其脚变踒曲。

行不正，缓人药骨，绝血脉。

”陈藏器《本草拾遗》亦载有类似内容，如“懦米”条下载有：“糯米，性微寒……久食之，令人身软。

黍米及糯，饲小猫犬，令脚曲不能行，缓人筋故也”。

隋唐五代中外医药交流隋唐时期，国富民强，百业兴旺，促进了国内外贸易的发展和科学文化的交流，长安成了中外文化与经济交流的中心。

医药学，在隋唐时期比以往任何一代都更繁荣，而且由于当时中医学处于领先地位，对近邻如日本、朝鲜等国的影响更大。

当然，中医药在中外医学交流中，也吸取了国外的用药经验、处方、药物，甚至医学理论。

这些相互间的交流，对发展和丰富中国医药学，对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对促进世界医学发展也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据《隋书》新、旧《唐书》等记载，其时与我国有过交住的地区和国家有九十余个。

由于历史的变迁以及其他种种因素，疆域也不断发生变化，在此只能就当时国家之属于现代的国家或民族地区为依据来讨论中外医药交流的问题。

一、中朝医药交流中朝之间的交往相当频繁，高名丽、百济、新罗都曾派学生来我国留学。

因新罗等国不断派遣子弟来中国求学，不仅中医药学传入朝鲜，中国的医事制度亦为朝鲜所接受。

如公元693年，新罗置医学博士二人，以中国医书《本草经》、《甲乙经》、《素问》、《针经》、《脉经》、《明堂经》、《难经》等科目教授学生。

后又增加《新修本草》课程，显然是仿照中国医学教育而施行的。

中医的医学典藉如《伤寒论》、《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和《外台秘要》等陆续传入新罗。

公元796年，唐政府颁行《广利方》，令各州府县抄写流传。

新罗当局得知，即遣使向唐政府请求该书，《刘梦得文集》载有刘禹锡于贞元十九年(803年)九月十七日代淮南杜相公论新罗请《广利方》所写奏本，由此也可见朝鲜政府对中国医学之重视。

朝鲜医学也传入中国。

如《外台秘要》记载了“高丽老师方”。

《证类本草·威灵仙》下记有：“唐贞元中，高阳子周君巢作威灵仙传云：先时商州有人重病足不履地者数十年，……遇一新罗僧见之告曰：此疾一药可活，但不知此有否?

因为之入山求索，果得，乃威灵仙也。

使服之，数日能步履。

可见朝鲜僧在公元八世纪时已在中国活动和进行医疗。

公元723年，唐政府颁行的《广济方》中强调应用高丽昆布治膀胱结气者（李时珍《本草纲目》卷19，昆布P.

1376，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年），反映了唐代医家对朝鲜药材的重视和信任。

除医方之外，朝鲜的人参、牛黄、昆布、芝草等药不断输入中国，为中国应用和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朝鲜药材也较多见载于本草著作，如《本草拾遗》载有新罗产药材蓝藤根、大叶藻和昆布；《海药本草》里载有的附子等。

此外，《海东绎史》卷26中载有新罗产药材土瓜、海石榴、海红花、茄子、石发、海松子、桃、榛子、腽肭脐等。

由上可见，隋唐两代特别是唐代，中朝两国医药相互交流之盛况。

二、中日医药交流隋唐时期，日本正是推古天皇时期，圣德太子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

他向我国派来留学生，直接把儒教、佛教思想等带回日本，同时还把我国的医药带回国去。

如公元608年，日本政府派小野妹子等来我国，其中有药师难波惠日、倭汉直福音等前来学医，可谓是日本最早派来我国学医的留学生。

小野妹子学成后得《四海类聚方》三百卷以归（松尾东洋《皇汉医学沿革之展望》P10，《皇汉医学从书》第十四册，世界书局，1936年），惠日等在我国居住有十余年之久，于公元623年回国，携带有《诸病源候论》等书。

惠日回国后在日本传播中国医学7年，又于公元630年和654年第二次、三次来中国深造。

以后，来华学医的日本学者，较著名的还有管原清、管原捤成等。

此外尚有传到日本的药物，从日本著名皇家文物仓库“正仓院”收藏的药物可见一斑。

公元756年日本圣武天皇逝世后，光明皇后把宫庭所存药品送到“正仓院”。

其中有中药约60种，包括麝香、犀角、人参、大黄、龙骨、肉桂、甘草等，至今仍保存于正仓院中。

日本大宝年以后，更加全面地模仿唐代的文化，中国的医事制度也为日本所效法。

公元701年8月，日本文武天皇颁布“大宝令”，其中的医事制度、医学教育、医官等设置，完全采纳唐制。

如疾医令规定于中务省设正、佑、令使、侍医、药生等官职，宫内省设医师、医博士、医生；针师、针博士、针生；按摩师、按摩博士、按摩生；咒禁博士、咒禁生；药园士、药园生等职务，规定医生、针生分科习业，医生必修《甲乙经》、《脉经》、《小品方》、《集验方》。

针生则必修《素问》、《针经》、《明堂》、《脉诀》、《流注经》、《偃侧图》、《赤乌神针经》等。

学习年限：体疗、产科、针科均为7年；创肿、少小为5年；五官科4年；按摩、咒禁3年，上述这些明显具有唐代中国医学的特点。

除派遣留学生如和使者前来中国学习和考察外，日本还邀请中国学者去日本讲学和教授。

如公元754年，我国高僧鉴真应邀东渡日本。

他在传律讲经同时，还传授中国医药知识、鉴别药材的方法等，对日本双方医药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中国医药传入日本以后，得到日本朝野重视，在日本出现了许多以研究中国医学而著称的学者，他们撰写了不少研究中国医学的巨著。

如公元808年日本平城天皇的侍医出云广真等编成《大同类聚方》100卷，就是参考传入日本的中国医籍《黄帝内经》、《针经》、《脉经》、《甲乙经》、《小品方》、《新修本草》等书而成的。

据藤原佐世所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891)所载，当时日本官方所存中医药书籍已达163部，1309卷。

其中包括不少后来在我国散佚的书，如《新修本草》、《小品方》、《集验方》等。

这些书都是通过日本来我国的使节、僧人、留学生，以及赴日的唐人带去的，可见中医当时在日本之鼎盛。

三、中越医药交流隋唐时期，中越之间的交往也更频繁，中国许多名士如沈佺期、刘禹锡、高骈、樊绰等人都曾去过越南，医药随之传入越南更多。

《玉堂闲话》记载，当时有中国人申光逊者，曾治愈一越南人之脑痛症，唐代名医孙思邈在越南被当作医神塑于先医庙中供奉。

在中越互相交住中，越南医药也通过贸易通商相互赠礼品，不断传入中国。

如位于今越南中部之林邑国(至十五世纪时为越南黎王朝所并)，曾多次遣使来中国。

带入沉番、琥珀、犀角等等药物。

在唐代的一些本草著作如《新修本草》、《本草拾遗》等书中，收有不少越南药物，如白花藤、丁香、庵摩勒、毗黎勒、詹粮香、诃黎勒、苏方木、白茅芋香、榈木等。

此外，越南的成药也有传入。

如《太平广记》引《宣室志》称：“安南有玉龙膏，能化银液，唐韩约携以入中国”。

因此，在中越医药交流中，是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

四、中印医学交流隋唐时期，由于佛教在中国盛行，中印之间关系更为密切，不少僧人互相往返，促进了中印之间的医药交流。

公元629～645年间，唐朝僧人玄奘在印度取经，曾有《大唐西域记》，给我们提供了印度医学随着佛教而传入我国的线索。

如该书记叙：“其婆罗门学四吠陀论：一曰寿，谓养生缮性；二曰祠，谓享祭祈祷；三曰平，谓礼仪、占卜、兵法、军阵；四曰术，谓异能、伎数、梵咒、医方。

……”“病死：凡遭疾病，绝粒七日，期限之中，多有痊愈；必未瘳差，方乃饵药，药之性类；各种不同；医之工伎，占候有异。

”（玄奘：《大唐西域记》卷2）。

唐僧义净，于公元671年去印度，在印度渡过了二十五个春秋，已向印人介绍过中国的本草学、针灸学、脉学、延年益寿术等知识。

他还对中印两国的药物作了比较，曰：“须知西方(指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等玄奘取经称作西域的地方)药味与东夏不同，互有互无，事非一概，且如人参、茯苓、当归、远志、乌头、附子、麻黄、细辛，若斯之流神州上药，察问西国咸不见有。

西方则多足诃黎勒，北道则时有郁金香。

他和玄奘的活动足以说明中印、中尼、中巴之间的医药交流在唐代是很繁荣的。

隋唐时期也大量传入了印度医药学理论和医疗技术等。

在中印僧人翻译的不少佛经中，包含有不少印度医学的内容。

如隋代天竺三藏阇那崛多，《不空羂索咒经》，其中有用药物苏摩罗(栀子)、因陀罗波尼草(香附子)等多种药物、香科制成的药丸并加咒语治一切“鬼病”恐怖症；唐义净三藏译《佛说疗痔病经》、《曼殊宝利菩萨咒藏中一字咒王经》，前者介绍了痔的分类，后者介绍用咒语及配合药物治疗内、外、妇、五官等科疾病。

医药内容随佛经传入，是中印医学交流的一个途径。

而佛经是随佛教而来，译述佛经者亦是高僧。

因此，佛教在中印医学教流中亦起了促进作用。

此外，尚直接译进了不少印度医籍。

据《隋书》、《唐书》记载有十一种，七十八卷。

王焘《外台秘要》中曾引用“天兰经论眼”，也说明印度眼科专著已引起当时中国医学家的重视。

隋唐时期，有不少印度产药物，作为贡品传入中国。

如：郁金香、龙脑香等等。

隋唐时期，印度医也有来华者，以眼科医为多。

刘禹锡曾有《赠眼医婆罗门诗》（刘禹锡《刘梦得文集》卷7，P51，四部丛刊缩编本，商务印书馆，1930年），就是印度限医一例。

此外有印度来华的“方士”，如曾为唐太宗炼制丹药的那罗迩娑婆及总章元年（668）来华的婆罗门卢伽逸多等，（同（3）卷51，P887），这些方士皆是兼识医药者。

印度医药的大量传入，影响及当时中国的医学，因而在隋唐时期完成的医药著作中，印度医学理论的“四大”说，均有述及。

如《千金要方》中曰：“凡四气合德，四神安和，一气不调，百一病生。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1，P3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外台秘要》则曰：“身者，四大所成也。

地水风火，阴阳气候，以成人身八尺之体，骨肉肌肤，块然而处，上地大也……”（王焘《外台秘要》，卷21，P562，人民卫生出版社，1655），除理论外，医方、医法也有传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记载有耆婆方十余个及天竺按摩法：《外台秘要》除载有“天竺经论眼”外，还有转引之“近效莲子草膏”（王焘《外台秘要》，卷31，P851，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

《千金翼方》中的咒禁内容及隋唐咒禁科的出现，显然也受到印度佛教医学之影响。

五、中国与阿拉伯诸国的医学交流公元七世纪在阿拉伯半岛崛起了伊斯兰教国家，大食，即阿拉伯帝国，中国与大食的交往甚频繁，在公元615～789年间，大食正式遣使来唐者有37次之多。

其使携带来献的方物中包括有药物，《宋史·大食传》也记曰：“唐朝永徽以后屡次入朝而献方物。

”据《本草纲目》记载来自大食之药物有：马脑、无名异、阿芙蓉、薰陆香、麒麟竭、苏合香、无食子、诃黎勒、丁香等。

大食是唐代对阿拉伯帝国之称呼。

故宋、明记载之大食国产药物，当多系隋唐时传入的。

隋唐时期，中国的炼丹术、脉学、本草等内容也传入阿拉伯。

如生活于相当宋兴之世的誉为医学名父的伊本·西拿，西欧人称阿维森纳(980～1037)的著作《医典》中就有受中医学影响的迹象，如《医典》记述的48种脉象中，有35种与中医脉象相同；关于糖尿病患者尿有甜味，高热病人有循衣摸床的征象以及药物来源等。

因而，《医典》也是隋唐时期中阿医药交流的反映。

古比波斯，即今之伊朗，在整个唐代都有波斯商人来中国经商。

公元647～762年间，波斯使节来中国有28次之多，不少使节携有香料、药物等。

如公元730年波斯王子继忽婆来朝献香药、犀牛等，中国本草中还记载有密陀僧、绿盐、阿月浑子、无石子、阿魏等波斯传入药物，可见皮斯药物也丰富了中国药学的内容。

不少中国化了的波斯人及其后裔，也对中医学作了重要贡献，如唐末五代著名诗人兼药学家李珣，传为波斯商人李苏沙之后，其家以贩卖香药为业，有丰富的海药知识。

他撰有《海药本草》，基本上是一部总结和记述波斯等海外传入中国药物的著作。

与此同时，我国也有许多药物向阿拉伯国家输出。

如肉佳、芦荟、樟脑、生姜等。

依宾库达特拔之《省道记》载中国。

出口货有戈菜伯、吉纳胶、芦荟、樟脑……肉桂、生姜等”。

六、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医药交流隋唐时期，在今之东南亚有诃陵、堕婆登、狮子国等古国，与我国的交往也很密切。

诃陵，又名阇婆，即今印度尼西亚之爪哇岛。

“元和八年，道使献……频加鸟并异香；”“十三年十一月，献……玳瑁盖、生犀等”。

此外还有诃陵商人传入的医方。

据苏颂《图经本草》记载：“破故纸，今人多以胡桃合服，此法出于郑相国。

自叙云：予为南海节度年七十有五，越地卑湿，伤于内外，众疾俱作，阳气衰绝，服乳石补药，百端不应。

元和七年，有诃陵国舶主李摩诃，知予病状，遂传此方并药”。

讫今为临床常用之温补肾阳用方。

堕婆登国在诃陵国之西（当亦在爪哇、苏门答腊一带)“贞观二十一年，其王献古贝、象牙、白擅等”。

地处丝绸之路中段的古国如吐火罗、罽宾、个失密、泥婆罗等国，在隋唐时期与中国的往来也密切，随着相互的贸易往来，医药上也得到交流。

如：吐火罗国（古之大夏）。

在今阿富汗北部，曾多次遣使进贡。

“开元八年。

献……异药。

至十二年。

遣使献胡药乾陀罗等二百余品。

……十八年。

巡使献红颇梨、碧颇利、生马脑、金精及质汗等药”。

罽宾（为西域古国名）、指今阿富汗东北一带地方及克什米尔一带。

唐代称个失密，或作迦湿迩罗，即克什米尔的古译，据史书记载罽宾与中国的交流有：“贞观十六年，遗使献耨特鼠，喙光而尾赤，能食蛇。

有破蛇螫者，鼠辄嗅而尿之，其疮立愈”。

“开元七年，遣使来朝，进《天文经》一夹，《秘要方》并蕃药等物”。

个失密“开元初遣使来朝。

八年……献胡药”。

泥婆罗国，指今尼泊尔，“（贞观)二十一年，遣使献波蓤菜、浑提葱”。

此二者皆为药物。

在隋唐时期史书中所记载的与之有医药交流的国家尚有昆仑、拂懔等。

昆仑，我国唐代前后，泛指今中印半岛南部及南洋诸岛。

同时，我国古代又称黑肤人为昆仑，故从广义讲，昆仑亦包括了今部分非洲国家。

唐本草中记载来自昆仑的药物有木香、益智子，肉豆蔻、骨路支、滨榔、丁香、檀香、阿魏、苏方木、白檀香等。

拂懔，又作拂临、拂林、拂菻即汉之大秦。

隋唐时所谓拂菻即东罗马帝国。

据《新唐书》记载，拂菻有“善医能开脑出虫以愈目眚”（欧阳修《新唐书》卷211下，P6260，中华书局，1975年），是穿颅术从国外传入中国之记录，《旧唐书》则载有“乾封二年(667年)迫使献底也伽”，说明七世纪中期，底也迦已从拂菻传入，而在显庆二至四年(657～659)编写的《新修本草》中已有“底野迦”的记载，曰“出西戎”，则也是一个旁证。

底野迦是由许多种药物制成的，其中含有鸦片。

提制鸦片的植物为罂粟，也是从唐代才为唐医家陈藏器以“罂子粟”为名收入他的本草著作《本草拾遗》中。

隋唐五代名医传记一、许胤宗许胤宗，一作引宗，约生于南朝梁大同二年(536)，卒于唐武德九年(626)，享年九十余岁。

许氏乃常州义兴（今江苏宜兴)人，曾事南朝陈，初为新蔡王外兵参军、义兴太守；陈亡后入仕隋，历尚药奉御，唐武德元年(618)授散骑侍郎。

许氏以医术著名，精通脉诊，用药灵活变通，不拘一法。

公元六世纪中，他曾用药物薰蒸法为陈国柳太后治病，时太后病风不能言，口噤不能服药，他以黄芪防风汤置于床下，薰蒸令药气如烟雾，入病人腠理而奏效，当晚太后能言，胤宗因此授义兴太守。

许氏诊病问疾，重视切脉，以探求病原，主张病药相当，不宜杂药乱投，唯须单用一味，直攻病所。

一生诊脉用药，独具特色。

二、甄权甄权，约生于南朝梁大同七年(541)，卒于唐贞观十七年(643)许州扶沟(今河南扶沟）人，因母病，与弟甄立言，精究医术，专习方书，遂为名医。

甄权于针灸术造诣尤深，兼通药治。

一生行医，活人众多：隋开皇初(581)曾为秘书省正字，后称病辞职。

甄权通颐养之术，提出吐故纳新可使肺气清肃，是健身延年的有效方法；并主张饮食不必甘美。

贞观十七年(643)唐太宗李世民亲临其家，访以药性及养生之道。

授其朝散大夫，并赐寿杖衣物。

当年寿终。

甄氏一生著述颇多，绘有《明堂人形图》一卷；撰有《针经钞》三卷、《针方》、《脉诀赋》各一卷，《药性论》四卷。

这些著作均已亡佚，其部分内容可见于《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著作，对后世有一定影响。

三、甄立言甄立言，甄权之弟，生于南朝梁大同十一年(545)，卒于唐贞观年间(627～649)。

唐武德年间(618～626)升太常丞，与兄甄权同以医术享誉当时。

立言医术娴熟，精通本草，善治寄生虫病。

著有《本草音义》七卷、《本草药性》三卷、《本草集录》二卷、《古今录验方》五十卷，均己散佚，部分佚文尚可在《千金要方》和《外台秘要》中见到。

他的《古今录验方》如《外台秘要》所引进“消渴小便至甜”是我国有类糖尿病的最早记载。

四、孙思邈孙思邈，世称孙真人，后世尊之为药王，唐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孙家塬人。

约生于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卒于唐高宗水淳元年(682)，享年101岁（关于孙思邈的生年说法很多，主要有三种，一般较公认的是生于隋开皇元年（581）之说：另有生于是西魏帝太统七年月日（541）；还有生于染天得篮十四年（515）之说，这里取公认的说法）。

孙氏少时体弱多病，从青年时代就立志以医为业，刻苦研习岐黄之术。

成年以后，他曾隐居在太白山(今陕西境内)从事医学及炼丹活动。

永徽三年(652)著成《备急千金要方》三十卷。

咸亨四年(673年)曾担任尚药局承务郎，上元元年(674)即称病辞归。

永淳元年(682)，著成《千金翼方》三十卷。

同年孙思邈去世，遗命薄葬。

子名行，天授中(690～692)曾任风图侍郎，孙名溥，曾为萧县(今安徽萧县)县丞。

孙思邈历经隋唐两代，是一位知识渊博、医术精湛的医家。

他诊病治疗，不拘古法，兼采众家之长，用药不受本草经书限制，根据临床需要，验方、单方通用，所用方剂，灵活多变，疗效显著。

他对民间医疗经验极为重视，经常不辞辛劳地跋山涉水，不远千里访询，为得一方一法，不惜千金，以求真传。

他不仅精于内科，而且兼擅外科、妇科、小儿科、五官科、眼科，并对摄生、食疗、针灸、预防、炼丹等都有研究，同时具有广博的药物学知识和精湛的针灸技术。

孙氏一生以济世活人为己任，对病人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同情心，他提出“大医稿诚”，要求医生对技术要精，对病人要诚。

他认为医生在临症时应，认真负责，不得问其贵贱贫富，一样看待；治疗中要全心赴救、不得自炫其能，贪图名利（见《备急千金要方》·序例·太医精诚，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影宋本）。

这也正是他身体力行，躬身实践的写照。

他曾亲自治疗护理麻风病人达六百余人，他的高尚医德足为百世师范。

孙思邈积八十余年医学经验，著成《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较全面地总结了自上古至唐代的医疗经验和药物学知识，丰富了我国医学内容。

他的医学思想和学术成就主要反映在：发展了张仲景的伤寒论学说，并集唐以前医方之大成。

诊断学上把对疾病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治疗学上创用了新的医疗技术；药物学上，重视地道药材以及药物的种植采集、炮制和贮藏；在妇幼保健方面，强调妇幼设立专科的意义，为小儿、妇产建立专科创立了条件；在针灸方面绘制彩色三人明堂图，创孔穴主对法，提倡阿是穴及同身寸法，对针灸发展有促进作用，并且，丰富了养生长寿理论，讲求卫生，反对服石。

孙氏的著作，除上述外，史志见载的颇多，大多已散佚无存。

主要有：《千金养生方》一卷、《千金髓方》等18种，此外，现尚存世之眼科专著《银海稍微》乃托名孙氏之著。

孙思邈在中国医学史上有崇高地位，受到历代人民的热爱和拥戴。

他死后，人民为他修庙立碑，直至今日他的家乡陕西耀县孙家塬还有孙氏祠堂，内有孙氏塑像。

耀县药王山有药王庙、拜真台、洗药池、太玄洞等孙氏活动遗迹。

五、张宝藏张宝藏，字澹，唐栎阳（今陕西临潼)人，约生活于公元六世纪。

唐贞观年间(627～649)，宝藏年已七十，任金吾长，时太京李世民患气痢，诸医屡治无效，于是下诏征医方，宝藏曾患此疾，服乳煎毕拨方而愈，他具疏此方以。

太宗服药后，痢即全愈。

宝藏因此授三品文官为鸿胪卿，是我国医学史上官爵最高者。

六、崔知悌崔知悌，许州鄢陵(今河南鄢陵)人，约生于隋，大业十一年（615），座于唐垂拱元年(685)，享年70岁，崔氏出身宦族，历任洛州(今河南)司马、度支郎中、户部员外郎，唐高宗时升殿中少监，后任中书侍郎，唐咸亨中(670～674)为尚书右丞。

调露元年(679)官至户部尚书。

崔氏素好岐黄之术，于政事之暇，喜从事医疗活动。

擅长针灸，临床诊治，审病制方颇多新意，其著述以《骨蒸病灸方》最为著名，被收入《外台秘要》名为“灸骨蒸法图”，即世传崔丞相灸法。

他的著述、文献可考的主要有《纂要方》十卷、《骨蒸病灸方》一卷、《产图》一卷，均已亡佚，可于《外台秘要》中见其梗概。

另有《崔知悌集》五卷，《法例》二卷。

七、张文仲张文仲，约生于唐·武德三年，(620)，卒于唐·圣历三年(700年)。

唐御洛州洛阳（今河南洛阳)人。

武则天光宅元年(684)为侍御医、后至尚药奉御。

文仲通医理，尤功风与气之研究。

他认为风有一百二十四种，气有八十种，若不能区分，会延误病机而致死亡；治疗气病与风疾，医药虽然大抵相同，然而人性各异。

脚气、头风、上气，常须服药不断，其余则隋病情发动，临时治之。

患风气之人，春末夏初及秋暮时节，要得通泄、即可不患重症，（《旧唐书·张文仲传第141，卷191，中华书局1975年月日第一版》，时武则天令其集当时名医共同编撰风气诸方，并诏麟台监王方庆监其修撰。

文仲撰四时常服及轻重大小诸方十八首，以表奏上。

另撰《随身备急方》三卷和《法象论》一卷，均佚。

《外台秘要》中可见其部分内容。

八、韦讯韦讯，道号慈藏，约生于唐贞观十八年(644)，卒于开元二十九年(741)。

唐京兆府（今陕西关中）人，曾为道士，精医术，则天时(684～690)为侍御医，与当时名医张文仲、李虔纵齐名，曾奉诏与张文仲为苏良嗣诊疾。

中宗景龙年间(707～710)任光禄卿，掌御膳食，时年已古稀，不久告老还乡。

他施药济人，巡医于民间，常带一条黑犬随行。

玄宗重其术，召其入官，擢官不受，回归故里，世仰为药王。

玄宗赐号药王，死后配祀药王庙。

九、王焘王焘，约生于唐总章三年(670)，卒于天宝十四年(755)，(今陕西县)人，其曾祖父王珪为太宗朝宰相。

祖父祟基，父茂时，王焘为次子，其兄光大，司勋郎中。

焘有二子，长子遂，曾为大理寺卿，次子遘，曾为苏州刺史。

王焘幼年多病，年长喜好医术，其母疾病弥年，有感于不明医者，不得为孝子，遂立志学医，八世纪初他曾任职于弘文馆(唐代国家藏书处)长达二十余载，在此期间，他博览古代医学文献数千卷。

凡所览阅之书，均遂条采摘记录，积累了大量资料。

天宝年间(742～755)他因故被贬至房陵(今属湖北)，后出守大宁。

正值当地疾病流行，王氏取所录经方，亲施方药，疾者多获救治，遂立志编撰一部医方大全。

于天宝十一年（752）著成《外台秘要》四十卷传世。

他的另一部著作《名台要略》十卷，为《外台秘要》之简本，惜已亡佚无存。

十、鉴真鉴真，俗姓淳于，唐代佛学大师，生于唐垂拱四年，（688），卒于广德二年（764）。

鉴真原籍广陵江阳（今江苏扬州），幼时家境清贫，长安元年（701）14岁时，随父在扬州大云寺（后改名去兴寺）出家，唐中宗神龙元年（705）他从道岸禅师受菩萨戒。

景龙初年（708）随师到洛阳、长安，屡从名师受教。

开元元年（713）回到扬州时，他已成为对佛学具有较深造诣的高僧，任扬州大明寺主持。

唐开元二十一年（733）日本遣僧人荣睿、普照随遣唐使来我国留学，并邀请高僧赴日弘法授戒。

天宝元年（742））鉴真接受日本接连人邀请。

天宝二年（743）鉴真和他的弟子祥彦、道兴等开始东渡。

十年之内五次泛海，历尽艰险，均未成功。

第五次东渡失败后，62岁的鉴真大师双目失明，他的大弟子祥彦圆寂，邀请他的日本僧人也病故了，但他东渡宏愿始终不移。

唐天宝十二年（753）十一月十五日，他率弟子40余人第六次启程渡海，同年在日本萨秋妻屋浦（今九州南部鹿儿岛大字秋月浦）登岸，经太宰府、大阪等地，于次年入日本首都平城京（今日本奈良），受到日本朝野僧俗的盛大欢迎。

鉴真是我国第一位到日本开创佛教律宗的大师。

当时日本天气皇、皇后、皇太子和其它高级官员都接受了鉴真的三师七证授戒法，皈依佛门弟子，唐乾元二年（759年，即日本天平宝字三年，鉴真在奈良效区创建招提寺，并著有《戒律三部经》刻印流传，是日本印板之开端。

鉴真通晓医学，精通本草，他把我国中药鉴别、炮制、配方、收藏、应用等技术带到了日本，并传授医学，热忱为患者治病，至德元年（756，日本天平胜宝八年），鉴真及弟子法荣治愈圣武天皇病，当时鉴真虽已双目失明，但他以口尝、鼻嗅、手摸来鉴别药物真伪，辨之无误，因此他在日本医药界享有崇高的地威望，人称为汉方医药始祖，日本之神农。

日本医史学家富士川游在《日本医学史》中指出：“日本古代名医虽多，得祀像者，仅鉴真与田代三喜二人而已”（富士川游，《日本医学史》）。

鉴真于唐广德二年（764即日本天平宝字七年）五月六日圆寂。

葬于日本下野药师寺，立塔立方形，正面题鉴真大和尚五字。

《日本国见在书目》中，著录有“鉴上人秘方一卷”，又作《鉴真秘方》，其书久佚，佚文可以《医心方》中考见。

十一、秦鸣鹤秦鸣鹤，里籍不详，生活于公元七世纪，曾与张文仲同为唐高宗侍医，医术精湛，针灸技术娴熟。

时高宗苦风眩，头重目眩不能视，秦氏诊查后认为是风气上逆所致，砭刺头部微出血，即可愈之。

则天皇后闻而大怒，说天子头上，岂可放血？

此罪当斩，高宗李治认为医生诊病论疾，不可加罪，且头重目眩，不堪忍受，出血未必不佳。

秦氏刺其百会及脑刻穴，微放血而愈。

则天皇后于帘内拜谢，并赐物奖之见（旧唐书·高宗纪下第五，中华书局1955年第一版）。

十二、宇陀宁玛·元丹贡布宇陀宁玛·元丹贡布（gYu-thog rNying-ma Yon-tan mGon-po)公元708年出生于拉萨西郊堆龙·吉纳的医学世家。

他的曾祖父洛哲希宁是藏王松赞干布的御医，祖父斋杰加戓巴扎是藏王贡日贡赞和芒松芒赞的御医。

相传宇陀三岁时，从父琼布多杰学习藏文写读、读经，五岁时随父受“日露化学”和“药师佛修习法”等佛教密宗之开许仪轨。

宇陀宁玛·元丹贡布表现非凡的天赋，受到父亲的悉心教育培养。

宇陀在家庭教育和医药世家的熏陶下，勤奋好学，从青少年时代起，在医学方面就已有相当深厚的基础。

宇陀与王室太医、内地医家东松冈瓦有着深厚的师徒情谊，东松冈瓦将自己的医著《医治痫症·生命轮》(gZa-bCos，Srog-giKhor-1o)、《医治狂犬证·匕首轮》(Khyi bCos sPu-griiKhor-lo)、《医治痉症·相轮》(Bya-bCos mTshon-gyiKhor-lo)三部书相赠。

宇陀在青年时期，曾先后两次去天竺求学，第一次留学历经四年之久，第二次游学，往返共一年零八个月，返回吐蕃后，一面医治病人，一面向门徒传授医术。

三十八岁时，宇陀第三次到天竺各地游学四年，广投名医。

特别在名医美旺(Me-dbyang)尊前，聆听了《医六十万》（gSo-dpyadbum-pa)《医续晶鉴》(rGyud-gSel-gyi Me-long)《月王药诊补遗》（Somaratsa kha-skong)等等，在班钦·旃陀罗比尊前，受了《仙人耳传》（Drang-srong Xyan-brgyud)和《八支论》(Yan-lag brGyad-pa)等众多医学论著。

返回吐蕃，行医授徒，成绩卓著。

赞普赐予他塔、工、琼三处封地，并在工布曼隆沟修建寺院，培养医生，加工药材，炮制成药，行医治病，搜集民间药方。

嗣后，他带领门徒往内地五台山朝佛，向僧医阿尔雅恳求医道，听受了《配方宝》(Sbyor-baiphreng-ba)和《内科藏义》（Byang-Khog Don-khrems)等很多的特殊的医训教言。

四十五岁时，宇陀以早期吐蕃医学为基础，吸收了汉地、天竺和各方的医学，历经二十多年的心血，撰成名传千古的医学巨著《四部医典》。

鉴于宇陀·元丹贡布在藏医学上的杰出成就,藏族人民尊称他为“医圣”和“药王”。

十三、王冰王冰，号启玄子，又作启元子。

约生于唐景云元年(710)，卒于贞元二十年(805)，里居籍贯不详，唐宝应中(762～763)为太仆令，故称为王太仆。

王氏少时笃好易老之学，讲求摄生，究心于医学，尤嗜《黄帝内经》，曾“于先生郭于斋堂，受得先师张公秘本”。

自天宝九年(750)至宝应元年(762),历时十二年之久，注成《素问》24卷，合81篇，王氏对运气学说很有研究，其理论见解记述于补入的七篇大论的注释中，为后世运气学说之本。

他对辨证论治理论也有所发挥，如治疗元阳之虚，主张“益火之源，以消阴翳。

”而治疗真阴之竭，则提出“壮水之主，以制阳光”，这是迄今临床治则的名言。

王氏另有《玄珠》一书，宋代己佚。

世传还有《玄珠密语》十卷，《昭明隐旨》三卷、《天元玉册》三十卷，《元和纪用经》一卷等，皆后人托名之作。

十四、刘禹锡刘禹锡，字梦得，唐代著名文学家、政治家及医学家。

生于唐大历七年(772)，卒于会昌二年(842)祖籍彭城(今江苏徐州)。

因担任过太子宾客，故称为刘宾客。

禹锡自幼体弱多病，经常廷医服药。

对医药颇有研究。

三十年持之以恒，遂成良医。

治病用药，讲求实效，不固守古法，提出“弭病于将然之先，而以攻治为后”的预防思想，治病善用单方、验方，并重视收集整理民间医药经验。

他曾奉诏参加编撰本草和经方，著有《传信方》二卷，此书包括他在连州时，薛景晦送他的十通方及民间经验效方共五十余首，因每方皆有所据，故以传从为名。

其内容涉及临床各科，兼载急救内容，用药具有简、便、廉之特色。

十五、昝殷昝殷，唐代蜀地成都（今四川成都)人，约主于唐贞元十三年(797)，卒于大中十三年（859)，昝氏精医理，擅长产科，通晓药物学，唐大中年间(847～852)，他将前人有关经、带、胎、产及产后诸症的经验效方及自己临症验方共378首，编成《经效产宝》一书，共三卷。

此外昝氏对摄生、食疗也颇有研究。

他的食治医方多具取材容易、价廉效验之特点，著有《道养方》、《食医心监》各三卷，今亦存。

十六、甘伯宗甘伯宗唐代人，生平里籍未详，曾编撰《名医传》七卷。

此书集自三皇至唐代名医一百二十人传记，是我国最早之医学人物传记专著，后人称之为《名医大传》或《名医录》。

宋代许慎斋将此书人物增至五代时，名为《历代名医探原报本之图》，是一部有传、有图、有赞的医家史传，惜原书早已亡佚，其部分内容散见于宋代《历代名医蒙求》之中。

十七、李珣李珣，字德润，五代时前蜀梓州(今四川三台)人，生活于九、十世纪。

李珣祖藉波斯，其先祖隋时来华，唐初隋国姓改姓李，安史之乱时入蜀定居梓州，人称蜀中土生波斯。

李珣兄妹可考者三人，珣为长兄。

其妹李舜絃为蜀主王衍昭仪。

其弟李玹，字延仪，人称李四郎，喜游历，好摄生，尤以炼制丹药为趣，倾家之产不计，以鬻香药为业，曾为王衍的太子率官。

李珣对药学颇有研究，他曾游历岭南，饱览南国风光，认识了许多从海外传入的药物。

著有《海药本草》六卷，以引述海药文献为特点，据现存佚文统计，全书收录药物124种，其中96种标注外国产地。

如：安息香、诃梨勒出波斯，龙脑香出律因，金屑出大食国。

此外书中记述了药物形态、真伪、优劣、性味、主治、附方、服法、制药法、禁忌、畏恶等。

有些条文兼载药名解释。

书中收载的海桐皮、天竺桂、没药等为当时其它本草著作所未载。

惜原书至南宋已佚，其内容散见于《政类本草》和《本草纲目》等著作中。

十八、韩保升韩保升五代后蜀(今四川）人，约生活于公元十世纪，生平籍贯史书无载。

后蜀主孟昶在位时（934～965)，他任翰林学士，曾奉诏主修《本草》。

他与诸医详察药品形态，精究药物功效，以《新修本草》为蓝本，参考了多种本草文献，进行参校、增补、注释、修订工作，编成《蜀雹广英公本草》，简称《蜀本草》，共二十卷，附有《图经》，由孟昶作序，刊行于世。

《蜀本草》内容较苏敬的《新修本草》更为详尽。

惜原书己亡佚，其文多为宋唐慎微的《证类本草》及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所采录，在历史上有一定影响。

隋唐五代少数民族医学隋唐五代医学著作两宋时期医学公元960年，赵匡胤废除了后周恭帝，自己登上皇位，建立宋朝，以汴粱(今开封)为都城。

继而又结束了五代十国封建割据局面，中原暂告统一，但与当时的北方辽国，西方的西夏，仍然对峙。

其后历经九帝，至1126年，被北方倔起的女真族建立的金国攻占汴粱，徽、钦二帝被掠，北宋灭亡。

滋宗九子康王赵构渡江移都于临安(今杭州)，亦经九帝，至1279年为蒙古人所灭，史称南宋。

两宋共计319年。

宋朝实行中央集权，赵匡胤即位初期，一方面用计谋令部下交出军权，由他统一掌握，另一方面着重文治，在国家职能上，增强文职官员对国家大事的筹划，并积极推行科举制度，选贤任能。

在经济方面，宋代徭役税收在不同地区较有减轻，加上农田水利建设和科技文化进步，宋代初期社会生活确曾出现了比较繁荣局面。

但自中期以后，由于辽与西夏的侵扰，经济不振，国势日渐衰退。

南宋偏安一隅，与金元对峙，政府奸佞当道，置民族矛盾、民族斗争于不顾，只集中注意力横征暴敛，宣扬封建的纲常伦理，以加强对人民精神束缚，致使爱国的文臣武将才华得不到发挥，国家从衰弱终于灭亡。

宋代是我国科技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三大发明和应用是它的重要标志。

由于中外交通日益发达和内陆漕运的需要，宋代造船业较前大有发展，海船航行中有“指南针”，进一步推动了我国航海事业。

中国磁器、茶叶等大量出口，而南亚、中亚各地所产药物、香料等又大量输入我国，以至有宋一代，使用辛香药物逐渐增多。

还应指出，宋代文化事业发达，是和造纸与雕板印刷术的飞跃发展分不开的。

我国利用竹子造纸，原料无缺，加上技术进步，使造纸业发展很快。

至于雕板和印刷，虽创始于唐代，但至北宋时，我国南北各地均拥有一批雕板高手，当时官修多种书籍规模很大，也促进了我国雕板事业的发展。

北宋中期毕升发明活字板，更标志我国印刷事业的进步。

北宋中期，还有一些文人对宇宙起源，以及人的精神，(理)和物质(气)的依存关系等哲学基本问题进行了探索。

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各自发挥了义理性命的论说。

到了南宋，著名学者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对太极、理气作了全面总结，提倡欲存天理必须克服人欲，其理论很符合封建统治者需要，因此很受重视。

后世更被推祟为儒家正统。

另外，从北宋开始，历朝皇帝都很祟信道教。

如宋太沮赵医胤纂修《开宝本草》就吸收道士马志参加。

宋太宗纂修《太平圣惠方》，主撰者王怀隐也曾当过道士。

宋太宗还曾诏见华山道士陈博，并赐封号。

至真宗时，他续修《道藏》，在各地大建道观。

至徽宗赵佶时，对道教更加祟信，他曾封道士林灵素为“通真达灵先生”，而自封“教主道君皇帝”。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赵佶主持编纂的医学书籍《圣济经》和《圣济总录》，其中的相当篇幅反映了他崇信道教思想的内容。

北宋历朝皇帝对医学之重视，是史无前例的，特别是在他们的影响下，一些文臣武将也多关注，如掌禹锡、欧阳修、王安石、曾公亮、富弼、韩琦、夏竦、宇文虚中也都参加古医书之整理，苏拭、沈括、陈尧叟、孙用和均有个人收集的医方著述，计北宋现存的医方与临床各科医书约近百种。

至于由于北宋校正医书局刊印医书后，对于各科临床及伤寒学研究的专著增多，都反映了一定历史时代的背景和各自特点，宋代医学的发展还表现在医学教育的发展，疾病诊断水平的提高，以及临床各科的进步。

两宋时期医政法令、医事制度和医学教育一、医政法令有宋一代，历朝皇帝都相当重视医药事业，屡次颁布关于医药卫生的诏令和制定律令，据《宋史》、《宋会要辑稿》稿《宋刑统》等记载，仅北宋时期颁布的医药卫生迢令就有200多条，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无法比拟的。

在这些医事诏令中以派遣医师防治疾病者最多。

此外，还颁有关于征集、校正、编撰医学书籍；举办社会慈善机构和医院；改革与普及医学教育；提高医学与医师社会地位；改革旧习俗和禁止巫觋，开办卖药所，实行进口药专卖；修订或颁布本草专书；重用道士医生和草泽医生等等医政法令。

宋代律令大都承袭《唐律》。

《宋刑统》是宋代的一部法典，有关医德、医疗事故、民众医药、饮食卫生、卫生保健、囚犯医药卫生管理等医事管理都制定了惩处的法规，律令将医生的责任事故、技术事故区别对待，使医生不致遭误杀。

也对工匠、奴婢、士兵等下层人的医药保障问题作了具体规定。

饮食卫生方面，对造御膳或外膳凡犯食禁者分别处以绞罪和杖罪，实际上是宋代的食品卫生法。

《宋刑统》对同姓结婚者约处罚沿袭《唐律》，以律令条文固定下来。

关于病囚的医药也有规定，对病因应给衣食医药、有病未愈不准拷打。

为保障婴儿生命，防止流产，怀孕犯妇产后再行拷决，违者视情节给予处罚。

宋代的医政法令总的说来，许多措施在当时有其进步意义，但是又有些法令是专为封建统治者服务而订立，或者间接与统治者的利益相关连，且条文规定往往与具体执行并不一致，甚至徒具形式而已。

二、医事制度宋代医事制度沿袭唐制而有所改革。

医事行政与医学教育各设机构，分别管理。

翰林医官院掌医政和医疗。

太医局，则为管理医学教育造成医学人才的机构，使医事行政和医学教育分工明确，二者各有专责，有利于医药行政管理的实施和医学人才的培养。

这是宋代医学比前代有较大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中央医事机构翰林医官院是中央较高品位的医疗兼行政管理机构，掌供奉朝廷医药，对内廷、朝臣疾病以及军旅、学校、民间疾疫派遣医官治疗，元丰元年(1078)六月，翰林医官院改为翰林医官局，其职能仍旧。

翰林医官院初期，医官编制庞大，嘉祐二年(1057)医官院自直院发下定员142人，但后来却恣意叙迁、荫补、以致员额滥冗无度。

宣和二年(1120)自和安大夫至祗候竟然达到1096人。

后经过裁汰，宣和三年(1121)医官额减为350人，绍兴三年(1132)更减为43人。

宋代职官十之八九官与职分离，本官不管本职，医官职位用武阶，徽宗鉴其弊端于政和二年(1112)，改医官职位武阶为文阶，共计22阶，和安大夫、成和大夫、成安大夫为从六品，是医宫中官品最高者，翰林医学为从九品，是最低者。

翰林医官的录用，选40岁以上，经过考试本科经义或方脉用药，以通六七分以上者为合格。

为了补充医术精良的医官，淳熙十五年（1188)九月，诏命文武臣，从各州县民间医生中保举人才，经初试合格者，参加次年省试，合格者五人取一名，给帖补充习医生，二次省试，五人取一名，成绩八通补翰林医学，六通补抵候。

(二）地方州郡医官制州郡也有医官。

元丰六年(1083)规定医生数额：京府节镇10人，内小方脉3人，余州7人，小方脉2人，县每万户1至5人，3人以上，小方脉1人，遇有缺，差官于历习方书试义十道，以五通为合格，给帖补之。

政和元年门（1111）规定：京府及上中州设医学博士(政和九年改作医博士)、助教各1人，下州设医学博士1人，诸州医学博士、助教阙，由本州医生中选医术精良者补充；如无合格人员时，选能医者通过考试录用，诸职医；助教、医生医术不精，治疗多失误者，经上级查验属实，另选合格者充任。

(三)国家药政机构宋代药政较为进步，药物管理设有尚药局，专门负责御药、和剂、诊疗疾病。

又设御药院，为皇帝御用药房，多由宦官主管。

1、尚药局 属殿中省，为六尚局，（尚食、尚药、尚酝、尚衣、尚舍、尚辇)之一，设有典御2人、奉御6或4人、监门2或1人及医师。

此外，尚食局设有食医4人经管皇帝的膳食，似今之营养师。

2、御药院 至道三年(公元997)设置，属内侍省。

起初御药院以入内内侍3人掌管，仁宗天圣四年(1026)又置上御药及上御药供奉多至9人。

崇宁二年(1103)年御药院一切供御汤药的事改归尚药局管理，鉴于御用药品之重要，又增置内臣监官4人为奉御。

御药院职责是检验秘方，以时剂和药品进御及供奉禁中之用。

此外，保管加工炮制国内外进贡药物，采购药材，官员也常奉敕出使，如代表皇帝向驻边臣帅赐药，率太医给疫区送药。

(四)官办药厂与药店宋代药物被列为专卖品，由市易务卖药所经营。

熙宁九年(1076)神宗诏令撤消合并旧有的熟药库、合药所、卖药所，在京城开封设置太医局熟药所，又称修合卖药所，通称药局。

委官监制和销售成药，为官药局的创始。

熟药所出售的成药比生药使用方便，很受医生和病人欢迎。

经营一年来，收息钱二万五千缗，效益显著。

崇宁二年(1103)熟药所增加至5所，另设“修合药所”2处，为制药作坊。

政和四年(1114)“修合药所”改称“医药合剂局”，“熟药所”改称“医药惠民局”。

南宋绍兴六年(1136)于临安设熟药所4处，其一为和剂局，由翰林医官院选保医官辨验药材。

绍兴十八年(1148)改熟药所为“太平惠民局”，熟药所除日常以优惠价格向民间出售药物，向地方批发，交换药材外，还制定有每逢夏季，冬季和疫病流时施医给药制度，轮流值班制度，药品检验制度等。

这些制度的制定及实施促进医药事业的发展在中国医药学史上有其积极意义。

熟药所的设立，使《和剂局方》得以推广，成药使用有所普及，给民众医治疾病带来了便利，是宋代医学发展的特色之一。

可惜原是嘉惠人民的官药局，随着宋政府的日益腐败，变得有名无实。

(五)与医有关的慈善机构1、安济坊 政府设立病坊收容穷困无靠病人，给予医药照顾，滥觞于南北朝，唐代有悲田养病坊之设。

宋代的病坊设置有较大发展。

崇宁元年(1102)置安济坊于各路，收容贫病无靠者给予医药。

病人依病情轻重异室居住，“以防渐染”，又有厨舍以调制汤药饮食。

另有养济院收容臣病在道，旅店不能容留者，轮差医生诊治，俟病愈后再给钱米遣还乡里。

政府对安济坊的医生和管理人员订有奖惩条例，并委官经常检察。

此外，当时地方官绅也有个人出资建立病坊，从事慈善事业，收治贫困无靠病者。

宋代病坊备有病房，医生和记录治疗效果与失误的，“手历”(类似令之病历记录表)，以便年终考绩，其组织已渐具“医院”雏形，理宗绍定二年（1229)绘制的平江图(藏今苏州市博物馆)已见有“医院”地名记载（宋政和三年（1113）升苏州为平江会，该府即今苏州市）。

2、居养院 居养院始于唐代的悲田福田院。

宋元符元年(1098)淮东路设官房，居养鳏寡孤独贫困不能自存者，月给口粮，病者给医药。

崇宁四年微宗赐名“居养院”，居养人的口粮，日用钱，冬季柴炭钱，政府也都有具体规定。

3、福田院 宋仁宗以前，京师已有东西两福田院，安置老疾乞丐，嘉祐八年(1063)增南北两福田院，各院有屋50间，所养各以300人为额，内藏年拔给经费5千贯。

4、漏泽园 元丰间(1078～1085)神宗曾诏令在开封府置，以官地收葬尸骸。

崇宁三年(1104)徽宗再次下诏推广命各地择高扩不毛之地理漏泽园，掩埋贫无以葬者或客死暴圳者。

漏泽园制定有应葬者登记，对葬穴面积、深度也有具体要求。

漏泽园的建立，客观上改善了环境卫生，对防止疫病流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5、慈幼局 淳祐九年(1249)理宗给官田五百亩，于临安创建慈幼局，收养遗弃的新生儿，并置乳母喂养，无子女者可来领养。

慈幼局的建立为育婴堂的嚆矢，6、保寿粹和馆 创立于政和四年(1114)，是掖庭宫人养病之处，位于宫城西北隅建官设属。

宣和七年(1125)，徽宗下诏撤消。

7、病囚院 此院亦称病牢，为监犯治病的医院。

真宗咸平四年(1001)，今诸路置病囚院，医治持杖劫贼、徒、流以上病囚，其它病囚得保外就医。

三、医学教育宋代医学教育虽不如唐代稳定，却有所改革和发展，医政与医学分立，太医局成为国家最高医学教育机构，地方也设有“医学”专门培养医药人才。

(一)国家医学教育机构太医局 医学教育设立机构，始自仁宗庆历四年(1044)，太常寺置太医同，于翰林院选拔医官讲授医经。

王安石变法后，推行三舍升试法，改革医学教育。

熙宁九年(1076)太医局不再隶于太常寺，成为医学教育专门机构，开医学教育独立发展的先河，置提举及局判、管勾官。

局判以知医事者充任，掌医学教授学生。

通常每年春季招收学生，以300人为额，采取“三舍升试法”分级教学，外舍(低年级)200人，内舍(中年级)60人、上舍(高年级)40人。

设方脉科、针科、疡科三个专业。

本科学生必须兼通其他有关学科，所谓“三科通十三事”，即要求各科学生有广博的基本知识。

(1)方脉科：必修大小方脉及风科，兼习《脉经》、《伤寒论》。

(2)针科：必修针、灸、口齿、咽喉、眼、耳，兼习《黄帝三部针灸经》、《龙木论》。

(3)疡科：必修疮肿、折伤、金疮、书禁，兼习《黄帝三部针灸经》、《千金翼方》。

三科必修的公共课程则是《素问》、《难经》、《诸病源候论》、《补注本草》、《千金要方》。

在针灸教学中采用王惟一发明铸造的针灸铜人，进行直观教学，也是历代医学教育的一大创举。

考试访大学之法，建立了严格的制度。

每月一次私试，每年一次公试。

成绩分为优、平、否三等。

优良者升为内舍，每年一次会试，及格者升为上舍。

还根据学生的品德和技术水平，将上舍分为上、中、下三等。

学生在学期间为使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除课业学习外，还要参加临诊，轮流为太学、律学、武学的学生及各营将士治病，年终根据每个学生的临床记录考察其成绩，按疗效高低分为上、中、下三等，其失误多者，酌量轻重给予处罚，严重者勒令退学。

元丰改制后，太医局隶太常礼部，学生限额300人，设大方脉(120)人、风科(80)人、小方脉(20)人、眼科〔20)人、疮肿兼折伤(20人)、产科(10人)、口齿兼咽喉科(10人)、针灸科(10人)、金镞兼书禁科〔10人)，神宗死后，王安石新法天折，医学教育一度实行的“三舍升试法”也被废止。

崇宁二年(1103)微宗诏令另在国子监设立“医学”，吸收儒生学医，造就有文化素养的医学人才，以改变医学的社会地位，医学教育恢复“三舍升试法”。

由于徽宗的倡导，当时五运六气之说盛行。

运气也成为学习重点之一，列为各科必试科目。

公试合格后，选取医疗技术精良者充当药局医师以下职务，其余各以其等第补官，或派为本学博士、正录，或委为外州医学教授。

(二)地方医学教育宋代地方医学教育也较发达和普及，嘉祐六年(1061)，各道、州、府仿照太医局的教学方式，设立地方医学，吸收本地学生习医，选官管勾，由医学博士教习医书，学满一年时，委官进行考试，合格者补充为地方医官。

学生名额大郡以10人为限，小郡以7人为限，其中小方脉专业各为3人。

政和五年(1115)，州、县医学隶属于当地提举学事司，学生分斋教养，设科及课程均仿太医局。

两宋时期校正书局与医书大量刊行一、政府编纂、校正、颁行的医书宋王朝对医学事业较历代为重视，政府多次组织官员学者集体编纂医书，更建立专门机构校勘、刊行，医书得以广泛流传。

(一)政府组织编纂的医药学著作：在药物学书籍方面宋政府曾7次组织人力、物力对大型药物学著作进行修订、校正。

在方书和方剂学著作方面政府也曾4次组织医官集体编纂大型方书，并组织官铸针灸铜人，编纂针灸图经。

最值得一提的是校正医书局的成立。

宋以前医籍多赖辗转手抄，流传，以致讹误、衍脱很多。

宋政府在开国不久即诏令征集收购医书，进行整理、修订。

嘉祐二年(1057)仁宗采纳了枢密使韩琦的建议，设置校正医书局于编集院，集中了一批著名医家，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校正工作，并命直集贤院掌禹锡、林亿校理、张洞校勘、苏颂等为校正，后又增命孙奇、高保衡、孙兆为校正。

这是我国出版史上首次由政府设立的医书校正专门机构。

校正医书局设立后，搜求佚书，征集众本，进行严肃认真地校正，“正其讹谬，补其遗佚，文之重复者削之，事之不伦者缉之”(见高保衡等《新校备急千金要方序》)，几乎一言去取必有稽考。

每完一书则作序陈述校正崖略并予以评价。

随即奉请皇帝，亲览，然后交由国子监刻版刊行。

经过校正的医书大部在熙宁间(1068～1077)陆续印行。

宋代对医籍的校正和刊行对促进中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使许多濒临亡佚的重要医籍得以保存；又得力当时的印刷术和造纸术的革新，改变了手工抄写的落后局面，使这些古代医籍能够刊行流传至今，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其历史作用不可低估。

经校正医书局重修、刊行的医药书籍，现在可知的有：1、王冰注《黄帝内经素问》，校正后改名为《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2、皇甫谧《针灸甲乙经》；3、张仲景《伤寒论》；4、张仲景《金匮要略方论》；5、王叔和《脉经》；6、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7、王焘《外台秘要》；8、掌禹锡等《补注神农本草》；9、苏颂《图经本草》宋代刻书，可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仿本三大系统，官刻本指的是政府机关刻书。

官刻本又有中央和地方所刻的区别，中央所刻之书以秘书省国子监最为著名。

当时国子监除镂刻经史外，也很注意校刻医药书籍，印行书籍还可公开售卖，并允许读者付款续印。

中央官刻本以北宋时为多，地方官刻本则多见于南宋，南宋地方政府各司用公库钱刻印的书总称“公使库本”。

此外，各州、军学、部学、府学、县学、宫以及书院也都有刻书。

宋代印本书籍已大为普及，官刻的医书种类最多，数量最大。

北宋初中央官刻医书有；《开宝新详定本草》、《开宝重定本草》、《太平圣惠方》、《黄帝内经素问》；《难经》、《诸病源候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简要济众方》。

校正医书局所刻刊行的医书计有《补注神农本草》等10部，已如上文所述。

南宋偏安江南后，国势衰弱、财力日础，因而中央官刻医书种数极少，仅三、四种。

北宋时期，地方官刻医书种类很少，主要有：熙宁二(1069)两浙东路茶盐司本《外台秘要方》40卷。

南宋时期地方官刻医书种类和数量都比北宋时为多，主要有：司库副本9种，郡斋本8种、书院刊本10种。

此外，地方官也有医书刊刻，如《魏氏家藏方》、《医说》和《小儿痘疹论》等多种。

二、书商与医家个人列刻的医书(一)书商刊本书商所刻之书统称为坊刻本。

宋代书坊有很大发展，有的刻书馆历史悠久，刻书流传广泛。

宋代坊刻较多，以浙江杭州印的浙本为上、四川刻印的蜀本次之，福建刻印的闽本又称建本或麻沙本最下。

闽刻本主要有：《新编类要图注本草》等4种，麻沙刻本主要有《本草衍义》等4种。

浙刻本及其他坊刻本主要有《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4种。

(二)医家私人刊本宋代医家多有私人出资命工刊刻自著或其他医书，以广流传。

主要有史堪的《史载之方》；庞安时门生魏炳刊刻的《伤寒总病论)；朱肱曾校刊《金匮要略方》、又刊刻自著《伤寒百问》及《南阳活人书》、《重校正南阳活人书》；阎季忠刊刻《小儿药证直诀)；寇约刊刻《本草衍义》；严用和刊刻自著《严氏济生方》。

两宋时期卫生保健与养生两宋时期，在清洁环境、灭蚊除害、推广火葬、开办商业性浴室、饮用开水、制定卫生法规等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宋儒养生流派的形成，使中国传统养生学内容更加丰富和充实。

一、卫生保健古代都市街道多为土路，通风尘埃飞扬，极不卫生。

宋代采用洒水或在地面上铺砖的办法来减少或防止尘土的污染。

南宋时，临安(今抗州)还有专门处理粪便和治水等秽污物的职业。

如吴自牧《梦梁录》，卷13载：每年春天政府令“淘渠人”疏浚河道阴沟。

“遇新春，街道巷陌，官府差顾淘渠人沿门通渠；道路污泥，差顾船只搬载乡落空闲处，”宋代人们采用更多的驱杀蚊虫方法，如北宋刘延世《孙公谈圃》卷上载有艾熏驱蚊法；储泳《祛疑》则载有香药驱蚊，南宋民间有从事制作和销售驱蚊药的行业。

此时火葬在民间较前代更多地采用，尤其是没有土地的贫民，因不能安葬在漏泽园内，只得用火葬。

也有死于他乡逆旅者，火化后携骨灰而归的。

当时已有专门火化的设备。

如吴县城外通济寺内，设有“化人亭”。

宋代的一些城镇中，出现了商业性浴室，对普通人开放。

宋·吴曾《能改斋漫笔》卷1记载这类浴室门上以挂壶为标志，这大大方便了普通民众的洗浴，于个人卫生大有益处。

人们在沐浴的同时，还培养了剪指(趾)甲等卫生习惯。

饮食卫生方面较为突出的是宋人提倡饮用开水，庄绰《鸡肋编》说：“纵细民在道路，亦必饮煎水。

”可见在家中饮开水就更为平常了，北宋欧阳修《憎苍蝇赋》说：“一有玷污，人皆不食”，较好地反映了当时人们讲究卫生，不食被苍蝇玷污的食物。

二、养生宋代政府比较重视医学和养生学，在《圣济总录》中，就有两卷专论导引，如卷199辑录了晋唐以来常用的导引、按摩方法，如鼓腹淘气、导引按跷、摩手熨目、下摩生门等14种。

其中，运动水土”有“转手摩肾堂令热”，即是后世擦肾俞穴法。

这些健身方法多为后世气功养生著作所引用。

卷200“神仙服气”为介绍吐纳法的专篇。

八段锦是由八节动作编成的一套有保健作用的动功锻炼方法，据载，至迟在北宋末年就已有八段锦之功法，如后世的“武八段、坐式八段锦、十二段锦、十六段锦均在八段锦(立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两宋时期，养生类著作时有问世。

养生专著蒲虔贯《保生要录》，根据华佗“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的原理创编了一套“小劳术”，包括挽弓、拓石、筑拳、摆臂、顾首、转腰、洗手、摩面等导引按摩法，简便易行，颇有特色。

陈直《养考荤亲书》着重论述了老人的食治及四时养生。

后经元代邹铉增益，改称《寿亲养老新书》。

该书以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出发论述养生之道，十分强调保养元气，还强调精神心理卫生的意义。

两宋时期，出现了一批主张四时摄生与季节导引的养生家。

他们多以《素问·四气调神论》等医经为依据，结合民间与作者的养生经验，阐述或推衍经旨。

此类书中较引人注目的是《陈希夷二十四气坐功法》，书中载有按二十四节气制定相应的二十四种功法，并分治二十四类病症。

这套功法常被明清之后的养生著作所引载，流传很广。

宋代，儒而知医成为一种时尚。

不少文人如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陆游等皆通医学及养生之道，其中尤以苏拭最为突出。

在《东坡志林》、《仇池笔记》、《苏沈良方》、《道枢》、《类说》等著作中，都有苏氏养生之论，如认为“养生者必以胎息为本”，详尽生动地叙述了胎息的具体练法，即想象呼吸之气“如熏炉之烟，烹鼎之气”，而且“心不起于念”，强调入静与存想，不同于晋唐时期强闭呼吸之练法，已有较大的进步，《苏沈良方》载“上张安道养生诀”，介绍了他“闭息内观，纳心丹田，调息漱津”的锻炼方法，并说自己平生“颇留意养生”，“其初效不甚觉，但积累百余日，功不可量，比之服药，其效百倍。

”在养生史上有一定影响。

两宋时期基础医学的进展一、解剖学北宋在中国古代解剖学史上有重要成就。

此期间前后曾进行过两次人体解剖活动，并由此产生了两部人体解剖学图谱——《欧希范五脏图》和《存真图》。

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广西地方官府处死欧希范等五十六名反叛者，并解剖死者的胸腹，宜州推官吴简(一作灵简)与医生和画工较仔细地观察了这些尸体的内脏器官，并由画工宋景描绘成图，这便是《欧项范五脏图》。

这一史实在当时及稍后的许多史志及笔记文集中部有记载（范缜《东斋纪事》卷一，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六，叶梦得《岩下放言》卷下、赵与时《宾退录》卷四、李攸《宋朝史实》卷十六、杨仲良的《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四十九、郑景壁的《剧谈录》等都或详或略地记载了其始末），该图早已佚失，难以知其详情，从《史记标注》转引杨介《存真图》中所载吴简的一段话中可以窥其大略，《存真图》云：“宜贼欧希范被刑时，州吏吴简令画工就图之以记，详得其证。

吴简云：‘凡二日剖欧希范等五十有六腹，皆详视之，喉中有窍三：一食、一水、一气，互令人吹之，各不相戾，肺之下，则有心肝胆脾；胃之下，有小肠；小肠下有大肠。

小肠皆莹洁无物，大肠则为滓秽。

大肠之旁则有膀胱。

若心有大者、小者、方者、长者、斜者、直者、有窍者、无窍者了无相类，唯希范之心，……，如所绘焉。

肝则有独片者、有二片者、育三片者，肾则有一在肝之右微下，一在脾之左微上。

脾则有在心之左。

至右蒙干多病嗽，则肺且胆黑；欧诠少得目疾，肝有白点，此又别内外之应。

其中黄漫者脂也。

’”就已知中医文献来看，吴简对人体胸腹脏器间的位置及相互关系的描述，较之前人详明而准确得多，实际上他已注意到右肾比左肾的位置略低，这是了不起的发现，他明确指出脾在心之左(不言而喻，肝则在右侧)，从形态学上纠正了左肝右脾的错误认识。

不过，吴简的论述中仍有一些错误。

由于时代条件的同限性，我们不能求全责备。

《欧希范五脏图》不仅在生理解剖方面取得一定成就，在病理解剖方面也有可贵发现。

吴简所云：“蒙干多病嗽，则肺且胆黑。

”久病咳嗽而致肺颜色发黑的病理解剖现象是完全可能的。

这一解剖发现不仅以事实说明中医学“有诸内必形诸外”，脏腑相关理论，而且首开了中国医学史上从人体内脏形态的改变寻找体表病症产生原因的先例。

《欧希范五脏图》是已知最早的人体解剖学图谱。

不过，就其在历史上的影响而言，实不及其后问世的杨介《存真图》。

《存真图》是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由医家杨介和画工根据他们所观察到的被宋廷处决剖刳的反叛者的胸腹内脏绘制而成的解剖图谱。

《存真图》至清代初期尚存，《文渊阁书目》和《汲古阁毛氏藏书目录·医家类》均有著录。

元、明时期的一些医书还转录了其解剖图谱及其说明性文字，《存真图》现在虽已佚失，但其部分内容却由这些医书而得以保存下来。

从中可知，《存真图》的绘制十分简细具体，它不仅有人体胸腹内脏的正面、背面和侧面全图，而且还有分系统、分部位的分图，如：《肺侧图》、胸部内脏的右侧图形；《心气图》为有侧胸、胸腔的主要血管关系之图；《气海横膜图》，为横膈膜正在其上穿过的血管、食管等形态图；《脾目包系图》，为消化系统图；《分水阑图》，绘出了泌尿系统；《命门、大小肠膀胱之系图》，绘出了泌尿生殖系统。

所绘诸图及其文字说明大致正确。

《存真图》比《欧希范五脏图》有很大的进步，这种进步不仅是《存真图》更加详细具体，也更加精确。

如《欧希范五脏图》认为喉中有三窍，而《存真图》则明显绘示出喉中只有两窍，纠正了前者的错误；《心气图》绘出了心脏与肺、脾、肝、肾等脏器的血管联系，这是中国古代生理解剖学史上的重要发现。

不过，《存真图》中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它认为肾脏有一管直通前阴(以泄精)，并漏绘了胰脏等等。

尽管如此，《存真图》仍不失为中医史上一部最有价值、最有成就的解剖学图著。

《存真图》问世以后，很快便取代了《欧希范五脏图》在解剖学领域的位置，成为当时及后世生理解剖学图著的范本。

宋以后医籍中所描述的人体脏腑图形及其文字说明，基上都取之于《存真图》。

在十六世纪以前，人体实际解剖在欧洲极少见到，《欧希范五脏图》和《存真图》的出现及其影响，说明我国人体解剖学的水平，早在十一世纪曾处于当时的世界领先地位，可惜囿于长时期封建社会诸种因素的束缚，没有进一步发展起来。

二、病因学和诊断学(一)病因学由博返约自唐代至北宋数百年间的医书，论述病因基本上都沿袭《诸病源候论》之说。

南宋时期的医家陈无择另辟路径，他对历代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的病因学内容进行高度概括，使病因学理论获得了由博返约的发展，打破了数百年来病因学停滞不前的局面，他强调：“然六淫，天之常气，冒之则先自经络流入，内合于脏腑，为外所因。

七情，人之常性，动之则先自脏腑郁发，外形于肢体，为内所因。

其如饮食饥饱、叫呼伤气、尽神度量、疲极筋力、阴阳违递，乃至虎狼毒虫、金疮踒折、疰忤附著、畏压溺等，有背常理，为外因。

”在这里，陈无择按照病因的来源、致病过程等将所有病因归纳为三大类：外因，指气候因素，即六淫，也包括疫疠之气；内因，指情志因素，即七情；不内外因，指内因和外因之外的所有因素，包括不适当的饮食、劳累、房事、外伤、事故等等。

这种归纳概括了各类病因的性质，对于病因学理论有提纲挈领的作用，成为后世医学进行病因分类的依据。

(二)诊断学上的创新脉诊在宋代有重要进步，产生了几部脉学或以脉学为主的诊断学专著，如崔嘉彦的《脉诀》、刘开的《脉诀》和施发的《察病指南》等，这些著作为普及和发展脉学发挥了积极作用。

南宋医家崔嘉彦所撰《脉诀》(又称《崔氏脉诀》、《崔真人脉决》、《紫虚脉诀》)是一部以四言歌诀形式写成的普及性脉学专著。

它以通俗简捷的文笔阐述了脉诊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如寸口诊脉的生理学基础，寸口分部及其常脉，寸口各部之脉所主脏腑和躯体部位，迟、数、浮、沉四种基本脉象的标准，五脏常脉。

“七表八里九道”脉的脉象，脉病互参之理，各种病证的脉象和各种脉象的主病以及脉应四时之理等等。

尽管这部书在脉学理论和方法上没有多大突破，但却比较成功地将复杂深奥的脉学知识以简明晓畅的形式进行了概括和表述，便于初学者习诵和掌握，易于推广，以至成为后世学习和传授脉法的重要蓝本，反复为其它脉学著作所借鉴。

南宋另一位医学家，崔嘉彦的弟子刘开(字三点，号复真子)所著的《脉诀》(又称《复真子刘先生脉法》、《刘三点脉诀》撰于1241年，也是一部普及性的脉学专著，刘开并非照搬崔氏而别有新意。

刘氏是以浮、沉、迟、数为基本脉象，以风、气、冷、热分别为这四种基本脉象所主的基本病证。

又根据脉之有力和无力区分病证的虚实；根据寸、关、尺三部与上、中、下三焦的配属关系。

以三部脉象诊察三角病证，再按左右手各部脉与五脏六腑的配属关系，诊察五脏六腑之病证。

从而大大简化了脉学的内容，抓住了脉学的纲领；其所提出的脉象主病的关系在脉学理论上也有一定的创新，对脉学诊断作出了贡献。

南宋施发的《察病指南》是一部以脉学内容为主的诊断学专著，其贡献在于他首次创造性地绘制了脉象图。

在施氏《察病指南》的“卷中”将历代脉学文献中提到的三十三种脉象依其指下感觉一一描绘成图，该图依次是：“七表”——浮、芤、滑、实、弦、紧、洪；“八里”——微、沉、缓、涩、迟、伏、濡、弱；“九道”——长、促、短、虚、结、牢、动、细、代、数、大（实为十一种）：“七死脉”——弹石、解索、雀啄、屋漏、虾游、鱼翔、釜沸。

图中圆圈表示脉的搏动区间或诊脉的区域及其切按的深度范围。

圆圈内的各种图形是对各种脉象指下感觉的形象描绘，例如肖脉的脉线在圆圈中线以上，表示该脉搏动部位表浅，轻按即得，而沉脉的脉线在圆圈中线以下，表示该脉搏动部位较深，重按才得；芤脉的脉形图象中空的软膏，按之则陷（“如按葱管”)；伏脉深伏不现，故脉象图的圆圈中没有脉线；滑脉的图形为一串小圆圈，表示该脉”如盘走珠”，往来流利……这些形象化的脉象图反映了各种脉象的基本特征，它比单纯文字描述也更加直观，对初学者在临床上体会对鉴别各仲脉象有一定的帮助。

施发的脉象图，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应当肯定其历史价值。

三、《伤寒论》的整理研究宋代治平二年(1065年)校正医书同刊刻《伤寒论》，并对其作出了很高的评价，熙宁九年(1076年)宋太医局将此书列入医学生的必修课程，这就使《伤寒论》的学术地位空前提高。

《伤寒论》其书也大为流行，对《伤寒论》的研究更为深入和普遍，较唐代有了很大进展，有许多著名医家致力于此，涌现出一大批以“伤寒”命题的研究著作。

宋代《伤寒论》研究的特点是注重临床实践中的实际应用，而并不注重原文的注释和真伪的考证及条文的编次顺序；宋代医家对《伤寒论》固然相当推崇，但并末将其视为“不可更动一字”，条文往往是选择录用，方药也经常选用其他著作及本人经验加以补充。

医家们在研究中使用的方法也比较丰富，六经分证，以方类证，以法类证，以病类证，以经络释六经，以八纲择六经等等，均为此期伤寒研究著作中的常用方法。

此外，这些著作中所反映的对温热病的认识，也很值得注意。

(一)庞安常与《内容总病论》庞安常曾以善治治伤寒而闻江淮一带。

其现存的著作有《伤寒总病论》。

书中包括了伤寒与温病两方面的内容，前三卷论述伤寒，卷一为六经分证，卷二以法类证，卷三以病名证。

主要例举张仲景《伤寒论》及《金匮要略》条文加以论述，也收入部分非仲景方。

庞氏对伤寒病的认识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强调人体正气在伤寒发病中的决定性作用。

所谓“勇者气行则已，怯者则著而成病”（庞安常《伤寒总病论》卷一，578，四库全书73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其二是特别注重地理、气候对用药的影响，主张因时因地制宜。

他认为江淮地偏暖处，唯冬春可用桂枝汤，春末至夏至间应在麻黄、桂枝、青龙方中加入黄芩，夏至之后又须加知母、大青、石膏等清热泻火解毒之品同用。

关于时行温病，庞氏将时行分为时行寒疫与天行温病论述：将温病分成伤寒之温病与四时自感之温病。

庞氏论温病的重点在于冬温之毒及四时自感乖戾之气而成脏腑阴阳温毒，具有流行性，剧则流行天下，次则一方、一乡或偏着一家，即天行温病。

他根据四季五行属性配合脏腑经络，将温毒分成青筋牵、赤咏拂、黄肉随、白气理、黑骨温五大类，虽然这种分类有失牵强，很难与今天所认识的传染病进行联系，后世对此也鲜有发挥。

但重要的是，庞氏所言之天行温病从病因、病机、证候分类、治法方药各方面都完全区别于伤寒病，使天行温病具有相当的独立性。

人们将庞安时视为早期温病学家，当源于此。

(二)韩祗和与《伤寒微旨论》韩祗和的《伤寒微旨论》虽旨在广仲景之法，但已从《伤寒论》中脱胎出来，极少引用原文，而是阐述韩氏本人的临证心得，书中断载四十余首方亦均为韩氏本人的经验方，只在“可下”篇中强调了仲景的三个承气汤。

韩氏对伤寒的认识立足于阴阳二字，如伤寒病因病机，他虽然同意伤寒病热之说，但认为其原因是始于阳气内郁结而后方成热病。

伤寒病的诊断分类，他尤其重视辨别阴阳虚盛，辨别的标准以诊脉为依据：先察脉之浮沉以别表里，再于沉浮中察寸尺虚盛。

他指寸脉为阳，尺脉为阴，关脉为界，如关前寸小，关后尺大为阳虚阴盛，反之则为阳盛阴虚，采取不同的治法方药，其次他非常重视天时气候阴阳消长，并以此来调整自己的处方用药。

如春夏二季阳气升发，韩氏于汗法、温法中均参酌药力轻清而立方，并将春夏分成三个阶段，逐步递成药物的温散而增加药物的清解力。

总之韩氏的主张是平衡阴阳，反对滥用温热药物，对原《伤寒论》方进行化裁变通。

此外，关于阳黄的治法创用温阳退黄，对后世治黄影响很大。

(三)朱肱与《南阳活人书》朱肱的代表作是《南阳活人书》，此书集朱氏隐居旨近二十年钻研《伤寒论》的心得，初名《无求子伤寒百问》。

朱氏用分析综合的方法类聚伤寒条文，以问答体裁，设问答百题，对伤寒病机，辨证、治法、方药各个方面进行论叙，并采撷《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等书中的有关方剂进行补充。

在病机方面，朱肱的观点是以经络理论释六经实质。

可以认为他是最早具体阐发这一理论者，即以足三阴三阳经络的通行路线及其生理特点来分析解释仲景三阴三阳病证的临床表现及传变转归。

如伤寒一二日，认为是足太阳膀胱经受病，以太阳为诸阳之会，寒束阳郁解释发热恶寒，以该经循行路线所经过解释头颈强痛、腰脊强等症。

他经均作类似说明。

此说对后世影响颇深，在辨证方面，提倡识经络以辨邪之所在，识脉以分表里阴阳虚实，层次分明，比较易于掌握。

在治法方面，强调用药不能偏执凉热，主张根据四时气候调整饮食辅助治疗；春宜凉，夏宜寒，秋宜温，冬宜热。

他赞同庞安常使用麻黄、桂枝、青龙各方当因时因地治宜的观点，春夏之季在上方中加入清热之品。

关于伤寒方药的研究，朱肱采用以方类证的方法，以《伤寒论》方为条目。

汇聚有关条文，一方多用时，则汇集一处。

此外，朱氏对温病的认识也颇有见地。

除冬伤于寒之温热病外，还提出了中暑与湿温两种病因与伤寒无关的病证。

指出中暑外证与热病相似，治宜白虎汤等，若作热病治之，复用温热药，必致发黄斑出。

湿温为湿热相搏，治拟白虎加苍术清热化湿，不可发汗，汗出则至变证。

(四)许叔微与伤寒论著三种许叔微现存伤寒研究著作有三种，即《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伤寒九十论》，三书均脱离原《伤寒论》的体裁编次，博引群书，结合其本人的经验，旨在说明《伤寒论》的基本原理与临床应用。

许氏的学术思想主要反映在《伤寒百证歌》中。

此书以七言歌诀体裁叙述仲景学术思想，《伤寒论》原文只在歌诀之间以注解形式出现。

书中遇《伤寒论》中有论无方时，选《千金要方》、《活人书》等书补入。

论之不详，则选用《诸病源候论》等书的病机学说加以补充。

此书的独到之处，在于对八纲辩证的发挥。

许氏认为人纲之中，应首辨阴阳，阴阳不辨，则表里寒热瞪实莫之能辩。

他将六经分证与八纲辨证相互联系。

指三田为阳，三阴为阴。

而三阳之中，太阳属表，阳明属里，少阳属半表半里，三阴皆属里，故里证当有阴阳之别，阳热里证莫盛于阳明，白虎、承气汤证是其典型病证，阴寒里证莫盛于少阴、四逆，理中汤证是典型病证。

寒热虚实的分证又各有表里之不同。

至于阳证似阴，阴证阳阳、阴盛格阳则更需要脉证合参，详加审辨，这样使八纲辨证更为具体化、条理化，而且与伤寒六经辨证又达成较为合理的统一。

因此他的理论在后世伤寒临床治疗中比较通行。

《伤寒发微论》大祗是许氏学习《伤寒论》的心得体会，此书聚集了二十二篇论文，对帮助后学者理解《伤寒论》颇有裨益。

《伤寒九十论》是一册医案医话集。

许氏选择了九十种不同的伤寒治验病案，记载详细而较为忠实，并包括了十一例死亡之病例，每例之后均予以分析讨论，反映了许氏较高的理论水平与治疗技艺。

对于《伤寒论》理论的理解及中医临床工作，至今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五)郭雍与《伤寒补亡论》郭雍的《伤寒补亡论》是宋代《伤寒论》研究著作中最接近原书面貌，引用原文数量最多，文字最忠实的一家，与《注解伤寒论》相比，其主体部分，即伤寒六经证治部分及“平脉”、“辫脉”篇均基本保留原编次面貌。

全书排列先是总论与脉法，次为六经证治，再次为治法、病证，治法仍以“汗吐下温灸刺水火可不可”来分类。

本书所言之“补亡”即采撷《素问》、《难经》、《金匮要略》、《诸病原候论》、《外台秘要》诸论及宋肱、庞安常、常器之诸家之说来补充仲景《伤寒论》中所阙处。

从参考书的选择、证类排列、论证说理各方面，郭氏均力求细致全面。

因而此书既反映了《伤寒论》的学术观点，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伤寒论》前后中医有关伤寒学术的流传情况。

郭雍对伤寒病机及辨证的认识，受朱肱的影响极深，对其六经经络病机说以及分经络、辨脉二步辨证法几乎完全接受，溶为已说。

因此《伤寒补亡论》的地位恐怕不在于它对伤寒病的诊治有何独到的创见，而在于它在学术流传方面所起的作用。

四、运气学说的兴盛以“运气七篇”（指王冰次注本《黄帝内经素问》中卷十九至二十二中的七篇论述运气学说的专著）为标志的五运六气学说，虽然形成的时代较早，但在唐代以前它却是罕为人知的，几乎没有什么实际影响。

直到唐·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王冰将“运气七篇”补入《素问》之中并加以注解阐发以后，运气学说才为世人所知，并逐渐受到重视。

唐代后期又陆续出现了几部运气学说专著和专篇，如《素问六气玄珠密语》、《天元玉册》、《昭明隐旨》和《元和纪用经·六气用药增损法》等，其中除《昭明隐旨》已佚失外，其余三部书尚存，这几部书旧题为王冰撰，但据其内容考证可知，均为唐代后期人士伪托王冰之名而作。

宋仁宗嘉祐至宋英宗治平年间(1057～1067)，由“校正医书局”将王冰重新编次的含有“运气七篇”的二十四卷本《黄帝内经素问》选作范本，加以校正并颁行全国。

“运气七篇”在王冰次注本《黄帝内经素问》中占有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它被作为医学经典——《素问》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官方颁行全国，这无疑大大提高了它在医学领域中的地位，扩大了运气学说在医界的影响。

因此，北宋的医学校——太医局以及地方医学校也将王冰次注本《素问》作为教科书，并将“运气”列为基本教试课程之一。

北宋末年，运气学说由于受到宋徽宗赵佶的大力提倡和推广而进入鼎盛阶段，《圣齐经》与《圣济总录》将运气学说置于突出地位。

这一措施不仅在全国医界、而且在全民范围内推广普及运气学说知识，运气学说的影响和应用至此也达到空前的兴盛时期。

刘温舒《素问入式运气论奥》(以下简称《运气论奥》)成书于宋哲宗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

全书共三卷，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分三十个专题，对运气学说中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进行了阐明和发挥，《运气论奥》立论比较醇正，不象《玄珠密语》和《天元玉册》那样偏僻驳杂，更无占卜灾祥的内容。

它忠实于“运气七篇”的基本精神，着重摘取。

“运气七篇”中原有的概念、原理和理论格局，加以阐释和发挥，该书以相当篇幅对五行生克休旺、十干、十二支、五行生成数、纳音、月建、四时气候、九宫分野等自然哲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加以论述，也是为了阐发运气学说，使之便于理解。

《运气论奥》是中医史上的一部较重要的运气学说专著。

南宋时期，陈言在其《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针对年干和年支详细而具体地开出了治疗五运太过不及和六气司天所致病证的十六首方剂。

这是将运气学说的治疗原则具体落实到方药上，继《元和纪用经》之后进一步发展了运气治疗学说。

宋代运气学说的另一特点是强调运气有常有变。

最先明确提出运气的常变之辨者为北宋科学家沈括。

所谓“常”是指经常性的、规律性的变化，“变”为异常的、特异性的变化。

沈括认为气候及其病候的出现有常有变，运气所决定的是规律性的气候病候，而在其之外还有特异性的变化；因此在应用运气学说时就不能胶执于定法，不知变通。

而应结合其时其地的具体气候病候来加以判断，《圣济总录·运气》也承认运气有常变之别，运气理论格局反映的是其常——“定期之纪”；由于种种原因，运气也有变异；对于变异的情况，就不可拘泥于常理。

提出运气有常有变是为了告诫人们要灵活应用运气学说，将运气理论格局与具体时间地域的气候情况相结合，知常达变。

这种主张在后世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两宋时期药物学方剂的发展一、宋代药物学发展的成就与特点宋代，特别是北宋，由于政府的关注与重视，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进步与推广，大批知医儒臣的参与，以及宋以前本草文献极待整理，药物的新发现和用药新经验亟需总结的客观要求等等内外因素，促使本草的研究和编纂工作空前繁荣，先后问世的多种本草学著作及药学事业的发达，是我国的药物学发展到新的高度鲜明标志。

1、药性理论的新发展：“药理”一词首见于《圣济经》。

这一时期解释药效的主要方式和依据是“性味”和“法象”。

《本草衍义》、《圣济经》对药物“气臭”进一步发挥，创立“气臭学说”，沈括、寇宗奭、钱乙等部认识到药物作用部位具有一定选择性，对归经理论已开始探索。

2、药品种数的增加及鉴别：现在可知宋人各种药物著作收药达1883种，较唐代《新修本草》增加了1033种，宋代新增加的药品299钟；大多为常用药，如秋石、樟脑、银杏、炉甘百、胡萝卜、曼陀罗等。

药材的鉴别和药物基原的实际调查是宋代本草著作的重要内容，两宋留存下了1000余幅药物写生图；沈括、郑樵、初虞世、陈衍、范成大等都对药物名实问题进行了文献整理或实地考察。

3、采集和栽培技术提高：沈括指出采集不可限于时月，要根据药用部位、地区、气候、种植条件等不同区别对待，宋代常用药物栽培品种不下70种，种植面积大、产量高，这与将药物作为重要经济作物进行栽培有关。

一些外来药物也开始引种。

4、炮制和制刑方法趋于定型：宋代药品的炮制加工和药物剂型，已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

渐趋完善和初步定型，《和剂同方》中炮炙方法较雷敩的《炮炙论》要丰富优越得多。

从《和剂局方》起，将中药饮片的炮灸方法列为法定制药规范。

直至现在，很多都以局方为依据。

5、药市和药肆进一步繁荣：宋代商业、手工业的发达，医药进一步分工官办和剂局和民间药坊的增多，大大推进了制剂和成药的发展。

除官办药局外，民间药商亦很活跃。

宋代的大都市中多没有专门定期的大宗药物交易市场——药市。

如梓州（今四川三台县)的药市从每年九月初九至九月十一日，名重阳药市。

固定地点的药铺在大都市也非常之多，如北宋汴梁(今开封)著名的药铺就有“百种园药铺”、等等。

二、综合性大型本草著作宋代的综合性本草著作中，既有由政府主持集中大量人力物力所编纂，也有民间医家个人不辞劳苦博览群书、观察实践修撰而成册，政府主持编纂者由国家颁布，具有类似于药典的性质；而个人著作不仅是对药典的补充，甚至成为再修药典的蓝本，在两宋300余年间，由政府主持修纂、国家颁布的本草著作就有5种之多，这是任何朝代不能与之相比的。

(一)《开宝本草》：开宝六年(973)，宋太祖即诏令修纂本草。

由尚药奉御刘翰、道士马志、翰林医官翟煦、张素、王从蕴、吴复生、王光宪、陈昭遇、安自良等9人，取《新修本草》为蓝本进行修订，并采摭陈藏器《本草拾遗》等书相互参证，订正错讹，补充遗漏，再由马志统一作出注解。

最后由左司员外郎知制浩扈蒙、翰林学士卢多逊等详加刊定成书20卷，命名为《开宝新详定本草》。

宋太祖为之作序，由国子监镂板刊行，这是宋代第一部官修的药典性本草著作，也是我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板刻印刷的药物学书籍。

由于《开宝新详定本草》修纂仓促，质量不能尽如人意。

次年，宋太祖再次诏命刘翰马志等人重新修订。

这次修订对原书“颇有增损”。

最后由园林学士李昉、知制诰王祐、扈蒙等重加校勘，成书后全书合目录共21卷，命名为《开宝重定之本草》又简称《开宝本草》（《开宝本草》实际上包括《开宝本草》和《开宝重定本草》二书，现多指后者）。

全书共收载药物984种，其中新增药134种，它对时过300余年的唐《新修本草》在编纂和传抄中出现的谬误进行了修订。

《开宝本草》还重视吸收其它本草著作的精华，在新增的134种药物中，近百种都是从前代诸本草著作中筛选而来，如蛤蚧出自《雷公炮灸论》，仙茅出自《海药本草》。

《开宝本草》编纂者成功地制定了严谨的体例，这一体例为宋代其它官修本草著作所继承。

首先是首次采用黑白字来代替朱墨分书，《开宝本草》之前的本草著作为《神农本草经》内容用朱笔抄写。

《名医别录》用墨笔抄写，年久多易混淆；《开宝本草》改《神农本草经》为白字(阴文)，其它为黑字(阳文)，清晰醒目。

其次，用不同简称标明文字出处：如以“唐附”表示《新修本草》新增药，以“今附”表示《开宝本草》新增药，以“陶隐居”为《本草经集注》注文，以“唐本注”为《新修本草》注。

而《开宝本草》编纂者，根据文献资料所作的注文，则冠以“今按”，根据当时药物知识作的注文冠以“今注”。

这一体例规定，为保存古本草文献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严谨求实之风足堪称道。

(二)《嘉祐本草》和《图经本草》：时隔八十年之后，随着药物学的发展，《开宝本草》已落后于时代，“本草旧本经注中，载注药物功状，甚有蔬略不备处。

”嘉祐二年(1057)校正医书局，成立伊始最早承担的任务就是校修《开宝本草》，主要参与者有太常少卿直集贤院掌禹锡、职方员外郎秘阁校理林亿、殿中亟秘阁校理张洞、殿中亟馆阁校理苏颂、医官秦宗右、朱有章、太子今舍陈检等。

最后由光禄寺丞高保衡负责审校。

历时三年，于嘉祐五年(1060)八月书成，命名为《嘉祐补注神农本草》，简称《嘉祐本草》。

在该书编纂过程中掌禹锡等又奏请仿唐故事，编纂《图经本草》得到诏准，二书同时编修而各有分工。

《嘉祐本草》在《开宝本草)基础上拾遗补阙，仿《新修本草图经》辨别诸药。

为了编绘《图经本革》宋仁宗敕令全国各郡县进献药物标本，举凡药物根、茎、苗、叶、花、实之形色大小，并虫、鸟、兽、玉石等等堪入药者，逐件画图，且一一注明开花、结实、收采时间，以及功效等等。

至于进口药物，即询问市舶药商，并取药物各一二两，或一二枚封角送至京城，以作编绘注解之凭据。

这是继唐代之后又一次全国范围内所进行的规模浩大的药物普查。

将搜集到的涉及150多个州郡所产药物和外来药物的标本、实物图形及文字说明，分类甄别编次整理，历时三年，于嘉祐六年(1061)撰成图文并茂的《图经本草》一书。

因考虑到“出异手则其体不一”故《图经本草》实际上是由苏颂一人执笔完成的。

《嘉祐本草》20卷，目录1卷，收载药物1082种，其中新补82种，新定17种。

在编纂过程中，掌禹锡等参考了大量文献资科，引文涉及书籍达50余种，大大超过了《开宝本草》。

除继承《开宝本草》旧有体例外，掌禹锡等把自家从历代文献中摘录补入该书者标为“新补”，把民间采集到的新药物标为“新定”，由掌禹锡等自家注说的内容则冠之以“臣禹锡等谨按”。

《嘉祐本草》新增内容多为《开宝本草》的遗漏部分或历代本草编修中的某些问题的讨论，而缺少药性理论方面的阐发，这与校正医书局以校勘补遗为宗旨的原则是一致的。

《图经本草》20卷，共载药物780，并在635种药名之下绘制了933幅药图，这是我国第一部板刻印刷的药物图谱，该书还详细介绍了药物的产地、形态、性味、功效等，并记载了大量临床经验，其中尤其注重当时异间及民族他帮的用药经验。

《嘉祐本草》与《图经本草》二书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把宋代本草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三)《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和《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在《嘉祐本草》之后，宋代药学史上出现了两部重要的由民间医生编撰的综合性本草，一是陈承的《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一是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

把《嘉祐本草》与《图经本草》二书原有资料合并，增加自己收集的内容。

(四)《大观本草》与《政和本草》：《证类本草》问世不久，北宋先后出现了两个重要版本，一为《大观本草》，一为《政和本草》，唐慎微书成之后，或因为无资刊行，“其书不传，世罕百焉。

”大观初年，集贤院学士孙觌见到《证类本草》一书，颇为喜爱，命所属官员校正，由通仕郎行仁和县尉管勾学事艾晟作序，然后出资募集刻工镂板刊行，以求“其利于世也。

”因首刊于大观二年(1108)，被后世称为《经史证类大观本草》，简称《大观本草》。

《大观本草)中收录了陈承的《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有关内容，并冠以“别说”以为标记。

《大现本草》问世不久宋徽宗十分赞赏，并敕命医官曹孝忠领衔校勘，曹孝忠等人刊正。

于政和六年(1116)成书，命名为《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简称《政和本草》，这以北宋最后一部官修本草著作，它不同于开宝、嘉祐时的官修本草著作以前次官修本为基础，而是在纯由民间医家个人著作基础上校订而成。

它虽源于唐慎微个人之作，但经政府校订颁行，就具有了药典性质。

(五)《绍兴本草》：宋朝南迁，高宗绍兴年间，由王继先领衔、张孝直、柴源、高绍功等奉诏重修本草，以《大观本草》为底本，进行整理校勘。

绍兴27年(1157)8月25日上于朝廷，由秘书省润色，国子监刊行，绍兴29年为该书刊行时间。

书成，命名为《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绍兴本草》，是为南宋唯一的也是宋代最后一部药典性本草著作。

该书为32卷，释言1卷，共载药物1748种，新添6种，如炉甘石、锡蔺脂、豌豆、胡萝卜、香菜、银杏等即为《绍兴本草》新增药物，该书虽不如《嘉祐本草》等以文献校正见长，但能根据临床实践和实际观察补充更正，亦颇有见地。

此外，该书还明显具有了注重药性理论的趋向。

三、丰富多彩的民间本草著作宋代本草著作的主流无疑是大型综合性本草著作，与此同时，在民间还流传有众多民间医药学家的各种本草著作。

其中除有最著名，学术价值很高的《证类本草)以外，还有其他不少综合的专题本草著作，具有内容新颖，见解精辟，风格独特等不同特点，也是宋代本草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阐明新义的综合性本草著作1、《日华子诸家本草》：简称《日华子本草》。

为五代十国末时吴越国佚名医人所作。

该书原已散佚，幸赖《嘉祐本草》中引证大量资料，尚可知其梗概。

该书对药性理论颇为重视，将各种药物按临床实际疗效分为凉、冷、温、暖、热、平等六种，指出同一植物常因部位不同，而药性相异，如茅性平，茅汁却性凉；某些药物由于炮制不同，药性亦异，如干地黄，日干者平，火干者温，指出炮制在改变药性上的作用。

此外在药物新品种介绍、药物形态基原、产地、采收时月、栽培、饱制等方面也有新记载。

总之，该书是一部具有较高价值的综合性本草著作。

2、《本草衍义》：北宋末年，寇宗奭鉴于《嘉祐本草》和《图经本草》两书排列和释义等方面的疏误，在“从宦南北”十余年间，留意医药，广搜博采，亲自观察实践，将《嘉佑本草》中的470种释义未尽的药物，详加辩析论述。

撰成《本草衍义》20卷，目录1卷。

该书对药物的性味、效验、真伪、鉴别等有不少精辟论述和发明并补充以往本草著作的未备之言，遇有疑问总以实际调查为论断依据，一时无法解决个别疑点，也实事求是地承认自身的不足，如在：蠡实条下，“今不敢以蠡实为马蔺子，更俟博识者。

”对后世影响颇大，题为南宋许洪、刘信甫校正的《新编类要图经本草》就是将该书与《大观本草)合编而成，金代张存惠重刻《政和本草》时也将该书逐条附入其后。

元代朱丹溪在该书邀础上加以补充发挥，撰成《本草衍义补遗》一书。

3、《宝庆本草折衷》：为南宋医生陈衍所作。

作者基于当时本草书籍“异同杂糅，泛切混淆”，于是“笃志诠评”。

他参考了南宋诸家本草著作，芟繁纂要，在宝庆三年(1227)写成《本草精华》一书，此后又经20年的实际经验相反复修订，于淳祐八年(1248)定稿，易名为《宝庆本草折衷》，约于宝佑五年(1157)筹足资金雕饭印行。

全书原20卷，载药789种。

今残存14卷，药物523种。

该书博采众长，被征引的南宋医药学家有缙云、艾原甫等十多家，还从一些笔记方志中摘引了有关资料，该书很注重药性理论，是南宋难得的一部综合性本草著作，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和文献价值。

此外，南宋还有几部短小精悍的综合性本草著作，如张松的《本草节要》、艾原甫的《本草集要》、王梦龙的《本草备要》、黄伯沈的《本草之节》、缙云的《纂类本草》等，惜皆失传。

从《宝庆本草折衷》书后，诸家著述年辰”的评价可知这些著作在药物分类的编排，新品种的介绍都有一定价值。

(二)节要摘抄性著作节要摘抄性本草著作从北宋时就已开始出现，嘉佑初年的宰相文彦博发现药肆全凭从采药人手中收购，不能尽识各种药材，而医生们也很少有人精通此道，一些贪利妄行之徒便借机制作的药，将《图经本草》中“常用要切”者，选择出若干种，汇编成书，名为《节要本草图》。

又如南宋陈日行的《本草经注节文》。

“取本草药物，删繁摭颖。

”依《证类本草》编排顺序分类编次，或与教学有一定关系。

节要摘抄性本草著作反映了临床应用的需要，体现了在主流性本草著作基础上，个人撰著由博返约的趋势。

(三)专题发挥性本草著作与处于巅峰的药典性本草著作和内容丰富的个人撰著的综合性本草著作相比，宋代专题发挥性的本草著作显得苍白贫乏。

1、《神农本草经》研究：南宋已经出现了现知最早的《神农本草经》辑本——《本草正经》，以《嘉祐本草》为底本，“摭旧辑为三卷”，并对《神农本草经》的内容进行了考证。

此书至明代尚存，今已亡佚。

南宋另一文人郑樵曾著《本草成书》24卷，着重对《神农本草经》条文进行了注解疏正。

此书为明清以降注疏《神农本草经》之嚆矢。

2、单味药研究专论：北宋文人丁谓，《天香传》，详细记述了沉香一药的品种、形态、产地、采收等情况。

杨天惠《彰明附子说》一书，详细记述了附子的载培方法、植物形态、药材鉴别等内容。

此外宋代还有《菖蒲传》、《灵芝记》等论述单映药之书，皆佚。

3、良疗类本草著作：宋代有不少与食疗有关的著作，如黄庭坚的《食时五观)，郑樵的《食鉴》等，多已亡佚。

其中《四时养颐录》为尚药奉御赵自化所撰，书成后献给宋真宗，真宗大悦，改名为《调膳饮食图》是一部简明食疗养生著作。

南宋末年杭州人林洪以山林农村常见食物为内容，撰成《山家清供》2卷，其中有不少与食疗有关内容，如柳叶韭“能利小水，治淋闭。

”土芝丹“冷则破血，用盐则泄精，取其温补”。

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本草著作之未备。

4、本草图谱类：除前已提及的《图经本草》，《节要本草图》等外，现存南宋的彩绘本草图谱有明代嘉定十三年(1220)画家王介绘制的一抄绘本草图谱。

该书是王介调查临安慈云岭附近的药用植物，逐药考订名休、品种及分布，就地取材写生，绘制了206种药物；药图比例匀称，形态逼真，其文字部分简要，记载药物性味、功能、单万及别名等，是一部杭州地区的地方性本草著作，也是现存最古的彩绘药物图谱。

四、方剂学的成就宋代方书空前之多，方剂理论也日益丰富。

以《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为转折点，方书定上由博返约的道路，理论也日益受到重视。

使方剂向标准化、规范化前进一大步。

(一)国家组织整理编纂方书1、《太平圣惠方》，宋太宗敕令王怀隐等人集体编纂，于淳化三年(992年)成书，100卷，是继《千金》、《外台秘要》之后的又一部方书巨著。

它载方16834首，以门统方，每门之前以《诸病源候论》有关理论冠其首，然后汇集方药，是一部具有理、法、方、药完整体系的医书，对后世有不小影响。

庆历六年(1046)何希彭为普及医学知识，破除巫术迷信，《太平圣惠方》进行认真筛选，辑为《圣惠选方》一书，该书被作为教本沿用数百年。

皇祐三年(1051)官颁方书《简要济众方》5卷，是宋仁宗有感地方缺少良医而令医官周应从《太平圣惠方》中选摘切要方剂而成书。

2、《神医普救方》又称《雍熙神医普救方》，共1000卷，是北宋初继《太平圣惠方》后的又一次方剂大荟萃，该书由贯黄中领衔编纂。

参与编写的人员还有宗讷、刘锡、吴淑、吕文仲、杜镐、舒雅等，历时五年，于雍熙三年(公元986)完成这部医学巨著。

惜因本书卷帙过繁，不易流行，至南宋初年即已失传了。

3、《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为宋政府编成并颁行的我国第一部成药制剂手册。

最初为“熟药所”的配方底册，因熟药所原因太医局下，故被称为《太医局方》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改名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简称《和剂局方》或《局方》。

该书经多次修订补充直到淳祐年间（1241～1252)定型，现通行本为南宋许洪校订本，全书10卷，将各方分成诸风、伤寒、诸气等14门，医方788首，每方之后除详列主治和药物外，尤其对药物的炮制印制剂作了详细说明。

既有配方手册作用，也便于医生和病人选购合适成药，在历代方书中，《和剂局方》实为继《伤寒杂病论》之后校医家选用最多影响最大的方书之一，其中所载有效方剂至今仍为临床常用。

4、《圣济总录》，为北宋末年，宋徽宗诏令由政府组织医家历时七年广泛征集历代方书和民间用药编成的又一部方书巨著，全书200卷，载方近2万首。

《圣济总录》成书后即遭靖康之难，镂版虽成，未及颁布，终南宋一代江南不见流传。

金大定(1161～1189)年间再刻，元大德(1297～1308)年间三刻，北方地区可以见到这部巨著，但终未引起足够重视。

〔二)个人方书著作不断涌现受政府重视医学的影响，宋代文人编撰方书风气盛行，或整理家藏及个人秘方，或搜集民间验方，其中有的著作在宋代方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如，沈括撰集《良方》，且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后人将此方与苏轼的经验方合刻，名《苏沈良方》，影响很大。

王硕撰有《易简方》，因此医名大振，该书迎合了简便易行的客观需要，很快盛行于天下，甚至有取代《局方》之势。

宋代著名的方书还有严用和的《济生方》许叔微著《普济本事方》张锐《鸡峰普济方》等等，不胜枚举，呈现出宋代方剂学蒸蒸日上蓬勃旺盛的景象。

两宋时期法医学我国法医学在历史上是有很大贡献的，而且对国内外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其发展尤以两宋之成就最为卓著，其代表性人物与专著当首推宋慈《洗冤集录》。

一、死亡与尸体现象认识水平的提高(一)尸斑及其成因：《洗冤集录》最早认识到尸斑(血脉坠下)的发生机制与分布特点：“凡死人，项后、背上、两肋后、腰腿内、……有微赤色，验是本人身死后，一向仰卧停泊，血脉坠下致有此激赤色，即不是别致他故身死。

”(二)腐败的性状：《洗冤集录》最先科学地描述了尸体腐败的性状，指出首先在两胁、瞻前肉色微青(尸绿)；其后口鼻内有恶汁流出，蛆出，通身胖胀，口唇翻，两眼突出(巨人颜貌)，疱疹起(水泡形成)；遍身皮肤青黑(血红蛋白浸润)，皮肉一概消化，骸骨显露(白骨化)，并明确指出腐败的迟速受季节、地区乃至年龄、尸体胖瘦等的影响。

(三)浸软儿：《洗冤集录》最先提出死胎与腹外死婴的鉴别法：“堕胎儿在母腹内被惊后死，胎下者衣胞紫黑色，血荫软弱；生下腹外死者，其尸谈红赤，无紫黑色及胞衣白。

”血萌软弱就是今日所说的浸软儿，早在七百年前我国已经发现浸软儿是腹内死胎的特征，二、机械性损伤检验方法的进步(一)刀伤的生前死后：《洗冤集录》最先以出血和组织收缩两个标志作为刀伤生前死后的鉴别点，指出生前刃伤有其痕肉阔、皮肉紧缩、皮缩骨露、血荫四畔、创口皮肉血多花鲜色等特点，而死后刃伤则肉痕齐截、被割处皮不紧缩、血不灌荫、肉色干白。

(二)骨折生前死后的鉴别：《洗冤集录》指出生前骨折的特征是“原被伤痕，血粘骨上，有干黑血为证”，“骨断处，其接续两头各有血晕色。

再以有痕骨照日看，红活，乃是生前被打分明”，“若无血荫，纵有损折，乃死后痕，”在血荫不清时，提出在红油雨伞遮掩下验骨的方法，是现代红外线检查法的先声。

(三)致内伤的确定：《洗冤集录》提出了以损伤部位与损伤强度结合判定致命伤的方法，提出的致命部位有：“顶心、囱门、两额角、两太阳、喉下、胸前、两乳、两胁肋、心腹、脑后、乘枕、阴囊、谷道。

”等，但并不是伤着这些部位就死，还要结合损伤程度来考虑。

三、机械性窒息鉴别方法的进步(一)缢沟：《洗冤集录》对缢沟的特点作了科学的描述：一般长九寸至一尺左右，起于喉上或喉下直至左右耳后发际，并在“脑后分八字，索子不交，”“八字不交”是缢沟的重要特征，绳索的性质地影响深度：“用细紧麻绳、草案在高处自缢，悬头顿身致死则痕迹深，若用全幅勒帛及白练、项帕等物，又在低处，则痕迹浅。

”索沟的颜色一般是紫赤色或黑郁色，有血荫；死后缢痕色白，无血荫，《洗冤集录》正确指出脚到地、膝跪地、病卧于床等各种体位均可缢死，在非典型位置自缢，其溢沟的经路即略有不同，(二)舌的位置：《洗冤集录》正确地指出了索沟位置与舌是否伸出齿列的关系：“若勒喉上，即口闭，牙关紧，舌抵齿不出；若勒喉下，则口开，舌尖出齿门二分至三分。

”(三)缢死的其他指征《洗冤集录》指出的其他指征尚有：流涎、悬垂位的尸体“腿上有血荫如火炙斑痕。

及肚下至小腹并堕下青黑色，”大、小便失禁。

“头脑骨赤色”及“牙齿赤色”。

(四)勒死：《洗冤集录》正确指出了勒死与缢死的区别，勒死者绳索多缠绕数周，并“多是于项后当正，或偏左。

右系定，须有系不尽垂头处，”若被人隔物勒死，“则绳不交，喉下痕多平过，却极深，黑暗色，亦不起于耳后发际。

其他区别于缢死的特点为：“头发或角子散慢，或沿身有磕擦着痕”，“尸首四畔，有扎磨纵迹去处。

”此外，对扼死后假作自缢也提出了鉴别：“项上肉有指爪痕”，指爪痕即扼痕。

(五)溺死：《洗冤集录》正确指出了溺死的重要所见：“腹肚胀，拍着响”(溺水进入胃肠)、“手脚爪缝有沙泥”、“口毋内有水沫”等。

四、活体检查技术的成就(一)残废的分级 宋代则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庆元条法事类·老疾犯罪》）：1、残疾：一目盲、两耳聋、手无二指、足无三指、手足无大拇指、秃疮无发、久漏下、重大瘿肿之类。

2、废疾：痴哑、侏儒、腰脊折、一肢废之类。

3、笃疾：恶疾、阗狂、二肢废、两目盲之类。

上述分类与今日大体相似，可以认为残废的分级乃是祖国医学，法医学的一大贡献。

(二)两性畸形：周密《癸辛杂识》和张景《补疑狱集》各记载两例两性畸形案例，其中3例发生性犯罪，2例被处死，3例处以重刑。

这些例子都是男性假两性畸形。

五、宋代的检验制度(一)宋代的检验法令：两宋时期是我国古代检验制度的发展完善时期。

最早与检验有关的法令是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颁布的，（《宋会要·刑法六·检验》）对参与检验的官吏、初检、复检等做了明文规定，其后的历届朝廷对于检验人员、检验官的职责、检验的实施、检验的文件等都陆续做了许多补充规定，使宋代的检验制度日趋完善。

1、检验 明确规定：凡“杀伤公事”、“非理死者”、“死前无近亲在旁”以及“禁囚死”等均应差官检验，是为初检。

对于杀伤、非理死、和禁囚死尚应复检，初检与复检结果一致方准定案。

对于某些死亡，于初检后可不复检：“自缢、自割、投水、病患诸股致死事理分明者，检验后尸首主别无词说，即给讨埋殡，更不复捡。

”（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检验·杂敕》手抄本，北京图书馆），同时又规定：因病死而应验尸者，若其至亲至死所请求免检的，可以免检。

2、检验人员规定，检验这官，州差司理，县差尉，以次差亟、薄监当，若皆缺，则须县令自行。

”（宋慈《洗冤集录·条令》元刻本，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室），司理参军掌管一州之中讼狱勘之农。

是法令规定的州检验官。

县尉是主薄以下的官吏，掌管训练弓手、奸、禁暴之事，是县的检验官吏，县尉实质上就是县属刑敬负责人，与先秦的令史相似。

如果县尉不在，就由县的各级行政官员——主簿、县丞乃至县令负责验尸。

不论差派的是哪一级官员，都应当是与本案没有瓜葛的人。

与尸体检验有关的人员尚有仵作。

仵作一词最早见于五代（郑克《折狱鉴》明万历年间刻本），当时的仵作是辅助丧家埋葬的人。

宋代的仵作参与检验，其任务是处理尸体，并在检验官指挥下喝报伤痕。

与仵作类似的还有坐婆，又称稳婆，是女收生员，其职责与先秦时期的吏妾相当，仅在检验妇女的下部时，方才参加检验。

3、检验官职责：(1)法律规定应当验尸的案件必须验尸；(2)受差验尸的官员，不得借故推托；(3)接到验尸公文后，必须在两个时辰内出发；（4)带领仵作人员等躬亲检验；(5)如实检验，如实定要害致死之因；(6)检验结果须于检验当日向上司申报；(7)初检官与复检官不得相见，不得泄露各自所验事状；(8)不得受财枉法等，对于上述职资如有违反，就要受到刑事处分。

4、验尸文件最早出现的是“验状”，早在五代周显德年间(954～959)已经有记载，（《宋史·高防传》），北宋时验尸，验状是正式的验尸文件，但迄今尚未发现官发的格式，其主要内容很可能就是《洗冤集录》中的“四缝尸首”。

却将尸体分为四面，由头到脚记载各个部位有何伤损及其性质。

最后指出致命伤与死因。

验状既是审判杀人案件的根据，又有帮助尸亲认识无名尸体的作用，与今日的签定书性质相似。

宋代的第二个验尸文件是《验尸格目》，由南宋提刑郑兴裔所创。

颁发于教宗淳熙元年（1174)，（《宋史·高宗本纪》），鉴于当时检验官多忽视检验法令，遇有检图片件不即差官前去，或不肯亲临检验，或诈休尸坏不堪图覆，手下人员尽情作弊，以致“冤任不明，狱论滋繁，”为了杜绝以上弊端，特制定验尸格目：分初、复验尸格目两种，由刑部镂板颁下诸路提刑司，发给所属州县，每次检验，均应定字号，用格目三本，一份申报所属州县，一份给付被被害之家，一份申报提刑司（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从其内容看，《验尸格目》相当于验尸官吏报告赴验情况又执行检验制度的保证书，是为了杜绝各种检验失职情况的强制性措施，它对于了解宋代如何组织初检、复检、是极为重要的历史文件。

宋代的第三个验尸文件是“检验正背人形图”，颁发于嘉定四年(1211)，是我国最早的尸图。

这个文件是江西提刑徐似道鉴于检验官指轻作重，以有为无，差讹交经，以故吏奸出人人罪。

”而向胡廷推荐在验尸中使用的。

此图最先刊行于湖南、江西，遇有检验，随格目结下，后经刑部详定，发下诸路提刑司。

据《宋史刑法志》载，其用法是“检验官司于伤损之处，依样朱红书画横斜曲直，仍于检验之时，喝唱伤痕，令罪人共同观看所画图本。

众无异词，然后著押。

则吏奸难行，遇民易晓。

”（《宋史·刑法志》）由上述三个验尸文件可见，北宋验尸单独使用验状；南宋时，首先与验尸格目并用，以后又与检验正背人形图形成三者联用。

这些文件的联合应用说明宋代对于控验十分重视，对于当时检验质量的提高，无疑是有促进作用的。

(二)唐宋检验制度的作用与本质由唐至宋所形成的检验制度，其内容相当广泛，系统而严密。

这个制度是保证以唐律为代表的封建法典贯彻实施的制度，其形成历经五百余年。

它是中世纪世界上最先进，最完备的检验制度，是我国古代光辉灿烂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

唐宋检验制度的形成与实施促进了刑事技术的发展，诞生了闻名中外的宋代三大刑事技术书籍——《疑狱集》、《折狱龟鉴》和《棠阴比事》。

《疑狱集》是五代和凝（897～955）及其子和（山蒙）（950～995)先后编辑的，约刊于公元989～990年。

《折狱龟鉴》是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郑克所撰。

《棠阴比事》桂万荣侯，刊于嘉定辛未(1211)，主要内容都是讲究治狱之道、定案之法和破案之法。

研究破案方法或刑事技术是这些书籍的重要任务。

对于朝鲜、日本等邻邦古代刑事技术的应用与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唐宋检验制度的形成与实施促进了系统法医学著作的诞生。

世界上现存最古的法医学著作——《洗冤集录》为什么能在南宋诞生，其决定性因素有三：贯彻实施唐律和宋刑统等法典的需要；宋代特别是南宋检验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唐宋时期法医检验的盛行及其经验的积累。

由于历史的限制，唐宋检验制度本质上是受封建礼教束缚的制度，它使法医检验严格地限制在尸体的外表检查范围内，致使我国古代法医学不能完成向现代法医学的飞跃。

两宋时期临床各科成就一、内科(一)杂病两宋时期是中国医学史上一个高度发展的时期，尤其医学理论研究的深化是此期医学的一个显著特点。

这一特点也相应地反映在此期内科杂病学术的发展中。

病因病机的理论发挥南宋医家陈言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提出著名的“三因论”还注意到致病因素相互间的密切联系，并以之论证杂病的发病原因。

如咳嗽，“要之内因七情，外合六淫、饮食、起居、房劳、叫呼、皆能单复倚互而为病。

”陈言强调多种因素复合性变化的思想，揭示了导致疾病产生的内涵所在，这不能不说是病因学的一个进步。

病机理论的发展至宋代有了新的趋势，主要表现在对阴阳偏颇、生克等机制的强调上，杂病病机尤多体现，以体内阴阳的偏胜。

说明了在病理上的变化和属性以及临床上的各种表现。

气机的升降乖逆也颇受重视，如《扁鹊心书》记载脾胃损伤，升降失调，可导致怔仲。

《济生方·吐衄》指出：“夫血之妄行也，未有不因热之所发。

盖血得热淖溢，血气惧热，血随气上，乃吐衄也。

”对胸痞的病理，也认为是“下虚，气上控膈”所致，与气机的升降不无关系。

两宋时代盛行一时的“运气”之说，亦波及到杂病病机理论之中。

如《史载之方》叙述了“夫病之所起，其来有根源，其次有传受，其传有刑?

”的发病规律，就是脏腑间五行生克乘侮的病理机转。

辨证理论的进一步系统化宋以前，不少医家则重汇集方药的倾向较为明显，至北宋初叶，这种情况仍然存在。

而在两宋时期，辨证理论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发展，除源于仲景《伤寒论》的六经辨证和八纲辨证理论得以进一步深化外，还提出并初步形成了主要运用于内科杂病的脏俯辨证理论。

北宋著名医家钱乙博学而有创意，他根据《内经》五行学说及脏腑分证的理论，总结了一套以五脏虚实为纲领的辨证方法。

他认为，五脏有所主之证，同时又有虚实之别。

如：心主惊，为神明之府，邪气忧心，或心脏内虚，则神失其守而发生惊悸不安。

其因于邪实者，则兼有发热、口渴、心胸烦热等，其因于虚者，则于卧寐之中悸怯不安。

钱乙虽在辨证中结合小儿生理病理特点进行论述，但仍不失为脏腑辨证纲领之雏形。

杂病的治疗与“局方”的流行成书于北宋大观闰目的《和剂同方》(习称“同方”)，颇能体现此期内科杂病的治疗思想普遍存在注重扶助人体阳气的倾向。

精炼了名目浩繁的汤方，纠正了当时漫无边际的方书流行倾向，且从广泛的实践经验中，发现了许多有效的验方和药物。

例如流传至今的成药“藿香正气散”、“逍遥散”、“平胃散”、“苏合香丸”、“至宝丹”、“紫雪丹”等，都来源于此书，影响十分深远。

同时，该书载有大量的的芳香行气药物，对促进气机顺畅有比较显著的效果，对后世行气药的应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由于书中多采取丸、散等剂型，所以应用方便，易于保存，它的流行对杂病的救治，无疑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但另一方面，局方有偏用温燥之弊，如治风诸门中的热药，几乎全由香燥之品组成，其次更多为参、桂、乌、附、等燥热之药，形成了社会上喜用“暖药”的不良风气。

同时鉴于该书是官府颁定的方书，有些医生因循守旧，处方用药墨守成规，以致形成泥于“局方”的流弊。

具体病证认识与临证水平的进展对杂病的认识水平也有所提高，表现在治疗方法上也更丰富而有效。

水肿宋代对水肿的认识有较多的记载，张锐《鸡峰普济方》对该病的临床表现有比较详细的描述：“项胫脉动，睡起眼浮，下如蚕卧。

足胫肿，眼间冷，身重倦行，行即喘急，”指出水肿全身症状及肺脾肾三焦气化失司，阴水泛滥的病理机制。

并进一步阐述该病日久“积年不去”，水湿与溶血互结，“其病面目黧黑，手足逆冶，身体枯燥，肌肤甲错，身无润泽，渐渐赢瘦”的晚期并发症。

该书记载治疗水肿方剂78首，对重症多用丸、散，丹剂共47首，其部分方剂组成中分别含有粉霜、轻粉、水银、雄黄、硇砂等金石药物，重剂缓投，临床疗效肯定。

脚气病宋代积累了较为丰富的辨证施治经验，出现了治疗该病的专著《脚气治法总要》，作者董汲对本病的病因、发病、证治方剂及内外治法等都有新的见解。

例如病因，隋唐时代均说是风毒所致，而董氏认为致病原因主要是由于湿，但兼有冷热之别。

治疗方法按证候、季节、地域、老少等特点进行了总结，较以前更为全面和系统。

全书载方46首，计分总治法、寻常法、治其偏阴、治其偏阳、治老人血枯，治虚、治实、治风、治湿，风湿相兼、风湿挟虚，风湿瘴疠，兼淋闭以及外治法等。

风证宋代对诸风病证有较全面的认识，元丰(公元1078～1085年)中太医局学生的学习科目中，设有“风树”，对于中风病。

仲景有中经中络中府中藏之分：许氏在《普济本事方》中进一步分析道：“风中脉则口眼喎斜，风中府则肢体废，风中藏则性命危。

”其治法抓住标本缓急，见卒然扑倒，不省人，口眼喎斜，半身不遂等证，急则先用开关，以救急稀涎散或胜金丸催吐，“得吐即省。

”醒后则依“次缓而调治”，或月千金续命汤、排风汤、风引汤等扶正达邪、怯风通络，或用地黄洒、防风汤、防己汤等益气养血、宣通经隧，或用针灸“中风十二穴”辅治之。

而《圣济总录》则有18卷86个子目专论诸风的辨证施治。

对中风病、区分闭、脱之说，始见于宋，风证作为一种大证，当时诸医家在认识相辨证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二)传染病认识水平提高宋代对传染病的认识较集中地反映在各种《伤寒论》研究著作中。

与晋唐时期主要在篇目上区分伤寒温疫不同，宋代医家力图从病因、病机、证候、治疗等各方面，对二者的不同进行探索。

致力最深的是春夏二季的温热病。

事实上这正是大多数传染病的好发季节。

此期医家们已不满足于有用伤寒伏气来概括所有的外感热性病，提出了一些独立于伤寒之外的概念，如冬温与温疫，并强调了它们的传染性或流行性。

为温病学的独立发展打下了基础。

冬温：冬日温暖，人感乖戾之气，未及时发病，至春乃发，称为冬温或温毒。

临床表现已能指出：斑疹，如锦文，或溃烂为疮，兼有外感热病的一般症状。

治疗以清热解毒透发为主，在病因和传染特点上强调：其为感冒非节之气为病，故人人皆感，每每成疫。

温疫(天行温病)：强调：四时自感乖戾之气而成。

特点是热重于伏气温病，而且具有流行性，重则流行天下，次则一方、一乡，或偏著一家。

庞安时将其归织成五种类型，治疗均以清热解毒为主。

由于以上三病强调了感受乖戾之气及具有流行性，并以此区别于伤寒，所以宋代有关温疫的理论虽然比较幼稚，且无温病学专著出现，却是寒温分家的重要时期。

宋代关于冬温、温疫之认识。

代表了当时医学家们对传染病的认识水平。

二、外科与皮肤科两宋时期外科学及其相关学科有发展，专科教学得到扩展，专著更多流传，外科与皮肤病类之疾病认识及理、法、方、药知识更加丰富，专业医师认伍不断壮大，并出现了以“外科”命名的专著，在这些方面多明显超越前人。

然而，与前比较，在医疗技术上似无明显进步。

(一)外科之教育：公元1060年，太常寺言准，详定太医局学生限额为120名，其中属于外科专业的有疮肿4名，金镞兼书禁1名，金镞兼折伤1名。

熙宁九年(1076)，宋神宗为了进一步改进医学教育，规定学生名额由120名增至300名，并强调：“设三科以教之”，此三科即方脉科、针科与疡科，外科在专业教育和人才培养上得到更多的重视，这或许与当时的内战需要有关。

元丰(1078～1085)时，又对医学分科教授送行调整。

在原九科的基础上、将外科的三个专业归并为“疮肿兼折疡科”，“金钱兼书禁科”，使分科更趋合理，学生人数也增加到30名，增加幅度明显高于其他学科。

(二)外科著作开始丰富：据《宋志》、《祟文总目》等所记，有外科类专著近30种，50多卷，其中由宋代外科学家所撰著有《卫济宝书》、(约1170年)2卷，《集验背疽方》(1176)1卷，《外科新书》(1207)1卷，5《外台秘要》(1263)3卷，《救急仙方》(1278)6卷，流传广而影响大，除《外科新书》已佚外，其他在明清甚至现代还是外科医生的常用参考书。

由伍起予编撰的《外科新书》，是现知我国医学史上以“外科”命名书名的最早者。

《卫济宝书)是一部影响深远的外科专著，作者署名为东轩居士。

据查证，东轩居士即北宋襄阳之魏泰。

该书虽只上、下二卷，但从其系统论述外科疮疡痈疽等化脓性感染之病因、症状体征、诊断以及诸种医疗方药和技术等来看，不但内容丰富多采，且有较高的科学性，《卫济宝书》幸得《众乐大典》、《四库全书》收录而传世。

《集验背疽方》的作者是李迅，字嗣立，泉州人，《集验背疽方》确系一部内容比较丰富的治疗背部化脓性感染的专书，对当时和后世均有用显影响。

考李氏学术思想，由於他称一位主张以锡管吮脓的民间医生为庸医，可知其医疗是比较保守的。

(三)外科医疗技术与疾病认识：宋《卫济宝书》中首先记述了癌肿，这是在历代医学家描述体表诸种恶性肿瘤形状特点基础上的一次科学的总结和确切的命名。

他说：“癌疾初发者，却无头绪，只是肉热痛，过一七或二七，忽然紫赤微肿，渐不疼痛，迤逦软熟紫赤色，只是不破。

”癌字是该书首创字，从疒从喦。

喦者，通岩，取其盘纡隐深，磪嵬岑喦，岩崖连形，用以比喻癌肿凹凸坎穴之外观及硬如岩石之状貌。

可见作者对癌肿病理症侯之认识十分确切，他为了帮助读者，更绘制了颇为形象的“癌原图”。

化脓性感染之脓未成与脓已成的签别诊断在宋代有了更多的进步。

在治疗指导思想上也进一步提高。

《太平圣惠方》(992)关于脓已成的切开引流思想较前化更为积极。

例如该书强调：“脓成，即当弃药从针烙也”，并说“生死之际，不可疑惧痛，项顿之间，以至内溃。

古今同斃斯疾十有八、九矣”，又说，痈薄宜计，疽皮厚宜烙”。

并谓针烙之法“有却痛之功也”；“烙法多差，殊稳妙于针法”，关于切开部位，指出“皆须近下面烙之，不透即再烙之令透”。

对于较大痈疽还强调“即须散烙数处，并令透则气疏达，脓水易出”，“实者撚发为纴，虚者以纸为纴，涂引脓膏药纴之，为了彻底治疗，更明确要求警惕“脓根未尽，使令疮合后，必有再发之理”，上述所强调论述的诊断、治疗原则和方法等那是符合科学要求的，东轩居士所论乳痈之防治法也颇有科学价值，他在认识到乳痈之发病系因“乳汁不行而生痈”的基础上，创造了火罐吸乳法以防乳腺炎化脓而成乳痈。

枯痔手术之发展：《圣惠方》(992)是一部集宋以前方书大成的著作，在其论述肛门痔之治疗技术上，已多处强调了汞砷剂枯痔的方法。

如用砒霜等研末路蜜和丸绵裹纳痔处；或用砒霜、白矾等为末炼黄蜡和丸“用绵裹一丸内下部……以痔头消为度”，公元1127年，《魏氏家液方》记载了枯痔散法，较《圣惠方》的方法提高了一步，从而进一步减少了对健康肠粘膜的伤害，效果得到提高。

外科医疗技术：剔除咽喉异物与治疗疣的技术，在综合性医书里已有了较确切的论述，由此可以证明这些技术已为普通医学家所掌握。

例如：小儿科专著《小儿卫生总徽论方》的有关部分，所记述的外科医疗技术就有上述特点。

在《千金要方》多处记载运用有血清免疫法思想的治疗疖病的基础上，被发展改进而用以治疗疣症。

其方法是“以针或小刀于决疣子四面微微血出，取患疮人疮中脓汁傅之，莫得近水，三日外脓溃，其根动自落”，又如《小儿卫生总微论方》改进孙思邈用磁石吸取咽部铁钉、针等异物的方法，改口含为钻磁石孔窍以线穿系，从而不但提高了成功率，而且大大增加了安全性。

小儿科集大成的专著《幼幼新书》(1150)卷39，不但收录了孙思邈及《小儿卫生总微论方》的相似方法。

该书所引用《圣惠方》(992)剔除误吞鱼钩不出的医疗技术。

一法要求绳犹在手中者，莫引之。

……，稍稍令推至钩处，小小引之则出。

一法强调用琥珀珠贯钩绳上，推令前入至钩所，又复推以牵引出矣，如此医疗技术在综合性医书的广泛引用，说明该法已比较普遍为医家所掌握。

(四)麻醉技术的发展：两宋时期的外科手术，特别是较大手术已有逐渐衰退之势，保守疗法已日渐发展。

但是由外科手术发展而兴起的麻醉技术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滞，相反由于化脓性瘢痕灸法的兴起，整骨手术的进步，麻醉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例如：窦材《扁鹊心书》(1146)所记之睡圣散即其代表，方法是“人难忍艾火灸涌，服此则昏不知痛，亦不伤人，山茄花(即曼陀罗花)、火麻花，共为末。

每服三钱，小儿只一钱，一服即昏睡”。

此外，在《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一书中，还正确指出小儿脐风与成人之破伤风是同一种疾病，这就把人们对破伤风的认识提到新的高度。

(五)皮肤病的认识：随着医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实践经验愈益丰富，对许多皮肤病的认识更趋深入，对隋唐时期某些皮肤病名繁复混杂之状况提出了新的分类见解，进一步提高了诊断治疗水平。

1、皮肤结核：狼瘘、蚝瘘相当于结核性初疮或为寻常性狼疮；蛴螬瘘类似于疣状皮肤结核；鼠瘘、瘰疬相当于瘰疬性皮肤结核：《圣济总录》在分类论述上虽多沿袭前说，但其“瘰疬门”总论则强调了以下观点：“瘰疬者，其疬本多因患怒气道，忧思恐惧，或改良有虫鼠余毒；或风热邪气，客于肌肉，随虚停结；或在颈项，或在胸肌，累累相连者是也。

”所论情感忧惧、饮食余毒、风热邪气等病因，是在前人基础上的提高。

宋·陈无择之《三因极——病证方论》论及瘰疬证治，则对前人之分类和解说提出异议，他认为“此往往是三阳传诸阴经方有之，若本脏发，未必有是，学者知之。

”（引号内医论均见：宋陈言《三因极·病证方论》卷15，P204，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年），陈无择对本病的理角和不同看法产生一定影响。

而严用和《重订严氏济生方》，则着重根据患者情感体质及具体病症进行辨证施治。

2、诸癣：两宋时期《太平圣惠方》和《圣济总录》论述诸癣，基本上仍沿袭《诸病源候论》的论点，但分类已较简化。

值得注意的是没有“白癣”。

陈无择则提出：“见癣种类亦多，……虽以皮肤气血凝滞所为，或有风湿转成者；或为人传染得之者，种状不同，治之各有方，”是分为三种情况论其证治，宋代方书《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以及《和剂局方》等，均含有大量皮肤病的治疗方药。

反映了治疗经验更趋丰富。

三、骨伤科两宋时期，太医局始设疮肿兼折疡科，骨伤科正式与外科疮肿并列为医学一门分科。

随着这一时期解剖学的发展，骨伤科理论和临床诊疗均有较大发展。

(一)创伤骨科解剖生理的进步两宋时期由于对人体骨骼系统解剖、生理认识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对骨创伤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圣济总录》在“针灸门”记录了长干骨相扁状骨骨髓的多少，在“伤折门”中，更进一步明确提出四肢的运动功能，必须依靠筋肉和骨骼的“联结缠固”，如果丧失这种正常的“联续缠固”，就会丧失功能。

公元1247年，宋慧在《洗冤集录》里，记录了人体骨骼系统的结构，并对人体的主要关节，上下骨的关系，脊椎骨、尺桡骨、胫腓骨、膝关节，包括半月板等构造，都有了较实际的描写。

解剖学知识的进步，指导了骨折脱位的诊断和治疗。

(二)创伤骨科诊断学的进步检查及危重创伤的诊断，此期也有较明显的进步，据《洗冤集录》论述，宋代对创伤的检查诊断，已注意致伤外力的大小、方向及致伤的部位、局部组织的变化、血肿情况和肢体功能等，以辨别伤情轻重。

上述验伤经验源于临床医学和法医学检验经验的积累，对骨伤科创伤之检查诊断有着重要的价值。

例如受伤局部血肿的颜色、范围、形状、出血与否，即可判断受伤暴力的大小及伤情的轻重。

(三)创伤骨科治疗学的进步危重创伤的救治，《洗冤集录》除了介绍张仲景的人工呼吸法外，还推荐葱白炒热敷伤处的止痛法；用半夏末、皂角末吹鼻或生姜汁、韭汁灌服，灸肚脐、或酒调苏合香丸灌治“五绝及堕打卒死”、“若心下温”、“若肉未冷”者等急救技术，此外，在手法、手术治疗上也有很大进步，例如开放性创伤的治法。

宋代的早期处理，仍沿用隋、唐清创方法，剔除异物等，强调：“要在血气未寒，急施治法”，用桑白皮尖茸为线，或用麻线缝合伤口(见《圣济总录》金疮门)，并皆主张用盐水洗净，或烧葱汁涂伤口然后涂贴药物。

关于感染创口则注意到辨证论冶，如采取“淋渫”洗疮法以祛秽解毒，用刀剪清除坏死组织，用活血药物以生肌收口等等，并逐步发展了内外并治、辨证论治等理论指导，对于骨折、脱臼的复位、固定技术更有较大的进步。

《圣济总录·伤折门》对骨折脱臼的治疗，已认识到首要目的是恢复原来的解剖关系，称为“接筋续骨”，当手法正骨不能恢复到解剖位置时，强调切开复位法，由于宋代麻醉技术的进步，外科手术水平与器械已有针、线、刀(柳叶刀、钩刀)、镊、剪、凿、钳，锥、锤等，均已取得进步，在复杂骨折的切开复位技术，也取得了发展，特别宋代随军医生，已运用了切开复位与凿除死骨治疗粉碎性骨折等。

还必须指出，创伤方药疗法是我国骨伤治疗技术的一大特长。

例如：淋、熨、帖熁膏摩的外治法在宋代也取得长足进步《太平圣惠方》记载11首淋、浴、帖熁(音协，火迫之意)、膏摩的方剂，选用药物除宋以前历代使用的桂、附、辛、椒、姜、芎、归、芷之外，还选用了白矾、接骨草、葱白、五加皮、桑白皮、松节、樟木节等，制成洗剂，称为淋洗方，治跌伤瘀血作痛；伤筋折骨，或久损腰膝，关节疼痛等症均有着肯定的作用。

同时，治疗创伤的三大原则，即活血化瘀，养血舒筋和培元补肾(或称健脾补肝肾)，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又经过广泛实践，在创伤治疗上得到确立。

四、妇产科宋代，临床医学发达，妇产科的成就尤为显著。

宋代太医局设有产科和产科教授，专门培养妇产科医学生，推动了宋代妇产科的发展。

著名的妇产科学家和妇产科著作相继出现。

中医妇产科已形成为一门独立的临床医学学科。

宋代对产科贡献较大的是杨子建，元符元年著有《十产论》，(1098)，对异常胎位作了详细的描述；继而有李师圣、郭稽中《产育宝庆集》1卷(约12世纪初)，后有朱端章《卫生家宝产科备要》8卷(1184)，总结了宋以前的产科临证经验和初生儿保育方法，是一部珍贵的产科文献。

另外，有齐仲甫著《女科百问》2卷(1220)，这是一部综合性妇产科著作。

宋代员著名的妇产科学家是陈自明，所著《妇人大全良方》，(1237)，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善的综合性妇产科专著。

(一)有关月经失调的新见解对劳瘵骨蒸(结核病)引起的闭经，陈自明除了对闭经进行一般辨证，用通经或健脾益气方药治疗外，并在《妇人大全良方·众疾门》中明确指出：劳瘵、骨蒸可引起完全闭经。

现在看来，这与妇女生殖器官结核引起的继发性闭经极其相似，而且治法也不同于一般闭经，即不用通经药，而采用滋阴清热药。

体现了控制原发病，治病求本的原则，(二)分娩处理注重观察分娩产程产妇临产的精神状态和体力状况往往影响分娩产程的进展，陈自明要求接生人员在产程开始时，不仅要注意消除产妇时分娩的恐惧心理，而且要照顾产妇的饮食营养，以维护产妇体力，等待分娩。

陈氏在《妇人大全良方·将护孕妇论》中指出：“欲产时不可多人，喧哄怆惶，但用二老妇人扶行及凭物站立”。

又说：“苦心烦，用水调服白蜜一匙：觉饥，吃糜米少许。

勿令饥渴，恐乏其力。

不可强服催药，早于坐草，慎之。

”陈氏还指出，当产程进展至胎膜破水，儿头面出时，始可正式接生。

全兔脑制剂的应用《证类本草》17卷兽部中品兔条下所引用的《经验方》中，有关于兔脑催生丹的记载，其药物组成及制作用法是：“催生丹，兔头二个，腊月取头中髓，涂于净纸上，令风吹干，通明乳香二两。

碎，入前干兔脑髓，同研。

……以猪肉和丸如鸡头大，用纸袋盛储，透风悬。

每服一九，醋汤下，良久未产，更用冷酒下一丸，即产，此神仙方，绝验”。

其有效成分主要是兔脑；现已实验证明脑下垂体后叶含有催产素，具有促进子宫节律性收缩的作用，注射催产素仍是现代产科处理宫缩乏力促进分娩常用的特效制剂。

而中医产科早在公元11世纪末。

就已使用了兔脑制剂催产，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对新生儿断脐后脐带断面的处理《小儿卫生总微论方》提出了用烙脐饼子炷灸的方法，处理新生儿脐带断面，以预防发生脐带痈疮和风证。

早在《太平圣惠方》(刊于公元992年)卷76中，也记有烙脐四方，其药物组成、用法均与之相同。

可见我国宋代，对新生儿断脐后，进行脐带断面烧灼消毒，已有了相当的经验，而且提出了使用目的。

(三)妊娠用药禁忌仍产后常见疾病妊娠用药禁忌为了避免流产，保育胎儿，陈自明对妊娠用药进行了临床研究。

首先指出孕妇用药应避毒药，并列举出60多种妊娠应禁忌的药物。

其中有剧泻药、催吐药、活血破血药以及药性猛烈、毒性较强的药物等。

还将其编成“孕妇药忌歌”，使医生容易背诵记忆，历代相传，沿用至今，成为产科用药戒规。

妊娠晚期阴道出血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修胎门》更记载了妊娠晚期阴道出血。

他说：“怀妊将满，胎神已具，坠扑伤胎，甚至下(血)而不醒”。

难产杨子建《十产论》最早描述了因胎位异常引起的各种难产，如横产(肩先露)，倒产(足先露)，偏产(额先露)，坐产(臀先露)，碍产(脐带攀肩)，盘肠产(产时子宫脱垂)。

并创用了矫正胎位转正的各种手法，（陈自明，《校正妇人大全良方》上海卫生出版社，1956年），兹引述横位、脐带攀肩转胎法如下：“凡推儿之法，先推儿身令直上，渐渐通以中指，摩其肩，推其上而正，渐渐引指攀其耳而正之。

须使产母仰卧，然后推儿直上，徐徐正之。

候其身正，门路皆顺，煎催生药一盏，令产母吃了，方可使产母用力，令儿下生。

此名横产。

”“碍产者，言儿身已极，门路已正，儿头已露。

因而转身，脐带攀其肩，以致不能生。

令产母仰卧，稳婆轻手推儿向上，以中指按儿肩，脱脐带。

仍令儿身正顺，产母努力，儿即生。

”(四)妇女各期卫生陈自明对妇女的生理特点有一定的认识，比较注重月经期、孕期、产褥期、哺乳期的妇女卫生。

月经期卫生妇女月经期间，全身及局部抵抗力减低，易感外邪。

陈自明一再强调经期卫生的重要性，指出：“行经之时，最宜谨于将理”。

孕期卫生为了保护孕妇健康和胎儿正常发育，预防流产、难产，陈自明强调“产前先安胎。

”并在“将护孕妇论”中规定了，时常步履，不可多睡，不可饱食，过饮酒醴，不可乱服汤药，亦不可妄行针灸，不得负重相登高涉险，要求作好产前准备。

产后卫生陈自明认为“产后气血虚竭，脏腑劳伤。

”强调“产后先补虚。

”并规定了产后生活起居应注意的事项。

还提出要注意乳汁通畅，防止“妒乳”。

五、儿科两宋时期，以钱乙为代表的儿科医家在儿科学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11世纪北宋政府设立的太医局中有“小方脉”即儿科。

针对当时社会情况，政府还颁布了一些有利于儿童健康成长的法令，乾德四年(962)，诏令“士庶敢有阉童考，不赦”(《宋史·太祖纪))；淳佑九年(1249)又创“慈幼局”，收养道路遗弃的初生婴儿。

这些措施对保护儿童是有积极意义的。

(一)儿科著作空前丰富：这一时期的儿科著作相当丰富，主要有董汲《小儿斑疹备急方论》（1093）；钱乙《小儿药证宜诀》(1119)；阎季忠《阎氏小儿方论》(1119)；张涣《小儿医方妙选》(1126)；《幼幼新书》(1150)；无名氏《小儿卫生总微论方》(13世纪初)；陈文中《小儿痘疹方论》(13世纪中期)及《小儿病源方论》(1254)场土瀛《婴儿指要》等，其中尤以钱乙和陈文中的学术影响为最大。

此外，《太平圣惠方》和《圣济总录》两部方书中也包含有丰富的儿科内容。

(二)儿科基础理论之发展：钱乙在《小儿药证直诀》卷上中明确指出：小儿有“脏腑柔弱，成而未全，全而未壮”，“气血未实”的生理特点，和小儿得病后“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的病理特点，在治疗上强调以“柔润”为原则，顾护小儿正气，侧重小儿脾胃和肾脏的调养，反对“痛击”、“大下”和“蛮补”。

钱氏提出的这些学说，对于小儿病的证治有极为重要的临床意义，并很快为广大医家所接受，产生很大的影响。

(三)儿科诊断技术进步：钱乙结合实际提出了简要的小儿脉诊和望诊。

钱乙把小儿脉法归纳为六种：即脉乱下治、气不和弦急、伤食沉缓、虚惊促急、风浮、冷沉细等，化繁为简，方便临证运用，钱氏望诊包括“面上证”和“目内证”，所谓“面上证”是以面部不同部位分候五脏病变，所谓“目内证”是根据目内色泽、光采来诊断五脏的虚实寒热，钱乙还注意将面色与其他治法结合，以便更准确地对病症进行鉴别诊断，如同为头身发黄的病症，钱乙认为如果“一身尽黄，面目指爪皆黄，小便如屋尘色，看物皆黄”属黄疸；如果“面黄腹大，食土，渴者，脾疳也”；如果“自生而身黄者，胎疸也”，这里已将引起头身发黄的传染性肝炎，肠道寄生虫病、新生儿黄疸等区分得相当清楚。

钱乙提出的上述诊断方法，至今对儿科临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继唐代王超小儿指纹法之后，宋代许叔微在《普济本事方》中记载了指纹法，记述小儿虎口的色泽变化与疾病的关系，如“紫风红伤寒，青惊白色疳，黑时因中恶，黄即困脾端”，至《幼幼新书》则进一步提出了虎口三关指纹法，这种诊法是将食指近辈端向指端的三节分别称为风关、气关、命关。

指纹颜色主候疾病性质，指纹显现在“三关”预示疾病轻重，即风关病轻，气关病重，命关病危。

钱乙根据《内经》及前人关于脏腑辨证理论，提出儿科五脏辨证法，把五脏与一些儿科疾病直接联系起来，如心主惊、肝主风、脾主困、肺主喘、肾主虚。

并用寒热虚实来判断脏腑的病理变化，继以制定五脏补泻治疗法则，指导临床遣方用药。

如心热用导赤散，肝热用泻青丸，脾热用泻黄散，肾虚用六味地黄九，脾虚用益黄散等等。

这种辨证法，执简驭繁，提纲挈领，大大提高了儿科辨证论治水平。

(四)疾病认识水平提高：对麻、痘、惊、疳等小儿病症有较为深刻的认识，钱乙细致描述了小儿麻疹初期的表现，并指出其即“天行之病”。

《圣济总录》认为该病“或遇时疫”所致，《小儿痘疹方论》则指出是“因时气”而发，从而在病因学与发病学方面进一步明确了麻疹性质和特点。

此外，开始注意发疹性疾病的鉴别，在小儿发疹性疾病专著《小儿斑疹备急方论》中，将麻疹与天花分别称为疮疹与痘疮，在临床上已能较清楚地加以鉴别，在治疗上，一般初期常用解肌透表法，使麻疹由里外透，如麻疹陷落，则采用清热解毒和补气托毒的治法，反对轻率使用热药。

具体用药上，选用胡荽、升麻、芥穗等透疹效果好的药物，并注意病儿的护理，这些都为后世所推崇。

宋代专论发疹性疾病的医书，如《小儿斑疹备急方论》、《小儿痘疹方论)、《小儿痘疹论》等，对天花都有论述。

并能较正确地与水痘相区别。

相传十世纪宋神宗时我国已发明人痘接种术，成功地预防天花。

两宋时期，对惊风的认识有着明显的提高，宋以前，对小儿抽搐一类疾病统称为惊痫。

至宋，《太平圣惠方》卷83首次提出了惊风的名称，并将惊风分为急惊风、慢惊风两大类，详细描述其病因病理、临床症状，关于惊风病因，钱乙认为除了大惊之外，发热是急惊风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慢惊风则大多是吐泻之后由脾胃虚损引起。

至于治疗，《太平圣惠方》对急惊风提出清热、豁痰、熄风等治则。

钱乙等医家又有镇惊截风、止搐、解毒等治法。

对慢惊风则以温补镇惊为总则。

在用药方面，《幼幼新书》开始试用新的镇惊药蔓陀罗，为治疗小儿惊风增添了新的方法。

六、五官科宋代元丰(1078～1085)年间，医学分为九科，眼科和口齿咽喉分别单独成科，这是五官科理论逐渐进步和治疗经验不断丰富的结果。

其中，眼科的进步尤为突出，它以独特的五轮八廓学说和内外障与眼病七十二证理论的产生为标志，而且在针拨内障、钩割针镰等手术的具体操作手法较唐代有了更大的进步。

宋代多种方书和《眼科龙木论》更总结记载了大量的五官科方剂，包括一些为后世医家广泛重视的五官科名方。

(一)五轮八廓学说的形成五轮学说渊源于《灵枢》大惑论有关眼与脏腑的论述，宋代多种医著中均有记载。

如《太平圣惠方·眼论》记载的肝病，应于风轮，病应于血(轮)。

脾病，应于肉轮，肺病，应于气轮，肾病应于水轮。

但此时五轮的眼部分属仅瞳神、自睛较为明确，其余各轮尚有缺失。

《秘传眼科龙木论》是宋元医家辑前人眼科著述而成，其“龙木总论”据考当成书于北宋，该节“五轮歌”中，关于两睑病位的论述对《太平圣惠方》有所补充。

南宋末，杨士瀛的《仁斋直指方》始将五轮的眼部分属明确为：“眼属五脏”首尾赤皆属心，满眼白睛属肺，其乌眼圆大属肝，其上下肉胞属脾，两中间黑瞳一点如漆者，肾实主之，此说得到后世眼科医家认同，将五轮学说的主要内容基本固定下来。

陈言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一书中，首次提及八廓这一名称，《葆光道人·眼科龙木集》中载有八廓歌，其中列有关泉、养化等八种廓名，并分别与小肠、三焦等脏腑相联系。

杨士瀛的《亡斋直指方》亦载有同样的八廓内容，不过此时尚属有名无位的初期阶段。

五轮八廓学说在论述眼与内脏之关系，眼病定位辨证论治之运用等均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二)眼科疾病分类与认识水平明显提高内外障和眼病七十二证是宋代出现的两种眼科病症概念。

《秘传眼科龙木论·七十二证方论》中，将内障、外障作为归纳所有眼病的分类纲领。

它根据病症发生的不同部位，将主要发生于瞳神的病症归为内障，发生于胞睑、两眦、白睛、黑睛的病症归为外障，形成了一种执简驭繁的眼病分类方法。

内外障学说对后世眼科影响很大。

眼病七十二证是宋代产生的另一种眼科病症概念，它以七十二种常见眼痛确立了宋以后我国眼科病症的主线索。

产生于《秘传眼科龙木沦》中的“七十二证方论”，列内障23证，将肉眼所能认识到的各种眼珠(晶状体)改变予以基本概括，影响深远，以至后世基本上都沿袭其说。

所论外障49证中，黑睛疾病和胞睑疾病最多。

花翳白障(角膜溃疡)、蟹睛(虹膜脱出)、混睛(角膜实质灸)和倒睫、暴风客热(急性脑膜炎)、睑生风粟(沙眼)等都是该书首先记载并沿用迄今的常见外眼疾病。

(三)五官科名方和外治法的深入研究宋代多种方书所收集的大量五官科方剂，以及《眼科龙木论》等所记载的眼科专方，显示用药开始出现规律，已注意从调理脏腑功能着手组方、理论水平和临床效果都较前明显提高，产生了一批为后世所习用的五官科名方。

如《济生方》的苍耳子散，数百年来一直用为治疗鼻渊的名方，此期，动物肝脏内服及用苍术治疗夜盲已受到高度重视，外治法的深入研究是宋代五官科的又一重要特点。

《太平圣惠方》对针拨内嶂和钩刺针镰法有详细讨论，明确指出：“障翳内成，非草石疗之功，唯金针拨之乃效。

”（王怀隐等《太平圣惠方》第一流3卷，P915，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对有关白内障的各种表现和针拨内障的进针部匝(外眦，鼻侧)、进针手法、针下感觉、入针后金汁进入瞳神的方向等操作过程及手术后护理等介绍，为早期医学文献记载最详尽者。

该书对钩割治疗胬肉，述及以线剥离、术中勿伤及黑睛、务须割尽，以“火针熨令断其势”等手术要点及胬肉复发的认识亦极有见地。

七、口腔科宋代随着分科的日趋精细，口齿病的认识与治疗也不断有所进步。

《太平圣惠方》和《圣济总录》中反映了这方面的主要成就。

《太平圣惠方》卷34、36专论口、齿、唇、舌，载医方500余首。

《圣济总录》内更以五卷的篇幅专论口腔疾患。

(一)口齿疾患认识之深化如口疮一证宋以前多注重清泻心脾实热。

严用和用冷盐水送黑锡丹和养正丹以镇坠宁心，治疗虚热上攻之口疮，开后世治疗虚证口疮的先河。

《苏沈内翰良方》还注意到失眠与口疮发病的关系，指出：“风口疮不可失睡一夜，失睡口疮顿增”，（宋·苏轼、沈括：《苏轼内翰良方》卷七，光绪仿知不足斋刊本），现代医学出认为复发性口腔溃疡的发病中，神经精神因素为诱因之一。

(二)口齿保健宋著名学者苏东坡提出茶叶对预防龋齿的作用，现代医学实验证实茶叶中含有较多的氟，故有防龋、防口具、杀菌消炎之功。

此外，《太平圣惠方》指出刷牙匠早晚行之。

《太平圣惠方》还载有药膏药齿法：柳枝，槐枝，桑枝煎水熬膏，入姜汁，细辛，等每用擦牙，此可谓今之药物牙膏的雏型，在宋代已有植毛牙刷。

宋·周守中《养生类纂》：“盖刷牙子皆是马尾为之”。

在欧洲，约500年后所记述的植毛牙刷与周守中的记录相同。

(三)医疗技术进步牙齿再植技术《圣济总录》有治牙齿摇落，复安令著，坚齿散方：“齿才落时，热粘齿槽中，贴药齿上，五日即定，一月内，不得咬硬物。

”这是我国已知最早的关于植牙处方及手术的记载。

义齿修复陆游(1127～1209)诗《岁晚幽兴》中有：“卜冢治棺输我快，染须种齿笑人痴”之句。

并自注云：“近闻有医以补堕齿为业者”。

与陆游同时代的楼钥(1137～1213)在《功媿集》中有《赠种牙陈安上》文，其中有“陈生术妙天下，凡齿之有疾者，易之以新，才一举手，使人终身保编贝之美”之句。

这是我国最早的有关义齿修复的记载。

骨移植术宋·洪迈《夷坚志》载：晏肃之妻，因下颌患疽久不愈，致下颏与下腭脱落。

医生为其做了移植手术，术后又活了20余年。

这是我国最早的有关骨移植手术的记载。

八、针灸科针灸学在两宋时期有很大发展，是我国针灸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在此时期出现了闻名中外的针灸铜人和《铜人腧穴针灸图经》。

两宋的针灸文献专著有影响者近10种，综合性医书之论针灸者更多，如《圣济总录》在统一经穴排列顺序，为经穴理论的条理化、系统化、规范化奠定了基础；而针灸专家和一般医学家兼长针灸者更多，其中影响较大影响者有王惟一、许叔微、王执中、窦村、庄绰、闻人耆年等诸多医家，他们对针灸学之贡献，使两宋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一)针灸学说与理论的发展王惟一在针灸临床和教学中，十分重视经穴的规范化，公元1206年他撰写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书，次年又主持铸造了针灸铜人两具。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共记载腧穴657个，其中青灵、厥阴俞、膏盲俞、灵台、阳关等穴是新增加的穴区，穴位排列兼采《针灸甲乙经》和《千金方》之长，即有按十四经脉循行排列者如卷1、卷2亦有四肢按十二经次序排列，其余穴位则将人体分为偃、伏、侧、正四个面进行叙述，头部、面部、肩部、侧颈项、侧肢，侧肋等，则按部位论述。

根据文献记载，铜人体同成年男性，青铜铸成，躯体外壳可以拆卸，胸腹腔能够打开，腔内五脏六腑可见；体表则刻14条经络循行路线，且经络上穴位悉备，穴位与体腔相通，教学时，是针灸学生等学习针灸经络穴位的依据；考试时，体表涂蜡，使穴位、经络被覆疬之后，孔穴亦即被蜡所堵，再向体内注入水银(一说注入水)，令被试者选穴针刺，若取穴有误，则针不能入，如果取穴正确，则水或水银从拨针后之针眼中射出。

能使针灸得到普及推广，他还将《钢人腧穴针灸田经》刻于石碑，镶于仁济殿四壁，每壁一卷，剩余一壁则另刻《穴腑都数》一卷补入，立于大相国寺以广传播。

王执中撰有《针灸资生经》他很注重经穴考证，死孔穴的、部位、取法、针刺深度、刺灸禁忌以及少数经外奇穴等都运用古籍记载加以分析比较，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王氏对经穴规范化也作出了贡献。

《圣济总录》虽非针灸专著，但作者对经穴排列顺序、经络与腧穴关系作了较大调整，不仅将354腧穴全部归属十四经脉，并根据《灵枢，经脉》的记述，依经脉行走方向作了重新编排，对奇经八脉除任督脉以外的六脉所属穴位逐一作了说明，尽管尚有部分经穴的排列次序与经脉循行分布不符，但总的来看，为经穴的系统化、规范化奠定了基础，对后世影响较大。

(二)临床针灸术之发展王执中在《针灸资生径》中共收载各科疾病195种及其附属各症，并发扬了唐代孙思邈的针药并重思想，书中有关疾病治疗针药兼用者比比皆是。

王执中对灸法叙述亦颇丰富，有四花穴法、灸痔法、灸肠风法等。

此外，宋代医家中有偏重灸法者和专精灸术者，因而扩展了灸法在临证治疗中的应用。

如许叔微在其阴证用灸、灸补肾阳等理论指导下，对阴病转腹痛、阴毒渐深候、阴毒沉困候专用灸治取得良好疗效，南宋医家窦材是偏重于灸的医家。

他临床注重温补脾肾，惯于灸命关、关元以补脾肾，目的是扶阳，将灸法灼艾提到了相当的高度。

此外他也将灸法用到了预防保健，提出常灸关元、气海、命关、中脘以保健摄生。

两宋期间以灸法为主较著名的医家尚有庄绰和闻人耆年。

闻人耆年著有《备急灸法》，记述了二十二种病证如痈疽、肠痈、疔疮、突发心痛、小便不通、溺水、自缢等的灸治法将灸法推广到急证治疗方面，因而很有特色，且各病灸法均附有插图，对推广灸法有积极作用，其中如难产灸至阴一法，现已扩大应用到治孕妇胎位不正，有较高的转胎率，说明其实用价值之可靠。

(三)推拿术在民间流传宋代，由于受封建礼教之束缚，按摩术不如唐代兴盛，在宋太医局中还取消了按摩科，更影响其术之发展。

但由于按摩术之验、便、廉，受到人们之信赖，因而在民间流传仍广，特别是自我按摩术受到重视，此期按摩术开始在儿科治疗中发展，这也反映到官方和私人著作中。

如宋代《圣济总录》、《太平圣惠方》中均有关于按摩术之记载，前者记述了以膏摩法治疗小儿疾病，后者对按和摩二者之差异及适应证作了详述。

民间流行之导引、按摩资料亦颇丰富，如名医庞安常用手法拊摩配合汤温腰腹间处理一难产七日之产妇，使产妇顺利产下一子，并母子平安；另一民间医生赵三翁以按摩为业，往往为人“……按摩，疾病立愈”等。

在《医说》中记载了民卒借助一竹管自我按摩，每坐则置竹管于地举足搓滚，治愈了骨折至脚筋挛缩不能伸之后遗症，此外如按摩涌泉穴法，使身体健康不染瘴疫，以及摩擦两手掌，使热以摩面、拭目、摩发，“令人光泽，皱斑不生”，“发不白”等，亦为民间常用之自我按摩保健法。

两宋时期中外医药交流一、中朝医药交流两宋时期，中朝医药交往更加广泛，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和天禧五年(1021年)高丽使者郭元、韩祚各自回国时，宋真宗亲自赠送《太平圣惠方》1000卷（金斗锺《韩国医学史》118～119页码韩国探求堂1966年版）；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高丽使者任懿、白可信回国时，徽宗赠送《太平圣惠方》1000卷和《神医普救方》1100卷；同年，“王嘏、吴延宠还，自宋帝赐王《太平御览)壹千卷”。

两国之间医人来往更加频繁。

据史书记载宋朝曾8次共116人赴朝从医或教医，其中绝大多数是朝庭遣派的医官如。

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时，宋医江朗东随宋泉州商黄文景、萧宗明去高丽旅居在高丽从医；宋英宗治乎五年(1068年)，宋开封人慎修及陈潜古、储元宾等人赴高丽，慎修颇有学识，尤精于医，曾以参知政事致仕，其子慎安之也善医，从医教医。

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宋遣医官王愉和徐光赴高丽，七年(1074)，宋又遣扬州医助教马世安等八人赴高丽，元丰三年七月(1080)，马世安再度赴高丽，受到神宗的嘉奖，神宗元丰元年(1078)。

高丽文宗帝因患风痹症向神宗帝请求派医，翌年神宗帝遣翰林医官邢慥、朱道能、沈绅、邵伦及等八十八人，带百种药材赶高丽为文宗治病。

两国医人的来往，直接促进了两国医学的发展。

医事制度方面，宋化之初，高丽仿照唐制设置机构，授与职衔，实施医学教育和医业科举制度；置大医监、尚药局等机构和大医监、监、小监、丞、博士、医正、御医、直长等职衔；三京十道设医学博士，教授医学；实施医业科举，考试科目为《素问)、《甲乙经》、《明堂经》、《脉经》、《针经》、《刘涓子方》、《痈疽论》、《本草经》等中国医书，后又增加《和剂局方》等；另外，为百姓医疗设立了“惠民局”。

宋代，中国向朝鲜赠送的药材品种很多，数量较大。

南方热带产药材如天竺黄、安息香等亦经宋商人传入高丽，朝鲜药材输入到中国者也多宋代《证类本草》里收裁的高丽产药材有10余种。

宋代，朝鲜还积极发展了中国医书的刊行工作。

公元1058年(宋仁宗嘉祐三年)，朝鲜忠州牧翻刻中国医书《黄帝八十一难经》等。

公元1059年，安西都护府使都官及外郎异善贞也新雕《肘后方》等3种。

这些医书的刊行，直接促进了朝鲜医学的进一步发展。

高丽高宗十三年(1226)，朝鲜医学家崔宗峻以中国的《本草经》、《千金方》、《素问》、《太平圣惠方》相《圣济总录》为基础，撰写了《御医撮要方》，促进了朝鲜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宋代，由于中朝医药交流较广泛，朝鲜所收藏的中国医书善本较多。

高丽宣宗帝于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遣黄宗慤来中国呈送《黄帝针经》善本9卷。

当时，中国《针经》已亡佚，宋朝以此《黄帝针经》为底本重新颁行。

这无疑是朝鲜对中国医学的一大贡献。

二、中日医药交流与唐代中日交流频繁的状况不同，北宋中日医药的交流大为衰落，甚至趋于停顿，南宋时期，中日医药交流又有所发展。

但这些交流终因局限于两浙等地，来往亦以贸易商人和僧人为多，故整个两宋时期，中日医药交流的成绩不是很大。

大抵日本输入中国的贷物中硫磺和珍珠，可为药用。

从中国运送到日本的药物，主要为香药。

包括麝香、丁香、沉香、熏陆香、珂黎勒、石金青、光明朱砂等药品。

医事的往来见载不多。

康定二年（1041），宋惠清到日本镇西行医；同年奉藤原清贤命至宋求治眼方。

此外，尚有数条零星记载，但无属于官方互派的记载。

宋代印行医籍甚众，日人来华携去医藉亦不少。

据记载，淳佑元年(1241)，圆尔辩圆从宋带回典籍数干卷，书目著录于《三教典籍目录》中，惜此书已佚。

据藏有这些典藉的普门院《藏书目录》记载，其中医学典籍有三十余部，内有《魏氏家藏方》十一册，即是宝应三年(1227)的刊本。

与医药相关而影响最大者，当推茶种引入日本。

这是丹波家族荣西的功劳。

早在奈良朝时，中国茶传入日本，并专供药用。

嵯峨天皇时亦曾命种植茶树，每年用作税收，但此后喝茶风气似渐衰落，以至在《延喜式》中已不列税收。

宋朝钢茶之风甚盛，荣西于仁安三年(1168)第一次入宋，即将茶籽带回日本种植。

他赠送给高辨(明惠上人)，高辨将之种于山城拇尾。

拇尾一度为日本第一产茶地。

所产称“本茶”，最为珍贵。

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在日本医界内部，在相当于中国五代末宋初之期。

产生了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医心方》。

此书始撰于982年，984年成。

作者丹波康赖(911～995)，其先祖传为汉灵帝五世孙阿留王。

抵日后封为大和国桧隈郡使主。

其子志努转居丹波国，赐姓丹波。

《医心方》计本草及用药各1卷、俞穴及针灸疗法1卷、内科9卷、外科及皮肤病6卷、五官科1卷、妇产科4卷、小儿科1卷、服石2卷、养生3卷、食疗2卷，引用晋唐医书约150种。

共7000余条，尤以《诸病源候论》、《千金方》、《葛氏方》等为大宗，体例亦仿之，其中所引如《范汪方》、《集验方》、《经心录》、《删繁方》、《崔泉饧食经》、《产经》、《如意方》等，皆今之所佚，全书显为唐代传日医学与日本医生本土经验综成之作，为中日医药交流一伟大结晶。

三、中国与东南亚诸国的医药交流两宋时期，东南亚许多国家仍保持着与中国进行医药交流的传统。

交趾国(越南北部)输入中国的药物有犀角、玳瑁、乳香、沉香、龙脑、檀香、胡椒等。

占城(越南南部)也有豆蔻等多种香药输入中国。

南宋时，安南国(越南一带)一方面献苏合香、朱砂、沉香、檀香等，另一方面选送医生来华学习，从中国引进制药技术。

1001年，丹眉流国(今泰国，丹眉流一说为马来半岛)遣使臣打吉马等入贡木香千斤、苏木万斤，还有紫草、象牙、胡黄连等。

地处今加里曼丹、爪哇岛、苏门答腊岛、马来西亚半岛等地的渤呢国于977年遣使施努等进页大片龙脑，二等龙脑，三等龙脑，苍龙脑、田香等（元·脱脱《宋史、勃泥国传》第248，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

992年，婆国(印尼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进贡槟榔、珍珠、檀香、玳瑁、龙脑、红花、苏木、硫磺、丁香藤等。

980年三佛齐国(印尼苏门答腊岛巨港附近)商人李甫诲载香药、犀角等至海南，后至广州进行贸易。

983年又遣使蒲押陀罗赠送犀角、象牙和香药，之后又多次送薰陆香、龙脑香等。

当时，从中国泉州港出口的大宗川芎，运往盛产胡椒的东南亚国家，对防治那里采椒人的头痛病起到良好的作用。

四、中国与阿拉伯诸国的医药交流随着宋代中国与阿拉伯之间交通的进一步发达，海外贸易及通使等活动的频繁，当时对阿拉伯的医药知识有了更多的了解。

关于所产药物，宋·赵汝适记载较详：“大食……土地所出，真珠、象牙、犀角、乳香、龙涎、木香、肉豆寇、安息香、芦荟、没药、血竭、阿魏、腽肭脐、……栀子花、蔷微水、”一些宋代书籍中还具体记载了某些阿拉伯所产药物的功用、采制方法等。

两宋时期中国与阿拉旧药物交流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海路。

1973年8月，幅建泉州湾发掘了一艘宋代海船，船舱中有大量药物，其中多有阿拉伯地区出产者。

由于宋时药物贸易在中国与阿拉伯的海运贸易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中多数是香药)，所以有学者认为，“阿拉伯与宋代的商业交通路线，也可以说是‘香药之路’”。

宋代来自阿拉伯地区的药物不但品种繁多，进口的数量也相当巨大，如“大食蕃客罗辛贩乳香直三十万缗，”（《宋史·食货志下》），这些进口香药价格亦极昂贵，“诸香中龙涎最贵重，广州市直每两不下百千，次等五、六十千，系番中禁榷之物，出大食国。

”除了对外贸易，阿拉伯地区还通过贡的方式选来不少药物。

据不完全统计，自宋太祖开宝四年(971)至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的238年间，大食进贡凡49次，其中明确记载有药物者10次，这在《宋史》卷490“外国列传·第六”中有较为集中的记载：大食国人花茶、李亚勿、蒲希密、婆罗钦三摩尼、陁罗离等先后进送的药物或可供药用的物品有拣香、白龙脑、蔷薇水、象牙、乳香、腽内脐、龙盐、眼药、舶上五味子、舶上褊桃、白沙糖、千年枣、真珠、缶香、琥珀、犀角及都爹、无名异等。

进献的数量也很可观，如一次进献乳香达千八百斤，象牙五十味，蔷薇水百瓶，龙脑一百两等。

大食国所产蔷薇水在宋代时曾输入我国，除《宋史·外国列传》外，这在成书于南宋初年的《铁围山丛谈》中也有明确记载（见蔡文：《铁围山丛谈》卷5，知不足斋丛书，清乾隆道光长圹鲍氏刊）。

在我国，先秦以来仙家道士进行的炼丹活动，在客观上就对蒸馏法的原理有所应用。

在医药中有重要应用的烧酒亦系经蒸馏法制成；北宋时田锡的著作中已记载了烧酒及其制法。

而南宋时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五则有我国永嘉(今浙江温州)一带用柑花进行水汽蒸馏以制柑花香露的详细记载，大食蔷薇水等此类制剂的输入，促进了露剂药物在我国的迅速传播与普遍应用。

直接导致了中药制剂中多种花露剂的出现，并提高了酒利在医药运用中的效用。

阿拉伯名医阿维族纳(Avicenna，980～1037)的名著《医典》一书(约成书于11世纪初)中有用金、银箔做药剂丸衣的记载，这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医药技术，它不仅对药物能起到防腐等作用，对提高药剂疗效也有一定作用。

这种技术在宋时传入我国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应用，促进了我国丸衣剂型的多样化。

由于这种丸剂当时在我国尚属新奇，故北宋时有中国药商经营朱砂丸而成巨富。

除药物外，一些阿拉伯方剂宋时也在我国流传。

如《太平圣惠方》的眼科方中载有“大良历胡商灌顶油法”，另外，宋代《崇文总目》载有安文恢(一名安堰)所著《万全方》(一作《万金方》)3卷。

有学者认为此方可能是阿拉伯人所撰的医方（范行准：中国与阿拉伯医学的交流史实《医史阿志》4，（2）110；1952）。

从阿拉伯等地输入的大量外来药物中，香药占有很大的比重。

香药的输入，增加了当时对阿拉伯医药的了解，促进了临证中时香药的应用，甚至造成了一种偏好这类药物的风习。

对当时的处方用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情况，在宋代医药著作对香药的收录及临证应用的记载中有明显的反映。

在阿拉伯医药学传入中国的同时，中国医药学在宋代也外传阿拉伯地区。

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宋代经市舶司由大食商人外运的中国药材近60种，包括人参、茯苓、川芎、附子、肉桂等47种植物药及朱砂、雄黄等矿物药。

这些药材除被转运至欧洲等地外，也有一部分输布至阿拉伯地区。

在阿维森纳的《医典》中，载有大黄等中国药物及其运用的内容。

波斯人阿布·曼苏尔·穆瓦法克(AbuMansur Muwaffaq)约于975年所著的《医药概要》一书中，也记述了肉桂、土茯苓、黄连、大黄、生姜等中国药物。

一般认为，中国的炼丹术约于12世纪时经阿拉伯传到欧洲，对世界制药化学起有积极的影响。

在《医典》中，除药物外，还有一些诊断、治疗方法和经验与中国医学有密切的渊源关系。

我国的脉学在10世纪时已传入阿拉伯，《医典》中载有48种脉象，主要是吸收我国医家王叔和所著《脉经》一书中对脉象的载述演化而成。

其它如糖尿病患者的尿甜；根据麻疹病人的出疹来判断其预后，重病患者“循衣摸床”、“撮空理线”的死征；治疗上的水蛭吸毒法(我国医籍称为“蜞针”)，用烙铁烧灼狂犬病人的伤口，以及吸角法、灌肠术等，反映了对中国医学有关内容的吸收。

两宋时期医学著作一、《太平圣惠方》《太平圣惠方》简称《圣惠方》，100卷，北宋王怀隐等奉敕编纂。

太平兴国三年(978)，宋太宗诏命翰林医官院诸太医各献家传经验方，共得方万余首，加上太宗即位前亲自搜集的经验效方千余首。

命翰林医官使王怀隐，副使王佑、郑奇(一作郑彦)、医官陈昭遇等“参对编类”。

王怀隐等对众多医方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整理归类，根据疾病证候划分为1670门，每门之前都冠以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有关理论，次列方药，以证统方，以论系证。

全书之首还详述诊脉及辨阴阳虚实诸法，次列处方，用药基本法则，理、法、方、药俱全，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北宋初期以前医学发展的水平。

由于各门按类分叙各科病证的病因、病理、证候以及方剂的宜忌、药物的用量，方随证设，药随方施，临床应用颇为便利实用，全书收方16834首，内容涉及五脏病证、内、外、骨伤、金创、胎产、妇、儿、丹药、食治、补益、针灸等。

这部大型方书，编纂经历了十四年时间，至淳化三年(992)才告完成。

本书最早刊本为淳化三年五月刊本，久已失传，1959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排印本系很据四种抄本校勘而成。

因本书卷帙过大，不易流传，北宋中期福建何希彭曾节取本书内容编成《圣惠选方》60卷，载方6096首，今已失传。

二、《养老奉亲书》《养老奉亲书》，或称《奉亲养老书》、《寿亲养老书》、《养老全书》，宋·陈直(一作陈真)撰于11世纪中叶，该书原刊本久佚，现存主要版本有：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虎林氏文会堂刻本、经钮堂抄本、民国初年唐成之家藏抄本、1988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订正评注本。

《养老奉亲书》1卷，由上下两部分组成。

上部共16篇，160条，论述老年常见内科病及耳目病的食疗方法，所列方剂，多从《千金要方》、《食医心鉴》、《食疗本草》、《诠食要法》、《诸家法撰》及《太平圣惠方》中精选而来，简便易得，切于实用。

下部共13篇，46条，主要论述老年医学理论及药治、护理要点。

另外，卷末还附有“简妙老人备急方”及“养老奉亲书续添”，分述急用单方及老人起居用药宜忌，对前述内容有所补充。

三、《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宋·唐慎微撰。

其初搞完成于1082年，最后定稿时间约在1098年。

《证类本草》是在掌禹锡《嘉祐本草》和苏颂《本草图经》基础上，收集民间验方，各家医药名著以及经史传记、佛书道藏中的有关本草学记载，整理编著而成的。

全书共31卷，第1、2卷为序例，以后各卷，将药物分为玉石、草、木、人、兽、禽、虫鱼、果、米谷、菜(以上又各分为上、中、下三品)，有名未用、图经外草类、图经外木蔓类，凡13类，叙述药物别名、药性、主治、产地、采集、炮灸，辨析、附方等。

本书内容丰富，收载药物1746种，其中增加药物660种，有药图294幅，分类较有系统，论述也较周详。

书中引述了大量文献资料，据统计，共引经史方书240余家（《重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在曹孝忠序后，列“《证类本草》所出经史方书”凡247家，含《本草衍义》）。

一些重要本草著作如《开宝本草》、《日华子本草》、《嘉祐本草》等早已散佚，其内容幸赖《证类本草》保存下来，这是唐慎微的一大功绩。

本书增加方论1000余条，各药之后共附古今单方3000余首。

总之，《证类本草》对宋以前的本草学成就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在《本草纲目》问世之前流行500余年，一直是本草学研究的范本，在本草上具有重要地位。

现存《政和本草》主要版本有：蒙古定宗四年(1249)平阳张存惠晦明轩刊本，明成化四年(1468)原杰氏刊本。

明万历九年(1582)富春堂刊本。

《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

159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缩印本，1964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原大线装本。

现存《大观本草》主要版本有：元大德六年(1302)崇文书院刊本，明嘉靖间刊本，明万历五年(1577)陈瑛刊本，日安永四年(1775)望草玄刻本。

现存《重刊经史证类大全本草》主要版本有：明万历五年(1577)宣郡王大献尚义堂刊本，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籍山书院重刊王大献本，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山西官刻本。

《绍兴本草》在国内早已失传，但很早就流传到朝鲜、日本等国。

现有若干种手抄本尚存。

四、《月光》藏医药著作，全名《集要广注·词义月光》，是对古印度医药著作《八支集要》的注疏本。

《八支集要》是印度寿命吠陀医学重要医家伐八他(Vagbhata)的著作，伐八他梵名帕郭，也称马鸣，是公元二世纪左右的印度哲学家，在医学上，他集古代吠陀医学的精要，著成《八支集要》等书，并著有自注书《医学八支论自注》。

公元八世纪，迦湿弥罗(今译克什米尔)学者达瓦拉嘎瓦(Candran-andana)对《八支集要》进行了注疏，著成其注释本《集要广注·词义月光》简称《月光》。

这两部著作为十一世纪左右的藏族哲学家、医家洛钦·仁钦桑波介绍到西藏，并全文译为藏文医著，在译成藏文时，仁钦桑波作了一些注疏和发挥，使其成为藏医学作品，其藏医的八支即是全身病支、儿童病支、妇女病支、魔邪病支、创伤支、中毒支、返老支及壮阳支，这些译著在藏医中具有较大的影响，部分内容被随后的宇陀萨玛在修定《四部医典》时所吸收。

五、《史载之方》《史载之方》又名《指南方》，宋史堪撰，1068年成书，1085年列行，主要版本有《十万卷楼丛书》本，1955年商务印书馆《宋人医方三种》铅印本等。

全书上、下二卷，31门，每门下列医论若干篇。

书末附治疗诸方数十首。

上卷首论四时正脉及运气生病，次述大府泄、大府秘、身热；头痛、胀满、喘等病证，再论伤寒，诊失精、汗脉、室女、妇女诸脉、黄疸等，附有关方剂；下卷载述诊胃脉、治方、为医总论，治涎、痢，五运六气有关理论等。

该书重视运用五运六气理论解释疾病发生、发展、变化的机理，临证诊治，强调诊脉的重要性，以大量篇幅阐发各类疾病的脉象特点及内在机理，常以脉辨证定性和施治。

六、《小儿药证直诀》《小儿药证直诀》又名《钱氏小儿药证直诀》、《钱氏小儿药证》、《钱氏小儿方》，宋·钱乙撰，由阎季忠编辑而成。

阎季忠，一作孝忠，6岁时患“惊疳癖瘕”，蒙钱乙治愈，对钱氏颇为尊崇，珍藏家传钱乙方10余首。

大观初年（1107）季忠初为官时，于亲友间得钱乙关于病证的论述10条；后6年又获钱氏晚年杂方若干首；至京师后又见到钱乙著作传本，但历次所得杂乱无章，各有得失，因而相互参校，重新编次，删其重复，正其讹谬，改其俚语，编成《小儿药证直诀》一书，于宣和元年(1119)刊行。

本书原到本已佚，现存版本主要有：照宋重刻本4种。

四库馆纂修本3种及薛己加注本。

另外，还有1983年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点注本(《中医古籍小丛书》本)。

《小儿药证真诀》分上、中、下3卷。

上卷记脉证治法，包括“小儿脉法”、“变蒸”、“五脏所主”、“五脏病”等81篇，论述小儿生理病理特点及各种常见疾病的辨证治疗。

对疮疹、惊风、诸疳等儿科重要病证辨察尤为详尽，如把疮疹区分为水疱、脓疱、斑、疹、变黑5种，分属于肝、肺、心、脾、肾五脏，其中前4种实际分别指水痘、天花、斑疹、麻疹，早在12世纪即能对其进行鉴别，实属可贵，本书卷中记“尝所台病二十三证”，是钱乙治疗验案的汇集。

下卷为“诸方”，列钱乙所制方剂110余首。

既有化裁精当的古方，也有独创巧妙的新方，其中治疗小儿心热的“导赤散”，治疗肾虚的“地黄丸”等，都是佳效名方，至今仍为临床医生所常用。

本书基本上反映了钱乙的学术思想，总结了他的儿科临床经验，是一部理论结合实际，突出脏腑辨证思想的儿科专著，对宋以后儿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七、《圣济总录》《圣济总录》又名《政和圣剂总录》，200卷。

北宋末年政府主持医家编纂，以宋徽宗名义颁行。

政和年间(1111～1118)，徽宗赵佶诏令征集当时民间及医家所献大量医方，又将内府所藏的秘方合在一起，由圣济殿御医整理汇编而成。

全书包括内、外、妇、儿、五官、针灸、养生、杂治等，共66门，而把运气内容列于全书之首，这与宋徽宗崇信五运六气学说有关。

“运气”之下还有“叙例”、“治法”等篇，相当于全书的总论部分，自“诸风”起至“神仙服饵”各门，相当于全书的各论部分。

每门之中部有论说，词简义赅，总括本门，其下又分若干病证。

凡病因病机、方药、炮制、服法、禁忌等均有说明。

全书共收载药方约2万首，既有理论，又有经验，内容极为丰富。

在理论方面，除引据《内经》《伤寒论》等经典医籍，亦注意结合当时的各家论说，并加以进一步阐述，在方药方面，以选自民间经验良方及医家秘方为主，疗效比较可靠。

本书较全面地反映了北宋时期医学发展的水平、学术思想倾向和成就。

《圣济总录》是宋徽宗仿宋太宗诏编《太平圣惠方》之意的产物，但《圣济总录》在编排上已较《太平圣惠方》有明显进步。

如疾病分为66门，每门之下再分若干病证，就较《太平圣惠方》分1000余门清晰明了，许多疾病的归类也比较合理。

其所录方剂中，丸、散、膏、丹、酒剂等明显增加，充分反映了宋代重视成药的特点。

本书镂板后未及刊印即被金兵掠运北方，南宋反未见本书。

较早的刊本有金大定年间(1161～1189)和元大德四年(1300)刊本，其后，日本有文化十年(1813)集珍本，1962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根据现存善本和元刻残本互校，删去个别章节，标点铅印出版。

八、《普济本事方》《普济本事方》，又名《类证普济本事方》、《本事方》。

宋·许叔微撰。

约刊行于绍兴二年(1132)。

该书成于许氏晚年，为其生平历验有效之方、医案和理论心得的汇集之作，取名“本事”，意其所记皆为亲身体验的事实。

现存主要版本有《四库全书》本，1959年上海科技出版社铅印本等。

全书10卷，分为23门。

包括中风肝胆筋骨诸风，心小肠脾胃病，肺肾病等脏脏常见病。

及其他内科杂病，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诸证，伤寒时疫证等，每门分列数证，证下系方若干，每方均简述主证、病因、病机、用药、炮制及眼法，或载有关医论、病案、灸治、煨治法等内容。

该书文字简明，列证、辑方切于临床。

如对各类积证，除用缠金丹等治疗外，又依病情分为：酒、肉、血、气、水、涎、食六类病候，分别治疗；对阴毒证，由浅入深分为始得、渐深、沉困三候，而以正元散、玉女散、灼艾脐中等方药分别治疗。

该书许多方、论为后世医家吸取或借鉴，如治疗中风的豨莶丸被《寿世保元》、《兰台轨范》、《成方切用》等书收录；治疗肠风的槐花散流传至今，已成为治疗痔疾的名方。

九、《鸡峰普济方》《鸡峰普济方》30卷，宋代医著，今传本不注撰人及初刊年代，只记“冯翊贾兼重校定”。

《鸡峰普济方》原刊本已佚，现存版本有清道光八年(1828)汪士锺复南宋刻本。

1987年上海树学技术出版社将此本影印出版。

《鸡峰普济方》30卷中，第2、3、6、8卷在汪氏重刻时即已缺失(第6、8巷目录尚存)，另外尚有零星缺页。

本书第1卷为“诸论”，总述多种病证的病因病机、药物炮炙、处方法则等；第4～27卷则按脚气，伤寒、补虚、脾胃、泄痢、妇人、消渴、小儿等分门胪列证治效方，第28～29卷列举丹药制法相功用；第30卷收录民间常用备急验方。

《鸡峰普济方》系综合择录宋以前医疗经验而成，涉及内、外、妇、儿各科，共载方3000余首，每列一方，均详述所治病证、药物组成、修制及用法，有方有论，内容翔实。

除方药外，书中还载有某些病证的导引、针灸疗法，言简意赅，便于实用。

该书言辞精炼，文风朴实，所载方剂，有许多用至今而仍有卓效，是一部具有较高实用价值的医方著作。

十、《幼幼新书》《幼幼新书》，宋·刘昉(万明)撰。

《幼幼新书》原刊本早佚。

明·陈履端重到本书时，曾多方寻求，力得其全。

《幼幼新书》现存主要版本有：明万历十四年(1586)陈覆端副本、又明万历间刊本、又明万历间刻本(显微胶卷)、明抄本、日本据宋墨书真本抄本，中医古籍出出版社1981年影印陈履端副本。

《幼幼新书》凡40卷。

第1～3卷为总论部分，包括求子及小儿调理、用药和诊察特点；第4～5卷论新生儿护理及新生儿常见病证的治疗；第6卷论先天禀赋不足所致的发育迟缓等病证；第7～12卷论忤、狂、惊、痫等精神神经方面的病证；第13～17卷论风寒时气、咳、疟诸病；第18卷论斑疹麻痘；第19～22卷论热、痰、汗、疸、寒逆诸病；第23～26卷论疳证；第27～30卷论霍乱、泄痢、血证、痔、淋等；第31～32卷论虫病、疝瘕、水饮；第33～34卷论五官病；第31～39卷论痈疽、疮疥、丹毒、外伤；第40卷为“论药叙方”，主要记述常用药物的别名(或突出特性)，所引书目及拾遗方，全书共分547门，每门先引《诸病源候论》等书论其病理病证，后列诸家方药详述治疗，曾参考宋以前160多家方书著作，取材广博，内容丰富，是一部总结宋以前经验的儿科全书。

书中所引资料，基本都注明出处，不仅切于临床实用，且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书中保存了多种已佚唐宋儿科著作的部分佚文，对了解唐宋儿科发展文具有重要意义。

十一、《苏沈良方》《苏沈良方》，又名《苏沈内翰良方》，原书15卷。

是北宋末年(一说为南宋)佚名编者根据沈括的《良方》(又名《得效方》、《沈氏良方》、《沈存中良方》)10卷与苏拭的《苏学士方》(又名《医药杂说》)整理编撰而成的医学书籍。

现流行本为10卷。

本书近似医学随笔的体裁，广泛论述医学各方面问题，卷1为脉说、脏腑、本草及灸法；卷2～5介绍内科杂病及治疗方药；卷6为养生及炼丹；卷7～10论述五官科、外科、儿科、妇科疾病及治疗方药。

各种疾病多附以验案，对本草性味、采集、配伍、剂型的论述也很精辟。

治疗方药多经作者耳闻目睹后所辑，简便易行而较为可靠，有一定临床参考价值。

卷6所载秋石一药的“阳炼法”、“阴炼法”，是人工提取较纯净的性激素的方法，是制药化学的一大成就参见《生理学年鉴》（1971）。

本书现存最早版本为明代嘉靖刊本；清代有多种刊本，主要有四库全书本、六醴斋医书本等，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有影印本出版。

十二、《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作者不详，刊行于1156年，书前有宋朝和安大夫特差判太医局何大任序，称其京藏该书六十年，于绍兴二十六年(1156)献出，由太医局刊行。

明·弘治二年(1489)朱臣刊刻时，改名《保幼大全》，又称《保婴大全》，后经黄萧民重校，仍恢复原名，现主要版本有1958年上海卫生出版社铅印本等。

全书共二十卷，载证论一百条。

卷一，首列“医工论”，对医生提出“正已”、“正物”的要求：次列“禀受论”、“初生论”等，论述小儿生理禀赋。

新生儿不乳、脐风等病之证治。

卷二，阐述婴儿调护，小儿色泽、指纹诊断及五色脏主病等问题。

卷三，论述小儿变蒸、脉理、身热论等生理特性。

卷四至卷十六，分别论述小儿内科各类亲病证治。

卷十七至卷二十阐述外科、五官科等常见病的证治。

该书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小儿生理、病理、诊断、治疗、预防、护理等问题，总结了南宋以前儿科学发展的一些突出成就，不仅对于一些常见病如惊痫、诸痢、诸疳等证，论述详细、汇方丰富，而且汇集了一些新的认识和经验。

十三、《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原题《三因极一病源论粹》，简称《三因方》，宋·陈言撰于淳熙元年(1174)。

本书现存主要版本有：南宋刻配补元麻沙复刻本，元刻本，日宽文二年刊本，日光禄六年(1693)越后刊本，《四库全书》本，清光绪二十三年青莲花馆刊本，1934年上海鸿章书局石印本，195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铅印本。

《三因方》全书18卷，180门。

内容涉及内、外、妇、儿、五官各科，载方1050余首。

该书虽以载方为主而属方书一类，但基论内容也占很大比重。

按因类证、因证列方、先论后方、方论结合，是该书编纂体例的重要特点。

书中不仅病证之下设“叙论”，讨论病因病机问题，而且有不少专题医论，阐述生理、病理、病因、诊断、运气等内容，读来颇受启发。

陈言强调“凡治病，先须识因”，指出“其因有三：曰内，曰外，曰不内外。

内而七情，外则六淫，不内不外，乃背经常。

陈氏认为三因可以单独致病，也可相兼为病，在三因致病的过程中，还可产生瘀血、痰饮等新的致病因素；在这种病因理论指导下，陈氏按病因对疾病进行了分类：先列中风、中寒、中暑、中湿、四气兼中、痹证、疠节、脚气、伤风、伤寒、伤暑、伤湿、疫病、疟疾等病，为外所因；次列脏腑寒热虚实病证，为内所因；再次列饮食、劳倦、外伤等因素所致的出血、瘀血等病证，属于不内外因，这种按病因归类病证的方法，对加深病因病机认识，加强选方用药的针对性具有一定意义。

十四、《医说》《医说》：南宋张杲(季明)撰。

杲，新安(今安徽歙县附近)人。

该书初稿撰于公元(1189年淳熙十六年)。

至杲晚年定稿，初刊于(1224年嘉定十七年)，共10卷，分49门。

首卷述宋以前著名医京120余人，继述古代医书、本草、针灸之由来，以及史书记载之神医、神方、诊法之事迹，采取边述边议形式，广开见闻。

其次，论述各类病证，包括伤寒、诸风、劳瘵、吐血、头风、眼疾、口齿喉舌耳、骨哽、喘嗽等内外妇儿各类疾病治疗验案，富实际临床参考意义，其它尚包括论中毒、解毒、奇疾、食忌、服饵、药忌、养生、金石药戒等论述，保存了许多当时的文人或医家的见解，在医生应重视医德方面，本书有较多论述，但其中以“医功报应”等迷信之说加以渲染，是其不足。

十五、《集验背疽方》《集验背疽方》1卷，宋·李迅撰于庆元二年(1196)。

李氏家族有积方济人之风，所传背疽方凡百余首，李迅独择曾用而经验者录为《集验背疽方》刊行，该书原本久佚，今传本系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现主要版本有《四库全书》本、《十万卷楼丛书)》、《三三医书》本。

1930年上海国医书局铅印国医小丛书本，199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验背疽方》篇幅短小，内容精炼，以论为纲，以方为目，方论结合，简要论述了痈疽的发病之原、内外证鉴别、用药原则、预后、戒忌，以及自初起至收口各个阶段的主要治法和方药，书中所收20余方，皆简便易得，且疗效显著，对居于穷乡僻壤缺医少药或家贫无力购药者尤为有益。

十六、《历代名医蒙求》《历代名医蒙求》2卷，医史著作，南宋周守忠(榕庵)撰。

该书自上古迄于宋，将历代文史和医籍中所载名医事迹，医锦典故，加以汇集，用韵语形式，上下各以四字为联，每联下加注材料出处。

对于了解我国医学历史之发展，颇资参考。

如该书首联为“神农百草，虑羲九针”，前者以《史记》记载炎帝神农氏“始尝百草，始有医药”为依据；后者则以《帝王世纪》记述之虑羲氏“制九针，以拯夭枉”为资料来源，使人读韵语便于记诵，读注文又颇便了解名医事迹，故名《历代名医蒙求》。

十七、《针灸资生经》《针灸资生经》简称《资生经》，宋·王执中撰。

该书撰成后，由王氏自己首刊于澧阳(今湖南澧县)，时间不详。

继刻于海陵（今江苏泰州市)。

至绍定四年，上述两版均不复存，朝散郎澧阳郡丞赵纶为广其传，再次重刊。

本书现在主要版本有：元广勤书堂刻本，明正统十二年（1447）叶氏广勤书堂副本，日宽文九年（1669）村上氏刻本，《四库全书》本，1959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点校本。

本书共7卷；第1卷论腧穴名称、位置、主治、刺灸法，腧穴排列方法与《铜人腧穴灸图经》略同。

所记载的督俞、气海俞、风市等腧穴，以及眉冲、明堂、当阳、百劳等21个民间行之有效的别穴，均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所未载，对魄户、大桧、巨骨、照海、申脉、肓门、鸠尾诸腧穴的辩误及对足三里取穴方法的考证，都有一定价值。

第2卷论针灸注意事项和一般理论问题，如“针灸须药”、“针忌”、“忌食物”、“同身寸”、“论壮数多少”等等，强调针灸药并用的治疗原则。

该书在前人经验基础上，明确提出“男左女右手中指第二节内庭两横纹相去为一寸”的同身寸法，一直沿用到现在，是公认的针灸取穴标准。

第3～7卷论述各科疾病的辨证取穴及具体的刺灸方法，因证配穴，内容丰富，尤其体重各种灸法的运用，《资生经》对宋以前的针灸学成就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对后世针灸学有重要影响。

十八、《妇人大全良方》《妇人大全良方》，又名《妇人良方大全》、《妇人良方集要》、《妇人良方》，宋·陈自明撰于嘉熙元年（1237)。

陈氏出身于世医家庭，精于归产科，采摭诸家之善，增以家传验方，编成《妇人大全良方》24卷，由“勤有书堂”刊行。

本书现存版本，有熊宗立补遗本《妇人良方补遗大全》2种和薛己校注本《校注妇人良方》5种。

1958年科技卫生出版社铅印本。

本书24卷，原分8门，见260余论。

薛己《校注妇人良方》增删了部分内容，分为10门，每论之下，都加按语，并大多附以治验和新方。

本书引述了多种医书，《内经》和《诸病源候论》是其基本的理论渊源。

书中首列“调经”、“众疾”、“求嗣”三门论妇科，其中“调经”门论述月经正常生理及诸种月经病证和治疗；“众疾”门论述一妇科病及妇人意思的一些内科病和肛肠病；“求嗣”门论述求于方法及不孕、不育症的治疗，次列“胎教”、“候胎”、“妊娠”、“产难”、“产后”诸门论产科，分别对胎儿发育状态、妊娠诊断、孕期卫生、孕妇用药禁忌妊娠期特有疾病、各种难产、产褥期护理及产后病证，都作了详细的论述，该书是对前人成就及作者临床经验的总结，内容丰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形成完整的体系，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很高，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完善的妇产科专著，它的流传为促进我国中医妇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十九、《洗冤集录》《洗冤集录》系法医学著作，五卷，南宋·宋慧撰。

刊于淳祐七年(1247)，宋刻本已失。

明《水乐大典》曾收此书，清《四库全书》又据大典本辑为二卷。

现在最古的版本是元刻《宋提刑洗冤集录》，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室，清代孙星衍曾于嘉庆十二年(1807)依元刻本校刊。

题为《洗冤集录》，刊入岱南阁丛书。

后又为吴于嘉庆十七年(1812)收入袖珍本《宋元检验三录》。

1937年商务印书馆将岱南阁仿元本重刊，编入丛书集成初编。

解放后，有法律出版社重刊本，杨奉琨校译本，罗时润与田一民译释本和贾静涛的繁体字校注本。

1981年，美国马克奈特(McKnight B.

E.

)据无椠重刊本译成《The Washing Away of Wrongs》。

《洗冤集录》是世界上现存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专著，比欧洲第一部系统法医学著作《医生的报告》意大刊费德罗(Fortunato Fedele)著，刊于1598年要早三百五十余年。

本书的主要内容有：宋代关于验尸的法令；验尸的方法与注意事项；尸体现象，各种机械性窒息死，各种钝器损伤、锐器损伤，古代的交通事故，高温致死，中毒，病死与猝死，尸体发掘等，涉及列法医病理学中心内容的大部分，其主要成就有：尸斑的发生与分布；腐败的表现和影响条件；尸体现象与死后经过时间的关系；棺内分娩的发现；缢死的绳套分类；缢沟的特征及影响条件；勒死的特征及与自强的鉴别，溺死与外物压塞口鼻死的尸体所见，窒息性玫瑰齿的发现；骨折的生前死后鉴别，各种刃伤的损伤特征；生俞死后伤及自、他杀的鉴别；致命伤的确定；各种死亡情况下的现场勘验方法等。

此书系统总结尸体外表检验经验，集宋慈以前法医学尸体检验经验之大成，是一部系统指导尸体外表检验的法医学。

其内容流传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直到十九世纪末，也一直是这些国家尸体检验的依据。

二十、《外科精要》《外科精要》又名《外科宝鉴》宋陈自明(良甫)撰，约刊于景定四年(1263)，是宋代有代表性的外科著作。

陈氏三世业医，临床经验丰富，曾任建康府明道书院医学教授，他广辑古今医家之“得效方论”，并结合个人经验，撰成《外科精要》3卷，该书较早见于明《文渊阁书目》，传于世者有熊宗立校本与薛己注本，陈氏著书畅发心得，在论述治疗痈疽必须重视病因、病机、诊断、预后之同时，反对拘泥热毒内攻之说，以及选用寒凉药物治疗之法。

强调重视分辨善恶形证之法、调补气血养护之理，以及灸法治疗痈疽之必要。

全书共有五十五论，选方七十余首，均有参考价值。

但该书流传较少，目前流传者多为薛己校注本，薛已在校注本书同时，又增补了个人治验并录一卷，厘为4卷。

二十一、《济生方》《济生方》又名《严氏济生方》。

宋·严用和撰。

成书于宋宝祐元年(1253)。

原书共十卷，有论治70篇，方的400首；咸淳三年（1267)又写成《续方》，收前书未备之医论24篇，方90首。

二书后均散佚，现在版本为辑复本：一是清纪晓岚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八卷本《济生方》，有医论56篇，收方240余首，内容或缺论，或缺方，或少药，或论不对题，残缺较甚，1956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一是根据《医方类聚》、《普济方》等多种医书，并参照日刊本《济生方》等重新整理，将《济生方》与《续方》合二为一的辑复本，有医论85篇，方520首，内容较前一版本充实完整，基本接近原貌。

1980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名《重订严氏济生方》。

严氏撰著该书，据其多年心得，结台临床实际、广采古人可用之方，兼收已验之效方，以杂病各门为纲，下列总论，病源，病机，再附主方，每方详述主证，组方，炮制，服法等，条分缕析。

纲目清晰，方论结合，议论丰正。

书中收方广泛，汉、唐、宋以来诸家名方及民间验方均有采录，其中尤重《和剂局方》、《三因极一病证方》二书方论，对所摭常用古方善于化裁，如仲景治疗肾虚的肾气丸，经严氏加味牛膝、车前子后，扩大了原方适应范围，腔之成为治疗虚(肾虚)实(水湿)挟杂证的名方——济生肾气丸。

严氏创制新方，讲究刚柔相济，佐使合宜，用药平正稳妥。

如归脾汤、小蓟饮子等，由于制方既切实用，又不峻猛。

柔中有刚，兼顾全面，故很受后世医家推重。

二十二、《仁斋直指方论》《仁斋直指方论》，又名《仁斋直指》、《仁斋直指方》，宋·杨士瀛撰于景定五年(1264)。

原刊本久佚，现存主要版本有：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朱崇正刊本、明刻本、两种日本抄本、《四库全书》本、1989年福建科学技术出版让校注本。

《仁斋直指方论》凡26卷，第1卷为“总论”，论述阴阳五行、荣卫气血等基础理论，第2卷为“证治提纲”，论述病因、治则及多种病证的诊断治疗，多属杂论之类，第3～19卷论内科病证治；第20～21卷论五官病证治；第22～24卷论外科病证治；第25卷论诸虫所伤；第26卷论妇人伤寒等，该书将诸科病证分为72门，每门之下，均先列“方论”，述生理病理、证候表现及治疗概要，次列“证治”、条陈效方、各明其主治、药物组成及修制服用方法，条理清晰，多灼见。

对体表癌肿特征作了形象地正确描述。

二十三、《配方百篇》这是一部传自印度古代配方的著作，全书是对临床常见杂病的简单治疗方书，著作者署名龙树。

此书后来传入西藏地区，由塔巴地区的译师尼玛坚资全文译成藏文，并被收入藏文大藏经的《丹珠尔》(《注蔬部》)中，成为大藏经中最早的一部医学著作。

根据全书内容分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能对原文作了一些小的调整相增删，加入藏区一些较常用的药物及常用配方，如用奶酪炒红花，藏医常用的三果(诃子、毛诃子、余甘子)、五灵脂等在方中已经常用，可见译者业已做了一些加工。

此书对于后来藏医学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两宋时期军事医学宋代的军队由禁军、厢军(各州的镇兵)、乡兵和蕃兵组成。

禁军是宋军的重要组成部份，由朝廷直接统领。

一、部队医生的派遣宋代部队中的医生都由太医同派遣，当时担任京师部队医疗工作的有太医局的医学生和医官。

神宗(1068～1085)时规定太医局的上舍生和内舍生应轮流治疗三学(大学、律学及武学)学生和各营将士的疾病。

绍兴元年(1131年)，因东京差到太医局学生九人，判太医局樊彦端奏请，按照祖宗旧法，专一医治殿前马步军、三司诸军班直，遇有缓急病患，依照太医局历来立定条法差拨，逐处医治。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军医教育与一般医学教育相通的史迹。

后来全国各地驻泊医官，多由太医局选派。

宋太医局分科与教学课程，有疮肿兼伤折、金疮书禁等，均与军医特别军阵外科医生的培养密切相关。

太医局医官也担任京师部队的军医工作，如1093年四月，因在京军民疾患，令太医局选派医生，按照班值军医坊巷，分认地段诊治，由开封府郡官提举合药待疾患稀少时停止此类史例尚有很多。

宋代驻屯内地与边防的驻泊(常驻）医官，也由太医局指派。

大观三年（1109）尚书省会同太医令裴宗无上书，请派在京七百余名医官到各地担任驻泊医生，并提出派遣的具体措施。

将医学分为大方脉、疮肿等科，并将州郡也分等(计分三京7人，帅府6人，上州4人，中下州各3人，次远州及远州各2人)，依照科别及考试成绩分配，以解决地方驻军医生的不足。

宋代内地与边防的驻泊军医，经过这次补充调整有一定的改进，但北宋全盛时代有23路326州七百余名翰林医官，加上原有驻泊医官，仍不过八百多名，每州还分配不到三名，何况还要为州府的吏民医疗。

二、“医药院”（地方军医院）的设立地方军医的组织始于宋代，仁宗景祐三年(1036)已载有在广南地区为兵民设置医药的事。

比较具体而确属地方设立的军医院，为河北磁州知州赵将之设立的“医药院”。

靖康元年(1126)金人大举进攻南宋，北方州郡先后多被残破，军民遭受严重的伤害。

在磁州(河北磁县)由赵将之首先创立“医药院”收容溃散的伤病员。

赵将之向朝廷提出各州郡应设立地方军医院，原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可惜当时北宋已频于覆亡的前夕，虽然政府同意这一建议，但不久汴京沦陷，徽宗、钦宗被虏。

除在磁州设立外，并未见其它路府州郡实行。

但赵将之所设医药院，可以说是由地方设立军医院之始。

三、预防中毒、饮水选择及军粮保管战争中为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是不择任何手段的。

投毒及中毒的事时有发生，所以防毒与解毒也是古代军医的一项重要任务。

除饮水外，也有在食物中置毒的。

因此，历代兵书多记载：凡为行军指挥官，在驻扎敌人下游之地，或占领敌人城池之前，首先应发出的号令就是防毒。

《武经总要》提出：“凡敌人遗饮馔者，受之不得辄食；民间沽卖酒肉脯醢麸豆之类，亦须审试，方可食之”。

《虎铃经》对水土美恶，水泉的来源，和四周环境都极注意：“领军之地，水流而清澈者，食之上也；水流而黄未有沙者，食之次也；五之黑者，食之下也(原注：水黄黑以胶投之，可以得清）。

设或水停而不流者，勿食，食者病。

水上有狗彘之尸者，勿食。

如无水可良，当于其侧(凿井)以汲”。

对于军粮的保管，正史上很少记载。

但在北宋时，因政府准备征伐契丹，将许多军队移驻北方边境，为了保证军食的充裕，每年命令藏有粮秣的军队负责人认真领导曝晒军粮，政府派大员监视。

每年曝晒及除旧换新的保管政策，对军粮营养价值的保存及防止霉烂的确是一项重要措施。

四、部队疫病的防治及药物的供给《虎铃经》在卷十中专门列有“疫气统论”，指出驻扎卑湿之地，水土不服及饮食不宜三者，是军队发生疫病的主要原因。

为了防治部队疫病的发生，宋代在夏秋或疾病流行季节，常由太医局定方，配置夏药、瘴药及腊药，或令惠民和剂局支付，发给各军常备药物，并在疫情严重时，由太医局派遣医官治疗，如庆历六年(1046)六月，因湖南徭族起事，兵卒久留该地，夏秋之交常苦瘴雾之疾，令医官院命方和药，遣使以给。

又如绍兴三十二年(1162)二月二十八日诏：建康(南京)、镇江府、太平江，池州屯戊军兵，多有疾病之人。

令逐路转运司支破系省钱物，委逐州守臣修合要用药饵，差拨职医，分头拯救，务在实惠，不得灭裂。

荆、襄、四川准此。

”这次军队传染病流行地区，包括江苏、安徽、湖北、四川等省，竟占南宋国土一半以上，疫情极为严重。

至于诸路将帅、统制、统领等，则常由皇帝派使臣宣谕赐药，如绍兴九年(1139)赐陕西六路帅臣银盒药，绍兴二十七年(1157)诏知全州王彦，与赐夏、腊药等等。

宋代对部队传染病及地方病的防治，除进行医疗外，在军事行政上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将军队成员的驻地作适当的调整，将不习惯炎瘴的北方部队，从南方调到北方；而将不能耐寒的南方部队，从北方调到南方；其次，将部队从传染病或地方病高发区移至低发区，或其他地区休息；其三，屯驻部队两年一代；其四，规定每年八月至二月出戊等办法，以减少屯戌部队疫病的流行。

五、伤病员的医疗与运送《武经总要》已提出根据伤病员病势轻重，结合当时战争环境，决定随军留治或送地方医疗，并规定每日本队将校亲巡医药，专知官以所疾申(报)，大将间往临视(即随军医治)”。

“如弃置病人，并养饲失所主者，皆量事决罚。

气未绝而埋瘗者，斩”。

此外，只要条件允许，对死亡战士的掩埋，死者家属的安抚，都应尽力作好，否则，“求士死力，不可得也。

”当时对诈病者也有惩罚条例。

《武经总要》规定：“敢有诈病推避者，给以军法”其后《虎铃经》卷二在“军令第九”中，更严厉指出：“托伤诡病，以避艰难，扶伤舁死，因而之，此谓诈军，如此者，斩之。

”《虎铃经》还有专章讨论金疮、疫气及皲瘃的治疗，以及营地与水源的选择等医疗卫生问题。

在“金疮统论”中总结了金疮八忌(嗔怒、喜笑、大言、劳力、妄想、热羹粥、饮酒、咸酸)，九不治(伤脑户、囟门、臂中跳脉、髀中阴投、心、乳、鸠尾、小肠、五脏)，和四绝症(脑髓出、脑破而咽喉中沸声哑及目直视、疼不在疮处、出血不止前赤后黑或肌肉腐臭寒冷)等经验；这说明两宋在处理金疮时，对其证候、治疗及预后有了一定的认识。

该卷中还列举了不少治金疮的方药。

如金疮方、金疮中风痉口不语方、中毒箭方、箭镞出后服食方、及万枪破腹肠胃突出方等。

以上关于金疮的统论色及方药，代表了宋代军医和军阵外科的诊断与治疗水平。

两宋时期医学家传记一、刘翰刘翰(919～990)，宋初沧州临津(今河北沧县)人，世医出身。

曾任护国军节度巡官，后周显德二年(955)，因进献《经用方书》30卷、《论候》10卷、《今古治世集》20卷等医学著作，被周世宗柴荣任命为翰林医官。

其书交由交馆收藏。

宋大祖北征时，刘翰曾奉命随军从行。

建隆初年(960)，加升朝散大夫、鸿胪寺丞。

建德初(963)，太常寺考核翰林医官医疗技术，绌除技术不精者20余名，而刘翰考核成绩最优。

开宝五年(972)，未即位的宋太宗患病，刘翰、马志奉命诊视，痊愈后刘翰迁转尚药奉御，并赐钱物。

开宝六年，奉诒与道士马志、医官翟照、张素、吴复圭、王光祐、陈昭遇等同编《开宝新详定本草》20卷。

后又与马志修定、李昉、王祐、扈蒙等审校，完成《开宝重定本草》20卷。

加官检校工部员外郎。

太平兴国四年(979)，命为翰林医官使，再加检校户部郎中，雍熙二年(987)，因误断滑州刘遇疾病预后，坐责，降为和州团练副使。

端拱初（988）起为尚药奉审御。

淳化元年(990)复任翰林医官使，同年去世，年72岁，二、孙用和 孙奇 孙兆孙用和(生卒年不详)，原籍宋代卫州(今河南汲县)，后客居河阳(今河南孟县)。

孙氏原为民间儒医，通晓经学，尤其精于医道，善于用张仲景法治伤寒，远近闻名。

北宋仁宗的光献皇后入宫前，曾随其做官的叔父在河阳居住。

有病时常请孙氏治疗而得愈，入宫后，一次有病，大医治疗无效，经她举荐，仁宗召孙用和治疗而获愈。

孙用和被授以宣德郎尚药奉御、太医令充医师等职。

仁宗在位期间(1023～1063)，孙氏曾为医师讲授医经达十数年。

著有《传家秘宝方》3卷。

另外见于书目载录的《孙尚药方》、《传家秘宝脉证口诀并方》各3卷等，疑均为《传家秘宝方》的异名。

孙用和医著在宋代《证类本草》与金代场用道《广肘后方》等书中多有引用，国内现存日本影抄本《传家秘宝脉证口诀并方》残本3卷。

孙奇为孙用和长子，与其弟孙兆都是进士出身，孙奇官尚书部官员外郎，孙兆官将仁郎守殿中丞，尚药奉御丞等，均通晓医道，仁宗嘉祐二年(1057)，设“校正医书局”，孙奇与孙兆均为主要成员，参与校正的医书有《伤寒论》、《金匮要略》、《金匮玉函经》、《千会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

三、洛钦·仁钦桑布洛钦·仁钦桑布(958～1055)藏族著名翻译家，兼通医学，于藏历第一铙穷的土马年，即公元958年生于阿里古格地区恰娘汪拉纳，其父名耶协畏。

仁钦桑布幼即聪颖，十七岁时到印度留学，达十年之久。

他拜纳洛达巴等学者为师，学问大增，学到了各种佛学知识，包括讲述、辩论、著作及翻译的技巧，各种知识都十分纯熟。

回藏后，他就从事翻译工作。

开始时，主要是译各种佛经，成为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屈指可数的大译师。

当时，他受到学者拉桑的鼓励，将印度的著名的论师马鸣(梵名阿湿傅窭沙)所著的《八支集要》一书和克汁米尔迦湿弥罗学者班钦达瓦文戛哇对该书的注本《八支要要广注》、《词义月光》(简称《月光》)两部医学书译成藏文，影响很大。

四、王惟一王惟一，或名惟德，约生活于987～1067年间，里贯无可考。

曾任翰林医官、殿中省尚药奉御等职，并在太医局教授医学，王惟一精于针灸，《宋史·艺文志》载有王氏《明堂经》3卷，惜未传世，天圣四年（1026），宋政府再次征集、校订医书，王惟一奉诏竭心，考订针灸著作。

仁宗以为“古经训庆至精，学者执封多失，传心岂如会目，著辞不若案形，复令创铸铜人为式。

”（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夏竦序》中国书店影印本，1987），于是王惟一负责设计，政府组织工匠，于天圣五年(1927)以精铜铸成人体模型两具，王氏新撰针灸著作遂名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该书由政府颁行全国，与针灸铜人相辅行世。

作为官书问世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对宋代以前的针灸学成就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总结，对宋代及后世针灸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针灸铜人的设计和制造，更是医学史上的一大创举，两具铜人作为最早的人体模型和针灸直观教具，在医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王惟一为此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五、许希许希生卒年不详。

宋·河南开封人，初以行医为业，擅长针灸，后来补入翰林医学，景祐元年(1034)，宋仁宗患病，侍医屡次进药无效。

冀国大长公主听说许希的名声，就推荐他诊治。

许氏认为应针别心下包络之间，经针刺三次而仁宗病愈。

于是许希被任命为翰林医官，赐绯衣、银鱼及金币。

许氏用所得赏赐，在开封城西隅修建“扁鹊庙”，并在庙中从事医学教育工作，当时很多人纷纷随他学习医术。

后来，朝廷就把太医局设在庙旁，许希后官至殿中省尚药奉御。

著有《神应针灸要诀》1卷行于世，今佚。

六、掌禹锡掌禹锡(992～1068)，字唐卿，北宋许州郾城(今河南郾城县)人，天禧进士，历官道州司理参军、尚书屯田员外郎、井州通判、集贤院校理、崇文院检讨、光禄卿、直秘阁学士。

官至太子宾客，博学多闻，好储书，于《易经》、地域、医药诸学均有研究，著述颇多，曾参与编修《皇祐方域图志》、《地理新书》著有《郡国手鉴》等，嘉祐二年(1057)，奉敕与林亿、苏颂、张洞等共同修订《开宝本草》。

掌禹锡等又会同医宫嘉宗古、朱有章等，以《开宝本草》为蓝本，参考诸家本草进行校正补充，编撰《嘉祐补注神农本草》20卷，于嘉祐五年(1060)成书。

七、林亿林亿，生卒年不详。

里贯失考，官朝散大夫，光禄卿直秘阁，精于医术，嘉祐二年(1057)宋政府设立校正医书局，林亿为主要校正者之一，他先与掌禹锡，苏颂等校定《嘉祐补注神农本草》20卷，熙宁年间(1068～1077)又与高保衡、孙奇、孙兆等人共同校定和刊印《黄帝内经素问》、《伤寒论》、《金匮玉函经》、《脉经》、《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冀方》、《外台秘要》等唐以前的重要医著。

八、郭雍郭雍(1106～1187)，字子和。

祖籍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出身儒门，其父师事程颐，对《周易》研究颇深，郭雍能传其父学，通于世务。

隐居峡州(今湖北省宜昌)，游浪长杨山谷间，自号白云先生。

乾道年间(1165～1173)，经湖北帅张孝详荐于朝，旌召不就，赐号冲晦处士。

孝宗知其贤，常对辅臣称道他，并命所在州郡岁时致礼存问，后又封为颐正先生。

郭氏笃好仲景之书，研究日深，因感于《伤寒论》已有残缺，于是采《素问)、《难经》、《千金方》、《外台秘要》诸书所论，及朱肱、庞安时、常器之等诸家之说予以补充，于1181丰撰成《伤寒补亡论》20卷。

九、陈承陈承，生卒年不祥，北宋元祐间（1086～1093）以医术闻世。

祖籍阆中(今四川阆中)，为宋初名相陈尧佐曾孙。

陈承幼年丧父，与母移居辽淮间，靠行医持家。

临证多奇效，喜用凉药，远近闻名。

陈承曾将《嘉祐补注神农本草》、《图经本草》合并，附以古今论说和个人闻见，于元祐七年(1092)编成《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23卷，陈承还参加了大观年间(1107～1110）《印剂局方》的校正增补工作，官至将仕郎措置药同检阅方书。

十、唐慎微唐慎微，约生活于11～12世纪间，字审元。

原籍蜀州晋阳(今四川崇庆)，出身于世医家庭，对经方深有研究，知名一时。

元祐年间(1086～1094)应蜀帅李端伯之招，至成都行医，居于华阳(当时成都府东南郊)，遂为华阳人。

唐氏虽语言朴讷，容貌不扬，但睿智明敏，医术精湛，医德高尚。

患者不分贵贱，有召必往，风雨无阻。

为读书人治病从不收钱，只求以名方秘录为酬，因此学者喜与交游。

每于经史诸书中得一方一药，必录而相咨。

从而积累了丰富的药学资料。

为唐氏编撰《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增广见识，提供了有利条件。

1082～1083年间，尚书左亟蒲传正看过该书初稿后，要保荐唐氏做官，但唐氏拒而不受，继续修订增补自己的本草著作，约于1098年以后定稿。

完成全书31卷，反映了宋代药物学的发展水平。

唐慎微以个人之力完成如此宏伟精湛的药学巨著，刊行之后，产生了重大的国内外影响。

十一、庞安时庞安时(约1042～1099)，字安常，自号蕲水道人，蕲水(今湖北浠水县)人。

出身于世医家庭，自幼聪明好学，读书过目不忘。

取黄帝、扁鹊脉书研读，不久即通晓其说，并能阐发新义，时年不满20，后安时病耳聋，进一步钻研《灵枢》、《太素》、《甲乙经)等医籍，经传百家与医药有关者，亦无不涉猎，融会贯通。

庞安时医术精湛，能急病人之急，行医不谋私利，常让来诊者在自己家里住下亲自照料，直至治愈送走，他晚年参考诸家学说，结合亲身经验。

撰成《伤寒总病论》6卷，对仲景思想做了补充和发挥。

其突出特点是着意阐发温热病，主张把温病和伤寒区分开来，这对外感病学是一大发展。

庞氏对《难经》非常推崇，著有《难经辨》数万言，惜未传世。

另外，还著有《主对集》、《本草补遗》，均已散佚。

十二、韩祗和韩祗和，生卒年不详，约生活于1030～1100年间。

据《伤寒微旨论》病案记载，韩氏曾于“邢磁二郡”(今河北邢台磁县)，“怀卫二郡”(今河南泌县、汲县)及“滏阳”(在今河北境内)等地行医，或可推断韩氏原籍在今河北、河南两省交界地区。

韩氏对外感热病研究精深，他研习仲景《伤寒论》30余年，于1085年撰成《伤寒微旨论》2卷，两万余字，宏扬仲景思想又富有创新精神。

韩氏倡用辛凉解表之法，所制方剂多用柴胡、簿荷、石膏、知母等辛凉清解之品。

这不仅在医生习用温药普治外感病的当时具有补偏救弊之功，对于后世温病学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十三、朱肱朱肱（约11世纪至12世纪间），字翼中，号无求子，晚号大隐翁，因曾官奉议郎，人称朱奉议。

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元祐三年（1088）进士，但无意为官，退而酿酒著书，其间对《伤寒论》深有研究，值朝廷重视医学，遍求精于医术之人，朱肱遂被征为医学博士，后因书苏东坡诗获罪，被贬于达州（今四川达县），次年还为朝奉郎提点洞霄宫。

朱肱研究伤寒最重经络，认为不识经络，则犹触途冥行，不知邪气所在。

在用经络循行部位和生理特点解释伤寒传变的同时，还特别强调脉证合参以辨别病证的表里阴阳。

他对外感热病分类命名，施以不同方药，在鉴别诊断和治疗方面具有独到见解。

朱肱先于大观二年（1108）著成《伤寒百问》一书，流传过程中渐有残缺。

至大观五年（1112），张蒇据朱肱亲传缮本予以修订增补，终成20卷，改称《南阳活人书》。

除此之外，还辑有《内外二景图》。

十四、苏颂苏颂（1020～1101），字子容。

原籍为泉州同安县（今属厦门市）。

因同安旧属南安县，故有称其为南安人。

苏颂之父苏绅是仁宗朝有名的文字侍臣。

曾为官润州丹阳（今属江苏），死于任上，苏颂因随父徒居丹阳，故亦自称丹阳人。

苏颂幼承家教，勤于攻读，深通经史百家，学识渊博，举凡图纬、阴阳、五行、星历、山经、本草无不钻研。

庆历二年（1042）中进士。

苏颂作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其主要贡献是对科学技术方面，特别是医药学和天文学方面的突出贡献。

苏颂在馆阁期间，曾与掌禹锡等人奉诏校注《开宝本草》，在编修过程中，苏颂等建议编撰绘有药图的本草书与《嘉祐本草》并行。

这一建议很快得到朝廷批准，仁宗敕命由苏颂主持其事。

苏颂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他考虑到“考证群书，资众见则其工易就；论著文字，出异手则其体不一”，对全书关于形态描述的均予著录，其中虽有与旧说相背的，但亦予保留。

若与文献有联系者，即以形类相假而归附之。

还搜集了许多民间习用药，附在功用相同的药物条件之下，终于在嘉祐六年（1061）编成此书。

十五、钱乙钱乙（约1032～1113），字仲阳，原籍钱塘（今浙江杭州）。

曾祖时起定居郓州（今山东东平）。

姑父吕氏亦晓医术，钱乙稍长即随吕氏习医。

他先学《颅囱方》，专攻儿科，以此医名大振。

元丰年间（1078～1086），因治愈长公主女儿之病，被授予翰林医官。

次年，皇子仪国公患着瘛疭，国医治之不效，经长公主推荐，钱乙以“黄土汤”治愈。

遂提升为太医丞并赐紫衣金鱼袋。

此后上自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都愿请钱乙诊病。

钱乙诊务繁心，几无虚日，不久因病辞职。

后，哲宗皇帝又诏钱乙入禁中，留之日久，而终以疾病告归乡里。

晚年左手足挛痹不用，寿终家舍。

享年82岁。

钱乙博学多识，虽以儿科最为知名，但治病各科皆通，遣方不泥古人，用药灵活善变而自有法度，著有《伤寒指微》5卷，《婴孩论》百扁，惜已散傀，他的临症经验由门人阎孝忠辑成《小儿药证直廖》三卷传世。

成为指导中医儿科理论和实践的重要专著。

十六、杨介杨介，字吉老，生卒年不详，泗州（今江苏盱眙)人。

出身于世医家庭，曾为太医生。

杨氏治病每多奇效。

相传宋徽宗苦脾疾，即以理中汤冰煎获愈，当时运气学说盛行，杨氏却反对根据运气巡方用药。

崇宁年间(1102～1063）泗州处决犯人，郡守李夷行遣医生及画工解剖胸腹，察验脏腑，并一一绘制成图。

杨介取此图参校古书，又取烟萝子所画，整理订正益以十二经图，撰成《存真环中图》（又名《存真图》）一卷，可借已佚。

十七、董汲董汲，字及之，生卒年不详；北宋东平(今山东东平县)人。

是著名儿科专家钱乙的同乡晚辈，幼年学儒，进士落第后急于养亲，加上自幼体弱多病，放弃功名而从事医学。

他广泛读《素问》、《灵枢》及各种方书、本草著作，治疗多获奇效。

董汲医术高明尤重医德，“凡人之疾苦，如己有之”。

往来于病者之家，虽严寒酷暑亦不辞辛劳，遇有贫困患者还常出钱资助周济。

编写《小儿斑疹备急方论》一卷。

《脚气治法总要》2卷。

此外还撰有《旅舍备要方》一卷。

十八、陈师文陈师文，生卒年不详，宋代临安(今浙江杭州)人。

曾任朝奉郎、尚书库部朗中、提辖措置药局等职。

精于医术，与斐宗元齐名，大观年间(1107～1110)，陈师文等建议朗廷修订方书。

不久宋徽宗诏准这一请求，并施陈师文，陈承、裴宗元等对和剂局配方进行校订。

陈师文等多方搜集资料，严格校订，“校正七百八字，增损七十余方”成《和剂局方》5卷，对后世影响极大。

十九、许叔微许叔微(1079～1154)，字知可，宋代真州(今江苏仪征县)人，幼年家贫，11岁时其父母于百日内相继病逝，绍兴三年(1133)考中进士。

以曾任集贤院学士，故又被称为许学士。

许氏对《伤寒论》研究颇深，著有《伤寒百证歇》、《伤寒发微论》、《伤寒九十论》等书。

许氏对杂病辨证亦有独到之处，所著《普济本事方》，载方390余首，对不少相似病证提出了较为可靠的鉴别方法，在理论上，许氏对脾与肾的关系提出了独到见解，他认为补脾须先补肾，若肾气不足，真气虚衰，自不能消化食物。

对后世脏象学说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许氏除传世的《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伤寒九十论》、《普济本事方》外，还撰有《仲景三十六脉法田》、《伤寒类论》、《治法》、《辩类》等，但均已散佚。

二十、宇陀萨玛·元丹贡布宇陀萨玛，一译新宇陀、后宇陀或小宇陀(1126～1202)，藏族杰出医学家，生于藏历第二个绕穷的火马年，即公元1126年，家乡是年堆·阁希—热塘，是吐蕃时期宇陀宁玛(老宇陀)的第十三世后代。

据传，他从小聪敏，八岁即开始攻读医学典籍，不久就开始行医。

十四岁时，他曾治好一学者绕顿·贡却金的象皮病，该学者后来也学了医学，并在前藏地区得到卫巴达札的进一步医治，且获得他授予的一部《四部医典》。

为了报答宇陀萨玛苏病之恩，他将此经典著作转赠给宇陀，同时赠与的还有他自己对此经典的注疏。

宇陀如获至宝，悉心钻研，十八岁起，他先后六次赴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地学习，拜当地许多贤达为师，学到古印度不少医学典籍，丰富了自己的知识。

宇陀萨玛的医学著作十分丰富，其中较重要的有《大小八支集要》、《马鸣医学集总注·观察宝鉴》、《切脉学五章》、《实用小卷》、叫《小续甘露精要》、《秘方三纸卷》、《验方小卷》。

但其主要贡献在于对《四部医典》的厘定，在此之前，老宇陀著成《四部医典》后，并未曾流行，而是被王室秘藏，后被人发现而流入民间。

经贡却觉献给小宇陀后，又回到手陀家族手中，他把自己的经验与原书相结合进行彻底的修定，不全的予以补充，把《月王药治》中有关脉诊、尿诊、五行生克、茶碗等内容补充进去，对原书的注文、正文都作了校正，把全书分成十八支。

这才使《四部医典》定型而流传于后世。

二十一、施发施发(1190～？

)，字政卿，永嘉(今浙江省永嘉县)人，青年时代攻读医学并举子业，专心致力医学研究，对疾病诊断理论及技术用力尤勤，取《内经》、《族经》、《甲乙经》之说，与有关脉学、诊法论著相互参正，分门别类，撰成《察病指南》3卷。

书中以脉诊内容为主，沿用“七表八里九道”24脉分类法，创造性地绘制了33幅脉象图，是现存较早的一部诊断学专著。

并撰成《续易简方论》6卷，另外，还撰有《本草辨异》一书，今佚。

二十二、宋慈宋慈(1186～1249)，南宋法医学家。

字惠父，建阳(今属福建)人，自幼勤奋攻读，好学不倦。

入太学之后，成了理学家真德秀的学生。

嘉定十年(1217)登进士第，他曾任长汀县令、福建路邵武军，替人民作了许多有益的事。

嘉熙三年(1239)，宋慈升充提点广东刑狱。

嘉熙四年，移任江西提点刑狱兼知赣州。

淳祐元年(1241)，知常州军州事。

淳祐五年（1245），开始收集编写《洗冤集录》资料，淳祐七年(1247)，除宋慈直秘阁，提点湖南刑狱，兼大使行府参议官，协助处理军政要务。

宋慈在长期从事提点刑狱工作中，认为检验乃是关系整个案件“死生出入”、“幽枉曲坤”的大事（《洗冤集录·宋慈序》），因此自己对于狱案总是“审之又审，不敢萌一毫慢易心”；通过认真审慎的实践，宋慈总结出一条重要的经验：错案、冤案与检验经验不足有密切关系。

于是博采近世所传诸书，自《内恕录》以下凡数家，会而萃之，厘而正之，增以已见，总为一编，名曰《洗冤集录》。

刊于湖南宪治，供省内检验官吏参考，籍经达到“洗冤泽物”的目的。

这部法医名著一经问世迅速传遍全国各地，并成为后世众多检验书籍的祖本。

宋慈死后，理宗为了表彰他的功绩，曾为其御书墓门。

二十三、陈文中陈文中，字文秀，生卒年不详，宿州符篱(今安徽省宿县)入。

家乡为金人攻占后逃归南宋。

曾任和安郎判太医同兼翰林良医等职。

精通内科、儿科。

在江苏涟水一带行医15年，救治病人很多。

集家传己验之方，于1254年撰成《小儿痘疹方论》一卷，对痘疹进行了专门论述：除《小儿痘诊方论》之外，陈氏还撰有《小儿病证方论》四卷，论叙小儿的保养和发育，小儿指纹及面部形色望治，并论惊风及痘疹证治，附列方药。

1958年商务印书馆将陈氏二书合刊，名为《小儿病源痘疹方论》。

陈氏学术以重视脾胃、善用温补为重要特点。

二十四、杨士瀛杨士瀛，字登父，号仁斋，生卒不详，三山(今福建省福州市)人，出身于世医家庭，自幼习医，对《内经》、《难经》、《伤寒论》等古典医籍及历代医学名著研究颇深，在脉学、伤寒、儿科及内科杂病方面有一定成就，所撰《伤寒类书活人总括》7卷，乃总括张仲景《伤寒论》及朱肱《类证活人书》，并参附自己的学术见解而成，每条都冠以歌诀，便于后学记诵，其《亡斋直指方论》26卷，融会前人效方及自家经验，据证释方，对内科杂病证治作了综合论述，示读者以规矩准绳。

后世将以上三书合刊，名为《杨仁斋著作三种》。

除此之外，杨氏还撰有《医学真经》、《察脉总括》等，今佚。

辽夏金元时期医学辽、夏、金、元是我国历史上以少数民族掌握最高权力的政权，公元10～13世纪间，在元朝建立以前，辽、夏、金与两宋之间，互相对峙和战争。

辽国前身称“契丹”，始由耶律阿保机统一纷争各部，于公元916年至公元947年改国号为辽，建立政权，国号契丹，有时称辽。

契丹建国后采取“以国制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政策，一度国势兴盛。

疆域东至日本海，西接阿尔泰山，北达胪朐河(今蒙古克鲁伦河)，南抵白沟(今河北省新城县东自北而南的白沟河)。

辽朝后期，内部斗争加剧，加之北方崛起的女真族完颜阿骨打统兵南下，1125年天祚帝被俘，辽亡。

1124年，辽皇族耶律大石率一部分人西迁至天山南北及中亚一带，重建政权，称“哈刺契丹”，即西辽，定都虎思斡耳朵(今吉尔吉斯托克马克附近)。

辽享国300余年。

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的民族政权，元昊为党项族首领。

1038年，元昊称帝建国，定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国号大夏，史称西夏。

疆域东据黄河，西界玉门，南临萧关，北控大漠，经十世历190年始被元灭亡。

西夏前期与北宋、辽，后期与南宋、金形成鼎足之势，视其强弱以为向背。

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相互密切联系着、交融着，而又各有其特点。

金是以女真族为主体的民族政权。

女真族分散聚居在今黑龙江和松花江流域，契丹族兴起后受辽的统治。

1115年女真人在阿骨打领导下的反辽战争中建立了金朝。

他即位称帝，为太祖。

金建国后继续抗辽斗争，1125年灭辽，再两年，灭北宋。

自1115年太祖至1234年末帝哀帝，经十世，历时120年。

金初期推行女真文化，熙宗时(1136～1149)，政府建立译经所，用女真文字翻译汉文经史，儒学广泛发展和兴盛起来。

金代的科学技术也有一定的发展，医学名家辈出，如成无己、张元素、刘完素、张子和等，他们的成就影响深远，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1206年，铁木真统一了蒙古各部，建立蒙古国，确立分封制度，尊称他为成吉思汗。

此后，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经过一系列征战，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汗国。

成吉思汗孙忽必烈，在与阿里不哥的斗争中于1260年继承汗位(世祖)。

即位后，仿效中原王朝建元中统，至元八年(1271)又将蒙古国号改为大元，翌年迁都大都(今北京)。

至元十六年(1279)灭南宋，结束了长达三四百年的藩镇割据和诸民族政权并存的分裂同面，全国统一。

忽必烈在政权方面由奴隶制转化为中央集权封建统治。

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的设置，特别是行省制度的确立，使中央集权从政治制度上得到保证，巩固了国家统一。

从而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

政治的稳定、社会经济的复苏，使文化、科学技术有了新发展。

科学家郭守敬在天文、历法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王桢的《农书》是一部农业科学的专著，代表了元代农业发展的新水平，医学方面则有朱震亨的《格致余论》、《丹溪心法》等，发挥滋阴学说，与金代名医刘完素、张从正、李杲被誉为金元四大家。

辽、夏、金、元各朝，不但在政治制度上逐渐接受了汉族统治经验，汉化的趋向，在文化上也深受汉族的广泛影响。

医学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或直接引用汉族医学，或在自己民族固有医学的基础上，借鉴、融汇汉族医学有所创新，成为这一时期医学发展的特点。

各民族医学的交融：契丹族在原始社会时期，人患疾病主要以巫术治疗，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后，契丹族医学在与汉族、回鹘等医学交流中得到了提高。

辽灭石晋之后，由汴京掠去医官，方技图书、铜人等，对契丹医学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党项族建立夏之前，政治、经济、文化不发达，当人患疾病时，多不请医治疗，由巫师占筮、驱鬼，建立西夏后，在汉族文化影响下，逐渐改变了旧俗，吸取汉族先进的中医药学，开始建立西夏的医学。

学术争鸣与创新：金元时期战争频仍，人民经历着长久的战乱，生活极端痛苦，疫病广泛流行，过去对病因、病机的解释和当时盛行的经方、《局方》等医方，已不能适应临床需要，当时一些医家产生了“古方不能治今病”的思想。

刘完素、张元素、张从正、李杲、王好古、朱震亨等医学家相继兴起，他们从实践中对医学理论作出新的探讨，阐发了各自不同认识，创立成各具特色的理论学说，形成以刘完素为代表的河间学派和以张元素为代表的易水学派，展开了学术争鸣。

他们在医学理论和医术方面，勇于创新，各成一家，风之所被，延续至明清两代，开拓了中医学发展的新局面。

辽夏金元医事制度与医学教育一、医事制度(一)宫廷的医事制度与医政设施1、医疗机构辽采取“官分南北”二元制度。

北面官：设太医局，由局使，副局使及都林牙(林牙意为翰林学士)总领医政事务。

南面官：设翰林院，有提举翰林医官、翰林医官，掌供奉医药及承诏治辽众疾。

医官的编制及品佚空载不详。

金代设置太医院，属宣徽院。

太医院的名称始于金代。

置提点、院使、副使、判官，掌管医药，领导太医院工作。

又设管勾、正奉上太医、副奉上太医、长行太医寺职，还设有太医教官。

太医的品秩凡25阶。

王室的医官：太后两宫，设有医令、医丞，皇后位下设有掌馔、奉馔各1员，掌饮食汤药酒醴蔬果事宜。

医官由尚药局、太医院太医兼任，东宫太子位下设有侍药、奉药，承奉医药。

宫人女官设司药、典药、掌药、女史各2人，掌医药。

元代太医院为独立的最高医事机构，秩正二品，掌宫中医药事宜，领导所属医职，其职额，自中统元年(1260)以来，屡经变更，至治二年(1322)乃定置院使12员、同知2员、俭院2人、同俭2员、院判2员、经历2员、都事2员、照磨兼承发架阁库1员，又有令史8员，译史2员，知印2员，通事2员、宣使7员。

至元二十年(1283)太医院改为尚医监(正四品)，二十二年(1285)复为太医院。

典医监，隶詹事院。

领导东宫大医，配制供进太子的药物，至元十九年(1282)置典医署(正五品)。

天历二丰(1329)，仍改为典医监(正三品)，设达鲁花赤2员，卿3员、太监2员、亟2员、经历、知事各1员、吏属凡18员。

下属机关设有广济提举局、行典药局和典药局。

此外，在一些中央机关也设有医官，掌管本单位的医疗保健工作，如中书省设有省医3人，枢密院议院医2人，御史台置台医2人，江南诸道行御史台也置台医，大宗正府置医人1人。

2、药政机构，辽北面官。

著账户司所隶属的承应小底局，设汤药小底，供奉皇室用药事宜。

南面官，内侍省设汤药局，置都提点，勾当汤药等职。

金代药政机构置尚药局和御药院，均隶日于宣徽院。

尚药局，掌宫中汤药茶果事宜，按其职能并非药事专门机构。

设置提点、局使、副使、直长、都监、果子部监、同监等职。

御药院，掌进御汤药，明昌五年(1194)置，设提点、直长，以亲信内诗人充任，又有都监、同监等职。

元代药政机构置御药院，至元六年(1269)设立，掌管各路及藩国进贡药品、药物的制剂和煮药。

医官置有达鲁花赤1员、大使2员、副使3员、直长1员、都监2员。

行典药局和典药同为詹事院典医监所属，两局都是管理东宫太子的药物机构，前者掌供奉，后者掌制剂。

此外，至大元年(1308)设立御香局，掌调制御用各种香药。

元代统治阶级所用的药物由各地乡贡，每年依照产地科收。

(二)地方的医事制度与医政设施1、医政管理机构辽金史籍缺乏地方医事组织的记载。

元代在河南、江浙、江西、湖广、陕西五行省及一些路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设医官提举司，五行省及路大者置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1员。

路小者置提举，副提举或提学，掌管医户差役诉讼等事务，其余各省置太医散官，凡15阶。

2、药政设施元代至元十年(1274)设立御药局掌管大都(北京)和上都(多伦)的行医药物。

置达鲁花赤、局使、副使，大德九年(1305)御药局只掌管上都药仓事宜。

行箧药物由御药局分设的行御药局掌管、置达鲁花赤、大使、副使等职。

(三)医疗机构与赈济设施1、各类医疗机构金代在一些路、州设有医疗机构，置医正、医工，显然是为地方官员所设。

广惠司和回回药物院是采用阿拉伯医学的医疗机构。

至元七年(1270)设立广惠司，隶太医院，聘用阿拉伯医生，专管加工炮制御用回回药物和调剂治疗各宿卫士以及居住大都的贫孤。

设提举工员等，其职官名额屡经变更，后定为11人。

至元二十九年(1292)又在大都和上都各设立一回回药物院，掌回回药事。

至治二年(1322)拨隶广惠司。

定置达鲁花赤10员、大使2员，副使1员。

2、赈济组织金代仿照宋制设惠民局，属礼部，掌制剂发卖汤药，施医药于平民。

各地寺庙也设有药局，施医给药，救济贫病百姓。

元代的贫民医疗机构，设有广济提举司和惠民局。

广济提举司，隶詹事院典医监，掌药物制剂，施给贫病民众。

置达鲁花赤1员，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1员。

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设置惠民局于大都，中统四年(1268)在上都设立了惠民司。

后来各路也设有惠民局，为贫民免费医病给药，经费依民户多寡分为等级拨结。

以上措施，由于吏治腐败或多名存实亡。

二、医学教育(一)中央的医学教育机构与制度1、医学教育机构 金化太医院为医学教育机构。

元代太医院不再具有医学教学职能，只具有医学管理及规章制度之颁发等，元代中央医学教育机构，史未见载，似无此设置。

2、医学分科 金代医学分10科，详细情况无可稽考。

元代医学分为13科：大方脉、杂医科、小方脉科、风科、产科、眼科、口齿科、咽喉科、正骨科、金疮种科、针灸科、祝由科、禁科。

3、考核奖惩制度 金代医学生，每月考试一次，依成绩优劣给予奖惩，甚至于开除学籍。

太医考试三年一次，医学生学习成绩优良者，经考查也可替补，民间良医听其试补。

元代对医学生及教学人员的考查、考核，则由医学提举司每年拟定13科疑难题目，呈报太医院转发各路医学教授，令医学生依式每月学习医义一通，年终时造册呈报医学提举司，以考查医学生学习成绩。

此外，本医学的教授就所下发的题目解答3道，年终时另行造册，呈报太医院，以考核其是否称职。

(二)地方医学教育机构1、行政管理机构，元至元九年(1272)设立医学提举司，专门负责管理医学教育，其职能是考查各路医学生的课业学习成绩、考核太医教官教学效果、校勘名医撰述文字、辨认药材、教导太医于弟、领导各处医学，设置提举1员、副提举1员，医学提举司的设立，显示了元代统治者重视医学教育，也反映了医学教育管理制度日臻完善。

2、地方医学校，金代在各州、府设有医学校，医学生员额较少，如大兴府30人，其余京府20人，散府节镇16人，防御州10人。

元世祖忽必烈嗣立不久，即在中统三年(1262)重建久已废弛的各路医学教育，各路医学设教授1员，由朝廷委任，学录、学正各1员。

上、中、下州备设学正1员，由太医院委任。

各县设学谕1员，由各路医学教授选聘，各科医学生公共课程有《素问》、《难经》、《神农本草经》。

又按不同专业学习《圣济总录》中的不同卷数，并加习《伤寒论》及《千金翼方》，大德九年（1305)规定学医必须精通四书。

凡不精熟本科经书者，不得行医，并将程试定为考试制度。

辽夏金元卫生保健古人早已养成良好的洗浴习惯。

至元代，人们不仅懂得温浴的卫生价值，而且懂得冷浴对健康的意义。

《马可波罗游记》第76章则载杭州“一些街道有冷浴澡堂，由男女服务员为您服务，这些澡堂的男女顾客从小时候起。

就习惯于一年四季洗冷水浴，认为这对身体健康大有裨益。

”冷水浴对增加肌体抵抗力是有益的。

环境卫生方面，元代继承前代的优良传统，仍然重视河水的保护，曾定期疏浚河道，元代使用痰盂的范围较汉代专供皇帝有所扩大，这对于防止病菌传播是有意义的。

这一时期，统治者提倡佛教，尤其是信奉喇嘛教和禅宗。

民间也有不少佛教信徒，他们死后都实行火葬。

据考古发现，沈阳、山西大同、北京等地都有辽金元火葬墓。

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北京、契丹省南部哈寒府、景州、西州、宝应州、襄阳、常州、太平府、泉州等地居民，死后多实行火葬。

《马可波罗游记》还记载：“在皇帝陛下左右伺候和办理饮食的许多人，都必须用美丽的面纱或绸巾，遮住鼻子和嘴，防止他们呼出的气息，触及食物，”这种用来遮住口鼻以防传染的面纱或绸巾，实际上起到现代口罩的作用，可视为口罩的滥觞。

金元时期，李东垣、宋丹溪、忽思慧等医学家对饮食卫生提出许多新的见解。

忽思慧撰写的《饮膳正要》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营养学专著。

本书以正常人的膳食为标准，制定了具有营养学价值的食谱，书中强调饮食在保健延寿中的价值，认为“饮食为养生之首务”，并列出饮膳的制作方法和滋补药的形态、性味、功效以及饮食禁忌等等。

另一部营养学专著是元末贾铭的《饮食须知》。

书中选取食物250余种，简述其性陈宜忌，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于房室卫生，元代李鹏飞将前人关于性卫生的论述加以收集、整理，撰成《三元延寿参赞书》。

提出一系列顿有见地的主张。

李氏认为男女相需合乎自然之道，提出“欲不可绝”。

同时，又总结出节欲三论：辨证地提出性生活的适度、节制，于人体有着重要的养生意义。

气功养生方面，金元时期出现了以王重阳为始祖的道教北宗炼养派。

他们主张性命双修，先性后命，这一道派，又称全真道或全真教，王重阳把断绝“酒色财气，攀缘爱念，忧愁思虑”作为修道的根本法则，这种“清修”思想，对后世道教养生者有一定影响。

辽夏金元医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一、《内经》研究金元诸医家主要采取两类方法研究《内经》。

一是抽取其中部分理论作专题研究，二是依据《内经》某一基本观点，结合实际进行发挥，形成一种系统的创新理论。

第一类著作主要有刘完素的《内经运气要旨论》(佚)，《素问玄机原病式》，佚名《运气图解》(佚)，邓炎《运气新书》(佚)，曹大本《运气考定》(佚)，吕复《运气图说》(佚)等，这一类著作主要吸取《素问》“七篇大论”中运气学说，结合疾病发生、发展机理予以阐发，惜多数亡佚。

其中最有成就的为刘完素，他认为“不知运气而求医无失者鲜矣”，故他以《素问》“五运六气”理论及病机学说为基础，通过比物立象、推演归纳，建立了一套认识疾病证候特性的分类模式：五运主病，六气主病，并从“火热论”角度予以系统阐发，这一专题研究成就，不单使运气学说本身得到了发展，而且促使了中医各类理论问题的深化研究。

此后，诸医家多本着不拘泥一词一句的注释，而求古人意理所在，联系实际予以发挥的态度对待《内经》，建立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理论学产。

重视临床实际研究，应用《内经》已在金元时期成为一种崇尚的医风。

刘完素的《素问宣明论方》是这样，张元素的《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也是如此。

除上述医家及有关著作外，金元时期还有不少《内经》研究专著。

如刘完素的《图解素问要旨论》（八卷），《素问要注》(佚)，元代薛时平的《新刊注释素问玄机原病式》，李季安的《内经旨(指)要》(佚)等。

现存比较有成就的注释整理《内经》的著作为滑寿《读素问钞》(九卷)及《补遗》(一卷)，受到后代医家的重视。

二、《难经》研究这一时期《难经》研究取得了一定成就。

金代医家纪天锡，精加访求十余年写成该书，其后不久，著名医家吕复时该书力辨前人之非，注解谨密的特色给予了较高评价，张元素也曾撰有《洁古注难经》一书(又称《药注难经》)。

该书的特点是阐发《难经》奥理，复随其疾证附以禁忌方论述经解。

惜流传至元末，便失传了。

李駉(子野)《黄帝八十一难经纂图句解》七卷。

李氏深感世人对《难经》理解不深，遂“随句笺解”，以宋时流传的前代吕广等十先生补注之说为宗，言言有训、字字有训，撰成该书。

这一时期《难经》研究成就最大的是滑寿的《难经本义》(1366)。

他追本溯源，考之《灵枢》、《素问》，又及仲景、叔和，以绎其绪，凡诸说善者，均予吸收，并详细阐发前人未明之旨。

该书首列诸图，后疏本义，辨疑正误，使全书辞达理明，条分缕解。

所以该书诞生后，为后世众多医家所重视，成为元代以前《难经》研究方面最重要的一部著作。

其他《难经》研究著作还有陈瑞孙《难经辨疑》；王少卿《难经重玄》；袁坤厚《难经本旨》；谢绍孙《难经说》；李駉的《难经注解》(四卷)等，后均亡佚。

三、《伤寒》的研究这一时期的《伤寒论》研究与两宋时期相比要薄弱一些，但也不乏有影响的著作，如在后世《伤寒论》研究中流行最广的成无已《注解伤寒沦》便出现于这一时期。

金元时期，医学界的学术空气比较活跃，出现了不少新的学术见解，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在《伤寒论》研究中也反应了这种倾向，例如宋云公的《伤寒类证》将仲景397法，分证50门，派生出484法，列表倍分述。

吴恕的《伤寒图歌活人指掌》针对《伤寒论》，《南阳活人书》增辑若干图表编纂而成，都是着重于论述伤寒诸证的。

王好古的《阴证略例》则提出伤寒阴证的新见解。

而马宗素《伤寒医鉴》，镏洪《伤寒心要》以及旧题刘完素撰的《伤寒直格》均以“伤寒”题名，也言六经，也谈仲景方，实际上却是论述温热病为主。

此外，杜本《敖氏伤寒金镜录》专论舌象，并附有简图对后世的影响也比较大。

(一)成无己首注《伤寒论》：成无己的代表作是《注解伤寒论》，他是全面逐条注解《伤审论》第一家。

此书一出，流传甚广，超过了《伤寒论》的任何一个其他版本，因而影响也很大。

成氏的注解有两个特点，其一是以“经”释“经”，即引用《内经》、《难经》的原文来解释《伤寒论》的医理，追溯其学术源流。

由于中国古代具有崇古尊经的传统，因而以“经”释“经”的方法是相当具有说服力的，成氏这一注释法很受后世注律《伤寒论》者仿效。

其二，成氏的注解着重于时病因病机及组方意义的发挥，它的注解中几乎为伤寒各证每一症状都注明病机，每一方剂都说明方义。

成氏的这种注解方法条理比较清晰、说理比较明了，使读者易于理解，使用者便于化裁。

因此为后世医家广泛效用，已远不限于《伤寒论》的注解。

成无己的另一部著作是《伤寒明理论》。

此乃成氏在注解之余发挥本人对《伤寒论》的理解。

前三卷对《伤寒论》条文进行横向联系，提出发热、恶寒等五十个伤寒病中的常见症状，对每一症都进行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分析，实际上是伤寒有关症状的鉴别诊断。

卷四为“伤寒方论”，成氏从113方中精选出20首，阐发其配伍关系及方药效用，大多是他的经验之谈，颇值一读。

(二)王好古对伤寒阴证学说的发挥：自宋以降，各家研究《伤寒论》往往详于三阳证而疏于三阴证。

王好古曾与李东垣同学于张洁古门下，在张氏重视脏腑虚损的启示下，又受到李氏脾胃气虚理论的影响，尽十余年的心力钻研《内经》，《伤寒论》的阴阳脉例，并广泛参照王叔和、朱肱、许叔微、韩祗和等有关阴证阴脉的阐述，提出了一系列对于伤寒阴证的新见解。

他首先指出，伤寒是人之大疾，病情最急，而阴证尤为严重。

因为阴证准辨而难治，鉴于阴证之难辨，王氏分析了阴证的各种变证和假象，阐明病机及鉴别要点。

他指出如阴证表现为一身阳气内消、身表凉、四肢冷、脉沉细则易辨认，若表现为阳从外泄，身表热，四肢温、头重不欲举，脉浮弦，按之全无力，此类阴证则容易误诊，若用解表发汗之法，会使三焦气绝造成危证，辨证时，李氏非常强调以诊脉为鉴别标准，鉴于阴证之难治，王氏提出“三阴可补”之法，主张“药当从温”，尤其强调了温肾助阳的重要。

在众多《伤寒论》研究著作中，《阴证略例》从阴证入手，打破了治外感与治内伤的界限，用六经辨证的原则把伤寒与杂病的治疗联系起来，可谓是独树一帜。

虽说其本身在温阳与养阴的问题上存在一定偏面性，但作为对《伤寒论》一个方面的探讨，显然不可能求全责备。

王氏对伤寒阴证的发挥对后世更加全面地理解《伤寒论》很有补裨。

四、诊断学研究金元时期诊断学研究成就突出地反映在脉学和舌诊上。

有些见于有关专著中，有些散在于一些综合性著作里：(一)脉学：这一时期最突出的脉学专著为滑寿的《诊家枢要》(1341)，该书集元以前诸家脉学理论为一体，结合个人认识，详述脉诊体系及辨脉法，共论及浮、沉、迟、数等29种脉象及主病。

并阐析了妇人、小儿脉法，内容丰富，尤其在小儿诊察指纹方面，认识较前人又更进了一步。

张元素的《洁古注脉诀》也是一部内容丰富的脉学专著。

该书收有张元素、张壁父子的脉学认识。

其特点是详论脉理，随脉辨证，随证附方，兼集诸家之善，适于临床依脉辨证施治。

惜流传到元代，只存提名张壁的二部节本著作。

其他脉学著作还有张壁《脉谈》，李杲的《脉理玄微》(疑托名李杲）、佚名《东垣脉诀》(1251年)，托名朱丹溪的《脉决指事病式图说(又有称为李杲作)，姚宜仲的《诊脉指要》(佚)，鼓起宗撰、明代汪机补订的《脉诀刊误集解》以及已佚的吕复《脉系图》等著作。

(二)舌诊：这一时期舌诊取得了突出成就，出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验舌专著《敖氏伤寒金镜录》(1341年)。

该书原书名《金镜录》，内载辨别伤寒舌法十二首，附舌象图十二幅，惜后渐失传，1341年，杜本在上书基础上，增补24幅舌象图，共计36幅舌图，并载方治于图下。

其中24幅专论舌苔，4幅专论舌质，8福兼论舌苔与舌质。

舌色有淡红、红、青三种，苔色有白、黄、灰、黑四种，舌面有红刺裂纹等变化，舌质变化有平滑涩刺等，基本包括各种主要病理现象。

各图下附文字说明，并结合脉象，分辨寒热虚实、内伤外感，论述证治方药及病证发展、预后。

另外，其他著作也有不少有价值的记述，如成无己的《伤寒明理论》辟“舌上苔”篇，对有关伤寒病舌象作了专门论述，内容丰富。

李杲的《脾胃论》分析了舌干的各种证候，丰富了察舌辨证的诊断理论。

辽夏金元医学争鸣与学术流派一、刘完素的“火热”学说刘完素生活时代，北宋微宗赵佶提倡的运气学说仍在流行，他结合北方地理和北方民族体质强劲的特点，深入阐发了火热病机等有关理论，在治疗上一改北宋用药偏治温燥之习，重视以寒凉药物治疗外感火热病，开拓金元医学发展的新局面。

刘完素著作主要思想是：(一)以“火热”病机立论：刘完素主要著作首推《素问玄机原病式》，这部书是他多年研究《内经》的总结，他详究了《内经》原文，并参合了隋·全元起、唐·王冰、宋·林亿各家注择，仲景伤寒学说而著成的。

刘完索著书目的，并非是要解释《内经》的经文，而是要将《内经》主旨，结合运气学说和临床所见，演绎已说。

所谓“谨率经之所言二百余字，兼以语辞二百七十七言”，实际即指《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言病机十九条之一百七十六字，推演而成，其所以要将推演字数写得如此清楚，可能是唤起人们的重视。

刘完素对《内经·素问》病机十九条及“六气”为病的原文逐句分别解释。

如他认为：“诸风掉眩，皆属肝木”，“掉”摇也。

“眩”昏乱旋运也，是由于“风主动”的原故，风木旺，金衰不能制木，木复生火，两动相博，为之旋转。

“诸痛痒疮疡皆属心火”者，认为“人近火气者，微热则痒，热甚则痛……灼而为疮，皆火之用也”。

“诸湿肿满，皆属脾土”，“脾土，地之体也”。

“土热仍盛，则痞塞肿满，物湿亦然”。

“诸湿膹郁，病痿，皆属肺金”。

“膹，谓膹满也，郁，谓奔迫也”，“痿，谓手足痿弱无力以运动也”。

大抵肺主气为阳，阳主经清而升，肺居上部，病刚气膹满，奔迫，不能上升，至于手足痿弱，肺金木燥，血液衰少，不能营养百骸，”诸气收引，皆属肾水，凡收敛、引急均于寒，寒可收缩。

至于六气，分为风、热、湿、火、燥、寒六类。

风类：凡诸暴强宜、支痛、里急、筋缩之病，皆属于风，属厥阴风木肝胆之气。

热类：凡诸病喘呕吐酸，暴注下迫，小便浊浑，腹胀，痈疽疮疹，吐下霍乱，鼻塞鼽衄，血溢淋闷，惊惑悲笑谵妄，皆属于热，属手少阴君火之热。

湿类：诸痉强直，积饮痞隔中满，体重胕肿，皆属于湿，属足太阳脾胃之气所致。

火类：诸热瞀瘛，暴暗冒昧，躁扰狂越。

骂詈警骇，气逆冲上，疮疡喉痹，耳鸣及聋，目昧不明，暴注瞤瘛，皆属于火，为少阳相火之热，心包络三焦之气。

燥类：诸涩枯涸，乾劲皲揭，皆属于燥，枯不荣旺，涸无水液，皲揭者，指皮肤启裂，为阳明燥金肺与大肠之气也。

寒类：诸病上下，所出水液，澄澈清冷，坚痞腹满，吐利腥秽，皆属于寒，为足太阳寒水肾与膀胱之气所致。

刘完素在书中无论论述五运主病，或六气为病，均着重于阳气、火气和热实相联系。

如论“吐下”时，他指出：“泄白为寒，青黄红赤黑皆为热也”。

(二)“亢则害，承乃制”：刘完素于本书中多处引《内经》“亢则害，承乃制”之语，阐述阴阳变化之理，其书称：“所谓木极似金，金极似火，火极以水，水极似土，土极似木者也，故经曰：亢则害，承乃制。

谓已亢过极则反似胜己之化也，俗未知之，认似作是，以阳为阴，失其意也”，如其论“郁结”时称：“凡郁结甚者，转恶寒而喜暖，所谓亢则害，承乃制，而阳极反似阴者也，俗未明之，因而妄谓寒病……”。

这表明刘完素所依据的“亢则喜，承乃制”的思想，乃是他认识疾病，诊断疾病，考虑疾病标本逆从、阴阳分辨的思维过程，有一定古代朴素的辨证法因素，所以受到后世医家的重视。

(三)运气学说的运用：按运气学说原在《内经素问》中有所阐发，但因文辞古奥，后世解惑者不多。

至北宋刘温舒著《素问入式运气论奥》三卷，以《素问》百运气最为治病之要，其书三十论，二十七图，发明运气之理，但仍难于使学者掌握，至北宋徽宗时，崇信道家学说，以六气司岁，五行统岁，刘完素生活在这一时代，因此他著书时也不能不受运气学说盛行的影响，并在他著作中有较突出的反映。

刘完素在论述《内经》病机十九条时，即以“五运主病”、“六气为病”归类，并曾称：“不知运气而求医无失者鲜矣，”但是他所提倡的运气学说已与刘温舒和宋徽宗所倡者有很大不同，其体现也就是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一书中对“五运多病”、“六气为病“的分类和分析。

二、张元素脏腑辨证学说与易水学派张元素受当时运气学说影响，认为古今运气不同，在不同运气影响下所发病种也有不同，故古方不能治今病。

同时，他把运气与脏腑疾病认识作了联系，并深入研究药物的阴阳、升降、浮沉、补泻的各种性能，发明药理，注重创新方剂，在治疗思想上强调“扶护元气(胃气)”的意义，从而对后世医家，尤其对其传人李杲、王好古、罗天益及其子张壁的医学创新思想和“易水学派”的形成、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他所倡导的主要学术主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倡脏腑辨证学说。

张元素受《内经》、《中藏经》、《小儿药证直诀》等前人著作中有关脏腑辨证思想的启发，系统总结上述诸书中这方面的理论，他在《医学启源》一书中详述各脏腑天人相应关系、表里关系，并按“不及”、“太过”、“实”、“虚”、“寒”、“热”几大证候类型，描述各脏腑疾病的主要症状、脉象，提出五脏用药原则或寒热补泻方药例。

张元素重视脏腑辨证治疗思想，为贯彻这一思想，临证杂病治疗中，他积极地运用脏腑辨证手段指导用药，尤其足以五脏为中心，治疗一些常见病。

如虚损证按程度不同，分出脏腑虚损六类证侯进行治疗，他的这一思想，对后人尤其是其传人重视脏腑疾病辨证论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重视阐发药物理论和应用原则。

张元素通过深入研究《内经》中七篇大论气机升降浮沉、气的阴阳厚薄、四气五味等理论，把它广泛应用于药物功效原理及作用特异性等方面内容的阐发中，创立了一整套系统的药物学理论，使之与临床应用紧密地联系起来，为后世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他认为药有寒、热、温、凉之性，有酸、苦、辛、甘、淡之味，药物性味的不同组合，构成不同功效。

此外它还与其性味的阴阳、厚薄属性有关。

为进一步阐述各类药物在治疗脏腑、经络、某些部位的疾病的特异性，他结合性味理论和临证经验，总结归纳出临床常用药的归经、引经报使等理论，并在具体通方用药方面总结了大量临证用药经验，使其药物学思想，既有理论上的系统性，又具辨证上的实用性，受到后世医家的广泛重视。

(三)重视胃气。

张元素认为“四时以胃气为本”，故“安谷则昌，绝谷则亡，水去则荣散，谷消则卫亡，荣散卫亡，神无所居”，由此可见他重视扶养胃气的思想，故临证他曾告诫后世传人“养正积自除”。

这些立论与刘河间学说比较，就会看出有很大不同，刘完素用药寒凉，而张元素则力辟之，并且在用药方面尽力讲求药物归经，形成独有特点。

张元素的这些医学思想，由于他有独到之处，故为其入室弟子所服膺，在他的医学思想影响下，张壁、李杲、王好古、罗天益等都进一步发挥了他的学说，形成明显的学术流派——易水学派，与当时兴起的河间学派并立争鸣于金元时期北方医学界，李杲之后所以发明“内伤”学说，更加强调脾胃的重要，是和张元素的医学思想分不开的。

王好古在他的《汤液本草》中所发挥的理论，也都是以张元素医学理论为基础的。

由于张元素的医学著作流传到元代以后，存留不多，且残缺颇甚，一定程度影响了后世医学家对元素学术地位和历史贡献的评价。

如“金元四大家”未列入张元素，但客观地看张元素的学术思想及其创新理论，对后人及“易水学派”其他医家具有重要影响，其历史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三、张从正的“攻邪”学说张从正的主要医学思想，首先主张“邪气”说，理由是：“夫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也，或自外而入，或由内而生，皆邪气也。

邪气加诸身，速攻之可也，揽而留之何也?

关于病邪，张从正认为邪可自外而入，也可由内而生。

病邪轻者可以自行消失，病邪时间经久则很难抑制，甚至可招致暴死。

如果有了病邪不想消除，反而先去设想巩固人体元气，如此很容易使人体真气未得到恢复时，病邪却有了发展。

治疗疾病当以制止病邪发展和驱除病邪为首务，所谓“邪去而元气自复”。

这是张从正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主要主张。

其次，倡汗、吐、下三法。

张从正认为邪有上、中、下之别，所以治疗上也应采取针对性措施：认为凡上之邪，可以用汗法治疗；在中之邪，凡风痰宿食可用涌吐方法治疗；而在下之邪，可用泻下方法治疗，张从正所谓汗法，包括灸、蒸、熏、涤（洗涤局部)、洗、熨、烙、针刺、砭射(砭石)、导引、按摩诸法，用以达到解表发汗解除病痛之目的。

吐法，包括引涎(以翎毛探喉，引涎自出)、流涎(以指探喉，使涎渗出不断)、嚏气、追泪，用以解除中膈痰食之积。

所谓下法，不仅是通下，催生、下乳、磨积(消除积滞)、逐水、破经(通经)、泄气等均属之。

由上可见，张从正治疗重在三法，以攻邪为主。

但他又申明在三法用药之时，每每伴随揃(包括熨、摩)；导(导引)、按(手按)、蹻(医者或病患者抬举足腿)之法以辅助治疗。

在用药方面，也要根据年龄老、少、病之轻重，有增、有减，有续、有止，按证施用。

再次，张从正主张食补。

他认为补法有六种，即平补、峻补、温补、寒补、筋力之补、房室之补，凡应用补法必须谨慎。

他主张“医之道、损有余、乃所以补其不足也。

”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攻邪除病，也就同时扶正，具有“补”的意义了，张氏还认为真正用补法，要在邪去之后，“莫若以五谷养之，五果助之，五畜益之，五菜充之。

也就是说，人体疾病之后，最有益的补药，就是平日的食品，肉、菜、谷、果，按五脏相宜用之就可以了，而不必去用药物。

由于张从正倡汗、吐、下三法，治疗比较峻猛，与太医院一贯用药和缓不符，故在当时即受到许多人的非议。

作为金代著名医家，张从正医学思想宗法刘完素，但是在治疗用药方面有自己的见解和发挥，他的治疗以“攻邪”为主。

应用汗、吐、下三法，以及对补法的认识，应该说与他当时处于北地，人民体质强悍，疾病多属热实有关，所以才有促进张氏医学思想的发挥。

后世人说他是“攻邪”(或“攻下”)派，“金元四家”之一。

四、李杲的脾胃内伤论李杲师从张元素，深受元素医学思想的影响，结合自己多年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创立了以“脾胃论”、“内伤论”为主的理论学说，成为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医家之一，对金元医学的繁荣和后世中医学的发展都产生重要影响。

在学术上，他独称一时，归纳而言，可以概括为三点：(一)尊师重道，发扬张元素药物学说张元素对药物学有所创见，发明药物气味、阴阳、厚薄、升降、浮沉之理，创药物归经之说。

李杲继承考师学说，并加以发扬，他著《用药法象》一书，原书虽佚，但大部份内容都收录在王好古之《汤液本草》一书中。

《汤液本草》共六卷，前二卷以“东垣先生药类法象”和“东垣先生用药心法”为题，收录李杲主要药学论述。

在“药性要旨”一节中指出：苦药平升，微寒平亦升，甘辛药平降，甘寒泻火，苦寒泻湿热，苦甘寒泻血热。

他还认为治病应知标本，必先治其本，后治其标，这样疾病便可除去。

为此，李杲按病症详述了用药心得。

这些用药心得除宗法张元素说外，李杲更为完善的学识，对后世医生用药很有启发。

(二)战争中建立内伤学说李杲生活年代正值金元战争期间，金哀宗正大九年，改元开兴元年，又改天兴元年(1232)之际，金朝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被元兵围困半个月，解围之后，人民无病者极少，既病而死者接踵不绝。

李杲目堵了实际情况，当时这些疾病患者，医生大都是按外感风寒治疗的，结果疾病不能痊愈，反而大量死亡，这不能不引起李杲的重视和思考。

李杲回忆在金宣宗贞祐至兴定年间(1214～1221)也有类似情形，李杲考虑战争期间都城被围，人们惊恐之余，起居不时，劳役频仍，寒温失所，朝饥暮饱，以致胃气亏乏。

解围之后，一旦饱食太过，因胃气亏乏太久，兼以营卫失养，反而不能承受，如果调治失宜，便可促成死亡。

李杲指出：“伤外为有余，有余者泻之；伤内为不足，不足者补之。

”“内伤不足之病，苟误认作外感有余之病而反泻之，则虚其虚也”，因此内伤外感不容混同。

李杲内伤学说的建立是前人没有提出的，也是在战争时期他临床中独创的心得，为此他拟制了补中益气汤以及升阳益胃汤，均取甘温除热、温养脾胃、扶养元气为主，为治内伤病的主方，深得后世医家赞赏。

(三)发扬扶护元气和温养脾胃学说李杲《脾胃论》，指出“人以水谷为本”，人的“元气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

人不能断绝水谷，断绝水谷则胃气不生，五脏无由通利。

李杲强调“夫饮食不节，则胃病，胃病则气短精少，而生大热。

”“胃既病，则脾无所禀受……故亦从而病焉。

”反过来说，如“形体劳役则脾病，病脾则怠惰嗜卧，四肢不收，大便泄泻，脾既病，则其胃不能独行津液，故亦从而病焉。

”因此脾胃之作用非常重要，脾胃虚弱，总会影响人体阳气不得生发，阳气不足，阴气则有余，人之百病，皆由脾胃虚弱所生，故治疗必须重在脾胃。

综上可见，李杲医学学说的形成，首先是在其师张元素学说基础上，进一步根据自己的临床体会而发挥的，并把“易水之学”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所以他的理论学说诞生以后，在金末元初医学界受到人们的重视。

金末时，李杲已具国医之名，他的学说通过其著作的陆续出版及其弟子罗天益的继承发扬，在元初产生了更大的社会影响，人们不仅突出地强调李杲发展“洁古之学”扶养胃气的意义，而且逐渐把李杲“补土”理论的特色，作为与“河间学说”形成鲜明对比的“易水学说”主要特点。

这最终奠定了李杲在金元各医家中的突出地位，而成为金元四大家之一。

其术自元朝以来，继承者甚众，受到医学界的普遍重视。

人们对于李杲因时创立“脾胃内伤”理论给予较高评价。

五、朱震亨“阳有余阴不足”论金代的医学创新理论，元代流传到南方，经过朱震亨的发挥，又有了新的发展。

朱震亨早年从许谦学习理学，后转而习医，曾师从杭州名医罗知悌学习刘完素、张从正、李杲三家之说，深感三家各有短长，在前人创新理论启发下，他结合自己的体会及理学造诣，倡“阳有余、阴不足”理论，开拓了元代中期医学发展的新局面，成为后来形成的“滋阴派”的宗师。

(一)反对拘泥《同方》：按北宋时官方成立的“大平惠民局”和“和剂局”，本是便民措施，但当时无论是民间还是医生，如遇疾病，常常以该书据证检方，这种对《局方》应用方法，早在朱震亨拜罗知悌为师时就已有不同认识，为此，他特著《局方发挥》，指出：人之一身，血气有浅深，体段有上下，脏腑有内外，肌肤有厚薄，形志有苦乐，年纪有老小，病的时间有长短，接受药物能力各有不同。

而在治疗上，医生还要考虑四时、地域、某经用某药、正治、反治，君臣佐使，药量轻重等，医生必须综合观察后始可用药。

而《局方》则是各方之后条述证候、药物分两、修制方法外，就没有其它议论了，这样使一方通治多种疾病，应用时表面看立法简便，如果过于拘泥，其实就是“按图索骥”，不符合辨证施治原则。

如治大肠便秘，秘有风热、风虚的区别，其他证候无不尽然，均需辨证施治，没有“一方可以通治”的道理。

朱氏指出：“夫良医之治病也，必先求其得病之因。

《局方发挥》一书，虽然篇章不大，但论述谨严，辨理精透，给后世医家很大启示，使中医辨证施治思想重新得到发扬，并对当时民间病家及医学界以《局方》对号求药偏向起了纠正作用。

(二)倡“阳有余、阴不足”论：朱震亨在“格物致知”思想影响下，手著《格致余论》阐发医理，以“格致”命名，表明他秉承宋熹哲学思想馀绪立论。

“阳有余，阴不足”这一观点最早源于北宋程灏、程颐，他们曾说：“天地阴阳之运，升降盈虚，未尝暂息，阳常盈，阴常亏。

一盈一虚，参差不齐，而万变生焉。

”受这一思想启发，结合人体生理病理特点，朱震亨创立了“阳有余，阴不足”论。

他认为古人规定男女必须在近三十岁或二十岁时始议嫁娶，原因就是到这一年令时，人的“阴气”始成，才可与“阳气”相配。

但这种阴阳相配时间，一个人只有三十年光景，女子四十九岁(阴)经断，男子六十四岁(阴)精绝。

(故人体阴气难成易亏)加之人常因饮食不节，色欲过度，生活调理失常，引动相火、耗伤阴精，这样很难保持阴平阳秘。

上述观点认生理、病理、摄生调养等方面把人体“阳有余，阴不足”的特点，提高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形成突出的理论特色。

(三)相火论：朱震亨的“相火”论，是在他“阳有余、阴不足”的理论上产生的。

他认为，人身有君火、相火之分。

“形气相生，配于五行，故谓之君，”生于虚无、守位禀命。

因其动而可见，故谓之相”。

人之生亦恒于动，这全是由于相火的关系。

相火寄于肝肾二脏，肝主木，肾主水。

胆者肝之腑，膀胱为肾之腑，肝肾之阴，悉具相火，可见相火在生理上有重要作用。

而人之情志、饮食不节，常易引动相火，煎熬真阴阴虚则病，故这时相火便“为元气之贼”，在病理上为害较大。

(四)治疗杂病具有特色：朱震亨不仅在医学理论上有自己的见解，同时，在杂病治疗方面也有特色。

首先，他十分重视对火证(内火)的治疗，对实与虚的关系，他又有自己的独特认识，他认为阴虚与火旺密切相关，故临证宜以滋阴为本，即所谓“补阴即火自降”，以泻火为标，即“泻火为补阴之功“，从而创立了阴虚发热的治疗。

对其他杂病治疗，他强调“气、血、痰、郁”之因，用药有自己的规律、即属于气之病，用四君子汤；血之病用四物汤；痰之病用二陈汤；久病属郁，治方有越鞠丸。

朱震亨成名后，陆续有王履、赵以德、戴元礼、刘淑渊等先后师从之，使其学说得以继续发展，在元末明初形成明显的学派流风，其中尤以戴元礼最得师传。

曾著《证治要诀》十二卷，论述内外各科杂病，理趣深远。

他还校补朱震亨《金匮钩玄》一卷，阐发各种杂病治疗，大体均以清热滋阴为宗，对朱震亨医学思想颇多发挥。

六、金元医学争鸣创新的评价金元时期诸医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临床上，其突出的创新成就，对明、清乃至今日中医学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

(一)金元医学争鸣兴盛的原因：“金元医学”在短短一百多年间，从诞生、成长到发展，始终贯穿着“开拓”、“创新”、“争鸣”这样一种新的医学风尚，使以刘完素、张元素、张子和、李杲、朱震亨等为代表的金元医家，都能形成理论上各有建树，实践中互有补充的发展特色，究其原因有下面几个方面。

1、特定的社会环境所决定。

这里有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变迁、动荡的社会环境或统治者多未以正统思想干涉，故利于创新，如刘完素所处的时代，外界不安定因素时刻威胁着金朝生存。

金世宗为图富强，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优化政策，以推贤荐能，鼓励创新，形成较活跃的学术气氛。

受此影响，刘完素敢于突破前人认识规范，开拓“思路”，独树一帜地创立和倡导“火热论”。

二是某些多发疾病，对医家有所启发。

李杲生活的年代，正值金元交战，他屡经战乱，目睹1232年京师被困，脾胃内伤病多发，死人无数的惨状，深感妄辨内伤为外感之害，进而创立了“脾胃内伤”理论，三是能够因时、因地、因人而宜，提出相应理论。

意识形态及学术领域某种理论研究风气的影响。

宋代盛行的运气学说流传到金朝，引起了特殊的反应。

金朝医家敢于提出运气古今有异，故疾病发生种类、性质也有不同等观点，摆脱了旧有常规来思考问题，他们充分运用五运六气理论有关方法对中医基本理论中六气、病机、治疗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从而为研究领域引入一种新的思维方法和富有新意的认识。

正是由于意识形态领域学术思想中活跃的创造精神，赋予金元医家一种全新的认识角度和思维方法，使之能够突破常规，在医学理论发展无法解决实际应用的矛盾时，创立了适应社会需要的新的辨证施治理论，带来金元医学的繁荣。

金元医家善于继承、敢于创新的结果，自刘完素进行开拓性研究以后，后来很多医家与前代名医多有师承或私淑关系，但纵观各家医论，继承之中又极少局限于前人的认识，如张子和承袭河间注重寒凉攻邪的理论，但于汗、吐、下三法的应用及邪正关系有新的发挥；李杲、王好古遵循易水老人扶护元气、讲究药性的思想，又各自在脾胃病和阴证辨治等方面有突出创见，宋丹溪更是博采众家，另辟新径，在“火”与“阴阳”理论上对前人认识作了新的补充。

这种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创见的学风，成为整个金元时期医学领域十分突出的风尚，这实际就是金元医学出现不断创新、争鸣激烈的繁荣景象的重要原因。

2、医学发展的客观需要。

晋唐以来，方剂积累明显增加，但药物和方剂理论却发展不足，杂病及外感病诊治比较僵化，辨证与用药之间还缺乏有机的联系，加之《局方》盛行以来，喜温好补，临证处方十分机械，使得前朝医学发展只有量的增加，很少有质的突破。

到金元，由于各类疾病多发，而旧有理论指导下的临证方法，难以适应社会实际需要。

在这种矛盾十分突出的情况，金元诸医家本着“改证世俗谬说”之旨，突破前人认识范围，创立了一个又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医学理论学说，使之在生理、病理、辨证、用药、及具体外感、内伤病方面，都取得了明显进展。

（二）金元医学创新成就的影响和评价：金元医学的创新，犹如一股清鲜空气，随着时代发展，吹进了明清两代，对明、清医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如明代医学家薛己、赵献可、张景岳等，继承易水学派温补之余绪，又受丹溪“阳有余、阴不足”等理论的启发，创立了双补阴阳的温补学说，清代医学家叶天士、吴塘、王孟英等。

受河间外感火热病治疗思想的影响，同时吸收易水学派护养脾胃的基本观点，发展成为辛凉解表、甘毒护阴的温病学说。

此外，易水学派创立的药物学理论，在明代《本草发挥》、《本草纲目》等著作中得到较完整的继承，并成为现代中医药物学理论的重要内容。

金元医家创制的大量新方，被后世重要方书收录，如《普济方》、《医方集解》、《成方切用》等，流传至今，仍然是临床医生常用的治疗方剂。

至于其众多的治疗方法，如甘温除热法、滋阴降火法、行气祛痰解郁法等，更是受到人们的重视。

金元医学的成就不仅影响了中国医学的发展，而且在明代东传日本、朝鲜。

16世纪日僧月湖久住杭州学医，弟子田代三喜留华12年，专攻李杲、丹溪之学，回国后成立了“丹溪学社”，奉丹溪翁为医中之圣，后传其学至弟子曲直濑道三，发扬光大，流传至今。

朝鲜医家金礼蒙《医方类聚》、许浚《东医宝鉴》，也大量收录了东垣等医家的医论和方剂。

如何正确看待金元医家各自的特长，历代有种种见解。

明代王纶在《明医杂著》中作了较客观地归纳：“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热病用河间，杂病用丹溪。

”但是历代医家反复告诫，不应拘泥，如李中梓在《医宗必读》中指出“师守真而过，则偏于苦寒，师东垣而过，则偏于升补，师丹溪而过，则偏于清降”，只有综合诸家之长，全面、客观地看待金元医家的创新成就的历史价值及现实意义，才能从中获取有助于中医现代化的实质性内容辽夏金元药物学和方剂学一、药物学与宋代明显不同，辽夏金元时期药物学著作的撰著者大多不是医官儒臣，而是临床医生。

他们根据临床实际和用药需要，进行药性理论的总结和探讨，试图找出一条以简驭繁、由博返约的途径。

(一)对药性理论的探讨总结1、药物归经学说的初步确定：归经是指药物对机体某部位(脏腑、经络)的选择性作用。

金元时期归经学说逐渐确立。

成为药性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张元素认为取各药药性之长使其各归其经，则力专效宏，若不明归经，无的放矢则很难中病逐邪。

他综合分析了气味对脏腑经络的作用，总结出归经规律，“凡药之五味，随五脏所入而为补泻，亦不过因其性而调之。

”同一泻火药，黄连则泄心火，黄芩则泻肺火，白芍则泻肝火，知母则泻肾火，木通则泻小肠火，黄芩又泻大肠火，石膏则泻胃火。

他还指出药物由于炮制方法不同，其归经亦会随之发生变化，主治的疾病亦相应不同。

不仅如此，张元素还认为制方必须引经报使，才能更好地发挥效用，有些药物不仅本身作用于某经，且配入方中尚能引导全方其它药进入该经。

这类药物就是引经报使药。

2、升降浮沉学说的形成：升降浮沉是指药物作用的趋向而言，也是药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元素秉承《内经》理论，以药物的气味阴阳薄厚来阐述升降浮沉，他认为药物之所以具有升降之性，乃是由其气味厚薄参合而成，他还举出茯苓、麻黄为例说明气薄者未必尽升，味薄者未必尽降。

他还精心制定出了风升生、热浮长、湿化成、燥降收、寒沉藏的“药类法家”，他注意到药物的升降浮沉与其质地和种类有关，并可随炮制或配伍改变趋向以适应临床复杂的病证。

李杲进一步认为药物升降浮沉之性与四时节气的更迭是相对的。

并总结出凡气味辛甘温热之药及味之薄者性主升浮，气味酸苦咸寒及淡味渗泄之品主沉降。

他还提出用炮制方法改变药物的升降趋势。

升降浮沉理论用以概括药物作用于人体的趋向。

对发展药性理论，指导临床应用起到重要作用。

(二)本草著作概况1、综合性本草著作：金元时期，综合性本草著作的编纂进入了历史上的一个低谷时期。

元代至元二十一年(1284)，元世祖命撒里蛮、许国帧召集各路医学教授增修本草著作，撰成后命名为《至元增修本草》。

已亡佚。

元代崇尚医学，设立医官，常以《内经》、《本草》、《伤寒》等书为题考核医官。

御诊太医尚从善有鉴于此，于至顺二年(1331)撰成《本草元命苞》9卷，以便于应付考核及临床实用。

该书主要节自《证类本草》，分别对药物君臣佐使、性味、功效、主治、产地、采收、形态等加以记载，是现存唯一的元代综合性本草著作。

2、医疗本草著作：元代从开国初起，即已十分注重宫廷的饮食卫生措施，忽思慧约于天祐至天历(1314～1329)年间担任御膳太医之职，因而有机会接触从元世祖登位以来60多年积累的经验。

他整理成书，名为《饮膳正要》，继承了我国古代食品、养生和医疗结合的传统，所载每一种食品基本上都是保健食品。

该书还反映了当时北方少数民族药物学的成就及中外医药交流的史实，如卷18“搠罗脱因”条注，“系畏兀儿茶饭”，“畏兀儿”为今新缰少数民族维吾尔族的旧称。

同卷“儿不汤”条注，“系西天茶饭名”。

“西天”指天竺，即今印度。

大量诸如此奖的记载跳出了以往以汉民族为中心的传统食疗圈子的局限，为我国食疗养生学掀开了新的一页。

该书还增加了一些前人本草著作所未载的内容、有西瓜、回回豆、海红(沙果)、天鹅、黄羊、麅子等10余种新增加的药物。

对本草著作已载的药物，该书也在功能主治方面予以补充。

特别是对药物的特殊疗效更有明确记载，尤其突出的是对羊品药物的应用。

元天历年间（1328～1330)，海宁(今浙江海宁县)医学教授吴瑞集50多种前人记载，将各种食物对人体的影响都一一作了说明。

撰成《日用本草》8卷，分为米、壳、菜、果、禽、兽、鱼、虫八门，目的是想从日常食物中寻求防治疾病的方法。

所收切于药用的食品共540种，也是食疗的一部重要著作。

元代李鹏飞《三元参赞延寿书》卷3为食疗专论“饮食有度”，专谈饮食宜忌。

摘取历代有关资料，分成五味、食物两部分阐述食疗注意事项。

《养生之要》为元代汪汝懋《山居四要》之卷2，汇集前人食疗等方面经验。

对饮食宜忌、服药忌食、解饮食毒等内容作了论述。

3、其它本草著作：严格说来，《汤液本草》亦应属于综合性本草著作，但它不同于以住的类似著作，而是医药紧密结合，上阐经典奥旨，下集诸家之论及个人见解，偏重于药性理论阐扬和药物论述与临床实践相统一。

在气味阴阳、五脏苦欲补泻、药类法家及归经理论等方面作了阐发和充实发挥。

朱丹溪有《本草衍义补遗》一书，是针对宋代寇宗奭《本草衍义》的发挥，载药153种，皆根据个人临床心得体会进行的总结；该书还介绍了某些药物的使用要点与宜忌，尤其反对服食金石药。

这些实践经验的直接总结是极其珍贵的。

元代瑞州(今江西省高安县)医学教授胡仕可选出若干常用药物按韵语编类歌括，元贞元年(1295)成《本草歌括》8卷，每药附七言歌括一首，简述药物功能主治。

二、方剂学同药物学类似，辽夏金元时期的方剂学也明显萎缩了。

宋时已设立御药院，《政和本草》中已引用“《御药院方》”，元代承袭宋制，亦设立御药院，掌握由各地进贡和外藩馈送珍奇药品，修造汤药。

现存《彻药院方)系宋金元三朝御药院所制之成方配本，大多是搜集金元及宋的宫廷秘方，多为配制丸、散、膏、丹之类成药的医方，不少方剂为一般方书未见者，是名符其实的宫廷秘方。

《瑞竹堂经验方》为元代萨得弥实（一作沙图穆苏）撰。

原书15卷，按疾病分为15门。

元代李仲南汇集古人医书，于至顺二年(1331)撰成《永类钤方》22卷，该书以医经为本，详列外感内伤诸病，尤重骨伤科，在体例上以脉、病、因、证、治为“五事’，钤而为图，贯穿彼此，互为发明，使人一目了然。

与李仲南不同，危亦林是医学世家，他积祖传五世分科习业的经验，撰成《世医得效方》19卷。

在该书中毫无保留地公开了大量秘方，是难能可贵的。

除搜集古方和整理家传方外，危亦林还注意博采民间验方，在该书中记载了很多劳动人民发明的简便易行的单验方。

全书共载各种方剂3000余首，可说是现存元代方书中的巨著了。

元末出现了一部特殊的医方集《回回药方》。

该书是一部中外医学交流的产物，是一部回回医学传人后在蒙古和元代百余年同汉族医学、蒙医学、维吾尔医学逐渐汇合而有明显的阿拉伯医学特点的医学著作，因元代大都(北京)和上都(多伦)设有两边回回药物院，或许《回回药方》为该机构的处方集，尚须新的史料证明。

《回回药方》中大量阿拉伯药物，也有象牡丹皮、巴豆、当归、细辛、知母等中国特产药物，还有一些由阿拉伯经中南亚、欧洲、非洲传入，早已被中医习用的中药，如无花果、石榴、安息香、乳香、没药等，书中残存医方涉及内、外、妇、儿等科，还有制药技术的记载，其中对骨科的记载尤为突出。

金元时期的方书还有金代赵大中编辑的《风科集验方》共28卷，载方632首，后经赵素增订，增至1900余方，成为风科最完备的著作。

此外有释继洪的《岭南卫生方》和《澹寮集验秘方》，分别为论述山岚瘴气治法及生平历效方剂。

还有艾元英《如宜方》、王东野《集验方》、元好问《集验方》、孙允贤《类证南北经验医方十戒》等等。

辽夏金元军事医学辽、西夏、金及蒙古诸族，都长于骑射，实行部族全民皆兵的征兵制度，建国后也征用汉族及其它民族为兵，实行征兵制为基础的世兵制，父死子继，世代为兵，称为军户。

一、正骨金镞科的独立宋代医学中与军事医学有关者，为“疮肿兼伤折”、“金疮兼书禁”两科。

金代继承了这一制度，至元代“正骨金镞”成为独立的学科，与“疮肿”及“祝由书禁”分开，三科并立。

这一方面，因为这一段时期战争频繁激烈，宋、辽、西夏、金、元之间相互兼并，更有甚者，元朝曾以武力征服欧亚，战争中多伤亡，必将促进战伤外科临证医学的发展。

少数民族以骑兵为主，在战争时经常发生骨折损伤及箭伤，元代正骨金镞科的独立，很明显地是为了服从战争的需要。

二、士兵的选择契丹、西夏、女真与蒙古，均以北方少数民族而统治中国。

他们都是游牧民族，生长鞍马，多为骑兵。

人民每日逐猎，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可以尽著军籍。

金代对士兵的选择已有规定。

据《金史·兵志》载：“凡选弩手之制，先以营造尺度杖，其长六尺，谓之等杖，取身与仗等，能踏弩至三石，铺弦解索，登踏娴习，射六箭皆上垛，内二箭中贴者”，“又选亲军，取身长五尺五寸，善骑射者。

猛安、谋克以名上兵部（金代军制，每25人为一谋克，四谋克为“千户”猛安为千户长），移点检司、宣徽院试补之”；“又设护卫二百人，近侍之执兵仗者也，取五品至七品官子孙，及宗室并亲军诸局分承应之人，身长五尺六寸者，选补试之”。

可见金代继承了宋代的选试办法，对士兵的身体素质和技艺已很重视。

三、伤病员的医疗元代军中有医工从征，他们可以亨受免除徭役或赋税的优待。

如《元史·成宗本纪》载：“元贞元年(1295)三月，诏免医工门徭”，及“大德七年(1303)冬十月己丑，诏从军医工止复其妻子，户如故”，金元著名的医家如张从正及罗天益等都担任过军医。

在罗天益《卫生宝签》一书中，曾记载他在宪宗余年（1258）从征扬州时，治疗被俘宋军中流行的传染时气。

大德元年(1297)诏诸行省谨视各翼病军。

中书省议：诸翼屯戍军人，果有残病者，合于本名应请月粮内，减半支付新米粥养病。

大德三年（1299)十二月，规定病军除月粮外，另支新米一斗，煮熬粥饮，将养病军。

大德十一年(1307)十二月，诏和林、甘肃、云南、四川、两广、海北、海南、左右两江镇守新附军人，除常例外，今岁量赐衣装，远方交换军官、军人、往还行粮依例应付。

患病者官给医药，死者官为埋瘗，各处正官亲临提调，毋致夫所。

延祐七年(1320)十月，和林、甘肃、云南、四川、福建、广海镇守新附汉军，除常例外，每名除布一匹，病者官结医药，死者给烧埋(均见兵部卷之一典章34军役)。

元代对战伤的救护也有其独特的经验。

如《元史》载布智儿、郭宝玉、李庭等中箭及炮伤重，均剖牛腹置热血中而苏醒；张禧身中十八矢，得血竭饮之而生。

《蒙古秘史》等文献，还载有用烧红的铁烙止血术治流血伤口，用蒸汽热罨的活血方法治疗内伤，用牛羊瘤胃内反刍物作热罨疗法，及用热血浸疗治愈而伤等。

辽夏金元少数民族医学史一、藏医学藏医学在公元八世纪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是密切相关的。

从吐蕃王朝的统一，到赤松德赞藏王执政的二百多年间，社会经济高度发展，政治形势稳定，为藏医学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在后弘期里，佛法大兴。

孟加拉高僧阿狄夏除从事讲经外，他也深谙印度古代医学，在西藏亲自传授印度的“医学八支”，对于藏医学的发展起十分明显的影响，他曾编译《头伤固定外科手术治疗》等著作，也是这一时期医学发展的一个特点。

这段期间里，西藏的医学有几个特点，值得特别提出。

首先，是较大量地翻译印度医学的著作。

出现了一位著名的藏族译师洛青·仁钦桑波(958～1055)，他将当时阿狄夏带来的书都译成藏文，这些书有古印度的医学著作《八支集要》及其注释专著《月光》，另外，重要的印度医学著作《八支集要自注》也由藏族译者宁保·益格仁钦、玛鲁·热巴须努、益古格隆·夏甲洛珠也与天竺学者达玛希瓦尔玛合作共同译出。

通过这些活动，古印度医学的八支学派内容才开始在西藏流传，并与固有的藏医学结合起来，仁钦桑波还培养了许多弟子，成为藏区的名医，这些人包括娘德桑给扎、释连益西穷乃、吾曼阿纳、芒木曼尊。

在这四人当中，芒木曼尊最为突出，整个卫藏地区的医生都前来拜他为师，在这些弟子之中，芒卡其吉比较有名，他又与自己的弟子响顿西布·土吉赤卫共同编写了一些医学著作，包括《知识总纲·幢顶闪光》、《领会章节内容钥匙》、《消除魔障疑难雷轮》、《八支词意详释珍珠串详本·略本》、《亲传实践·老妇直接讲授甘露滴》等等。

由他们的弟子辈们又写出了不少医著，使藏医学得到一些发展，这里值得提出的有后面两人培养的弟子藏堆玛贡布编写的《纪要》、《精要》；其再传弟子象雄的巴西绕沃(又名考洛杰布)的《佛陀总纲·金库》等，传授给宇陀·加嘎多吉，其继承的范围是很广的。

其次，是关于新的出土医书不断出现，在藏区，把从隐藏的地方发掘出土的经籍或法器称为“伏藏”。

有关“伏藏”的原因，说法不一，总之，多是在赤松德赞之后被埋藏的，这一时期有很多吐蕃王朝写成的医书，不断被发掘出来。

其中如定日地区掘出的莲花生编的《精华甘露瓶》，在洛扎地方出土的《茅膏菜养生方》，在达旺地方出土的《医药甘露宝瓶》，在隆子地方出土的《救命甘露》等等，但最具重大意义的当推从桑耶寺宝瓶柱下取出了赤松德赞时期埋藏的《四部医典》。

宇陀萨玛凭他的医学功底，以及在印度、尼泊尔等国家游学时所积累的经验，对《四部医典》做了十分深入的调查研究。

由于这部书著成以后，西藏的社会经历了变化，已过去了四个世纪。

有许多新的著作、人物问世，积累的经验也很多。

于是，他对老宇陀的原著进行了一些注释性的补充和修改，使其内容更加充实。

为了弘扬《四部医典》的奥义，宇陀萨玛还自己撰写了一些著作，其中有《四续亲阅》、《十万拳头》等医著。

他所增订的《四部医典》已经成为后代《四部医典》的定型。

最后，就是这一历史阶段的萨迦王朝的医学发展，以昌迪家族的医学成就为其突出特点。

昌迪家族家传的密诀医籍为《甘露引渠》，后来整理成为文字材料，称成《昌迪·花卷》、《红卷》。

经数代发展，到十三世纪，昌迪·加佩桑布继承父业，练习医学八支的正文及注释。

他著有《后续五部实践小卷》、《治小儿妖魔》，并在萨迦传达室授《四部医典》医学八支等方面的教导。

他的小儿子名昌迪·班登措吉是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藏族名医。

他为这一时期藏医学的发展做出许多贡献，功德无量，他的医学著作大小共十八种，其中较著名的有《八支总纲》、《经义注疏医学大纲·知识明窗》、《释难玛拉呀》、《根本续注释·续义明窗》、《释难后续注择·三理明辉》、《脉经广注阳光》、《水经注词义明释如意宝》、《后续配药例图》、《体腔区位线分布明灯》等。

还有《解剖明灯》、《药物蓝图》等。

其中除对《四部医典》的创造性注释和发挥外，对人体的解剖和药物图谱的编绘，也都有独到之处，为后世藏医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昌迪，巴登杰赞是斑登措吉的侄子。

他从后者的教益中得到六种白色配方，把它们收集在一起，编著了《诀窍金升》和《银升》，也是萨迦时期的重要著作。

除昌迪家族之外，这一时期的医家还应当提到阿里芒隅的噶玛·让穷多吉(1284～1339)。

他著有一部《药名海》，是经典性的药物学著作，全书共载药830多种，为后代医家所推崇，经常予以引用。

另外，藏历第六绕迵木牛年生于后藏地区昂仁县沃边拉孜的唐东杰波(1361～1485年)，终身全心全意为藏医事业献身，珀东·斑智达吉美扎巴(1375～1451)，著有《婴儿疾病治疗法》、《儿病治疗莲花珍链》；1405年达仓译师协绕仁钦也著有包含医学史，医药学总义的《贤者意乐》和实用药物精选著作《手到病除》、《文汇总汇》等，都是很有影响的藏医学著作。

二、蒙医学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关于早期蒙医学的历史很难做出系统的研究，目前只有一些零星片断的记载，做为早期蒙医史的参考。

大约在秦汉时期，蒙古族的祖先就会制造极其简陋的茅庵，蒙古族称为“茅草安布拉”（《蒙古秘史》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4，蒙文版，第27条），这是人们为了躲避野兽侵袭在树杈上营造小屋。

以后，逐渐过渡到适合游牧生活的毡包(即蒙古包)、篷车。

对环境卫生，当时已知道要保持水井、挤奶场附近的卫生，严禁在其附近随地大小便。

在个人卫生方面，蒙古族人也早就知道洗手洗脸，凡早起必先洗手洗脸，饮食前也要求洗手洗脸，外出时各人随带碗筷。

在十三世纪左右，人们已经有戴纱布口罩的习惯（《马可波罗游记》中华书局，1955，34页），在挤马奶前，都要求先洗手，挤奶桶也要求用沸水洗涮。

随着医药卫生习惯的萌芽，医药知识也积累起来了。

应该说，这个时期的蒙医学还缺少系统的理论知识，而只有初步的理论萌芽。

十四世纪时，古印度的寿命吠陀医学的某些内容随着佛经传入内蒙而输入，如印度的《金光明经》就是在此时由当时著名翻译家希日佈僧格参照畏兀儿和藏文而译出的。

在这部流传甚广的佛经中，第二十四章为《养生八吠陀经》。

其中有：“治疗赫依(气)症、希拉(胆)症、巴达干(痰)症和聚症”的内容，这说明，当时已经有古印理的医学内容传入。

这部佛经中对这三种病症的发作时间、治疗这些病症的药物的性能、品味，六时(即印度的六个季节)病症，也都有所涉及，与此同时，古印度的四大元素学说，即土，水、火、风也随之而来。

这些终于与蒙古医学朴素的理论结合在一起，成为蒙医学中最基本的理论内容。

在这一时期，蒙医学的实际医疗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

尽管萨满教巫师这时还掌握一定的医疗技术，做为他们谋生的手段，但广大民间以及专业人员还是在实践中与疾病进行斗争，使蒙医学的内容逐渐丰富起来了。

这些医疗实践经验大致有如下这几方面：(一)饮食疗法：蒙古族的祖先过的是游牧生活，他们的食物自古以来就以动物性的食物为主，最主要的是肉食和乳食，肉食与乳食都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保存、制作乳食品的技术对于改善身体营养状态，提高体质的作用。

据史书记载，蒙古族的祖先匈奴人早在汉代就已经知道酿制酸奶和制造奶酪，用奶酪救治急症的一例。

这种方法在民间也是流行的。

蒙古族古代有“病之源，食不消；药之源，百煎水。

”的谚语。

百煎水是即经煮沸多遍的开水。

这些都是简便的饮食疗法，与生活习俗密切相关，但最能反映蒙古族饮食疗法的精华的，当推元代饮膳太医忽思慧的《饮膳正要》。

(二)急救治疗及脏疗、皮疗等：由于蒙古族过的游牧生活，特别是在战乱期间，战争外伤、摔伤等等，是很常见的，这就促成蒙古医学中的外伤急救治疗，包括骨折、脱臼等骨伤科，以及因疼痛、失血、脑震荡等一类疾病在蒙医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据有关文献的记载，就地挖掘坑穴，以急救失血或昏迷患者，从汉代匈奴开始即已应用，如苏武在匈奴地区自刎后用此法急救，武威汉代医简也有类以记载。

蒙医还有传统的瑟必素疗法、皮疗法及脏疗法。

瑟必素指食草类反刍动物附胃中的食物，取出后，趁热把它敷在患处，以治疗寒冷症，皮疗法则是将动物杀死后，剥其皮并趁热将皮贴在患肢患处，也有驱寒散寒的作用，甚至妇女子宫寒症，也可蹲坐于动物附胃上以散寒。

蒙医脏疗法与上述两种治疗的原理相似，只是把瑟必素中的反刍胃中的食物或动物皮疗改为用动物的五脏。

把新宰的绵羊等动物内脏趁热敷在患处，如把新宰羊的双肾敷在患者双耳、肝脾敷在肝脾部位。

也还有利用动物的内脏内服治病的，这实际上属于脏器疗法的内容。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一种急救术，即将病患者纳入动物腹内。

这种疗法可能是前述的掘地为坑烧热后放入病人急救的发展。

如成吉思汗时期其大将军布智儿“从征回回、斡罗斯等国，每临敌必力战，尝身中数矢，太祖亲视之，令其拔其矢，流血闷仆几绝，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纳布智儿于牛腹，浸热血中移时遂苏。

”（《新元史·布智儿传》第26卷，中华书局）。

(三)针灸、按摩、放血等疗法：针刺术在蒙医学中也占有一定的位置，在内蒙多伦地区发现的石器时代的石针，伊克照盟发现的匈奴时代的青钢针，都说明蒙医学早已有针术的应用。

但由于文献的缺乏，难于断定当时针刺术的具体内容，不过用针刺放血治疗，则是是蒙医治疗中常用的一种方法，藏医著作《大宇陀传记》中就写有“来源于蒙古地区的放血疗法”的内容，说明蒙医的放血疗法起源是很早的。

火灸疗法起源较早，在广袤的草原上，尤其是严冬，牧民们十分需要火的温暖。

蒙古族的祖先很早就学会用火，提高了身体的健康水平和保健。

在实践中知道用火来温烤身体病痛的部位。

后来，灸法就被称为“蒙古灸法”，如藏医的《由部医典》就有“蒙古灸法”的记载。

据载，这种方法是将“小茴香拌油加热后用毛毡包扎”的一种热灸法，传统的蒙古火灸法用具是火镰、燧石、白山蓟绒三种，最早期用的并非用艾篙。

至于按摩术，蒙古族人民用得也很普遍。

后来，用来按摩的还有黄油或其他油类。

按摩时，有的用银碗，或直接把奶或油涂手掌上，进行按摩。

银碗是一种没有底座，近乎半球形的碗，用圆滑的底面按摩。

(四)药物治疗：早期的蒙古族人民用来治疗的药物，是取自广阔草原和大森林中的现成的自然赐予。

直至十三世纪，还没有有关蒙药的专门著作，而只是在其他的一些著作中，提及一些有关蒙药的内容，如《饮膳正要》中提到的赤赤哈纳，就是沙棘，已经提到如何做成膏剂的方法。

大黄也是常用的蒙药，如蒙哥可汗的胡图克皇后就曾接受大黄药浴的外治。

再如蒙古地区的特产肉苁蓉应用也是极普遍的。

《饮膳正要》、《瑞竹堂经验方》等书中均已提到。

其他植物药还有八旦杏、人参、杏仁、甘草、山枣、百合等。

三、维医学(一)西辽时期的回鹘医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契丹族于916年建大契丹国，938年改国号大辽，其西境直达叶塞尼河上游，与高昌回鹘、喀喇汗国接邻，互相贸易十分活跃，其上京汉城因之设有“回鹊营”。

回鹘文化甚至景教(基督教)亦于此时传入辽地。

这时期的回鹘医药文化有了更多成分和溶合。

塔里木盆地南缘还出现了一个出色的医学家艾拉·伊丁·穆罕默德·和田尼，他出生于和田伊里奇肩波孜热纳村，就学于和阗，后到喀汁、布哈拉深造，并拜师访友，成了一个博学多才的医生。

后来积多年亲身体会和经验，写出了《医学结晶》等许多医学著作，他还在当地开办的经学堂教授生徒，培养了许多医生和科学家。

但至1211年，屈出律夺得岳父的西辽政权后，所有书籍被烧毁，医学典籍遭践踏。

(二)元蒙时期畏吾儿医药1217年，蒙古军队进击屈出律，回鹘成为成吉恩汗西征欧亚大军的组成部分；元蒙帝国中亚、西亚、包括新缰西州移民和宿卫既多，阿拉伯医药更加快了传布，1263年爱薛掌管西城星历、医药二司，1270年设广惠司，皆与此有些关系。

这时期塔里木盆地基本倾向于稳定，医学也受到重视。

喀什、莎车等地的学堂教育日益兴旺，还建立起专门的医疗机构，并鼓励医生们著书立说及从事翻译工作。

阿拉伯、波斯文中的《提比·玉素夫》、《考黑日·哈日考才夏》等书被译成察合台语；由撒马尔罕人著成的《鲁则提沙怕》(《察合台医生历史》)是用察合台语写成的。

还有许多医书手抄本印有国王印玺。

根据当时著名诗人阿不都热衣木·纳扎里的诗著记载，汗国后期在塔里木盆地成长起来的著名医生努肉孜阿訇，一生中培养了许多徒弟，他擅长利用当地草药为患者治病。

后半生行医于麦盖提，那儿的人民对他的墓地十分崇敬，称作“努肉孜阿訇寝陵”。

当时非常出名的用察合台语写成的长诗《古里与努诺孜》及后来的《赛卡克诗集》等中也都赞美了畏兀儿的医师和药物。

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是一位军事家、文学家，同时也是医学家，博学多才，熟悉医术方药。

擅长外科手术。

四、傣医学元代，我国傣族聚居的大部分地区，已进入了封建领主经济的社会形态。

元世组忽必烈在云南开创土司制度后，傣族封建领主的世袭统治制度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法定认可，从而使傣族社会内部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获得了相对的独立和稳定，这种社会状态一直保持到清代。

上述这一较为封闭的社会环城，更加之地处边远交通不便的地理因素，这是傣医学作为一种独特的传统医学体系得以长期保存和发展的历史环境。

傣医学在经历了漫长经验医学积累的过程后，至元代已逐渐地向理论医学阶段过渡。

出现了有文字记载于贝叶上的具有系统医学理论的典籍及临床医书，对于元代以后傣医学理论的形成，与这一时期中佛教文化在傣族社会内的传播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傣医学理论形成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傣文的出现。

傣族传统医学随着傣文的发明，已从对疾病的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阶段过渡，其医学经典理论，多混于经书之中，如《巴利藏经》中的“三比达嗄”。

《经藏》中的“苏典打”，《律藏》中的“惟乃”。

《论藏》中的“阿毗倘玛”等都是有关傣医学理论的记载。

其中尤以“阿毗倘玛”记载最多。

而有关系统论述傣医学基本理论的第一部专著，则是《嗄牙桑卡雅》。

《嗄牙桑哈雅》是傣医学的理论基础。

该书阐述了傣医学对人体生理解剖学、胚胎学的认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在论述组成人体的要素以及与自然的关系是，世界是由风、火、水、土(傣语为塔、都、档、西)组成的，人体内也是由这四种基本元素所组成。

人体的健康，即是体内四种元素自身的平衡并与外界四种元素平衡的结果，而一旦四种元素的平衡失调，就会发生疾病。

如火盛则发烧，水盛则浮肿，风盛则四肢震颤，而土盛会出现冰冷，在对待人与自然，疾病与环境的关系上，傣医学根据傣族所生活的热带和亚热带气候特点，结合傣历一年三系，每系四个月的季节划分(傣历的三月相当于公历的一月)，得出了当地冷季、热季、雨季三个不同季节的发病规律和疾病特点。

傣医学中另一部值得提及的临床经典专著为《档合雅龙》，该书产生于公元1323年，全书在总结傣医临床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嘎牙桑卡雅》的理论基础，论述了傣医关于人体肤色与血色，药性与肤色，年龄与药力药味的关系，运用相生相克的辨证法来指导疾病的诊断与合理用药。

该书可为傣医学临床的经典专著。

傣族聚居地热带、亚热带的地理气候环境为傣医学提供了极为丰富天然药物来源，更有当地特有的野生动、植物药物。

建立在理论基础上的傣医学，临床用药约有一千余种，可分为植物、动物及矿物三大类。

按其药物的性质和作用可分为热性药(傣语称雅黄)；凉性药(傣语称嗄因)：平性药，按药性又可分为酸、甜、咸、苦、麻、辣、香等七味。

在药物使用上按照傣医的理论，使用复方组成，一方少则二，三种，多则三十余种药物不等，有专方治病的，也有一病数方的。

关于傣医学临床实践的记录则是大量散播于民间的医学手稿，这种手稿称为《旦哈雅》、《丙利雅》，医学手稿记录和总结了傣医们长期以来积累的，对其傣医学理论实践的经验和认识；有趣的是，傣族社会内（解放前）并没有专职的傣医，傣族青少年进入佛寺当和尚。

在佛寺生活的数年间，在接受宗教教育的同时，不仅学习了傣文，而且获得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这其中含有傣医学的基本理论知识。

还俗后，一些对医学感兴经的人，凭着从佛经中所获得的傣医理论，再运用流传于民间的医药手稿，而从事业余的医疗活动。

这种医药手稿从而得到不断的相互传抄，在传抄中又不断地加以各自的补充、修订。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丰富其手稿的内容，这种医药手稿从不署传抄者的姓名，这是因为对信奉佛教的傣族社会来看，傣族医药既然是佛主所创造的，在手稿上署上自己的姓名，是对佛的极大亵渎，这是不能允许的。

从上述关于傣医学简要历史，可见傣医学理论的出现约在元代，可以认为，傣医学是印度医学、汉族医学与傣族本民族医学三者有机融合在一起的独特民族医学体系。

辽夏金元临床各科成就一、内科杂病(一)内科杂病治疗上的百花齐放热证治验与辨证论治刘完素以火热立论，故在临证上重视辛凉解表、表里双解、急下存津、清热解毒等治则，在具体运用时，从表里两个方面，提出医疗火热病的一套方法，尤其对使用寒凉药有其独到的经验。

这对当时南方和剂局方盛行，惯于习用辛燥温热的时弊，无疑起到纠偏和补其未及的作用，刘完素对内科杂病具有丰富的治验，并时有创见。

如他对咳嗽的证治，角色在病机分类和治疗用药上都颇有见地，关于消渴，着重在治法上按其上、中、下三消分治，治上消用人参石羔汤，治中消用顺气散，治下消闲八味丸，在临床上有一定实用价值。

驱邪主张丰富了内科杂病的治则，金代医家张从正扩大了吐、下法在内科杂病中的运用范围，并颇有治验。

例如凡风寒宿食停滞胸膈上部，可用吐法；凡寒湿府冷或湿热侵犯下焦，可用下法。

所以驱除邪气是张氏学术主张的核心，也是其治疗的根本原则，在疾病产生的前期阶段，对补与泻的关系则强调泻，对扶正与攻邪的关系则强调攻，这不仅对于纠正当时医界滥用温补的不良风气产生了重要作用，并且为丰富和发展内科杂病的治疗法则做出了贡献。

调补脾胃，升阳益气治法的创用：李杲既强调脾胃机能在发病中的重要作用，在杂病治疗上也强调补脾胃，主张“升阳益气”、“甘温除热”等法，以增强人体本身的机能为主，开创了祖国医学脾胃枢机学说和治法研究的先河。

在具体治法上主张采取一整套以升举中气为主的治疗原则，如治肺弱表虚证，用升阳益胃汤，治脾胃内伤，用补中益气汤；治肾阳虚损，用沉香温胃丸。

其中，他在所创制的升阳补气法的指导下，针对脾胃病发展一套系统的方剂，运用极为广泛深入，临证上也有较好疗效，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并对宋元时期以及后世诸家形成内科杂病治疗上的温补学派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滋阴降火”治则及六郁证治，朱震亨吸取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三家学说之长，并博览群书，对滋养人身阴液有深刻的研究，阐述了抑制相火，保护阴精的实质。

在内科杂病的治疗上，也就十分重视保养“阴分”的问题而善用“滋阴降火”之剂。

他所创制的大补阴丸、琼玉膏等方，在临床上颇有价值，为后世医家所广泛应用。

朱氏在论六郁证中指出，情志怫郁，会引起气机郁滞，从而创立“六郁”之说，即气郁、湿郁、热郁、痰郁、血郁、食郁。

他所创制的越鞠丸统治六郁，其中以治气郁和火郁为重点，对后世治疗这一类证候有很大的启发。

(二)葛可久治疗虚劳症的成就虚劳病亦属内科杂证之一，在金元时期获得治疗方面的突出进步，主要反映于葛可久的《十药神书》中，《十药神书》是一部治疗虚症的专书。

虚劳所包含的证候很广泛，葛氏所言之虚劳大抵为肺痨，相当于现代医学中的肺结核。

此书篇幅很小，却相当精练。

反映出当时的中医对肺痨病的临床表现及治法方药都已有了比较成熟的认识。

葛氏认为气血津液内亏是虚劳发病的根本原因。

临床可见咳嗽、咯血、吐痰、骨蒸烦热、盗汗，形体消瘦，面色苍白而两颊潮红，口干咽燥、饮食难进，气力全无，以及小便白浊，遗精等等症状，这些描述是比较准确的。

葛氏还指出了此病的预后很差，治疗也比较困难。

葛氏书中在提出了代表肺痨基本治法的十首方药，大致可分为四类，而益气养阴则是贯穿十方的总原则。

1、止血剂，用于咯血为主要症状者，葛氏认为肺痨咯血“大抵血热则行，血冷则凝，见黑则止，此定理也。

”（葛可久《十药神书》2，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因此首例十灰散以凉血止血。

如若内有瘀血，则以花蕊石散活血止血。

大出血，则以独参汤益气固摄。

并提出咯血病人的护理当令其安睡，切忌惊动，这确是很有意义的经验之谈。

2、化痰镇咳剂，用于久咳不愈为主要症状者。

其中保和汤具有润肺化痰止咳的作用，太平丸又兼能清热，沉香化气丸以清热下气，燥湿化痰为功，适用于虚中夹实之痰热望盛者。

3、清虚热剂，用于骨蒸潮热为主要症状者。

书中只提出了保真汤一首方，旨在示人规矩。

4、补虚剂，葛氏的补虚剂凡三首，特点是以血肉滋补良品，如羊肺、白鸭、乌鸡、团鱼、指羊脊髓等等，加上滋补中药修治而成。

其中润肺膏与白凤膏均为食疗方，为肺痨病人增加营养确是至关重要的治疗措施。

二、妇产科金元时代，四大医家对病因各持不同主张，对妇产科疾病的辨证论治和诊疗方法各有发挥或创新。

他们各以自己独特的见解和临证体验，丰富了妇产科学的内容，其中尤以李东垣、朱震亨贡献较大，富有实践经验，推动了中医妇产科学的进步。

(一)月经不调的辨证治疗张从正善用吐下法治疗闭经，《儒门事亲》记有他曾用吐下法治愈闭经的验案，李杲和朱震亨对于调经，一偏重于补脾，一偏重于养阴，但都主张以调气为首要，则其所见相同。

李东垣说：“妇人病经，先柴胡以行经之表，次四物以行经之里，先气而后血也”，朱丹溪调经也是以四物汤为主，但较李杲有更丰富的实践经验。

他在《丹溪心法·妇人》中指出：月经先期而来是气血俱热，宜清气凉血，用柴胡、黄芩、当归、芍药、生地、香附；过期而来是气血虚，宜补气养血，用四物汤加黄芪、陈皮、升麻。

经水将来或临行时腰腹疼痛是气滞血瘀，宜四物汤加桃仁、红花、莪术、玄胡、香附、本香。

血枯经闭，四物汤加桃仁、红花；阴虚经闭，四物加苍术、牛膝、陈皮、甘草。

另外，还提到肥胖妇女可有经闭不育现象。

用导痰汤加黄连、川芎，成为后世辨证治疗月经不调的纲领。

(二)带下病证治刘完素论带下，提出了湿热致病之说，纠正了过去概以白带属寒的偏见。

张从正、李杲论带下，也都认为是湿热致病，但在治则上各有有同特点。

纵观张从正《儒门事亲》中治疗带下的验案，擅长应用吐下、分利小溲的治法以导泄湿热。

其治疗原则是从攻邪治实着手，而李杲《兰室秘藏·妇人门》则主张益脾胃、升阳泻火以清除湿热，是以扶脾治虚为本。

因此，临床当辨虚实为其要领。

(三)产前调治和妊娠常见病1、产前调治 朱震亨主张产前安胎以健脾清热为主，对《金匮要略》妊娠常因当归散极为推祟，并有新的发挥。

对胎漏、胎堕的发生，朱氏认为，是由于脾虚血热的缘故，同样采取健脾清热的调治方法。

善用白术、黄芩，临证甚为效验。

白术、黄芩为安胎圣药之说，实为朱氏的实践经验。

2、转胞(妊娠尿闭)的诊疗方法 早在《金匮要略》中已有“转胞不得溺”的记载。

朱震亨经过临证观察分析，进一步认识了妊娠尿闭的发生机理，并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处理方法。

朱氏用服药探吐激发升提减压的方法，处理妊娠小便不通，其设想巧妙，具有创新之意。

如若尿闭病情危急，宋氏更采用了阴道内托胎减压的方法，与服补药配合使用，体现了标本兼顾、内外结合的治疗原则。

(四)产后调治和产后常见病1、产后调治 《丹溪心法》列有“产后”专论，主张“产后有病，宜先顾正气”。

产后水肿，必用大补气血为主，少佐苍术、茯苓，使水自利，产后大发热，此非有余之热，乃阴虚生内热耳，故以补阴药大剂服之，”又如对产后乳汁不行，则以通草、木通、猪蹄煎服”，采用了通络与补血并用之法，朱氏产后大补气血的调治原则对中医产科产生了较大影响。

2、阴道膀胱瘘验案报告 朱震亨在《格致余论》中专列有“难产胞损淋漓论”。

其中记有验案一例：“曾见因收生者不谨，损破产妇尿脬(膀胱)，致病淋漓，遂成废疾。

一日有徐妇，年壮得此，因思肌肉破损，在外者可补完，胞虽在腹，恐亦可治。

遂诊其脉，虚甚。

余曰难产之由，多是气虚，难产之后气血尤虚。

试与峻补，因以参、芪为君，芎、归为臣，桃仁、陈皮、茯苓为佐，煎以猪、羊胞中汤，极饥时饮之，至一月而安。

盖令气血骤长，其胞自完，恐稍迟缓，亦难成功。

”这一精辟见解和宝贵经验，为后世治疗本病奠定了基础。

三、小儿科金元时期，医学由九科增至十三科，以小方脉命名的儿科和其他学科一样，也有许多新的发挥。

这一时期，主要的儿科医家及医著是曾世荣及其《活幼心书》3卷、《活幼口议》20卷。

另外，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宋丹溪四大医家，在儿科学术方面，也都有不同程度的阐述，尤其在小儿病证治方面较以前有明显进步。

金元医家针对当时社会过分溺爱而致小儿发病的现象，提出科学育儿的方法和要求。

曾世荣也认为，不使小儿衣过暖、食过饱，是保证小儿健康发育的重要措施之一。

他曾作“小儿常安”歌：“四时欲得小儿安，常要一分饥与寒”(《活动心书》卷上)宣传他的育儿方法，颇得民众的欢迎，至今仍在流传。

这对于维护小儿健康成长，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这一时期，对儿科常见病证治取得了较大成就。

关于麻疹，滑寿通过长期细致的观察，发现小儿麻疹发病之前，往往“舌生白珠，累累如栗，甚则上颚牙龈满口通生，”(《麻疹全书》)，滑寿这一发现是我国描述麻疹颊粘膜斑的第一人。

对于麻疹与其他疾病的早期鉴别诊断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关于麻疹的治疗，张子和提出初期应以清热解毒、辛凉清解为主，发疹期宜清热透疹；皮疹正收及收没后，用滋阴清肺。

并特别指出，在病程中“须防疱疹发喘”，即注意防止麻疹合并肺炎。

对惊风的证治，金无医家有其独到之处。

如张子和善用攻邪之法治疗惊风，李东垣在《兰室秘藏·小儿门》中专列“治惊论”，提出“外物惊，宜镇心，以黄连安神丸，若心气动致惊，宜寒水石安神丸”的治疗方法。

对疳积，张于和《儒门事亲》不仅论述了身瘦疳热一类疾病的辨证和治疗，还对眼疳、牙疳等疳证作了详尽的阐述，所举甘露散、益黄散、四味肥儿丸、五疳消毒丸等方剂，一直为后世所沿用。

金元时期治疗疳证的方剂已相当丰富，仅李东垣《兰室秘藏》就载有厚肠丸、中满分消丸、消痞久等十余首；元《原版启微》认为疳证为养护失调、饮食失节所致，主张用茯苓渗湿汤、升陈龙胆草饮子等，以升阳降阴。

另外，朱丹溪还用“声高气粗肺炎”来描述肺闭喘咳的症状，这在我国医学文献中还是首次使用“肺炎”一词。

曾氏对小儿吐泻也有研究。

他将吐分为冷吐、热吐、积吐、伤风嗽吐、伤乳吐等，将泻分为冷泻、热泻、伤食泻、水泻、积泻、脾泻、风泻、脏寒泻、疳积酿泻等加以论述，深化了吐泻病因病理的认识。

小儿吐泻的治疗，张子和提出用桂苓甘露饮、五苓散、益元散等治疗暴泻或水泻不止；用养脾丸治久泻不止；用牛黄通膈丸治身热吐下：这些经验大大丰富了中医儿科治疗学的内容，为后世儿科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四、外科与皮肤科(一)外科急救技术：如前所述，契丹族起于今东北辽河一带，于10世纪统治中国北部并建立辽代的多年征战中，与北宋对峙，公元1125年为女贞族金所灭。

13世纪初，蒙古族兴起，先后在与金、宋的不断交战中最后统一了中国，建立元。

在这三、四百年的不断相互战争中，外科医疗技术的发展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培养，在辽、夏、金、元的统治者中，都得到了更多重视，特别是外科医疗急救技术。

以下我们摘引几段史料以说明当时的外科医疗急救技术水平。

“布智儿奋身力战，身中数矢，太组亲视之，令人拔其矢，血流满体，闷仆几绝。

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纳布智儿于牛腹，浸热血中，移时遂苏；”“忽林失……冲击敌营，矢下如雨，身被三十三创，成宗亲督左右出其镞。

命医疗之，以其功闻”；“张荣……为流失贯眦，拨之不出，令人以足抵其额面拨之，神色自若；”“乱兵以火熏灼之，民多死，(郝)经母亦死。

经以蜜和寒菹汁，决母齿饮之，即苏”；“李庭……攻沙洋、新城，炮伤左肋，破其外堡，复中炮，坠城下，矢贯于胸，气垂绝，伯颜命剖水牛腹纳其中，良久乃苏，”“(张)喜身中十八矢，一矢镞贯腹，闷绝复苏，曰：得血竭饮之，血出可生，世祖亟勒取血竭，遣人往疗之，疮既愈”；“赵匣刺亦陵三创，矢镞中左肩不得出，钦察惜其骁勇，取死囚二人，刲其肩，视骨节浅深，知可出，即为凿其创，拨镞出之，匣刺神色不为动”；“世诅过故马潼，得足疾。

……召(许)因帧入视”，“道祖即位，录前劳，授荣禄大夫、提点太医院事”；“睦欢力战连中三矢、仆城下，太宗见而怜之，命军校拔其矢，缚牛剖其腹，裸而内诸牛腹中，良久乃甦，”（宋濂《元史》卷123、135、150、157、162、165、168、169，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以上所引八条史料可以说明在元代外科急救技术有其明显的特点。

例如其中三例使用剖牛腹去内脏，将外伤并发休克的伤员纳入牛腹腔的方法，既是一种能够避免不良刺激的安全措施，更重要的是这一方法有着极好的保温作用，可以促进休克获愈，特别在战场条件下更属难得。

又如为了作好从肩关节拔除矢镞，要求首先对同关节的解剖部位和相互关系作出科学的了解，然后对矢镞所伤与应如何采取正确方向的拔除方法，有一个科学的依据和精确的判断，以提高成功的保证。

(二)外科疾病认识与医疗手术：此期外科学发展水平虽不甚高，但在契丹族、党项族、女贞族及蒙古族政权的外科医疗手术水平方面，较其原有技术则有比较明显的提高。

关于阴囊积水，金·张子和叙述说：“水疝其状肾囊肿痛，阴汗时出，或囊肿而状如水晶，或囊痒而燥出黄水，或按之作水声……宜以遂水之剂下之，有漏针去水者，人多不得其法”。

张氏关于水疝之论，明确指出其症状诊断“状如水晶”，“铵之作水声”，其治疗技术强调了“有漏针去水者”（张子和《儒门事社》卷2，《四库全书·医家类》中医古籍出版社影印，1986）。

漏针，据考与《内经》所述之筒针类同，其设计实际上已与今之穿刺吸水在原理上很相近似。

上述张氏的认识应该说在当时已是高水平的，特别治疗先用逐水法保守治疗，不效后用穿刺针(漏针)放水，更是很先进的医疗技术。

关于乳腺炎原因与防治方法，元·朱丹溪指出乳痈之发生是由于“窍不通而乳汁不得出”的关系，故在他防治措施上强调“初起应忍痛揉，今稍软吮令汁透，自可消散。

失此不治，必成痈疖”。

这些理论和防治方法都是符合科学原则的。

关于肿瘤之手术治疗：张子和在叙述胶瘤时指出：“一女子未嫁年十八，两手背皆有瘤，一类鸡距，一类角丸，腕不能钏，向明望之如桃胶然，夫家欲弃之，戴人见之曰：在手背为胶瘤，在面部为粉瘤，此胶瘤也，以（钅非）针十字刺破，按出黄胶脓三两匙，立平。

瘤核更不再作，婚事复成，非素明者，不敢用此法矣”（张子和《儒门事亲》卷8，中医古集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医家类》本，1986），按其所论是对腱鞘囊肿之比较严重者的正确记述，张氏的手法治疗原则和方法都是比较科学的，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又如危亦林在论述蒂小体大息肉瘤的治疗时论述了系瘤法，即“用莞花根净洗……捣取汁用线一条浸半日或一宿，以线系瘤，经宿即落”（危亦林《世医得效方》卷19，四库全书本），此类手术在此期间的医学著作中还有记述，且其简便易行并能获得较好疗效而对明清有着较大的影响。

关于咽部异物(铜钱)的剔除术与医疗器械设计：《儒门事亲》载“一小儿误吞一钱，在咽中不下，诸医皆不能取，亦不能下，戴人熟思之，忽得一策，以净表纸，令卷实如筷，以刀综横乱割其端，作鬅鬙之状，又别取一筷，缚针钩于其端，令不可脱，先下咽中，轻提轻抑一探之，觉钩入于钱窍，然后以纸卷纳之咽中，与钩尖相抵，觉钩尖入纸卷之端，不碍肌肉，提之而出。

”（张子和《儒门事亲》卷7，四库全书本），张氏钩取咽中铜钱的器械设计和方法要领等是很科学的，惜未得到推广改进和发展。

元·齐德之为了疮疡深处给药，他创造了与现代注射器相似的银制筒子针。

指出：“用锭子法匠，以银作细筒子一个，约长三寸许，随针下至疮痛处，复以细银丝子内药于筒内，推至痛处”（齐德之《外科精义》卷下，四库全书医家类，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结合张子和创漏针穿刺放阴囊积水，不难看出金元时期医家在创制外科医疗器械方面的思想还是十分活跃的。

(三)外科手术、麻醉与止血：关于外科手术，《世医得效方》“正骨金镞科·秘论”，载“肚皮裂开者，用麻缕为线，或捶桑白皮为线，亦用花蕊石散傅线上，须用从里重(层)缝肚皮，不可缝外重皮，留外皮开，用药渗待生肉”，其方法、步骤和要求的科学性又比隋代巢元方有所改进和提高，外科手术成功率的高低，与麻醉效果有着密切的关系，此期对麻醉术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用药量同麻醉深度间关系的认识和运用，同时还强调了个体不同耐量之差异、出血多少间的差异，如危亦林所论述：“先用麻药服，待其不识痛处，方可下手。

或服后麻不倒，可加曼陀罗花及草乌五钱，用好酒调些少与服，若人如酒醉，即不可加药。

被伤者有老、有幼、有无力、有血出甚者，此药逐时相度入用，不可过多。

亦有重者，若见麻不倒者，又旋添些，更未倒。

又添酒调服少许，已倒，便住药，切不可过多”。

由于手术创伤、出血等刺激会引致病人虚脱、休克等，他强调必须给于病人“用盐汤或盐水与服立醒”，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创见。

外科手术成功率的高低，还与止血技术有密切关系，前代明确强调用于手术中止血并不多见；危亦林所记述的捆扎止血与现代的在出血近端处捆扎以断血源的止血完全相同。

捆扎，外敷收敛力很强的龙骨、血竭等末，以及缝合等三种技术都有着比较可靠的止血效果。

虽然并未说明用于外科手术中，但手术中出血用之应当说是意料之中的事。

危亦林同时还记载了药物压迫止血法，他用“葶麻揉令极软，覆在伤处，缚定止血”。

所有上述有效止血技术的临床应用，共同为此期外科手术中止血创造了比较好的条件，对外科手术特别是较大创伤治疗的成功增加了更多的保证。

此外，关于腹股沟斜疝《儒门事亲》的论述则颇有见地，指出：“狐疝，其状如瓦，卧则入小腹，行立则出小腹入囊中……今入带钩钤是也”（张子和《儒门事亲》卷土重来《四库全书·医家类》，中医古籍出版社影印，1896）。

所谓“钩钤”，即用铁丝之类编制的疝气带(罩)。

江苏辽阴明墓出土的银丝编制的疝气罩，可能正是金·张于和所记的“钩钤”，或是其改进与发展。

皮肤病认识水平提高：金元医家的学术争鸣和创新精神，也促进祖国医学有关皮肤病的理论与实践，在不少方面别开生面，诊断或治疗水平进一步提高，并给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金·完素倡“主火论”，扩大了火热病的范围，许多皮肤疾患的发病机理，也以此阐发。

金元医家所创的许多新方剂，极大地丰富了中医皮肤科的治疗学内容，如李东垣之龙胆泻肝汤用于治疗肝经湿热下注所引起的阴肿、阴痒、阴湿等阴部皮炎湿疹类疾患，李氏普济消毒饮治疗头面部风热疫毒如丹毒。

《丹溪心法》之二妙散与《世医得效方》所载苍术散，组成及主治相同，清热燥湿，用以治疗下部湿疮等，沿用至今，效果明显。

脓疱疮：《丹溪心法》论及外科用药法时曾谓：“脓窠疮治热燥湿为主。

”并说：“疮有三种，脓泡疮，治热为主。

”这是此一病名的首次见载。

在《千金要方》有“风热毒”、“洪烛疮”之描述颇似本病。

明·汪机《外科理例》用的名称也是脓泡疮，相当于现代医学化脓性皮肤病脓疱疮。

五、骨伤科金元时期，政府设“正骨兼金镞科”，进一步确立骨伤科在医学的重要地位。

这时期《永类钤方》、《世医得效方》和《回回药方》有关正骨的论述，反映了骨伤科在诊断治疗学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发展。

(一)创防诊疗技术的进步：《回回药方》依据伤口的形状、深浅、损伤肌肉筋骨的程度把外伤分为十等。

《永类钤方》介绍喉外伤、阴囊外伤和腹部外伤肠出清创缝合技术，主张用“曲针”桑白皮线缝合；特别介绍诊断外伤肠穿孔，认为“不可治”。

《回回药方》提出应用“止血带”的止血法，谓：“将伤的一体离伤稍远处拴，此体比别体要放高(抬高伤肢)，令血来的力不能到伤处。

拴系的方法：从伤的一体稍远处拴，将带子自伤处往后紧缠去，复缠回拴定，则血流可止。

”(二)骨折脱位治疗技术成就：这一时期对人体头部、胸背部、脊椎、四肢的骨折和脱位的诊断、分类、治疗都有所论述。

其中脊椎、肱骨骨折复位和髌骨骨折固定等创造了新的方法。

关于骨折脱位的诊断分类，危亦林将四肢骨折和关节脱位、归类为“六出臼，四折骨”，“六出臼”指四肢肩、肘、腕、髋、膝，踝六大关节脱位，“四折骨”指肱骨，前臂骨、股骨和胫腓骨四大长骨干骨折。

危亦林强调在诊断骨折时要触摸辨别骨移位的方向；首次记载肩关节有前上方脱位和盂下脱位两大类型。

还指出足踝部骨折脱位有内翻和外翻两大类型。

《世医得效方》所描写的时关节的部位、腕关节和踝关节部位的损伤，就包括这些部位的骨折脱位。

《回回药方》描述了骨折愈合过程和四肢骨折愈合的日程：指出儿童骨折容易愈合是由于其生长发育能力较成人旺盛之故。

认为影响骨折愈合的原因有四个方面，即外洗过多、去除固定过早、活动过早及饮食不当等。

其中去除固定过早和活动不合理，现代临床视为引起骨折延缓愈合或不愈合的因素。

对骨折的治疗，《回回药方》也是用复位、外固定相内外用药的方法。

书中多处提出治疗骨折之方法：“一者扯拽，二者拴缚。

拴者且至两边相合还(回)旧迹。

”这一时期对人体各部位骨、关节损伤脱位的诊断和治疗技术均有不同程度的进步，现分述如下：颈椎骨折脱位。

《水类钤方》首次记载指出：“凡捽进颈骨，用手巾一条，绳一茎，系与枋上，垂下来，以手巾兜缚颏下，系于后脑绞绕接绳头却以瓦罂一个五、六寸高，看捽入浅深，斟酌高低，令患人端正坐于其罂，令伸脚坐定。

医用手采捺平正，说话不觉，以脚踢去罂子。

”此兜颈坐罂法是一种牵引快速复位，现代虽不用，但其运用类似四头带牵引复位，却是医学史上首创。

法国的格利森(G1issor)到1677年才应用类似的悬吊带处理颈椎损伤。

《永类钤方》还介绍使伤员卧位，医者用双手牵头，两足踏伤员双肩以对抗牵引复位颈椎骨折。

《回回药方》认为，损伤在脖项骨节上死尤速”也用牵引复位法治疗。

对腰椎骨折，《永类钤方》记载腰椎骨折，提出令伤员俯卧，双手攀门板上缘，医者将两脚抬起牵引，另一医者用手按压局部的”攀门拨伸法”复位。

这是医学史上最早应用过伸法复位脊柱骨折的记录。

《回回药方》则认为复位后应“令病人仰卧，以一硬枕放脊梁上”治疗，可视为现代“腰背枕垫法”的滥觞，并较正确描述了脊椎骨折合并脊髓损伤所致的完全截瘫和不完全性截瘫的症状表现。

《回回药方》介绍整复脊椎骨折的方法有三种，第一种即李仲南的“攀门拽伸法”。

第二种方法是介绍“先贤卜忽刺(喇)忒”的方法，即让病人俯卧床上，用布带交叉十字绷上半身和下半身，各绷于一本棒上，然后把病人扛抬起，医者用手按压脊椎局部或“放胆立病人脊背上用力蹴其骨入本处。

”这种“扛抬按压法”，19世纪英国外科大师托马斯氏(H.

O Thomas，1843～1891)曾推荐使用，因此近代西方誉为“托马斯氏法”，第三种方法是让病人俯卧于床上，用一块木板横跨于受伤脊背，一头固定于墙壁，后用力按压另一头木板使骨折复位，骨折复位后，《回回药方》也主张用木板一块置于脊柱包扎固定，后世称“腰柱”固定法，原理与危亦林的腰围夹板法相同。

此外《回回药方)首次描述了尾锥骨折，并创造性运用“以中指入谷道摸其骨，用力按其本处”以复位，还主张：“可少与饮食，庶免大便多去有伤病处”，这些治法和观点都是十分科学的，对今天临床还有实用价值。

肩关节脱位的复位法，危亦林用“杵掌坐凳法”和“架梯法。

”其复堕原理类似蔺道人的“靠背椅式”法。

肩关节脱位《回回药方》介绍有三种新的复位法：一是“手牵足蹬法”，二是“入掮法”，是医者把伤员伤肢置与肩上，使肩部顶住伤员肩腋下，然后把伤员掮起以复位。

第三钟方法类似现代所称的“科克尔氏法”(Kochers 1870)，还主张对肩关节脱位复位后用“十”字绷带固定，这种绷带固定法，到19世纪法国人继尔浦(Velpeau，1795～1867)提倡应用而被人命名为“维尔浦绷带”，对于产伤所致的婴儿肩关节脱位，《回回药方》也有记载，并主张用上述的徒手法整复。

《永类钤方》介绍治疗“两肩……若骨腦义出”即肱骨外科颈骨折移位，“用布袋腕系在前，如出在后，腕系在背后；若左出折向右肱，右出折向左肱骨即入。

接左摸右髻，接右摸左髻。

《永类钤方》不仅首次把肱骨外科颈骨折分为内收型和外屈型，同时还介绍了至今仍在应用于临床的内收、后伸、外屈纠正成角移位的复位固定法。

危亦林的“手臀出臼”，包括了肘部的骨折，诸如肱骨髁上骨折等。

危亦林有关“手臂出臼”的记录，实际上是肱骨髁上骨折在骨科治疗史的最早记载。

对肱骨髁上骨折伸直单侧夹板固定法，有利于骨折的愈合，且严重的尺偏或挠偏移位，可望部分纠正。

《永类钤方》介绍用“粘膝法”鉴别诊断髋关节的前、后脱位，认为“以患人膝比并之，如不粘膝，便是出向内，如粘膝不能开便是出向外，”髋关节前后脱位分型诊断法——“粘膝征”，现代医学称为艾利氏征，却是二十世纪才报导的。

对髋关节脱位，危亦林已认识到髋关节是桁臼关节，应用悬吊复位法。

《回回药方》介绍整复髋关节脱位的方法有三：一是“悬吊法”；一是在“手牵足蹬法”基础上加用布带牵引上半身和患肢；一是对前脱位采用内收患肢的方法复位。

此“内收法”是李仲南首创。

股骨干骨折：《回回药方》记载了股骨、髌骨、胫腓、足腰部骨、跟骨、趾骨等骨折和膝关节脱位所介绍的复位法都是牵引，揣捏复位；还对股骨干提出了双膝间加一枕绷扎和健肢一起固定。

对髌骨骨折发明了抱膝圈固定法。

《永类钤方》记录髌骨骨折，提出半屈曲位复位并用“竹箍”即竹圈固定，此法至今还应用于临床。

同时，《永类钤方》在描写膝关节损伤时，首次提出“用针刀去血”，这方法是科学的。

至今临床上对膝关节外伤血肿还主张抽吸关节腔的积血，以防止关节粘连，对膝关节脱位，危亦林记录了膝关节脱位，认为“手臂肘出臼同”，指出复位后不应固定。

足踩关节骨折脱位复位法：《世医得效方》记载了足跟骨折脱位，指出有内翻和外翻两种类型。

介绍应用牵引，反向复位的方法。

骨折脱位的治疗：除了手法复位外《永类钤方》还辑录了《理伤续断方》部分内容以及当时用活血化瘀、补肾健骨的方药治疗骨折创伤，危亦林十分强调骨折脱位复位固定后的活动，如他对肘关节复位固定后，提出“不可放定，或时又用拽屈拽直，此处筋多，吃药后若不屈直，则恐成疾，日后曲直不得。

”治疗膝关节也指出：“服药后，时时用屈，不可定放。

”(均见《世医得双方》卷18)以免关节钻连。

六、针灸科本时期的针灸学发展也有其时代特征。

针灸，以刺络放血泄热多见及多用灸法于临床，并出现了较多的以灸治为主的针灸学家。

在针灸理论上，则相应发展了有关针刺泄热、灼艾保命等学说，在针刺操作手法方面也有发展，并出现了子午流注、飞腾八法等按时取穴法，提高了针灸疗效。

(一)针灸学说金元四大家是金元时期的著名医家，他们在形成他们的医学特色时，在针灸方面也多有建树。

如刘完素，他在经络辨证方面颇有发挥，提出治中风之六经分证法(见下表)，就很有特色。

张从正重视针灸在驱邪方面的作用。

提出“血出与之发汗，名虽异而实同”认为刺络泄血除热攻邪最捷，因此临症多用。

针放血，是对《素问·针解篇》“菀陈则除之者，去恶血也”的发展。

李杲发展了《内经》的脾胃理论，提出了“人以脾胃中元气为本”的观点，在针灸方面，常以“补外踝下留之”，（李杲《脾胃论·三焦元气衰旺》），(足太阳之昆仑穴)以达火生土，充实脾胃之气，及“以胃合三里穴中推而扬之以伸元气”，达到补脾胃元气以制阴火的目的，是补土思想在针灸学中的应用。

其弟子罗天益发展了李杲的针灸法，以中腕、气海、足三里组成灸补脾胃的主方，治疗脾胃虚寒证。

刘完素六经分证表（魏稼《各家针灸学说》P.

47，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中风所属经脉症状针灸腧穴和作用太阳经无汗恶寒针太阳至阴出血并刺昆仑阳跷有汗恶风针风府阳明经有汗身热不恶风针陷谷去阳明之贼刺厉兑泻阳明之实太阴经无汗身凉刺隐白穴去太阴之贼少阴经有汗无热刺太溪少阳经肢节挛痛灸绝骨以引其热厥阴经麻木不仁针大敦以通其经金代何若愚，著有《流注指微论》和《流注指微针赋》，后经阎广明注为《子午流注针经》。

该书记述了何氏创立的一种按时选穴方法一子午流注纳甲法，其开穴的规律是经生经，穴生穴，按五行相生（养子）的次字逐个推算。

此选穴法对后世影响很大，至今临床上还有不少学者致力于子午流注法研究和实践。

何若愚还按“河图”的生成数关系定出了一个针刺深浅的标准，虽较易于掌握，但失之机械，在临床上影响不大。

金元时期著名的针灸学家窦默著有《针经指南》，阐明了针刺与经络脏腑气血的关系，突出了手法在治疗中的作用，他提出的气至“觉针沉紧”说，使习针灸者能较准确的体会得气的概念，具有临床指导意义。

他提倡之“流注八穴”法，及213种适应证，将子午流注之临床应用有所拓展。

其传人王开之子王国瑞又创用了一种新的按时取穴法——飞腾八法，是对于午流注法的补充，子午流注法和飞腾八法是金元以后针灸学中比较重要的一项内容，代有学者进行研究和应用。

元末医学家滑寿将十二正经与任督二脉的经穴按经脉循行分布加以整理，规纳为十四经。

认为这些有穴位的十四经脉是经络系统中的主体，在人体中具有更重要的作用。

因而对十四经径穴循行进行了考证，纠正了《圣济总录》中足少阳经、足阳明经在头面部以及足太阳经在背腰部一些穴位的排列次序和循行走向的缺点，发展了经络学说。

十四经说不仅对明清医家有较大影响，至今针灸临床和科研仍以十四经为主进行研究。

(二)针灸著作与针灸医家针灸专作尚存世者有：金·何若愚《子午经》，今有残卷；《子午流注针经》三卷，何若愚撰、阎明广注；金大定时补注之《新刊补注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并闲邪聩叟撰之《针灸避忌太乙图》；窦汉卿《针经指南》；窦桂芳《针灸条杂说》；杜思敬辑《针经节要》，《洁古云岐针法》、《针经摘英集》、王国瑞撰《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西方子《明堂灸经》、琼瑶真人《琼瑶神书》、滑寿撰《十四经发挥》、胡元庆撰《痈疽神秘灸经》等。

(三)宋针灸铜人的流传与修复12世纪中期，宋金战争宋人失利。

在宋金议和时，金人以索取针灸铜人作为议和的条件之一。

王惟一所铸铜人之一曾于1127年被金人带到东北，后元朝安抚使两次使宋时将铜人携归蒙古族领地。

元中统间尼泊尔人阿尼哥曾在大都修理铜象，即说明宋针灸铜人在金元时期为统治者所重视，因而作为“国宝”。

在金人攻陷汴京时被带往东北，而当元朝建立后又被携至蒙古族领地，从而使针灸知识更为广泛的得以传布。

(四)按摩术在民间流传此时期在官方医疗机构中亦未设置按摩科。

因此，按摩术的记载散见于民间著述。

一些前代常用之自我按摩法如按摩涌泉法、擦肾俞穴法、摩腹法，在一些养生著作，如《寿亲养老书》中可见到。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张从正，在其所著《儒门事亲)中，还把按摩列入汗、吐、下三法之中，认为按摩同汗法一样有疏解作用，首次将按摩同中医治则联系起来。

元代危亦林在《世医得效方》中，按摩法除用于骨伤科外，对腰痛、息积、翻胃、齿痛等病亦都采用按摩方法。

且《世医得效方》中还全部转录了《千金要方》中的按摩、养生术，如老子按摩法、婆罗门导引术及其他按摩手法等。

七、眼耳鼻喉与口齿科金元时期，中医五百科随着整个中医学术的活跃，也出现一种新的面貌。

(一)眼科成就五轮八廓学说作为眼科独特的辨证理论，经多次演变后，于金元时期定型并运用于临床。

据考成书于元末的《银海精微》对五轮的名称、部位、脏腑归属三者的关系作了论述，使五轮的长期演变过程宣告结束，并为后世眼科所宗。

书中并将五轮学说初步融合于眼病80症中，用于分析病机，指导治疗。

八廓的演变较五轮为复杂，其眼部部位和脏腑分属，各书记载差异很大。

元代《世医得效方》将八廓在眼部划分出一定的部位，并配属于相应的脏腑，以天、水、山、雷、风、火、地、泽给八廓命名，《银海精微》大体沿用《世医得效方》命名和脏腑方位配属并有初步运用例证。

《银海精微》卷下看眼法、察翳法、审瞳人法等，是前代医籍从未记载的眼科检查方法。

如看眼法，着重指出了检查眼部病变应有的步骤和各部检查的要点，并注意到医生检查姿势应端正，手法宜轻柔。

由于检查方法的进步，此期时眼病症状的记载较前代更加详尽。

如《眼科龙术论》记载瞳神干缺外障的重点在瞳神不圆和对视力的影响，而《银海精微》更明确指出：瞳神形如锯齿，偏缺参差，久则渐渐细小等，使认识水平进一步提高，同时注意到该病“失于医治，久久瞳多锁紧，如小针眼大，内结有云翳”。

现代医学有关虹膜炎并发症和后遗症的主要体征，数百年前该书已作了比较准确地记录。

(二)眼科治疗方法的进步金元时期，眼科内眼药方用药品种明显增加，药物组成较为灵活。

如《银海精微》中方剂少则三、四昧，多则廿余味，部分方剂趋于精专，且对活血药、利水药、退翳药的运用都有创新，对后世影响较大。

《原机启微》卷下论方剂配伍，列有10余方，各方皆有说明，其中以东垣方比例较大，体现了倪维德对脾胃学说的重视和继承。

用针多取头部诸穴以泄实邪，突出了火热等实邪在眼科发病中的地位。

(三)耳鼻咽喉科成就咽喉单独成科，表示咽喉疾病受到重视。

耳鼻喉科的治疗方法不断丰富，在理论上也进一步提高，如张子和的咽喉牙舌病皆属于火，李东垣的脾胃虚则九窍不通，“胃气一虚，耳目口鼻俱为之病”等理论，都给耳鼻喉科的内治方法开拓了新路。

危亦林的《世医得效方》把《儒门事亲》首创的“喉痹八法”补订为一十八种喉风，对进一步认识咽喉症有着重要作用，《丹溪心法》引《仁斋直指方》“眩者，言其黑运转旋，其状目闭眼暗，身转耳聋，如立舟船之上，起则欲倒”，类似今美尼尔氏综台症。

(四)口腔科的进步口腔科在辽夏、金元时期，无论是口齿卫生或疾病认识水平，或医疗技术也都取得了比较明显的进步。

1、植毛牙刷的发明1953年在发掘辽宁大营子村驸马卫国王墓葬时，从随葬品中发现了两把象牙制的牙刷柄，牙刷头部呈扁平长方形，有8个植毛孔，分两排，孔部上下相通，每两孔间的距离相等，虽因年代久远，牙刷头部所植毛束已消失，但仍可以看出植毛的痕迹。

牙刷柄呈细圆柱状，整个牙刷的制法、形状与现代的标准牙刷很相似，该墓葬时间为辽应历9年(959)，由此可见，最晚在公元10世纪前，我国已经发明了植毛牙刷，这是继用手指揩齿及用杨柳枝头咬软擦齿以后的洁齿用具的一大进步。

2、对走马牙疳的认识与治疗走马牙疳相当于现代医学之坏疽性口炎。

曾世荣注意到该症所独具的特殊的恶臭气味。

在病因病机上，曾氏指出该病内多责之于脏腑虚损，外责之于风热(寒)蕴积。

更创制了许多内治方剂，攻补兼施，扶正祛邪，与外治相配合，丰富了走马疳的治疗方法。

3、对茧唇的认识与治疗茧唇相当于现代医学唇癌。

《疮疡经验全书》对该症描写最详：“始起一小瘤，如豆大，或再生之；渐渐肿大，合而为一，约有寸厚，或翻花如杨梅，如疙瘩，如灵芝，如菌，形状不一”，此描述概括了唇癌的几种常见类型，治疗上，《疮疡经验全书》中用烙铁烧红烫患处，这种处理可达列杀死癌细胞，消灭局部癌病灶的目的。

八、法医学(一)元代的检验1、元初的检验规定 元代的检验法令最早见于元世诅忽必烈至元五年(1268)，其中提到检验中存在的问题，并作出一系列的规定：(1)检验官：检尸委派本处管民长官，若长官有事，委其余正宫检视。

(2)赴检：受命后立即带领典史、司吏、信实惯熟仵作行人，不论远近前往停尸处。

召集尸亲、邻佑、主首人等进行检验。

(3)检验：检验官躬亲监视仵作行人当众一一仔细查验应有伤损，定执要害致命因依。

(4)具结：仵作行人出具并无漏落不实甘结；检验官吏保明检验是实，报告本处官司。

(5)覆检：覆检官吏、仵作行人，应回避初检人员，依上检验，并具探结。

上述规定表明元代检验制度与宋代的显著不同点是，宋代要求检验官躬亲检验，元代则改为检验官躬亲监视，由仵作验尸，并出具保证书。

这在我国法医检验史上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

2、检尸法式 检尸法式又称尸帐，是元代检验制度中的一项重要规定，颁发于大德八年(1304)（《元典章·刑部卷五》）。

这个文件的主要优点在于将宋代的验尸格目、验状、检验正背人形图等三种验尸文件简化为一种，取三者之长，去其繁琐之处，如宋代验状包括四缝尸首，检尸法式则只有仰合两面。

不论与宋代的验尸文件还是与清代的尸格、尸图比，它都是简洁、扼要并具有代表性的记载外表检验结果与结论的检尸文件，其法律效用与今日的鉴定书相当。

检尸法式的影响相当深远，在中国应用到清代初年，在朝鲜到二十世纪初仍在应用（《三木荣·中外医事新报》1929：506）。

3、大德检验法令 在大德八年颁发的检验法令中，以河南行省、江西、福建道为例，指出检验中存在的各种违法现象，由“亲民之官，不以人命为重，往往推延，致令尸变”至“装捏尸状，移易轻重，情弊多端。

”为了防止此类现象的发生，一是颁发“检尸法式”，一是制定一系列检验法令。

4、初复检验体式 初复检验体式是元代又一重要的检尸文件，其颁发的年代不详，详细内容载于《圣朝颁降新例》中，《无冤录·格例十七》载有“初复检验关文式”，两者内容基本相同，但也有差别，说明这个文件曾经不止一次颁布过。

从内容可以看出，初复检验体式相当于填写“检尸法式”的说明书，亦即一部外表尸体检验的指南，对于检验官吏很有指导价值。

(二)法医学的成就在宋代法医学取得成就基础上，元代的法医学又有了发展，其主要成就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检尸法式的颁布与实施，科学地简化了繁琐的检尸文件，并或为后世检验文件的样版；二是《无冤录》的出版，《无冤录》是蜚声中外的宋元检验三录之一，王与编著，刊于至大元年(1308)，其主要成就将在医学著述项下介绍；三是儒吏考试程式（三本荣：《中外医事新报》1929：506）的颁发，进一步展示了祖国法医学在活体和物证检验方面的成就。

儒吏考试程式又称结案式，颁布于元贞三年(1297)。

全文共分24个字，每个字代表一部分，计118条。

与法医学有关的共4个字(尸、伤、病、物)计53条，儒吏乃是负责官府文案的属吏，考试程式是政府规定上报民刑案件结论的通式，并用它来招考儒吏，以达到文案的统一。

考试程式中的“尸”相当于尸体检查，“伤、病”两部分相当于活体检查，“物“相当于物证检查，这样，考试程式在世界上第一个提出了现代法医学的三大组成部分——尸体、活体及物证，是继《洗冤集录》以后，对世界法医学的又一重大贡献。

儒吏考试程式所反映的元代法医学主要成就有以下几点：1、活体损伤的检验原则 考试程式作为一种例行的检验报告格式，要求准确记载活体损伤的性质，记录其存在的部位、大小及程度，并推定凶器的性质，有意义的是关于损伤程度的记载，如眼部损伤二例，其一见“其睛已损，神水散尽，全不见物，久远不堪医治”，属于不能平服的“瞎一目”；其二见“瞳人亏损，微见物，其目已眇”属于眇一目，根据这种损伤程度的检查，即可据刑律处以相应的刑罚，如眇一目，徒一年；瞎一目不能平服者，徒三年。

程式中所记载的这种检验活体损伤格式，是迄今已知最早的格式，它标志着我国古代的活体损伤检验已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尤其是从保辜检验例可以看出，验法以后，到了保辜限期，就要检查伤势是否平服。

如未平服，还要确定其程度属于残疾、废疾还是笃疾，以便按律治罪。

这种联系保辜的检验报告是第一次发现，有重要的医学的和法医学的意义。

2、物证 考试程式中的物证，主要是凶器的检验，详细描述了收缴的皮条、砖石、棍棒、手刀、弓箭等的性质，确定其是否属于应禁军器，能否致人性命，生动地说明了我国古代检验凶器的方式方法。

值得注意的还有关于毒物、毛发、牙齿的检验报告，这些都是我国古代物证检验的最早报告，毒物检验，过去只知道银钗、卵白验毒法，程式所记载的却是检验毒物本身，结合本草的记载，判定其是否有毒，其科学性远大于前两种方法，这在毒物检验上有重要的意义。

辽夏金元中外医药交流一、与阿拉伯国家和地区的医药交流1206年蒙古国建立后的三次西征，给各国人民及本国人民带来严重灾难，但也开通了东西方交通的宽阔大道，在客观上对与阿拉伯医药交流的发展增加了很大便利。

同时，为适应自身生存与军事扩张的需要，蒙古军队对包括医生在内的各种匠艺人员采取了一定程度的保护措施。

蒙古统治者在所征服的地区征召医生为自己服务，这样，在当时蒙古最高统治者周围就逐渐集聚了一些著名的中外各族医生，如为蒙古太组成吉思汗(1206～1227年在位)服务的就有信奉景教的回回医生，诸多域外回回医生以医药服侍于蒙古统治者，这本身就是中国与阿拉伯医药交流的一种体现。

而且，按照常理，回回医生与汉族医生既然同时服务于蒙古统治者，相互之间应该有直接接触，也可能进行过某些医药方面的交流活动。

在当时来往的一些使节中，世颇有本身即为医生或留意于医药者。

如1254年由鲁本国(今日土耳其)派遣东往觐见蒙古宪宗蒙哥的使节叔札乌丁，就是一名医师，其后不久，有中国使节常德自和林(即哈喇和林，窝阔台于1235年建为蒙古国国都，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厄尔得尼召北)西行觐见旭烈冗，由刘郁撰《西使记》记其事，书中记载了一些关于回回医药的见闻，增加了当时中国人对回回医药的认识。

书中所载的阿只儿、阿息儿、奴哥撒儿三种回回药物，后来《本草纲目》即据以收录。

忽必烈统治时期(1260～1294)，继承并扩大了成吉思汗以来所推行的重视医学，积极对外开放以及对各种宗教采取的兼容并蓄、广事利用等政策，使中国与阿拉伯的医药交流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元廷专设有“西域侍卫亲军”等主要由回回人组成的侍卫部队，为了满足大量回回军士的医疗需要，以及处理回回药物的输入等有关事宜，忽必烈时期先后设立了西城医药司、京师医药院、广惠司、大都(忽必烈定为元都，今北京)与上都(即开平，元夏都。

今内蒙正蓝旗东)回回药物院及回回药物局等6个回回医药专门机构，这些机构的创始者是来自叙利亚西部的拂林(东罗马帝国)人爱薛(‘Isa,1127～1308)。

爱薛是唯一在《元史》中立有专传的回回医家，他及其家人在元代为回回医药在中国的传播起有重要作用。

除了回回医药专门机构外，在太医院、典医监等中国传统的医药机构中，也先后有野里牙(爱薛长于)、铁树、曲抠等多名回回人土人仕并担任领导工作，说明回回人士在元代医政机构中的影响是较为广泛的。

全国统一后，中外交通一度极为畅通，出现中外各民族的大迁徙和广泛的民族杂居现象。

除在元廷任职外，还有很多回回医生散居中国各地，在民间行医或卖药。

在元人的诗文笔记中，记载着不少赞誊回回神医奇药的篇章，足见其影响之广泛。

元代回回药物输入的途径之一，是诸汗国的“进贡”。

伊利汗合赞、不赛因诸王先后多次遣使向元廷进贡，在所贡物品中，回回药物占了很大比重，其中多有珍奇之品，如1332年10月，不赛因“遣使贡塔里牙八十八斤”，即属此类。

1320年7月回回太医进药“打里牙”(即塔里牙)，一次酬其值竟达15万贯之巨，其进药数量之大足以想见。

上述药物的进贡，由于一般均从元廷领取大量的回赐，实际上带有贸易的性质了。

忽必列时期采用的促进农业和工商业发展的经济政策，直接或间接促进了中外医药交流的发展。

如对外贸易的繁盛，直接带来了与阿拉伯、东南亚等地的药材贸易的兴旺，这不仅是元代中外医药交流的一个重要方式，而且也成为元代中后期这种交流的一个显著特点，元代的对外贸易分陆路和海路，在南宋灭亡以前，陆路贸易是重要的。

沿着古代的丝绸之路，商队络绎不绝，通向中亚、西亚和黑海北岸。

回回商人是当时对外贸易领域中最活跃的势力，回回药物是他们经营的主要货物之一，有不少回回商人还直接在各地以卖药为业，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元以后。

元代统治者对回回药物很感兴越。

如自波斯等地运入的橄榄油，他们“皆以重阶收买之，宝藏之，视若无上之药物”，在《回回药方》中可看到不少方剂内运用此药。

回回药物输入的另一途径是经海路。

据元人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当时中国商船在同波斯湾地区的贸易中，运回不少药材，如甘埋里(今伊朗哲朗岛)的丁香、豆蔻、苏木、麝香；挞吉那(今伊朗塔黑里一带)的水银、硫黄，加里那(今伊朗西南沿岸)的水银、苏木；波斯离(今伊拉克巴土拉)的大风子、肉桂等。

元代大量回回药物的输入，及一些回回药物在实际中的应用日益广泛，促进了当时人们对回回药物的认识和研究，某些回回药物并为中国本草学所吸收。

逐渐华化为后世所习用的中药。

《饮膳正要》在药物方面，也注意“本草有未收者，今即采摭附写”，收载了马思答吉、必思答等一些回回药物。

除药物外，当时还有大量回回方剂也输入中国。

《史集》提到，当时有一些峻烈的蒙古药剂，被称为“合只儿”，这一名称的语源来自“合迪儿”。

而“合迪儿”一词为阿拉伯语“伟大”、“强盛”之意（《波其》拉施特《史集》余大均、周建奇译，第一卷，第一分册，第三1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01），显然，这类药剂与阿拉伯医药有着密切关系，在《饮膳正要》、《回回药方》等医著中，尤其是后者，更收录了众多的回回方剂。

又如当时蒙古统治者对一种原产于回回地面的校称为“舍儿别”的糖桨制剂很感兴趣。

我们知道，糖浆制剂、果实浸剂等是阿拉伯医生在中世纪时的药物实用领域中获得的重要成就，并为阿拉伯医药中习用的药剂。

舍儿别即属元代时兴的此类制剂，当时因果品取用之便，元廷下令在闽浙、云南等地专门制造，并作为地方贡物而源源不断输入中原。

舍儿别一类制剂，至清代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中尚有记载。

现存《回回药方》，（残卷）是研究元代中外医药交流史的一部值得重视的著作，它较为充分地反映了有元一代中外医药交流，尤其是与回回医药在临证实践方面交流的丰硕成果。

书中载有一些古回回医人姓名，从现存残卷辫识统计，共约20名左右。

这些古回回医人中多有中世记时著名的阿拉伯医药学家。

《回回药方》不但是一部反映元代与阿拉伯的医药交流的总结式著作，实质上也是世界范围内东西方长期医药交流与融合在中世纪末的一个宝贵总结，是研究世界医药交流史的一部值得重视的中国医药文献。

在回回医药传入中国的同时，中国传统医药也在元代西亚、西南亚主要的伊斯兰国家伊利汗国广为传播。

旭烈兀西征时，曾征调汉人匠师上千人随征，其中包括许多中国医生，并带去了中国的医学、历算等各类书籍，这些医生有不少人后来留在伊利汗任职，伊利汗国建立后，伊利诸汗十分注意吸取中国科学、医学、艺术和史学的成就，并对中国文化的西传充当了重要的媒介。

1295年，阿鲁浑子合赞继任第七位伊刊国汗，他非常重视与元朝保持密切关系。

合赞年功时即受过中国文化的熏陶，及长，通晓中国史事，并略知汉语。

他颇有医药知识，熟悉植物及其功用，了解中国特产的草药。

合赞患病时，常让中国医生治疗，他还注意招致中国学者帮助伊利汗国发展科学文化，如当他命令纂辑《被赞赏的合赞史》一书时，曾由拉施德丞相招致中国学者李大迟与倪克孙二人协助工作，合赞汗的继任者完者都汗继续遵循了合赞汗上述发展经济文化的各项政策。

伊利汗国著名的政治家、医生兼学者拉施德(Rashid al-Din al-Hamdani，拉施德·阿尔丁·阿尔哈姆丹尼，1247～1318)，为中国医学在伊利汗国的传播付出了辛勤劳动。

约于13世纪末、14世纪初，他主持译编了一部波斯文的中国医学丛书《伊利汗的中国科学宝藏》，参加编译工作的医生和学者，有波斯人、汉人和波斯裔中国人。

这部丛书包括四部中国医著的译本，第一部是《王叔和脉诀》的全译本，说明此时阿拉伯医学对中医脉学的了解较前代更为深入。

后面三部书分别介绍了经络针灸、本草、疾病防治与养生等内容（参岳家明《中国医学在伊朗》中华医史杂志1981：14（1）：28）。

这部丛书是较早由域外医学家和学者在政府支持下有组织地译编的中国医学专著，它不仅对当时波斯人民了解中国医药文化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中国医学向西南亚伊斯兰地区的传播史上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也是古代中国与波斯地区各族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之一。

多种中国药材也在蒙元时期输往阿拉伯国家和地区。

著名的阿拉伯药学家拜塔尔（1197～1248)所著的《药用植物大全》中。

首次收载了大黄、姜、新疆源柏等中药。

大约在13世纪，蒙古人通过西夏和畏兀儿地区，将饮茶的习惯传到了亚洲西部。

前往波斯湾地区贸易的中国商船，运去不少药材。

元代中国医学在伊利汗国的传播，加强了中国医学在阿拉伯地区的影响。

元亡后不过半个世纪，郑和曾三至波斯的忽鲁漠斯一地(今位于伊朗东南部的波斯湾旁)，发现该地“医卜、技艺皆类中华”（清·张延玉等《明史》卷326，PS153，第三者版，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这种现象显然与元代中国医学在当地的传播分不开的。

另一方面，由于伊利汗国是当时东西方交流的枢纽之地，而阿拉伯医学又吸收了一些中国医学的内容，因此阿拉伯医学还成了向欧洲传播中因医学的重要媒介。

二、与欧洲、印度、非洲的医药交流此时期中国与阿拉伯诸国并通过这一途径与欧洲各国医药交流频繁，元代蒙古人西进与欧洲人多次交战，此时西方诸国也曾派遣传教士来华，并在北京设有主教和教堂。

这一切都促进了东西方医药的交流。

法国传教士卢白鲁克受法兰西国王圣路易之命，出使挞靼诸王之廷，他著有《纪行书》，其中谈到了中国的风土人情和医药情况：他本人原通医术，曾在教堂中为平民百姓治过病。

元蒙时把西方来的医师和阿拉伯医师视同一体，因为中古时代的阿拉伯是沟通中亚与欧洲文化的渠道，很多希腊文译成阿拉伯文，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阿拉伯和欧洲的科学文化是融为一体的。

因此传入中国的回回药中有阿拉伯医药成份，但更主要的还是希腊、罗马医学的体系。

三、与朝鲜医药交流契丹、女真聚居地与朝鲜直接接壤：据《高丽史》载，在古代，契丹与朝鲜、女真与朝鲜之间经常不和，也有修好之时，修好之时互贡方物，进行文化交流。

元代，中朝两国之间的医药交流比较密切。

两国之间互派医生诊病传医术。

元世组至元十二年(1276)八月，元帝遣德新等医生抵高丽王宫，至元三十年，(1293)十一月，高丽王派将军高世来中国向元帝请求派医生，同年十二月，元帝派太医姚生赴高丽。

元成宗元贞三年(1297)六月，元遣太医王得中、郭耕去高丽。

元末，中国河间人李敏道去高丽留居，高丽授予他为典医正和尚山君，于1395年在朝鲜去世。

朝鲜也派医生来中国从事医疗。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96)三月，元世祖帝有病求高丽派良医。

高丽先后两次派尚药侍医薛景成来元朝廷，为元帝治病，对此，元世祖帝“赏赐甚厚”。

医事制度方面，高丽忠烈王沿用元制，在司医署里配备“提点”二名，给银印。

元代的征东行省里设了医学提举司，一个时期由高丽医人担任了这个司的官职。

元代两国之间的药材交流比较频繁。

据《高丽史》载，元世祖至元年间，成宗贞元、大德年间以及顺帝至正年间，高丽忠烈王和恭愍王先后八次遣使来中国向元朝廷献人参、松子、木果、榧实等药物，元朝廷先后九次向高丽王惠赠葡萄酒和香药等药物。

元世祖中统八年（1267）九月，元世祖患脚肿病，闻见阿吉儿合蒙皮(一种鱼皮)做的鞋能治此病，故派必暗赤廉孛鲁等9名使者去高丽求此物，高丽元宗王将17个阿吉儿合蒙皮赠送元使。

在元代，高丽通过中国输入引沉香等南国产药物。

据《高丽史》载，元惠宗年间，浙江、江苏一带的地方官张士诚、张国珍、王晟等人经常向高丽赠送了沉香等南国药物，烧酒蒸馏法也是在元代传去朝鲜的。

四、与日本的医药交流元朝对日本的海禁不严，甚至颇为宽大。

日本方面，商人来华颇多，无名僧人更多，且皆为搭乘商船到华，由政府派遣者不多。

这些商船贸易以织物类为主，但香药自古仰仗中国供给，这个时代自不例外。

此期间，日本国内有名医于嘉元元年(1303年)撰《顿医抄》50卷，正和四年(1315年)又撰《覆载万安》62卷（刘伯骥《中国医学史》第671页，华岗出版部出版，台北，1971年），内容与《医心方》相近，据说其自称读方书二百余部、二千余卷，皆汉魏唐宋经验之方，加以试效而纂集并附己意而成。

内容大抵引述宋以前中国医籍，而新奇疾病名目增加，病理主探五运六气学说。

又有僧有邻于贞治年间(1362～1367年)撰《褐田方》12卷，集和汉医著100余部，亦蔚为大观。

五、与东南亚各国的医药交流据《大越史记》所载，元代针灸医生邹庚到越南行医，治病神验，被誉为“邹神医”。

官至宣徽院大使兼太医使，元世祖也曾数次赠医药于安南国，《新元史》记载占城输入中国的药物有犀角、龙脑、沉香、乳香、豆蔻等，1291年罗斛国(今缅甸)遣使入贡犀角、龙脑等（明·宋濂《元史·世祖纪》，卷十三）。

元·周达观于元贞元年(1295)随使赴真腊(今柬埔寨)访问，两年后返回，在其著《真腊风土记》中记述了真腊出产的犀角、降真香、豆蔻、紫梗、大枫子油等药。

在该书“欲得唐货”中记载了中国的麝香、檀香、草芎、白芷、焰硝、硫黄、水银、银珠、桐油等深受真腊人欢迎和喜爱，该书中还记载了真腊人的医药卫生风俗。

如“男女身上，常涂香药，以檀麝等香合成。

”“(真腊)国人寻常有病，多是入水浸浴，及频频洗头，便自痊可，……亦有货药于市者，与中国之药不类，不知其为何物。

”从真腊国当时癞病(相当于麻风病)流行和对大枫子的药用推测，真腊人已积累了防治麻风病的经验。

六、中外医药交流的评价（一）中外医药交流，属于跨文化传统的范畴。

不同文化之间互相一旦有了接触或碰撞的机会，此种传通的过程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

但是，这一过程的兴衰久暂，却受到其它因素的制约或影响，并不完全是一个自发的过程。

中国医学的固有传统体系又具有很大的涵容性，外来医学理论等既无法超越这一体系，也就无从言其冲破。

而中医理论本身却有宽广的胸怀和足够的间隙来接纳它们，丰富自己。

金元时代外来医药达到最为兴盛的地步，同时也开始了多种医药并存共荣的局面，此实中外医药交流史上一段佳话。

（二）中外医药交流的特点和影响：首先是交流较之过去空前扩大了。

而医家的传播、吸收也比过去更加增多和有效。

例如《回回药方》、《钦膳正要》的编纂，既是传播了阿拉伯、回、蒙等族的医药文化，同时吸纳了中医文化，本身就有交流结晶的双重含义。

在元代中医药学家与回回医药学家之间，从未未见有互相非议排斥的记载。

即使他们也没有怎样合作携手，至少是和平相处的。

各自进行的医药治疗，必然也是平等竞争，没有谁压倒谁或谁取代谁的问题，唯取有效之方也。

亦因此，双方在理论体系上均无大的影响。

中医药被采纳进回回医药体系构成之中，但不能改变其来自阿拉伯医学理论的基本架构；同样，中医学采用阿拉伯的香药治疗诸法，也极大的丰富了中医学治疗方药，而于理论体系根本毫无触动。

互相多是为我所用，取长补短而已。

辽夏金元医学家传记一、成无己成无己(1066?

～1156?

)。

据张孝忠《注解伤寒论·跋》称，成氏1156年已90余岁尚健在，可知其生于1066～1156年间。

聊摄(今山东与聊城县、茌平县一带)人，靖康后聊摄入金，遂为金人。

出身于世医家庭，生平事迹欠详。

撰有《注解伤寒论》、《伤寒明理论》行世。

成氏《注解伤寒论》的刊行，使仲景《伤寒论》原文变得通俗易懂，对《伤寒论》的广泛流传和后世伤寒学派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刘完素刘完素(约1110～1200年)，字守真，别号守真子，自号通玄处士，金比河间(今河北河间)人。

又传原籍为河北甘肃宁杨边村(今师素村)，他自幼聪慧，耽嗜医书，因母病，三次延医不至，不幸病逝，遂使之立志学医。

他初曾拜陈先生（陈师夷？

)为师，学成后独立行医，声誉渐隆。

其为医，独好《素问》，朝夕研读，手不释卷，终得要旨，并根据其原理，结合北方环境气修特点，及民众饮食醇厚、体质强悍的特性，围绕《内经》病机十九条，倡伤寒火热病机理论，主寒凉攻邪，善用防风通圣散、双解散等方治疗，名盛于大定、明昌年间(1161～1195年)。

金彦宗曾三次征聘，坚辞不就，章亲爱其淳素，特赐号为“高尚先生”。

随着他的创新理论广泛流传，师从者甚多，先后有穆子昭、马宗素、镏洪、常德、董系、刘荣甫、荆山浮图等从之，私涉者也不少，如张从正、程辉、刘吉甫、潘田坡等，最终形成明显的寒凉攻邪医风。

开创了金元医学发展的新局面，形成金元时期一个重要学术流派“河间学派”。

刘氏一生著述较多，主要有《黄帝素问宣明论方》(1172年)15卷，《素问玄机原病式》(1186年)，《内经运气要旨论》(即《素问要旨论》)，《伤寒直格》(1186年)3卷，《伤寒标本心法类萃》(二卷)，《三消论》《附《儒门事亲》)，《素问药注》(已佚)，《医方精要》(已佚)，其他托名刘完素的著作还有《习医要用直格并药方》、《河间刘先生十八剂》、《保童秘要》、《治病心印》、《刘河间医案》等。

后人多把完素的主要著作统编成“河间六书”、“河间十书”等，其中或加入金元其他医家的著作。

三、张元素张元素(1131？

～1234？

年)，字洁古，金比易水(今河北易县)人，他自幼聪敏，8岁应“童子举”，27岁试“经义”进士，因犯“庙讳”而落榜，遂弃仕从医。

初医术不精，经深入研究《内经》等医学经典，医术大进，一次当时名医刘完素患伤寒多日，头痛脉紧，呕逆不食，自治不效，张元素前往诊候，刘氏对他十分冷淡，元素言之于医理，用药一剂而愈，使刘完素大服其能，元素由此显名。

洁古重视脏腑辨证及扶养胃气的思想，对李杲创立以“补土”为特色的系统的脾胃理论有重要影响，并最终成为“易水学派”最突出的理论特色。

张元素的学术思想形成以后，经过诸弟子及后代医家的继承、发展、在元代成为与“河间学派”具有不同学术风格的一大流派，两派相互争鸣，又相互促进，最终带来整个金元医学的繁荣。

现存张元素的学术著作不多，主要有《医学启源》、《珍珠囊》(节本)、《洁古家珍》等。

四、张从正张从正(约1156～1228)，字子和，号戴人。

金代睢州考城(今河南兰考县)人。

幼好读书，酷爱作诗，性格豪放，不拘细节，家世业医，居陈州宛丘(今河南淮阳县)。

后住浑源(今山西浑源县)，从刘从益门下习医，深受当时盛行刘完素学说的影响，大定、明昌间(1161～1195年)，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医学理论，以高操的医术闻名于世。

兴定(1217～1223年)中，被征召入太医院任职，后因与时医医风不合，不久即辞职，回到家乡宛丘行医。

曾有张伯全等人从其学医。

当时已具盛名的文人麻知几(九畴)与他有深交。

他常与麻氏和常仲明（用晦）等讨论医学疑难问题，后又由他们协助，于1228年撰成《儒门事亲》一书。

其中前三卷为张氏亲撰，后十二卷则由麻氏、常氏润色整理而成，该书集中反映了他学术思想的特色。

张从正学术思想形成之时，正值刘完素“寒凉”理论兴起。

张氏私淑刘完素的基本思想，力矫世医好用温补之时弊，宗《内经》、《难经》之旨，及仲景汗、吐、下三法，创立了以“攻邪论”为中心的理论学说。

张从正创新理论诞生以后，时后来“金元医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其学后又下传麻知几、常仲明、张伯全等人，继续得列流传和发展，形成金元医学一大学术流派“攻下派”。

传张从正还曾撰有《张氏经验方》、《伤寒心镜》等书，惜均未存世。

五、李杲李杲(1180～1251年)，字明之，晚号东垣老人，金朝真定(今河北正定县)人。

他出身子一个富豪家族，父辈好读书，招待宾客，常有名士拜访他家，他虽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但自幼即异于群童，及长忠信笃敬，慎交游，与人交往无戏言。

曾从王内翰(从之)学《论语》、《孟子》，从马内翰(叔献)学《春秋》。

家里富庶时，他便建书院待士人，对贫困者也尽力周济，如泰和中(1201～1204年)家乡闹饥荒，民多流亡，他极力赈救，活人甚众。

他自幼好读医书，20多岁时因其母王氏患病死于庸医之手，遂立志学医。

当时易水洁古老人张元素，医名很大，他听说后即师从之，仅数年尽得其术而归，开始行医。

不久即以高超医术闻名于世，尤善治伤寒、痈疽，眼病等疾。

后因避战乱，到汴梁，目睹城内疫病流行惨状，感触极深。

从中原北返后，寄居鲁北东平、聊城一带，以医为业达六年，1244年回归故里，临床之余，将多年经验体会吾述立说，创立了以“内伤脾胃”学说为主体的理论体系。

他的理论学说庭生后，得到其弟子王好古、罗天益等人的继承发展。

后世师从、私淑者甚多。

形成延续至今的学术流派“补土派”，李杲也因此被尊为该学派的始组。

李杲以洁古扶养胃气思想为主旨，结合自己多年临床体会，围绕“内伤脾胃”诸证的病因、病机、诊断、治疗等理论，作了系统阐发，他联系《内经》“人以谷气为本”，提出了“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观点。

他认为脾胃为元气之本，元气为健康之本，膊胃伤则元气衰，疾病生，治疗上他主张：外感热病用刘完素寒凉之法，内伤热证则取曾温除热，扶正祛邪，即升举清阳，温补脾胃，潜降阴火，并创制补中益气汤、升阳散火汤等一系列名方，治疗脾胃内伤诸疾。

后世师从、私淑者甚多，形成延续至今的学术流派“补土派”，李杲也因此被尊为该学派的始祖。

他的理论学说诞生后，得到其弟子王好古、罗天益等人的继承发展。

李杲的著述较多，主要有《内外伤辨惑论》(1247)三卷，《脾胃论》(1249)三卷；及经罗天益整理后的《东垣试效方》（1266）九卷；《兰室秘藏》(1276年)三卷，《用药法象》一卷，附《东垣试效方》、《医学发明》。

其他著作还有《伤寒会要》(佚)，《活法机要》(存)，以及题为李杲的《东垣心要》(佚)，《脉理玄微》(存)，《珍珠囊药性赋》(存)等十余种，多为后人托名之作。

六、窦默窦默(1196～1280)，字自声，早年名杰，字汉卿。

广平肥乡(今日河北)人。

窦氏自幼好学。

元兵伐金，他一度被浮，家破母亡，于是南渡黄河，依靠母族吴氏。

后来有一姓王的老医生将女儿嫁与他为妻，并劝他从书医业。

不久窦氏各居蔡州(今河南汝南一带)，遇名医李浩，得其铜人针法，针术遂精，中统元年(1260)授翰林侍讲学士，至元十七年(1280)加昭文馆大学士。

同年卒，归葬肥乡，追赠太师，封魏国公，谥文正。

后人习称窦太师。

窦默是我国针灸史上的名家之一，他的“流注八穴”、“补泻在于手指”、“莫如用针”、“气至沉紧”等针灸学说，对后世针灸医家颇有影响，对针灸学的发展具有一定贡献。

七、罗天益罗天益(1220～1290年)，字谦甫，元代真定路嵩城人(今河北嵩城县)。

他幼承父训，有志经史。

精。

李杲晚年(1244年以后)，学医数年，尽得其术。

李杲身后，他整理刊出了多部李杲的医学著作，对传播“东垣之学”起到了重要作用。

1251年后，他自师门回乡行医，以善治疗疮而显名，为元太医，元兵南下。

罗天益一再随军征战，他在军中，还四处访师问贤，以提高医术，晚年诊务之余，他以《内经》理论及洁古、东垣之说为宗，旁搜博采众家，结合自己的体会，于1281年撰写了《卫生宝鉴》二十四卷。

罗天益生活于金末元初，他的学术思想遥承于洁古，授受于东垣，又突出脏腑辨证、脾胃理论、药性药理的运用的“易水学派”特色，成为易水学派理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承前启后的一位重要医家。

他的主要学术思想反映在《卫生宝鉴》一书中，他还撰有《内经类编》、《药象图》、《经验方》、《医经辨惑》(见刘因《静修文集》)等书，均佚。

经过整理的张元素的著作有《洁古注难经》。

八、爱薛爱薛(Isa，1227～1308)，拂林(在今阿拉伯权利亚共和国西部)人。

出身于景教徒世家，祖父名不阿里，父名不鲁麻失，博学多才。

爱薛继承家学，通西域诸部语，擅长星历、医药之术。

1246年前后，他代父应蒙古定宗贵由之召，来到蒙古国，以教士兼侍医身分入侍贵由与其叔母唆便禾帖尼。

后娶唆鲁禾帖尼同族侍女撒刺为妻，夫妻俩曾经担任过蒙古宪宗蒙哥的公主的傅父和傅母，深为蒙哥一家所亲信。

世祖中统年间(1160～1264)，爱薛建议设西域星历、医药的专署，中统四年(1263)，忽必列命他负责西域星历、医药二司事。

西域医药司约于1268改置为广惠司。

仍被命主持其事，广惠司为元代主要的回回医药专门机构，终元一代，在元代医政机构中占有较高地位。

至元二十四年(1287)，任秘书监卿，掌历代图籍和阴阳禁书。

至元二十六年(1289)，领崇福司，掌也里可温教宗教事务，至元三十一年(1294)，升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

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封秦国公，次年去世，追封拂林王，谥忠献。

爱薛还创立了阿拉伯式医院——京师医药院，曾由他的妻子撒刺主持。

长子野里牙，曾任太医院史。

爱薛及其家人，是首次在中国医政机构中担任主要负责人的外域人士，他们为回回医药在中国的传播起有重要作用。

九、王好古王好古(1200?

～?

)，字进之(一作信之)，号海藏，赵州(今河北赵县)人。

王氏自小聪明好学，成年后博通经史，究心医道。

他少时曾经与李杲一同受业于张元素(年辈较李氏为晚)，后来又从师兄李杲学医。

王好古以儒者而习医，特别喜好经方。

其造诣很深，后来又尽得张、李二家之传，成为易水学派又一名家，他的学术思想，尤以阴证学说为独到之处，并受到后世医家的重视，有较大的影响。

王好古一生著述较多，可考者达20余种，其中《医垒元戒》12卷、《阴证略例》1卷、《汤液本草》3卷、《此事难知》2卷，乃王氏代表作，备受后世医学家之推重。

现存尚有《伊尹汤液仲景广为da法》4卷、《斑疹论》1卷均佚。

十、许国祯许国祯(生卒年不祥)，字进之。

元绛州曲沃(今属山西)人。

祖父许济为金代绛州节度使，父许日严为荣州节度判官，皆通医，母韩氏，曾以食医身分侍奉元世祖忽必烈之母庄圣太后唆鲁禾帖尼。

许国帧博通经史，尤精医术。

世祖即位前即召他至翰海(今阿尔泰山)，留守掌医药。

许氏忠正敢谏，深得世祖信任，并曾治愈了世祖的足疾。

世祖即位，授荣禄大夫、提点太医院事，赐金符。

后又改授金虎符，迁礼部尚书，拜集贤大学士，进光禄大夫。

至元二十五年(1288)九月主持编修《至元增陷本草》，是元代唯一官修本草，惜书佚不传，后又撰成《御药院方》11卷，此书所辑多为南宋、金元医方，若干成方不见于其它方书，对临证应用有一定参考价值。

此书并流传至朝鲜、日本等国。

十一、曾世荣曾世荣(1253～?

)，字德显，号育溪，衡阳(今属湖南)人。

幼年习儒，后从世医刘思道习医多年，颇有领悟，渐精于儿科并知名于时。

审证处方，每有独到之处，为人仁笃，重义轻利，深为时人所敬重。

曾世荣曾将刘思道的方论、诗诀等遗著详加编次，删增补缺，又旁求当时明医论述，并汇集自己平时论证与方剂，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撰成《活幼心书》3卷，刊行于世。

另著有《活幼口议》20卷，论述儿科医理。

以上两书均存于世。

十二、杜本杜本(1276～1350)，字伯原，又字原父，号清碧，元江西靖江人。

杜氏性格沉静少言，以苦心研读经史为志趣，并且博学善文，诸如天文、地理、律历、度数、书面无不通习。

顺帝至正三年(1343)，朝廷修三史，拟从蒙古、色目、汉人、南人中各选一处士参与其事，经左丞脱脱举荐，杜氏以南人处士征授翰林待制、奉训大夫，兼国罗院编修官，行至钱圹，他以疾病为由辞归。

卒葬福建崇安县南存心桥西。

杜氏兼通医学，于顺帝至正元年（1341）撰成《敖氏伤寒金镜录》1卷，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舌诊专著，杜氏尚有《四书表义》等非医学著述。

十三、王与王与(1260～1346)，字与之，浙江温州人。

著名法医学家。

王与少年好学，尤重法律，军方弱冠，任郡功曹，从事勤敏。

岁逢荒年，守承罔然无措，经王与努力，散放官米，使民得活。

后升任杭州路盐官，州提控案牍，经常参加验尸，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州路总管知事，后转任湖州录事，请老，终于承直郎温州路乐清县尹。

王与一生精明法律，著有《无冤录》、《钦恤集》、《礼防书》、《刑名通义》等书，为从政者多所取法。

《无冤录》一书，蜚声中外。

王与退休后，居于水嘉县，颇受乡里爱戴，有力所不及求于公者，无不给以帮助，终于至正六年(1346)，年八十有六，葬于家乡马岙。

十四、宋震亨朱震亨（1281～1358），字彦修。

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县）人，因世居丹溪，人尊称“丹溪翁”。

朱氏自幼聪明好学，稍长即学习经书，意欲通过科举以登仕途，后往八华山随理学家许谦学习道德性命之说，对理学深有造诣。

放弃举子业，专心致力于医学。

泰定乙丑(公元1325年)夏拜罗知悌为师，罗氏以刘完素、李东垣、张于和之学，遂以经义解诸家之说传授丹溪。

朱氏学成后返归乡里，数年之间，医名大振。

丹溪精于文字及古代哲学，善以《周易》、《礼记》等书中的哲学思想与《内经》相联系，于医学理论颇有建树，尤其是他提出的“阳有余阴不足沦”及“相火论”，对后世深有影响。

丹溪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本草衍义补遗》、《伤寒辨疑》、《外科精要新论》。

另外，《脉因证治》、《丹溪心法》、《金匮钩玄》等书，亦署丹溪之名，但或为门人编辑，或为伪托之作。

丹溪在《同方》盛行、温燥成习的时代，提出“阳有余阴不足论”和“相火论”，在养生方面主张护惜阴精，治病方面力倡滋阴降火，对医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后世称之为“滋阴派”，列于“金元四大家”之一，标志着人们对他的推崇和赞扬。

但对阳气重视不够，未免有片面之失。

十五、忽思慧忽思慧，一译和斯辉，生卒年月不详，蒙古族(一说为元代回回人)，约为13、14世纪间人。

忽思慧是一位很有成就的营养学家，在我国食疗史以至医药发展史上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

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赵国公常普兰奚任徽政院使，掌管侍奉皇太后诸事，忽思慧约于是年被选任饮膳太医，入侍元仁宗之母兴圣太后答己。

其间，他与常普兰奚在食疗研究方面密切合作，后来他供职中宫，以膳医身分侍奉文宗皇后卜答失里，所以忽思慧在元廷中主要是以饮膳太医之职侍奉皇太后与皇后。

忽思慧长期担任宫庭饮膳太医，负责宫庭中的饮食调理、养生疗病诸事，加之他重视食疗与食补的研定与实践，因此得以有条件将元文宗以前历朝宫廷的食疗经验加以及时总结整理，他还继承了前代著名本草著作与名医经验中的食疗学成就，并注意汲取当时民间日常生活中的食疗经验。

正是在这神情况下，他编撰成了营养学名著《饮膳正要》一书。

十六、危亦林危亦林，生卒年不详，字达斋。

祖籍抚州(今江西抚州市西)，后迁南丰(今江西南丰县)，出身子世医家庭，高祖危云山随董奉二十五世孙董京习大方脉（内科），尔后医道五世不衰。

其伯祖危子美专妇人及正骨金镞等科。

其父危碧崖，随周伯熙习小儿科，进而学眼科，兼疗瘵疾。

危亦林自幼好学，20岁开始业医，除继承祖传医术外，还研究疮肿、咽喉、口齿等科，医术全面，而以骨伤科最有成就。

于1337年撰成《世医得效方》19卷。

经太医院审问后，于1345年刊行。

《世医得效方》的骨伤科成就，代表了金元时期中国骨伤科的发展水平，居于当时世界医学的前列。

十七、沙图穆苏沙图穆苏，一译萨里弥实或萨德弥实(生卒年不详)，字谦斋，蒙古族。

元泰定年间(1324～1328)，以御史出为建昌(今江西南城)太守，兼通医学。

他在为官余暇，还留意于医药方书之事，常常思究疾病发生的缘由，考核适用的方药，用心搜集前代方书所未载的方剂。

并在临证中审慎验证，往往获得效验，日久便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约于1326年，有医生参与帮助整理，订正成书。

因他以“瑞竹”为其堂号，所以将书名取为《瑞竹堂经验方》。

十八、滑寿滑寿(约1304～1386)，字伯仁，晚号樱宁生，祖籍襄城（今河南襄城县），后迁仪真（今江苏仪征县），又迁余姚《今浙江余姚县》。

滑寿自幼聪明好学，善诗文，通经史诸家。

先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名医王居中学医。

研读《素问》、《难经》，颇有心得，遂著成《读素问抄》和《难经本义》二书。

继之精心研究张仲景、刘守真、李东垣诸家之说，融会贯通，深有造诣。

后来又随东平(今山东东平县)高洞阳学习针法，遂对经络悉心研究，取《内经》等书中有关经络的理论，撰成《十四经发挥》3卷。

滑氏医学著述除以上3种外，还有《读伤寒论抄》、《诊家枢要》、《痔瘘篇》、《医韵》等。

后二书散失。

辽夏金元医学著作一、《注解伤寒论》《注解伤寒论》，汉·张机撰，金·成无已注。

该书初刊于1144年，原刻本早失，约1172年曾保存到明末，其后亦失。

现存主要版本有：元大德八年，永堂刊本、1509年熊氏种德堂刊本、1599年赵开美刊本、《四库全书》本、1870年常郡双白燕堂陆氏刊本、1880年扫叶山房刊本、《四部备要》本、《四部丛刊》本、1924年上海广雅书局石印本、1955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铅印本等。

《注解伤寒论》是《伤寒论》最早的全注本。

共分10卷，22篇，篇次及各篇内容与“宋本”《伤寒论》基本相同，但有部分文字作了增删，如卷首增“运气图”，各卷末增“释音”1项；删去重出方剂，同名方剂只于一处保留，删去“宋本”中与正文重复的子目性条文以及卷八、九、十“可”与“不可”中的重出条文，删除正文中的25个加减方，重集于第10卷之末，等等。

二、《素问玄机原病式》《素问玄机原病式》，刘完素撰，一卷，刊于1186年。

现主要版本有《刘河间伤寒三书》本，1983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注释本等。

该书十分重视运用五运六气，盛衰胜复等理论，分析阐发人体发病特点及其规律。

在病机认识上，作者又归纳出《内经》病机十九条，所列病证病性的特点，得出“火热病机”为多的结论，并创造性地提出治疗火热病应辛凉解表、泻热养阴等原则，一改以往用辛温法治疗外感热病的百年旧习。

这一思想成为后世寒凉派的主要理论基础，并对明清时期温病学的形成、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该书倡导《内经》“亢害承制”理论，五行学说生克制化理论进一步深化、发展，应用于疾病的病机研究及治疗之中，这为认识疾病变化本质与表象的关系，开拓了一条新路。

该书为刘完素的代表作，问世后，影响日益扩大，成为金元医学创新理论兴起的重要开端，从文书所论看，对火热病过分强调，虽为纠弊，但亦有偏颇，后人有所批评。

三、《儒门事亲》《儒门事亲》，张从正撰，十五卷，成书于1228年，又有十四卷本(《古今医统正脉全书》辑本)。

书中前三卷为张从正亲撰，其余各卷由张氏口述，经麻知几、常仲明记录、整理而为完书。

现存主要版本有：明朝嘉靖辛丑三月木刻本，《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本。

全书各卷由诸篇论文汇编而成，每卷含数篇论述，有说、辨、记、解、诫、笺、诠、式、断、论、疏、述、衍、诀等体裁。

包括：“事亲”本书。

治百病法，十形三疗，杂记九门，撮要图，百法心要，三法六门，“三消论”(刘完素)，扁鹊华佗察声色定生死诀要，世传神效方等几部分内容。

该书注重阐发邪实为病的理论，倡导攻下三法治疗诸病。

书中以六邪归纳诸病之因，以三法治之，名之为“六门三法”，此即为该书创立的“攻邪论”的主要思想。

在具体应用汗吐下三法时，作者从治法范围，适应证、禁忌证等方面作了系统阐述，较前人认识有了较大的扩充。

三法均有具体用法、注意事项、禁忌证，应用范围广泛，内容丰富，所用药物遵崇完素，偏于寒凉，颇有心得。

同时书中对应用补法有独到见解，认为邪去后才可言补，重在以五谷、五菜、五果、五畜、五菜充养之，并批评世风好补之偏。

后人对该书突出的攻邪论思想给予了充分肯定，但是，因为该书治病偏于攻邪，也受到一些医家如朱丹溪的批评。

四、《医家启源》《医家启源》，张元素撰，三卷，撰年及刊行年均不详，现存最早版本——元刻本前，有题为张建（吉甫）所作序一篇，称该书系张元素为教其门人而著，1232年后洁古弟子李杲特请张建为该书写序。

该书在元末以前未见其他文献提及，也无流传的记载，书中内容亦有后人整理痕迹，其是否为张元素亲撰有待进一步考证。

现存主要版本有：元刻本，明正德五年（1510年）刻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8年点校本。

全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分别介绍了天地六位脏象图，手足阴阳脏腑十一经脉证法，三才治法，三感、四因、五郁之病，六气主治要法，主治心法九门等内容；中卷列《内经》主治备要、六气方治、阐发五运六气主病理论，主要吸收刘完素的观点，并按六气方治分类法，载方62首；下卷为用药备旨，着重痫述药物气味厚薄、寒热阴阳、升降沉浮、引经报使等药物理论，及五行制方生克法等内容。

书中重视脏腑辨证施治的思想，对后人产生较大影响。

在药物理论上，创立和倡导药物归经，引经报使说。

在药物、方剂理论上的发挥，使临证辨证用药选方理法具备，分类详晰，又更有针对性，成为系统、实用的药物学理论，为后世医家广泛采用。

该书较集中地反映了张元素脏腑学说、药物理论及临床用方等学术思想。

五、《内外伤辨惑论》《内外伤辨惑论》，李杲撰，三卷，1232年成书，1247年刊订。

是李杲生前定稿并作自序的唯一一部著作。

现主要版本有《东垣十书》本，《四库全书》本，1959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铅印本。

该书卷上为辨证，详论阴证、阳证、脉象、寒热、外感八风之邪，手心手背，口鼻，筋骨四肢，头痛，气少气盛，不恶食，不渴，劳役受病，辨证与中热等诸证候内伤与外感之别；卷中为饮食劳伤、四时用药加减、暑伤胃气等医论及补中益气汤、神圣复气汤等方论内容；卷下为用药所宜、所忌，以及酒客病，临病制方，随时用药等内容。

全书围绕饮食劳倦所伤而致脾胃病的诊察及治疗用药等理论作了较全面而系统的阐述。

突出了脾胃盛衰在内伤病的发生、发展、变化中的重要地位，并由此在内伤诸疾的治疗中加以充分体现，如特制补中益气汤等方，重用黄芪，配以升麻诸品，以补土生金，升清降浊。

该书所反映的理论思想，受到历代医家的高度重视，成为反映李杲学术思想及其发展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六、《阴证略例》《阴证略例》1卷，元·王好古撰。

按作者书后题记，该书在不断增补的过程中，先后有三种抄本传世，其内容多寡不一。

最后增补本定稿于1236年，现存最早刊本是元代杜思敬的《济生拔粹》本，但内容较少，1879年陆心源将最后增补本收入《十万卷楼丛书》中，由此得见该书全貌。

现存《阴证略例》主要版本有：《济生拔粹》本、《十万卷楼丛书》本、《三三医书》本、《中国医学大全》本、《丛书集成》本、1956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1985年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铅印点校本。

《阴证略例》是研究伤寒阴证的专著。

该书首列“歧伯阴阳脉例”；次述洁古老人及作者自己的“内伤三阴例”；继则引述伊尹、扁鹊、张仲景、朱肱、许叔微、韩祗和等伤寒大家关于伤寒三阴证的论述，其间多杂有王氏注文及所附方药；而后列作者“阴证例总论”20余条，书末附“海藏治验录”一篇，记载王氏医案8则。

七、《脾胃论》《脾胃论》，李杲撰，三卷，1249年成书，为其晚年之作，也是集中反映他学术理论的代表著作，刊行于李氏身后。

现存主要版本有：《东垣十书》本，《四库全书》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等。

全书由医论38篇，方论63篇组成，分上、中、下三卷。

上卷分别阐述了脾胃生理特性，病理变化，及在发病学上的认识意义，宗《内经》、《难经》之旨而发挥之，并附升阳益胃汤等诸方论述各证治疗之法；中卷就气运衰旺、饮食劳倦热中证等专题作进一步阐发，并译述补中益气汤、调中益气汤等补脾胃诸方的主治应用、加减配伍；下卷着重论述脾胃虚损与其他脏腑、九窍的关系，以治疗饮食伤脾等证诸方、有关治验。

全书遵崇《内经》“人以水谷为本”的宗旨，以“人以胃气为本’的思想为基础，着力阐发“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病机理论，倡导培补脾土、潜降阴火的治则思想，形成较为系统的脾胃内伤病的辨证论治理论体系。

书中用方虽多延用《内外伤辨惑论》，但又作了进一步的理论阐发，总以培土补中，甘温除热，甘寒泻火为原则。

八、《卫生宝鉴》《卫生宝鉴》，罗天益撰，共二十四卷，补遗一卷，撰年不详，刊行于1281年。

该书元刻本因战乱而散失，现所存最早版本见于元代杜思敬编纂的丛书《济生拔萃》，但内容不完整。

1417年杨荣、韩公达曾校刊此书，后世流传不多。

现存主要版本有：1846年李锡龄校刊的《惜阴轩丛书》本，商务印书馆1959年铅印本等。

全书共25篇，主要有“药误永鉴”：以病案形式，结合一个专题进行辨析，以警示后学及同行不要犯误治之错，“名方类集”：精选古今效方766首，以证系方，理法具备，论述临证各科疾病的诊治。

为该书主要部分，“药类法象”：简述张元素、李杲的药物学理论，如性味、功效等；“医验记述”：载录作者长期从事临床的诊治经验，内容丰富；最后为“补遗”，选辑张仲景以下诸家有关外感、中暑等病证的验方，为元代以后他人所补充之内容。

该书理论上本于《素问》、《难经》以求其因，并充分吸收李杲的“脾胃学说”及张元素、张璧、钱乙等医家的认识，围绕临证脏腑杂病的辨证论治理论进行系统阐发，具有鲜明的“易水学派”特色。

在临证用药时，以很大篇幅介绍洁古、东垣的有关药物理论，并强调药证相对、名实相符、随证加减等灵活的辨证用药思想。

九、《此事难知》《此事难知》，王好古撰，三卷，刊行于1308年。

该书主要为编集其师李杲的医学论述，其中也反映了王好古的有关医学思想。

现存主要版本有《济生拨萃》本，《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本，江苏科技出版社1985年校注本等。

全书分上、下二卷、附录三部分，共载专题论述104篇。

上巷主要论述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六淫所犯，辨证要点，五经（缺厥阳经）证治有关问题，其中伤寒内容最多；下卷广泛涉及《内经》、《难经》，脉法、针灸等有关问题，常附图表以助述；“附录”主要为病证诊治法内容。

该书主要围绕伤寒五经证的有关问题如“太阳六传”、“入阴者可下”、“妇人经病”等作了详细阐发，某些见解有独到之处。

如认为气病在表，误用血药，无伤，为安血而益阴；反之血病在里，误用气药如白虎汤等，则有害，因易致泻肺而损阴。

既强调治病求本，又主张分别病情采用不同治法，如提出初治之道，当宽猛相济，末治之道，又宜宽缓，三法各有主证、应用法。

十、《无冤录》《无冤录》系法医学专著。

元代王与撰，初刊于至大元年(1308)，于1323～1346年间又经王与修订再版。

该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今古验法不同”至“病死罪囚”共13项，是介绍王与自己检尸的经验；第二部分为元代的检验制度，其中许多检尸规定为《元典章》所未载，是研究法医学史的珍贵资料；第三部分题为卷下，包括“检覆总说”等，共43项，是根据儒吏考试程式(结案式)、洗冤、平冤二录汇编而成的。

现今完整的《无冤录》有：《枕碧楼从书》(1909年)本《无冤录》，《无冤录辑注》(1915年)，《敬乡楼丛书》(1929年)本《无冤录》等，后两本是朝鲜《新注无冤录》在我国的重刊。

十一、《饮膳正要》元·忽思慧编撰，全书共3卷。

成书于元文宗天历三年(1330)，并于同年刊行。

元刻本已失，今存有明经厂刊本及几种近现代的彩印本。

本书是一部珍贵的蒙元宫庭饮食谱，也是现存最早的我国古代营养保健学专著，具有多方面的较高的学术价值与史料价值。

其内容大略可分为如下三部分，一是养生避忌，妊娠，乳母食忌，饮酒避忌，四时所宜，五味偏走及食物利害，相反，中毒等合疗的基础理论；二是聚珍异馔，诸般汤煎的宫庭饮食谱153种与食疗方61种，以及所谓神仙服饵方法24则；三为食物本草，计米谷品、兽品、鱼品、果品、菜品、料物等共230余种，并附本草图谱168幅。

全书另有21幅精美插图，为古代线描版画。

本书内容涉及现代营养卫生学的各主要方面，交织反映了当时国内各民族饮食医药文化的成就，尤其突出体现了蒙族人民别具一格的医药饮食文化。

本书还充分反映了元代中外医药文化交流的史实，收载了一些前代本草未载的药物，并且是现存唯一的元代本草图谱。

在元代本草著述少有流传至今的情况下，本书食疗本草部分的内容弥足珍贵。

十二、《外科精义》元·齐德之撰，共2卷，撰年不详，刊于1335年，后于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被收入《东垣十书》中，今有明初刊本、嘉靖本、《医统正脉》本、《四库全书》本、《中国医学大成》本等，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有影印本。

本书系博采《内经》、《难经》等古典医籍与扁鹊、张仲景、华佗等有关外科的名论，又结合本人的临证经验而汇集成编。

卷上为外科医论，有疮肿诊候入式之法、疮肿诊治等论述35篇；卷下为诸家行之有效的汤、丸、散、膏、丹等方剂145首，并附有论炮制诸药及单方主治疮肿法。

诊断方面台调四诊合参，尤其注重外现形色与脉诊，并将26种脉象结合疮疡临证特点作了详细论述，成为本书的一个特点。

十三、《永类钤方》《永类钤方》，李仲南撰，二十二卷。

1331年成书，初由李仲南集成，后经孙允贤补订，原名“锡类钤方”，后改名“水类钤方”，现存主要版本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根据元代至顺年间刻本影印本。

该书卷1为诊脉图诀，风、寒、暑、湿四中四伤钤田方论；卷2～7列伤寒、杂病证治内容；卷8为“南阳活人书伤寒集要方”；卷9～10为“和剂局杂病方集要”；卷11～14辑录宋元间诸医亲病治验方；卷15～17为妇科证治方论；卷18～19为产科证治方论；卷20为儿科学证治内存“全婴总要”；卷21为骨伤科证治方论。

书中以图散形式对比论述“伤寒”与“杂病”两大证候的脉、病、证、治等内容，并以三因之说加以阐发，纲目清晰、明了，骨伤科病证中，载录了多种骨折、脱臼、整复、夹板固定法，和若干医疗器械、方药等内容。

其中首创的过伸法处理腰椎骨折，丰富了创伤骨科的诊断治疗经验。

十四、《世医得效方》《世医得效方》，元·危亦林撰于至元三年(1337年)，经太医院审阅后，于1345年刊行。

现存主要版本有：元至正五年(1345年)建宁路官医提领陈志刻本、明正德元年(1506年)书林魏家复刻本、《四库全书》本、1964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铅印本。

本书共19卷(《四库全书》本末附《千金方养生书》1卷，共20卷)，内容按元代太医院所分13科编排：大方脉科，分总说10则，81种病证；小方脉科，分总说2则，66种病证；风科，分总说3则，7种病证；产科兼妇人杂症科，分总说6则，27种病证；眼科，分总说2则，8种病证；口齿兼咽喉科，分总说1则，5种病证；正骨兼金镞科，分总说13则，16种病证；疮肿科，分总说3则，11种病证；针灸科内容未单列，分散于各科中叙述。

本书虽对内、外、妇、儿、五官、骨伤等各科病证及其治疗方法、方药都有叙述，但其主要成就在于骨伤科方面，首次记载了脊椎骨折，并发明了悬吊式复位方法及外固定法，研制“草乌散”用作全身麻醉药，使药物麻醉法有了新的进步。

十五、《十四经发挥》《十四经发挥》，元·滑寿撰于至正元年(1341年)。

该书问世不久，原本即失，其内容由薛铠、薛已收入《薛氏医案》才得以保存下来。

现存《十四经发挥》版本除《薛氏医案》本外，还有单行本，如：日享保十六年(1731年)刻本、日宝永六年(1709年)芳野屋权兵卫刊本、日宝历十二年(1726年)大阪阿内屋喜兵卫刻本、1986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校注本，等等，但上述单行本都源于《薛氏医案》。

《十四经发挥》共分3卷，每卷1篇。

卷上为“手足阴阳流注篇”，总论阴阳经脉气血流注次序；卷中为“十四经脉气所发篇”，论十四经循行路线、腧穴位置及手足十二经“是动”病的临床表现；卷下为“奇经八脉篇”，论奇经八脉的循行部位、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

书中把督任二脉提高到与十二正经同等的地位，是对经络学说的发展。

把657穴全部分属于十四经脉，也是滑氏的一大发明，他所倡导的循经取穴方法，一直为后世针灸医生所遵从。

十六、《格致余论》《格致余论》，元·朱震亨撰，现存主要版本有：元刊本、明正德间刊本、《东垣十垣》本、《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本、日宽文五年(公元1665年)村上兵勘卫新刊本、《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本、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役影印本。

《格致余论》是朱氏医学论文集，全书1卷，共收医论42篇，涉及内容相当广泛，篇次排列没有规律，颇有随笔杂记之韵味，若不拘原书篇序而按所论内容分类，则大致有：论苏生者，有“饮食色欲箴”、“养老论”等；论生理病理者，有“受胎论”、“阳有余阴不足论”等，论诊断者，有“涩脉论”、“治病先观形色然后察脉问证论”等；论治则者，有“治病必求其本论”、“大病不守禁忌论”等；论具体病证者，有“痛风论”、“疟论”等；论具体方药者，有“脾约丸论”、“石膏论”等。

另外，还有其他杂论数篇。

在人体生理方面，朱氏重视阴血，认为阴精难成而易亏，提出著名的“阳有余阴不足论”；在病因病机方面，朱氏重视湿热，相火，特撰“相火论”，指出正常相火虽为人身动气，但若因物欲妄动，则可成为贼邪；在治疗上，宋氏注重滋阴、养血、清热，互对滥用温补和盲目攻邪。

十七、《回回药方》作者不祥，约系元时东来的华籍回回医生(或其从事医药活动的后裔)编撰，原书共36卷。

编撰年代与刊行情况不详，今存残本4卷，计目录下1卷，58页；卷12众风门，63页，卷30杂证门，63页；卷34金疮门、折伤门、针灸门、汤火所伤门、棒疮门、治人齿所伤门，49页。

明红格抄书，抄写年代约在明洪武至水乐年间(1368～1403)。

现藏北京图书馆。

本书用汉文写成，但在外来药物译音后多附有阿拉伯文(待考)，从现存目录及残本内容看，本书包括内、外、妇、儿、骨伤及解毒救急等各科疾病证治与方剂，尚有修合药饵、药物等内容，书中的医学理论多本于阿拉伯医学，又引进了不少传统中药的特有药物与个别中医方剂，使用了一些中国医药术语，实质上是中外医药广泛交流的产物。

明代医学明代(1368年～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比较稳定，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王朝，明代中后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推动着对外交流、科学技术和文化发展，医学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君主专制的加强：朱元璋建立全国统一政权后，鉴于元朝灭亡的教训，竭力加强中央专制集权制。

重视争取团结忠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为了造就它所需要的人才，1370年，采用刘基建议，设科举，以八股文取士，考试内容宗《四书》、（五经），主朱熹说，形式上八股文，代圣贤立言，把知识分子思想束缚在程朱理学范围内。

八股取士的学风，对医学研究中的尊经崇古，故弄玄虚，不思革新等不良倾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而把一批知识分子推入医学领域，这对于提高医务人员的文化素质和研究水平客观上是有利的。

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朱元璋即位后，采取鼓励垦荒，修治陂塘湖堰，实行军屯，限制蓄养奴婢等措施，推动了农业发展。

采取扶植工商业，解放工奴，简约商税等措施，为工商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对外交流和贸易逐步扩大。

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日渐生长，雇佣劳动普遍出现，工场手工业的发展，逐渐形成一些行业中心。

苏州是丝织业中心，松江是棉织业中心，景德镇是瓷器中心，芜湖是浆染业中心，铅山是造纸业中仑等，徽州的炼铁业，湖州的蚕桑业，佛山的冶炼业也很出名，商品经济发展，促进了人口流动和集中。

苏州盛泽镇，明初只有五、六十户，随督织绸业发展，明末已拥有五万人口。

商品经济发展推动了交通发展，推动了信息传播和交流，为医学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人口集中和流动推动着保健需求的发展，也为某些疾病的传播创造着条件，梅毒的传入便是一例。

交通发展拓宽了医生的活动范围，他们或随商旅外出，或受达官富商的重金礼聘，或为学习出外访师拜友，促进了学术信息交流，增加了互相接触和了解对方学术观点的机会。

思想文化和科学校术发展：明初，程朱理学占有统治地位。

宋濂、方孝孺、薛等儒学大师都尊崇程朱。

朱元璋把朱熹的《四书集注》定为科举考试标准，朱棣主持编纂了宣扬程朱理学的《性理大全》等书。

官方的倡导、左右着学风。

这种不利于学术争鸣的气氛，也引起学术界的不满。

陈献章(1428～1500)出，开始向陆九渊的“心学”倾斜。

王守仁(1472～1528)对程朱理学的批判，使陆王之学逐渐居于上风。

明代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有了显著提高。

各类科学是相互渗透的，明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从理论观点、方法、技术以至资料，都对医学有重大影响。

元代王帧创木活字成功，明弘治间(1488～1505)铜活字已正式流行于江苏一带，万历间(1573～1620)又出现了套板印刷。

明代出版业的繁荣，为医学著作出版和医学知识普及创造了方便条件。

药物进入商品运转，对它的性能、产地、炮制、功效、真伪鉴别等方面的研究更为需要。

农业技术为药物驯化栽培提供了条件，交通贸易促进了海外药物的传入及新药物的发现，推动了本草学的发展。

药物学的发展又充实了农业知识，《农政全书》收录了朱棣《救荒本草》的全部内容，科学技术每一进步，都迅速渗入医学领域，据《外科正宗》记载，以前用马衔铁打造铍针，软而不锋，冶铁术的进步，改用钢铁打造，质量大为提高，改善了手术效果。

明代医学发展的特点：官方尊崇儒学，倡导孝悌，医学被视为履行孝悌的重要手段。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在这样的环境中，科举失意的知识分子，涌入医学领域乃必然之势。

大批知识分子由儒入医，改善了医生的文化素质和知识结构，改变了宋时攻外科者“多是庸俗不通文理之人”的状况，使医生的社会地位相应提高。

明代交通发展，信息传递日益进步。

医学家向大城市集中，且得以负笈四方以拜名师，深入民间作实际考察。

再加上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为医学经验积累和传播，医学理论深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明代医家中世代业医甚多，他们或父子相继，或翁婿相传，极利于医学专门化，《霉疮秘录》的作者陈司成便是八世业医之家。

一部著作常是父作于继，连绵续世，始克完成。

这样形成的著作大都有专门性、独特性和权威性的特征，切于实用，得到公认。

杨济时的《针灸大成》、万全的《幼科发挥》、薛已的诸种医书，都属于这类作品。

社会健康需求和临床实践永远不会停留在一点上，医学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也永远不会停止。

创新是明代医学发展的主流，吴有性的《温疫论》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其中两颗璀璨的明珠。

吴有性发展了戾气说，已接触到每种传染病有其特殊致病因子这一实质问题。

对天花的认识和人痘接种术的发展，是明代医学的突出创新，人痘接种术起于何时，尚无定论。

它在明代得到普通应用，是公认的；人痘接种术是震动世界医学史的大事，它启迪琴纳而发明牛痘接种术，开辟了免疫学的新纪元。

明代医学发展特点，展示出医学的综合性应用科学的性质，它的特色是依靠长期经验积累和专门化的过程显示出来的。

它受着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强烈影响，但通过对经典中医学理论思维结构的深化，通过对临床经验新的概括，不断创新，明代医学形成了具有独特理论体系的医学。

明代的医学教育我国自南北朝出现学校性质医学教育以来，中经唐宋，到明代又有了一些发展。

明代沿元制。

将户口分为民、军、医、儒、灶、僧、道、匠等，规定各户必须子袭父业。

一入医户，子孙就必须世代业医。

明代医户，大多社会地位低下，衣食不得温饱，与乐工、厨师、班匠等同，常有逃户现象，或于造册时贿赂官员改籍，统治者对此曾累加禁止。

规定医生只有成为残废或年逾七十不堪应役时，才许放免。

明代除此世医承继以培养医生外，官方医学教育也占有重要地位。

一、太医院医生的来源明代官方的最高医学机构为太医院，它除为皇室服务外，还兼管医学教育。

太医院医生主要从各地世业医生中考选。

被选入太医院学习者，称医丁。

医丁必须由嫡派子孙告补，经太医院学习三年，通候类考，中试后才准补役。

如嫡派无人或不堪补用，经获准可从亲支弟、侄人等中，选一人参加学习考补。

尽管严令禁止，冒充改籍者仍时有发生。

嘉靖四十三年(1564)九月，礼部安上清查太医院冒滥官生，且规定，现在子弟及寄籍候医丁者，有父祖收充年月时间可凭者，应听候礼部委官教习，按月按季考试，一次不到者量责，二次除名，三次除户。

说明统治阶级为保证医生素质，严格坚持子袭父业的世医制度。

明代设有医生考选制度。

嘉靖六年(1527)礼部尚书佳萼等提出对医生的考选问题，认为时录用医生，限于世医一途，使天下虽有卢扁、仓公，也无法选用，使太医院成为庸医栖身之所，于是主张由单纯世医制扩大为考选制。

不是世医精通医术者，听其应试，试高考入籍而复其世业，不通医术者不被录用。

现任医官，由礼部考其医术，以定升迁降黜。

明代还通过外访保举医官医士，以补充太医院。

洪武二十六年(1393)规定，医生有缺，除由世医代补外，仍行天下访取，医生督同太医院堂上官。

备考验收用。

府州县举荐之医士堪任医官者，由礼部送太医院考试，委派会考官一名，考中者由吏部选用，不中者回原籍为民，原保举官吏治罪。

精通医术者由太医院奏进圣济殿供事。

明代又规定，各地医官子弟精通医术者，可任其捐纳，送吏部免考，有的可获得吏目等官职；这是选用医官医士的一种陋习，不问技术如何，只要有钱捐纳，便可得到升迁。

二、太医院教学方法和考试制度1、分科教学明代太医院医生教育，按太医院所分13科分科教学，有教师二至三人担任教习，医官医生各选定专科进行学习。

所用教材有《素问》、《难经》、《脉诀》及有关各并重要方书，须熟读精解，考试即从以上经典出题，学生笔写作答。

这些经典著作不易研读，一些医家着手编写通俗读物，以便习医者研读。

2、考试制度医生每年分四季考试，三年大考一次。

医丁和太医院的医学生、医士均参加大考。

考试由堂上官1人会同医官2人主持。

考试合格者，一等为医士，二等为医生；不及格者可学习一年再补考，三次考试不及格者，黜免为民。

五年考试成绩均属优等者，由教师奏请，酌予升授。

明代注意医生的继续教育，充任医士、医生后，还要继续学习专科并参加考试。

如嘉靖二十八年(1549)规定：考试成绩一等者，原为医生者可充任医士，医士无冠带者，给予冠带。

原在内殿供事支俸且有冠带者，酌升俸一级。

若内殿缺人，太医院依不同专科依次呈报礼部，送内殿供事。

考试成绩二等，原为医生者与充医士，医士无冠带者，给予冠带。

原在内殿供事者，不准继续供职，只能在太医院当差。

考试成绩三等，职位照旧。

考试成绩四等，原有冠带者，去其冠带。

原支品级俸者，降俸一年，支杂职俸者，降充冠带医生。

食粮七年者，降充医生，只支日粮。

考列四等者均准许学习半年后送礼部再考，考取者，仍可支俸粮与冠带，再通不过，均降充医生，专在太医院锉碾药物。

纳银候缺吏目，须三年大考，成绩列为一等，才许和各差医士一样遇缺考补。

纳银冠带医士，须经三年大考，才许换次拨差，未经大考通过者，不能留太医院。

在京差遣及临考不到者，限半年内补考。

如再回避，没有起复，即差回。

病愈销假一年以上，或服满、差满、患满给假限满，故意避考者，一年以上不回太医院希图避考者，由礼部参奏降职。

三、太医院医生的待遇明代医生待遇很低。

凡在太医院取充医役者，免除原籍民差。

弘治二年(1483)规定，御药房供事者免两丁，太医院设者免一丁。

太医院医士旧无月粮，永乐时始比照天文生例给月粮，有家的月支米五斗，无家的三斗。

成化十年(1474)，医士月粮较有增加，有家小者，支米七斗，无者五斗。

医生有家小者四斗，无者二斗。

医官旧例支米二石，弘治间照医士例，减为七斗。

四、地方医学教育明代对地方医学教育比较重视，弘治十七年(1506)规定，府、州、县均设医学，主管地方各级医药行政和医学教育，府设正科1人为从九品，州与县的医官均未入流，万历中始改为从九品。

地方医学教育在全国普通设立。

新设州县，除设立儒学和阴阳学外，均设有医学。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方医学教育的发展。

五、民间医学教育明代民间医学教育，主要采用家传或师徒传授的形式，明代的世医制度造就了不少医学世家，使医学世代相传；不少世医将自己的经验编写成简易实用的医学读物，作为教材以教授子弟。

17世纪，有多种这类医书刊行，起着传播和普及医学知识的作用，对提高医生的素质是有帮助的。

明代医事制度明代医学归属礼部，其组织机构和职官设置，大体沿袭宋元旧制而有所损益，各个时期医事制度也有所变化。

一、中央的医药机构(一)太医院的设置朱元璋自称吴王之初(1364)，即仿元制设置全国性的医药行政管理机构——医学提举司。

司中设有：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医学教授、学正、官医和提领。

吴三年(1366年)，改医学提举为太医监，设少监(正四品)、监远(从五品)。

洪武元年(1368)，仍设太医院，职官设置亦无大的变动。

当时无御医一职，洪武六年(1373)始设御医。

(二)南北两京太医院明代太医院分为南京、北京两处。

洪武元年(1368)，南京太医院设有院使、同知、院判、典簿，洪武十四年(1381)改设太医令1人，太医丞1人，吏目1人，御医4人。

洪武二十二年(1389)，又改太医令为院使，太医丞为院判。

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后，南京太医院仅设院判、吏目各1人，掌管医事，下设医士和医生。

同时于北京建太医院，设院使1人，院判2人，御医4人(后增至18人)，吏目1人。

隆庆五年(1571)设御医10人；吏目10人，下设医官、医生、医士若干人。

两京太医院均设有生药库，设大使、副大使各1人，掌管药物。

每年药材由产地派人解纳，按药材的质量、炮制、燥湿程度分类。

由太医院御医和药库大使辨验入库，礼部派人监放并登记造册，一式两份，一留太医院备案，一送礼部查考。

生药库年入库量很大并逐年增加。

(三)太医院的分科明代太医院分为13科，即大方脉、妇人、伤寒、小方脉、针灸、口齿、咽喉、眼、疮疡、接骨、盎镞、祝由、按摩，同元代13科相比，风科改为伤寒，金疮分为金镞和疮疡两科，杂科改为按摩，取消了禁科，较前代更适合临床需要。

太医院要求御医以下各专一科。

隆庆五年(1571)太医院有御医、吏目共20人，统领13科，每科由一到数名御医或吏目掌管，下属医士和医生，各科御医或吏目人数为：大方脉5人，伤寒4人，小方脉2人，妇人2人，口齿、咽喉、疮疡、正骨、痘疹、眼科、针灸各1人，下属医士医生70余名。

(四)太医院的职能1、医疗保健太医院御医以上每天分两班在内府御药房值班，为皇帝及内宫嫔妃服务。

遇皇帝出巡，太医院医官作为随行，沿途为皇帝、随行官员和侍卫作保健服务。

各亲王府、藩王府及接待外宾的会同馆均设有医官，他们遇有疑难病症，常向太医院请求医药方面的帮助。

明代规定，各王府请医，不能直接向太医院提出，须上奏皇帝，经批准后由太医院奉旨派遣医官或医士前往诊治。

文武大臣及外国酋长有病，太医院亦奉旨往视，将治疗结果具本覆奏。

发现疫情，太医院有向军队、监狱、边关隘口等处派遣医官治疗的任务。

2、医官的任免与派遣全国各府、州、县的医学机构中的医官，均由太医院考核委派。

《明史·职官三》载，全国各府、州、县的惠民药局，边关卫所等处所设医官、医士、医生，俱由太医院派遣，年终考查其功过，以为升迁任免之据。

据《古今医统大全》卷三记载，明太医院外遣医官达150人。

二、宫廷医事制度明代宫廷除为皇帝服务的御药房外，还设有专为皇太子、后宫嫔妃和王府服务的医疗机构。

(一)御药局和御药房吴元年(1364)，朱元璋设尚药局，尚药御奉品阶为正六品。

洪武六年(1373)，内府设御药局，始置御医。

御药局设尚药御奉2人，直长2人，药童10人，俱以内臣充之。

御医4人由太医院医官担任。

御药局主要任务是监制御用药饵，兼管收储各地进贡的名贵药材。

1373年又设御药房，由提监、太监理其事，近侍医官无定员，分两班掌管御用药饵，官阶与太医院医官相似。

嘉靖十五年(1536)，改御药房为圣济殿，又设御药房，由御医轮流值班。

万历三年(1575)，圣济殿造御药库关防印一枚，由提督太监收管，以凭传取，年终将传取药材及剩余数额等项造册，送礼部查考。

(二)东宫典药局洪武二年(1369)，东宫设典玺、典药、典膳、典服、典兵、典乘六局。

每局设局郎1人，局丞1人，内使10人。

典药局郎、局远及内使负责皇太子的医疗保健。

京师各亲王府在承奉司下置司药2人，以司亲王府的医药工作。

建文间(1399～1403)。

京师亲王府增设典药1人。

(三)后宫医药机构洪武五年(1372)，后宫设六局，由尚食同负责医药，内设司药2人，掌管医方和药物，并有典药2人，掌药2人，均由女官充任。

永乐间(1403～1424)及其后，这些职务均转由宦官担任。

皇后及嫔记有病，多由太医院医官诊视。

后宫设安乐堂，专供后嫔养病；设有月子房，供宫内孕产用。

后宫设医官3人，医士36人，还配有稳婆、乳婆、医整数十人。

(四)王府良医所明代备藩王府均设良医所，主管王府医疗保健。

洪武四年(1371)，良医所设良医正、良医备1人，寿官数人，俱从文官，由太医院推荐，吏部任命。

杰出医药家王履、李时珍等曾任过王府良医。

三、地方的医事制度洪武十七年(1384)规定，府、州、县均设专职医官。

府设医学正科1人，州设典科1人，县设训科1人，负责辖区的医药卫生。

据《顺天府志》等载，各县还设有惠民药局、养济院和安乐堂。

(一)惠民药局明代沿袭宋元旧制，于洪武三年(1372)在南京、北京及各府、州、县均设惠民药局，两京惠民药局由太医院统辖，设大使、副使各1人，各府惠民药局设提领，州、县设医官。

惠民药局是为平民诊病卖药的官方机构，掌管贮备药物、调制成药等事务，军民工匠贫病者均可在惠民药局求医问药。

遇疫病流行，惠民药局有时也免费提供药物。

惠民药局的设置及管理均很不完善，许多药局有名无实或有医无药，或局舍破败。

(二)社会福利组织洪武七年(1374)，设养济院，收养鳏寡孤独贫病无依者，工匠、军人及其他老弱病残者，都是收养对象，院中有医官担任治疗。

所需物资由所在府、州、县按时供给，永乐间(1403～1423)全国州、县普遍建立养济院。

水乐十五年(1417)，京师民工中疾病流行，为此设立了一座临时性的民工医院，称安乐营。

明末广东出现民办育婴所。

据《广东通志》裁：广东马应勋，字目明，建育婴所，存活婴孩无数。

洪武三年(1370)，令全国各州、县设立义冢，掩埋遗骨。

各州县奉令择宽闲地立义冢，凡贫穷无地可葬者，均可葬于其处，并禁水葬和火葬。

天顺四年(1460)，京师于崇文、宣武、安定、东直、西直、阜城等门外，各置涌泽园一所，以收埋遗骨。

四、民间医学团体隆庆二年(1568)，我国建立了最早的民间医学学术团体“一体堂宅仁医会”，它是由徐春甫等在北京发起和创办的，据徐春甫《医学入门捷径六书》中所载。

“一体堂宅仁医会录”一文，可窥见其组成、宗旨和会款等内容。

宅仁医会的成员多为集于京都来自全国各地的名医；会中多数人来自安徽，如徐春甫之师汪宦、新安名医巴应奎等：还有来自江苏、河北、湖北、四川、福建等地的名医，先后入会者达46人。

医会的宗旨在于探讨医药学术，要求会员深入研究《内经》及四家学术之奥秘，提高医疗技术；讲求医德修养，深戒循私谋利，会员间真诚相待。

存善去过，团结互助，患难相济。

医会提出22项会款作为对会员的具体要求。

具体款项为：诚意、明理、格致、审证、规鉴、恒德、力学、讲学、辨脉、处方、存心、体仁、忘利、自重、法天、医学之大、戒贪鄙、恤贫、自得、知人、医箴、避晦疾。

从治学内容、方法、态度到医学家应具有的思想素质、道德品质、处世接物方法、对待患者的态度等，都作了具体规定。

明代卫生保健明代采矿、冶炼、纺织、印染诸种工业的发展，使职业病成为突出问题。

人们在和职业病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经验，提高了认识，推动了职业病的研究，提出一些相应的劳动卫生措施。

明代卫生知识进一步普及，人们的卫生观念和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防疫措施，也有进一步发展。

用于保健的气功、导引等养生方法，更受重视，出现了许多关于这方面的专著。

一、对职业病的认识及其防治措施特殊的职业，特殊的工作环境和长期接触某些有害的物质，就会造成职业病。

明代商品经济发展，工业日趋发达，职业病问题日益突出，引起医家的重视，使对职业病的研究也日起深入。

银中毒。

薛已在《内科摘要》中明确提出银匠的职业病，指出销银匠因手工操作，经常接触冶炼物质，会出现劳倦、寒热及手麻等症状，是职业所致。

并提出预防及治疗方法，用“补中益气及温和之药煎汤渍手”。

铅中毒。

《本草纲目》记载了铅矿工人的职业病，皮肤痿黄，腹胀不能食，多致疾而死”。

清代赵学敏根据《本草纲目》，提出食鹅肉以防治中毒。

与现代治疗慢性铅中毒，应给予合理的营养的要求是一致的。

煤气中毒。

煤的广泛使用，使防治煤气中毒成为重要任务。

《景岳全书》对此提出了科学的预防方法，“但于顶开留一窍，或于窗纸揭开数楞，则其气自透去，不能下满，乃可无虑矣”。

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里，记载了在矿井中用竹筒排毒气，以防煤气中毒的方法。

关于测验毒气以防中毒的方法，《农政全书》中载有，“凡凿井遇此(毒气)，当有急飒飒侵入，急起避之，俟泄尽更下凿之。

欲侵知气尽者，缒灯火下视之，火不灭是气尽也”。

砒中毒。

砒有剧毒，《天工开物》指出，烧炼砒必须严密封固(即固济)，以防毒气外泄。

“烧砒之人，经两载即改徒，否则须发尽落”。

热射病。

如何预防热射病，是从事冶炼、高温作业必须注意的问题。

《天工开物》“礁炼”项下提出的预防措施是，“靠炉砌砖墙一垛，高阔皆丈余”，用墙以抵炎热。

申供辰在《外科启玄》中，把日晒疮、冻疮、逡裂疮、担肩瘤、水渍疮等归之为与职业有密切关系的疾病。

从事行船、推车、打鱼、印染、辗玉、肩挑负重、车镟等职业者，极易患此类病。

明代关于职业病的认识，虽未形成完整的专科体系，但确实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在病因认识及防治措施方面，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二、反映在民俗中的卫生观念与预防措施明代积淀于民俗中的卫生观念与卫生行为多样，有走百病、薰虫儿、避毒、曝衣、扫疥、收瘟鬼等。

走百病是指今北京一带，元宵节时妇女相率宵行，以消疾病。

这对长年不出庭户的妇女，是一项很好的身心锻炼。

熏虫儿指农历二月二日，煎祭余饼熏床炕，农历五月五日中午前，小闺女结群入天坛，名曰避毒，除夕门窗贴红纸葫芦，名曰“收瘟鬼”；农历六月六日，俗“曝所有衣物”，实际上起着杀菌消毒，使衣着被褥舒身的作用。

“立冬日，以各色香草及菊花、金银花煎汤沐浴，谓之扫疥”，这些民俗，大多有利于祛病健身，归纳起来，不外加强户外活动，注意个人及环境卫生，利用药物预防疾病，实行有一定效果的消毒方法等方面。

这些活动在本质上却反映着人们对健康美好生活的理想和追求，起着促进卫生行为的作用。

三、航海卫生保健1、医药人才的准备郑和曾率领船队七次下“西洋”永乐皇帝曾下令四方召募民间良医，甚至动用太医院的医官，医官医士中以沿海省市民间医生居多，因为他们比较熟悉水性和海上生活，如当时的常熟民间名医陈以成、陈常作等。

2、注重航海卫生保健明代船的建造上颇为讲究，尤其是郑和的船队，比较合乎航海卫生之要求，据从泉州出土的郑和“宝船”考证，中、大型船有三层、四层甲板，分设住舱、食品舱、淡水舱和厨房等。

舱室布局上很合乎现代卫生要求，即使是中、小型船，多为船员(士兵)居住的舱室布局也很合理，如船员居住二层和三层，马匹畜之底层。

因为船队多在热带、亚热带海域航行，天气炎热而潮湿，因此，在造船设计上就十分重视自然采光和自然通风，这比当时和之后的西方船舶的卫生条件要优越得多。

3、重视流行病调查和防治郑和船队所到之地，多为东南亚各岛国及大商港，气候炎热、潮湿，土民中染病者甚多。

船队每到一地，十分重视当地山川地理，气候环境，风土民情，饮食起居，卫生习惯，以及地方流行病等方面的调查，采取不少有效的预防措施。

如规定船舶抵达有理病流行的地区或港口时，责令船员不得随便登陆，在港外作短暂停留后即起锚开航，或将货物装卸后，船舶驶出港区，远离港岸后抛锚。

这是一种很有效的、科学的隔离方法。

直到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中叶，西方国家舰船为避免疟疾、黄热病等感染才采取这种隔离措施。

凡到有花柳病(性病)流行的岛屿和港口，严禁船员登岸或独行，并不准在岸上过夜；不准淫妇登船戏耍，以免淫染。

四、养生思想的发展医学知识的普及，推动了养生思想的发展。

明代从医家到非习医文人都很重视养生保健，出现了不少关于养生方法的专著。

张介宾撰《类经》，将养生列为十二类之首。

王文禄撰《医先》，认为养生当在医药之先，论述了多种养生方法。

胡文换编成《寿养丛书》、收入前人养生著作以及自选自编的《素问心得》、《养生导引法》、《类修要诀)、《养生食忌》等34种。

文学家高濂于万历十九年(1591)撰成《道生八笺》20卷，是养生学集大成之作，影响很大。

此书由英国人德贞(J.

Dudgeon)节译成英文，收入其所辑《功夫：道家健身术》中，于1895年在天津出版，传播国外。

除养生专著外，李时珍、张介宾、赵献可、徐春甫、万全、杨继洲、李梃、龚廷贤、龚居中等医家，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有专篇论及养生。

由于医学家着重实践，他们的养生论著大抵通俗易储，便于施行。

如李梃的《医学入门》首卷即载有“保养论·附导引法”，提出“与其病后善服药，莫若病前善自防”。

明代养生强调静养心神，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著《仙神隐》，提出“疗人之心”的命题。

《霞外杂俎》一书更进一步主张调摄心神的重要，指出摄生之要在于“每日只服一利快活无忧散”。

药方内容为“除烦恼、断妄想”，或遇事不如意，加服一剂“和气汤”，配方为“忍、忘”二字。

导引养生术是我国传统有效的健身术。

明代此类著作也很流行。

如《仙传四十九方》所录“五由由”，是现存书籍中以图文相配合的形式，对华佗导引法记述得最详明的一种。

另有《修真捷径之导引术》，结合穴位按摩“搓摩肠腹利”。

明末成书的《易筋经》，介绍了按摩结合器具，以拍打为主的独特的健身方法，以及以强身壮力为主的“易筋经十二势”导引术。

明末清初陈玉廷创造、经杨露禅等发展的太极拳，成为后世经久不衰的健身方法。

把静养、动养、食养、药养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调理，是这一时期养生著作中的重要主张。

《寿世保元》的“延年良箴”提出十一类延年的摄养事宜，包括“四时顺摄，晨昏护持”、“悲哀喜乐，勿令过情”等，万全的《养生四要》，把寡欲、慎动、法时、却疾视为养生的四大要义。

龚居中的《五福万寿丹书》和《红炉点雪》强调养生要坚持动静结合，综合调理。

老人的安养和延龄，应从居处、调摄、保形、节欲、按摩、功药六个方面入手。

人痘接种术的发明与传染病学的进步一、人痘接种术的发明人痘接种术始于何时、何人，至今是一个谜。

董玉山在《牛痘新书》(1884)中说：“考上世无种痘，诸经自唐开元间，江南赵氏，始传势苗种痘之法”。

这条资料有时代，有姓氏，有具体种痘方法，但缺少细节。

本书成书较晚，所引资料未见之他书，是一个存疑孤证。

唐代发明人痘接种并非完全不可能之事，《备急千金要方》卷5下“痈疽瘰疬”中就有用脓汁接种以防治一些疗肿疣疵的方法；在敦煌药方中，有“兔皮疗碗豆疮方”，兔皮与痘衣或许有点联系。

朱纯嘏《痘疹定论》(1713)卷2“种痘法”提出，人痘接种始于北宋：“宋仁宗时丞相王旦，生子俱苦于痘，后生子素，召集诸医，探问方药。

时有四川人清风，陈说：‘峨眉山有神医能种痘，百不失一，……’不逾月，神医到京。

见王素，摩其顶曰：‘此子可种’！

即于次日种痘，至七日发热，后十二日，正痘已结痂矣。

由是王旦喜极而厚谢焉”。

此条资料叙述得详细且真切，其中“仁宗”当为“真宗”，之误。

《御纂医宗金鉴》(1742)也持这一说法。

略谓：“古有种痘一法，起自江右，达于京畿。

究其所源，云自真宗时峨眉山有神人出，为丞相王旦之子种痘而愈，遂传于世”。

此说不能认为全无凭信。

俞茂鲲《痘科金镜赋集解》(1727)则谓种痘术起源于明代：“闻种痘法起于明朗隆庆年间，宁国府太平县，姓氏失考，得之异人丹家之传，由此蔓延天下。

至今种花者，宁国人居多。

”明代发明(或重新发明)人痘术又见于张琰的《种痘新书》(1741)，书中自序云：“余祖承聂久吾先生之教，种痘箕裘，已经数代。

”由所叙可知张朗之父是位种人痘专家，由乃祖所传，其祖又得之聂久吾，种痘术已连续数代。

聂久吾即聂尚恒，隆庆六年(1572)生。

隆庆六年为隆庆最后一年，聂久吾刚出生，发明种痘术无可能。

聂久吾现存著作《活幼心法》亦末涉及种痘术，据张琰说法，是因秘传而不愿披露之故。

另据《张氏医通》(1695)卷12婴儿门下，亦附有“种痘说”。

“迩年有种痘之说，始自辽右，达于燕齐，近则偏行南北。

”此亦可佐证明代已有种痘术之发明。

关于人疽接种的具体方法，张璐在《张氏医通》之“种痘说”中有云：“原其种痘之苗，别无他药，惟是盗取痘儿标粒之浆，收入棉内，纳入鼻孔。

……如痘浆不得资，痘痂亦可发苗；痘痂无可窃，则以新出痘儿所服之衣，与他儿服之，亦能出痘”。

这里已提到痘浆法、痘痂法、痘衣法，清中期后变得更加成熟和完善。

不管如何，人痘接种术的发明开创了人类预防天花的新纪元。

二、吴有性对传染病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吴有性生活时期，由于封建统治的残酷压迫剥削。

人民生活极度贫困，疫病连年猖獗流行。

吴有性目睹当时疫病流行、死亡枕籍的惨状，世医以伤寒法治之不效，深感守古法不合今病（浙江省中医研究所《温疫论评注》，人民卫生出版社1977：2，164），于1642年编著了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第一部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专著——《瘟疫论》，给后世温病学说的发展以很大的影响，对传染病理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吴有性对传染病的病因学认识——杂气论吴氏根据长期的临床观察和实践经验，提出了新的病原观点——杂气论。

其要点可归纳为：1、杂气是有别于六气的一种物质。

吴氏在《瘟疫论》自序中，开头第一句就断然否定了六淫致疫的可能性，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

吴有性把这种不同于六气的异气称作杂气，虽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吴有性不可能通过显微镜观察到这些病原微生物，但他肯定杂气是一种“无象可见”、“无声无臭”的物质。

这一创见，是对传染病病原学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特别在十七世纪中叶细菌学尚未出现之前，吴氏竟有这样独到的见解，是难能可贵的。

2、杂气致病的传染性、流行性和散发性。

《瘟疫论》云：“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说明杂气致病具有传染性，而且可以引起大流行。

“延门合户，众人相同，皆时行之气，即杂气为病也”。

另一种情况是“其时村落中偶有一、二人所患者虽不与众人等，然考其证，甚合某年某过众人所患之病，纤悉相同，治法无异。

”这是对传染病散发的逼真描述，并告诫切勿以发病人数较少，未形成大流行而误诊为非传染病。

3、杂气的种类不同，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侵犯的脏器部位也不一。

例如“……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盖当其时，适有某气专入某脏腑经络，专发为某病”，也正因杂气的种类不同，对人类或禽兽是否致病的情况也不一样。

4、痘疹与疗疮等外科化脓感染也是杂气所引起，“疗疮、发背、痈疽、流注、流火、丹毒，与夫发斑、痘疹之类，以为诸痛痒疮皆屑心火……，实非火也，亦杂气之所为耳”。

吴氏把传染病的病因和外科感染疾患的病因联系起来，突破了历代“属心”、“属火”之旧说，对防治外科感染性疾患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吴有性对传染病的分类和流行规律的认识在传染病的分类上，他提出了常疫和疠疫的概念。

所谓疠疫，就是诸如“瓜瓤瘟、疙瘩瘟”者，来势凶恶，“缓者朝发夕死，急者顷刻而亡，而且他还联系疫病既有轻重之异，于是认为杂气有优劣之分，杂气之优者，可不致病或致病力很弱，杂气之劣者，不但可致病，且毒力很强。

他把杂气中致病力强、传染性大的，又叫做“疫气”、“疠气”或“戾气”，说明杂气的毒力应有强弱的不同。

吴有性在《瘟疫论》中对传染病的流行规律，也作了相当精辟的论述：1、“方隅有厚薄”指出某些传染病的流行有区域性。

2、“四时有盛衰”指出传染病的流行有季节性。

一年之中，各种疫病，各有其盛衰的时间。

3、“岁运有多寡”指出了某些传染病的流行有周期性、起伏性，各年的流行范围和程度，并不完全相同。

(三)吴有性对传染病的病机学认识吴氏认为人体感受杂气之后，是否致病则决定于杂气的量、毒力与人体抵抗力：“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邪不胜正，未能顿发”，“其年气来之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

吴氏还认为杂气通过口鼻侵犯体内：《瘟疫论·原病》指出：“邪自口鼻而入”，“邪之所着，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

所谓天受，是指通过自然界空气传播。

传染则是指通过患者接触传播。

这种来自临床实践的见解，与现代医学的观点也颇相吻合，吴氏还认为入侵人体的杂气，潜伏在膜原而发病，提出“邪伏膜原”之说，“邪伏膜原”是吴氏根据瘟疫初起的憎寒壮热，脉不浮不沉而数等症侯群，用以说明其病变部位的一种方法，并以此作为他创制达原饮、三消饮方剂治疗疫病的理论依据。

此外，吴氏还提出瘟疫病的传变以及临床表现，因感邪有轻重，个体有差异，故有表里先后之不同，归纳为“其传有九”，并认为出现发斑、战汗、自汗等，是邪从外解，为病情好转的表现；如果出现胸膈痞闷、腋胀、腹痛、热结旁流、谵语、唇焦，舌黑、苔刺等，是邪从内陷，为病变趋向恶化的征兆。

这对临床掌握病情变化的轻重，判断预后和选择治疗方法，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四)吴有性对传染病治疗的独特见解吴氏对传染病的治疗提出了“客邪贵乎早逐”的基本原则，主张“急证急攻”、“勿拘于下不厌迟”之说，明确指出攻下法“本为逐邪而设，非专为结粪而设”，告诫医者“注意逐邪，勿拘结粪”，“凡下不以数计，有是证则投是药。

”这种有邪必逐、除寇务尽的观点，是符合急性传染病的治疗原则的。

吴有性还强调病因治疗，排除致病因子，并且提出了以物制气，“一两只须一药之到，而病自己”的设想，在寻找治疗传染病的特效药物迈开了新的一步，虽然限于历史条件，他在研究特效药物方面不可能取得根本性的突破，但是他的创新精神是可贵的。

如上所述，杂气学说的内容是相当全面的。

吴有性关于温病学的真知卓见和诊治经验，丰富了温病学说的内容，为后来温病学说的发展和系统化奠定了基础。

明代药物学与方剂学的发展一、药物学的迅速发展明初，药物学发展缓慢，到了后期，发展速度加快，出现了象《本草纲目》、《本草经疏》等影响深远的著作。

据文献记载，明代编写的本草著作不下百种，在药物学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巨大进步，是我国药物学史上的重要时期。

(一)划时代巨著《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是一部被公认为内容丰富、影响深远的医药学巨著，成为我国古代科学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它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1、对明以前药物学的全面总结：《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深入实践、认真总结所取得的伟大成果。

他以宋代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为蓝本，先后读过《素问》、《灵枢》、《难经》、《甲乙经》等古代医书277家；《神农本草经》、《16类本草》等布草著作84家；引据《说文解字》、《字说》、《名苑》等今古经史诸子440家；转引《易经注疏》等151家。

李时珍在广泛阅读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深入实地，亲自采集标本，进行研究考察。

他不畏艰苦，跋山涉水，南至武当，东至摄山、茅山、牛首山等地，亲临现场考察，足迹遍及湖广、河北、河南、江西、江苏、安徽，虚心向药农、野老、樵夫、猎人、渔民求教。

历27年，“稿凡三易”，于万历六年(1578)完成全稿，又经十余年修订润色，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始由金陵胡承龙雕版印行。

2、提出先进的药物分类法：《本草纲目》对以往本草著作的分类方法进行了变革，采用多级分类法，以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器服、虫、鳞、介、禽、兽、人16部为纲。

纲下设62类为目。

每味药又“标明为纲，列事为目”。

同一基原药物，“但标其纲，而附列其目”。

如标龙为纲，而齿、角、骨、脑、胎、涎，皆列为目。

这种提纲挈领，眉目清晰的方法，便于应用时的检对。

各部排列则采取“从微至巨”、“从贱至贵”的原则，与由无机到有机、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顺序吻合，体现了进化发展的思想，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分类方法，其意义已超出了药物学。

3、系统论述药物知识《本草纲目》卷5～52，对各药按释名、集解、辨疑、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方等项分别解说。

对药物名称由来、产地、品种、形态、炮制、性味、功效、主治等都作了详细说明。

所列“发明”一项，在于探讨药性及用药要点，多为李时珍对药物应用研究中的新见解，如通过以黄芩治愈自己骨蒸咳嗽的体会，指出黄芩汤能泻肺经气分之火，他将三七的功效概括为“止血、散血、止痛”，肯定延胡索止痛、大风于治麻风的功效，都是很有见地的。

4、纠正以往本草著作中的错误：李时珍通过研究，纠正了以往本草著作中的一些错误。

不仅纠正对个别药物认识上的具体错误，还批判了某些错误观点、方法。

分析造成错误的原因，如指出葳蕤与女萎本为二物而误合为一；南星与虎掌本为一物而误分为二。

历代本草在水银项下载有不少迷信内容，“大明言其无毒，本经言其久服神仙，甄权言其还丹无母，抱朴子以为长生之药。

六朝以下贪生着眼食，致成废笃而丧厥躯，不知若干人矣！

”李时珍批判了这些记载，痛心地指出，“方士固不足道，本革岂可妄言哉！

”李时珍靠实践，靠调查研究，纠正了前人不少错误。

5、对药物理论的充实提高：《本草纲目》对药性理论十分重视。

该书前两卷以大量篇幅介绍了历代药物学说，其中以金元诸家之言居多，间或发挥个人见解。

经过他的整理，使分散于各书中的药性理论系统化和完整化。

如将升降浮沉理论概括为：“酸咸无升，甘辛无降，寒无浮，热无沉，其性然也”。

质轻者如花、枝、叶等多升；质重者如根、果、矿物、介壳等多降。

但也有“一物之中有根升稍降者”。

他还认为，可以通过炮制配伍，以改变药物的升降趋势，“升者，引之以咸寒，则沉而直达下焦，沉者，引之以酒，则浮而上至颠顶”，李时珍对药性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多方面的。

“反药”古人只言18种，李时珍扩展为31种。

在性味、归经、七情合和、“十剂”等方面，李时珍也有不少创见。

在各论“发明”项下，有不少发展药性理论的内容。

《本草纲目》的贡献不同限于药物学，它对医学、植物学、动物学、天文学、物候学、气象学、物理学等方面都有成就，在保存15世纪前的文献资料方面，也有贡献。

(二)《神农本草经》的研究卢复所辑《神农本经》，是现存《神农本草经》的最早辑本，卢复辑本所据蓝本众说不一，一般认为内容辑自《证类本草》、编排次序依据当时流行的药物学目录，与《本草纲目》不谋而合。

卢复辑此书历时十余年始成。

缪希雍的《神农本草经疏》，是明代影响仅次于《本草纲目》的一部药物学著作，简称《本草经疏》。

作者医药著作甚多，《本草经疏》是他研究药物学三十余年的总结，晚年成书，刻印未完即遭流散，幸有人集流传散稿编成《读神衣本草经疏》12卷。

作者遂命颐澄先检存稿，“按部选类，汇成全帙，细复捡阅，以为定本”。

于天启五年(1625)刊行。

《本草经疏》共30卷，卷1～2为序例，收药性理论文章和“诸病应忌药”7门。

卷3以后编排次序悉从《证类本草》。

卷30收补遗药物27种。

全书载药490种，除卷30所载药物外，皆从《证类本草》选出，以《神农本草经》药物为主。

文字不全来自《神农本草经》，有不少取自《名医别录》，并参以诸家主治。

缪希雍个人增加的内容有三项：“疏”，阐发药性主治；“主治参互”，列述配伍及所治病证，引录诸家验方；“简误”，备注药物品种、适应证之易混淆者，该书重点在于阐发药学理论，多本《内经)、《本经》理论引出新见，缪希雍把从宋代起盛行的运气学说斥为“杂学混淆”，以之治病“譬之指算法”，对宋金元以来药性理论日益脱离临床实践的趋向展开的批判。

在药物注疏上，缪希雍重视阐发《本经》、《别录》所载的功能主治，强调临床实用，多从药物的生成、性味、阴阳五行、归经、疗效等角度，结合脏腑学说进行推演，绝少空泛之论，并能结合实际提出新见，以切合临床实用而见长。

卢之颐的《本草乘雅半偈》也是有影响的本草著作，卢之颐系卢复之子，得家传而精于医。

其父原有《本革纲目博议》，经他增补整理而成《本草乘雅》。

因兵乱，原稿散佚，凭记忆重修，已非全璧，故名《本草乘雅半偈》。

作者崇信佛教，以佛理、儒理阐释药理。

全书议药365种，222种取自《神农本草经》。

每药引录古说，以“核”、“参”、“先人云”三项阐发个人见解，“核”下述别名、释名、产地、形态、采收、贮存、炮制、畏恶等内容；“参”为作者对该药功能、形态等有关内容的理论推演；“先人云”是引卢复的论述。

该书选药严谨，辨析药物功能主治颇详。

由于受佛教影响，理论阐述亦常涉玄虚，是有不当。

(三)官修本草著作《本草品汇精要》是明孝宗敕命太医院院判刘文泰等纂修的本草。

元代《至元增修本草》不传，最后一部官修本草《绍兴本草》至明已历300余年，重修本草已非常必要。

弘治十六年(1505)，由太医院刘文泰等纂修。

弘治十八年(1507)该书纂完进呈，适值孝宗病殒，刘文泰获罪，加之该书彩图印刷技术准以解决，这部药典性本草被束之高阁，藏于内府，无人问津。

对《本草品汇精要》毁誉参半，评价不一。

全书新增药物48种，有10种只列药名，而无内容；异名同物或相互重复有10余种，有16种出自《饮膳正要》。

本书在药物分类上基本沿袭《证类本草》的编排形式，依据宋代《皇极经世》关于物象的自然分类模式。

将矿物类药物按其生境来源分成本、火、土、水、金等类；将植物药按生长方式或属性分为草、木、飞、走等类；将动物药按繁殖方式、生长方式和外部特征分为羽、毛、鳞、甲、裸等类。

每类下又有分类。

其方法已具有现代某种生态学意义。

在药物论述上，打破了以《神农本草经》为中心层层加注的传统格局，分割《证类本草》原文，逐条归入所列的24个项目中。

24项的具体名称是：名、苗、地、时、收、用、质、色、味、性、气、臭、主、行、助、反、制、治、合治、禁、代、忌、解、膺。

这种把药物的鉴定、炮制、配伍、药理等方面分条归纳，把有关内容集中在一起，避免了重复引文，且便于查阅也是一种进步，每味药不强求24项面面俱到，而是有则举，无则缺。

该书又是我国古代最大一部彩色本草图谱，共收图1358幅，其中366幅为新增。

所有药图皆出自画工，工笔重彩。

图多临摹《证类本草》，写生者少，虽是本草彩绘图谱珍品，科学价值上却不及《证类本草》和《履岩本草》。

书中有“谨按”一项，共146条，内容主要为“药有近代用效而众论佥同，旧本欠发挥者”。

许多是经作者调查研究或经临证实践得到的“但不可多食，由其动气而发病故也”。

它吸取了《证类本草》以后张元素、李东垣、王好古等人研究药物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有关药物的归经和升降浮沉的理论，并以之确定了一些药物的气味、阴阳、归经和升降浮沉的性质。

它依据“气奥”说，具体解释药物功效，作为鉴别药物的一项根据。

(四)明代的小型综合性本草著作明代出现了许多有特色的小型综合性本草著作，继承了南宋以来注重节要与实用和金元以来注重药性理论的学风，具有易于普及，切合实用和提高临床医生理论水平的作用。

明代中期王纶的《本草集要》，是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

该书共8卷，分作三部。

上部为总论，将《证类本草》序例内容与金元家药性理论揉为一体进行综述，间附个人见解，中、下部为各论。

中部“取本草及东垣、丹溪诸书，参互考订，删其繁芜，节其要略”，分类上用传统的“草、木、菜、果、谷、石、兽、禽、虫鱼、人”的方法，作者把草、木、金、石诸“无知”之物排在前、将兽、禽、虫鱼“有知”之类列于后，终以“万物之灵”的人。

向“从徽到巨，从贱至贵”(李时珍语)的分类迈进了一大步。

下部“取药性所治，分为十二门”，即气、血、寒、热、痰、湿、风、燥、疮、毒、妇科、小儿。

门下又分细目，如治气门分为补气清气温凉药、行气散气降气药、温气快气辛热药和破气消积气药四类，每药采用提要式按语，简洁明快。

由于这种新的分类法简便实用，因此该书一问世就受到临证医生的欢迎。

陈嘉谟的《本草蒙荃》是明代前、中期最有特色的著作。

作者历七年始成全书12卷，分类防《本草集要》，卷前总论亦取《证类本草》及金元诸家药性理论之说。

各论分述742种药物，对其中448种重点介绍，分述其药性、有毒无毒、产地、饱灸、藏留、功效等。

另外388种只作简单介绍。

至今常用的鸡内金、青木香等均首出于该书，陈嘉谟重视药物与产地的关系，认为药物“各有相宜地产，气味功力自异寻常”。

他根据产地区分药物，如将白术分为浙术、歙术；芎分为京芎、杭芎、台芎等，改变了金元时期的不重药物产地的状况。

为鉴别药物真伪，于总论中专设“贸易辨假真”一节，例举药品作伪的例证，强调辨别真伪的重要性。

药物贮藏是保证药物质量的重要环节，作者对此十分重视，强调“凡药藏贮，宜常提防”。

如阴干、暴干、烘干的药材易反潮霉垢，阴雨季节要常烘烤，晴天要晾晒。

他介绍了一些特殊的药材贮藏法，“人参需和细辛，冰片必同灯草，麝香宜蛇皮裹，硼砂共绿豆收，生姜择考砂藏，山药候于灰窖。

”此外，《本草蒙荃》在保存历代炮炙资料的基础上，于炮炙多有发明。

如论述辅料的作用，“酒制升提；姜制发散；入盐走肾脏，仍使软坚；用醋注肝经，且资注痛；童便制，除劣性降下；米泔制，去燥性和中；乳制，滋润回枯，助生阴血；蜜制，甘缓难化，增益元阳”。

把药物配伍理论引伸为“以药制药”的炮制方法，对后世很有启发。

李中立的《本草原始》，突出生药形态。

全书有药图420幅，其中360余幅是他据实物亲临写生所绘，全书12卷，资料主要取自《证类本草》、《本草蒙荃》和《本草纲目》。

药品分类采用《本草集要》的十部分类法。

论药体例沿用《本草纲目》而加以简化，重在药图与图注，突出药材的形态待征。

《本草原始》之前本草著作所附图，绝大多数为基原图，《本草原始》则以药材图为主，突出描绘药用部分，适用于药业。

黄精、地黄、白芨、人参等药用根，只画根形，使君子、补骨脂、蒺藜子等用果实，只绘果形，对树脂类，如龙脑香、阿魏等，则绘出基原植物以示来源。

李中立深入药材集市写生并据实地考察写出图注，在区分药物混淆，辨别真的，揭露掺假等方面作出许多有价值的辨别方法。

对以前著作有详细记载者略作说明，对以前著作论述不详者则详为考辨。

沙参与桔梗，常使药商彼此代充，李中立指出，“沙参形如桔梗，无桔梗肉实，亦无桔梗金井玉栏之状”，他不仅绘出正品，还常绘出伪品以作对照，首创出真的药材同给的方法，为减少药名混乱。

李中立对当时一些药材的俗名、习用名等，用《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的正名注明，如绩砂密即砂仁，鳢肠即早莲草等。

同时以别名、商品名注正名，如高良姜俗呼良姜、茜草根俗呼茜根等。

《本草原始》对前代著作有载，但无形态描述者，多详加论述，以补前人之不足，对古人记载有误者，通过直接叙述纠正之。

李中立对药物的质量、规格、产地等也有深入研究，提出一些新见解，对通过药物形态鉴别药物产地也提供了不少例证，《本草原始》可谓另辟路径，总结辨识药材的经验，是在中药鉴定、炮制等方面做出贡献的一部药材学著作。

倪朱谟的《本草汇言》，20卷载药581种，附图530余幅，全书注重临床用药经验，是其显著特点。

倪氏生当明末，周游各地，遍访通晓医药人土，卷首记载就有148位。

该书资料来源广泛，内容新颖，保存了大量民间的用药经验，倪氏既重“登堂请益”，也重实地考察，他到晋、蜀山谷查看龙骨产区，到温州、处州观察山农种植茯苓。

书中反映的明末药学理论和方剂，丰富了本草学的内容。

李中梓的《本草通玄》，是作者长期临床实践用药的经验总结，对世俗用药流弊及前人记载错误多有纠正。

王纶谓“参能助火，虚劳禁服”。

李中梓给予驳斥，详细分析介绍人参的正确使用方法。

书中各药下常列炮制法，且多变动古法，以自己临床经验研究加以修正。

“古人制黄芪多用蜜炙，愚易以酒炙，既助其达表，又行其泥滞也，若补痛及崩带淋浊药中，须盐水炒之”。

此外，徐彦纯《本草发挥》膝弘《神农本草经汇通》薛已《本草约言》、皇甫嵩《醋是发明》、方谷《本草纂要至宝》、方有执《本草抄》、杨祟魁《本草真诠》、顾逢伯《分部本草妙用》、肖京《药性微蕴》等也均是明代颇有特色的小型综合型本草著作。

(五)专题本草著作明代各种专题本草著作十分丰富，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药物学的发展状况。

1、地方本草类《滇南本革》是我国现存内容最丰富的古代地方性本草著作，作者兰茂长期生活于云南，为各族民众治病。

他发现当地有许多有药用价值的植物尚未被利用，于是边医疗实践，边考查药物，广泛搜集民间医药经验，经多年积累形成《滇南本草》一书。

全书载药446种，各药下依次记载性味、功效、主治、附方，个别药物还论及其生态与形态。

书中记载了大量少数民族的医药经验。

本书地方色彩浓郁，资料丰富，是研究云南地方药物和该地民族医学经验的珍贵资料。

2、食疗本草类以食品培补身体，抗御外邪侵袭是中医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明代食疗类本草著作很多，以《食物本草》为题的就有卢和、汪颖、薛已、吴文炳诸人之作。

穆世锡的《食物辑要》、赵南星的《上医本草》、施水图的《山公医旨食物类》等均属此类作品。

另一类是救荒本草书，内容为替荒年寻求代食品，以朱棣的《救荒本覃》最有名，收植物414种，依次为分布地点、生态特征、形状、食用制备方法等项分别论述，附有精美插图，有些还列有主治等内容。

该书东传日本，影响较大。

鲍山的《野菜博录》在调查可食用的山野植物的基础上，对其中一些植物还进行栽培观察，是在实践基础上参考文献而成书的。

王磐的《野菜谱》、周履靖的《菇草编》也属此类著作。

3、药物炮制类缪舌雍的《炮留灸法》是明比最有影响的炮制专书。

书中阐释了439种药物的炮制方法，包括操作程序、贮藏保管等内容，对个别药还述及炮制前后的药性变化和不同的疗效，它以《雷公炮灸论》为基础。

增入后世发展和个人经验，使之更切实用，书末“用药凡例”中亦有不少独到见解，加对煎药方法细致深入的探讨，就得有实用价值。

王文洁的《太乙仙制本草药性大全》、吴武的《雷公炮制便览》、俞汝溪的《新刊雷公炮制便览》等均属药物炮制专著。

二、方剂学的成就随着药物学的进展，明代方剂学也有巨大进展。

一方面，大量方剂书，尤其是巨型方剂著作的出版，另一方面，对理、法、方、药的研究也更为重视。

(一)医方巨著《普济方》《普济方》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方书，也是明代最大的方书。

它搜罗极广，篇幅很大，几乎收录了十五世纪以前所有保存下来的方书内容，并兼及传闻、小说、道藏、佛书内的相关内容，还收入大量的时方，可谓集十五世纪以前方书之大成。

《普济方》是由朱元璋第五子周定王朱棣组织编辑，由教授腾硕、长史刘醇等参与编辑考订而成，刊于永乐四年(1406)，原作108卷，《四库全书》改为426卷。

共分为2175类，718法，收入61739方，239幅图，总论包括方脉总论、药性总论、五运六气、脏腑总论等。

各论包括脏腑各论，按人身头面、体表、五官、口齿和内部器官。

分述病候；伤寒杂病，包括急、慢性传染病与内科疾病，以后为外科，骨伤科，妇产科，儿科，针灸等。

每种疾病有论有方，治疗方法多样，包括汤药、罨敷、针灸、按摩等。

它的主要贡献是保存了古代大量医学文献，价值已超出方剂学范围。

李时珍编修《本草纲目》时，虽说浏览参考文献800多种，实际上当时已有不少文献失传或成为罕见的孤本，李时珍并未能一一亲阅，其中不少是通过《普济方》间接读到的。

(二)推求古义的《医方考》吴昆的《医方考》，撰于万历年间。

作者15岁学医，行医后深感业医者知识贫乏，必须对医者的素质进行提高。

他从历代方书中选出常用方剂700余首，编成本书，共6卷。

按病症分为中风、伤寒、感冒、暑湿等72门，每门下列一证，先论病因，次列诸家治疗方法，再汇集名方。

《医方考》虽汇集群方，却不追求方剂数量，而是严守质量，“揆之于经，酌以心见，订之于证，发其微义”，重在阐发分析。

如中风门，首述中风名义、病因及各家认识，“风者，百病之长，得行天之象，故其发也暴。

然上世论风，主于外感，乃河间主火，东垣主气，丹溪主湿，而末世之论纷纷然。

今考名方23首，为风、为火、为气、为湿，皆时出而主之，初不泥于一说也”。

论下先列乌梅撩牙关方、稀涎散、通顶散、苏合香丸、许胤宗黄芪防风汤熏蒸法等治标之方；次列治半身不遂、语言蹇涩、口眼歪斜等后遗症之方，有主风的牵正散、省风汤、小续命汤、防风通圣散；史国公药酒方，主火的泻青丸。

主气的四君子汤加竹沥姜汁方、八味顺气丸，主痰湿的二陈汤、星香汤等。

每方下列适应症及详细的方义分析——条理清晰，因证致用，说理是很透彻的。

本书出版后影响广泛，清代汪昂的《医方集解》、吴仪洛的《成方切用》等都宗《医方考》所开之学风，《医方考》出版后，连续刊刻近十次，在医学界起了积极作用。

(三)张景岳对方剂学的贡献《景岳全书》中的“八略”和“八阵”实为讲述方剂学的内容。

他把治病立法比作战略战术。

故称治则治法为“八略”；把立方选药比作布兵排阵，将方药主治的论述称“八阵”。

八阵又分为古方八阵与新法八阵。

他根据个人丰富的临床经验发议论，有不少创见。

八略亦称新法八略，即补、和、攻、散、寒、热、固、因诸略。

根据八略而列八阵，古方八阵选历代名方1516首，另有妇产、小儿、痘疹、外科等古方922首。

新方八阵系张氏自创方利，共186首。

新方八阵诸方多切临床实用，有不少至今仍为常用名方，如左、右归丸，左、右归饮，金水六君煎，玉女煎，理阴煎等。

补略和新方八阵的补阵最能反映作者的学术思想，张景岳是温补派的代表人物，特别重视人体本元，谓为“人之大宝”，他从阴阳互根角度体察真阴真阳，认为“阴不可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

以气血、形体性用的相互依存和消长关系来阐述生死之机，强调温补元阳，滋养真阴，使阴阳归于平衡，实现水火既济。

强调古人之方，是示人以法，并非限人以药。

对待成方，又要圆活。

张氏对方剂的认识尽管也有不足，但仍是明代方剂学中一枝奇葩，后世虽有非议，也多偏执管见，其成就却是不可抹杀的。

(四)追源溯沉的《祖剂》施沛辑明代以前著名方剂800余首，成《祖剂》一书，共4卷，收主方70首。

该书以《素问》、《灵枢》及伊尹汤液之方为宗，以张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之方为祖。

选《和剂局方》及宋、元、明诸家流传方以归类叙述。

追本溯流，把相类方剂归于一起论述如以《素问》之泽术麇衔汤为主方，其下述张仲景的泽泻汤、猪苓散、茯苓戎盐汤、五苓散、茵陈五苓散、猪苓汤、茯苓泽泻汤，后世的四苓散、加味五苓散、山栀五谷散、胃苓汤等，将17首方剂集中介绍，有些地方作者还加了按语“和得者也”，主方除选自《内经》、《伤寒》、《金匮》外，还有的选自伊尹《汤液经》、《和剂局方》、《肘后方》、《广济方》、《千金》、《得效方》、《集验方》、《济生方》及李东垣、张洁古、朱丹溪等人的医方，对学习古代方剂学有一定参考价值。

明代医学基础研究的发展一、医学典籍的整理研究明代重视医学典籍的整理研究，把它视作提高医生素养，加强医学理论建设的基础工作。

(一)《内经》的经理研究：明代治《内经》的医家颇多，撰有约20种著作，突出者有如下诸种：1、《灵》、《素》合注与发微：马莳对《素问》、《灵枢》全部作注，是合注最早的人，《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9卷，以期有补于对《素问》的理解。

王冰分《素问》为24卷，马氏非之，改分为9卷，马氏注于每篇首有提纲挈领之总论，再逐章逐节逐句注之，颇有发明，亦有望文生义处。

2、《灵枢》最早的全注本：马莳的《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是现存对《灵枢》最早的全注本。

马莳，以为《灵枢》和《素问》都为9卷，原文悉依宋代史崧本，认为《灵枢》较《素问》更重要，不能视《灵枢》仅为用针之书，指出书中用针方法，都可引伸为用药之法，不可“泥为用针”之书，这些说法很有道理。

此书体例同《素问》注，后世学者认为此书之注在内容上优于《素问》，且属首创，其功颇宏。

3、张景岳的《类经》：张景岳把《内经)重新分类，再予合编，成《类经》一书。

全书以《内经》原文为纲，吸取各家医论，附以个人心得，并对难懂词句加以通俗解释，有些议论十分精彩，全书分为摄生、阴阳、藏象、脉色、经络、标本、气味、论治、疾病、针刺、运气、会通共12类，390条。

4、小型阐释《内经》之悴为使人掌握《内经》的基本精神，明代出现了由博返约，提纲挈领，讲解《内经》主要现点的著作。

由滑寿原注、汪机续注的《读素问钞》，是《素问》的节录注本，刊于1519年，该书分藏象、经度、脉候、病能、摄生、论治、色诊、针刺、阴阳、标本、运气和汇萃12类。

汪氏在原注基础上作了重要补充，是学习《内经》的入门书。

李中梓的《内经知要》，执简驭繁，将《内经》按内容分成道生、阴阳、色诊、脉设、藏象、经络、治则和病能8类。

本书除辑录原文外，结合基础和临床加以阐析，内容简要，条理清晰，选录切要，讲解明白，是便于初学员优秀的选本之一。

1764年经薛雪重校加按，更为流行。

(二)《难经》的研究：《难经》于明代注家颇多，如王九思等的《难经集注》，马莳的《难经正义》，徐述的《难经补注》、姚浚的《难经考误》，张景皋的《难经直解》，张世贤的《图注难经》等，王九思的《难经集注》，5卷，系在石右谅、王鼎象、王惟一协助下，于1505年成书，本书属于集注，集吴时吕广、唐代杨玄操、宋代丁德用、虞庶、杨康候诸家之注，于每难下胪列诸家之说，历附说明主要是校正和音释。

该书在保存明代以前的资料上，是有贡献的。

(三)《伤寒论》的研究：明代从事《伤寒论》研究的医家较多，有著作传世的也在20家以上。

开始强调《伤寒论》编次真伪问题，是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

方有执始强调编次谬误，提出错简简订之说。

以后，张遂辰主张维护原有编次，成为针锋相对的观点。

到了清代，他们各有一批追随者，故一般认为伤寒学流派之争始于明代。

明代研究《伤寒论》诸家，涉及内容广泛。

董的《伤寒秘要》重在约论经义；卢之颐的《仲景伤寒论疏钞金》偏于订正注家之误。

有些医家则把重点放在临床治疗上，王肯堂的《伤寒准绳》、张吾仁的《撰集伤寒世验精法》，从分析病证入手；陈长卿《伤寒五法》从论述治法入手；张介宾的《景岳全书·伤寒典》对诸家方剂进行归类分析，都有临床参考价值。

明代有人提出伤寒与温病的区别，如王履的《医经溯洄集》，强调“感天气恶毒异气”的温病，受到后世的重视。

万全的《伤寒摘锦》、戈维城的《伤寒补天石》都论述了时行疫病的证治。

李中梓的《伤寒括要》、陶华《伤寒六书》中的《伤寒一提金》，则属于普及启蒙的通俗之作。

1、错简重订说的提出：方有执的《伤寒论条辨》，是明代研究《伤寒论》最有影响的著作。

他认为张仲景与王叔和仅两朝相隔，王叔和所撰纵不全是，也不会全非，按王叔和所列篇目看，王氏尤重太阳病，是明于辨证的。

世传《伤寒论》，不合辨证处甚多，太阳三篇尤为混乱。

这种编次肯定非叔和方位，乃后世误人之作。

为此，方氏尽二十余年努力，置加考订，以还叔和之故，通仲景之源。

方氏指“伤寒例”一篇为赘附，宜删，“平脉”、“辨脉”为叔和赞经之辞，当移诸书尾；“平脉”篇题不符实，去其篇名，并入各篇。

《伤寒论条辨》对六经均有改订，以太阳篇变动最大。

将太阳病卫中风而病者列为上篇，收桂技汤证及其变证为卷一；荣伤于寒而病者为中篇，收麻黄汤证及其变证为卷二；荣卫俱中伤于风寒而病者为下篇，收大青龙汤证及其变证为卷三。

其余备篇分为5卷，凡8卷。

这种分法由清代喻昌发展成为“三纲鼎立”说。

方有执研究《伤寒论》，是有成绩的，但《伤寒论》是否因此恢复原貌，又当别论。

方氏错简重订主观上是以“心仲景之心，志仲景之志以求之”。

但并未找到错简的有力依据。

对错简重订说，后世褒贬不一，争论激烈，并由此形成一个伤寒学术流派。

2、维护旧论说的首端：明末张遂辰在其《张卿子伤寒论》中明确提出，维护原有编次，他认为，“仲景之书精入无比，非善读者免滞于语下”。

张氏尊重历代《伤寒论》研究医家，谓“诸家论述，各有发明”，书中未贬斥任何一家，认为王叔和的编次只在卷数上与仲景原书不同，成无己的注释尤称详洽。

张氏依成氏《注解伤寒论》之编次，自“辨脉”、“平脉”始，至“汗吐下可与不可”先后次序分毫末动，只在分卷上厘为7卷。

文后注释亦以成无已说为主，兼采郭雍、张洁古、庞安常、李东垣、朱丹溪等人之说；张氏虽未明确反对方有执的错简重订说，事实上却形成相互对立的两种观点。

他的学生张志聪、张锡驹承袭师说，进行发挥，形成伤寒学中的维护旧论派。

二、基础理论和临床研究与发展明代医学在诊断学、病案书写格式、医学书籍编著和传播、医德论述和医史研究上，均有较大发展。

(一)诊断学的研究与发展明代医家在诊断上大都强调四诊兼备，脉证合参，强调全面掌握材料，抓住纲领，辨证施治。

八纲辨证纲领即在明时发育成熟，脱颖而出。

在遣方用药上，强调勿胶执，方应适证，药宜应病，不能胶执古方以治今病。

在舌诊、问诊、脉诊上均有系统论述。

1、舌诊：明代舌诊受到广泛重视。

16世纪下半叶，申斗垣著《伤寒观舌心法》，是继元代敖氏《金镜录》后又一集大成之作，他临床经验丰富，注意舌的观察，亲自给图，经长期积累，绘出135种舌图，运用分经、运气答理论，把舌和证联系起来，观舌成为诊断重要依据之一。

2、问诊：中国医家历来重视问诊。

李梃的《医学入门》指出，问诊必须详尽，他列出48问，妇人需再加4问，产后又加4问。

徐春甫强调四诊合参，反对完全依脉辨证。

张三锡在《医学六要》中将李梃的48问，简化为26问，张介宾又简化为10问，编成《十向歌》，易记易行，为后世遵行。

3、脉诊：明代脉学专著甚多，一些类书、全书、方书、本草、临床专科著作，也常兼及脉学。

现存脉学著作有：吴昆的《脉语》、李中梓的《诊家正眼》等近30种。

影响最大的是李时珍的《濒湖脉学》。

《濒湖脉学》摘取诸家精华，分详27种脉。

对同类异脉鉴别，各种脉象主病，既能博考，又能精研，编成歌诀，便于诵习。

李梃的《医学入门》亦列27种脉，与《濒湖脉学》相较，少一牢脉，多一大脉，余皆同。

徐春甫在《医学入门捷径六书》中指出，脉为“元气之苗，死生吉凶之先见”，是判断表里虚实的依据，吴昆《脉语》列怪脉12种，较前人多4种。

张介宾的《景岳全书》，专列“脉神章”3卷，对脉神、正脉16部、脉之常变等有详尽论述。

李中梓的《诊家正眼》，较《濒湖脉学》增一疾脉，列脉象28种，在《医宗必读》中，他列浮沉迟数四脉为纲，以统余脉，长、短、弦脉则列于四纲之外。

李中梓认为领会脉象，不能只凭语言，须通过临床揣摩。

4、八纲辨证：八纲辨证，是指导中医临床思维的基本原则，它的内容可追溯到《内经》和《伤寒论》。

明初楼英在《医学纲目》中；明确提出八纲，“诊病者必先分别气血、表里、上下、脏腑之分野，以知受病之所在；次察所病虚实、寒热之邪以治之，务在阴阳不偏颇，脏腑不胜负，补泻随宜，适其所病”，1477年，王执中在《东垣先生伤寒正脉》中指出：“治病打字，虚实、阴阳、表里、寒热八字不分，杀人反掌”。

方隅1584年出版的《医林绳墨·伤寒》中说：“虽后世千万方论，终难违越矩度，然究其大要，无出乎表、里、虚、实、阴、阳、寒、热八者而已。

”1624年。

张介宾在《景岳全书·阴阳篇》中，认为阴阳是医道之纲领，诊病施治，必先审阴阳。

在《景岳全书·六变辨》中又指出：“六变者，表里、寒热、虚实是也，是即医中之关键。

明此六变，万病皆指诸掌矣”。

除缺少八纲辨证的术语外，表述得已十分明确。

(二)病案格式的建立病案格式规范化是诊断治疗规范化的重要环节，它促进着医学的进步。

明代出现了整理古代病案的专著，提出建立病案格式的具体要求。

1、韩懋的“六法兼施”韩懋的《医通》，提出书写病历，要六法兼施。

六法指望、闻、问、切，论、治。

六法作为填写医案的具体要求是：一望形色，如肥瘦、高低、肤色、润槁，主要看发育状况、形色神态、有无精神等。

二闻声音，如音质清浊，发音洪细，说话有无气力等。

三问情状，是问诊要求。

韩氏提出“八何”，包括时间、地点、病因及治疗史。

四是切脉理，按三部九候。

五是论病原，提出六问，六是治方术，是研究治疗措施及效果的。

韩氏认为，凡治一病，宜用此式一纸为案，填清年月日及地点，表明风土时令，再望之、闻之、详问之，以察其外；然后切脉、论断、处方，确立诊断和治法。

各各填注，使病者持纸待续，更换医生，也有所据，还可使医生深入思考，做到百发百中。

2、吴昆关于病案格式的概括吴昆的《脉语》对病案格式进一步概括，他称病案为“脉案”，“脉案”一名，流行至今，医家仍用之。

书写内容分七条：一是时间籍贯姓名，时间占运气，地点占脉之方宜。

二是望诊和闻诊，包括年龄、体态、神色、语声等，用以合脉。

三是病人的苦乐、病由和发病时间，观其精神状态和疾病久暂。

四是始发病、治疗措施及疗效，以为参考。

五是昼夜孰甚，寒热孰多，喜恶何物，是疾病现状，以辨气血，察阴阳脏腑，六是写出病名定诊断，以及诊断的理论根据，区分标本缓急，确定某藏当补，某藏当泻。

七是处方加减及用药目的，写清处方原则，药物配伍方法，令病人了解治病措施，以积极配合治疗。

吴氏指出，病案后应有医者签名，以示负责，使病家验医者之工拙。

韩氏的“六法兼施”和吴氏的补充，对病案格式规范化起着奠基作用，对医学发展和后世医家也有重大影响：三、医德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明代论述医德的专篇及散在内容，较前代均有增加，涉及到医学伦理学的诸多方面。

许多医家履行医德的感人事迹，也为后世留下了楷模。

明代是中国医学伦理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出现了许多论述医德的优秀文献。

李《医学入门》中的“习医规格”，对医生的学习和品德提出明确要求，认为医德要求概括为一点，就是不欺。

徐春甫的《古今医统》，专列“庸医”、“时医”、“名医”、“论医”等篇，鞭挞违反医德的现象。

龚信、龚廷贤父子都很重视医德研究，就医患关系和医生行为规范进行了全面论述。

陈实功行医从不求谢，深得病家信任，在《外科正宗》里，提出“五戒十要”。

美国1978年出版的《生命伦理百科全书》将其列为古典医德文献。

孙志宏的《简明医毅》中“业医须知”一篇，要求医者勿重财利，勿危言珍秘而索重价；对易治病勿故言难疗；对难治病勿故言易愈；不可只尽心富家，而忽慢贫家。

明代医德文献，以医忌关系为轴心，兼及医际关系。

它既考虑对医者的要求，又有对患者的提醒，较之西方古代医德文献，更为全面。

在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明代，这些文献的共同特点是反对金钱腐蚀，反对把医术作为单纯谋利的手段，对借医术敲诈财物的行径深恶痛绝，强调保持医学救死扶伤的祟高目的，保持医学为健康服务的功能。

在医德运行机制上，他们尚停留在医德现象领域，借因果报应之说，劝人们作阴功之举，以推动人们对医德的侍奉。

这和他们在医术范围内反对巫术和迷信，形成鲜明对照。

四、医史文献研究(一)散在的医史资料：明代留有丰富的医学史料，有不少是散在于各种书籍中的。

一是明代编写的《元史》及明代各个皇帝的《实录》，多有医事制度、医家活动、疾病史等方面的材料。

明代各种文件档案，官方编写的大型丛书如《永乐大典》等，也是医学史料的重要来源，二是地方志，常有正史见不到的内容，明代编写地方志之风甚盛，从清代编写的《古今图书集成全录》所收医史材料可以看出，大部取材于明代地方志，既有明代以前的医史资料，也有丰富的明代医史资料。

三是名人文集，宋濂集中的《周汉卿传》，黄宗羲《南雷文定》中的《张景岳传》，戴良的《丹溪翁传》等，他们由于生活于同时代或相近时代，常能得到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四是笔记小说中常有医史研究的记载。

五是医家著作，徐春甫的《古今医统大全》介绍了270多名医家；李的《医学入门》叙述了医学源流，介绍了一些医家的事迹，孙一奎在《赤水玄珠》中为张仲景、张子和、刘守真等人写了《张、刘、李、朱、滑六名师小传》。

此外医学著作自身，它叙述的源流、师承等，均是珍贵的医史资料。

(二)专题医史著述：最早以《医史》命名的医家传记明代出现了以《医史》命名的医家传记，由李濂撰写。

李氏以古文著名当时，有《医史》10卷，实为古代医家传记，与书名不称。

收录医家71人，其中55人来自《左传》等正史，包括医和、淳于意以至李杲等，10人采自诸家文集，自宋代张扩迄于张养正，6人为李氏补撰，为张机、王叔和、王冰、葛应雷、戴原礼、王履。

传下附有论述。

一般认为此书考核未精，多疏漏。

殷仲春的《医藏书目》，是现存最早的医学书目。

本书于1656年由其孙观国刻印。

生卒年月不详，书目录有谬仲淳、陈实功、张三锡诸人之作，可断定为明末人。

此书分类采释氏之名，分无上、正法、法流、法水、结集、旁通、散圣、玄通、理窟、机在、秘密、普醒、印证、诵法、声闻、化生、杨肘浸、妙窍、慈保、指归、法真诸函。

每函之前扼要总结，说明本函特点。

天上收医经；正法主要收伤寒著作，但纳有东垣及太医院医书；普醒收本草；化生主要是妇科书，妙窍主要是针灸书；劳保主要是幼科书。

指归也收《内经》、《难经》。

本书编目虽有分类，但互相交错，不够清晰，有的分类十分勉强。

段氏撰书态度实事求是，未见过完整书籍的，阙疑不书。

限于见闻，错漏仍不少。

对了解医史和医学目录学，极有价值。

明代的全书、类书、丛书和入门书。

明代社会稳定，造纸工业发达，印刷技术进步，交通也较宋金元时期有所发展，为医学书籍的编撰刊印创造了良好条件，出版了大量的全书、类书、丛书和医学入门书。

明代全书、类书和丛书多由私家收集、整理、编纂和刊印，他们在一些助手帮助下，常殚尽毕生精力。

徐春甫的《古今医统大全》，是搜罗丰富的全书。

前7卷属基础理论部分，第8至79卷，分病为161门，每病论述较系统全面，除引录文献外，附有个人见解。

后21卷，为临床各种及方药杂论。

张介宾的《景岳全书》戴思恭的《证治类廖》、楼英的《医学纲目》、王纶的《明医杂著》、龚信的《古今医鉴》、虞传的《医学正传》、皇甫中的《明医指掌》、孙一奎的《赤水玄珠》、李梃的《医学入门》、李中梓的《医宗必读》、武之望的《济阳纲目》，均有全书性质。

王肯堂的《证治准绳》是采摭丰富条理分明的类书，收有杂病、伤寒、疡病、妇科、儿科的理论和方药，查阅方便，且附作者经验和见解，受到后世推崇。

张三锡的《医学六要》也有类书性质。

明代出现了多种形式的丛书。

一类汇集古代医书，王肯堂辑、吴勉学刊行的《古代医统正脉全书》最为著名，全书汇刻古代医书44种，重要著作搜罗殆遍，校勘仔细，颇多善本。

一类是个人著作辑录，薛己的《薛氏医案》16种，汪机的《汪石山医书》8种，万全的《万密斋医书》20种，李中梓的《士材三书》。

有些也可说是医家个人的全书。

医案专辑：明代医案专辑，首推《名医类案》。

作者穷搜博集，分门别类，并附自己验案和分析，因切临床实用，颇受后世欢迎。

明代医家著作中，多附作者验案，条分缕析，叙述疑难症的辨析和治疗，示人以规矩，明代以医案命名的独立著作亦不少。

对研究中医临床医学发展特点与规律，对疾病史、诊断治疗史的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汪机的《石山医案》、薛己的《薛己医案》、孙一奎的《孙东垣医案》、王肯堂的《王肯堂医案》在个人医案中较有影响。

他如聂久吾的《奇效医述》等十余种医案，都有不少精彩内容。

医学入门书：医学入门书对培养医生，进行医学教育，不可或缺。

世医世代相传，或师徒相授，对普及医学知识，有不少限制。

弃儒入医、特别在穷乡僻壤，更需学医门径书。

一些医家注意到这点，所写医著，照顾到有经验者，也顾及自学者。

刘纯《医经小学》是明初的医学入门书。

成书于1388年，共6卷。

分本草、脉诀、经络、病机、治法、运气六部分。

引用医学著作20余种，撮其旨要，以为编次。

为初学易记，用四百或七言韵语，间附按语，以为诠释。

李梃的《医学入门》是在《医经小学》基础上编写的。

文体是叙述与韵语相结合，必须记忆部分常用韵语。

李氏要求习医者医德与医术并重；这一医学教育思想，很有价值。

本书取材广泛，内容丰富，是重要的医学入门书。

李中梓的《医宗必读》也是有价值的医学入门书。

对初学医者必须掌握的内容，叙述得简明、准确、易理解、切实用，很受后学欢迎。

明代临床医学成就一、内科杂病明代是内科杂病学术全面发展并达到空前繁荣的时期，其特点，一是围绕金元四家与古代医学理论及医疗经验的继承和发展，所出现的不同学术流派及其学术争鸣，主要是以薛已、张介宾、赵献可等医家所代表的温补派对刘完素、朱丹溪医学主张所展开的论争，这种学术争鸣对内科杂病学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其二，内科杂病学家们在临证上更为重视辨证论治理论的运用，使内科杂病辨证沦治水平较以前明显提高，其三，不少医家对内科杂病诊治的总结与医著空前增多，并能对临证实践发挥切实的指导作用。

明代在内科杂病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使这门学术的发展趋于成熟，并对后世内科杂病学术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一)丹溪学派传人的学术彭响朱震亨的弟子较多，而且不乏在医学上有一定成就与影响者，因此元末明初时丹溪学说一度颇有影响。

其中素炙丹溪之门的医家，有赵良仁、戴思恭、刘叔渊、王履等人。

赵良亡所著《金匮衍义》一书，恪守丹溪家法，阐释杂病立方施治的要旨，戴思恭除协助其师整理《金匮钩玄》等医著外，自己还著有《证治要决》、《证治类方》、《推求师意》等书，对丹溪学说多有阐发，如从阳有余、阴不足的观点出发，更强调了“火之为病”的危害性，及进一步阐发“六郁之病”的证治等，对后世有一定影响。

王履治学颇多创意，敢于大胆批评前人之说，他宗丹溪学说对东垣学说指斥甚力，王氏在内科杂病中的一个突出成就，是对中风提出了“真中凤”和“类中风”的独特见解，对后世影响很大。

(二)温补学派的盛行及其对内科杂病的影响薛已可谓温补学派的倡导者，他在《内科摘要·脾肺亏损咳嗽痰喘等症》中提出，“当补脾土、滋化源，使金水自能相生”的观点，进一步推论说脾胃一虚则诸症蜂起。

因此，他在治病时特别注重补益脾胃之气，同时他也探讨了肾命学说。

由于脾肾在生理病理关系上极为密切，薛已对于以上虚为主者，主张“补肾不如补脾”之说；但当肾虚为重时，则又以补肾为先。

至脾肾皆虚，则经常采用脾肾同治之法，兼筹并顾。

在治则上，讲究固本滋源，因而他在处方用药时重视温补，不尚苦寒。

孙一奎对命门学说有潜心的研究，提出了肾间动气学说。

他强调命门是客观存在的，其位在两肾之间，即命门穴所在之处，乃人身一太极，为阴阳之根蒂，造化之枢纽，是生命的原动力，在构成人体完整的生命系统中起着重要作用。

他十分重视对下元虚寒的辨治，如论肾泄、癃闭、遗溺、小便失禁诸症，亦多从下焦命门着手。

赵献可特别强调命门之火，他认为八味丸是“益火之源，以消阴翳”的主要方剂，凡命门火衰，不足以化水者，非此方则无以济火。

他在临证中强调保养命门之火为治病之要义，养命门之火为治病名要义。

张介宾力倡“阳非有余，阴常不足”的论点，既重视真阳又重视真阴，并把真阳与真阴归根于肾命之水火。

他创制的右归丸和右归饮，是温补扶阳的代表方剂，张氏的温补学说，在虚劳等虚损疾患的治疗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另一位医家李中梓，以注重先后二天水火阴阳著称。

在疾病的论治中，特别强调膊肾的病理变化，重视脾肾之脉，常诊太溪以察肾气之盛衰，诊冲阳以察胃气之有无。

如果脾肾二脉能应手，则患者有回生之望；若脾肾二脉不能应手，则多为危殆之腹，他治先天之本，基本上继承薛己、赵献可的补肾之法；治后天之本，则沿袭了张元素、李杲的理脾之方。

综上所述，温补学派发展了易水学派的脏腑病机学说，除注重调理脾胃以治疗内科杂病的积极作用外，还深入地探讨了肾命学说，从真阴元阳两个方面阐明了人体阴阳平衡的调节机制及重要意义，并于临床实践方面，在温养补虚治疗脾胃和肾命疾患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后世临床各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内科杂病辨证论治水平的提高中风：有关中风的病因，自金元以降，突出以“内风”立论，明代医家在各自临床实践中，对此又有新的认识。

如吴昆指出阴阳异位，升降失常可以导致中风的形成。

王肯堂则十分重视饮食习惯和营养成分与中风发病的关系，如久食膏梁厚味或肥甘之品的人，其发病率较高。

孙文胤指出与情志、嗜欲、饮食、起居等因素密切相关。

张介宾继而提出“非风”之论，明确提出此与外风无涉，实际应该是《内经》所提的“厥逆”，因此正名为“非风”。

虚劳：明末汪绮石对虚劳病机、治疗和预防作了系统的论述。

病机分虚劳六因说和虚劳由火说。

虚劳的治疗，汪氏在《理虚元鉴·理虚三本》中提出“理虚有三本，肺脾肾是也”的原则，说明了调理脏腑的重要，在预防方面，汪氏强调“六节”(节嗜饮，节烦恼，节忿怒，节辛勤，节思虑，节悲哀)，从精神因素方面做到克制和解脱，起到非药物所能达到的治疗作用。

“七防”(防风，防暑，防凉，防湿，防燥，防寒，防非节之暖)，注意随时调摄，以防时令和气候的变化。

如“四护”(保护四时贼风不从风池、风府而入；保护秽恶不正之气不从口鼻而入)，防护于未病之时、“三候”(春初、仲夏和夏秋之交)是本病易发或加剧时期，故须严加注意、“二守”(服药与摄养宜守之勿失），避免始勤终怠，延误治疗，“三禁”(用药禁燥烈、苦寒、伐气)诸法，都具有指导临床的作用。

咳嗽：明代医家对咳嗽的辨证论治有新的补充。

李梃《医学入门》首先提出对咳嗽外感、内伤的分类，为后世提供了借鉴。

《景岳全书》对外感、内伤咳嗽的病因、病机、证候、治疗，论述更为详细。

提出外感咳嗽由肺而及他脏，故以肺为本，他脏为标；内伤咳嗽由他脏及肺，故以他脏为本，肺为标。

这对后世治疗咳嗽有很大的指导作用。

张氏还对外感、内伤咳嗽的辨证提出了若干要点。

在治疗上则提出内伤咳嗽以阴虚为主，治以滋阴，但见虚寒而咳嗽不已者又当补阳，以上这些论述，都从不同方面大大丰富了对咳嗽辨证论治的内容。

消渴：关于消渴病的治疗，明代医家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

戴思恭注重益气，专用黄芪饮治疗三消，把益气放在治疗的首位，在消渴病的治疗方面有一定的影响，李梃主张以补脾益肾为主，他在《医学入门·消渴》中说，消渴病其本在肾，其标在肺，肾暖则气上升而肺得润泽，脾旺则津液自生，故强调补脾益肾的重要性。

赵献可力主三消肾虚学说，提倡治三消当以治肾为本。

周慎斋治消渴强调以调养脾胃为要，并特别重视养脾阴，“专补脾阳之不足，用参苓白术散。

”哮证：虞传《医学正传》明确地对哮与喘作出了区别：“哮以声响名，喘以气息言；夫喘促喉间如水鸡声者谓之哮，气促而连续不能以息者谓之喘”，从症状特点方面说明两者的不同，明确了哮与喘的鉴别要点。

关于哮证的病因，戴思恭在《证治要诀·哮喘》中，明确地提出本病有“宿根”之说，这在哮证的病因学上是一个重要进步。

(四)丰富的内科杂病著述明代有关内科杂病的著述十分丰富，成为这一时期内科杂病学术繁荣的重要特点之一。

重要著述有：薛己《内科摘要》，是中国医学史上最早以“内科”命名的医学专著；孙一奎《赤水玄珠》、楼英《医学纲目》，强调辨证论治理论的运用；虞传《医学正传》，本丹溪之说而有所发挥；王纶《明医杂著》提出“杂病用丹溪”的学术主张；龚廷贤《寿世保元》于中风预防有独到见解；秦景明《症因脉治》强调临证询视证候的宜要性等等，在内科杂病的诊治上均各具特色。

而内科杂病的专著与专篇则有王肯堂《杂病证治准绳》与张景岳《景岳全书·杂证谟》等，此外，方有执《痉书》为痉病论治专著，周履靖《金笥玄玄》为虫证论治专著，郑全望《瘴疟指南》为疟疾论治专著，龚居中《痰火点雪》、胡慎柔《慎柔五书》及汪绮石《理虚元鉴》均为虚劳论治专著等。

二、妇产科明代医学13科中，仍独立设妇人科，出现了不少妇产科专著，使妇产科学有了显著进步。

王肯堂《女科证治准绳》影响较大，该书资料丰富，以薛已的《校注妇人良方》为蓝本，系统总结了明代以前妇产科学所取得的成就，反映了当代妇产科学的发展水平。

武之望《济阴纲目》(1620)是以《女科证治准绳》为基础改编而成的，疾病分类条理清晰，选方实用，流行较广。

《万氏女科》3卷(1549)，是一本简易的妇科著作，临证注重观察，方药配伍精当，富有创新精神。

《景岳全书·妇人规》2卷，立论、治法均有独到之处。

明代妇产科学的进步还表现在，一些医家思想解放，企图摆脱封建思想束缚，要求给妇女患者进行客观检查。

在一些妇产科论著中，记载了女性生殖器的构造。

《女科证治准绳》记述了女性外生殖器阴di及其功能；《广嗣纪要》描述了阴道发育畸形，明代妇产科学在经、带、胎、产方面都有显著成就。

(一)有关月经生理病理的论述1、李时珍论月经生理明代关于月经的论述，以李时珍《本草纲目》最详，对月经周期性规律的认识也更加明确，李时珍把两月一次的称并月，行经期只吐血衄血，或眼耳出血者称逆行，一生不行而受胎者，称暗经；月月行经而产子者是为盛胎，俗名垢胎。

2、万全论体质病理与月经病万全注重观察妇女的体质、性格特征与月经病的关系。

他认为“肥白者多痰，瘦黑者多火”，性急躁者常兼气郁气逆，因而治疗时应在祁血调经的同时分别加以化痰，降火及理气。

(二)分娩临床护理1、选用接生人员张介宾认为，在分娩中，接生人员对母婴安全至关重要。

《景岳全书·稳婆》指出，“凡用稳婆，必须择老诚忠厚者”。

2、产房卫生《景岳全书·产要》要求产房内应人少安静、室温适宜，通风良好。

尤为可贵的是，当时致病菌虽尚未被人门发现，薛己却已提出了一些可能对产房空气消毒有益的措施，如用黄芪、川芎、当归等药，置釜中水放，使药气散发满室。

其设备简便，方法易行。

3、烧灼断脐预防脐风薛已(1487～1559)发明的烧灼断脐预防脐风的方法，是明代产科引人注目的成就。

它较宋代烧灼脐带断面的方法有明显提高。

其使用目的、方法步骤也更加明确。

据清代《达生篇》引《薛氏医案》称：“儿生下时，欲断脐带，必以蕲艾为燃，香油浸湿。

重烧脐带至焦，方断。

其束带需用软帛厚棉裹束，日间视之，勿令尿湿。

此预防脐风乃第一要紧事”。

(三)万全论优孕优生1、主张择优婚配万全认识到婚配与优生的关系，著《广嗣纪要》16卷。

他在“择偶篇”中讨论选择配偶条件时强调，婚前应考察配偶的身体发育和健康状况。

其中记有多种关于女性生殖器先天性生理缺陷，不宜婚配。

2、种子学说《万氏女科》提出“种子”论，提出“三虚四忌”作为不宜交媾受孕的注意事项，如环境恶劣、情感不畅、劳倦过度、醉后大饱等。

现代医学证明，酒后受孕可致胎儿发育迟缓，出生后智力低下；恶劣环境、不良的精神刺激均可引起受精卵发育障碍。

3、养胎戒规历代医家都重视孕妇的摄生养性，认为对胎儿健康发育有重要作用。

《万氏女科》对历代养胎法进行了系统总结，归纳为六项戒规。

“妇人受胎之后，所当戒者，一曰房事，一曰饮食，一曰七情，一曰起居，一曰禁忌，一曰医药。

”三、儿科明代儿科学渐趋成熟，在儿科理论和临床实践方面，都取得了较显著的进展。

儿科名家辈出，儿科著述丰富，人痘接种术发明和应用，以及对麻疹、惊风、疳积等疾病的防治积累了不少新的经验。

明代的儿科著作相当丰富，仅存世的就有30多种，著名的有万全《幼树发挥》2卷(1549)和《育婴秘诀》(16世纪中期)；薛铠与薛已父子合著《保婴撮要》20卷(1556)、王肯堂《幼科证治准绳》9卷(1602)等。

当时痘疹流行，研究专著甚多，约有20多种，如汪机《痘治理辨》3卷(1531)、万全《痘疹心法》12卷(1568)和《片玉痘疹》13卷等。

此外，其他医书中也有较多的儿科内容，如张介宾《景岳全书·小儿则》等。

明代儿科学术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结合临床证治不断发展的。

如薛己继承了钱乙五脏虚实辨证，又吸收金元张洁古等医家的论说，加以总结、归纳，使原有理论进一步完善提高。

在儿科理论上，万全根据钱乙“五脏所主”说，提出肝常有余、脾常不足；心常有余，肺常不足；肾常虚的观点，对后世医家探讨小儿生理、病理特点具有一定的意义。

在治疗上，万全推祟李杲学说，重视调理脾胃；保护胃气；提出“五脏以胃气为本，赖其滋养……如五脏有病，或补或泄，慎勿犯胃气”；这都是在前代的基础上加以发挥而成的。

小儿指纹诊法是自唐发明后一直为儿科应用的独特诊法。

至明代，《保婴撮要》对这一诊法作了进一步的研究，薛氏父子将小儿指纹概括为流球形、透关射指形、透关射甲形等13种，绘图说明，并分别论述各种指纹的主证及其治疗。

多数医家重视四诊合参，对小儿则更强调形色望诊。

除了一般望诊方法之外，在《全幼心鉴》、《古今医统》、《婴童类粹》、《片玉心书》等医著中还载有颅囟望诊法，通过望小儿颅囟的形状来辅助诊断。

在小儿病治疗上，万全赞同钱乙提出小儿“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的论点，认为小儿气血未定，易寒易热，肠胃软脆，易饥易饱。

主张“调理但取其平，补泻无过其剂”、“当攻补兼用，不可偏补偏攻。

”尤其推崇李杲学说，重视调理脾胃，保护胃气。

《保婴撮要》非常重视乳母对婴儿身体的影响，凡因乳母的体质、情绪、饮食、疾病等因素所引起的小儿病，必须同时治疗乳母与婴儿。

薛氏还提出“药从乳传”的论点，认为药物的有效成分通过乳汁可以对小儿起治疗作用。

某些小儿病通过调治乳母的方法治愈，今已为现代医学所证明。

万全在临证中则非常重视小儿心理，常心身兼治。

当时医家已注意到社会、心理因素对小儿健康的影响，真是难能可贵。

儿科病治疗方法上，除了药物之外，还有外科手术、推拿等。

明代太医院设有按摩科，按摩术被应用于儿科疾病，并改称“推拿”，出现了专门的小儿推拿专著，如陈氏《小儿按摩经》(收入《针灸大成》)、龚云林《小儿推拿秘旨》、周于蕃《小儿推拿秘诀》等，形成了小儿推拿独特的理论体系。

其中《小儿推拿秘诀》影响较大，书中将推拿多种多样的手法归纳为按、摩、掐、揉、推、运、搓、摇八法，颇得后世推崇。

明代关于麻、痘、惊、疳等儿科疾病的证治水平较前人有所梴进步。

“麻疹”作为病名最早出现于明代。

龚信《古今医鉴》首次记载“麻疹”一词，并详细叙述了麻疹症状、并发症、治法与预后、并从证候上与痘症作了鉴别。

王肯堂曾补订《古今医鉴》，他对麻疹与其他发热性疾病作了鉴别：“痘症与麻疹，发热之初，多似伤寒。

惟麻疹则咳嗽，喷嚏，鼻流清涕，眼胞肿，眼泪汪汪，面浮，腮赤，或呕恶，或泄利，或手掏眉目鼻面，此为异耳”，龚廷贤指出麻疹“黑陷及面目，胸腔稠密，咽喉攒缠者逆。

发不出而喘者，即死”的不良预后(《万病回春》卷7)。

可见，明代医家对麻疹的认识比前人更为深刻。

其治疗，经过历代许多医家的不断探索，以解毒发表为麻疹的治疗da法逐渐形成，使后世医家临证有所准绳。

至明代中叶，对痘疹(天花)的预防有了新的突破，这就是人痘接种术的发明，并开始在临床使用取得成功，已如前所述。

至于已发痘疹的治疗，明代儿科家多有研究，仅专著就有魏直《痘疹全书博爱心鉴》、汪机《痘治理辨》、翁仲仁《痘疹金镜录》、《痘疹杂证论》、孙一奎《痘疹心印》、万全《痘疹心法》、《片玉痘疹》、朱惠明《痘疹传心录》、吴勉学《痘疹大全八种》、徐谦《仁端录》等20多种，以及其他医著也多涉痘疹证治，对天花的治疗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如万全在研究痘疮发病过程之后，提出痘疮发病经历生热、见形、发起、成实、收靥、落痂6个阶段，并分别给出治疗方药。

治痘主张兼取钱乙凉解、陈文中温补之长，“温补凉泻，各随其宜”，并不偏执一法，然以清热解毒为常法，温补扶正为变法，更符合临床实践。

对惊风的证治，《古今医鉴》提出惊、风、痰、热为“惊风四证”，《幼科证治准绳》。

提出“八候”：搐、搦、掣、颤、反、引、窜、视，为惊风的主症。

“四证八候”提纲擎领，对于认识惊风很有意义。

万全分析了急、慢惊风的病因，认为各有三种，并观察到瘫痪、失语等惊风的后遗症。

其治疗，万氏在《幼科发挥》中介绍了家传秘法：惊风热甚之时，宜泻肝胆之火，吐泻不止，欲发慢惊风，宜补脾平肝。

王肯堂从慢惊风中又分出慢脾风一证，治以生胃回阳为法。

小儿疳证。

宋《圣济总录》分24种，钱乙分五脏之疳论治。

至明，杨继洲《针灸大成》卷10简述为“面黄肌肉瘦，齿焦发落”，如此执简驭繁，大大方便了临床鉴别诊断，有较大实用价值。

万全认为“疳证虽有五脏之不同，其实皆脾胃之病也”。

因而治疗以健脾益肾、消积、杀虫为da法。

四、外科明代外科学在疾病认识、医疗技术改进及手术等方面，均有提高，出现了革新趋势，继元代之后，明代实行更为严格的医户制，这一制度虽不尽合理，但对技术要求较高的疮疡、骨伤、刀而箭治疗技术的继承和发展，却有不少长处。

(一)外科著作数量增加：明代外科著作，约有50种，其中有20余种至今仍是学习研究的参考书。

综合反映了明代外科学的发展水平，这些著作中流传最广的是：《疮疡经验全书》仅现存历代刻本和抄本近20种；《外科准绳》亦名《疡医准绳》，作为丛书刊刻或单列刊刻近30种，《外科正宗》各种版本达50多种，流传之广，影响之深居历代外科著作之冠。

陈实功的《外科正宗》实际上是明代外科学发展水平的代表作。

(二)外科学派与学术思想：明代外科学继承了宋元时代外科学的学术思想和经验，思想比较活跃，富有求实精神，出现了不同的学术观点，以及与之相关的治疗原则和医疗技术。

外科学中不同观点和相互争鸣，对推动它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杨清叟对痈、疽化脓性感染的阴阳虚实辨证，论述甚详，保存有不少民间验方。

赵宜真继承了他的理论、学术思想和经验。

主张外科学的发展必须有大方脉作基础，从他处理化脓性感染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看，比较保守，但强调外科学家必须掌握医学基础理论则应予肯定。

汪机的《外科理例》，多集前人之说而成。

他强调外科学家必须重视掌握内科理论知识，并用以指导外科疾病论治的观点是正确的，与赵宜真的学术思想一致。

江机则指出人体各个部位化脓性感染若已化脓，必须早期正确诊断，早期切开引流，不能一味等待自溃，汪机这一主张是很科学的。

申斗垣的外科学术思想比较激进，他崇拜华伦，深为其剖腹，刮骨等手术未能传世而惋惜。

他对各种外科疾病，多能根据不同情况，在辨证基础上，给予手术或非手术的适时治疗。

申氏提出的治疗原则和措施，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如对筋瘤，主张“以利刀去之”；对血瘤，强调“以利刀割去，银烙匙烧红，一烙血止”，使不再生。

这些由细致观察和经验总结形成的正确结论，对外科治疗学的发展极有价值。

王肯堂晚年撰成《外科证治准绳》，是集先代外科名医方论融合而成的代表作。

王氏治外科学富有求实精神，重视临床效验，善于总结经验以提高理论认识。

如关于诊断瘤肿性质与确定治疗原则的关系，他强调：“按之推移得多者，可用取法去之，如推之不动，不可取也，去法以药先腐，再剪割，必除瘤根。

小瘤术后即愈，大瘤去后半年，其肌肉寐痹可复”。

王氏对手术持慎重而积极的态度，主张扩大外科手术治疗领域。

他是明代，也是外科学史上记述外科手术最多最详的外科学家，他对不少外科疾病的分析和认识，把中国外科学的学术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

陈实功一生致力于外科学，强调作一位好的外科医生，必须勤读古代名医著作及文化哲学论著，以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和外科学术水平。

陈氏集40年外科临床理论研究和经验总结，撰《外科正宗》一书，即是这一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

陈氏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在医疗实践中，既重内治，也重外治，既强调宜手术者的早期手术，又反对给不适于手术治疗的滥施针刀。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提高了对若干外科疾病的认识水平，创造性地提出许多具有科学价值的医疗技术和外科手术。

他首先强调外科治疗中必须配合饮食营养，认为“饮食何须忌口”，批判了无原则的饮食禁忌，是一种科学主张。

陈氏改进了截趾(指)术、气管缝合术、死骨剔除术、咽部异物剔除术、下颌关节整复术，设计出巧妙的鼻息肉摘除手术器械和手术方法。

陈实功反对内科医生轻视外科的错误观点，严厉批评外科医生轻诊断、乱投药和滥施针刀的不良倾向。

在外科领域内，他是一位敢于创造，不墨守成规的学者，是一位言教身教并重的外科学家。

(三)外科疾病认识水平的提高：明代对外科疾病认识水平有明显提高，对一些疾病的病因、症状描述、诊断与鉴别诊断，以至提出针对病因的预防方法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明代对化脓性感染并发脓毒血症，有了较清楚的认识。

外科著作多于“疔疮走黄”或“痈肿内陷”项下论述此证，陈实功强调对该病预防，“贵在乎早”。

特别是位于头面部者，“其形虽小，其恶甚大”。

并指出，不可艾灸退毒内攻，反会倒陷定黄。

薛己记载了鼻面三角危险区化脓性感染引起的脓毒血症，因患者未接受早期治疗而死亡的病例。

王肯堂在论述紫泡疔时，首先描述了炭疽症。

他指出，“若因开割瘴死牛、马、猪、羊之毒，或食其肉，致发疔毒，或在手足，或在头面，或在胸腹，或在胁肋，或在背脊，或在阴胯。

或起紫泡，或起堆核肿痛，创人发热烦闷。

头痛身疼，骨节烦疼”。

上述记载，正确的叙述了炭疽发病患者与羊毛市场、剥割疫畜的密切接触关系，并对该病症状与临床特点作出了比较确切的描述。

明代王肯堂，首次记述了男性乳腺癌。

“万历癸卯(1603)二月，侍御赵荩庵……袒其胸，左乳侧疮口，大如碗，恶肉紫黑黯，鳞峋嵌深，宛如岩穴之状，臭不可近。

于问何以得此，曰：馆试屡下意不能无郁，夏月好以手捋乳头，遂时时有汁出，或曰是真液也不可泄，因覆之以膏药，汁止而乳旁有核。

既南来校阅劳神，乳核辄肿痛，……八月初，以滞下发哕死，夫男子思乳癌者少矣，其起又甚微渺，而三为盲医所误，不可不书之以为后鉴。

”(四)外科诊疗技术与急救：明代外科诊疗技术与急救技术均有较大进步，举例分述于下。

吸脓术：明代在处理脓肿切开引流方面，广泛使用了吸脓术。

所用器具不尽相同，其原理却是一致的。

赵宜真说：“用苦竹筒三、五、七个，长一寸，一头留节，削去其青令如纸薄，用拨毒药煮十余沸，乘竹筒热，以手便按上，紧吸于疮口上，脓血水满自然脱落，不然用手指脱更换别个竹筒，如此三、五次，毒尽消之”。

用药煮十余沸，固在增加其秉性使真空性能更佳，但也不能否认其消毒和预防并发感染的作用。

切齐引流术：化脓性感染的治疗，围绕着脓已成是否应尽早切开引流，长期存在着尖锐分歧。

反对者主张以内服药与外用药促其自溃，以达治愈目的，主张切开者认为等待自溃会延误治愈，但多数外科学家有力地阐发了后一种主张。

汪机是积极主张切开引流的，陈文治则主张分别深浅部位不同处治。

王肯堂认为切开引流对已成脓者十分重要。

龚居中强调要根据不同部位，决定切口深浅：背、晌、腹部的痈疽要浅，“恐伤内膜”；臀、臀、胯等厚肉处所生痈疽，切开要深，“以泄内毒”。

至于引流之纴，使用药物等，外科学家也各有不同要求，(五)、外科手术、麻醉术及止血术1、外科手术明代在若干较小手术的技巧方面，有较大改进和新的创造。

自刎急救与气管、食管缝合术：对此术王肯堂与陈实功都有出色贡献，陈氏指出：“自刎者乃迅速之变，须救在早、迟则额冷气绝。

……急用丝线缝合刀口，掺上桃花散，多掺为要，急以绵纸四、五层盖刀口”。

并要求高枕使刀口不开。

“待患者气从口鼻通出”。

“外再用绢条围裹三转，针线缝之。

”病人如有便秘，只能灌肠，不可用泻利药，王肯堂进一步强调，气管等应分层缝合，使这一手术达到新的水平。

他说：“凡割喉者……，以丝线先缝内喉管，却缝外颈皮，用封口药涂敷外，以散血膏敷贴换药”，王氏且提出鉴别喉管是否全断的方法，认为全断者则不可治。

陈实功认为，气管、食管全断者仍可治，但治愈率较低。

鼻息肉摘除术：对鼻息肉之病因、症状、摘除手术器械设计及手术方法步骤等，技术之精巧，效果之良好，当推陈实功。

陈氏指出，鼻息肉结如石榴子，渐大下垂塞孔窍，使气不得通，药物不效时宜手术摘除。

方法是：先用麻药吹鼻两次，次用细铜著二根，著头钻一小孔，用丝线穿孔内，二等相距五分许，以二著头直入鼻痔根底部，将著线束鼻痔根部纹紧向下一拔，其痔自然脱落，置水中观其大小，预用胎发灰同象牙末等分吹鼻内，其血自止，戒口不发。

王肯堂《外科证治准绳》中还载有许多外伤手术治疗方法，如耳落再植术。

“凡耳砍跌打落，或上脱下粘，……看脱落所向，用鹅翎横灾定，却用竹夹子横缚定，缚时要两耳相对，轻缚住”。

还说：“缺耳，先用麻药涂之，却用剪刀剪去外些皮，即以绢线缝合，缺耳作二截缝合”。

王氏的记录，大体上反映了以外科手术治疗损伤的先进水平，肛门闭锁之手术治疗已如前述。

2、麻醉术：麻醉一般与外科手术是同步发展的，明代局部麻醉术的显著进步，就是一个突出表现。

王肯堂唇裂修补术，陈实功鼻息肉摘除术等，都是在局部麻醉下进行的。

3、止血与清洁消毒：外伤止血，明代前已有烧烙止血的广泛应用，明代在烧烙器具上有所改进。

陈实功强调综合止血术，他说：“血飞不住，治宜如圣金刀散掺伤处，纸盏，绢扎，血即止”。

纸盖是压迫止血，绢扎是结扎止血，明代部已较普遍的应用。

外科手术的顺利进行，除有效的麻醉及止血术配合外，防止并发感染十分重要。

王肯堂对此似亦注意到，他说：“洗疮药须用文武火煎十数沸；洗疮时勿以手触嫩肉，亦不可气吹之，应避风”。

这些是为预防并发感染采取的措施。

五、皮肤病学明代是皮肤病学理论和临床实践取得突出成就的时期。

薛已《外科枢要》、汪机《外科理例》、申斗垣《外科启玄》、陈实功《外科正宗》等著作记述了多种皮肤病，有关麻风、梅毒专著的问世，使皮肤病学水平有显著提高。

(一)梅毒梅毒作为一种性病，于1493年传入欧洲，几年内得的广泛传播，被人们视为一种瘟疫，有“大天花”之称。

葡萄牙商人东来，将该病带到亚洲。

1497年首航印度，次年印度即发现梅毒；1502年第二次东航到我国广州，1505年我国发现本病）胡传揆：中国科技史料，1980年第二辑104-109）。

从广州开始，由南注北，传播日盛，引起医家普遍关注，俞弁《续医说》(1545)指出：“弘治末年，民间患恶疮自广东人始，吴人不识，呼为广疮，又以其形似，谓之杨梅疮”（俞弁：《续医说》卷10“萆”）。

李时珍指出：“杨梅疮古方不载，亦无病者，近时起于岭表，传及四方，……男女淫猥，湿热之邪积既深，发为毒疮，遂致互相传染，自南而北，遍及海宇”。

明代医著中梅毒称谓甚多，如广疮、杨梅疮、棉花疮、霉疮等。

明代许多著作都论及梅毒。

《韩氏医通》载，“别著《杨梅疮论治方》一卷”，该书已佚。

薛己《外科心法》(1525)载有下疳及淋病病例，描写了梅毒骨关节夜晚痛、晚期树胶肿、上腭穿孔等病状。

提及以轻粉(汞剂)蒸治或擦治，并内服萆汤。

汪机《外科理例》(1531)报告有梅毒眼症状及治疗中汞中毒案例。

陈实功《外科正宗》论述下疳、树胶肿等涉及各期梅毒病变较为细致，对晚期器官损坏状况描述尤详。

陈司成《霉疮秘录》是我国现存第一部梅毒学专著。

陈氏总结梅毒在我国流行100余年的防治经验，系统地阐述了有关本病的理论、传染途径、各期梅毒及胎传梅毒的症状体征、治疗原则等。

他反对内服轻粉，以防药病和变病；重视预防，在世界梅毒治疗史上首创减毒砷剂疗法，写下防治梅毒光辉的一页。

(二)麻风麻风一词，首见于宋代王怀隐《太平圣惠方》，但未作解释。

沈之问《解围元薮》始作出系统阐述。

沈氏此书与薛己《疬疡机要》及清代肖晓亭《疯门全书》，合称祖国医学麻风三大专著。

《解围元薮》肯定麻风为传染病，指出家庭内传染的重要性，首先主张给接触幼童“预常服药”。

倡对本病施治行六经辨证，总结了大枫子治疗本病的新经验，否定前人服本药定致瞽目之说。

薛己提出麻风与类似麻风病的鉴别要点，倡八纲辨证，注重先补后攻。

萧晓亭强调隔离，治主活血，认为治疗必须彻底。

沈、薛、萧三氏各彰其说，治疗经验丰富且各具特色，将麻风病的理论和实践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

外治法：明代在外治法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首先体现在肛肠疾患的外治方面，如赵宜真在《仙传外科方》中已记载了脱管法与枯痔法。

陈实功在《外科正宗》一书中将有关疗痔的外治方面作了系统总结，提出了唤痔、护痔、洗痔、熏痔、脱管、结扎、挂线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外治方法，陈氏在治疗疮疡病时，配合手术切开明确将外治法作为一项治疗常规。

此外，在方法和工具上亦做了一定程度的改进。

如设计一种中间带有小孔，孔内装有活动木塞的罐子，其原理和现代吸引术已很接近。

另外，陈氏还发明了止血带以止血，用多头带以缚疮。

同时还记载了大量的外用药剂型。

六、骨伤科骨伤科亦属外科，但中医学中多独立为一科而有自身的完善和发展、明代尤见进步。

(一)伤科学派的主要特点1、薛己学派薛己学派主要有汪机、陈文治等。

他们的学术主张主要表现为：强调整体现念，重脉理，重视元气的作用。

认为治气应以补气为主，治血要通过补气养血实现活血化瘀，强调脾胃肝肾在治疗骨伤中的作用，主张健脾培元，固肾治伤；重视内治，反对单纯依赖手法和外治；在药物使用上主张平补，反对寒凉。

从学术渊源看，薛氏这些主张与金元时期的脾胃学说有密切联系。

杨清叟用营卫返荣汤，治损伤拆跌；强调“顺气匀血”。

到了薛已，更以四物汤和补中益气汤为主，对后世有较大影响。

2、少林寺学派少林寺学派依据经络气血传输理论，提出血头行走穴道说。

他们认为人身气血运行有一个头，即血头，一昼夜十二个时辰，分别经过十二个穴道。

这一说法最早见于《跌损妙方》，为此还专门编有“血头行走穴道歌”。

血头行走穴道说是经络学说和子午流注在伤科的具体运用。

少林寺学振依据血头行走穴道的时辰，采用跌打点穴治伤法，是他们的一种重要手法。

在治疗时，还配以药物，救急方剂有七厘散、飞龙夺命丹、地鳖紫金丹，十三味总方是论穴治伤的主方。

这些方药，至今是临床较常应用的验方。

(二)骨折、关节脱位治疗的进步，明代在骨折和关节脱位的诊断治疗上，都有较大的进展。

在诊断方法上，《普济方》提出的下肢骨折复位效果诊断法，采用脚跟对齐，脚头抵正，以检测股骨或胫骨复位后的效果。

在治疗方面，对骨折及关节脱位的手法有不少进展。

异远真人运用端提法使颈椎脱位骨折复位，方法是让病人取坐位，医者用双手将病者头颅端定提起。

《普济方》对多种骨折及脱位治疗都有详尽描绘，解剖部位准确，手法可靠，为骨伤学做出突出贡献。

如关于肋骨科拆的复位，“令患人正坐，用手按捏骨正，依法用药扎缚，凡病人手面于仰看可为妙”。

关于尺挠骨骨拆复位，用屈伸端捏法，“令患人正坐，用于拿患人胳膊伸舒，端捏平正”。

股骨骨折应和髋关节脱位相鉴别，“腿胫伤折法，令病人仰卧倒，比根齐恐胯骨出血”，即用两足跟对比的方法，看伤肢短缩多少，以确定有无关节脱位等等。

七、针灸学与推拿学明代针灸学在宋金元针灸理论有较大发展的基础上，进入一个新阶段，特别在针刺方面，在单式针法基础上，形成20余种复式手法；灸疗方面，由艾炷灸发展为使用艾卷的温热灸法。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集大成的针灸著作。

书中内容多数是摘录前人针灸学论述而成，且多歌赋形式表述者。

(一)针灸学说与理论的发展汪机重视经络腧穴在疮疡诊断中的作用，提出五脏六腑之痈均有相应募穴隐痛征象，可作为诊断依据之一；强调对症状的分析和治疗选取腧穴郁应结合经络循行。

汪氏还注意到瘢痕组织对经气传导的影响。

高武研究了按时选穴学说，主张废弃当时流行的“按时用穴”法，倡用“定时用穴”法。

前者不问何病，皆于某日某时，针灸同一开穴，这种取穴法，疗效不高，且易误人。

定时用穴法强调先知病，后定经穴，再据该经穴开穴时辰针灸，治病很有针对性。

杨继洲研究了井穴的临床运用，在《针灸大成》中绘有“十二经井穴图”，列有井穴主治各种病证。

他还进一步阐发了八脉八穴理论，增加了杨氏治症36项，使之成为系统学说。

李时珍的《奇经八脉考》，发挥了奇经八脉理论，指出奇经也是经脉，较为详细地阐明了奇经八脉的循行路线，所主症状等，丰富了经络学说的内容，引起后世医家对奇经的重视。

(二)针刺手法和灸法的发展重视针刺手法是明代针灸学的特点之一。

徐风诠释了窦默的手指补泻十四法，增加了使气至病所的“调气法”，用捻转、按压、插针等手法控制针感传导的“龙虎升腾”和“纳气法”：记述了当时临床应用的烧山火、透天凉、阳中隐阴、阴中隐阳、子午捣日、进气法、留气法、抽添法、龙虎交战法、青龙摆尾、白虎摇头、苍龟探穴、赤风迎源等法，使复式手法达15种。

杨继洲在《针灸大成》中，广泛吸收了以前的手法，阐述了杨氏家传的特有手法，如十二字法、下手八法、二十四法等，包括数十种单式和复式手法。

杨氏发展了透穴针法，如以风池透风府治偏正头风、合谷透劳宫治口眼斜等。

针刺手法的改进和丰富，对提高针刺疗效，扩大针灸应用范围，都很有意义。

明代灸法也有明显的发展。

汪机、薛已等善用砭灸法、隔蒜灸法以治疗外科疾病；李善用“炼脐”法养生防病，法用麝香、丁香、青盐、夜明砂等20味药末填脐中，上盖槐皮，置艾绒施灸五、六十壮，使遍身汗出。

如无汗，三、五日后再灸120壮，这是对唐代孙思邈保健灸的进一步发展。

张介宾重温补亦重灸法，以为灸有散寒邪、除阴毒、开郁破滞、助气回阳之功。

明代出现的艾卷灸首见于朱权的《寿域神方》，最早艾卷并不掺药。

后来《本草纲目》，药用沉香、木香、乳香、茵陈等与艾绒同搓为艾条，以治风寒湿痹、寒性腹痛、痛经等；扩大了灸法的使用范围。

(三)针灸著作和医家明代出现了较多的汇编性针灸著作，主要有徐风《针灸大全》、商武《针灸聚英》、杨继洲《针灸大成》、朱《普济方·针灸》、吴昆《针方六集》、张介宾《类经图翼》等。

此外尚有《琼瑶神书》(一名《针灸神书大成》)、《秘传常山敬斋杨先生针灸全书》等。

内容丰富的汇编性针灸专著的传播，对推广针灸学术起着重要作用。

除上述汇编性著作外，较著名针灸著作还有陈会这一时期出版了大幅明堂图，如镇江府刻印的《铜人明堂图》、丘浚雕版的《明堂经络图》2幅，上二者现已佚；赵文炳雕版的《铜人明堂图》2幅。

(四)针灸铜人、按摩术等明代太医院仍用铜人考试针灸医生，因此明朝政府和民间医家均重视铸造针灸铜人。

明政府在洪武和正统间曾分别指定专人铸造钢人。

高武鉴于以往仅有男子铜像一种，不符实际需要，因铸男、女及童子铜像各一座，以方便取穴。

此外，明代医家开始重视推拿(即按摩)术，出现了不少有关推拿的专著，推拿不用针，不服药，较适用于小儿，故推拿著作多着重于小儿。

(五)推家学的突出进展与成就明代，推拿学有突出的进展和成就，首先表现在按摩科在太医署医学分科中又重新得到地位，是当时医学十三科之一，从而为该学科之发展创造了条件。

其次是推拿术广泛为医家、养生家所接受，因此而得到推广。

如洪武12年(1379)朱权的《活人心法》中即收有仙术修养术、八段锦导引法、导引图等，并结合中医肾气、命门火、脏腑等学说，增加了摩肾、按夹脊、叩涌、按腹等手法。

其中之八段锦法，因其发展了坐功，简化了导引术，并能与中医经络学说紧密结合，因而为后世养生家多种著作收录。

如《尊生八笺》、《古今养生录》等，流传更广。

《新刻养生导引法》，则是对前代养生导引法之总结。

除分述中风、风痹、心腹痛、霍乱、腰痛、脚气、淋、痔等二十余门证候之导引法，并载虾蟆行气法、龟鳖行气法、彭祖谷仙卧引法、右宁先生导引行气法、王子乔八种导引法、五禽戏法等。

此外，如《古今医统》、《医学入门》、《医学正传》，甚至《本草纲目》等书中亦都收有导引、按摩方法。

再次是明代按摩家在广泛总结儿科临床应用按摩法的基础上，撰写了大量有关儿科按摩著作，如《陈氏小儿按摩经》(为杨继洲收入《针灸大成》中)、《小儿推拿秘旨》、《小儿推拿仙术秘诀》等。

《陈氏小儿按摩经》(1601)用歌诀形式，介绍了小儿常见病证的按摩推拿的理论和方法。

特别对掐法、推手指三关(风关、气关、命关)法及其适应症有详述。

《小儿推拿秘旨》(1604)认为推拿对小儿保健医疗有独特良效，“一有疾病，即可医治，手到病除，效验立见，洵保赤之良法也。

”书中用歌诀表述穴位与推拿治法，方简易记，特别对十二种推拿手法的名称、功效、操作和适应症阐述尤为明晰。

亦介绍有小儿急救、护理等推拿法，《小儿推拿秘诀》(1605)记载了阳掌(掌面)诀法和阴掌(掌背)诀法，并简述“身中十二拿法”的穴位与功效，甚便于习学。

而书中常用葱姜汤推，用艾绒敷脐或用葱捣捏成讲敷穴治疗亦为其特点。

这些小儿推拿著作的广泛流传，进一步促进了推拿疗法在儿科中应用，成为明代推拿术进展的一大特色。

八、眼科、耳鼻喉科明代是眼科学发展的高峰时期，王肯堂《杂病证治准绳·七窍门》，在总结前代理论的基础上，对内服结构如神膏(玻璃体)、神水(房水)、神光(视功能)形质和功能均有论述，改进了前代在内眼结构上认识的不足，是反映明代眼科学发展水平的代表作之一。

傅允科在此基础上博采精辑撰成的《审视瑶函》，成为明清以来最流行的眼科专著。

其医论部分切中时弊，对眼科理论和证治问题也有重要阐发。

如“五轮不可忽论”论述了轮脏关系，认为轮为标，脏为本，眼部症状是五脏失于调和引起的。

“用药生热各异论”等从药性特点出发，论及眼病辨证论治方法和用药心得，促进了后世眼科的发展。

《杂病证治准绳·七窍门》列眼病180余证，较《眼科龙木论》的72证和《银海精微》的80证增加一倍以上，对角膜病、眼底病相眼外伤等作了进一步论述。

如对“凝脂翳”(角膜溃疡)的叙述中，先交代病情的急迫和对视力的危害，“此证为病最急，起非一端，盲瞽者十有七、八”。

在辨病上强调“da法不问星障，但见起时肥浮脆嫩，能大而色黄，善变而速长者，即是”。

又如所首载之“视赤如白”证，指出“或观太阳若冰轮，或睹灯光反粉色，或视粉墙如红如碧，或看黄纸似绿似蓝等类”，出色的描述了色觉异常(色盲)，英国道尔顿报导该证晚了约200年。

《杂病证治准绳·类方》收载眼科专方390首，明显超过前人，且多注明出处。

《审视瑶函》共收396方，除取自前代者外，部分为傅氏自订。

如驱风散饮子，坠血明目饮，正容汤等，迄今仍为眼科临床名方。

关于眼科医疗器械，傅氏首载针烙钩割刀样图、金针图，详细介绍了金针制作方法。

对针灸、针拨内障、割胬肉攀睛等手术，对秘制炉甘石法、取汞粉法、制硇砂法、眼科取灵砥法等，都较以前著作，有更详细的介绍。

所述金针拨障手术方法、步骤等也多有改进与提高。

耳鼻喉科学的成就：明代耳鼻喉科开始突破五脏与五官机械对应的概念，从临床实际出发，把耳鼻喉科疾病和多个脏器功能失调联系起来。

关于耳鼻喉科疾病，也多有记载。

又沈之问《解围元薮》的喉麻风，薛已《外科发挥》的鼻与咽喉梅毒，窦梦麟《疮疡经验全书》的耳菌、耳痔；龚居中《红炉点雪》的喉结核均系首次记述。

有关耳鼻喉科疾病的治疗，也有所发展。

王肯堂《疡医证治准绳》载有耳廓外伤撕裂之再植、断层的分层缝合手术。

九、口腔科薛己的《口齿类要》是现存第一部以口齿疾患为内容的著作，全书涉及口齿咽喉、耳及皮肤病共12类，属于口齿的有茧唇、口疮、齿痛及舌证，每证之所论均先述生理、经络联属，次及病机，后附治验。

薛氏继承前人经验，并述个人见解，重脾胃不足对口齿疾患的影响，治疗多用补中益气汤、归脾汤、六味丸和八味丸等，并附医案。

在治证中方法灵活，有常有变，迄今仍是口齿病治疗与研究的重要参考书。

在口齿卫生保健方面，李时珍《本草纲目》提出口齿保健的食忌，认为多食甜食可致龋。

“今人蒸枣多用粮、蜜拌过，久食最损脾助湿热也；啖枣多令人齿黄生慝”。

饴糖条下说：“牙慝病人切宜忌之”。

山楂条下又说：“齿龋人尤不宜也”。

在口齿病认识上，陈实功《外科正宗》载有“痰包”证，类似舌下囊肿。

并认识到该病是反复发作的。

明代在口齿疾患的认识和治疗上，具有如下特点：重视局部辨证：如《外科正宗》辨口疮有：“虚火者，色淡而白斑细点，甚者陷露龟纹，……实火者，色红而满口烂斑，甚者腮舌俱肿”。

李时珍辨唇症状有：“唇赤或肿则障热，唇青或噤则寒，唇干或裂则燥，唇动或涡则风，唇白无色则虚，唇渖湿烂则湿热”。

治疗方药的丰富：对口齿疾患治疗药物的搜集和整理，李时珍有突出贡献。

《本草纲目》中载有治疗口齿病的药物达500余种，并在各药附方中附有相关方剂400余首。

论述涉及的病种有：龋病、牙体非龋性疾病、牙髓病、根尖周病、牙龈病、牙周病、口腔粘膜病、颌骨骨髓炎、唾液腺灸等。

李氏对所搜集的方药多经亲验，并在后面注明神、良、妙、瘥等。

如五倍子条有“牙缝出血止者，五倍子烧存性，研末，傅”。

该方引自《卫生易简方》李氏验证后指出，“傅之立止”。

外治法的进步：明代口齿疾患的外治法有较大成就。

《医方类聚》载《经验秘方》贴脐散以治口疮；《卫生易简方》治白口疮，以巴豆、黄丹贴眉间。

《仙传外科秘方》用药物调敷颈上止舌衄。

《本草纲目》有封龈法，“齿疼出血，每夜盐末封龈上”，李氏评以极验。

这些均属外治法的范围。

关于唇部创伤的处理，《外科证治准绳》根据创伤部位提出不同方法。

伤上唇者，用绢片从脑后续向前，再缚合缝定；伤下唇者，用绢片从下额兜缚。

这种方法，可保证创缘的基本吻合。

缝合后，又起着限制口唇运动，避免伤口过度牵拉的情况发生。

唇裂修补术达到较高水平，明代出现了不少以精于修补唇裂而闻名的医生。

《外科证治准绳》还载有腮颊额部损伤、腮腺损伤、牙齿牙龈外伤等方面的手术方法。

十、法医学(一)法医检验明代规定，京城的检验由五城兵马司负责初检，京县知县负责复检。

外地初检委给州县正官，复检由推官负责。

检验程序：未检之先，对尸亲、证佐、凶犯人等进行详细审问，令其实招，以何物伤何致命之处，立为一案。

随即去停尸所，督令仵作如法检报，认定其致命之处。

细验伤处的圆长斜正，青赤分寸，果否系某物所伤，合同一干人众质对明白，各情输服，然后成招。

其中或有尸久发变青赤团色，须辨析清楚，不能听凭仵作混报殴伤。

《大明律例》对检验失职作了明确规定。

明代关于免检的规定，比宋代更为具体，“据杀伤而死者，亲属虽告，不听免检。

”检尸文件：沿用元代的检尸法式。

保辜：明代在唐律有关规定基础上，对保辜增加了保辜余限，在余限期内，伤者死亡，亦依杀人论。

明代检验制度建立起从告辜到告检的程序，是其一项成就。

是由吕坤(提刑按察司按察使)首先在山西等处建立的，主要由两个格式构成，即人命告辜式和人命告检式。

两个格式的用法是：?

被殴之日，解衣由内亲见证损伤性质，按人命告辜式格式写出告辜状，抬被殴人投递到官。

! 检官亲自检验，登记伤痕，限以保辜日期，则令凶犯寻医调治，案候在官。

： 身死之日，照人命告检式写出告检状。

’ 检官依照告辜状原供伤痕，依法检验，若被殴后未告事，除当时打死及在三日之内者准予检究外，其余死后告人命者，俱以假伤骗诈及自殴诬人论，不准。

(二)法医学书籍明代法医学书籍，除重刊元刊本《洗冤集录》和《无冤录》外，还刊行了一些改编本和节要本。

《洗冤捷录》2卷，不著撰人姓氏，附刊于《御制新颂大明律例注释招拟折狱指南》卷10～15的顶栏。

该书内容以《洗冤集录》为主，揉合《无冤录》内容而成，《洗冤法录》不分卷，附刊于题为熊鸣岐辑《鼎镌钦颂辨疑律例昭代王章》一书第5卷正栏，内容以《洗冤集录》为主。

辅以《无冤录》，《洗冤录》节要本不分卷，《洗冤集览》2卷，王圻编。

亦为《洗冤集录》的改编本。

(三)确定死亡的新方法我国早有以呼吸停止及脉搏停止确定死亡的方法。

明代为防止囚犯脱逃，提出了确定死亡的新方法，由于“重犯买通狱卒、医生，诈称病故。

掌印官相验不亲，委官亦恶凶秽，呈报真死，及尸出而脱逃”，为了确定是否真死，吕坤提出：“停息、定脉尤可凭，凡验囚尸，须要仵作仍须通鼻无嚏、勒指不红、两目下陷、通身如冰者，方准搭结报死”，其中通鼻无嚏、勒指不红、遍身如冰(尸冷显著)，用这三项确定是否已真的死亡，较前就可靠得多。

这一发现，成为明代法医学的重要成就之一。

明代军事医学明代兵制与前代不同，一是参酌历代兵制的利弊加以变通，建立了卫所制。

根据地理位置、险要程度与设防需要，置卫或所。

卫所均有固定防区，筑城置堡，大抵一府者设所，联几府者设卫。

各省区设都指挥使以统辖卫所。

又于险隘处设巡检司，全国军士均编置于卫所中。

二是组建独立的火器部队、火力与机动结合的战车部队及由步、骑、炮、车合成编组的新京营，使火器的杀伤作用在战场上得到充分发挥。

所以明代陆军，除步、骑两个传统兵种外，出现了战车和炮兵两个新兴兵种，水军也较前代进步，在军队中占有重要地位。

(一)京军及内地卫所的军医《大明汇典·太医院》载，京军中的医官、医士由太医院派遣。

据洪武四年(1371)统计，三大营(五军、神机和神枢营)，平均17300人中有医官或医士1人。

景泰间(1450～1456)于谦设十团营，平均万人有医生1名。

内地卫所也有军医编制、金幼孜《北征录》说，有毒药将，由善修合药饵的人充任；医人将，由善医治病的人充任；医马将，招善医马病的人充当。

说明军队已有司药、军医和兽医编制。

戚继光《纪效新书》说，戚家军中有医士2名，医兽1名。

《练兵实纪》载，在骑兵、步兵及车兵中均有医士1名。

可见，明代军医编制人数不多，可能是太医院只规定了医官和医士员额，不包括医生在内。

因当时医生地位尚不及士兵，所以没有记载。

(二)边境卫所中的军医明代由于常与蒙古、后金(清)等民族发生战争，沿边关一带设置了卫所14处，每处由太医院派医士1或2人担任医疗。

约1120～5600人中有医士1名。

如军中缺医，可由总兵或巡抚奏请，由太医院拔用。

(三)海军军医明代沿海边防也采用卫所制度。

每卫官兵5600人，设指挥1人统领，卫下设千户所5个，每千户所下设百户所10个，每百户所有官兵112人，设百户1员，卫所设有医士1名，战船上是否有医生，未见记载。

郑和、张谦等带兵出使西洋时，随船带有医官、医士，平均150人中有医士1名，即每船有医士3名，民医数字未则己载，若计入医生人数应超过180人。

(四)军队医疗工作制度1、报病制度《练兵实纪》卷2载：“凡军士有疾病，同伙房即报本管队总，队总报旗总。

同到歇处验过，即报百总。

径赴本营将官及主将处报知，遣医看病形轻重”。

“见报病者，不论大小衙门，启闭冗暇，即时投入。

如有把门人阻拦，及将官施行迟误者，罪坐所由。

报病迟过一日者，罪在报迟之官；若因迟报致病兵身死者，究其迟误之人以军法”。

这是平时疾病上报制度。

《纪效新书》载：“凡各兵遇有疾病，本日同伙即报本队长，队长亲看缓急，报赴哨官，哨官报赴本总，本总即日报本府，以凭批医疗视。

遇在客戌，本府亲诣抚视”。

可能说的是在住地方部队的报病制度。

2、行营及野营医疗制度《练兵实纪》中规定：行营时“遇有乏马病兵不能前行，登时禀到主将，给予信票，听差人押送到近地城廓、府卫州县、营寨所堡巡司调理。

病者亲识队伙，乃许留一人看待汤药，病痊即遣付本营。

该地方先具痊疴结状申查。

病痊而不赴军行所在者，以后期沦；若有死于行军所在者，本队伍掘墓瘗之，仍立标记。

哨将率头目，以随带饮食奠之，违者以故弃论。

事后再来取回”。

《纪效新书》对此所载较简单，“凡军行在途，遇有疾病，把总官验实，随即禀明，给文选所在官司拨医调治。

痊可即便追来，敢有诈病推避者，治以军法”。

3、关于战争伤亡的申报制度《练兵实纪》规定，战伤与战死分别申报。

报战伤。

“凡遇战毕，收兵到营时，一面各营将督，据千、把总即开战伤者为一手本造递。

凡弓箭伤系致命处为一等，虽重不开超等；被中三箭以上，虽轻亦开一等；中二箭者，虽轻不开三等；凡在手足间为二等；箭入不深，再轻者为三等；再轻者四等止。

其刀伤当面者为超等；伤手足者为一等，轻者为二等，三等止。

凡箭刀伤俱在背后者，不准亦不给医药。

”报战死。

“凡亡者另开手本。

某人伤某处须面前伤，乃坐同对伍偿命之罪：伤在背后，死者不恤，亦不连坐；同队伍若大众败走而亡者不恤，当开坐，退缩被杀，但有一伤在前者，即准血战阵亡之数”。

4、关于战伤抢救的规定戚继光规定，不准在战场上停下战斗去抢救伤员。

告诫伤员勿呻吟，并令战士向前杀去，“杀了贼便可收拾调理”。

实则，待杀贼归来，重伤员特别是重要脏器损伤及大血管破裂者，多已失去抢救时机，即使能得到抢救者，也不易治愈。

故多数得到抢救者俱为轻伤员，这是当时条件不得不如此规定。

5、对忽视士卒健康官员的处罚规定据《大明汇典》载，洪武二十七年(1394)规定，凡守卫士兵当值时，若有暴疾，本管官旗即归营所，请医调治。

若看视迟慢，放回犹豫，致令病甚，亲管小旗杖一百，总旗镇九十，百户住俸一月，其病食钱带去。

兄军士在镇守处、丁夫杂匠在工役之所有疾者，当该官司不为请给医药救疗者，笞四十；因而致死者，仗八十。

若已行移所司，而不差拨良医，及不给对症药饵医治者，罪同。

(五)军队医生的训练由于军医缺乏。

不少将领要求在卫所设立医学，培养军医，解决军队医疗问题。

景泰五年(1454)，因山西右参政叶盛奉请，命太医院选派熟谙方脉医士1名，往口外独石等八城、教军士习医术，每年更代一次。

成化十六年(1480)，陕西、甘肃等十余卫所，因医药缺乏，疾疫无法治疗，奉请当地市政司各立医学1所，选精通医术者，教授军余子弟。

经获准，才有专门训练军医的学校。

(六)军中药物供应明代军中药物由国家免费供给，军中设有管理药料的官员。

南京各营应用的药物，除拨医士随病供应外，嘉靖十年(1531)于各营设置药局，南京礼部督同太医院，选精通艺业医士1人，在药局工作。

三年无过，授予冠带医士，九年后送吏部诠叙，署任吏目，仍在惠军药局。

各局药材，均由南京礼部行，太医院解发。

各府州县所设惠民药局，除治疗贫民外，还治疗军士，免费供药。

遇疾疫流行，朝廷派员往军中施药。

但并非经常制度(七)火药灼伤的治疗宋元以后，火药使用渐广，有人将火药与毒药混合制成武器，发挥二者结合的杀伤力。

对这种火伤的疗法，明初军医著作中也有反映，十四世纪的《金疮秘传禁方》载火药神效方二首。

一用蛤蛎壳炙黄研粉、香油调敷；一用白芨、自蔹、广丹、寒水石、黄柏为末搽敷，是治疗火药灼伤的最早方剂。

《行军方便方》演化为用冰片、四香等烧研蚌壳为粉，以治火药伤。

明代中外医学交流一、中朝医学交流在明代，朝鲜李朝政府重视医药卫生，常聘中国医生前往诊病教授，并派本国医生到中国求教，收集并列行中国医书。

鼓励输入中国药材，推行“乡药化”。

这一时期中朝医药交流十分活跃，呈现出中朝医学融和景象。

洪武间，中国闽中道士杨宗真去朝鲜从医，洪武十二年(1352)高丽任他为典医。

永乐五年(1407)九月，朝鲜派王子来中国，随员中有医生“判典医监事”杨弘达等人。

洪熙元年(1425)七月，明使随员太医张本立和辽东医人何让赴朝为朝鲜世宗王诊病，讨论治疗对策，并传授医方。

宣德二年(1427)明使随员医人王贤去朝，参与朝鲜世宗王疾病的诊疗。

宣德八年(1433)明使随医毛琰赴朝，中国丹东人权因博究医方，成化二年(1466)朝鲜拜他为内医院主薄，后又任工曹判书，权于1487年死于朝鲜，万历二十六年(1598)四月，明医官潘继、期周等应朝鲜宣祖王邀请赴朝从事医疗。

据《景岳全书》载，张介宾壮年时也到过朝鲜。

在中国医生帮助下，朝鲜对乡药和唐药的鉴别及质疑研究蓬勃开展。

永乐十九年(1421)十月，朝鲜派黄子厚来中国，广求朝鲜不产的药材。

永乐二十一年(1423)和宣德五年(1430)，朝鲜两次派芦重礼等医生来中国，邀请明太医院医生周永中和高文中，质疑并鉴定本国药草的真伪等。

我国《医学疑问》载，1617年朝鲜陪臣随医崔顺立等来中国求教医药问题。

问答内容由傅懋先撰成《医学疑问》一书。

明代，朝鲜对中国医书广为翻刻刊行。

朝鲜李朝宣祖年间出版的《考班撮要》载，自1430年到1585年，刊行有《黄帝素问》、《灵枢》、《八十一难经》、《直指方》、《圣惠方》、《得效方》、《伤寒类书》、《医学正传》、《脉经》、《衍义本草》等70多种。

朝鲜李朝重视中国医书的整理研究和中国药“乡药化”的事业。

先后撰写了《乡药集成方》、《医方类聚》、《东医宝鉴》和《寿养丛书类聚》等，在中朝医药交流史上作出重大贡献。

《乡药集成方》由朝鲜集贤殿直提学俞孝通、典医监正芦重礼和典医监副正朴元德等主笔，以《乡药济生集成方》为基础，“以中国医书为经，以朝鲜传统医籍为纬”，收集《太平圣惠方》、《直指方》、《圣济总录》、《妇人良方》等中朝医书中的材料，共分931条病症、10706条医方和1479条针灸方，药材按宋代《证类本草》顺序，收载630种。

《医方类聚》由朝鲜集贤殿副校里金礼蒙等所撰，整理和引用医藉有中国医书152部，朝鲜医书《御林纂要》1部，全书共266卷264册，收藏中朝医方5万多条。

《东医宝鉴》是李朝太医许浚遵宣祖王之命，整理71种中国医书和3种朝鲜医书而成。

全书共25卷25册，从内景、外形、杂病、汤液、针灸五个方面，对中国和朝鲜医药学的基础理论、病症医方、药物方剂和针灸等进行全面综合，于1613年11月以朝鲜内医院刊本刊行。

《寿养丛书类聚》由朝鲜李昌廷依据中国《三元延寿书》等书，加以整理而成，刊于1620年。

明代，朝鲜世宗王按照中国法医制度，把中国的《无冤录》作为吏科、律科的取材课目。

1438年将《无冤录》加注成《新注无冤录》颁行全国，作为国家法律书之一，1483年又把中国的《疑狱集》和《棠阴比事》作为法医验证参考书，颁行全国。

在医事制度方面，天顺八年(1464)五月，朝鲜将《素问》、《张子和方》、《小儿药证直诀》、《疮疹集》、《伤寒类书》、《外科精要》、《妇人大全》、《产科直指方》、《铜人经》、《凝固脉经》、《大全本草》等中国医书，作为医学取才课目。

明代，朝鲜鼓励输入中国药材，朝鲜世亲王说：“药材等物，须赖中国而备之，贸易不可断绝”。

朝鲜多次遣使到中国求取人参、松子、五味子、葫芦、虎骨、鹿角、鹿脯等药。

正统三年(1438)和弘治二年(1489)，中国应朝鲜请求，把麻黄、甘草、蝎虫等药种子赠给朝鲜，使之引种栽培。

二、中日医药交流朱元璋称帝后，即派使节赴日本。

以后互有往来，不断通商交易，虽倭寇之患明代未断，但物资交流始终不绝于时。

医学技术方面，1370年有竹田昌庆(1340～1420)来华，向道士金翁学医，金翁爱其才、妻以女，生三子。

竹田曾医治太祖皇后难产，使母子平安，赐封安国公。

1378年回日本，带去一批中医书籍及铜人形图，丹波元简认为，此铜人图是元代仿天圣铜人而复制者。

这是第一具铜人传日，对推动日本针灸学发展影响甚大。

田代三喜(1465～1537)23岁入明，时日僧月湖寓钱塘，以医行世，著《金九集》(1452)、《大德济阴方》1卷(1455)，田代师事之，学李、朱之术。

居12载，1498年携《金九集》等方书归国，为人治病，拯济甚多。

著有《捷术大成印可集》1卷、《诸药势剪》、1卷、《药种稳名》1卷、《医案口诀》1卷、《三喜十卷书》8卷、《直指篇》3卷、《夜读义》1卷、《当流和极集》1卷等多种医书。

皆能汇入个人经验而发扬李朱医旨，是李、朱学说在日本的开山，其徒曲直濑道三及其门人均为日本一代名医。

古林见宜名正温，其祖佑村好医方，游学于明，居数年，业大进，归国时明帝赐以蜀锦。

从曲直濑正纯学丹溪之术于京师，兼攻仲景、河间、东垣三家说。

著《外科单方》，独树一帜。

与同学崛正意(号杏庵，1585～1642)相谋，立磋峨精舍，门下三千人从学。

古林教学重《医学入门》，讲读以导诸生，使此书盛行于日本，取李《习医规格》梓行，使医学教育更臻正规。

门人古林见桃、松下见林等，皆有医名。

见宜其它医著有：《纲目撮要方》、《拨萃正温方》、《辨药集》、《医统粹》等。

这一时期针灸术在日本复兴。

金持重弘好学精医，擅针灸，天文(1532～1554)中，承大内义弘之命赴明深造，得太医院称尝。

吉田宗桂(1500～1570)，通称意安。

世人以“日华子”称之，遂以为别号。

1539年伴日本使节僧策彦周良来华，明人以宗桂诊治神察，呼为意安。

1547年再次与策彦使明，治愈明世宗之病，世宗赐以《颜辉扁鹊图》、《圣济总录》及药笥等。

遂携所赐方书归国，令名益彰，自成一家，子孙世以意安为号。

1606年，林道春于长崎得《本草纲目》，献给幕府，为《本草纲目》传日之发轫。

宽永十五年(1638)幕府于江户南北两所(品川、牛迅)设药园，本草之学益盛，十七世纪，朱《救荒本草》传入日本。

此期间由中国赴日的医家有元末明初的陈顺祖，因不愿仕明而赴日本九州业医。

将军足利义满慕其名。

召之诊疾，固辞不往。

子大年嗣其术，始赴京都业医，受将军大名礼遇，日人称为陈外郎。

陈大年孙陈祖田，尤善医，颇得诸大名及禅僧敬重，亦有陈外郎之称。

三、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医药交流明代，一批西方传教士来华，他们成为中西医交流的桥梁。

(一)传教士相继来华与医疗活动十五世纪发现美洲新大陆后，欧洲掀起一股海外殖民浪潮，罗马教廷也开展海外传教活动，一大批天主教传教士来到中国。

其中不乏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才，包括医生。

他们来华后，主要从事传教，翻译宗教和西方科学书籍，参与宫廷活动，协助中国士大夫编修历法等工作。

偶亦有行医者。

他们中最早涉及西医活动的，是意大利的利玛窦(P.

Metthoeus Ricci，1552～1610)，他与中国知识分子合作，翻译了许多介绍西方科学技术著作，唯于《西国纪法》中记述了神经学说，首次将西方神经学和心理学介绍给中国。

意大利传教士高一志(P.

Alphonsus Vagnoni，1566～1640，原名王丰肃)的《空际格致》涉及希腊四元素说及一些解剖生理知识。

他在《修身西学》中提到血液生理。

万历三十四年(1606)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P.

Sabbathinus deUrisis，1575～1620)，在北京专修历书，研究水法，著《泰西水法》其中涉及到消化生理学的内容，在医学理论上遵奉希波克拉底的四元素说。

意大列传教士艾儒略(P.

julius Aleni，1582～1649)《性学粗述》，述及生理学和病理学内容最多，卷3提到四体液的生成、分离、功用和所藏部分，分析了四体液与疾病的关系，指出疾病、衰老韧死亡都是由于四体液不平衡造成的结果。

谈到消化生理，与《泰西水法》所说不同，主张口、胃、肝“三化论”，反对“外之火化”，卷3还介绍了血液循环原理；卷4论感觉系统，谈到视、听、嗅、味、触诸觉，还论及涉记之职，卷7论睡眠及梦，尝8论心及心囊，采用亚里士多德之说，还介绍了肺、鬲、气管，讨论呼吸与循环的关系。

书中介绍了盖伦的灵气说，四德、四液与五脏、四季相配等理论。

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P.

Martinus Mrtini 1614～1661)的《真主灵性理论》，论及人体骨骼数目及其生理功能。

德国传教士汤若望(P.

J.

AdamSchall von Bell 1591～1666)著《主制群证》2卷。

上卷论人身骨骼数目和功用，肌肉数目，血液的生成，在论及生养之气和初觉之气时，将微细管与神经相混淆；介绍了静脉、肝静脉、肝门脉、心大动脉和心大静脉；谈到脑和脑神经生理。

解剖生理多本盖伦学说，与上述诸书大同小异，可能是由所据蓝本相同造成的。

葡萄牙传教士博汛际(P.

Francisus Furtado，1587～1653)的《寰有诠》和《名理探》，提到心脏和视觉功能，论及人与四体液的关系，提出大脑具有控制知识、记忆、意志及情绪等作用。

瑞士传教士邓玉函(P.

Joannes Terrenz，1576～1630)，是传教士中最博学者，他是一位医生、哲学家和数学家，是伽里略和布鲁诺的好朋友。

他的精湛医术，得到皇宫贵族的赏识，35岁时加入耶酥会。

万历四十六年(1618)离里斯本，到印度、交趾和中国、途中收集了大量矿物、动物和植物标本，研究了气候学和人种学，均记入旅行笔记。

天启元年(1621)，邓玉函达澳门行医。

同年8月26日，他写信给Lincei研究院，谈到他解剖日本Ymexie神父的尸体事。

谓Ymexie生前嗜烟过度，常觉燥热难敖，经解剖发现其肺脏干枯如海棉，上面蓝点很多。

这是西方医生在华剖验尸体的最早记录。

邓玉函进京后，专门研究编修《崇祯历法》，晚年曾想向中国介绍西方解剖学，经他翻译校阅的有《人身说慨》和《人身图说》。

(二)传教士的医学译述外国传教士在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翻译的著作中，专论医学的仅有两部。

《泰西人身说概》邓玉函所用底本是瑞士巴塞大学的解剖学家、内科学家和希腊文教授包因(Carspard Banhin)著的《解剖学论》。

分为两卷、上卷：骨、脆骨、肯筋、肉块筋、皮、亚特诺斯、膏油、肉细筋、络、脉、细筋、外复皮、肉、肉块、血等15部。

下卷：总觉司、附录利西泰(即利玛窦)记法五则、目司、耳司、鼻司、舌司、四体觉司、行动、语言等内容。

该书是以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和盖伦的医学理论为依据的，还没有现代医学的系统分类。

《人身图说》，附于《人身说概》之后，原由邓玉函、龙华民P.

NicolaoLongobardi，1559～1654)合译，罗雅各(P.

Jacobus Pho，1593～1638)续译完。

分上卷图说和下卷图形加说两部，优于《说概》处为图形精美。

生理学内容也大为增加，但仍沿袭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学说。

本书有详尽的解剖图，新增有内脏情况、泌尿生殖及胚胎介绍，均为《人身说概》所无。

对每一局部的解剖情况，列述尤明。

《人身图说》只有抄本流传，但从明末起仍有一定影响。

清代刘献庭《广阳杂记》载的“女变男”传说，便是据《人身图说》的某些生理观点提出的。

(三)早期西洋医学机构的介绍与建立1、传教士译著中的西方医事制度在传教士译著中，偶可见零星的关于西方医事制度的介绍，在艾儒略《西学凡·医学》中说，医学是西方大学四学科之一，共读六年。

《西方答问》卷上“济院”一节中介绍了欧洲慈善机关的设置情况，云分五等：一为普通病院，一为传染病院，一为残废病院，一为育婴堂，一为收容无依旅客者，称“施舍之院”。

2、葡萄牙在澳门设置的医事机构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萄牙政府在澳门设置官吏，成为它的领土，西方医生、传教士便在那里医务活动。

隆庆三年(1569)，澳门主教加奈罗(Melchior Carreiro)建医院二所，一收教友，一收教外人。

院名为Santa Caza de Mizericodia,不久澳门又建圣拉斐尔医院(St，Raphaels Hospital)，来澳的外国旅行者多在此求医。

祟帧十三年(1640)、清康熙六年(1667)曾二次重建此院，乾隆十二年(1747)进一步扩建。

院中有高墙，分男女二部，有病床40张，非教徒也能在医院看病。

该院要求医院对病者一视同仁，命令裹扎伤口的助手负责配制药剂。

万历七年(1579)左右澳门置麻风病院1所。

万历二十二年(1594)设澳门圣保罗医院，并附设实习班。

教授神学、哲学、拉丁文学，有图书馆、观象台及药房等，是在中国设立的最早西医学校。

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葡萄牙王命令封闭，后于道光十五年(1835)毁于大火。

(四)中西药物交流1、中国药物输向欧洲万历三年(1575)，西班牙传教士拉达(Martin de Rade, 1533～1578)受菲律宾殖民政府派遣，到福建沿海活动，购回大量书籍，有“关于草药的许多书籍，为治疗疾病而投以草药的方法”。

中医药知识假传教之手，向西欧传播。

定居在中国内地的传教士，在这方面起得作用更大。

卜弥格(P.

MichaelBoym，1612～1659)，波兰人，任过波兰王sigismond的首席御医。

在华期间，留意中国药物学，用拉丁文写出《中国植物志》(Flora sinensis)，实际是《本草纲目》的节本，是目前所知向西方介绍中国本草学的最早文献，清顺治十三年(1656)在维也纳出版。

他还著有《医论》(Clavis medica)，全书共六部分，译有王叔和《脉诀》、中医舌诊和望诊，收集了近300味中药，有木版图143幅，铜版图30幅。

当时耶酥会与荷兰印度公司有隙，书被改名为《中医示例》(Specimen Medicine Sinicae)，以Cleyer de Cassel名义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出版。

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才恢复卜弥格的名字，用原版本刊印。

卜弥格未刊稿中还有《中国医学家》(Medicus Sinensis)，但未见。

这些著作领受西方学者注意，吸引他们研究中医药。

2、西洋药物学的传入西洋药物中金石为多，草药中有不少制成药露。

因无特别疗效，传入数量不多，影响不大。

明代与欧洲的医药交流对医学发展，并未产生深刻影响。

这一时期的中西医交流可以说是平行的，还没有可能和机会发生交锋和碰撞，包括象王肯堂这样与传教士有过私人交往的医家。

四、中国与东南亚医药交流明代，中国与东南亚的医药文化交流更加频繁。

公元1405～1433年，明朝派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每次随行医官医士180多人，还有善辨药材的药工，对各国贸易的药材进行鉴定。

他们带去的中药有人参、麝香等，受到沿途各国的欢迎；带回的有犀角、羚羊角、阿魏、没药、丁香、木香、芦荟、乳香、木鳖子等药。

婆罗，于永乐三、四年相继派使入贡玳瑁、珍珠、降真香。

渤泥国派使赠送大片龙脑、米龙脑，降真诸香药。

其后民间通商贸易输入中国的龙脑、梅花脑、降真香、沉香、速香、檀香、丁香、肉豆蔻、犀角等。

彭亨国(今马来西亚东部)曾多次派使向明朝赠送片脑、乳香、檀香、苏木等。

明成祖令郑和两次出使其国以礼回访。

与印度尼西亚的医药交流：洪武间(1370～1378)，三佛齐国王马哈刺札八刺卜、怛麻沙阿等先后六次遣使并送肉豆蔻、丁香、米脑，以及其它许多香药。

永乐七年(1409)苏门答腊老王锁丹难阿必镇率使臣来中国，居三年方回本国。

此后两国关系密切，该国不断遣使入明、带来的药物有苏木、丁香、木香、降真香、沉香、速香、龙涎香等。

《大明会典》记载了爪哇输入中国的药材有犀角、肉豆蔻、白豆蔻等数十种。

明代，广东、福建一带人有不少侨居印度尼西亚，带去了中国医药文化。

《明文·暹罗传》记载，暹罗(今泰国)多次入贡的药物有犀角、片脑、米脑、糖脑、脑油、脑紫、蔷薇等数十种，其中洪武二十三年(1390)仅苏木、胡椒、降香即多达十七万斤，暹罗的药用酒类也引起了中国医家的重视。

明代医学著作一、《普济方》《普济方》是由明太祖第五子周定王朱主持，教授滕硕、长史刘醇等人执笔汇编而成，刊于1406年，初刻本已散佚。

几百年来除少数藏书家藏有一些残卷，如永乐刻本存19卷，明抄本存35卷等外，惟《四库全书》收有全文。

原作168卷，《四库全书》改为426卷。

凡1960论，2175类，778法，239图，61739方。

1959年人民卫生出版社以《四库全书》本为主，参以残卷，校勘排印。

本书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方书。

全书大致分为12部分，卷1～5为方脉，卷6～12为运气，卷13～43为脏腑，卷44～86为五官，卷87～250为内科杂病，卷251～267为杂治，卷268～272为杂录和符禁，卷271～315为外伤科，卷316～357为妇科，卷358～408为儿科，卷409～424为针灸，卷425～426为本草。

编次条理清晰，内容十分丰富。

自古经方，本书最为完备。

资料除取之历代方书外，还兼收史传、杂说、道藏、佛典中的有关内容。

二、《明医杂著》本书由王纶撰于嘉靖己酉（1502）。

薛己言其“刊行有年”。

但今未见原刊本，所见均为薛己注本，刊于1549年。

现有弘治刻本、嘉靖二十八年(1549)刻本、万历刻本、日本正保二年、承应三年刻本，1985年江苏科技出版社点校本等10多种。

王氏学宗丹溪，把朱、李(东垣)的学术经验融合起来，参以本人心得体会和临证经验而成是书。

全书共6卷。

卷1～3为医论及杂病证治，包括发热、劳瘵、泄泻、痢疾、咳嗽、痰饮等内科病，妇产科和五官科疾病等的辨证施治，分析了李东垣、朱丹溪的治法及方法等，眷4专论风证。

卷5论小儿证治。

卷6为附方。

三、《医学正传》本书为虞抟所撰，成于正德乙亥(1515)。

系据《素问》、《难经》要旨，参以诸家学说，博收广集，旁通己意而成。

于嘉靖辛卯(1531)刊行。

万历五年(1577)、六年(1578)有重刊本，近代会文堂有石印本。

日本有1604、1622、1659年刊本。

人民卫生出版社于1965、1981年先后两次刊印。

本书共8卷，卷1首设“医学或问”51条，阐述医学源流、授受、亢害承制、丹溪医说、四诊合参等内容，颇有见地。

“或问”后按内、外、妇、儿科分述近百种病证，收一千余方。

诸病总论皆采《内经》要旨，脉法取王叔和，伤寒宗张仲景，内伤宗李东垣，小儿尊钱乙。

余病均以丹溪为主，摘选刘河间、张于祁、李东垣等诸家医方、家传及个人历验效方附于后。

本书是一部综合性临床参考书，对后世有一定影响。

四、《针灸聚英》《针灸聚英》又名《针灸聚英发挥》，高武撰。

刊于嘉靖八年(1529)。

现存版本可分两类：一为4卷本，如明刻本、建国后排印本；一为8卷本，如日本复到本。

两类版本内容相同。

按4卷本顺序，卷首“集用书目”，简介《难经》、《素问》等16种以前针灸学著作。

卷1论五脏六腑、仰伏人尺寸、手足阴阳流注、中指同身寸法、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及所属经穴的循行、主病，附经脉经穴图。

卷2为骑竹马法等各家取穴方法。

卷3为煮针、火针、温针、拆针、晕针、补泻手法、刺法、灸法等。

卷4为十四经穴欧等63则歌赋。

末附针灸治疗问答。

五、《古今医统大全》《古今医统大全》又名《医统大全》，系医学全书，徐春甫辑。

书成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次年刊行。

以后的版本有隆庆四年(1570)本、嘉庆间刻本，日本有明历三年(1657)本、万治间刊本等。

全书共100卷，卷1有“历世圣贤名医姓氏”，介绍270多名医家传略：“采摭诸书目录”，载所征引书约280种。

卷2～5为《内经要旨》、《翼医通考》、《内经脉侯》、《运气易览》等；卷6～7为经穴针灸；卷8～92为临床各科证治，包括内、外、妇、儿、骨伤、五官科以及老年病400余种，每病载有病机、脉候、治法、方药、易简诸方、灸法、导引法等项。

卷93～98为经验秘方，本草性能、功用及制法，通用诸方等，卷99～100为养生余录。

书中除引古说外，徐氏在医理、方药上均有阐发。

书中所载医家传略是研究医史的重要资料。

六、《医学纲目》《医学纲目》系综合性医书，楼英编撰。

嘉靖四十四年(1565)，曹灼予以刊行。

1937年世界书局再行铅印，全书40卷，分11部，以阴阳脏腑分病为纲。

卷1～9为阴阳脏腑部，属医学总论，详述阴阳、脏腑、察病、诊法、用药、针灸、调摄、禁忌等。

卷10～15为肝胆部。

卷16～20为心小肠部，卷21～25为脾胃部，卷26为脾肺部，卷27为肺大肠部，卷28～29为肾膀胱部，分别介绍各脏腑有关病证证治。

作者根据病证的症候特点，分别归属脏腑，并分门论述，如将中风、癫痫、痉厥、劳风、瘛、怒气、破伤风、子痫、目疾等证归入肝胆部。

所述病证多属常见病，以内科杂病为主，兼及外科、妇科、五官科等病证。

卷30～33为伤寒部，以伤寒为主，兼载温病、暑病、温疫等。

卷34～35为妇人部，述妇人通治、经、带、胎、产等。

卷36～39为小儿部，载小儿通治、五脏所主病。

卷40为运气部。

本书资料丰富，纲目清晰，受到后世重视。

七、《医学入门》本书由李编撰。

于万历三年(1575)刊行，国内外刊本现有30余种，如万历初刻本、康熙三十年(1691)书林余圣久刻本、1931年扫叶山房校正本、上海广益书局印行本，日本元和三年(1617)刻本、宽文六年(1666)刊本、延宝五年(1677)村上平寺刻本等。

1988年江苏科技出版社出版了校注本。

全书分内外集，自谓“医能知此内外门户，而后可以设法治病，不致循蒙执方，夭枉人命，故题之曰《医学入门》。

共9卷。

得首载医学略论、医家传略、经穴图说及运气、保养等。

卷1为经络、脏腑、诊法、针灸。

卷2～3为本草、六气为病、疾病用药、食治等。

卷4～8为内外妇儿诸科证治和急救方。

本书正文为歌赋，以注补充阐述。

注文引录各家之说，附以己见，书末为“习医规格”，论述对习医者的学习与医德修养要求，强调医者应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与广泛的专业知识，应忠于职守。

八、《赤水玄珠全集》《赤水玄珠全集》简称《赤水玄珠》，又名《孙氏医书三种》，孙一奎撰。

刊于万历十二年（1584)。

现存刻本有明副本、四库全书本、1914年上海著易堂书局铅印本、198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点校本等10多种。

全书共37卷，《赤水玄珠》30卷，分76门，论述内外妇儿各科病症，每门再条分缕析，分述因、证、治方、附诸家治验。

本书以明证为主，广辑《内经》及其后170劝余种医著，结合自已经验，编撰成书。

《医旨绪余》2卷，为《赤水玄珠》续编。

上卷44篇，下卷26篇。

集诸家之说，辨论脏腑、气血、经络、腧穴。

阐述太极、阴阳、五行，解释命门、相火、三焦之意。

对前代诸家学说，评述较为公允。

《孙氏医案》又名《孙文垣医案》，5卷。

由子泰来、明来及门人余煌等整理而成。

按孙氏行医地区顺序编写，分《三吴治验》2卷、《新都治验》2卷、《宜兴治验》1卷。

共集医案300多例，各案以时间为序，少叙医理，多论证治，与前两书相辅相成。

本书汇集明代以前诸家之粹，所论精辟，是一部有参考价值的综合性医书。

九、《本草纲目》《本草纲目》系本草学、博物学巨著。

李时珍撰成于1578年。

万历二十一年(1593)，乃由金陵胡成龙刻成出版，称金陵本。

据金陵版题名，药图为其子李建中辑，李建元、李建木绘。

《本草纲目》问世后，400多年来，刻印数十次，版本众多，有“一祖三系”之称。

一祖即金陵本，又分为江西本、钱本、张本三个系统。

祖本金陵本含摄元堂本，存世仅7部，江西本系统流行于明末清初，又包括江西本(1603)、湖北本、石渠阁本、立达堂本、十竹斋本、宽永本(日本)、张朝本、金阊本、五芝堂本、人民卫生出版社校点本(1977～1981)等12种，钱本系统流行于清初、中期，包括钱蔚起本(武林钱衡本，1640)、日本承应二年本(1653)、太和堂本、日本万治二年本(1659)、本立堂本、文会堂本、四库全书本、同文堂袖珍本等38种。

张本系统，清末以后流行，有张绍棠本(味古斋本)，刻于1885年，文字参校江西本、钱本二系，药图依钱本改绘(400余幅)，附有清代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流传甚广。

此外还有鸿宝斋本、图书集成局本、同文书局本、萃文书局本、商务本、日本半田屋本(1913年刻，1919年再版。

名为《补注本草纲目》，附《汉药本别名共通索引》)、台北文光本、九龙求实出版社本、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7)、香港商务本等18种。

全书共52卷，载药1892种，其中植物药1094种。

矿物、动物及其他药798种，有374种为李氏所新增。

附图1109幅，方剂11096首，其中有8000多首方剂为李氏收集或拟定的。

本书问世后，促进了国内对本草学、生物学的研究，涌现出一批以《本草纲目》提供的资料为主，选药精当的实用型的本草学著作，有药有图有方，切于临床应用，如《本草选》、《本草汇言》等，出现了一些扩充性和拾遗性的著作，如《本草纲目拾遗》、《植物名实图考》等，1606年该书传入日本，后又通过各种途径传入欧洲，在国外产生了很大影响，出现了英、法、德、日等多种文字的节译本。

十、《万病回春》《万病回春》，龚廷贤撰于万历十五年(1587)，刊本甚多。

现存最早者是万历三十年(1602)金陵周氏重刊本，其他有万历四十三年(1615)经纶堂重刊本、明活字印本。

阊门书林叶龙溪刻本，清代康熙、道光、同治年间各种刻本，近现代重刊本和日本元和活字本，共30多种。

明活字本题作《新刊万病回春》、道光二十五年(1845)桐石山房刻本作《新刊增补万病回春》、明善成堂本作《新刊增补万病回春原本》，绿慎堂本等作《详校万病回春》，锦章书同铅印本作《增补万病回春》。

1984年人民卫生出版社以清代江东书局石印本为底本，参照其他版本校补、勘误后而印行。

全书共8卷。

卷1前列“万金统一述”，总论天地人、阴阳五行、脏腑功能、主病脉证等。

次载药性歌、诸病主药、脏腑、经脉等项目。

卷2～8分别论述内外妇儿五官等科病证184种，每病均阐述病因、病机、治法，方药等内容，后附医案。

卷末附“云林暇笔”，载有“医家十要”等，有的版本还附有“龚氏家训”等篇。

龚氏辨证详明，选方精当，论治恰切。

书末所附“医家十要”，广泛涉及医学伦理学、医学社会学的问题，很有参考价值。

十一、《名医类案》系医案著作，江氏父子编辑。

广辑明以前医药著作以及《史记》、《三国志》、《抱朴子》、《夷坚志》等史传子集文献，从中收集名医治验例案，历时二十载，于嘉靖二十八年(1591)，方得刊行。

清乾隆间，魏琇以校阅，详尽考订江氏父子存在的疏漏和脱文，探本求源，补缺正误；鲍廷博重刊乾隆三十五年(1770)的知不足斋本，即目前通行本所据的底本。

此外，有四库全书本、清光绪二十年(1894)耕余堂铅印本等10多种。

全书共12卷，按病证分为205门，以内科病案为主，兼及外、妇、儿、五官、口腔等病症。

所辑医案，上自秦越人，淳于意，下至无明诸家，凡辨证精详、治法奇验者，皆予收录。

每案详载姓名、年龄、体质、症状、诊断和治疗，故述较完整，理法方药亦相契合。

案或详于证，或详于因，或详于治，均有依据。

在一些医案后，并加有案语，阐发己见。

本书为我国第一部医案专著。

既是明以前著名医家临床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医理论与临床实践密切结合的典范，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临床价值。

十二、《针灸大成》《针灸大成》又名《针灸大全》，杨继洲撰，靳贤校正。

万历二十九年(1601)刊行。

本书至今已有50多种版本。

通行本是10卷本，包括初刻本、清顺治丁酉(1657)李桂月刊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排印本、1984年校释本。

全书共10卷。

卷1是理论部分，卷2～3为歌赋。

卷4为仰伏人尺寸图，背俞、腹部穴歇，寸法，九针论，针法、补泻，针灸禁忌等；“经络迎随设为问答”，是杨氏手法的经验总结。

卷5为井荥俞原经合穴、子午流注针法及灵龟飞腾八穴针法。

卷6～7为五脏六腑及十四经穴的主治、经穴歌及考证穴法、奇经、络脉、经筋、要穴、经外奇穴等。

卷8首载《神应经》da法，次论内、外、五官、妇、儿科共23门疾病的针灸台疗。

卷9首论治症总要，末附杨氏的31个医案。

卷10为附篇，辑录陈氏(佚名)的《小儿按摩经》，使之成为唯一传本。

十三、《证治准绳》《证治准绳》又名《六科证治准绳》或《六科准绳》，王肯堂编撰。

书成后，历代均有刊本，主要有万历初刻本、四库全书本、图书集成本；1957年上海科技出版社铅印本等17种，1059年上海科技出版社缩影本附有各科病证索引。

《类方》外均有单行本，还有日本翻副本。

全书共44卷。

《杂病证治准绳》卷1～6专论内科杂病，分诸中、诸伤、寒热、诸气、诸呕逆、诸血、诸痛、痿痹、诸风、神志、杂门、大小腑等12门，131种病证，卷7～8为七窍门，包括五官、咽喉、毛发、筋骨、皮肤、蛊虫等19种病证。

各门前有总论，后按病证分述，不载方药。

各证下再详列不同病症，辨证精细，分析入微，《杂病证治类方》按《杂病证治准绳》而分类列方。

《伤寒证治准绳》8卷。

卷1为伤寒总例，卷2～7为六经病证、合病、坏病、狐惑、百合病、瘥后诸病、阴阳易、春温、夏署、秋疟等，以及妇人、小儿伤寒。

论述以《伤寒论》方论为主，广集各家治法，并注明出处。

《疡医证治准绳》又名《疡科证治准绳》，6卷。

卷1～5专论外科病证，卷6为损伤，对人体骨骼解剖叙述最详，颇为正确。

《幼科证治准绳》宗钱乙按五脏分证编次。

卷1为初生门，首载证治通论，次叙初生胎疾。

卷2肝部，含惊搐、痫、中风、眼目、淋、疝、咽喉等。

卷3～6为心部，包括发热、心痛、烦操、舌、失血、语迟、疮疡等，又着重论述痘疹。

卷7～8为脾部，含不乳食、吐泻、痢、疳、痞、黄疸等。

卷9为肺、肾部，内容有咳嗽、喘、悲哭、龟胸、脱肛、囱陷、五迟、五软等。

列证详备，有论有方。

《女科证治准绳》取自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卷1为治法通论，列通治妇人诸疾方，次为调经门；卷2～3为杂证门；卷4～5为胎前门；卷6为产后门。

各门又分病证论述，每证有论有方，所引资料，皆有出处，本书为明代妇产科学的代表作。

《证治准绳》收罗广博，编辑严谨，持论平正，是十七世纪流传最广的医学著作之一。

批12卷本，有咸丰十年(1860)海宁许楣刊本、光绪十九年(1893)图书集成印书局铅印本等20多种。

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为目前通行本。

全书初刻共4卷。

卷1以歌诀加注开章，概括阐述外科疾患的病因、病机、诊断、治疗等，次叙外科常用方16首。

再绘疮疡部位、形状图30多幅，以“痈疽诸证疮名十律”终篇，卷2～4，分论外科常见病120多种，每病述病机、症象、治法，并示验案，末载方药，本书内容丰富，论证详明，选方精当，附图明了，歌诀易记，是外科学中出色的著作。

本书以“列证最详、论治最精”而著称。

书中“医家五戒”、“医家十要”为医生制定守则，提出医德、医术等方面的行为准则，在中国医德史上颇有影响。

十四、《济阴纲目》《济阴纲目》系妇产科专著，武之望辑。

本书对《女科证治准绳》内容重加编次，分医论、医方二部，眉目更为清晰。

本书初刊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为5卷本，次年重刻，康熙四年(1665)，汪琪因“原版无存，世人每欲购求遗本，真如丹经仙，可思而不可得”，乃予笺择重订，删去武氏自撰6篇医论，增加眉批1430余条，改为14卷付梓。

14卷本大量刊行，版本达36种。

1958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影印此书，遂成此通行本。

全书5卷，卷1为调经、经闭、崩漏、赤白带下诸门。

卷2分虚劳、血风、积块、浮肿、前阴诸疾等门。

卷3～5分别为求子、胎前、临产、产后、乳病诸门，选方较详尽，后世视为妇产科的重要参考书。

十五、《景岳全书》本书系统综合性医书。

张介宾撰于天启四年(1624)。

系在博采诸家之说基础上，结合个人学术见解及临床经验撰成的。

现存版本30多种，有明刊本、康熙三十九年(1700)刊本、瀛海贾棠刻本、越郡黎照楼刊本、岳峙楼刊本、四库全书本、金阊书业堂刊本、敦化刊本、扫叶山房刊本等，1959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影印本。

全书共64卷，分16种。

第一种为“传忠录”(卷1～3)，系医论，着重阐述“阳非有余，阴常不足”的学说观点，对刘完素、朱丹溪用寒凉攻伐，多所非议，倡导温补。

第二种“脉神章”(卷4～6)。

主要论述脉诊及其它诊断方法。

以下为各论。

第三种“伤寒典”(卷7～8)。

第四种“杂证漠”(卷9～37)，第五种“妇人规”(卷38～39)第六种“小儿则”(卷40～41)，第七、八种分别是“麻疹诠”(卷42)“痘疹诠”(卷43～45)，第九种“外科钤”（卷46～47），第十种“本草正”(卷48～49)，载药290种，第十一至十六种为方剂，共载方2624首，还载有砭法、灸法等12法。

十六、《霉疮秘录》《霉疮秘录》系陈司成所撰，崇帧五年(1632)梓行。

系梅毒专著，分总说、或问、治验、方法、宜忌五部分。

该书论述了梅毒的传染途径，对一、二期梅毒的硬下疳、扁平湿疣、梅毒性斑疹、环形丘疹、白斑、鳞屑损害、晚期树胶肿损害，骨关节和神经系统受累症状，胎传梅毒的特殊表现，都有相当准确的描述。

提出必须彻底治疗等原则，重视预防和防止复发。

首创用减毒无机砷剂治疗梅毒的方法。

书中列病案29则，载方55首，并述配制及运用方法。

在《宜忌》中列举误治病例6个，分析了药物与饮食宜忌的具体要求，十七、《瘟疫论》吴有性于崇锁十五年(1642)撰成《温疫沦》，据《四库全书总目》载，《瘟疫论》2卷，补遗1卷，版本主要有清初刻本、四库全书本等。

康熙间日本即有刻本，国内阐释发挥之书亦多，乾隆四十九年(1784)晚翠堂等刻本作《补注瘟疫论》，同治三年(1864)樊川文成堂等刊本作《温疫论补注》，建国后刊有多种铅印本和评注本。

上卷载论文50篇，阐述瘟疫之病因、病机、证候、治疗，并从多方面论述温疫与伤寒的不同。

下卷载文36篇，着重论述温疫的兼证，有数篇论述温疫名实和疫疬证治。

吴氏认为瘟疫之因，为无形之“戾气”，从口鼻侵入人体。

戾气有多种，各有“特适”性和“偏中”性，即不同戾气具有侵犯一定脏器的特异性，人或动物对某种戾气也具有不同感受性。

提出“能知以物制气，一病只有一药之到病已”的原则。

把戾气侵入途径分为“自天受”(空气传染)和“传染受”(接触传染)，既可形成流行之疫，也可出现散发之疫。

提出“达原”、“三消”等治法。

吴氏创论外感瘟疫病因及传受途径，实开我国传染病学之先河，对后世戴天章等有很大影响。

清代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等温病学家并未按吴氏的思路继续探索，而返回中医传统思维方法中，使吴氏民气说未能得到充分发展。

十八、《审视瑶函》《审视瑶函》又名《眼科大全》、《傅氏眼科审视瑶函》、《审视瑶函眼科大全》，博仁字撰于崇祯十七年(1644)。

版本约40多种，有崇帧十七年焕文堂本、济世堂本、宣统元年(1909)上海会文堂石印本、1958年上海卫生出版社铅印本等。

全书共6卷。

共列108证，300余方：有图说和歌括，内容较丰富；对金针拨障及钩、割、针、烙等眼科手术有详细的说明，对五轮八廓等眼科理论也有系统阐述，本书对后世眼科学术发展很有影响。

明代医学家传记一、戴思恭戴思恭(1324～1405)，字原礼，号肃斋，婺州浦江(今属浙江诸暨县)人，家世业儒，并数世业医。

父戴士尧(1307～1349)是文学家戴良之兄。

早年弃儒学医；弟思温，字原值，号益斋，亦以医名。

元至正三年(1343)，戴士尧携子思恭、思温至义鸟，投丹溪门下学习。

戴氏还从罗知悌学过医。

洪武间，以太医院石逵荐，入为御医。

受朱元璋赏识，授迪功郎、正八品御医，建文初，升任太医院使。

永乐元年(1402)，乞归，奏章四上，方准其请。

戴氏临证，辨证细，用药准，著有《秘传证治要诀及类方》、《本草摘抄》、《类证用药》；《推求师意》、校补有朱丹溪的《金匮钩玄》等。

《秘传证治要诀及类方》刊于1443年，以论述内科杂病证治为主。

《推求师意》为阐发丹溪未尽之意而作，原无刻本，嘉靖中汪机得之，为汪氏弟子陈桷校刊，书名为汪氏所题。

凡2卷。

《金匮钩玄》，朱丹溪撰，戴氏作了订正和校补，约成于1358年，凡3卷。

戴氏尊丹溪，对六郁辨证及治法，都很精审。

指出传化失常是致郁关键，在郁证中又以中焦致郁居多，深化了丹溪六郁之说。

戴氏对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诸家说，俱深入钻研，择善而从，不拘一家，无门户之见。

二、王履王履(1332～1391)，字安道，号畸叟，又号奇翁、抱独山人。

江苏昆山人，著有《医经溯洄集》1卷、《百病钩元》20卷、《医韵统》100卷，以及《小易赋》、《十二经络赋》等。

惟《医经溯洄集》行世。

洪武四年(1371)至长安，任秦王府良医正10余年。

1383年，登华山巅，绘华山风景画40幅，写诗150首，画现存放富博物院。

《医经溯洄集》，撰于1368年，载医论21篇。

书名溯洄，寓推溯医源义，探讨《内经》、《难经》、《本草经》、《伤寒论》及历代诸家之作，提出不少独见。

王氏对伤寒温病之辨颇精，谓温病是“感天的恶毒异气”而致，“温暑及时行寒疫、温疟、风温、温毒，决不可以伤寒六经诸病为通治”。

王氏对宋以来伤寒397法之说提出异议，认为应把《伤寒论)作方法论读，“读者当活法，勿拘执”。

这是一个重要思想。

王氏评论以往医家，每有创见。

其论“外感法仲景，内伤宗东垣，杂病主丹溪”等，为学医者之标的，至今医界多所遵循。

子伯乘永乐中以医鸣于两京，无嗣，传其秘于婿沈仲实。

仲实孙承先，亦善医，安道有徒许谌，字元孚，谌婿太仓陶治，传其业。

三、熊宗立熊宗立(约1415～1487)，一名均，字道轩，自号勿听子，建阳(今福建建阳县)人。

从刘剡学医卜术，推崇五运六气之说，著述甚丰，日本医生真长兰轩曾从其学。

著有《名方类证医书大全》24卷(1447)、《黄帝内经素问灵枢运气音释补遗)1卷，《勿听子俗解八十一难经》(又名《新编俗解八十一难经图要》)7卷(1438)，《伤寒运气全书》(又名《伤寒活人指掌图论》)10卷(1458)，《医学源流》1卷，《增补本草歌括)8卷，《山居便宜方》16卷，《备急海上方》2卷，《妇人良方补遗大全》1卷，《类证注释钱氏小儿方诀》，注有宋代陈文中《小儿病源方论》10卷。

四、韩懋韩懋，(1441～1522?

)，又名白自虚。

字天爵，号飞霞子，人称白飞霞。

正德间，武宗赐号抱一守正真人，四川泸州人。

出身官宦之家，因生来孱弱，父母多病，科举失利，遂学医。

曾师辜其表鼻华恒岍、金华王山人、武夷仙翁黄鹤老人，又得峨眉高人陈斗南秘术。

医术精湛，游走半天下。

韩氏通易，尊《素》、《难》如六经，认为丹溪“能集名医之大成”。

著有《韩氏医通》2卷，《杨梅论治方》1卷；《海外奇方》等，现仅存《韩氏医通》，是一部少而精之作。

韩氏重脾胃中和之气，所制三子养亲汤、黄鹤丹等。

药仅二、三味，功效显著，至今为临床喜用。

五、王伦王伦(1453～1510)。

字汝言，号节斋。

先世居陕西铜川，五代时迁居浙江慈溪。

出生于官僚家庭。

1484年举进士，历官礼部郎中、广东参政、湖广右布政使、副都御使、湖广巡抚。

因父病精医，兄经，进士，亦知医。

王氏从政期间，坚持医事活动。

著有《明医杂著》6卷、《本草集要》8卷、《医论问答》、《节斋胎产医案》、《节斋小儿医书》等。

王氏在医理上主张，“宜专主《内经》，而博观乎四子”。

认为仲景、东垣、河间、丹溪四子之书“各发明一义”，博观乎四子之学，“斯医道之大全矣”。

六、汪机汪机(1463～1539)，字省之，号石山居士。

安徽祁门人。

幼习举子业，屡试不第。

因母病究心医学，遂弃儒学医。

父汪渭，字公望，当地名医，著述甚多，有《医学原理》13卷(1519)，《读素问钞》3卷、补遗1卷(1519)，《运气易览)(1519)、《伤寒选录》8卷、《补订脉诀刊误》2卷(1523)、《外科理例》8卷(1513）、《痘疹理辨》2卷(1531)、《针灸问对》3卷(1532)。

编辑有戴原礼《推求师意》。

生平治验由弟子陈桷(字惟宜)编成《石山医案》4卷(1519)。

汪氏还编有《本草会编》20卷，已佚。

汪氏宗《内经》、《难经》，强调治病以调补气血为主，尤重理气。

在外科治疗中，强调“外科必本于内，知乎内以求乎外”，应以补元气为主，以消为贵，以托为畏，对外科发展有较大影响。

针灸上本《素》、《难》，认为针能治有余之病不能治不足之病；灸有补无泻，针有泻无补。

汪氏治病、效验着著，声名很高。

七、薛己薛己(1487～1559)，字新甫，号立斋。

吴郡(今江苏苏州市)人。

父薛铠，字良武，府学诸生，弘治中以明医征为太医院医士，以子已故赠院使。

治疾多奇中，以儿科及外科见长。

薛氏得家传，原为疡医，后以内科擅名。

1506年，薛已补为太医院院士；1511年，经外差初考考满，升任吏目；1514年，升御医；1519年，任南京太医院院判；1530年，以奉政大夫南京太医院院使致仕。

薛己离职后，不辞辛苦，常远到嘉兴、四明、下堡、横金等处行医。

薛氏勤于著述。

薛氏著述大致有三类，一类是他自己的著述，有《内科摘要》2卷，《妇科撮要》2卷，《过庭新录》(一名《保婴金镜录》)1卷，《外科发挥》8卷，《外科新法》7卷，《外科枢要》4卷，《正体类要》2卷，《口齿类要》1卷，《疬疡机要》3卷，《外科经验方》1卷。

《内科摘要》是我国第一次以内科命名学科及书名者。

《疬疡机要》是麻风专著；《正体类要》是正骨科专书；《口齿类要》是口腔和喉科专著，都是现存最早的专科文献。

第二类是经他校注和增补的著作，有宋代陈自明《妇人良方大全》24卷、《外科精要》3卷；宋代钱乙《小儿药证直诀》3卷；宋代陈文中《小儿痘疹方论》1卷，王纶《明医杂著》6卷；倪维德《原机启微》3卷；薛铠《保婴撮要》20卷。

薛氏校书，常附以己见和医案。

如对《妇人大全良方》，增加候胎、疮疡两门，附有个人治验和方剂，对《原机启微》，也有增补。

第三类纯属校刊性质。

有滑寿《十四经发挥》3卷，杜本《敖氏伤寒金镜录》1卷，徐用诚《本草发挥》4卷，陶华《痈疽神秘验方》1卷。

薛氏重视脾胃与肾命，主张人以脾胃为本，临证多用甘温益中、补土培元等法。

八、万全万全(1495～1580)，又名全仁，字事，号密斋。

湖北罗田人。

祖籍豫窜(今江西南昌市)。

祖父杏城，以幼科闻名乡里。

父菊轩，因兵荒定居罗田大河岸，以幼科名，“远近闻而颂之”。

万氏因科举失意，乃矢志医学。

万氏广纳前人经验，继承家学，著书立说，撰有《保命歌括》35卷，《伤寒摘锦》2卷，《养生四要》3卷，《内科要决》3卷，《幼科发挥》4卷，《育婴秘诀》4卷，《痘疹心法》23卷、《片玉新书》5卷，《片玉疽疹》13卷，《广嗣纪要》16卷。

合为《万密斋医书十种》，凡108卷，70余万字。

此外，有手秒墨本10余种，现存有《万氏外科心法)、《酒病点点经》、《万氏秘传眼科》，并收集到刊本《痘疹歌括》和《幼科指南》。

万氏以儿科及妇科见称。

儿科宗钱乙，重小儿护养和疾病预防，辨证强调四诊兼顾，治方重视脾胃。

家传方中的牛黄清心丸、玉枢丹、安虫丸等，有良效，有些至今为临床习用。

九、高武高武，生卒年月不详，约生活于十六世纪。

号梅孤，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喜读书，天文、律吕、兵法、骑射无不娴习。

嘉靖间，中武举，以策干当路，因不合弃归。

晚年研究医学，尤长针灸。

著《针灸聚英》4卷(1529)，《针灸节要》3卷(1537)，《痘科正宗》4卷，还有《射学指南》、《律吕辨》、《发挥直指》等。

高氏为订正穴位，亲制针灸铜人模型三具，男、女、童子各一，在针灸史上针灸史上是少见的。

十、李时珍李时珍(1518～1593)，字东璧，晚号濒湖山人，蕲州(今湖北蕲春县)人，生于世医之家。

祖父为铃医。

父李言闻，字子郁，号月池，当地名医，曾封太医院吏目，著有《四诊发明》、《奇经八脉考》、《蕲艾传》、《人参传》、《痘疹证治》等。

兄名果珍。

李氏14岁中秀才，三次赴武昌乡试未中，遂专志于医。

李氏博学多艺，乡试失利后，从理学家顾日岩处学过经学。

上自经典，下及子史百家，靡不阅览，对理学有很深造诣。

李氏承家学，阅读医书，教授生徒，为贫民治病，多不取值。

1548年，治愈富顾王朱厚之子，被聘为楚王府奉祠，掌管良医所，被荐为太医院判。

1552年，李氏开始搜集材料，为编著《本草纲目》作准备。

李氏编著《本草纲目》，以宋代唐慎微《证类本草》为蓝本，集唐、宋诸家本草之精萃，益金、元、明各家药藉之不足、继承我国本草研究的传统，独辟蹊径，把本草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李氏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很有特色，达到一个新水平。

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自己的实践经验为基础，改善了古代科学方法，积累了科学研究的新经验。

李氏成功地运用了观察和实验、比较和分类、分析和综合、批判继承和历史考证方法。

观察和试验是本草药研究的基本方法。

李时珍对药物采用亲自采集、仔细观察，以得其真的方法，获得很大成功。

分类是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分类使药物研究体系化，关键还是如何确立分类的标准。

李时珍打破本草学沿用已久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法，建立了三界十六部分类法，使分类体系更为科学化。

除三界十六部分类法，他还在陶弘景主治药分类法基础上，建立了更完善的百病主治药分类法，创立了药物归经分类法。

李时珍为弄清每味药物，提出释名、集解、辨疑、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方八项任务，这八项不是每味药全有，有的五项、六项不等。

实际上是对每味药既作出系统分析，又进行了全面综合，而在分析基础上，又作了高度概括和综合。

批判继承和调查研究是李时珍研究的重要方法。

他研究每味药，总是先参考诸家本草，考核诸家异同，用自己观察试验结果，加以参证：《本草经》中只载枸杞之名，未言明药用部位；《名医别录》指出根大寒，子微寒；《药性论》谓枸杞甘平、子、叶皆同，《本草衍义》说枸杞是梗皮，李时珍说：“窃谓枸杞：苗、叶，味苦甘而气凉；根，味淡气寒；子，味甘气平，气味既殊，则功用当别。

此后人发前人未到之处也”。

李氏经过研究，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发前人未到之处”，这种精神，贯穿于他的全部研究活动中。

李氏躬亲实践，广泛向劳动人民学习，注意调查研究，是他又一重要研究方法。

莶一药，众说纷坛，有谓似酸浆，有说为苍耳，有曰即地菘；李氏经过广泛征询，聚诸草谛视，得出莶即猪膏母之确论，他从京师还，见车夫用旋复花治跌打损伤，遂肯定其益气续筋，补劳损之功。

邻家小儿食积，偶取羊食之，归而大吐愈，李氏因此首载此品种入本草。

他从猎户口中知虎骨强志壮神之功能；从菜农处明确芸苔即油菜，从工人处学得防止采矿中毒之法，山人、渔翁、农夫、皮匠、猎户，都是他的老师，使他从调查研究中获益非浅。

历史考证方法是李氏常用的科学方法。

通过文献考柬，《本草纲目》中记载了来自天竺、大食、南洋、胡人、蕃人及由梵文、佛经中得到的医药知识。

经过历史考证，指出“按《本经》胡麻亦名巨胜，《抱朴子》云，巨胜一名胡麻，以黄麻于及大藜子伪为胡麻，误而又误矣，不可不辨”。

李氏主张人定胜天，通过以上研究方法取得的成果，使他更加坚定了这一信念，认为药性不是固定的，可用人工方法改造其自然性能。

药性下沉者，用酒引之使其升；升浮者以咸寒药引之使降，李氏昭示迷信神仙说之误，批判服食飞升举之谬，服金银，为赖水谷血肉之躯所不堪，“求仙而丧生，可谓愚也矣”。

居住水中，步履水上，是邪说；服食成仙“误食之罪，通乎天下”，药物“治病可也，服食不可也”。

李氏治学严谨，对未知事物，常用“未审然否”?

“亦无所询征，妨附于子，以俟博识”，作为结语。

1578年，《本草纲目》撰成。

1580年，李氏赴太仓访王世贞求序。

李氏殁后，方得刊行。

书印行后，节译成全译成日、朝、拉丁、德、英、法、俄诸种文字，流行全世界。

英·李约瑟说：“明代最伟大的科学成就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濒湖脉学》1卷，撰于1564年。

李氏强调四诊合参，反对单以脉诊决病。

至于论脉，将24脉分为七表、八里、九道，把浮、大、数、动、滑划为阳，沉、短、涩、弱、微划为阴。

《奇经八脉考》，约撰于1577年，1卷。

本书考证历代文献，对奇经循行和主病，详加说明，且附已见。

李氏临证，推崇张元素，重辨病证，立法严谨，用药得当。

治疗时，或化裁古方，或自组新方，或用民间单验方，多有良效。

李氏提出命门在两肾之间，为赵献可所发挥；指出“脑为元神之府”，肯定脑为全身中枢的功能。

尚著有《命门考》、《集简方》、《白花蛇传》、《脉诀考证》等，已佚。

《纲目》一书，乃父乃子及弟子庞鹿门均参与编写，次子建元为书绘图，可谓以李时珍为主的集体著作。

十一、徐春甫徐春甫(1520～1596)，甫一作圃，字汝元，号东皋，又号思敏、思鹤。

祁门(今安徽歙县)人，出身于诗书之家，父、祖俱业儒。

早年攻举业，因苦学失养，体弱多疾，遂改攻医，师事当地医家汪宦。

宦深研《内经》，针对王冰注，写有《医学质疑》一书。

徐氏著有《古今医统大全》100卷，《医门捷径》(又名《医学入门捷要六书》或《医学入门捷径六书》)6卷。

《古今医统大全》中的《内经要旨》、《妇科心镜)、《螽斯广育》、《幼幼汇集》、《痘疹泄密》等，都曾单独印行。

徐氏居京师，任职太医院，治病以救人为先，是一位关心医德建设的医家。

徐氏是我国民间医药学术团体——“一体堂宅仁医会”的发起人和创办者，对推动医学发展，开展学术交流起着一定作用。

十二、龚廷贤龚廷贤(1522～1619)，字子才，号云林山人，又号悟真子。

江西金溪人。

父龚信，字西园，一说字瑞芝，任职太医院，撰有《古今医鉴》8卷。

廷贤幼攻举业，后随父学医。

他承家学，又访贤求师，医名日隆。

曾任太医院吏目。

1593年，治愈鲁王张妃臌胀，被赞为“天下医之魁首”，并赠以“医林状元”扁额。

龚廷贤著有：《种杏仙方》4卷(1577)、《万病回春》8卷(1587)、《复明眼方外科神验全书》6卷(1591)、《云林神彀》(1591)、《鲁府禁方》4卷(1594)、《寿世保元》10卷(1615)、《小儿推拿方脉全书》3卷(1604)。

尚有《医学准绳》4卷、《经世全书》8卷，《痘疹辨疑全幼录》3卷，《本草炮制药性赋定衡》13卷等。

亦托名为龚氏所撰。

上述著作中。

《万病回春》和《寿世保元》流传最广。

《小儿推拿方脉全书》，介绍各种推拿手法及所主病证，附有插图。

龚信《古今医鉴》是在龚廷贤协助下并加以补充而成的。

弟廷器、侄懋官均业医，都任过医官。

袭氏著作浅显实用，传入日本、朝鲜等国。

十三、方有执方有执(1523～1593)，字中行(一行仲行)，号九龙山人。

安徽歙县人。

两番以中风、伤寒、丧妻，五次以中风殇子，遂发愤学医。

著《伤寒论条辨》8卷，后附《本草钞》1卷、《或问》1卷、《痉书》1卷(1592)。

方有执一生笃志《伤寒论》研究，推崇张仲景，认为，因年代久远，经王叔和编次，原文次序有改变，再经成无己注释，又多更窜，错简益多，扦格难读。

须重新整理编排，恢复《伤寒论》原貌。

因此称方氏所开创的流派为错简重订派。

十四、杨济时杨济时(1522～1620)，字继洲。

三衢(今浙江衢县)人。

世医出身。

祖父曾任职太医院。

继洲幼业举，因厄于有司，由儒入医。

嘉靖三十四年(1555)被选任侍医，隆庆三年(1568)进太医院圣济殿，直至万历，三朝任医官达46年。

医迹遍及闽、苏、冀、鲁、豫、晋等地。

在家传《卫生针灸玄机秘要》基础上，博采众书，参以已验，编成《针灸大成》。

《针灸大成》为继《内经》、《甲乙经》、《铜人》之后，对针灸理论及临床又一次进行了总结。

杨氏具有丰富临证经验，学术主张很有特色。

认为治病，针、灸与药缺一不可，杨氏重视经络学说，以之指导辨证取穴，提出“宁失其穴，勿失其经”，这样才能使“穴无不正，疾无不除”。

在操作上，强调“巧妙玄机在指头”，重视补泻手法，将前人针刺14法概括为12字手法，即“爪切、指持、口温、进针、指循、爪摄、针对、指搓、指捻、指留、针摇和指拔”。

后又简化为下针8法：揣、爪、搓、弹、格、扪、循、捻。

杨氏倡透穴针刺法，介绍了烧山火、透天凉、苍龙摆尾、赤风摇头、龙虎交战、龙虎升降、马午补泻等手法。

十五、缪希雍缪希雍(1546～1627)。

字仲淳，号慕台，原籍海虞(今江苏常热)，后迁金坛。

父尚志，兄昌期以东林党祸毙于狱。

缪氏牵连在东林党内，辗转逃避，移居金坛。

缪氏性耿直，有豪气。

曾师事司马大复，与不少名医来往。

著有《神农本草经疏》3卷(1625)，《先醒斋医学广笔记)3卷(1622)，尚有《续神农本草经疏》、《方药宜忌考》、《仲淳医案》、《本草单方》等。

《先醒斋医学广笔记》由弟子丁长孺辑录，语简法备，切于实用，涉及内、外、妇、儿诸科，多有独到见解。

其中吐血三要法，尤为后世重视，至今用于临床。

缪氏深究药物炮制，谓汤、散、膏、液、丸之作用不同。

同为酒渍，有的须酒浸以助其力；有的须细锉，煮酒密封，渐收其效。

同为丸药，面糊取其迟化直下焦，半夏南星以姜汁稀糊取其易化，炼蜜丸取其迟化气循经络，腊丸难化，意在迟取效。

他还认为药物随土地变性，用药当详察。

缪氏斥五运六气之谬，非医学治病之书，无益于治疗。

《祝医五则》则为医德重要文献。

十六、吴昆吴昆〔1551～1620)，字山甫，号鹤皋，自号参黄子。

安徽歙县人。

出身儒门，祖父元昌、父之韬，“俱修德而隐者”。

叔祖吴正伦，堂叔吴行简，俱当地名医，15岁考举人未中，“投举子笔，专岐黄业”。

家藏医书颇丰。

吴氏“日夕取诸家言遍读之”，随邑人余午亭习医，渐有成，余勉其出游。

遍历三吴、江浙、荆襄、燕赵等地，师医道贤于己者，由是医学大进，兼之热心治病救人，声名很快传播开来。

吴氏著有《医方考》(1584)、《脉语》2卷(1584)、《黄帝内经素问吴注》24卷(1594)、《针方六集》6卷(1618)。

另有《十三科证治》、《参黄论)、《药纂》、《砭考》，已佚。

《素问吴注》对《素问》进行疏解，先简述大意，再分段注释。

取譬形象，说理透彻，密切联系临床，深受欢迎。

《医方考》系方书，按病证分24门，每门下收方若干首，共收方剂700余首。

《脉语》阐述了取脉方法、三部九候、生理和病理脉象、妇女小儿脉象特点等。

对太素脉持批判态度。

明确规定了病案书写格式。

《针方六解》强调针药并行。

十七、武之望武之望（1552～1629)，字叔卿，自号阳行山人。

陕西临潼人。

祖籍陕西白水，万历十六年(1588)中解元，次年中进士。

历任安徽霍丘、江苏江都知县，吏部考功主事，太常寺少卿，山东按察司副使，吏部考选司主事、大理寺右少卿等。

武氏早年留心医学，师事从叔武带川，1600年“忤当路”免职，对医学兴趣更浓。

1606年春，里中疫气盛行，以管《保赤全书》治法，按方投剂，旬日间所活近百，深受乡里赞扬。

武氏撰有：《济阴纲目》5卷(1620)、《痘科类编》、《济阳纲目》108卷(1626)，尚有《慈有纲目》、《医帜》、《海防疏》、《鸡肋篇》等。

武氏有“关中鸿儒”之称，酷爱诗文，学问经济为人称道。

现存《游温泉》、《登骊山观虎斑石》2首，是咏赞临潼佳山丽水之作。

十八、王肯堂王肯堂（约1552～1638)，字宇泰，一字损仲，号损庵，自号念西居士，江苏金坛人。

祖父王皋，父王樵，均进士。

王皋任过知府，迁山东按察副使，王樵官至刑部侍郎，右都御使。

1579年，王肯堂乡试中举；1589年，中进士，同年选为翰林检讨，备员史馆4年。

1592年授检讨，因上书抗御倭寇事，被诬以“浮躁”降职，引疾归，1606年，又补为南京行人司副；1612年，转任福建参政。

王氏因母病志于医。

1570年，妹濒死，经王氏治愈。

由是延诊求方者，庭户常满。

父王樵以为害举业，戒止之。

罢归后，复肆力医学。

王氏交游甚广，1579年秋，遇缪仲淳于白下（今南京），友谊颇笃。

王氏与来华传教士利玛窦有交往，探讨过历算。

王氏兴越广泛，与郭澹论数纬，与董其昌论书画，与曾柏大师论参掸，对他改善知识结构，开展医学研究是有益的。

王氏著有《证治准绳》44卷，《医论》4卷，《医辨》4卷，《胤产全书》1卷，《医镜》，辑有《古代医统正脉全书》，含书44种，由吴勉学校刊，王氏所著《郁冈斋至麈》(1602)，为读书见闻扎记，有十之三、四为医学内容，并记述有他与利玛窦的交往，此外，还撰有《〈尚书〉要旨》、《〈论语〉义府》、《律例笺释》等。

十九、陈实功陈实功(1555～1636)，字毓仁，号若虚。

崇川(今江苏南通市)人，幼年多病，少年开始究心医学，专事外科40余年，著《外科正宗》12卷(1617)，搜集有唐以来外科验方，结合自身临证经验写成。

陈氏医德高尚，对医德建设十分重视。

所写“医家五戒十要”，对医生提出严格要求，制定了全面的医德规范体系，如不计较诊金，对贫富患者一视同仁，勤学医术，精选药物等，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二十、吴有性吴有性(1561～1661？

)，字又可。

吴县(今江苏苏州)洞庭东山人，明代多次温疫流行，是推动吴氏研究温疫的客观动因。

当时医学界“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书”，以致投剂无效的现象，强有力地推动他思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他决心探索温病。

瘟疫流行，“时师误以伤寒法治之，未尝见其不殆也”，有因失治不及期而死者，有妄用峻补、攻补失序而死者。

有医家见不到，急病用缓药、迁延而死者，“比比皆是”，使吴氏痛心疾首，于1642年写成《瘟疫论》。

《瘟疫论》中所载传染病、包括伤寒、感冒、疟疾、痘疹(水痘、天花)、绞肠痧(霍乱)、疙瘩瘟(腺鼠疫)、虾蟆瘟(腮腺炎)、大头瘟、探头瘟、大麻风、鼠痿(颈淋巴结核)、流火丹毒、目赤肿痛(眼结膜炎、砂眼)、病瘅发黄(肝炎、黄疸)、斑疹、咽肿、疮疥疗肿等，内容广泛，是他亲历瘟疫流行，临床经验的总结。

《瘟疫论》是中医发展中一次重大突破，为以后温病学派开辟了道路。

他的创新精神受到广泛赞扬。

吴有性实际上已走到细菌病原说的面前，他所谓的戾气，有质、有特异性、有偏中性、有特殊致病性，只须沿着它再前进，寻找出这种物质本体，便会作出历史的突破。

一则受当时物质技术条件的限制，二则受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他的后继者们在这方面部明显退步了。

吴氏尚有《伤寒实录》，已佚。

又有《温疫合璧》系清代王嘉谟在吴氏原著基础上，增删补辑而成。

二十一、张介宾张介宾(1563～1640)，字会卿，号景岳，又号通一子。

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原籍四川绵竹，其先于明初军功世授绍兴卫指挥，迁浙江会稽。

父张寿峰为定西侯客，14岁随父进京，学医于京畿名医金英(梦石)，得其传，青年时期未以医为业，从军。

因无成就，返京师，专心子医术。

张氏医名噪京师。

“时人比之仲景、东垣”。

张氏早年崇丹溪阳有余阴不足之说，中年后，以《内经》“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为据，并受张元素影响，转而抨击丹溪，“医法东坦、立斋”。

受王冰影响，并发挥说命门之火为元气，肾中之水为元精。

无阴精之形，不足以载元气，提出阳非有余，真阴亦常不足之说，成为温补派主要人物之一。

张氏著有：《类经》32卷，《类经图翼》11卷，《附翼》4卷，《景岳全书》64卷，另有《质疑录》1卷，有人疑为伪托。

在诊断治疗思想上，张氏强调辨证论治、辨证求本。

张氏提出二纲、六变之说，二纲指阴阳，六变指表里、虚实、寒热，抓住六变，才能掌握病本。

张氏认为“诸病皆当治本”，治本是最重要的治疗。

张氏提出的一些论点，如“药贵专精，尤宜勇敢”，“知邪正，权轻重”；“辨虚实”；议补泻；论逆从；活法探病；“不治之治”等，都是讲辨证施治的。

张氏临证经验丰富，提出不少有益见解。

如关于命门学说的发挥，关于问诊的分析，关于煤气中毒及其预防方法的探讨，关于卒中与外感中风的辨别，关于急病的处理，关于精神心理治疗的作用，关于诈病的揭露等，都富有启迪。

张介宾作为温补派主要人物，其功不可没；但过于强调温补，造成流弊，亦不可辞其咎。

二十二、赵献可赵献可，生活十六世纪后半期至十七世纪上半期。

字养葵，自号医巫闾子，鄞县(今浙江宁波)人。

善易而精医；好学淹贯，医德高尚，往来民间，人称逸士、游仙。

子贞，字如葵。

能承父业，治病不问高低贵贱，不计礼酬。

赵氏著有：《医贯》、《内经钞》、《素问钞》、《经络考》、《正脉论》、《二体一例》等，《邯郸遗稿》由子贞整理而成。

以《医贯》流传广而影响大，系医论著作。

赵氏学尊东垣、薛己，对命门学说有所发挥。

“命门乃人身之君”，“乃一身之太极，无形可见，两肾之中是其安宅。

强调命门之火是人身至宝，人体生理机能所系。

火强则生机壮，火衰而生机弱，火灭则人亡。

赵氏认为命门之火是先天无极之火，火与真水相济，永不相离。

阴阳根系于水火，命门的水火即人体的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实为命门水火功能的演化，是脏腑生机所系。

养身必须温养命门之火，故推崇八味丸与六味丸。

赵氏之说不乏大胆想象，对后世有一定启发，也有不少荒诞之处，为后世垢病。

二十三、李中梓李中梓(1588～1655)，字士材，号念莪，又号荩凡居士。

出身官宦之家。

华亭(今上海市)人。

曾祖李府，字一乐，为抗击倭寇而捐躯。

伯父尚雅字伯安，号鹤汇，负异才，供弟尚兖读书。

父尚兖，字补之，号震瀛，1589年中进士，曾任职兵部和吏部。

兄中立，字士强，又字正宇，号念山，曾任浙江按察，四川主考，大理寺卿右评事。

兄中植，号念曾，系著名学者，兼通医药。

侄延，原名彦贞，字我生，后改辰山。

又字期叔，亦曰寒村，号漫庵。

师事中梓，著有《补撰药品化议》(一作《辨药指南》)14卷、《医学口诀》、《脉诀汇辨》10卷、《痘疹全书》。

李氏青年时曾应科举，因多病且子死于庸医，转而习医。

著有《内经知要》、《药性解》6卷、《医宗必读》10卷、《伤寒括要》2卷、《本草通玄》2卷、《病机沙篆》2卷、《诊家正眼》2卷、《删补颐生微论》4卷、《李中梓医案》等。

《诊家正眼》、《本草通玄》、《病机沙豪》三书，1667年汇刊在一起，署曰《士材三书》。

李氏弟子有沈朗仲、尤乘、华藻等。

沈朗仲传马元仪，马元仪传尤在泾。

二十四、沈之问沈之问，生卒年不详，生活于十六世纪。

自号花月无为道人。

籍里履历俱不详。

撰有《解围元薮》，该书乃沈氏望祖父沈恰梅、父沈史轩和他本人三代相传之资料及临证经验而成。

书成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是关于麻风病的专著。

该书对麻风病因、诊断、治疗和预防方法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内容相当丰富，沈氏在学术上尊古不泥，主张“后人不可泥于纸上之语”。

对方药“随集随证”，“旁搜考试验而奇异者，始录”。

治学严谨，对麻风的诊治及病因认识作出了一定贡献。

清代前中期医学(1644-1840)明之后期，政权愈来愈见腐朽。

公元1644年3月18日，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明王朝宣告灭亡。

时当东北地区女真民族，在努尔哈赤、皇太极、福临祖孙三代努力下，重新崛起之际。

族名改称满族，组成八旗子弟兵屡犯明朝地方政权，经济和军事实力大振，觊觎关内。

明朝总兵吴三桂在与李自成接战同时，引清兵入关。

李自成回师北京，于4月29日即皇帝位，国号“大顺”，但于次日即退出了北京。

于是清军顺利入京，并正式建立了清王朝。

满族入主中原，由奴隶制度急剧过渡到封建制度，大力加强封建集权统治制度。

内阁之上，另设“议政王大臣会议”(后为“军机处”)，是最高决策机构，直接对皇帝负责，全由满族贵族组成。

地方行政分属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及知府、知县等各级长官，满汉兼任，但唯知府以下方准多用汉人。

从康熙到乾隆，既建成了这样一个满汉合一的统治政权模式，又将中国的封建制度推到了顶点。

“康乾盛世”，社会经济发展。

奖励垦荒，轻舶薄赋，惩治贪污，兴修水利，节约开支，至康熙四十八年(1709)，户部库存银已由原先的1000余万两增至5000多万两，出现了相当安定和繁荣的局面。

雍正即位，进一步发展为“摊丁入亩”政策，等于取消了千百年来实行的“人头税”。

其结果，全国人口大大增加，公元1661年统计人丁户口为1900多万。

公元1711年亦仅2462万，而至公元1774年，全国人口已猛增至22102万。

清统治者沉溺于奢侈生活，对外部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无察知，对民间资本主义的萌芽，也无认识。

明末清初社会动乱时期，出现过一批伟大的先进思想家，如方以智、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唐甄、颜元等。

他们的政治主张基本上是反清的，因此多被下狱，或避地隐居。

哲学上，他们批判宋明理学，阐发“经世致用”和“气”的物质性原理。

为了巩固统治，康熙帝等大力推行宋明理学，把孔子，祭朱熹，将其列入十哲，并亲撰“圣谕”以为弘扬。

雍正还规定《圣谕广训》必须家喻户晓，能够背诵。

儒臣大受宠用，《朱子全书》、《性理精义》等四处发送。

为了打击一切有反清嫌疑的文人，把中国的“文字狱”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此外，清朗中期以后的闭关锁国政策越来越严厉，也阻碍了西方文化的东渐和交流。

顺治和康熙都曾优渥礼遇明未来华之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等，康熙甚至请他们入宫讲学，使他自己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通科学知识的皇帝。

汤若望除授钦天监实职外，还得到正一品的荣衍。

但是，后来因传教士内部争议，罗马教皇发出“禁约”，并两度派特使晋见康熙，要求改变利玛窦的传教法度，禁止中国天主教徒参与祭孔、祭祖、行吊丧之礼及悬挂“敬天”之医，理所当然遭到康熙斥逐，最后下谕“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故宫博物院编《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第14通）。

但实际上传教士仍在中国各地活动。

雍正时，广东、福建等省地方官屡有“欧亚人侵扰我百姓，蔑视我法律”的报告，情况已与康熙时有所不同。

后来又考虑到边疆之患及思想体制之被淆乱，乃有乾隆朝下令闭关锁国。

商人及知识分子一概不准到海外贸易、考察，汉人出洋者为“自弃王化”，不论官民一律杀头，没收货物财产，并且坐连保甲属官。

至此，就从原来的因保护主权而闭关锁国发展成对一切外来文化和经济交流均予析拒的自闭政策了。

这样，中国历史性地失去了一次与外部世界交换认识、争取同步前进的机会。

在上述背景下，清代前中期的医学发展，呈现出一个比较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医学传统的理论和实践经过长期的历史检验和积淀，至此已臻于完善和成熟，无论是总体的理论阐述，抑或临床各分科的实际诊治方法，都已有了完备的体系，而且疗效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卓著的，与世界各国医药状况相比还略胜一筹。

尤其是温病学派形成，在治疗传染性热病方面，降低死亡率、预防传染，起到了积极作用。

其中人痘接种以预防天花方法的大力推行，更是中国乃至世界医学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

次如解剖学的革新趋向，也说明了中医学在努力寻找新的突破口。

但是，长期的闭关自守，浓厚的尊经风气使这一时期的医学停滞于既有的“完美”，而不能真正全方位地有所突破。

西医传入的势头在清初之后不久就低落下来，新鲜的知识和观念没有机会进入中医社会，这种冲击要到清代晚期才真正到来。

中医界在寻找多途发展，但时机还没有成熟。

清代前中期医事制度和医学教育一、医事制度(一)太医院鸦片战争以前，清代医事制度多沿袭明朝旧制。

顺治元年(1644)设太医院为独立的中央医事机构。

为帝后及宫内人员诊视疾病、配制药物，也担负其他医药事务。

最初设院使一人(正五品)，左右院判各一人(正六品)，掌太医院事。

其下设御医10人、吏目30人、医士40人、医生20人、切造医生20人，分掌所属事务。

以后历朝，院官员额各有增减，雍正八年(1730)添设食粮医员30人。

乾隆二年(1737)题准食粮医员之设永为定例。

自院使以下各官具为汉缺，乾隆五十八年(1793)特简满大臣一人，管理院务。

院官的升除。

院使由左院判升补，左院判由右院判转补，右院判由御医升补。

御医、吏目、医士等官，初由各省选举精通医理的人报太医院，由院考选补用。

(二)御药房御药房是供应宫内所需药物的炮制及各型成药加工制备的机构，顺治十年(1653)设，属总管首领内监经理。

康熙三十年(1691)裁总管首领内监，改派内管领一人，副内管二人兼管。

御前药房分东西二所，由太医院医官轮流为皇帝值班。

西御药房由院使、院判、御医、吏目分班侍直，叫作“宫直”。

东御药房由御医、吏目、医士分班侍直，叫作“六直”。

圆明园药房、西范寿药房，太医院亦如给事于内廷，都派医官侍直。

皇帝巡幸，院官或奉旨特派，或按班轮委随驾侍直。

(三)药库药库，也称生药库。

由医士中选委二员管理药库，买办药材，二年一换，升授吏目。

凡各省出产药材地方，每年照例解运药材，交纳药库由管库委官验收贮存。

其药材均以生药交进，经管理药库医官验看，由御药房处于差役地位的“苏拉医生”或以民间召募的“民医生”切造、炮制备用。

清代对东北地区所产人参实行皇家专采专卖制度，作为最高统治者宫廷特供生活的重要经济来源和保障。

因之，御药房的人参使用，控制较严，实行交请应用办法，无定额限制，用完时，开明耗费数量，并将需用数及职名奏呈，再行请用。

(四)社会抚恤组织清初仿照明朝制，有施药例。

顺治间曾在北京景山东门外建药房，令医官给满汉军民施药，康熙中期曾一度扩充，在五城地方设厂施药，至四十年(1701)停止。

清代统治者及地主、豪绅、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兴办有养济院、普安堂、育婴堂及粥厂等，让会抚恤组织，收养社会上的贫孤无靠者，以示恩泽民众。

养济院明代已有，英宗天顺间谕户部令顺天府在大兴、宛平二县各设养济院一所。

清沿前代例，在京都及全国各地设置养济院，养赡鳏孤寡独，残疾无依靠的人，政府拨给银两和口粮，地方士绅有乐于资助者，任其捐献。

乾隆间还把年逾六十或成笃疾者、不能食力的军流等犯人，拨入养济院，按名给孤贫粮。

京城及外省还有普济堂，收养无依靠的体弱多病老年人。

乾隆初年定，大口日给米八合，小口减半。

我国自古以来把“慈幼”视为美德，宋淳佑间，创立慈幼局收养道路遗弃初生婴孩。

清代则有育婴堂创立，收养抛弃或无力养育的婴儿。

二、医学教育鸦片战争以前清代医学教育，设教习培养医官人才，分为内教习与外教习两种，各置教习2人，由御医、吏目中选品学兼优者充任。

内教习住在东御药房，担任教授药房的太监学习医书。

外教习担任教授初进太医院教习厅肄业生及医官子弟学习医学。

凡到院学习者，通常要经六品以上同乡官员推荐，满人要经该管佐领推荐，并由本院医官作保，由首领官而试，粗知医理，且通晓北京话，合格者方可入学，称之为医生。

入院学习后，称为肄业生。

医学分科曾3次改制，顺治间分为大方脉科、小方脉科、痘疹科、伤寒科、妇人科、疮疡科、针灸科、眼科、口齿科、咽喉科、正骨科等11科。

嘉庆二年(1797)痘疹科并入小方脉科，口齿咽喉合为一科成为9科。

嘉庆六年(1802)奉旨以正骨科划归上驷院蒙古医生兼充，成为8科。

道光二年(1822)奉旨以针灸之法究非奉君之宜，太医院针灸一科永久停止，成为7科。

同治五年(1866)改为大方脉科(伤寒科、妇人科并入)、小方脉科、外科(即疮疡科)、眼科、口齿咽喉科等5科。

教学内容主要是《内经》、《本草纲目》、《伤寒论》、《金匮要略》，以及有关本专科的医书，后来又增习《医宗金鉴》，并渐以之为主要教科书。

一般肄业生学习3年期满，由礼部堂官来主持考试，合格者标为医士，不合格者继续肄业，以待再考。

凡肄业一年以上，经季考3次，名列一等者，遇粮生有缺，可呈报礼部递补，不再考试。

清代在地方虽也开办医学，并规定了考试制度，但规模小。

府设正科，州设典科，县设训科，名额各为一人，俱未入流。

雍正元年(1723)题准，命各省巡抚，详加考试所属医生，对精通《内经注释》、《本草纲目》、《伤寒论》者，题请作为医学官教习，每省一人，准其食俸三年，此间，如果工作曲奋慎重，品德正派，即上调太医院，授为御医，其遗缺，由本省习医人内拣送补授。

有清一代的医学教育，虽然大体上沿袭宋明以来的制度，但趋向衰弱，不复历代兴盛，具有悠久传统的民间家传与师徒相授成为主要教授医学形式，造就出不少医学名家。

医德教育为中国历代医家重视，至清尤然。

在他们的医著中，几乎都要论述做为一名医生必须具有的道德修养，教育后人，医德规范大体可以归纳为；(一)不图名利；(二)急病人所急；(三)贫富一视同仁；(四)珍重人的生命；(五)谦虚谨慎，互相学习。

温病学说的发展和预防保健一、温病学说的发展与成熟温病学说是中医在漫长的岁月里，沿着中医理论体系的发展与外感发热性、流行性疾病作斗争得来的中医学宝库中的瑰宝之一。

吴有性之后研究温病的学者逐渐增多，戴北山之《广瘟疫论》及喻嘉言、陈平伯之论温以及余师愚之论疫、周扬俊论温热暑疫等等。

他们于温热的病因、症状、治疗等有一定认识，但在病机理论上仍未能统一。

温病学说发展至清代已盛行于大江南北，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是温病学派成熟阶段的杰出代表，故有人称他们为“温病四大家”。

明清时期的温病学家，多产生于以苏州为中心的江苏、浙江地区，主要与该地区当时经济、文化、科学的发达，以及河流密集、交通便利、人口流动大，温病流行频繁等因素有密切关系。

正是由于这时期温病学家以及其他医家对温病的医疗实践和理论上的发展，使温病在理、法、方、药上自成体系，形成了比较系统而完整的温病学说，从而使温病学成为独立于伤寒的一门学科，它既补充伤寒学说的不足，又与伤寒学说互为羽翼，使中国医学对外感热病的理论、诊断与预防等，向着更加完善的方向继续发展。

清代温病学说的主要成就，可归纳为：(一)确立了温病的辨证论治体系1、叶天士创立卫气营血辨证。

叶桂首先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

肺主气属卫，心主血属营”，“大凡看法，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

”明确指出了温病的病因、病机、感邪途径、发病部位，同时把温病的整个病理过程，划分为卫、气、营、血四个不同阶段，以此作为辨证论治纲领，揭示了温病由卫到气，自营入血，由表入里，自浅入深发展变化的传变规律以及它们之间独特的表里、内外、先后、深浅及顺逆传变的内在联系，反映了临床证候的动态规律，确立了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的一系列治则，确立了温病各病变阶段相应的治疗da法，提出了“在表初用辛凉轻剂”、“或透风于势外，或渗湿于热下”，对邪气“始终在气分流连者”用战汗透邪的方法，对气病有不传血分，而邪留三焦用分消上下的方法。

“救阴不在血，而在津与汗，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以及“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等独特见解，从而建立了温病的辨证论治体系，标志着温病学说至此已趋向成熟。

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中有各种温病的大量启示，对后世温病学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

2、吴鞠通确立三焦辨证。

吴鞠通广泛汲取《伤寒论》、《温疫论》、《临证指南医案》的成功经验，融汇贯通，根据叶天士所说“河间温热，须究三焦”，提出“温病自口鼻而入，鼻气通于肺，口气通于胃，肺病逆传，则为心包。

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脾与胃也。

中焦病不治，传下焦肝与肾也，始上焦，终下焦。

”三焦辨证并不排斥卫气营血辨证。

卫气营血分辨表里，三焦辨证分辨上下，一横一纵，相互配合、补充，相得益彰，使温病的辨证更加准确与具体化，益趋完善与成熟，成为温病辨证论治体系的重要标志。

直至今日，这两种辨证方法仍被广大医者结合运用于临床。

(二)提出了温病的独特诊断方法在温病的诊断方面，清代医学家提出了许多独持的方法，总结了丰富的临证经验，不仅对温病辨证很有价值，对内伤杂病亦有不少贡献，丰富和发展了中医诊断学。

1、察舌 观察舌质、舌苔的变化，《广温疫论》提出积粉苔是疯疫的重要标志之一。

《温热论》强调观察舌质、舌苔的色泽和润枯的变化，为辨别病属卫气，或属营血的重要依据。

认为舌苔可分为白苔、黄苔、黑苔；舌质分为绛舌、紫舌、淡红舌。

提出凡温热传营，舌质必绛。

2、验齿 验齿作为温病独特的诊断方法，首倡于《温热论》。

叶氏阐述了温病验齿的理论依据，并根据齿龈周围的血色区别阴阳，认为阳血属邪实胃热，阴血属肾液亏损，一实一虚，故治法亦有重在祛邪和重在救阴之异。

《温热论》根据齿的枯润、结辨的颜色齿垢的有无，以及有无齿痛、咬牙等表现来辨识温病，通过验齿来判断热邪的轻重、津液的存亡这一独特的诊法，是对温病诊断学的一大补充和发挥。

3、辨疹 斑疹是某些急性传染病的特证。

余霖《疫疹一得》强调辨识斑疹应当注意形色两个方面，认为斑疹以松浮为吉，紧束为凶。

斑疹之色以红活溶润，散布洋溢为佳境，而颜色深重，干滞娇艳，多是热毒深重之象。

叶氏于斑疹的辨识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凡斑疹初见。

点大而在皮肤之上者为斑，云头隐隐，或琐碎小粒者为疹。

认为斑属血分为多，疹属气分不少。

(三)确立了温病的清热养阴治则在吴有性温疫热邪解后宜养阴忌投参术的思想影响下，清代对温病的治疗确立了清热养阴的治则，其临床运用更加丰富多彩，尤以叶天士、吴鞠通为代表；叶氏对温病养阴和诊治有很多创见，把养阴步骤分为甘寒养胃津、咸寒滋肾之法。

同时叶天士发挥了李东垣脾胃学说，立养胃阴一法，不但用于温病，而且广泛运用于治疗某些虚劳、肝病、胃病、久嗽、血证等，亦收良效。

吴由通继承并发展了《伤寒论》清热保津、泻下存阴之法，提出了清络、清营、清宫三法，吸收了吴有性对温病内热烦渴给服梨汁、藕汁、西瓜等经验，吴鞠通从理法方药方面，全面阐述了清热养阴治则在温病治疗全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及其临床运用，制定了一系列养阴名方，为温病的治疗学、方剂学增添了新的内容。

这些理论和方法，不但在外感热性病中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应用不衰，而且广泛运用于内科杂病治疗中亦取得很好的疗效。

二、预防与保健（一）人痘接种术的推广与历史意义1、官方的重视与推广：人痘接种术自发明以后，一直在民间秘密流传，口传心授，笔之于书甚少。

当时安微宁国府太平县(今黄山市)为全国人痘接种中心，种痘师多半来此习得其术并购买痘苗。

清初满族人入关之前，尚无天花。

清兵入关，有一大批兵士遭受天花传染，原因是北地寒冷，未受天花侵袭，他们多不具有免疫力。

清朝的第一位皇帝福临(顺治)，即是死于天花。

这件事的直接后果是其子玄烨(康熙)因未出痘而被隔离于紫禁城外，不能尽孝，乃成终天之恨。

即位之后，当他知道有种人痘可预防天花时，马上下诏征集种痘医师，并加考选。

江西的朱纯嘏和陈滢祥二人，于是成了皇家种痘师，不但为皇子孙种痘，而且赴蒙古科尔沁、鄂尔多斯等地治痘及为诸藩子女种痘，康熙皇帝为此特赐府宅和授官爵予朱纯嘏。

康熙皇帝在《庭训格言》中对自己推广种痘成绩特别满意。

朱纯嘏著《痘疹定论》无经受此激励，到乾隆朝撰《御纂医宗金鉴》，作为国家钦定医学教科书，第一次收入“幼科种痘心法要旨”一卷，这也充分表明了官方提倡和推广的态度，亦使种痘法标准化了。

这种官方的推广，至少使官宦大臣富有之家的儿童，普遍实行了种痘，但庶民贫寒阶层未必尽能得益。

经过数十年乃至百年的官方和民间医生推广，至此人痘之术，渐渐深入人心。

民间种人痘之术，一直到本世纪上半叶还流行不殆。

2、人痘接种的技术改进人痘接种在发明之时究竟所用何法，因乏资料，今不得而知。

《张氏医通》记载的有痘浆法、痘痂法、痘衣法，其中痘痂法又分旱苗、水苗两种，故合计共四种方法，推测痘衣法为最原始粗糙一种，不过简便易行，只要将患天花小儿所穿内衣脱下，令未病小儿穿之即可造成一次传染接种，但成功率较低；痘浆法或亦早期所曾施行，将患儿痘疱挑破，直取其浆接种，传染既烈，且损患儿甚重，所以被斥为“不仁”。

后来的事实，痘衣法尚间有之，痘浆法则基本杜绝。

水苗法可能是痘浆法改良而来。

按照《医宗金鉴》的描述，是将新棉摊成薄片，将痘痴研细调以净水，裹于其中，然后塞入鼻孔，男左女右，系以红线，免被吸入或咽下。

六个时辰(12小时)后取出。

此一种法安全可靠，特别是说“既种之后，小儿无受伤之处”。

水苗法又称“塞鼻法”，旱苗法则另称“吹鼻法”，较水苗法为晚起。

《医宗金鉴》云：“旱苗种法，用银管约长五、六寸，曲其颈，碾痘痂极细，纳于管端，按男左女右，对准鼻孔吹入之”。

此法可靠性不如水苗法，轻吹则不入，重吹则迅烈难当，涕多则苗随涕去，因此还是“独取水苗”。

苗种的选择、保蓄、精炼，也是人痘成功与否的关键。

所谓“丹苗”，即是最好的苗种，按照现代科学的意义，是人天花经过传代培养保存的纯种疫苗。

郑望颐《种痘方》中说：“必要用种出之痘，发下之痂、谓之‘种苗’。

……若其出天花之痂，谓之‘时苗’。

”“种苗”又称“熟苗”。

朱弈梁《种痘心法》中指出，此种“熟苗”是由“时苗”经传代培养精练而得出的。

“若时苗能连种七次，精加选炼，即为熟苗。

不可不知。

”“其苗传种愈久，则药力之提拨愈精，人工之选炼愈熟，火毒汰尽，精气独存，所以万全而无患也。

”这一过程与现代医学原理完全一致。

活疫苗反复传代培养，可以保留免疫抗原性而减低其毒力。

唯现代疫苗制品是经动物传代培养而不是在人体传代。

收取苗种，要及时用纸包固，纳小竹筒中，并塞其口，不令泄气，或者贮于新磁瓶内，以物密复，置洁净之所，清凉之处。

依法藏蓄，春天可保存三四十日，夏天可保存二十余日，冬天可保存四五十日。

李约瑟博士进一步指出这样的藏苗过程，还是一个减毒过程（李约瑟：中国与免疫学的起源，参见《中国药学报》5：10，1983）。

“将疫苗在体温(37℃)或稍低的温度下保存一个多月，这当然会使80%的活病毒颗粒发生热失活效应。

但由于这些死亡蛋白质的存在，当接种到人体时，就像抗体产生一样，强烈地刺激着产生干扰素。

”3、人痘接种术的效果和盛行随着人痘接种技术的不断改进和成熟、精细，其效果和安全性都大为提高，正因如此，在那天花猖照流行的年代，人痘接种术受到中外人士的普遍欢迎。

从历史文献记载中看，人痘接种的成功率极高，效果和安全性都堪称一流。

在没有免疫力的情况下，天花是人人要罹患的危险疾病。

当时张琰劝人预防接种人痘，他的接种成功率很高，失败仅占2～2.

5‰。

徐大椿是一位颇为挑剔的医生兼医学评论家。

他在《兰台轨范》中有一评述：估计天花的自然死亡率在80～90%，种人痘的失败率为1%。

原因是“苗之不善”，种痘方法是很好的。

当然，普通种痘师是及不上张琰那样的种痘专家的。

当年在中国的传教土Dyer Ball就述他在山西省看到的情景，没有种人痘(但有治痘医生)时，山西省天花死亡率一为50～60%，一为20～30%；种人痘术推广之后，天花流行的死亡度降为1%（Wang Association ofChina”译为“中华护士会”。

在这次会议上，钟茂芳女士当选为中华护士会副理事长，她是获此荣誉的第一位中国护士。

在此次会上决定，福州协和护士学校、上海仁济护校、上海广仁护校及上海妇孺护校等四所护士学校符合标准，予以注册；大会规定正式护士必须是立案护校毕业且经会考及格者，定于1915年举行第一次全国护土毕业会考。

从此中国出现了正式护理学术团体，并为发展中国的护理事业做出了贡献。

1915年9月第二届全国护士会在北京协和医院召开，与会者47人，来自全11个省市。

会议重点讨论全国护土学校的进展，护校课程的设置，教学方法，护士素质的培养提高，男护士的培养等问题。

1920年在北京协和医院设置护理科，招收高中华业生，学业3年，考试及格后发给护士证书。

1927年北京协和医院开设公共卫生护士训练班。

1915年中英文对照护士通讯小册子出版，内容包括自1914年以来即第一次全国护士会议以来的会务动态，各地护校和医院护理的经验交流。

1916年在上海召开全国会议，讨论1915年会务决议执行情况，决定全国会员大会改为每两年召开一次。

1918年在福州女子大学礼堂召开第四届全国护士大会。

决定由护士会自行筹划出版《护士季报》。

三、出版护理期刊和书籍1918～1920这两年的时间，中华护士会积极筹备《护士季报》的编写、出版工作。

在一无经费、二无经验、三无编辑人员的情况下，想出版一本刊物是非常困难的。

终于在1920年1月一本护士期刊《中国护士四季报》创刊了。

《护土季报》是中国护士界第一本综合性刊物，报道各地医院的护理工作，护理教育情况，介绍各科护理技术等。

从1920到1948年，每年一卷每卷四期，除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抗战期间外，共出版25卷，至1949停刊。

《护士季报》定期出版后，编译教材的工作成了最大的困难，钟茂芳女土翻译《护士手册》得到私人捐助才出版。

广协书局因此成为护士会的版权书局，自1920年至1948年，广协书局出版了较多护理、医药方面的书籍，供全国医学校和护校教学之用，对提高我国护士学校的教学质量起到一定作用。

四、加入国际组织，加强护士会建设1922年国际护士会在日内瓦召开，会议正式接纳中华护士会国为第十一名会员国。

钟茂芳女士于1915年曾是该会的会员，并被选为荣誉副会长，以此为标志，中国护士在国际上取得了应有的荣誉和地位。

中国加入国际护士会后，中华护士会的工作受到国际上的重视。

1930年南京政府邀请施锡恩协助办理全国护士和助产学校的注册、全国会考等工作，要求中国培养的护士和助产达到欧美国国家的水平。

1932年中央护士学校成立、朱碧辉为校长。

1934年南京政府成立医学教育委员会，下设医学、护理、助产、口腔、卫生等教育专门委员会，办理学校登记及会考事宜，并明确规定校规、课程标准、教学大纲等法规。

委员会要求护士会通知全国护士学校向教育部注册，并将教学计划寄往各校。

1937年中华护士会改称中华护上学会。

五、抗日战争时期护理事业的发展1931年在傅连璋的主持下，开办了第一所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看护学校。

1932年又成立了中央红色医务学校，为红军培养医护人员。

抗战中延安中央医院的基础上，开展护理、助产、保育、公共卫生护理等方面的培训工作，并于1941年成立中华护士会延安分会。

抗日战争开始，由于前方急救和后方医疗、护理、预防等工作亟待开展，林可胜担负起组织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的职责。

在他的带领下，很多医生、护士、助产士和各类卫生人员、都参加了红十字会，并积极投入各项工作。

1938年湖南长沙开办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开展3个月一期的短期训练。

男女兼收，教授防护、防病及简易治疗的常识与技术。

中国近代的护理事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艰难起步，在西方护士们的协助下，开始有了中国自己的护士，成立了护士学校，创建了护士组织，后来加入国际护士会，使中国护士的工作得到国际上承认。

据统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中华护士学会注册的护士学校有183所，培养护士3万余人，全国13个省市建立了护士分会，共有会员1万余人。

护理事业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远远不能满足当时中国近五亿人口医疗卫生的需要，护理工作仍亟待发展。

近代医学体系的建立卫生行政系统的确立一、 卫生行政系统的初创中央卫生机构的演变我国近代卫生事业的创办，始于1905年清政府于巡警部警保司内设卫生科。

卫生科职掌为考核医学堂之设置，考验医生给照，并管理清道、防疫、计划及审定一切卫生、保健章程。

巡警部警保司设有卫生科，这是我国政府机关的名称里第一次出现“卫生”一词，即第一次出现专管公共卫生的机构。

1906年，预备立宪厘定官制，改巡警部为民政部，仍设五司，但机构设置作了调整，将卫生科升为卫生司。

卫生司设保健、检疫、方术三科。

辛亥革命后，林文庆任内务部卫生司长。

政府旋即由南京迁往北京后，伍晟任卫生司长。

到1913年，卫生司改为内务部警政司卫生科。

1916年仍恢复为卫生司，内务部卫生司的执掌项目如下：传染病及地方病的预防及预防接种以及其他卫生事项；海港及铁道的检疫；医师及药师的监督管理(西医)；药品及药业的化验及管理(西药)；卫生协会、地方卫生机关及医院有关事项的管理。

另外有两个由卫生司直辖的卫生机关：卫生试验所和卫生展览馆。

地方卫生机构的发展1898年在上海市公共租界内设立卫生处，由外人主办租界内的公共卫生业务，为西方国家派遣来我国经商、设立教会、医院、学校等的各种侨民服务。

1900年天津设立的都统衙门附有卫生局，管辖地方卫生工作。

以后，由清廷收回自办，改称北洋局。

这是我国地方卫生行政组织的开端。

年巡警部建立后，虽然开始管理各省巡警，但由于各省未建立统一的卫生行政机构，自行其事的局面仍不能从根本上改变。

1907年各省增设巡警道，各省的巡警制度才得统一。

巡警道下设有卫生课，“掌卫生警察之事，凡清道、防疫、检查食物、屠宰、考验医务、医科及官立医院各事项皆属之，”巡警道设卫生课是我国直省机构中第一次统一出现医药卫生机构。

清末地方机构改革，地方自治成为热点。

地方自治以专办地方公益事宣，卫生是其中的一项，具体内容为：清洁道路，蠲除污秽，施医药局，医院医学堂、戒烟会，其他关于本城镇乡卫生之事。

虽然从中央到各行省，到各州县，到各城镇乡，都有了掌管卫生事宜的机构，制定了一些制度，但由于清朝的覆亡，基本上未能实施。

至于我国城市政府机关自办的，有组织的公共卫生机构，则以北京市内左一区设立试办的公共卫生事务所为最早。

该所是于1925年在京师警察厅下，由北京协和医学院卫生科协助创设的，其工作范围包括生命统计、传染病管理、妇婴卫生、学校卫生及卫生教育、工厂卫生、疾病医疗、环境卫生稽查等项目。

所长由当时内务部所属的中央防疫处处长方石珊兼任。

课长由中央防疫处技师金宝善和北京协和医学院教师胡鸿基、黄子方、杨祟瑞等兼任，一切卫生工作都由北京协和医学院卫生学科教授兰安生(GrantJB．)规划督导，事务所设立各项训练班，招收我国医务卫生人员在该所受训和任职。

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先后设立的中央及地方卫生机关中的主要职员，几乎全都由该所出身的人员担任。

医药卫生法规1906年五大臣出访各国时，着重调查各国法律施行情况，为回国后的法律改革作准备。

1907年清廷成立修订法律馆，陆续制定大清新刑律、民法等法典，其中便有关于医药卫生的法规，新刑律与医药卫生相关的有：第24章关于饮料水之罪、第25章关于卫生之罪、第27章关于堕胎之罪。

新刑律和违警律中，虽然有医药条款，但必竟不是专门的医药法规。

清末已经出现了地方性的专门医药法规。

《医学报》记载有《浙江医药营业暂行规则》，共有19条。

其主要内容为对医生营业的注册及对医生的考验，再及医生的行为规则。

医生犯罪，除受应得的刑罚外，还得申请巡警道暂停或禁止营业。

平时，医生门前须写清诊金数额，不得无故提价，亦无故不得拒诊。

最后声明，此规则先在省城杭州施行，其它府厅州县暂缓。

二、中央卫生行政组织系统的确立中央卫生理制北伐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为了加强卫生行政管理，于1927年在内政部下置卫生司，掌管卫生行政事宜。

1928年11月改设立卫生部，卫生部内设总务、医政、保健、防疫、统计五司；另设中央卫生委员会为设计审议机构。

其后又陆续增设中央医院、中央卫生试验所、西北防疫处、蒙绥防疫处、麻醉药品经理处、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及各海关检疫所等机构，中央卫生行政体制渐形完备。

同年12月，国民政府公布《全国卫生行政系统大纲》，规定省设卫生处，市县设卫生局，各大海港及国境冲要地设海陆检疫所，卫生行改建制，至此始告确定。

1932年擞消卫生部，改设卫生署，隶属于内政部，内设总务、医政、保健三科。

1932年9月，全国经济委员会设中央卫生设施实验处，负责创设各项卫生事业的实验与研究，为全国最高卫生技术机构。

内政部与教育部还合设医学、助产、护士教育委员会，教育部设有卫生教育设计委员会，规划并推进医学教育工作。

其他中央行政部门的医事卫生组织军政部下设军医司(后改为军医署)，但又另设军医监理委员会，促进军医各机构的改善，并改组陆军军医学校。

由卫生署长刘瑞恒兼任军医监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和军医学校校长，并由卫生署所属的卫生实验处、中央医院的高级医务卫生人员兼任委员及教官，利用卫生机关的技术设备借以改善军事机构内的各级军医组织的素质。

实业部设有工厂检查处，处内有卫生检查一项，由卫生署派员参加管理。

铁道部设有卫生处，由胡宣明担任处长。

1931年长江发生大水，行政院临时设立扬子江水灾救济委员会，会内设卫生处，由卫生署派员担任处长，前往武昌、汉口、汉阳等难民群集地区，设立诊所、医院，收治患病的灾民，办理环境卫生和传染病的防治。

中央卫生机构的演变“七七”事变发生后，卫生署由南京迁往汉口，卫生署改隶内政部。

1938年卫生署随内政部西迁重庆，1941年卫生署改隶行政院，组织扩大，署内设医政、保健、防疫、总务等四处，卫生署将在贵阳的卫生实验处迁往重庆，改为中央卫生实验院，同时卫生署在贵阳的卫生人员训练所也迁重庆，合并入中央卫生实验院，由该院继续办理专业人员的训练。

抗日战争期间，卫生署所属的中央医院由南京迁往贵阳，在重庆另设中央医院，卫生署所属的中央防疫处由南京迁往昆明，继续制造各种生物制品，以供西南各省地方医疗卫生机构防治传染病的使用。

卫生署所属的麻醉药品经理处和卫生器材修造厂从南京迁到重庆附近的合州，继续制造医用麻醉药品和若干简单医疗器材，以供内地各省医疗机构的使用。

卫生署在抗日战争期间在各地方组织救护工作，如于1937年春季制订非常时期救护工作纲要，促使各地卫生、医疗机关和公共团体组织救护队。

1941年，卫生署在重庆设立战时医疗药品经理委员会。

卫生署曾先后在交通要道设置医疗防疫队和公路卫生站，吸收从沿海各省、市后迁的医护人员，分别在队，站任职，从事医疗、卫生、防疫工作。

抗战胜利以后，1945年冬季，卫生署从重庆随同行政院迁回南京。

1947年春季，卫生署改为卫生部，组织扩大，内设医政、保健、防疫、地方卫生、药政、总务等司。

1945—1947年间，卫生署筹办了下列各项机构和措施：（1）卫生研究机构：在卫生研究方面，中央卫生实验院于1945年迁回南京，并在兰州及北平设立分院，以及成立东北分院，分别办理各该地区的各项卫生问题、卫生事业的实验研究和推行。

在医疗研究方面，1945年在南京的战前中央医院院址恢复卫生署直辖的中央医院，在兰州的西北医院改为兰州中央医院，并在广州、天津分别设立卫生署直辖的天津中央医院和广州中央医院，使在各该地区进行疾病诊疗的研究，以促进临床医学的发展。

此外，又在南京新建精神病防治院和结核病防治院。

在福建设立东南鼠疫防治处，在江苏淮阴成立黑热病防治处。

（2）药品管理及制药机构：1946年，在昆明的中央防疫处，迁往北平的原中央防疫处旧址，改称中央防疫实验处。

在兰州的生物制品制造所，继续制供痘苗、疫苗等生物制品，西北防疫处、西北制药厂及卫生用具修造厂合并，迁往上海，创办卫生署直辖的中央生化制药实验处。

在重庆的卫生署战时医疗药品经理委员会迁到南京，改组为药品供应处。

将卫生署直辖的麻醉药品经理处和医疗器材厂迂回南京；并设立药品食物管理局，负责管理药品的进口和药厂的筹建。

（3）选派医药卫生人员赴美进修：卫生署选派大量医疗卫生人员赴美国的各有关的专业机构及行政管理机构作短期的考察，或进医院和卫生学院进修。

选派药业人员赴美国考察药品、食品管理局的检查制度和药厂的管理制度。

三、地方卫生行政机构的建设地方卫生行政机构在《全国卫生行政系统大纲》颁布后有了较快的发展，北洋政府时期各省、市、县均尚无卫生专管机构的设立，南京政府成立后，省立卫生机构陆续建立起来。

1947年，全国有26省设立了卫生处，各省辖卫生机关共214个。

北伐以后，各大城市相继设市，其中一些城市设立了卫生局，主持卫生事宜。

抗战之前已有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广州、杭州、南昌等7市设立了卫生局，至1947年，设立市卫生局的城市增至14个。

有10个城市设卫生处、11市设卫生事务所、8市设卫生科。

据不完全统计，各市所辖卫生机构共248个。

县级卫生工作由县卫生院掌管。

1934年4月举行的卫生行政技术会议，通过县卫生行政方案，将县卫生机构予以变更，决定县设卫生院，区设卫生所，较大农村设卫生分所，每村设置卫生员，使县卫生行政成为一整个系统。

1937年3月卫生署又公布县卫生行政实施办法纲要。

据1946年的调查，各省已设卫生院达1013县。

县设卫生院达1440所，区卫生分院353所，乡镇卫生所783所。

至1947年县级医疗机构共有病床11226张。

南京政府成立后也注意到西北及边疆地区的卫生工作。

卫生署为配合中央开发边疆、建设西北政策的实施，于1934年在兰州设立西北防疫处。

1935年在绥远设蒙绥防疫处，在开展防疫工作的同时也提供当地居民一般医疗需要及兼办兽疫防治工作。

1939年又在兰州设立西北卫生专员办事处，辅导西北各种卫生医疗事业，并设西北医院和西北卫生人员训练所，训练当地的医疗、卫生人员。

1944年又将该办事处扩大为西北卫生实验院，从事西北地区卫生问题的实验研究。

其他边疆地区，在西康境内设有西昌、会理、雅安、富林4所卫生院(卫生署于1946年将雅安、富林两卫生院移交西康省接办，蒙古卫生院则于1943年改组为伊克昭盟及乌兰察布盟两卫生所，并在宁夏的阿拉善旗增设卫生所1所，分别办理缓蒙及宁蒙一带的卫生医疗业务。

四、医药管理制度及卫生法规北洋政府时期，尚未建立起医药管理制度，也没有完善的卫生行政系统，如医学学术、医学教育、医师管理归教育部；公共卫生归内政部警察总署；公共防疫和海关检疫归外交部。

此外，由国外教会开办的医学教育和医疗机构又有各自独立的系统，也不受北洋政府的管辖。

因此，我国的医药卫生管理处于松散状态，各行其事，以致于矛盾重重。

由于军阀割据、内战不绝，经济凋弊，政府无暇顾及卫生工作，卫生司亦甚少实际工作。

当然，在近代医学迅速发展的形势下，北洋政府也颁布了一些法令和法规，对推动近代西医在中国的传播有积极作用。

1913年11月颁布了《解剖尸体规则》，1914年又公布了《解剖尸体规则施行细则》，使尸体解剖工作得以在医学院校和医院正式开展起来。

当时我国传染病流行猖獗，控制传染病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1916年3月，北洋政府内务部公布《传染病预防条例》，列出规定的传染病为8种：霍乱、痢疾、肠伤寒、天花、斑疹伤寒、腥红热、白喉和鼠疫。

条例还规定了传染病预防的措施、传染病报告等条款，共25条。

1918年元月，又公布了《检疫委员会设置规划》、《火车检疫规则》和《清洁方法消毒方法》等法规，对防止传染病传播起到了一定作用。

医药管理方面。

1915年，中医界提出国家应实行统一的医药管理的建议，北洋政府未予采纳。

但同年10月北洋政府内政部颁布了一个《管理药商章程》，规定药店、卖药行商、制药者均应遵循此章程。

章程涉及药商的执照管理、药士的资格管理、药物的剂型、处方用药和毒剧药的管理以及处罚规定等30条。

1916年，北洋政府采纳了中华民国医药学会汤尔和的建议，开始进行第一次全国医药状况的调查。

调查表格发出后，大多省份未予理采，这次调查以失败告终。

1922年5月，北洋政府颁布了《医师(士)管理法令》，但因规定颇严、且医师开业登记费高，《法令》刚一公布就遭到中西医界的强烈反对，北洋政府只得收回成命。

1925年，北洋政府又公布了一个中医《医士管理规则》，对中医开业医生要求较宽，照顾到了广大中医开业者的利益。

然而，当该规则发布时北洋政府巳危在旦夕，也顾及不上规则的付诸实施了。

南京政府成立后，卫生部1928年12月公布了一个试行的卫生法规《卫生行政系统大纲》，同时还公布了一批有关传染病预防、环境卫生管理、食品卫生管理及接生婆管理等条例和法规。

1929年2月，卫生部在南京召开了两个卫生工作会议，一个是讨论卫生事业规划问题；另一次会议主要讨论了医学教育和开业医生的问题。

会后不久，卫生部颁布了“开业医生登记法”。

然而，该法案一公布就遭到了开业医生的反对。

1929年10月，开业医生在上海召开了一个全国性会议，约有200多人出席。

会议通过了成立中国医师联合会以保护医师权利的决议，并要求卫生部取消登记法中不合理的条文，尤其是限制收费的条文。

这次会议显示出医生职业团体作为一种社会集团开始在中国医疗卫生活动中发挥作用。

1930年2月，卫生署(卫生部被精简而并入内政部)在召开的第二次年会上，决定出版我国近代第一部药典：《中华药典》。

这是近代药政管理工作取得的一项重要成就。

《中华药典》于193I年正式领布。

据不完全统计，南京政府至1948年，先后颁布了有关卫生行政方面的法规条例19个；医政管理方面的36个；药政方面的13个；防疫方面的10个；公共卫生方面的16个；医学教育方面的12个；妇幼卫生方面的4个；红十字会方面的6个。

虽然这些法规、条例在部分地区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其只不过是杯水车薪，很难满足实际情况的需要。

五、我国与国际联盟卫生组织的合作成立于1920年的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其宗旨是促进国际合作和世界和平。

国际联盟卫生组织(TheHealth Organization of the League ofNations)是依据联盟盟约第23和25条而设立的三个技术机关(经济、交通和卫生)之一，下设顾问委员会和卫生委员会，顾问委员会由统一巴黎的国际公共卫生事务所行其职权，卫生委员会则为联盟的常设技术机关。

卫生委员会以解决国际间各项疑感卫生问题为目的，推动与各国卫生行政当局的合作，派遣技术团指导公共卫生事业以促进各国的公共卫生事业。

国联卫生组织设有疫况报告及生命统计机构。

负责搜集和分析各国法定传染病的发病和流行情况，调查各国卫生状况。

它还设有专门委员会，开展疾病的预防工作，如疟疾病委员会、涝症委员会、鸦片委员会、天花委员会、公共教育委员会等。

这些机构对推动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是国际联盟成员国之一，为发展我国的公共卫生事业，我国医学专家与国际联盟卫生组织开展了积极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在1923年9月举行的国际联盟四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上，我国代表发表演说，要求控制毒品的生产，加强毒品管理，取缔毒品贸易，欢迎国际间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交流与合作。

1922—1923年间，国联卫生组织的怀特(WhiteF．)根据宫岛的建议，对远东的流行病流行情况及港口卫生组织进行了调查。

其中考察了中国的广州、上海、营口等港口以及东北地区的卫生状况，了解了北京卫生行政处的工作概况。

1925年末，一些医学家向北洋政府建议，邀请怀特来中国做更深入的调查，并且希望通过这一活动，促使政府收回海港检疫权，建立起我国自己管理的海港检疫处，在此基础上推动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恰好此时国联卫生组织医务指导拉西曼(RajemmanI．)正在日本访问，我国便以半官方形式邀请他来北京商讨此事。

拉西曼与北洋政府负责中央防疫处的官员和我国医学家进行了认真的磋商，并于1926年4月向国联卫生组织提出了报告。

后因北伐战争，合作计划暂时搁置起来，但是我国医界与国联卫生组织的联系却一直保持着。

1929年9月，南京政府卫生部正式向国联卫生组织提出请求，希望国联卫生组织派一个团来中国进行港口卫生和海港检疫考察。

11月，拉西曼率国联卫生组织考察团来华。

考察团视察了南京、杭州、上海、青岛、大连、沈阳、天津、北平、厦门、广州、香港等我国的主要港口和城市，此外也视察了一些小城镇及乡村。

考察团1930年初回日内瓦后，拉西曼向国联卫生组织提交一份报告并得到批准。

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1）国联卫生组织与中国卫生部合作解决中国的卫生问题；（2）国联卫生组织协作改组中国港口检疫组织；（3）在杭州建立一所示范性的国立医院；（4）推动中国医学教育的系统化；（5）协助建立中央卫生设施实验处；（6）与设在新加坡的远东疫况情报局密切合作。

1929年12月，南京政府批准了国联卫生专家和我国专家共同拟定的建立中央卫生设施实验处的计划。

1931年5月，中央卫生设施实验处成立，邀请国联卫生组织主任拉西曼担任该处的组织和任务规划，国联卫生组又聘请了南斯拉夫柴格拉勃公共卫生研究院院长鲍谦熙(BorcicB.

)帮助规划，仿照该院体制建置。

该处最初下设4个部门：1、卫生教育科；2、卫生工程科；3、细菌和流行病控制科；4、化学和药理科。

1931年秋，国联疟疾委员会秘书休卡(CiucaM.

)来华参加疟疾调查，并协助创建了寄生虫科。

1932年秋，该处增设医药救济及社会医学科、流行病和生命统计科。

1933年又增设妇幼保健科和工业卫生科。

1933年，中央卫生设施实验处改组为卫生实验处，隶属于全国经济委员会。

该处从创建至抗战前6年时间里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例如，进行了疟疾、血吸虫病、黑热病、鼠疫等重要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调查与防治；建立了若干市、县的防疫机构；着手部分地区的卫生工程的筹建；制订了生命统计制度；开展了妇婴卫生、学校卫生和卫生教育工作及培养各类专业人员。

该处的工作推动了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联卫生组织派了3个国际防疫队来中国：华北防疫队由瑞士医生摩什(Moser)任队长，常驻西安，从事斑疹伤寒的研究和防治工作；华中队由英国医生罗伯生(Robertson)任队长，常驻汉口，开展肠道传染病的防治工作；华南队由法国医生拉斯克(Rusk)任队长，在广西、贵州、云南等地开展疟疾的预防和血吸虫病的调查工作。

卫生署派我国专家扬永年在华北、张维在华中、姚永政和王祖祥在华南，分别协同国际防疫队办理防疫事宜。

后因战事的影响，国际防疫队不久就停止了活动。

国际联盟的最大成就是推动了各国公共卫生制度的建立和健全。

国联卫生组织与中国开展了广泛的合作，国联卫生组织的专家在华进行了多次卫生调查，介绍和引入了公共卫生保健制度、管理体系，对于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传染病防治具有重要影响。

这也是我国与国际组织在医疗卫生领域里的首次合作，虽然为期不长，但我国医学家通过合作，为建立和健全我国的医疗卫生体系积累了经验。

六、海港检疫权的收回早在1863年我国就成立了海关医务所，负责海港检疫等工作。

1873年，东南亚地区霍乱流行危及我国，导致了上海海港检疫条例的公布，其后我国其它港口依照上海的海港检疫条例也颁布了类似的条例。

如厦门在1882年，汕头在1883年，牛庄(营口)在1900年，汉口在1904年，天津在1906年，等等。

这些无疑有利于应付鼠疫、霍乱等流行病的紧急情况。

在1910—1911年东北鼠疫流行期间，一些尚未采取措施的港口也陆续公布了检疫条例，如安东、芝罘、广州等地。

然而，各港口检疫站几乎均由外人把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32年。

由于各港的检疫权掌握在外国医生及外国领事税务司之手，缺乏统一管理，而且每当有传染病发生，他们往往只求于外人无碍，而对于我国居民则无所计较，再加上各海关由利害关系不一致的领事们组成的指挥部门，疫情消息往往须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其他港口才能获得疫情消息。

这些获得了消息的港口，负责医官还又得等侯与行政官员和领事达成一致协议。

在此期间，传染病已经蔓延开来。

这种体制不仅严重地防碍对疫情的控制，也影响到主权国家的声誉，我国医学家曾多次提议收回海口捡疫权，因政局原因而未实现。

1930年，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海关行政处总监张作霖，海关税务检察官梅兹及各海关官员、各海港地区的领事及商业组织代表共同协议，决定由中国政府独立设置海港检疫机构，由卫生部主持拟订全国《海港检疫条例》，伍连德被任命为新成立的海港检疫处处长。

1930年6月28日，卫生部公布了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海港检疫章程》，与此同时还公布了《海港检疫消毒蒸薰及征费规则》和《海港检疫标式旗帜及制服规则》，并通令全国各口岸分别施行。

这标志着我国正式收回海港检疫权。

1930年9月，卫生部委派伍连德兼任上海海港疫所所长。

1931年相继接收了厦门、牛庄(营口)及安东(丹东)检疫处，1933年接收了天津、塘沽、秦皇岛检疫处，1936年又接收了广州、汕头检疫处。

此后，中国陆续从外国人手中收回了各港口的检疫权。

综上所述，至1947年，我国医疗卫生行政的总体框架已基本形成，颁布了一些卫生法规和条例，收回了海港检疫权，全国各类医疗卫生机构达2575个，全国医药卫生人员为30590人。

然而，这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城乡居民防病治病的需要，据不完全统计，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人口的死亡率为25‰，婴儿死亡率为200‰，产妇死亡率为15‰。

在死亡人数中，41.

1%死于可控制的疾病。

中国人的平均期望寿命仅为35岁。

医学研究机构的创立和发展一、清末时期（1911年以前）的西医研究机构在1911年以前曾出现过一些小规模的西医研究机构，主要如下：1884年，上海设立卫生实验室，从事霍乱病研究；1892年，香港设立天花疫苗的研究所；1905年，香港设立细菌学研究所；1908年，唐山设立传染病隔离医院和实验室；1909年，成都设立法兰西细菌学研究所。

但对这些机构的记载非常有限，关于它们的人员、设备及研究工作都缺乏了解。

二、民国时期(1912～1949)的西医研究机构民国以后，随着近代教育和科学在中国得到一定的发展，在各地建立的高等学校中，不少设有医学院系，并开展一些研究工作。

北洋政府也设立了一些科学和医学研究机构，如中央防疫处。

1927年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国内形势曾一度趋向稳定，为了发展学术研究，由政府设立了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国立学术机构。

同时，按《增订教育行政大纲》规定，在大学中当设立研究院，其宗旨在于：“招收大学本科毕业生研究高深学术，并供给教员研究便利”。

其设置：“1.

大学得设研究院；2.

独立学院得设研究所”。

于是，很多学校先后设立了医学方面的专门研究机构。

来华的外籍医学学者和其它人士也在中国建立了一些医学研究机构，如巴斯德研究院、雷氏德研究所等。

国立专职研究机构(1)国立中央研究院：国立中央研究院最初设立于1928年。

先后设立数学、物理、化学、医学、药物学等二十三个研究所。

医学研究所筹备处所计划从事的研究工作分为六个部分：生物生理学、生物化学、生物形态学、药物化学及治疗学、免疫学、心理医学。

院士有：生理学林可胜、汤佩松、冯德培、蔡翘；医学：李宗恩、袁贻谨、张孝骞；药学：陈克恢；人类心理学：吴定良、汪敬熙。

曾经进行的研究课题有：(1)斯氏结扎后心跳之暂时停止是否由于迷走神经作用；(2)膈神经中枢之越过现象；(3)肌肉蛋白质之结晶、磷酸酶之结晶；(4)胃溃疡新药阿美金(Amigen)对胃分泌的作用等。

(2)国立北平研究院：国立北平研究院于1929年在北平成立，前后共设物理、化学、生理学、药物等8个研究所，1936年后由于日军入侵华北地区而各自撤离北平。

①生理学研究所于1929年10月设立，由经利彬任所长。

其主要研究工作有：从事动物生理学研究机和对中药之药理效能研究；对中国北方食物与北方人血中磷钙质含量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等。

②药物研究所成立于1932年9月，赵承嘏为所长。

主要研究工作：主要以理化方法对天然药物进行有效成分分析、提取及药理作用鉴定，并以药物的有效成分制成制剂。

所内设有化学研究部、药性部、制造部。

(3)中央防疫处于1919年3月在北京成立，1935年12月迁至南京，1937年8月后辗转迁到昆明，1945年复员回北平。

中央防疫处分为三科，第一科下设疫务和经理两股，负责防疫计划和行政管理；第二科下设研究和检诊两股，负责对各种传染病进行细菌学免疫学研究和临床标本的检验诊断；第三科下设血清、疫苗、痘苗三股，负责生物制品的制造、保管机管和实验动物管理。

中央防疫处内设有血清室、生化室、疫苗室、痘苗室、狂犬疫苗室、接种室等。

主要技术职员曾在欧美等地受过专门训练，在技术力量和实验设备方面均列当时全国之首。

中央防疫处为预防和控制我国传染病流行而设立，主要职责在于从事对传染病的细菌学研究和进行各种生物制品的生产，大部分产品质量好，疗效可靠，在国内外颇受好评。

〔4)热带病研究所：1928年7月民国政府教育部在杭州西湖钱王祠设立热带病研究所，这是我国早期重要的热带病学专门研究机构，其研究组织分有病理学、细菌学、寄生动物学、医化学、药化学、动物学等部，另有血清疫苗制造及临床治疗两个部门，由汤尔和担任所长。

主要研究工作有：对杭州地区疟疾发病情况的调查，肥大吸虫透视标本制作法，疟原虫在宿主细胞内的斑点染色法，恶性疟疾的治疗，萧山地区居民肠道中各种姜片虫的调查，霍乱菌在国产茶、酒等饮料中存活能力的调查，嗜酸性白细胞的黄色呈现法试验等。

主要的私立医学研究机构(1)雷氏德医学研究所：1929年5月，来华的英国商入雷氏德(LesterH．)在上海去世，他将1700万两留给雷氏德信托会创立了雷氏德医学研究所。

1932年秋，雷氏德医学研究所实验室大楼在上海建成，设有生理学部，由伊博恩领导，从事生理学、营养学及对中药的研究。

病理科学部，从事细菌学、血清学、寄生虫学、昆虫学等研究，曾从事的研究工作主要有对血吸虫病、华枝睾吸虫病的病理学研究。

(2)巴斯德研究院：1923年，在拉斯瑞(Lassoarn)医师的领导下，在天津法租界内巴斯德路设立了巴斯德研究院，从事狂犬病防治及细菌学、血清学的研究工作。

医学院校中的研究机构除独立的研究机构外，一些医学院校也设立有研究机构，如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先后设有解剖、生理、生化、药理、病理、细菌学、寄生虫学、公共卫生、法医等学科科室及研究所。

曾开展的主要研究工作有：心血管生理学研究，损伤性视网膜淋巴渗漏病研究，中国北部之沙眼，脑炎病毒及牛痘病毒滤过性的研究，狂犬病毒的补体结合研究，痘苗病毒的离心分离实验，沙眼病原体研究，肺吸虫病，梅毒，上海中国学生之身高、体重及其与神经的关系的研究等。

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内设病理、药理、细菌、生理、生化、解剖等基础学科，每科内均设专科研究馆。

1940年迁入四川南溪县后，设立细菌研究所。

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1941年成立的中药研究所，对中药进行形态学鉴定、分类，成分分析及药理作用探讨。

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设有热带医学研究所，热带医学研究所分化学科、卫生学科、热带病学科、营养学科、细菌学科、国药学科共六科，另有士林、台中、台南三个支所，其中士林支所制造血清疫苗，产品有各种血清、疫苗共30多种，国立沈阳医学院设立解剖、生理、病理、细茵、药理、内科、外科、放射线科八个研究所。

北平协和医学院拥有较好的研究条件，逐渐设立了解剖学系、生理学系、生物化学系、药理学系、细菌学系、寄生物学系，各个系的研究工作都有较大的成绩。

如生理学系研究工作颇为出色，主要有消化生理学研究，神经生理学研究，延髓中心血管调节中枢研究，北京鸭之脂肪代谢研究等。

药理学系陈克恢对麻黄素的研究闻名于世，其后，ReadBE．、赵承嘏在此从事对中药生理作用的研究。

病理系长期从事对黑热病研究，最终证明其病原体为利什曼原虫，以白蛉为传播媒介。

寄生物系对中国当时广泛流行的多种寄生虫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研究其病原体形态、生活史、中间宿主、感染途径、病理变化，成绩斐然。

医学名词统一活动一、早期的医学名词统一工作西方医学传入后，医学名词的统一和标准化是早期西医传播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传教士医生在早期的医学名词统一和标准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定的成绩，促进了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医学名词统一问题的提出19世纪中叶以后，教会在中国开办的医院和医学院校迅速增多，试图通过行医进一步扩大其影响。

由于传播西医药知识的需要，西医药书籍的译述迅速增多，据不完全统计，1890年以前翻译出的西医书籍约50余种。

早期医书译述者多为来华的传教士如合信、嘉约翰、德贞、傅兰雅等，通常是由传教士口译，中国人笔述成书。

由于西方医学与中国传统医学是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所以在译述西医书籍时有很多名词和术语难以找到恰当的、与其相对应的中医词汇，并且还有大量中医学没有的名词。

因此如何准确、简明地用中文表达出西医名词的意义，是译述者十分棘手的一个问题，加上当时译述者多各自为阵，缺少交流，以致造成医学名词的翻译相当混乱。

名词的混乱既不利于西医在中国的传播，也不利于传教士医生的交流，更主要的是影响西医教学：各种医书采用不同的医学名词，令学习者无所适从，不仅影响了教学质量，也影响了学习者的兴趣和热情。

早期诸译述者也注意到了名词翻译的问题，为了克服译名不一致给读者造成误解，有些译述者在译著后附有英汉名词对照表以便读者参考比较，如美国浸礼会医生德万(DevanTT．)1847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国语启蒙》(The Beginners FirstBook)中就收录了英汉对照的解剖学、药物和疾病的名词和术语，该书在1858年和1861年进行过两次修订和增补，影响较大，是翻译中国医学术语的第一次尝试。

1864年罗存德(LobscheidW.

)在香港出版的《英华行箧便鉴》(TheTourists Guide and MerchantsManual)中也包括有药物学名词术语。

嘉约翰翻译的《药物学》(1871)、柯为良编译的《格氏解剖学》(1878)等书后也附有英汉对照的名词术语表。

不久，专门编印的英汉医学名词和术语著作也陆续问世，如合信把他译述医书的名词、术语分类编排，辑成《英汉医学词汇》，由上海传教会刊行；汤姆逊(ThomsonJ．)在嘉约翰的指导下编译了《中英病名词汇》(1887)和《英华医学名词》(1889)；惠特尼出版了《英汉解剖生理词汇》(1890)等。

德贞在翻译西医书籍的同时，也十分注意名词的翻译，在他编著的《医学词汇》中，不仅收录有他自己翻译的解剖、生理学等名词，而且附有合信、柯为良及日本翻译的医学名词作对照。

此外作者搜集了中医学著作和《康熙字典》中涉及人体解剖的所有名词，并认为有些名词可直接采用中医学中原有的词汇，国人中较早注意医学名词的人是温天谋医生，他参与了惠特尼整理、修订嘉约翰编的《医学词汇》的工作。

尽管已有许多人致力于医学名词工作，但因缺乏权威性，医学名词翻译依然各行其是。

这种情况下，传教士医生于1887年10月在香港医学院举办了一个专题讨论会，会议主题之一就是探访医学名词翻译的标准化问题。

与会者强调了医学名词翻译在西医传播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没有准确的名词体系，很难将西方医学知识准确地介绍给中国人，希望有关方面给予重视。

然而，这次会议仅仅起了呼吁作用，由于缺乏必要的组织和物质条件，医学名词统一工作并未开展起来。

博医会名词委员会的成立1886年，传教士医生在上海成立中国教会医学联合会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Association，中文简称博医会)， 并于1887年出版发行《博医会报》 (China MedicalMissionaryJournal)。

于是，传教士医生希望博医会承担起统一医学名词的责任，提出博医会应采取果断措施，召集有关人士开会讨论医学名词统一和标谁化的问题，能在不久的将来出版一部能为医界同仁都承认的标准词汇。

1890年5月，傅医会在上海举行第一届会员大会，医学名词统一问题是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

在一些传教士医生的呼吁下，这次大会决定成立一个名词委员会负责统一医学名词的工作，由嘉约翰任主席。

名词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医学名词统一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但遗憾的是，名词委员会成立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工作进展十分缓慢，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博医会大多数会员对统一医学名词的工作并不重视，因为他们的主要目标是通过行医传教，而不是学术，以致高似兰曾多次抱怨发出的征求名词的意见书得不到积极的响应。

另一个原因是名词委员会本身就不是一个健全的机构，实际上仅有高似兰一人在坚持工作。

尽管如此，名词委员会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1894年出版了《疾病名词词汇》、1898年出版了《眼科名词》和温天谋编辑的《疾病词汇》、此外还有惠特尼的《解剖学词汇》和波特的《生理学名词》等。

名词委员会检查了从1890年至1900年10年间的工作，感到成效甚微，因此希望在1901年能推出一个比较完善、有权威性并切实可行的名词表，否则将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医学名词统一工作的推进为了推动医学名词的统一工作，在有关人士的呼吁下，博医会对名词委员会作了调整，由惠特尼任委员会主席，高似兰为秘书。

委员会在1901年正式举行了首次会议，经过六周的讨论、商议，颁布了经名词委员会审定通过了的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药理学和药物名词，并将这些名词编印成册，送发博医会的各会员，要求在工作和翻译中采用审定的名词，同时也希望提出进一步的修改意见。

名词委员会在推进医学名词统一的同时，也注意到医学名词与其它相关学科名词之间的有机联系。

博医会名词委员会参与了科技术语委员会审定元素和化学名词的工作，并曾致函中国教育会(EducationAssociation ofChina)，要求加快物理学名词的审定，由于物理学名词不统一也将直接影响到医学教育，如教育会提不出标准的物理学名词，博医会将编制自已的物理学词汇，使之能与医学科书相统一。

同时博医会也要求教育会和广学会(TheDiffusion Society)在它们的出版物中，凡涉及医学的名词，都应采用博医会审定的标准名词。

在名词委员会的努力下，医学名词统一的工作有了较大的进展：初步审定通过了医学各学科的名词；依据审定的名词翻译出版了一批教科书，如格氏解剖学、哈氏治疗学、欧氏内科学等，并着手编译一套新的医学教科书。

为了进一步推动翻译出版工作，高似兰在1905年2月召开的博医会大会上呼吁成立翻译出版委员会，希望博医会提供专项基金保证教科书的出版。

是年，出版委员会成立，由聂会东任主席。

于是，名词委员会与出版委员会携手合作，出版发行依据名词委员会审定的新名词翻译的医学教科书。

1908年5月，名词委员会在统一了医学各科名词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英汉医学词典》和中文的《医学字典》，并提呈北京教育部，希望能够得到中国官方的认可。

至1913年，博医会出版了322种医学书籍共38200册，对西方医学的传播和统一医学译名起到了推动作用。

博医会对医学名词统一的影响医学名词统一和标准化涉及专业众多，必须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权威性，因此是一项相当艰巨、复杂的任务。

由于历史的原因，传教士医生首先注意到了医学名词译名统一的问题，还成立了专门机构来审定、推广标准化的译名，对西方医学在我国的传播是有积极意义的。

一些传教士医生就如何准确、简明地翻译医学名词做过较深入的探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他们提出的一些翻译原则和方法也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博医会对日本医学名词在中国的影响也给予了充分注意，并采纳了一些较确切的译名，如博医会原将gland译为“核”，显然没有表达出原义，特别是用于胃肠的gland和mammarygland时，“核”更不恰当，而日本把gland译为“腺”由肉旁加泉水构成，因此该字无论用于分泌还是排泄器官，均能较准确表达出这些器官的功能。

“细胞”一词也是取自日本译名。

《医学词典》的出版是名词委员会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曾多次再版，有着广泛的影响。

1913年名词委员会对《医学词典》又做了较大的修改和增补，词汇由13000条括至20000余条，收入了医学各科的名词术语。

名词委员会还在新名词基础上编译了一套医学教科书，促进了西医教育工作。

二、医学名词审查会的诞生和发展背景虽然博医会在医学名词标准化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是中国政府和医学界并未完全承认博医会提出的医学名词，原因之一是许多名词翻译生硬，不符合中国人的习惯，此外，他们编造的一些新字，也是中国人不能接受的。

博医会也意识到与中国医学界合作的必要性，高似兰领导的博医会名词委员会曾多次与中国医学界、教育界和出版界商议医学名词统一和标准化问题。

随着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许多赴欧美、日本学习的中国学者和留学生加入到翻译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行列中来。

各种科学社团的成立则为医学名词统一工作提供了组织保证。

1915年，伍连德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医学会。

同年，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医药学会。

于是，医学名词统一工作立即成为新建立的医学团体的一项主要工作。

沿革1915年2月，博医会医学名词委员会在上海举行医学名词审查会时，就商江苏省教育会，望中国专家和热心研究科学及科学书籍翻译者共同商榷此事。

中国学术界亦感中央教育行政当局对于统一名词之事尚未见诸施行，因此学术界理应承担起这一责任。

1915年2月11日，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在省教育会召开审查医学名词谈话会，邀请有关人士参加。

与会者一致认为只有医学家和科学家共同研究，发表意见，名词统一方能成功。

1916年2月，乘中华医学会在上海举行大会医家云集之际，江苏省教育会再次邀请专家讨论审定名词之方法。

出席会议的有中华医学会、博医会、中华民国医药学会、江苏省教育会、江苏医学专门学校、浙江医学专门学校、浙江病院、福州陆军医院、杭州医药学会的代表。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统一医学名词须医务界共同努力，经磋商后全体赞成成立医学名词审查会，以推进名词审查工作。

1916年8月7日至14日，医学名词审查会在江苏省教育会所在地上海华美书馆举行第一次会议。

中华医学会、中国医药学会、博医会、江苏省教育会以及教育部代表共23人出席。

会议审查了中国医药学会提出的名词草案，范围为解剖学通用和骨胳名词，经过一周的审议，通过名词1200条。

1917年1月，医学名词审查会举行第二次会议，除发起四团体外，理科教授研究会加入名词审查工作。

此次审查会分为二组，分别审查解剖学的韧带、肌肉和内脏以及化学名词。

此次会议决议设医学名词审查会执行部于上海，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同年7月，执行部开会起草了医学名词审查会章程，规定了经费分摊办法，决定以上海西区方斜路江苏省教育会为会务机关。

会后执行部呈报教育部恳祈准予组织医学名词审查会并呈送了第一次解剖学名词审查本，望予批准。

不久，医学名词审查会得到教育部批准备案并给予一千元补助金。

1917年8月，医学名词审查会举行第三次会议，审定解剖学和化学术语，会议还审查通过了医学名词审查会章程。

在审查医学和化学名词过程中，与会者深感各学科名词均有相互关联，必须将各学科名词一一审查，方能满足学术发展之需要。

于是，提议将医学名词审查会更名为科学名词审查会，以每年7月为审查会期，呈报教育部准核备案。

鉴于有更多团体要求参加名词审查工作，名词审查会决定扩大团体成员，并欢迎非团体成员临时参加。

1918年7月，医学名词审查会召开第四次会议，审查解剖学、细菌学和化学名词。

同年，医学名词审查会正式更名为科学名词审查会并得到教育部的批准。

1919年7月，科学名词审查会在上海举行第五次会议，大会讨论并通过了科学名词审查会章程。

与会学者为五年来经过努力已审查名词近万条的成绩所鼓舞，并且期望以此促进我国科学事业的发达。

至1926年，科学名词审查会共举行了十二次会议，科学名词审查会的基本组成科学团体由最初的四个增至十一个。

科学名词审查会原订于1927年夏在武昌召开第十三次会议，然而，因时局关系会议暂停，但执行部仍将审查草案寄送各团体并征求召开下次会议时间、地点的意见。

1927年12月，科学名词审查会鉴于南京国民政府所设立中华民国大学院已筹备成立译名统一委员会，统一名词工作理应中央教育行政机关直接负责办理，认为科学名词审查会作为辅助中央教育行政机关组织的任务可以完结，于是决定一旦译名统一委员会正式成立，科学名词审查会的工作将自动移交，执行部将决议寄送各团体征求意见，并就移交会务之事与中华民国大学院商议。

执行部提出科学名词审查会会务于1927年底结束。

科学名词审查会的贡献科学名词审查作为中国近代科学史上的一项重要工作，成为当时新成立的科学社团所关注的中心之一。

科学名词审查工作于1915至1926年，历时12年，共举行审查会议十二次，已审查并按学科编辑成册的名词有医学17册，化学、植物学各6册，物理学、动物和算学各4册，共41册，其中已经审定出版的有11册。

由于科学名词审查是一项基础性的学科建设工作，涉及到所有学科，故当时几乎主要的科学社团和大学都参加了这一工作。

科学名词审查会由最初的四个基本团体发展到十一个(中华医学会、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中国博医会、江苏省教育会、理科研究会、中华博物学会、中国科学社、中华农学会、华东教育会、北京协和医科大学、中国工程学会)，此外还有临时邀请参加的团体。

因此，科学名词审查是中国近代科学史上历时最长、参加人数最多的一项重要的科学活动，是中国科学史上第一个科学界的共同行动纲领。

科学名词审查工作的另特点是以非官方的科学社团为主，它反映出科学社团已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支独立的、具有影响力的社会力量。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尚无全国性的科学研究机构，更谈不上科研经费的预算，因此科学名词审查工作的经费主要由各团体分担。

由于会务扩大，印刷、开会费用浩大，各团体无力增加负担。

1918年，科学名词审查会以其事业实为辅助中央教育行政机关，故要求北京教育部予以补助。

同年12月，教育部批推自1918年11月起，每月补助四百元，然而，不久教育部就因经费困难而搭拔公债票及兑换券，接着连公债票和兑换券也无所着落。

1921年12月，教育部停止拔款，为期仅三年且并未足拨。

科学名词审查会致函教育部，强调科学名词关系到全国学术之发达，不可与一般学校和学术团体等视，教育部应继续予以经费补助，但无济于事，由此可见北洋政府统治下科学事业发展的艰难。

科学名词审查的目的是确定统一和标准化的科学名词，故应具有权威性和很高的学术水准。

这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工作。

为此，科学名词审查会制订了严格的审查程序：首先委托专家提出名词草案，于会前印出分发各团体代表先行研究。

开会时分学科逐一提出讨论决定，闭会后再委托专家整理并印成审查本分发全国有关的学校、团体及中外专家征集意见，为期4个月，分发的审查本应不少于1千册，同时在中国科学社主办的《科学》杂志上刊登并征集意见。

最后再次修订，呈报教育部批准后印出审定本，推广使用。

科学名词审查会还发起了译音统一会，审查国音，填制音表，平衡南北发音，并致函研究译音有素的学者，如蔡元培、陈独秀、钱玄同等征求意见，经多次修改于第十一届科学名词审查会上，提出还原译音表。

然而，关于译音表仍然存在不同意见，于是建议待日再着讨论。

由此可见科学名词审查会的严谨精神。

科学名词审查会经过十三年的努力，开会十二次，为我国科学名词的统一和标准化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除出版了科学名词的审定本和审查本外，还出版了《医学辞汇》，《汉英医学字典》(中华医学会出版)、《医学名词汇编》、《动植物名词汇编》(科学名词审查会出版)等，促进了我国近代科学事业的发展。

近代公共卫生与防疫公共卫生事业的开端近代中国医学的变革从体系上看是由以中医学为主导的传统医学体系向以西方医学为主导的近代医学体系的转变。

直至本世纪初，以医院为中心的西医模式与以个体开堂行医的中医模式尚处于平衡状态。

尽管前者在眼科、外科等手术学科上有明显优势，但内科疾病的治疗，在化学药物，抗生素维生素等发明之前，并不优于中医。

近代医学在中国的确立更多应归功于公共卫生事业的引入和创立。

如果说传教士医生是无意中选择了牛痘接种法作为西医打开中国的钥匙，那么公共卫生事业成为西医在中国立足的基础却并非偶然了。

西方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由于工业革命导致人口的高度集中，当时工人的生活和生产条件极度恶劣，因而造成职业病发病率高和传染病的广泛流行。

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所出现的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许多医学家和社会事业家对于工人阶级的状况进行了大量的科学调查，因此促进了卫生学的发展。

19世纪下半叶微生物学的发展，多种致病微生物的发现更进一步地推动人们采取积极措施来预防传染病的传播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公共卫生成为近代医学一个重要方面。

当西医临床治疗与中医临床治疗难分伯仲时，公共卫生学的引入无疑为西医在中国的地位增添了法码。

清末我国的某些大中城市已有了管理公共卫生的机构，但多为外人办理且影响不大。

辛亥革命以后，我国地方政府开始了我国自己公共卫生事业的创建。

1912年广东省卫生处成立，李树芬被任命为处长。

卫生处开展了大量的公共卫生工作：1、规定开业医生在发现8种传染病后必须立即报告，8种传染病是鼠疫、霍乱、天花、麻风、伤寒、白喉、产褥热和狂犬病。

2、成立隔离医院，建立清洁消毒队。

3、收集和检验死鼠，开展预防鼠疫宣传工作，免费施行预防接种。

4、预防天花。

5、使城市没有麻风病人。

6、开展死亡登记。

除广东之外，福建、杭州、上海等省市也采取了防止传染病传播，加强公共卫生的措施。

与传染病防治有关的另一项重要工作——传染病院，也逐步建立起来。

1915年，北京建立了第一家传染病医院。

在此之前北京的公共卫生是比较落后的，天花、猩红热、白喉等常见传染病，严重威胁城市居民的健康。

为加强首都的卫生工作，北洋政府内务部决定设置传染病院。

同年，在青岛也开设了一所有100张床位的隔离医院，加强传染病的控制。

1920年上海也开设了传染病医院。

公共卫生是具有社会性的事业，其发展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

辛亥革命后不久，中国的政局又处于大变动中，公共卫生的发展处于艰难的困境。

但各地的医务工作者仍继续开展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920年，广州设立自治市，将原来的卫生行政处归于市府管理，加强了公共卫生管理。

该处新设卫生及预防二科及卫生教育和生命统计两个办公室。

该处负责的工作有：1、街道清洁；2、对公共场所卫生的监督和管理；3、出生、死亡、结婚及其他生命统计登记；4、医生、药店及私人医院登记；5、公共卫生实验室，传染病医院，精神病院管理等。

广州的公共卫生工作是中国医生在一个有限而必需的规模上开展公共卫生工作的初次尝试。

1920年，铁路医官王吉民和女青年会的麦卡(Mack）在杭州发起了一个健康婴儿运动，并得到有关部门的赞助。

该运动包括3个主要部分：1、卫生教育；2、婴儿服装、食品、用具展览；3．为婴儿体检，并对母亲提出指导和建议。

1922年5月，苏州成立了一个公共卫生联合会，开展卫生宣传，举办免费诊所。

长沙也成立有类似机构，并在1915年和1923年举行过二次大的卫生运动。

由于政局动荡，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是零散、自发的，虽然在局部地区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但是间断地，加上当时的公共卫生工作本身也缺乏完整性、系统性。

这种状况在北京第一卫生事务所成立后有所改变。

1925年，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系与北京京师警察厅协商，在北京市东城设立一个卫生示范区，一方面为了促进北京的公共卫生工作，另一方面也为协和医学院学生提供公共卫生教学和实习基地。

同时设立京师警察厅公共卫生事务所管理此区。

该所工作范围包括生命统计、环境卫生、卫生教育、疾病医疗等项。

该所除为协和医学院培训医护人员之外，还举办公共卫生医师及护士进修班，以及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短期专科人员。

1928年南京中央卫生署成立后，该所更名为北平市卫生局第一卫生事务所。

该所的建立对发展当时全国的公共卫生工作起到了示范作用。

1926年8月，上海市卫生科成立，从而取代了前已设置的，徒有虚名的警察局和市府当局的卫生科。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公共卫生学院毕业的胡鸿基主管该科工作。

其主要任务是负责公共卫生事务及街道清洁、生命统计、医务管理、肉食检查、传染病管理等。

急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防治一、急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调查在我国近代，危害人民健康最严重的疾病是急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在全国各地区流行的急性传染病及严重寄生虫病有数十种之多，由于旧中国的医疗卫生机构中能及时报告疫情的为数甚少，因而对于疫病的实际蔓延情况无从获悉，本世纪30年代，我国医学家为了解疫病的流行情况，以制定防治对策，曾对19种传染病及寄生虫病作了调查。

当时卫生署与卫生实验处合作，选定19种传染病、寄生虫病在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等地区的蔓延情况作为调查范围。

选定的疾病为：钩虫病、姜片虫病、肺吸虫病、血吸虫病、炭疽病、丝虫病、鼠疫、天花、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黑热病、狂犬病、霍乱、伤寒及副伤寒、麻风、回归热、斑疹伤寒、白喉、疟疾、猩红热。

在全体29,468名病人中，按各种病加以比较，以疟疾为最多，计14,742人，占全体19种病的50.

2%；其次为钩虫病，占13.

1%；再次为伤寒、黑热病、白喉等。

各医院报告霍乱共73人，但都未经过细菌学诊断，仅可作为疑似症。

在地域分布方面只能观察其大概情况。

钩虫病以华南为最多，华中次之，华北最少。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伤寒及白喉以华中为较多。

血吸虫病及姜片虫病仅局限于华中，在华南及华北均极少。

黑热病及猩红热以华北为最多，华中次之，华南最少。

麻风及疟疾均以华南为最多，华中次之，华北最少。

天花及斑疹伤寒各处相差不远。

以上19种传染病及寄生虫的流行情况，调查只有一年，数量不多，虽与实际流行情况有不尽符合之处，但亦可以窥知当时在医药卫生极端缺乏下的一般重要疾病的大概情况，可供当时医药卫生事业规划参考。

二、主要急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防治前已述及，我国近代的天花、鼠疫防治工作已初步展开。

同时对其它主要的急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防治也陆续进行。

如1932年，海港检疫总管理处兼办的中央霍乱局，收集各地的疫情，并进行实验室检验，将霍乱列为海港检疫疾病之一。

疟疾在我国全国范围内流行甚广，危害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的健康，丧失其劳力。

应元岳比较全面地综合了全国各地的疟疾流行状况，指出疟疾在我国以间日疟为最普遍，次之为恶性疟，但在北纬35℃以北，似无病区的存在。

三日疟散见于各地，其病区较为疏散。

此外，学者对我国疟蚊的种类、疟原虫的种类均有研究。

疟疾的治疗以奎宁为主要的治疟药品，曾在海南岛及我国南方适宜地区试种奎宁，迄无成绩，一直仰赖于国外的输入。

至于扑灭疟蚊等预防本病传播的措施，限于农村的经济衰落，在民不聊生的旧社会里是极难做到的。

血吸虫病在我国分布极为广泛，蔓延于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广东、广西、福建、云南，贵州等广大地区，为国民经济之大患，人民健康之威胁。

虽然一些地区开展了血吸虫病的防治，如灭虫卵、治疗病人、灭螺、提倡使用胶皮靴及橡皮手套等，但由于农民贫困，大多数难于实施的。

黑热病在我国是一个严重的病灾，它和血吸虫病、疟疾和钩虫病一样严重地危害着我国人民，称为寄生虫病中的四大家族。

黑热病在我国沿海各省流行，从1875年开左右开始，到1949年已有约近80年的历史。

在长江以北的广大农村里，尤其在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河北等省黑热病盛行，农村中劳动人民生活十分困难，随时都可以遭受疾病的侵袭。

1934年卫生署的卫生实验处派姚永政、孙志戎、蒲南谷等组织黑热病防治队到江苏进行调查。

在淮阴地区的农村里发现82%的村庄都有黑热病，几乎每家有一两名病人。

有的病村里黑热病患者的人数竟占人口总数的32%，可见当时的流行状况是十分严重的。

于是，卫生署派蒲南谷、孙志戎等到清江浦设立黑热病防治所，开展防治工作。

1923年北京协和医学院所设的钩虫病委员会向全国各大医院及医学院校进行中国各地钩虫病流行的调查，调查发现钩虫病在我国的流行是极为广泛。

本病的重要病理变化为贫血，主要是由小肠粘膜出血所引起，严重的钩虫传染可以引起大量失血。

儿童长期患本病，易引起营养不良、生长发育障碍和侏儒症，严重感染的孕妇易引起早产或死胎。

但在旧中国始终没有筹划实施过规模较大的防治措施，只有少数医学工作者进行一些调查研究工作。

血丝虫病在我国的流行有很久的历史，血丝虫病在我国温热带，低平面流域各省，如山东、广东、四川、湖南、湖北等省都有流行。

血丝虫病的分布与各该地区的地势和气温有很大关系，我国内部高原各地很少发生此病。

丝虫的传播媒介为蚊虫，丝虫病的防治措施主要是灭蚊和治疗。

在旧中国的农村地区经常蚊、蝇遍地，灭蚊工作是很难做到的。

治疗丝虫病所用的西药——海群生和卡巴胂，药价高，疗程长，效果差，贫苦群众是负担不起的。

我国麻风流行情况缺乏详细的调查，约略估计为100万人。

麻风疗养工作始于1867年汕头教会医院，首建患者的独立住所。

以后全国各地陆续设立丁一些麻风院。

当时医药无能为力，只能使患者安居待毙。

据1935年中国麻风协会的报告，1934年募捐6万元，在上海郊区建立麻风院，于过去两年内从菲律宾运来的治疗麻风药物，配给全国的麻风院及诊所，对于无钱医治的病人免费赠送给。

1934年发给江西、南昌麻风院、广东的海南的海口麻风院、湖南的兴化麻风院、江苏如皋的李、傅两代麻风诊所和广东的较泰康麻风院。

同时编发订风季刊，发送全国各地。

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一、城市卫生工作南京政府成立后，在改进卫生行政工作的鼓励下，政府部门开始注意城市的公共卫生事业。

1929年，已有9个城市成立了独立的卫生部门，然而不久有些城市又把它转归公安部门管理，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城市经济还很难负担这种庞大的行政机构，此外人们对公共卫生的重要性尚认识不清。

兰安生在1934年对我国19个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公共卫生工作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卫生工作一是缺乏足够的资金，二是缺乏称职的人员，成绩总体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他认为多数城市对公共卫生工作的关心主要限于清扫街道，因此，他认为卫生官员更应重视妇幼卫生、学校卫生、流行病控制等方面的工作。

当然，在少数几个大城市公共卫生工作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在环境卫生方面，主要工作是清道工作，除了清道工作之外，卫生部门也开始注意到清洁水的供应问题。

此外对粪便处理、理发店、澡堂、游泳场和公共娱乐场所的管理、蚊蝇蚤虱臭虫的消灭、公墓的设置和管理等亦有若干规章公布，但往往难以施行。

在控制传染病方面，一些大中城市逐渐建立了疫情报告和防治体系；1934年上海在闸北开设了一所l50张病床的隔离医院，l932年南京成立了夏季流行病预防联合处，同时还开设了有40张病床的隔离医院。

北平、汉口、广州等地也都新建和扩建了类似的医疗机构。

北平市卫生局与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合作，在1933年12月创立了第二卫生事务所，其业务与第一卫生事务所相同，该事务所位于北平市西城区，与第一卫生事务所的区别是第二卫生事务所完全由国人创立、国人办理、财政亦由我国担负。

学校卫生工作也逐渐开展起来，最早的是北京京师警察厅试办公共卫生事务所。

由于该所管辖的学校都是中小学,中小学生的身体发育有其特殊性，因此该所非常重视学校卫生工作。

1934年5月，卫生暑召开卫生行政会议，厘订城市小学校卫生实施方案，经教育部公布后，又令全国各城市着手组织健康教育委员全，由教育行政机关主办卫生机关协助。

中央卫生设施实验处卫生宣教科与中央卫生署和教育部合作，设立了中央学校卫生教育计划委员会。

同年12月，委员会批准了一个城市小学校学校卫生计划。

各省市县教育厅局组设省市县卫生教育委员会，推行学校卫生工作。

据统计，至1937年，有16省开展了学校卫生工作。

工业卫生是城市卫生工作的又一重要内容。

1926年，北京第一卫生事务所就开始对北京地区地毯工业卫生的调查和健康检查、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改善环境、卫生教育等工作。

1929年和1931年南京政府先后公布了《工厂法》和《工厂检查法》。

1929年11月、由卫生、劳动及商业部组成了工业卫生委员会。

1933年，实业部设立中央工厂监督处，内设工业卫生科，由实业部与卫生署合作。

同年11月又设立安全卫生研究委员会，研究和推行工厂安全卫生事宜，使得工业卫生有了一个主管机构，工业卫生科还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计划。

然而，这些计划大多停留在书面上，实业部仅颁布规章制度，而缺乏实际的工作。

1935年吉尔(Gear HS．)和朱钰宝等对上海市印刷工业的工业卫生状况进行了调查，体检发现有2/3的人患有各种疾病，工作铅中毒的比例很高，工作的营养不良状况极为普遍；童工往往受到更苛刻的待遇。

伊博思(ReadB．)、何藤等对上海镀铬工厂的调查也发现存在着同样严重的问题，他们对工人体检发现许多电镀工人患有因职业所致疾病：结合膜炎和慢性溃疡、鼻部溃疡、鼻中隔穿孔等。

工人的工作环境也相当恶劣，如吉尔等对上海印刷厂的调查发现，工厂都系家庭式工场，由民房略加改造，设备简陋，工作地点狭小，无充足的阳光和流动的空气。

伊博恩、何藤等的调查发现电镀行业的51家工厂同样存在着类似问题。

因此，医务人员呼吁制定公共卫生方针和工厂卫生法规并切实执行已制定的安全卫生措施，以保障工人的生命和健康。

二、乡村卫生中国人口的85%是农民，因此农村卫生工作是中国公共卫生工作的重要方面。

早在20年代，我国一些先进分子已认识到农村问题，并开始了尝试性的工作，如1923年县阳初在北京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

1929年选择河北定县为实验县，研究和改善农民生活，其中包括推广公共卫生预防疾病，解决医疗照顾等问题。

1928年，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科主任兰安生邀请晏阳初到北京协和医院给住院医生介绍当时农村的社会经济情况。

不久兰安生派遣姚寻源去定县实验区主持卫生部门的实际工作，这是我国医学院在农村建立公共卫生教学基地的创举。

然而由于缺乏经验，实验区的卫生工作依然按照教会医院的工作模式，与其它部门的实验工作联系不多，因此效果不佳。

1931年，陈志潜接任姚寻源的工作，并兼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卫生教育部主任。

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陈志潜等提出了发展农村卫生事业必须由下而上的策略，并决定在村设保健员，主要开展预防疾病的宣传和简单的医疗保健工作。

村以上设区保健所，负责门诊治疗、布置区内预防工作和监督村保健院工作。

区以上设立县保健院，除开展一般医疗卫生工作外，还提供当地护士和助产士实习。

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科的帮助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于1932～1935年在定县创造了由村到区到县的卫生保健网，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乡村卫生制度，为解决大多数农民缺医少药的状况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此项创举引起了国内外公共卫生学者的注意。

1929年，中央卫生署与陶行知所创办的南京晓庄乡村师范学校合作，试办乡村卫生实验所，除在学校内实施学校卫生工作外，并设立联合医院，作为办理乡村卫生的中心。

1930年秋，晓庄师范关闭后，乡村卫生工作移到汤山试办，成立了汤山乡村卫生实验区事务所，主要任务是研究乡村卫生实验方法，训练乡村卫生人员。

此外，还有一些地区也开展了乡村卫生工作，如1931年，在北平第一卫生事务所的协助下，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与清河镇乡村试验区合作建立卫生股。

道济医院在北平郊区西山附近办理乡村卫生工作。

1933年，梁漱溟提倡乡村建设运动，并与齐鲁大学医学院合办山东邹平县实验区卫生院。

上海卫生局在吴淞、高桥、江湾也开办了卫生实验模范区，亦属于乡村卫生工作性质。

1932年秋，中央卫生设施实验处医疗救济及社会医学科成立了乡村卫生处，其主要职能是：1、通过在指定地区的具体研究工作，制定可行的卫生计划；2、通过宣传及示范，促进各地的工作。

卫生署鉴于实验区卫生机构不易在广大乡村推广，于是提倡建立以县为单位的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即以县立医院为中心，进行防疫、医疗、助产、卫生教育等工作。

在乡村划区设立分诊所，设一护士或由医师巡回工作，在村设急救员，担任简易的卫生工作。

尽管如此，要改善我国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状况依然困难重重。

据李廷安对乡村卫生的调查，至1934年，全国乡村卫生机构仅有17个。

由于人员及预算有限，这些机构主要是进行治疗工作，其次是传染病的控制，其他工作如公共卫生宣传、卫生清洁和对鸦片患者的治疗开展不全，而且各医疗机构的水平也很不一致。

显然，上述乡村卫生工作仅仅是作为试验区而开展起来了，这些工作还远远不能解决我国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但医务人员推动乡村卫生的尝试为后来的工作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是值得肯定。

三、妇幼卫生妇幼卫生工作是卫生保健事业的重要一环。

近代中国由于社会经济发展迟缓，人民生活贫穷落后、卫生条件差，加上大多地区采用的是旧式接生法，因而造成婴儿死亡率和产妇死亡率相当高。

由于缺少准确的中国居民的生命统计资料，仅凭粗略的估计，我国婴儿死亡率为200‰，产妇死亡率为15‰，此外，尚有因生产而遗留各种残疾，以致无法医治的妇女不计其数。

至于婴儿的先天卫生保健，如孕期营养和胎儿护理更谈不上。

由于婴儿的先天不足和后天缺乏合理的营养和维护，以致每年不幸天折的婴儿达360万人。

我国医务人员对于这种状况早有了解，并期望采取有效措施改善这种状况。

1928年，北平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讲师杨祟瑞在中华医学会的会议上提出了训练助产生的建议。

同年8月，北平市卫生局接受了杨氏的建议，并于9月组织了一个助产士委员会，主要负责训练旧式产婆的工作。

卫生部也采取迅速的步骤，在教育部的合作下，于1929年1月成立了中央助产委员会，主要任务是设计一个示范性助产学校，管理和保管助产训练的基金；决定助产教育标准和视查公私助产学校。

1929年11月，第一国立助产学校在北平成立，杨祟瑞被任命为校长，曾宪章为教务长。

1930年，卫生部妇幼保健科公布其规划：训练助产士；设置全国范围内，妇幼保健机构和提交妇幼保健问题等，同时还公布了一个五年计划。

1934年北平市政府与学校合作，设立了一个儿童保健站，开展妇幼卫生的调查、咨询等工作。

北平市第一卫生区的儿童卫生工作也得到一定的发展。

此外，杨祟瑞利用学校普及妇幼卫生的经验，几经筹措，于1930年2月成立了“妇幼卫生委员会”，推行计划生育，以改善妇女的身心健康。

在卫生署的推动下，全国一些大中城市陆续开展起妇幼的卫生工作：1933年9月，南京中央助产学校成立。

1934年，上海在闸北设立了一个妇幼卫生中心站。

同年镇江的省立助产学校开展了全省的妇幼卫生工作。

此外，安徽、浙江、江西、甘肃、陕西、山东、河北、湖南、福建及云南等的部分地区也建立了助产学校，开展妇幼卫生工作。

中国儿童福利联合会在儿童保护、儿童救济和儿童健康方面也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为促进儿童福利照顾和治疗贫穷病儿起到了积极作用。

1934年，联合会在上海召开了儿童福利事业的全国性会议，以推动全国的儿童福利工作。

总体来看，上述工作主要在少数城市中开展，其作用和效果是非常有限的，而全国广大的城镇乡村妇幼卫生工作依然相当落后。

四、食品卫生1912～1927年我国已有食品卫生工作的萌芽，很多学者提倡向西方学习，讲求饮食卫生。

接受了西方卫生观点的学者呼吁重视卫生，制定符合国情的法律法规，培养专门人才，提高人民身体素质，减少疾病的发生等。

这些新鲜的西方卫生观点无疑对政界起了相应的影响作用，在当时北洋政府的卫生行政机关中设置了负责掌理饮料食品取缔事项与屠宰取缔事项以及负责饮食物、清凉饮料检查及著色品检查事项的部门。

如内务部的警政司第五科掌卫生行政事项、第六科掌卫生监督；卫生司第一科负责饮料食品取缔事项、第四科负责饮食品及清凉饮料、著色品检查。

这时期制定了一些包括食品卫生内容的法规，如《京师警察厅管理饮食物营业规则》由卫生警察监督卫生法规的实施。

1927年4月18日，国民党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设立了卫生部。

当时卫生部设5个司，其中保健司、防疫司的工作都有食品卫生的内容。

如保健司工作内容的第二项为“关于饮料食物及其它制造原料品并卫生有关各商品之检查事项”。

防疫司工作内容第一项为“关于传染病之调查预防及扑灭事项”。

第五项为“关于牲畜屠宰之检查事项”。

这一时期制定了一系列的食品卫生方面的规章、章程、一些食品的标准和饮食、饮食器具的检查方法。

这些标准、规章、章程的实施由公安局中卫生警察监督、管理。

1928年成立了中央卫生实验所，掌理检验、鉴定、制造、研究等事项。

1932年，设了中央卫生设施实验处。

食品卫生工作分散在防疫检验(食品及用品、饮料的微生物、化学检验)和环境卫生(饭店、饮食摊点的管理)中。

此外，南京的中央防疫处，卫生署的营养研究所也都有一些食品卫生方面的工作。

除国民政府办的研究机构外，还有一些外国财团主持的研究所，如上海的雷士德研究所、上海的自然科学研究所也都进行食品卫生方面的研究工作。

学术研究主要包括：由不洁饮食而导致疾病，不洁饮食与疾病的关系；不洁饮食作为传染病的中间媒介；饮食中金属的含量；饮食中营养素的利用效用、含量调查；不同制作方法对食物的影响；饮食与身体的关系；营养素检定方法等问题。

我国近代的检疫工作一、始创检疫的历史背景早在1684年清康熙开放海禁的次年，清政府己在沿海分设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代替唐宋以来的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征税事宜。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定后，我国被迫开放五口通商，随后每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都要开放一些通商口岸。

随着通商口岸的不断开放，对外贸易与商船来往也日益频繁。

此时，东西方由于海陆交通的发达，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一次又一次形成世界性流行。

为了防止这些传染病借着交通线路蔓延传播，欧洲一些国家包括其所属的东方殖民地，已创始检疫并逐步完善其措施。

当1873年印度、暹罗(泰国)、马来亚、印尼等霍乱流行并向海外广泛传播时，上海与厦门先后制定检疫章程，开始实施海港检疫，由海关兼办，委派医官对疫区来船实施检查与卫生处理。

而汕头也在1883年菲律宾霍乱流行时开始检疫。

除上述沪、厦、汕外，其他开放口岸，当疫区来船上有病人时，同样由海关派医官上船查验，如天津(塘沽)、北海、海口、温州等。

有的也委派教会医院(如宁波由华美医院，福州由马江圣教会医院)的医生兼任。

1894年南美鼠疫大流行时，以香港、广州为中心，在闽粤沿海传播蔓延，南北波及桂、赣、浙以至上海，并有继续北上的严重威胁，为此沿海各口岸纷纷制定检疫章程，加强船舶检疫。

由于这一时期，大部分通商口岸实施检疫多由海关兼办，委派医官上船查验与卫生处理，故称为海关检疫时期。

二、制定检疫章程与实施疫船处理为使疫港来船实施检疫时有法可依，上海于1873年7月21日仿效西欧一些国家商订的卫生条约，初拟检疫章程4条，次年又经修改为8条。

1925年上海又修订新的检疫章程。

厦门、汕头、广州等口岸也相继制定了防疫章程。

从沪、厦、汕等港口早期的检疫章程可以看出，除了检疫措施与西欧国家类同外，对哪些疫港来船应实施检疫，需要得到领事团的认可，中国当局无权决定，违反检疫规定必须送所属各国领事查办，中国当局无权处理，说明在帝国主义操纵下的海关兼办的检疫事业，同样体现了其殖民地性质。

三、移民检疫在旧中国，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和痛苦，居住在沿海的农民不少移民到南洋群岛当苦力，尤以闽粤两省最多，厦门和汕头同为当时移民出口中心。

早期出洋多以大帆船为交通工具，1866年后始有轮船载运华侨至东南亚各地，每年多达几十万人。

帝国主义对这些华侨在抵达其殖民地时，常常利用检疫措施，百般凌辱歧视，因此出发港的检疫工作要完全适应于对方口岸的苛刻要求，成为帝国主义欺压中国移民的一种特殊方式。

四、海港检疫管理处成立1930年7月1日在上海成立的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逐步收回全国海港检疫工作与成立检疫机构，统一全国卫生检疫事宜。

首先接办上海海港检疫与蒸熏轮船事务，设立吴淞检疫分站，接管吴淞防疫医院，建立海港检疫医院。

1931年1月开始先后收回厦门、汕头、营口与汉口(长江)的检疫权，1932年又陆续收回安东(丹东)、营口、天津、秦皇岛、大沽等地的检疫权并成立相应的检疫所，从而结束了中国海港检疫由海关或其他港务、警务以及地方卫生部门兼办，各自为政，条规不一，业务混乱的局面。

“海港检疫管理处”于1930年公布全国第一个《海港检疫章程》，规定鼠疫、霍乱、天花、斑疹伤寒与回归热为检疫传染病。

同年10月又公布“海港检疫管理处章程”。

各检疫所每年均有工作报告上报，连同历年学术论文，由管理处汇集编写中英文《海港检疫管理处报告书》第1～7册(1931～1937年）。

1930～1932年上海霍乱大流行，当时海港检疫处成立伊始，卫生部在上海召开预防霍乱会议，成立“防御霍乱事务所”于该处，由伍连德主其事。

除霍乱外，鼠疫也是当时中国猖獗流行的检疫传染病。

管理处对各港口的鼠蚤研究，拟定统一的计划，自1931年开始，在上海、厦门、广州、汉口、塘沽分别开展调查，积累了我国早期有关检疫的宝贵材料。

上海、厦门、广州与各地海港检疫所，当天花、鼠疫、霍乱等在当地流行时，检疫病院均积极隔离收治病人。

五、战争时期的卫生检疫抗战时期，沿海港口相继沦陷，各检疫所多由日伪接管，仍归海关兼办，由日方派人负责。

国民党政府西迁重庆后，曾设汉宜渝检疫所(合并汉口与宜昌检疫所)与滇边检疫所〔合并蒙自、腾冲、浣町检疫所)。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各地政权，1945年10月卫生署收回上海海港检疫所后，同时通令各地卫生局从海关收回东北和沿海各检疫所，并增设青岛、海口、福州、台湾和长江检疫所。

台湾省1945年回归中国后，1946年成立台湾检疫总所，设基隆、高雄等海港检疫所、检疫分所以及松山航空检疫所等共17个。

1946～1947年由于各主要港口均开展空运业务，又相继实施航空检疫。

为防止陆路交通传播天花、霍乱、鼠疫等疫病。

各地检疫所也在相应的铁路、公路、内河等交通线上设置检疫站。

近代药学西药商业的兴起与发展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医学的传入西方药学也输入至中国。

西药商业、西药工业、药物研究、药学教育，逐渐兴起、确立，并以一种新的体系而发展。

西方医药学传人我国后，最初我国人民对西医抱着怀疑态度，对西药不相信。

以后，随着传教士不断地设立医院、诊所，开办医学教育，西医人数日益增多，西药的需要量随之增加，西药的进口数量逐年上升，于是在国内便形成了西药市场和西药行业，西药房应运而生。

当时的西药行业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的通商口岸，以后逐渐扩展至内地，西药商业当时全部为外商所垄断。

一、西药房的设立19世纪中叶，西药全部为进口，许多外国商行在我国各大商埠开设的洋行，兼营进口西药业务。

如德商孔士、美最时；英商怡和、天祥洋行；瑞商天福、汽巴洋行；法商立兴、百部洋行；美商慎昌、礼来洋行；日商丸三、若林等。

这些洋行经营的西药业务虽均属兼营，大多数在香港、上海、广州、天津、北京等地设有经理处或分行，既供应西药现货，又承应订货业务，成为各大药房的货源单位。

除了外商开设的洋行兼营西药外，占领当时西药市场的主要是外国商人或传教士医生、药师等设立的西药房。

最早者为1841年英商屈臣氏在香港开设的屈臣氏药房(A．S．Watson co．Ltd.

，1850年在广州设立分店，1860年在上海设立分店)。

外商开设西药房最集中的城市是上海，从1850～1887年外商在上海开设的药房共有12家，至1913年增长至29家。

19世纪40年代以后各国商人，传教士医师、药师为争夺我国医药市场，在各大城市竞相设立药房、分店或经销处。

除经营西药外，都兼营化工原料、化妆品、医疗器械、照像器材、卫生用品、甚至糖果饮料、罐头食品等。

应该特别提及的，许多药房为了盈利起见，他们贩卖鸦片、吗啡、海洛因等毒品，还利用当时烟民们急欲解除烟毒痛苦的心理，配制形形色色的所谓“戒毒烟”出售，如“包戒烟断瘾白药粉”、“包戒洋烟断瘾散”等，实际是以毒代毒，变相贩毒，谋财害命，坑害百姓。

不少国人认识到西药业的重要及社会需求的迫切性，尤其一些华商注意到外商开设的药房营业日趋发达，所获利润丰厚，于是开始设立华商西药房。

最早有广州旅美归侨罗开泰，1882年在广州怡和街(今仁济西路附近)设立泰安大药房，是由中国人自己开设的第一家西药房。

其次是上海的顾松泉于1888年在上海开设的“中西大药房”。

顾松泉是国人西药商业的积极倡导者。

中西大药房的开设，打破了30多年来上海西药市场为外商独占的局面，为发展上海乃至中国的西药业起了先锋作用。

此后，在上海陆续开设药房，如英商老德记药房的华人经理庄凌晨开设华英药房(1889)，黄楚九开设中法药房，李厚桂等开设中英药房(1894)、黄荣华开设华美药房(1898)、夏粹芳等开设五洲药房(1911)。

另外，广州也是华人开设西药房较早而集中的城市，如广安西药房(1890)、必得胜药房(1906)、仁寿药房、老威药房等。

逐渐国人自办药房自沿海商埠向内地发展。

对几个重要城市的华商药房进行统计。

上海从1888～1913开设的华商药房共29家，至1936达97家，至1945年底达266家，至1949达305家，广州从1882～1911开设的华商药房共25家，30年代初有66家，至1937达84家；武汉1912华商西药房有26家，1920有51家，1937达107家；北京1865～1931华人开设的西药房有63家，1937有130余家，1949年达200余家。

华人开办西药房逐渐增加后，外商垄断西药市场的局面逐渐转为华商所控制。

二、华商药房发展这时期的药房，一般是个人独资或数人合伙集资开设，经营范围以售卖进口西药及调配处方为主，药品大都从洋行直接批发而来。

经营方式与品种完全效仿外商药房，除西药和成药外，还经营化工原料、化妆品、医疗器材等，这一时期的华商药房为了维持生存与外商药房进行激烈的竞争，为了获取利润，积累扩大资本，采取制售“本牌成药”的办法，所谓“本牌成药”或称“本牌产品”，即各药房以个自药房的名义生产的零售包装的药品，各药房制造的本牌成药，其处方大多系根据《英国药典》或《万国药方》，品种与外国药厂制造的相似，原料全部为进口，但由于是自制，所以成本低、利润高，以此与外商药房竞争，占领西药市场。

由艰难的起步逐渐发展。

1912民国政府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西药商业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各国进口药品来源顿减，虽有日本药品乘虚而入，但市场西药供不应求，药价猛涨，西药行业获利丰盈，于是游资涌向西药业，各地开设新药房、西药行业迅速增加，上海一些大药房如五洲、中法等更纷纷至外埠开设分店或经销处。

这一时期西药行业发展较快，到1936年，上海、天津、湖北、河南等14个省市已有大小西药房1300余家。

抗战以前，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历来从欧美进口药品为大宗。

日本侵占了我国后，日军占领了我国各地海关，以后进口金额扶摇直上，至1942年上升为76%，基本上垄断了我国西药的进口，并且开设药房、药厂。

抗战时期，由于医药市场交易日趋复杂，进口货源日益减少，药品供不应求，药价猛涨，西药变成了投机商品。

由于客观的需要，许多西药行随之增设。

西药行的大量增加，表面上似出现了一些繁荣景象，但其给西药市场和社会带来不良的影响与危害。

实际上西药行的大量增加，是西药商业投机活动日趋严重的一个标志。

抗日战争胜利后，外商在我国西药市场的势力发生了变化。

德商和日商在西药市场上的经济势力完全退出，美国控制了西药的进口，改变了以往多数国家竞争并以几个国家为主的局面。

由于美国药的大量涌入，打乱了我国西药商业原有经营秩序，在恶性通货膨涨情况下，无论是中小型药房或药行，一般处境都较困难，根据各自的特点，利用一些客观条件，采取各种措施，甚至参与投机活动，或以进口原料和热销商品进行囤积和黑市交易，扩大营业和争取利润,以求勉强维持、发展，行业内互相竞争、倾轧，大户生意往往较兴隆，小户则岌岌可危。

这一时期另一特殊现象是药品走私活动猖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欧美各国研制成功不少特效新药，如青霉素、各种磺胺类药物等。

国内对这些药物也有部分进口，然而当时由于政府对外汇限额配给紧缩，限制进口药品数量，所以市场上曾经短期脱销，发生“药荒”，促进了药品从海外向国内大批走私进口。

制药工业的诞生与发展一、十九世纪初至抗日战争前的制药工业前已述及，19世纪50年代开始建立的早期西药房，无论是外商或国人自己开办的较大规模的药房如老德记、科发、中西、中法等药房除经营进口西药外，尚制造一些“本牌成药”，但未形成制药工厂或企业。

清末洋务运动期间，我国已开始建立民用工业，如缫丝厂、纺织厂等，也未见有制药厂的兴建。

最早在中国购地建药厂的是英人施德之于1900年在上海开设的施德之药厂。

随之华人也开办药厂，如广州的梁培基于1902年在广州建立梁培基药厂，1912年沈方知等于上海建立中华制药公司，此后，1917年建和平制药公司(广州)，1923年建九福制药公司(上海)，1924年建唐拾义制药厂(上海)。

上海、广州是我国近代制药工业的发祥地，以后逐渐扩展至其它城市，相继建立了一批制药公司、制药社和制药厂。

上海自1912年中华制药公司建立后，至1924年陆续开设了93户药厂。

不过这些药厂一般都是规模不大，设备简陋，资金很少，产品单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药进口恢复，药价逐渐下降，这些药厂无力与之竞争，纷纷倒闭，最后只剩了10余家。

“五四”运动后，全国抵制日货，提倡国货，打开了国产成药的销路，促使一些资本雄厚的药房建立药厂，如华生牛痘苗厂(1919)，五洲(1922)、中法(1925)、新亚(1926)、中国胶丸厂(1926)、佛慈(1929〕、新光(1933)药厂等。

民族资本的制药工业一度有所发展。

据统计至1936年末，上海共有药厂58家，职工1500余人，资本总额近300万元。

广州自1902年粱培基药厂建立后，继之建立的有唐拾义药厂(1902），和平制药公司(1917)，普济等药厂，这些药厂大多是进口西药原料而后加工成制剂，如用奎宁制成发冷丸；用山道年制成疳积饼或散；用阿斯匹林、非那西汀等制成止痛散等。

据调查统计，1938年日军侵占广州前夕，生产成药制剂的药厂有30余家，产品种类100多个。

一般来说，我国制药工业的特点是“先商后工”，药厂大多脱胎于药房，由西药商业中分化独立出来的。

从总体上看，大型的能进行半机械和机械化生产，具有资本主义规模的大药厂较少，而基础薄弱，技术落后的中小型药厂较多。

二、抗日战争时期的制药工业随着日军侵华的扩张，我国领土不断沦陷。

凡是沦陷地区，日本药商就乘机占领那里的西药市场，排挤掠夺我国制药工业，致使我国制药工业受到严重的破坏。

在抗日战争开始时，上海的制药工业虽然遭到了战争的破坏，但不久又有所恢复。

一方面当时设在租界地区的一些药厂，因其为日军势力所不及，故受损失较小，不久又恢复了生产。

由于社会上对药品的需求量增加，自1939年开始，逐渐又开设了一些制药厂，制销成药以满足社会需要；一方面，由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欧美各国的原料药及西药制剂无法输入，一些药厂利用各种手段增资，扩大生产，不仅制销成药，还着手研制生产一些原料药。

如磺胺类、咖啡因、葡萄糖酸钙、烟酰胺等。

在战争的威逼下，南京国民政府号召“工厂内迁”，我国几个大城市的重要药厂如中法、新亚、五洲、华美等陆续内迁至武汉、重庆、昆明等地。

在内迁途中这些药厂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损失。

虽然迁往内地的药厂，由于原料来源困难，成本高昂，质量不高，产销不正常，但它们制销药的药品对支援战时军民起了一定作用。

三、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制药工业抗战胜利后，我国的民族制药工业不但没有得到发展，反而被官僚资本排挤、遏制，以制药工业的发源地上海为例，官僚资本利用在上海接收的日本武田、黑田和德国拜耳等药厂，继续用原有的牌号和商标，进行仿制进口药，与民族制药工厂激烈竞争。

同时美国西药大量进口，以只有中国自制药品成本的1/10价格倾销至中国市场。

使初具规模的上海制药工业在双重的排挤下受制沉重打击，绝大部分的药厂生产大幅度下降，处于勉强争扎的境地，甚至陷于停顿或倒闭。

如1947年新亚药厂先后解散的职工达2/3以上，信谊药厂的化工厂被迫停工。

据统计自从1912年上海制药工业开始独立设厂以后的231户至1949年9月只剩下了130户。

总之，我国制药工业自20世纪20～30年代兴起以来，虽得到一定的发展，但主要是加工制剂生产成药，原料药的制造甚少。

由于受到帝国主义的控制，政府的不重视，药学人才的的匮乏、化学工业与机械工业薄弱等因素，致使新中国成立前的制药工业十分落后。

药学研究与药学教育一、药学研究我国近代药学研究始于本世纪初，因为当时我国制药工业不发达，药品生产基本是仿制或制剂加工，所以主要为中药的化学和药理研究，对于药物合成与分析、药剂学、药物临床等的研究很少。

早期从事中药研究的，主要是一些自欧美或日本留学回国的留学生，如陈克恢、赵承嘏、经利彬、朱恒壁、刘绍光、庄长恭、黄鸣龙，曾广方等，发表科研论文最早者为王焕文，他是中华药学会(中国药学会的前身)的创始人，该会首任会长。

他于1909年在日本《药学杂志》327号上发表“关于茯苓的成分”一文。

以后，1912年有人进行了“川厚朴挥发油的结晶成分研究”，1917年於达望研究了中药使君子。

20年代，北京协和医学院聘请美国药学家施米特(SchmidtCF．)来院建立药理系。

当时药理系还有美国药学家伊博恩(ReadBE．)、自美国留学归国的陈克恢博士及赵承嘏等。

他们研究了中药当归、麻黄、大风子、延胡素等。

1923年证明当归粗制浸膏对动物子宫、小肠、动脉血管等平滑肌有兴奋作用。

经分析证明其中含有的一种中性结晶物质有兴奋平滑肌作用。

1924年陈克恢等人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等期刊上发表关于麻黄研究的论文，指出麻黄有效成分麻黄素(碱)的生理作用与肾上腺素类似而持久，其效能完全与交感神经兴奋剂相同，这一研究成果被认为是研究中药成功的典范，引起医药界的重视。

由此麻黄素成为国际嘱目的一个拟交感神经新药。

1928年赵承嘏报告由延胡索中提得延胡索素甲、乙、丙、丁、戌等5种生物碱，并略述延胡索素乙及丙的生理作用。

当时协和医学院药理系对中药的化学与药理研究盛极一时，亦取得了一些成绩。

20年代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南京国民政府相继成立了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中央卫生实验处等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以及一些高等学校陆续开展了药学研究工作。

中央研究院设的有机化学研究组及生物化学研究组，他们对胆酸、维生素D、雄性激素、雌性激素以及治疗性病的606、914等砷制剂进行了研究。

此外，对中药独活、柴胡、淫羊藿、桔硬、益母草、防已等也进行了些化学研究。

北平研究院下设的生理学研究所(1929年10月成立时称生物学研究所，1933年改为该称)，由经利彬主持。

他与石乐皋、李登榜等人，曾研究防已、党参、川芎、柴胡、半夏、知母、常山、三七、地黄等，其研究结果多在该所出版的中西文报告汇刊上发表。

该院下设的药物研究所，由赵承嘏负责。

工作内容包括研究与制造，如从麻黄中提取出新的有机碱、从除虫菊中提取出克利生新(Chrysanchine)和克利生纯(Chrysanthene)，从细辛中分离出甲基丁香酚，酚酮等物质，从木防己中提出防己素甲与乙，从钩吻中提得钩吻素。

此外还分得人参三七皂甙、远志皂甙元等。

研究结果大多发表在《中国生理杂志》上。

制造部主要生产少量的麻黄素，大风子油等，供国内一些医院试用。

中央卫生实验处的化学药物系中有药物研究室、化学实验室、药品试制室。

这些研究室进行一些中药如贝毋、防已、远志、益母草、黄芩的研究，试制一些化学药品等。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科学研究人员的处境更为艰难。

原来留在上海、北平等地勉强从事研究的单位，由于经费来源断绝，研究陷于停顿，只有抗战后方如昆明、重庆、成都等地开展一些研究工作。

当时由于西药来源断绝，迫切需要药物自给，研究人员多从中药中寻求药源。

特别是西南各省疟痢流行，所以对抗疟治痢的药物的研究较多也较重视。

中央卫生实验处药物研究所迁至昆明，由刘绍光领导，曾进行过鸦胆子、新灵、瘴灵、保险子等研究。

重庆的中央卫生实验处药理室，由张昌绍主持，曾对常山、鸦胆子、大麻、使君子、黄花夹竹桃等进行研究。

重庆的中国特效药研究所(原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医务室)集中研究常山，姜达衢、管光地、胡成儒、洪式闾等从化学、生药、药理、临床等方面较全面地进行研究，并于1944年刊行了《常山治疟初步研究报告》。

周廷冲、程学铭、张昌绍等更分别报告临床应用常山对良性、恶性疟均有效，且不逊于奎宁，但因其对胃肠道的副作用，未能推广使用。

抗战期间内迁的一些药学校系也进行了一些中药的研究工作。

如华西大学药学系(成都)的汤腾汉对万年青、开喉箭、冬虫夏草、金银花等作了化学分析及部分药理研究；齐鲁大学药学系(成都)的薛愚等对一些中药的挥发油成分进行了研究；军医学校药科的(贵州安顺)的楼之岑等研究了黄精的化学成分；国立药学专科学校(重庆)的雷兴翰等对金钱草的成分进行过研究。

从本世纪初至新中国建立约40年间，在药学研究方面，主要是对百余种中药进行了研究，其中研究比较深入、系统、获得较多成绩的，有麻黄、当归、延胡索、防已、贝母、三七、芫花、蟾酥、使君子、常山、鸦胆子等，但在研究中存在一些问题。

如研究中药药理很少结合传统中医药学理论，往往是从纯化学的角度研究，很少结合临床与生产，所以研究成果转化为商品药物者极少。

尽管存在上述问题，但近代中国在药学研究，尤其是中药的研究，无论是在机构、人员、研究手段等方面都奠定了初步的基础，老一辈的药学家作了许多开拓工作，为药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二、药学教育19世纪中叶，在我国开设的早期教会医院里，开始以训练学徒方式培养西医人才，逐渐有少数人学习配方调剂，这可算是培养西药人员的开始，后来逐渐发展为开办中级药科学校或训练班。

至于高等药学(西药)教育的兴办是始于20世纪初，最早的药学教育机构为军医学校药科。

袁世凯为操练新军之需，于1902年在天津设立北洋医学堂，1906年改名陆军医学堂(1912年改名为陆军军医学校)，同年创办药科。

郑寿、孟目的、陈璞等先后担任主任。

继军医学校药科之后，陆续创办了一些药学专科或系。

1913年于浙江公立医学专门学校内设药科，(因此该校改名为浙江省立医药专科学校)，创办人为李绳其。

於达望、黄鸣驹、黄鸣龙、林公际等在药科任教或担科主任。

1920年齐鲁大学添设药学专修科。

1941年改为药学系，隶属理学院。

薛愚、于鸿鳖、李炳鲁等曾先后任系主任。

1929年中法大学药学专修科成立于上海，该专修科因得到中法庚款之资助，每年派遣一二名官费学生赴法深选。

1932年华西协合大学理学院创办药学系。

1936年于南京创办国立药学专科学校，是当时国内唯一独立设置的高等药学教育机构，学制4年，首任校长孟目的。

1936年于上海创立上海医学院药学专修科。

1943年建立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

除上述外，尚有协和医学院药科、湖南湘雅医学院药科、广州夏葛医学院药科、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药科、苏州东吴大学药学专修科、满洲医科大学药学部、浙江大学理学院药学系等，这些校系(科)一般办的时间较短，毕业生较少，或是早已停办，影响均较小。

我国近代药学(西药)教育，在传播西方药学知识，培养药学人才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为科研部门、药品检验单位、药厂、药房输送了掌握近代先进科学知识、技术的人员，为发展我国的药学事业发挥了作用。

但在旧中国，由于政府重医轻药，药学教育未得到应有的发展。

从1906年办军医学校药科开始至1948年，40余年间，偌大的一个中国竟没有建立起一所独立的药学院，直至1936年才建立独立的药学专科学校；1948年才成立东北药学院(现沈阳医科大学)。

因为当时教育部规定，药学科属于丙类，丙类学科不能成立学院，只能成立专科学校。

中法大学药科创建时，原称中法大学药学院，但教育部不予立案批准。

当时高等药学教育机构，有的设在医学院内，有的设在理学院内，有的设在专科学校内，没有统一的学制和数育制度，既无明确的专业设置、培养目标和要求，也缺乏统一的教学计划和本国的教科书，各校系(科)大都直接搬用外国教材，往往因人设课，师资队伍十分薄弱，大多数为兼职教师，据1949年统计，全国专任教师仅100余人，很难保证教学质量。

无论是国立、省立、私立的药学校系(科)，由于条件的限制，一般规模均较小，因此，培养出来的人数很少。

据1949年统计，当时培养出来的药师累计不过2000人，到卫生部门登记领取执照的药师仅484人(药剂士2873人)。

1949年全国仅有药学院系(科)11所在校学生千人左右，可见当时药学教育的落后况状。

三、中国药学会的成立和发展科学技术团体，是社会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至一定阶段的产物，其诞生后对科学技术起有推动作用。

中国药学会是我国成立最早的全国性自然科学团体，于1907年在日本，由中国留日学生发起组织成立的，王焕文放选为首任会长。

辛亥革命成功后，学会迂回国内，当时会员有百余人。

当时政府对学会工作虽很少支持与资助，但靠着一些热心于药学事业的科学家们的努力和社会力量的支持，作了许多工作，并且先后还成立了杭州、上海、南京、成都、安顺、昆明、台湾、北京等地方分会组织。

中国药学会自成立起至1949年共举行过12届年会，组织进行学术交流活动。

总会与分会还创办了《中华药学杂志》、《中国药学杂志》、《药报》、《药讯》等期刊，对药学的学术交流及信息传播都起到一定作用，但是由于经济及其它条件的限制，一般出版时间均较短或出出停停。

中国药学会在历届年会上，对药学事业的许多方面，如药学教育、药品生产、药品检验、中药研究整理。

药政管理、药学名词统一、药典出版、药师考试与审查等问题，都向当局提出建议、提案、呼吁、督促政府对药学事业的关心与重视。

总之，中国药学会在我国近代药学发展过程中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药学事业在我国近代药学史上，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药学工作者，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自力更生，生产自救，就地取材利用中草药，建立药厂生产药品和卫生材料，供应根据地和解放区军民的需要。

同时开展了药学教育与研究工作，支援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促进了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卫生建设，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根据地和解放区的药材供应根据地的药材工作，是我军卫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党的各级领导下，通过药学工作人员的努力，克服了种种困难，完成了各时期药材保障的任务。

为保障根据地军民的健康，强调要充分利用中医中药防治疾病。

1928年5月，红军攻下永新县城，获得一批药材，运至离茅坪不远的茶山塬，建立起红军第一个药材库。

根据地一般在医院内都设有药房，有的医院在医院附近辟有药园或药圃，种植中药，有的医院还自制简单的中成药或制剂。

抗日战争时期，没有固定的军队后方，解放区经常处于反扫荡作战的战斗环境中，药材不可能贮存在固定的仓库中，为了使药材不受损失，将其分散掩埋起来，或藏入山洞、地窖中，待我军战斗回原地后再取出应用。

新四军有些单位的药房就设在船上，敌人进攻时能迅速撤走，敌人撤走后即可马上进行工作。

这一时期，敌后各解放区的药品供应更加困难，各根据地曾先后建立了一些药厂，生产一些药品，以适应军队及人民用药的需要。

对于解放区不能生产的某些特效药品和战伤药材，如磺胺、外科麻醉剂、消毒杀菌剂、急救药等，则通过商人或药工干部扮成商人到敌占城市去采购，再通过地下党组织，设法转运至解放区。

在延安还办有一些药房，如中央军委办的交通药店、联防司令部卫生部办的中西大药房、边区政府办的西北药材庄等，每个药房都经营中药批发、零售和配方，也兼卖少数西药和卫生材料，其中西北药材庄的工作很出色。

1947年3月延安进行战略转移时，西北药材庄组成随军小药店，随机关部队一起运动，在战争的频颇转移中，保证药品供应。

解放战争时期，战役规模巨大，使药材消耗比以往战争大大增加，加重了药材工作的任务。

这一时期，我军各制药厂有了一定的生产能力，并且当时各解放区都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后方，生产条件和生产环境比较有利。

因此，生产了许多前方急需的药品、敷料和器械，从抗日战争胜利到国民党发动内战这一短短的和平阶段，我军利用各种关系，从敌占大城市采购了部分急需的药品、器材，以充实我军药材贮备。

另外在华东、华北等沿海地区，还为解放区军民争取到“联合国救济总署”的少量药品器材。

总之，在解放战争前和解放战争过程中，我军药工干部，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筹集了大量药材，并安全及时地送到各部队、医院，保证了我军战时医疗卫生防病的需要。

二、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药品、器材生产由于我根据地和解放区经常处于敌人的扫荡和封锁之下，处境十分困难，为了克服缺医少药，当时只有靠自力更生，生产自救，以解决军民的需要。

早在1931年，中国工农红军在井岗山根据地就创办了中国工农红军医药卫生器材厂，生产苏区急需的药品器材，主要为中药丸剂、片剂，和少部分西药，以及药棉、纱布、绷带与一般外科器械。

至1934年，苏区已能生产樟脑、薄荷油、硫酸钠、硫黄、酒精、精制食盐等多种药品。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先后建立了许多制药厂。

如1938年，八路军总部卫生部在陕西赤水县(现旬邑县)李家村筹建八路军制药厂(即八路军卫生材料厂，现在西安制药厂的前身)，于1939年正式建成，李维祯任厂长，设有西药部、生产酊、水、油膏、注射剂；中药部，生产丸、散、膏、片；及卫生材料部。

1943年该厂改为陕甘宁边区、晋绥军区联防司令部卫生部材料厂。

1945年药厂已有相当规模，可生产药品器材200余种。

1938在延安新市场后沟建立光华药厂，属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厂长为归侨梁金生。

主要生产中成药和中药制剂约100种，并且加工中药饮片，西北药材庄为其附设的门市部。

1938年华北及中原地区冀中军区卫生部建立了冀中军区卫生材料组，后改为冀中军区制药厂。

1943年9月并入晋察冀军区伯华制药厂。

1939年7月，晋察冀军区在河北省唐县花盆村建立制药厂，1941年改名为伯华制药厂，下设中药、西药、材料三个分厂。

1939年，八路军前线卫生部在山西潞城县岗村创办卫生材料厂，八路军一二九师卫生部在山西黎城县背坡村办制药厂。

1941年，两个单位合并为利华制药厂(即晋冀鲁豫军区卫生材料厂)，主要生产卫生材料和部分中成药。

1942年西北地区的晋绥军区创办晋绥军区制药厂，下设材料、制造两个股和一个采药队，生产军需药品及医疗器械。

1943年华东地区胶东军区卫生部在山东省胶东牙前县(现牟平县)后垂柳村成立制药厂，1944年改为山东新华制药厂，设有中心试验室、制药部、器械部、酒精分厂和经营部。

1943年华东军区卫生部创办华中制药厂和制药所，并和胶东军区办的卫生试验所于1947、1948年先后并入山东新华制药厂，改名为华东新华制药厂。

1946年，冀中军区卫生处在河北安国县组建了旗帜药厂(现保定制药厂前身)。

冀鲁豫军区卫生部在濮阳成立了亚光制药厂。

同年，长春解放时，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卫生部接管了当地的药厂，迁至东北佳木斯，建立了东北卫生技术厂。

1947年，西北地区的晋绥军区成立了晋绥卫生试验所，主要生产破伤风抗毒素、牛痘苗、伤寒副伤寒混合疫苗等。

1949年，西北地区的联卫材料厂、晋绥军区制药厂、晋绥卫生试验所等单位在山西新绛县合并成为西北人民制药厂，生产有所扩大，品种有所增加，不仅生产药品、材料、器械，而且还生产破伤风抗毒素等血清疫苗。

在战争年代中，克服种种困难，使根据地解放区的制药工业日益发展、壮大，不断扩大生产，提高产品数量、质量，不仅为根据地解放区军民的健康服务，同时为我国解放后发展制药工业准备了技术力量和培养了干部。

三、根据地和解放区的药学教育及科研工作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药学人员十分缺乏，为了医药卫生工作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在抗击国内外强大敌人的艰苦环境下，从1931年起便先后办起了各种类型药学校和学习班，培养药学人才。

早在红军时代，1931年在江西瑞金创办了军医学校，由医生、药师10多人分任教员。

1932年10月，又专门办了调剂班，学员经过半年左右的培训，便分配到医院从事调剂工作，同时还兼管采药等工作。

1933年军医学校改名红军卫生学校。

1934年由于形势变化，部队撤离瑞金，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当时的调剂班随军转移，1936年1月，红军卫生学校恢复，设有军药班。

军药班接续苏区红军卫校调剂班的班次，为第六期。

以后学校迁至陕北保安县(志丹县)的康家沟，办了第七期。

1937年，第四方面军所办的卫生学校与陕北中央红军卫校合并，不久改称八路军卫生学校。

1938年，学校迁至延安南面鹿县(富县)的张村驿，同年搬到延安东部的柳树店，招收了第八期和第九期军药班学员。

1940年3月，八路军卫校迁到延安，改为中国医科大学，军药班成为医大的药科。

这时由大后方来的龙在云等倡仪成立药科学校。

1942年经卫生部与总后勤部研究批准，在中国医大药科的基础上成立了八路药科学校(一名延安药科学校)，李维祯任校长。

1946年，由龙在云率领药校师生随军北上，在东北佳木斯建立了东北药学专门学校(简称东北药专)，1948年沈阳解放，学校又迁至沈阳，接管了沈阳医学院药学系，成立东北药学院，后相继改为中国医科大学药学院和沈阳药学院。

在其它解放区，华东军区白求恩医学院药科(前身为新四军军医学校药训班)举办了多期药训班，培养药工人员，此外还出版了教材。

由于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解放区的扩大，部队药工人员的需要增多，东北、华北等地区相继成立了药科学校或药训班，培养成千上万的药工干部。

1947年华东军区卫生部还编辑出版了《药学生活》期刊和其它资料，供药工人员学习。

此外，解放区的不少药厂均设有药学训练班，培养制药等技术人才。

如1947年陕甘宁边区八路军卫生材料厂举办了制药训练班。

为解决医药需要，除举办教育培养人才外，还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不少药学科研工作。

首先从事剂型的研究工作，如红四军中医院和1931年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医药卫生器材厂，将单味中药研制成不同剂型的药剂供部队使用。

1939年，他们又研制出来柴胡注射液，用以治疗疟疾和一般热性病。

除了单味药研究外，还研究复方，如用银花、连翘、升麻等配制合剂，用当归、元胡、益母草等配制成康宁丸，用麻黄、柴胡、黄芩等配制成替阿林等。

1939年，八路军前方卫生部在太行山建立了制药研究所。

1940年7月，西北药厂在试制新药的同时，还将建厂以来生产研究工作的经验，编写成一本《抗战新药集》，记载了该厂所产的20余类100多种药品作用、用法制法等。

同时收集有关科技情报资料进行研究，加强对新品种的研制。

1943年该厂成立了研究室，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使肝注射液、精制食盐、碳酸氢钠、石膏等10多个新品种得以投产，麻黄素的提取、羊肠线的试制也获得成功。

此外，还研究解决了最为紧张的药用中性玻璃的生产问题。

40年代初，在陕甘宁边区瓦窑保建立了卫生研究所。

在晋绥边区卫生试验所，李志中、瓮远等研制成功破伤风类毒素、破伤风抗毒素、牛痘苗。

1944年12月，胶东新华制药厂成立了试验室，1945年胶东工业研究室的医药组并入该室，更名胶东新华制药厂研究室，先后研制成功乙醚、小苏打、甘油、鱼肝油、鞣酸蛋白等。

1942年建立的晋绥制药厂，从黄芩中提炼制得黄芩素，用作解热剂。

他们还用乌梅、苏叶、薄荷脑、甘草等提炼制成清凉片，用于急性热病的食欲不振、烦渴及胃酸缺乏、消化不良等症。

1946年，新四军卫生部制药所在山东沂水建立了实验室，从事麻醉药品的研究和试生产，1947年并入山东新华制药厂研究室。

总之，根据地和解放区的药学科研机构和人员虽不多，但他们却取得了很多成果，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医近代学教育清末时期的医学教育我国近代西医学教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晚清时期：(1840～1911)自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前夕，这一时期处于满清封建王朝的统治下，同时帝国主义以医药作为侵略工具，将西方医药学知识传入我国，对我国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二、北洋政府时期：(1911～1927)我国没有完善的医学教育系统，在华教会设立的医学校由各教会系统所管辖，不受北洋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的监督与管辖。

这一时期颁布了医学教育的学制、章程等，主要是抄袭国外尤其是日本的学制，同时加入了中国体制的内容，规定了修业年限与必修科目，为其后医学教育的现代化准备了条件。

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8)南京政府成立后，确立了卫生行政体制。

1929年12月教育部与卫生部共同组织成立医学教育委员会，对医学校的学制、课程、考试办法等拟定标准。

这一时期系统地吸收了西方医学与教育的内容，新教育体制确立，各式新形医学校纷纷出现，开始进入近代医学教育体制。

一、早期西医人才的培养1900年以前，西医人才的培养与教会医院有密切关系。

传教士医师为了医疗上的需要，在医院或诊所招收中国学徒，教以浅简的医学知识，目的是训练担任护理助手工作，所以早期的西医教育是在医院内，以师带徒的方式进行。

19世纪初，东印度公司的皮尔逊医生来华后，在广州、厦门设立医药局。

1806年开始招收华人学医。

1837年伯驾在眼科医局招收学徒，关韬在伯驾手下学习，是我国最早学习西医者。

此后各教会医院陆续开始招收学徒。

据1887年尼尔调查，当时教会医院培养的生徒数量很少，在60所教会医院中，有39所兼收生徒，其中有5所招生人数超过10人，其余为2～6人，当时已毕业的约300名，肄业生约250～300名。

这种学徒式的训练方法成效不高，很难算得上是正规的医学教育，而且培养出来的人不能满足当时医疗上的需要。

二、教会医学校的设立由于西医基础理论知识的不断丰富，诊治技术的不断发展，欲将西医全部内容教授给学生，即将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知识体系在中国介绍、宣传、学习，师徒的传授方式已不适宜。

同时，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在华的传教医师和专职医师日见增多，设立学校，开展系统的西医教学在客观上具备了条件。

在华的各教会组织为了使西医知识的传授纳入正常轨道，开始设立医学校。

最早的教会医学校博济医学校。

成立于1886年。

继博济医学校后，1884年美国安立甘会于抗州成立广济医学校。

1887年英国伦敦会于成立爱丽斯纪念医院，并于同年8月成立医学校(香港西医书院，香港大学医学院的前身)，第一届有两名毕业生，其中之一是孙中山先生。

1889年南京成立斯密纪念医院医学校。

1890年济南成立济南医学校。

1891年美国监理会在苏州成立苏州女子医学校。

1894年成立苏州医学校(苏州女子医学校并入，1910年停办)。

1896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设立医科。

1899年，美国长老会在广州成立夏葛女子医学校。

1903年，上海成立大同医学校，1917年并入齐鲁大学医学院。

1904年，耶稣会成立震旦大学，1909年迁至上海并建立医学院(1952年合并于上海第二医学院)。

1904年，英美教会在济南成立共和道医学堂，1917年改组为齐鲁大学医学院。

1906年，英美教会在北京联合创办协和医学堂，1915年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罗氏基金会)及罗氏驻华医社接管，1908年，成立北京协和女子医学校；1923年合并于齐鲁大学医学院；汉口成立大同医学堂，1917年合并于齐鲁大学医学院；南京成立金陵大学医科。

1909年，广州成立赫盖脱女子医学专门学校；汉口成立汉口协和医学校；1910年，南京成立华东协和医学校。

20世纪以前，教会所主持的西医教育，无论是过渡形式的教学，还是初具规模的医学校，教学格局基本类似，只是程度深浅不同而已。

一般的学制为3～4年，后期增至5年。

课程设置有化学、生物、物理、解剖学、生理学、内科学、外科学、产科、儿科、五官科、皮肤科和药物学，教学内容集中在生理、解剖、化学、外科和药物学，并且以实用性为主，以中国社会流行且中医较难医治的疾病为教学重点，临床教学集中在皮肤科、眼科及儿科。

关于教学体制，当时受英美教学体制影响，尤其受英国爱丁堡医学院的影响最大。

那时在华的许多著名传教医师如德贞、马根济等都是来自爱丁堡。

中国有相当部分留学生，如最早的医学生黄宽即毕业于爱丁堡医科。

这一时期中国的西医教育初具规模，开办的学校招收的学生人数不多，但其教育形式，内容和质量与欧美的教育水准相比较差距并不很大。

三、中国人自办的医学校开设同文馆我国仿效西洋自办医学堂清政府中的洋务派出于“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欺蒙”的想法，于1862年(同治元年)6月在北京设立同文馆，1867年，同文馆开设“科学系”，逐渐引进西方的自然科学技术知识。

1871年设立生理学和医学讲座。

经美国传教医师丁韪良(MartinWAP．1827-1916)的推荐，同文馆聘德贞为第一位生理学教习。

后又设立过医学班。

所以一般认为，中国官办的西式医学堂迄自同文馆。

然而，同文馆的医学教育最初只是讲堂讲授，没有实习。

至19世纪80年代以后，改进教育方法，规定学生每周到北京教会医院实习；延聘社会上有声望的传教医师，以加强师资力量，同文馆的医学教育标准不断提高，并且逐渐系统和正规化。

直至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同文馆解散，被分为二部分，即译学馆和医学实业馆，后者于1903年并人京师大学堂。

京师大学堂增设医学实业馆鸦片战争后，改良主义者认为非变法不足以维新，便留意于教育改革。

他们建议仿效欧洲建立大学，将大学的体制分为四科，医学列为第四科，教学内容为先讲解剖、生理，后论病患诊治、药物原理等。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德宗接受维新派的主张，创办京师大学堂。

一月后，当时的管学大臣奏请:“另设医学堂，考求中西医学，即归大学堂兼辖。

”德宗即刻允诺。

管学大臣按照德宗的旨意，拟定了筹办管理医学堂的章程。

但这个学堂并没有马上办起来，只是开设了一门医学课，聘请在同文馆任教的满乐道兼任大学堂外科和生理教习。

京师大学堂后因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暴行暂时关闭。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德宗又敕一谕：“从前所建大学堂应切实举行”，并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

在京师大学堂章程概略中，在大学堂设医学实业馆(设置未定)，大学专门分科课目中，医术列于第七科，下分医学及药学两目，并规定学医者而增学拉丁文。

钦定章程颁行于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但于二十九年即行废止。

又于该年闰五月，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将大学分为八科，其中第四科为医科，分两门，一为医学；一为药学，大学分为本科及预科，医本科修业年限为3～4年，预科3年。

上述拟议至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始得实行。

1903年京师大学堂增设医学实业馆，于5月11日开馆招生。

每月拨经费银1000两，学生最多时达33人，有教员4人，计中医内科教习1人，中医外科教习1人，西医教习1人，西医助教1人。

讲授中西医学，并诊治病人。

1904年医学实业馆改称医学馆。

1907年，医学馆停办，将学生全部送往日本。

医学馆虽然只办了4年就停办了，但为中华民国建立后创立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提供了条件。

北洋医学堂的设立鸦片战争后，李鸿章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价值，提倡洋务运动，他在考察西方军事制度后，发现“西洋各国行军以医官为最重”，所以在中国海军创建之初，他就雇募“洋医”分派至各舰。

继而他提出“兴建西医学堂，造就人才实为当务之急”。

1881年一所正式的医学校医学馆成立，它附设在总督医院内，所以又称总督医院附属医学校(ViceroysHospital MedicalSchool)。

定学制为4年，第一次招收8名学生，由马根济和英美驻天津的海军外科医生共同担任教学。

1885年毕业时只剩6名学生，第一名学生林联辉和第二名学生徐清华留校任教，其余4名学生被分派至陆军或海军部队任军医。

1884年4月1日马根济去世后，李鸿章停止对总督医院的经济资助，医院被伦敦教会收买，医学馆由清政府接收。

之后，李鸿章筹议创建较大规模的西式医院。

1893年12月医院落成称天津储药施医总医院，也称天津总医院。

原医学馆归天津总医院管辖，1894年6月26日李鸿章拟《医院创立学堂折》奏请设立，于本年校舍落成，正式招生开学，委任林联辉为第一任总办(校长)，以原有的医院作为实习医院，同时正式改名为北洋医学堂，这是中国第一所官办的近代西医学校。

1900年，因义和团运动而关闭。

1901年李鸿章病逝，1902年袁世凯恢复该医学堂，改称海军医学堂。

辛亥革命后1913年改称直隶公立医学专门学校。

1915年归海军部统辖，称海军医学校。

该校于1928年停办。

创办北洋军医学堂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袁世凯操练新军，在天津办了北洋军医学堂，11月24日正式成立。

任命北洋候补道徐华清为总办，日本军医平贺精次郎为总教习(教务长)。

学制为4年，每班40人。

后在天津河北四马路新建校舍，并附设防疫学堂，由日本人古城梅溪主持，教员多为日人，课本亦用日文。

这是一所日本式的医学校。

1906年(光绪三十三年)由陆军军医司接收，改名为陆军军医学堂。

1907年伍连德任协办(副校长)。

1908年又增设药科，学制为3年。

1911年，伍连德率该校学生去哈尔滨办理鼠疫防治工作，成绩显著。

1912年改组，1915年迁往北京。

1933年又迁往南京，改称陆军军医学校。

常有二、三百人在校学习，这是我国最早设立的陆军军医学校。

四、晚清时期的留学生西方资本主义强列认识到，要想真正实现他们统治中国的梦想，就要培养一批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

因此，吸引留学生成为他们文化侵略的一种手段。

同时，清政府为了维持其统治地位，掀起洋务运动，也开始向国外派遣官费留学生，一部分改良主义者和资产阶级革命分子，为了寻求治国救本的道路，也纷纷出国留学。

因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我国近代史上掀起了第一次留学高潮。

中国留学欧洲学医的第一人是黄宽，他是自费并得到教会医学校的赞助出国留学者。

1847年1月随澳门马礼逊学校校长布朗赴美，入麻省曼松学校学习，1849年毕业后，1850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1855年毕业后回国。

曾任海关医官，博济医院代理院长、兼博济医校的教学。

中国女子留学习医的第一人是金韵梅。

她二岁时父母因染疫双亡，被美国长老会麦卡蒂(McCarteeDB．)收养，后赴美人美国纽约女子医学校学习，1885年毕业。

回国后曾任北洋女子医院院长，于医院内附设护士学校，造就护士人才。

1896年中国向日本派出第一批留学生13人。

此后，中国留学生赴日学习者逐年增加。

1898年日本国内成立一个半官方的团体东亚国文会，通过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向清政府提出多派青年学生赴日留学的建议，清政府总理衙门完全同意，并下令各省选学生赴日留学。

1903年，管学大臣张百熙选派学生31人赴日留学，其中有3名选学医药学，他们是苏振潼(内科)、蒋履曾(外科)、王曾宪(药学)。

随着民主思想的逐渐传播，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终于在“废科举、办学校、派游学”的声浪中，停止了科举，历时1200余年的科举制度至此被废除。

1905年中国废除科举制度后，有大量学生赴日留学。

中日之间签订的留学生条约，引起美国统治集团中一部分人的注意。

1906年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士在呈美国总统罗斯福“备忘录”中提出：“哪一个国家能成功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便将由于付出的努力而在精神上、知识上和商业的影响上获得最大可能的报偿……这种道义上的影响与扩展，即使单纯从物质概念而言，意味着所付出的代价在回报时，将比任何其他方式获利更大。

”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咨文，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将偿付美国庚子赔款的半数，作为派遣留学生赴美之用，以后留美学生显著增加。

出国的留学生回国后，他们在各个医疗卫生机构担任重要职务，对当时的医疗卫生事业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北洋政府时期医学教育一、医学教育制度的建立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不久教育部颁布了一些改革教育的决议和法令，废除封建教育，建立近代教育体系。

1912年10月，教育部公布《大学令》〔壬子学制)，1913年经修改后称“壬子癸丑学制”。

规定医科分医学、药学二门，其修业年限，医学预科一年，本科四年；药学预科一年，本科三年。

该学制一直执行到1922年“壬戍学制”公布为止。

但这个新学制未包括中医教育，遭到中医界的反对。

1915年9月北洋政府又公布高等文官考试命令，凡在国内外高等学校修习各项专门学科三年以上毕业，并获得文凭者，皆可参加考试。

考试分为一、二、三、四等。

报考医科的第二试为基础医学，第三试为临床医学。

报考药科的第二试为物理、化学、调剂学、生药学、制药学等科目，第三试则为各科的实际操作。

1922年11月，北洋政府公布新学制(即《壬戍学制》)规定：大学分为4个层次：1、大学：可设多科或单科，取消预科，学制4～6年，并规定医科至少5年；2、专科学校：学制3年，如超过3年，待遇与大学同；3、大学和专科学校可设立专修科，年限不定；4、大学院(即研究生院)：招收大学本科毕业生，年限不定。

1924年2月公布《国立大学条例》，规定国立大学修业年限为4～6年，选科制，考试及格者发给毕业证书，大学院毕业授予学位。

北洋政府期间颁布的学制、章程等，主要是抄袭日本的学制，适当地加入了一些我国的教育内容，规定了修业年限与必修科目，从此，我国的医学教育纳入了正规的教育体系。

二、公私立医学校及教会医学校的创办辛亥革命以后，北京、直隶、江苏、浙江、广东等省先后设立一些国立或公立医学校。

如1912年北京成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医科大学前身)。

1912年杭州成立浙江省立医药专门学校(浙江医科大学前身)。

1912年苏州成立江苏医学专门学校(1927年并入上海医学院)。

1916年，保定成立省立直隶医学专门学校(1949年4月改称河北医学院)。

1921年南昌成立江西公立医学专门学校。

1927年创办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

1928年创立河南省立中山大学医科。

在此时期，我国还相继开办了一些私立医学院校。

1909年，创办私立广东公医医科专门学校(中山医学院前身)。

1912年，张謇创办南通医学专门学校(南通医学院前身)。

1915年创办私立北京协和医学院。

1918年，黄胜白、沈克非等创办私立同德医学专门学校。

1930年改称私立同德医学院，院长顾敏琦，学制6年。

1919年，辽阳成立私立辽阳医学校(1923年停办)。

1920年，上海留日学生顾南群创办私立南洋医学院(1930年停办)。

1922年，沈阳成立奉天同善堂医学校(1932年停办)。

1926年上海郭琦元创办私立东南医科大学(1930年改称东南医学院)。

这一时期，除原有的一些教会医学校得到发展外，还建立了一些新的教会医学院。

如1911年青岛成立德国医学校；美国在福州设立协和医学堂。

1914年成都华西协和大学设立医科；长沙成立湘雅医学院。

1917年、美、英、加拿大三国教会创办齐鲁大学医科。

据统计，1915年美英教会医学校有23处，护士学校36处。

十数年间教会医学院校迅速发展，对中国医学教育产生了一定影响。

这一时期，虽然建立了不少各类学校，但由于国家、地方政府对教育经费的投入有限，尤其是一些私立学校，经费多赖学生学费、校方筹募基金、医院收入等，往往无确定经费收入，常有亏空。

不少学校实习医院不足，不敷学生实习之用。

实验设备简陋，教舍狭窄，教授不少为兼任等因素，造成当时的教育质量不高，影响医学教育的发展。

三、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华医学基金会”与中国医学教育辛亥革命前后是我国近代教育体制重大转变的时期，封建科举制度被废除，近代西方教育制度被引入，就医学教育而言，国家、地方、及私人开办的新式医学校陆续建立，教会及外人办的医学校在调整和扩充。

正值此时，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罗氏基金会)介入中国的医学教育，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中国医学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909年盖茨建议洛克菲勒资助东方教育委员会，希望能在中国建立一所纯西方式的大学，以为中国政府提供一个样板并可培养新式医师，但他的计划未被接受。

1913年罗氏基金会选举了新的董事会、并成立了国际卫生委员会。

作为董事之一的盖茨与另一董事格林(CreeneJD．)再次提出在中国推行现代医学教育的建议。

董事会在1914年元月，举行特别会议讨论在中国进行医学教育的问题。

同年派遣芝加哥大校长古德森(CudsonHP．)、哈佛医学院医生皮博迪(Peabody FW．)和美国驻汉口领事格林(GreeneRS．)等组成考察团，专门到中国调查医学和医学教育的情况。

从1914年4月起，对北京、天津、济南、汉口、长沙、南京、苏州、上海、香港、广州、汕头、福州等地的医学院校和医院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

10月，考察团向罗氏基金会提交了“中国的医学”的报告。

报告指出应在中国办医学教育事业，开展长期、大范围的医学活动，并提出了援助医学校和医院的意见及办法。

罗氏基金会随即于1914年12月11日成立了罗氏基金会的驻华医社即中华医学基金会，并任命格林为医社的驻华代表。

1915年夏，中华医学基金会派遣第二个考察团来中国，对中国的医学与医学教育作进一步调查，并建议在北京和上海各办一个医学校。

中华医学基金会于1915年与伦敦会协商后达成了接办协和医学堂的协定。

除原价购买该校原有房屋地皮设备等财产外，由中华医学基金会负责该校的一切开支，并且着手改组协和医学堂。

1928年5月，罗氏基金会决定把中华医学基金会改为社团组织，独立于罗氏基金会，成为直接掌管协和医学院的机构。

为此，罗氏基金会于1928年拨款1千2百万美元作为中华医学基金会的基金，用于发展协和医学院及基金会在华进行医学教育活动。

中华医学基金会一直受罗氏基金会的直接控制，机构设在纽约，派一代表常驻北京。

协和医学院董事会主要由中华医学基金会控制。

校董事成员最初均为外国人，1926年始有中国人施肇基参加。

1929年之后根据政府规定才有半数以上的国人充任董事，但董事会并无真正独立权力，经费预算及高级领导人员聘用需经纽约方面批淮同意。

由于上述机构之间常常出现矛盾，也影响了协和医学院的发展。

1942年初，协和医学院被日军占领而被迫关闭，但中华医学基金会仍一直为协和医学院图书馆订购所有外文有关科技期刊杂志，并继续支持内迁至成都办学的护校。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华医学基金会与协和医学院校董事会派代表从日军手中收回全部校产，重建协和医学院。

除协和医学院外，中华医学基金会还对湘雅医学院、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香港大学医学校、上海医学院等学校给予过经济资助。

也援助过芜湖总医院、南京大学医院、苏州医院、上海红十字会总医院等医疗机构。

还支援了中国某些学校和医院的人员到协和医院或到国外进修的机会，通过赠予中国教会医学会(博医会)和中华医学会经费，支援医学名词委员会统一医学名词、翻译医学文献及出版工作。

中华医学基金会还支援过定县的农村卫生事业和在周口店开展的古生物学研究工作等，可见中华医学基金会已渗透到中国医学事业的各个领域，对我国近代医学教育和医药卫生事业有着重要的影响。

南京政府时期医学教育一、医学教育体制与管理制度南京政府成立后，1928年教育部曾委派一个委员会研究医学教育问题，该委员会曾拟定了一份关于今后10年的医学教育规划，其主要内容谈到应设立两种类型的教育机构，即医学院和医学专科学校。

前者培养较高级的医务工作者，专门从事研究的人才，而后者培养一般的专业医师和实用卫生的人才。

1929年，教育部与卫生部共同组织成立医学教育委员会和助产、护士等专业教育委员会，负责制定医学、助产、护士学校的课程，厘定学制及订立课程标准等，以提高医学教育水平。

1930年2月，医学教育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赞成1928年教育部拟定的医学教育规划，并提出规划应作进一步修改完善。

考虑到当时国内尚缺乏这方面的专家，故请求国际联盟派专家来中国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1930年9月，国际联盟派哥本哈根大学的费伯(FaberK．)教授来中国协助教育委员会开展工作。

费伯在中国进行了3个月的调查后，对中国医学教育、医学校的现状及今后的方针等问题提出了一个详细的报告。

指出，当时中国的西医师约有4～5千人，平均8～10万人中才有一名医生，若要达到每8千人中有一名医生，则应迅速培养出5万名医生来。

报告还指出，只有13所医学校能提供训练良好的医学生，但对于尽量培养大批医务人员来解决中国缺乏医生就显得太不够了。

因此，费伯赞成兴办一批独立的医学专门学校，最好每省有一所，并建议先建立一所实验性或示范性医专学校，不宜采用外国标准，以便适应中国的疾病情况和经济状况，医学教育委员会于1931年决定采纳费伯的建议，并作了相应的安排。

二、医学院校的发展南京政府成立后至抗日战争前，即1927～1937年间，国民党政权处于相对稳定状态，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医疗卫生工作及医学教育也取得了一些进步。

这一方面是由于国民政府认识到了发展医药卫生事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是受过现代医学科学训练的中国医务工作者的队伍已经形成。

相当一批留学海外的知识分子抱着“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心愿回到祖国，积极努力工作，对医学教育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在这段时期内，我国自办的医学校，无论是国立或省立者都有较大的发展，为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培养了一批人才。

1927年上海建立的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1932年改名为上海医学院)是国人自己创办的最有代表性的一所学校。

1928年河南创办河南省立中山大学医(1930年秋改称河南大学医学院)。

1932年甘肃兰州创建甘肃学院医学专修科(1946年改建为兰州大学医学院，1954年改称兰州医学院)。

1932年济南成立山东医学专科学校(1939年改名山东医学院，1948年由白求恩医学院接收)。

1934年镇江创建江苏医政学院(后定名为南京医学院)。

1934年广西南宁创建广西省立医学院(1949年改名为广西医学院)。

1936年南京建立国立药学专科学校(现南京药科大学前身)。

1936年西安成立陕西省立医药专门学校(1949年并人西北医学院)。

1937年昆明创办云南大学医学院(1956年改称昆明医学院)。

1937年6月福州设立福建省立医学专科学校(1949年改名为福建医学院)，1938年3月贵阳建立贵阳医学院。

此外还有许多大学办有医预科，如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南京中央大学、私立北平辅仁大学、济南齐鲁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等。

据1937年教育部医学教育调查统计，当时全国有公私立大学医学院，独立医学院，医药、牙科学校及专修科总计33所。

其中国立4所，省立7所，私立6所，教会办8所，外人办4所，军医学校2所，不详者2所。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教会医学院校及外人所办的医学院校，在我国的医学教育中仍占有重要作用，虽然当时国内掀起收回教育主权的爱国运动，至30年代教会办的医学院校迫不得已纷纷在国民政府教育部立案注册，推荐中国籍教师担任校长，但这只是表面上由国民政府管辖，实权仍掌握在外人手中。

因为教会学校和外人所办的学校受到外国财团的支持，具有经济实力。

据1936年资料，美国教育及救济机关在中国的总投资为4190万美元，其中医药和教育费用占52.

9%。

1936年左右，全国30几所医学院校经费共为8,735,068元，而外人设立的协和医学院等3所医学院校的经费竟占6,201,015元。

抗日战争时期，医学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

由于日军的入侵，大部分国土沦陷，许多被侵占地区的医药院校被迫停顿或内迁，教学仪器设备损失惨重，许多学校无法维持正常教学，内迁后与内地学校临时合并，组成联合学校。

抗日战争胜利后，内迁学校纷纷复员回原址并陆续复课。

同时还新建了一些医学院校，如1947年在汉口建立武汉大学医学院，同年在太原成立山西大学医学院。

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已摇摇欲坠，忙于打内战，社会经济已频于崩溃，教育经费匮缺，医药教育事业日趋衰落，处于每况愈下的境地。

三、东北沦陷区的高等医学教育1932年日军侵占东北，他们为了控制东北地区的命脉，掠夺东北的资源与奴役中国人民，曾在东北地区作了一番煞费苦心的经营。

他们一方面加强原先创办的学校，同时又新办了一些医学校；另一方面，他们着意把自己的势力渗透到东北地区其它的医学校，以便达到操纵控制整个东北地区的医学教育大权。

日本人设立的医学校日本为培养在南满铁路工作的医师，1911年即在沈阳建立了南满医学堂，日人河西健次为堂长。

这是我国东北最早的高等医学校。

1922年改为满洲医科大学，学制7年。

1926年增设4年制医学专门部，专招中国学生，并许可中国女生入学。

日本设在我国大连的统治机构关东州厅，为向日本移民“开拓团”提供医师，1939年，以旅顺医院为基础，建立旅顺医学校。

1942年日本文部省命令学校改称旅顺医学专门学校。

1940年，为日本屯垦移民培养医师，在哈尔滨及佳木斯分别开设开拓医学院。

前者无专设机构，附设在哈尔滨医科大学内；后者在佳木斯新建校址与附属医院，1941年改名佳木斯医科大学。

另外还有齐齐哈尔开拓医学院，龙井开拓医学院。

东北地区伪满的医学校1928年在吉林省官医院的基础上创办吉林省立医学校。

1930年至1932年、因沦陷造成学校经费困难，停办两年。

1932年由吉林省公署接管，吉林省医院院长青木大勇兼任校长。

1937年3月，学校迁至长春，由伪满文教部直辖、改校名为新京医学校。

1938年，依据伪满＜大学令＞改称新京医科大学。

1942年接管奉天药剂师养成所，1945年改称新京医科大学药学部，仍设在沈阳。

1932年，伪满政权接管中东铁路，在哈尔滨成立北满铁路护路军军医养成所，学制3年。

1934年由伪满军政部接管，改为陆军军医学校。

东北地区的教会医学校1912年创办的奉天医科大学，是由英国苏格兰教会派遣的宣教医师司督阁(Dr.

DouglesChristie)所创设的盛京施医院的基础上创办的。

1917年8月，呈请北京教育部立案，改称奉天医科专门学校。

1929年，改称辽宁医科专门学校，学制改为7年。

1938年据伪满＜大学令＞改称盛京医科大学，学制改为5年。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西方教师撤走，教师全由中国人承担。

1945年4月改为伪满国立。

1945年冬，国民党政府接管，改名辽宁医学院。

1948年11月沈阳解放，改名辽宁医科大学，1949年6月并如中国医科大学。

东北地区国人自办的医学校1920年东北地区再度流行肺鼠疫，设东北防疫处于哈尔滨，领导东北全面防疫工作。

东北防疫处总医官林家瑞提拟由中国自办医学校，培养医师以应需要。

经东省特别区长官公署批准，于1926年建立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伍连德任校长。

1938年根据伪满＜大学令＞改称哈尔滨医科大学。

1939年接管由俄侨私立第一、第二齿科医学校合并成立的哈尔滨齿科医学院，1940年改编学校建制为医学部(4年制)与齿科医学部(3年制)。

东北地区的医学院校，还有1919年在辽阳医学讲习所基础上建立的辽阳医学校，1923年停办。

1922年在沈阳成立的奉天同善堂医学校，1932年停办。

1944年成立锦州医学院。

仅招收三期学生，皆未及毕业。

1945年春，以满铁大连医院为基础设立大连女子医学专门学校，只招一期日本学生，不久日本投降，学校随之解散。

1946年苏联红十字新月协会在哈尔滨设立医学专科学校，张继有、张明峻在长春创办东方医学院，均维持不久即停办。

东北地区的西医教育，在日帝、沙俄势力角逐时期，几乎当时所有的医学院校直接受到外国的控制与影响。

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东北人民经受了14年的殖民奴役，多数医学院校直接由日本人管理办学。

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深恶痛绝的。

但是，不能说东北地区医学教育都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在这些学校培养出来的中国医务人员，其中有不少人后来投身于革命，为我国的医学事业做出了贡献；有的人从事医疗、教学活动，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

近代西医书刊的出版及医药学术团体近代西医书籍的出版我国近代西医学书刊的出版和医药学术团体的建立，是中西医学文化交流的产物，反映了近代西医学在我国发展的轨迹。

我国出版的近代西医学书籍，最初以来华外国传教医师的译述为主。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我国赴日留学生进行了大规模的近代西医药学书籍的翻译和编著。

20世纪初期，近代医药学在我国有了较大的发展和进步，医药学术团体和期刊相继产生，促进了我国近代医学的发展。

汉文译述的近代西方医学书籍，一般认为始自19世纪初叶。

英国医生皮尔逊(PearsonA．)将所著《种痘奇法》一书由斯坦顿(StanntonGT．)译成中文，于1815年出版。

皮氏的学生邱(浩川)将该书加以诠释改名为《引痘略》，于1817年印行，这是流行我国最早的西医痘症专著译述。

这时译述的书籍很少，也没有系统，19世纪50年代，合信与嘉约翰来华后相继开创了较有系统的译述近代西医学书籍的先河。

合信在与中国助手协作下，他所译的书籍计有：《全体新论》1851年在广州出版。

该书给中国人对人体及生理一个全新的认识，出版后中国知识界震动很大，几年间再版多次。

《西医略论》1857年在上海出版，该书是第一部介绍到中国的西医外科临床经验著作。

《内科新说》1858年在上海出版。

《妇婴新说》1858年在上海出版，该书扼要阐述正确处理各种妇儿疾病法则，并对产妇的顺产和难产附有图解说明。

《博物新编》1855年在上海出版，该书简要介绍生物学的一般常识，以及西方发现的56种元素及一些化合物。

后人将以上五种书合编统称《合信氏医书五种》。

这是一套较系统的近代西医学启蒙教材，是西医学理论传入中国的发端，曾一版再版，对我国近代西医初期的发展和进步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嘉约翰自1859年他开始翻译西医书籍作为授课教材，自第一部译著《论发热和疝》出版，至1886年共译医书20余种。

其中主要的有：《化学初阶》、《西药略释》、《皮肤新篇》、《内科阐微》、《花柳指迷》、《眼科撮要》、《割症全书》等。

此外，博济医院助理医师中国人尹端模、相继翻译出版西医基础理论，临床治疗之类的书籍，到1894年译成的书有：《体质穷源》、《医理略述》、《病理撮要》、《儿科撮要》、《胎产举要》等5种。

以上各书均由博济医院出版。

英国人德贞，1864年来华，曾受聘为京师同文馆首任生理学和医学教习。

他翻译、编著了大量西医的医学理论、基础医学和临床治疗等方面的书籍，主要的有：《西医举隅》，是汇集自1873年以来德贞陆续发表在《中西闻见录》中介绍西医学基础知识的通俗性读物。

《续西医举隅》，是1881年至1882年刊载在《万国公报》介绍西医学解剖生理知识的汇编。

《全体通考》18卷，分为正文9册，附图谱3册计356幅图。

1886年同文馆出版。

该书是根据当时英国著名医学家和解剖学家的最新著作编译而成，是一部完整、严谨的当代解剖学巨著，并附有图解说明。

此外，他编译的还有《身体骨骼部位及脏腑血脉全图》、《全体功用》、《西医汇抄》、《英国官药方》及《医学语汇》等。

英国人傅兰雅，1861年来华任香港圣保罗书院院长。

1865年他应聘参加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工作，翻译介绍西方自然科学技术的书籍。

经他与中国助手，主要是赵元益合作翻译的医药书籍主要有：《儒门医学》1876年出版，是一部卫生普及性读物。

《西药大成》该书全面介绍西药及其规模，有附图200余幅，反映了19世纪下半叶西方药物学的发展状况。

《西药大成补编》增补了药物学的基础知识，很具临床应用价值。

1904年出版。

《西药大成药品中西名目表》专为查阅《西药大成》而编译，是一本我国早期的医药专业双语工具书。

《法律医学》又名《英国洗冤录》，是我国第一部介绍西方法医学的书籍。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英国伟伦忽塔著、英国医师梅滕更口译、中国人刘廷桢笔述而成的《医方汇编》。

该书未按药方分类，而以病症汇编药方。

编译者采用中医术语并注重表意准确，在保持中医理论基础上吸收西医知识，体现了试图汇通中西医的苦心。

据徐维则和顾燮光二人的统计，我国早期西医学译著自1899年前至1904年，全体学、医学译著共计111种。

由学术团体系统编译西医书籍始自博医会，1890年该会成立了名词委员会着手医学名词和术语的统一和规范工作。

1905年又成立了编译委员会。

1926年这两个委员会合并为出版委员会。

据1918年出版的《中国基督教中文图书分类目录》统计，用中文著译的西医书籍和小册子共103种。

1932年博医会并入中华医学会，合并后的中华医学会1932年至1949年出版的西医书籍，多被当时医学院校采用为教本，总计有近70种。

同仁会是日本对中国宣传其医药兼有经济、政治、文化三种力量侵略的机构，所属医药汉译书籍刊行委员会，于1927年成立，出版有由中国留日学生翻译的日本各科西医学名著。

丁福保致力于通过日文转译西医书籍。

1906年他在家乡无锡组织了译书公会，1910年自设“上海医书局”印刷出版他所编的书籍。

至1914年由日文译编成的医书共68种，以及他自纂的医书10多种，总计80余种，合编成《丁氏医学丛书》。

这套丛书囊括了西医基础医学和临床各科，富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丁福保自1900年刊行通俗西医常识读物《卫生问答》开始，截至1933年，译述和编著的医书达160余种。

他选译的西医书籍大都是当时著名医家的最新著作，代表各科学术发展的新成就。

他更结合中国当时流行猖獗的传染病，编译了《肺病最经济之疗养法》、《传染病之警告》、《疟疾新论》、《霍乱新论》、《喉痧新论》等。

丁福保所编译的医书较之早期传教医师的译述不仅内容新、学术水平高，也更有系统而且全面，在普及近代西医知识，沟通中西医学、促进中医了解西医学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由出版商出版的西医书籍的商务印书馆为最多。

1902年张元济在该馆创建编译所，开始编纂学校用书和翻译出版外国著作。

其出版谢洪赍编译的《生理学》，销行很广。

《医学小丛书》，全部依据西医书籍翻译编辑，是我国翻译和编著出版西医书籍以来比较最完整的计划之一。

中华书局自开业以来至1949年出版的西医书籍约有104种。

大多数属一般性医药卫生知识读物，编入各类丛书和文库者即达52种之多，但具有专业性学术较高的书籍不多。

此外，由政府行政部门主持编辑出版的有：1930年5月颁布的《中华药典》。

1935年卫生部成立编审委员会，从事编审医学图书工作，出版有：《理学实习指导》、《组织学实习大纲》、《内科诊疗须知》、《公共卫生学》等书。

1930年教育部编审处译名委员会编订成《药学名辞》，并于1932年公布，书内载生药名词、化学药品及制剂名词共约1400个。

主要西医药期刊的创办和发行医药期刊是传播医药科学知识、传递医药科技信息的主要载体，对医药学科研、医疗、预防、医药教育和卫生行政管理都具有重要作用。

《海关医报》(Customs Medical Reports)是我国西医药期刊的篙矢。

1871年，在上海由海关医务官贾米森(JamiesonRA．)主编，半年刊，刊载海关医务官及其他医师在中国所作的疾病调查报告和医学论文，1904年休刊，1911年改为小册子出版了1期而终刊。

该刊是研究近代我国医学发展概况和流行病学的宝贵资料。

现在公认最早在我国由医学机构编辑出版的现代函义的西医药期刊是1880年创刊，由美国传教医师嘉约翰主编，广洲博济医院出版的《西医新报》，该刊历时两年仅出刊了8期即停止。

1886年博济医院助理医师尹端模主编《医学报》在广州出版。

这是国人自办最早的西医期刊，可惜仅出刊2期，国内未见藏本。

英国不列颠图书馆藏有该刊第一期。

1887年“中国医学传教会”又称博医会，在上海编辑出版MedicalMissionary Journal(《博医会报》)，季刊、英文出版，1905年改为双月刊，1923年改为月刊。

1907年5月改名为China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中国博医会报》)。

1923年1月与《中华医学杂志》英文部分合并，《中华医学杂志》中英文单独出版，《中国博医会报》改名(ChineseMedical Journal)《中华医学会英文杂志》(今名《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

抗日战争期间在成都和华盛顿两地出版。

该刊为医学学术期刊，至今仍在出版，已达百年以上。

是我国最悠久的医刊，在国内外颇具影响，对国际学术交流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早期创办的医药期刊还有1907年我国留日学生在日本创刊有中国医药学社编辑出版的《医药学》、中国国民卫生会编辑出版的《卫生世界》。

1908年在上海创刊的《卫生白话报》、汪惕予编辑的《医学世界》；广州梁慎余编辑的《医学卫生报》。

1910年创刊的有上海顾实秋主编的《上海医报》，中西医学研究会主编的《中西医学报》；广州粱培基、陈垣、潘达微创办的《光华医事卫生杂志》等。

辛亥革命以前我国西医药期刊处于萌芽时期，除《博医会报》和《中西医学报》历时较久外，其他各刊仅出版数期即不能继续。

1912～1937年，民国建元至抗日战争爆发是我国西医药期刊发展成长时期。

辛亥革命后，西医医院和西医学校日趋增多，西医药期刊也如雨后春笋勃然兴起。

据不完全统计，1912～1937年25年间出版西医药期刊237种，仅1928～1937年这10年间出版即达169种之多，几乎是此前15年的2.

5倍。

出版地区由8处发展到25处，并由沿海向内陆扩展。

同时刊物由综合性向专科和校刊方面发展。

出版历时20年以上者有《广济医报》(1914年)、《中华医学杂志》(1915年)、《中华护士季报》(1920年)、《民国医学杂志》(1923年)、《卫生月刊》(1920年)、《医药学》(1924年)、《麻风季刊》(1927年)、《医药评论》(1929年)等多种。

其中《中华医学杂志》为中华医学会的机关刊物、于1915年11月在上海创刊，由中华医学会主办，至1949年《中华医学杂志》共出刊35卷，对我国医学科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该刊至今仍在出版，是我国历史最久、影响深远，名闻中外的医刊。

此外，在50余种卫生类刊物中，政府部门创办的有15种，以广州卫生局于1923年主办的《卫生年刊》为最早，可惜仅出版1期。

上海市创办的《卫生月刊》出版历时10年，因抗日战争爆发而被迫停刊。

这时还相继创刊了牙科、护理、精神、麻风、眼科、药科、法医、产科、生理、妇科、性科学等10余类专科刊物。

其历时较久、影响较大的有由中华护士会于1920年在汉口创办的《中华护士季报》，是我国最早的护理综合性刊物，此后几度更改刊名，至今仍在出版，对我国的护理工作贡献颇深远。

值得提出的还有由中华麻风救济协会于1927年在上海创办的《麻风季刊》，这是我国研究麻风的最早刊物，其创刊早于现在继续刊行的国外主要的麻风专业杂志。

该刊出版历时17年，为我国麻风病防治作出一定的贡献。

这一时期创刊的医学期刊237种，几乎都是国人自办，也是我国医药学进步的表征，但不少刊物因资金，或稿源，或质量不高等问题，步履维艰，出版不久即停刊。

1938～1949年战争期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这期间处于战争非常时期，医药书刊编辑出版困难重重，1938～1945年8年抗战期间国统区新创办的西医药期刊不足40种。

这屈指可数的刊物中出版历时5年以上者仅有《战时医政》、《云南卫生》、《现代医学》、《西南医学杂志》、《军医通讯》等数种。

沦陷区新创办的西医药刊寥寥可数，仅上海有15种、北平有2种。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1949年新创办的西医药期刊50余种，战后复刊的四、五种，这期间出版发行的医学期刊总计有百十来种，至1948年底仍在出版的现期期刊只剩30种左右。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一向重视卫生建设工作，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前敌委员会军医处就出版了《健康报》(1931年)。

向苏区军民宣传卫生常识，进行卫生防病教育；抗日战争时期有八路军军医处出版的《国防卫生》(1940年)、山东医务社出版的《医务生活》(1941年)、二野卫生部出版的《医务文摘》(1944年)、晋绥军区卫生部出版的《卫生通讯》。

解放战争时期有八路军总卫生部出版的《药学摘要》、新四军华中区卫生部出版的《华中医务杂志》(1946年)、华东解放军总部卫生部出版的《活叶医刊》(1947年)、华东军区卫生部材料处出版的《药学生活》(1947年)、胶东医疗文辑社出版的《医疗文辑》、华北军区卫生部出版的《卫生月刊》(1948年)、哈尔滨卫生月刊编委会出版的《卫生月刊》(1948年)、陕甘宁边区卫生署出版的《医药介绍》(1948)、长春大学医学会出版的《长春大学医学院杂志》(1948年)等等。

这些刊物对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医药卫生工作的发展，保障军民健康起到积极作用。

医药学术团体及其活动鸦片战争后，欧美各国传教会随之大量涌入中国，医学传教事业也不断的扩展，为巩固既得的成绩，传教医师郭雷枢(ColledgeTP．)传教医师伯驾(Packer P．)和传教士稗治文(BridgeC．)发起，于1838年2月21日在广州成立了一个“在华医学传教会”(Medical Missionarysociaty in China)的协会性组织。

它以鼓励医界人士来华，免费为中国人治疗，提供医院的医药、人员及通常必要的帮助。

这是中国成立医学学术团体的嚆矢。

国人创立西医学团体较早者当推“上海医学会”，19世纪末在国内维新思潮的背景下，身居观察的孙直斋和太史的王仁俊以及沈敬学等，1897年秋，在上海创立的。

其宗旨：以探讨西医原理，变革传统医学，主要活动为，延请名医举办义诊，附设医学堂以培养人才、创办《医学报》，并广购书籍及西医各种器具，备入会者随时取阅试演。

1898年5月苏州仿设“医学会”之后，该会改称“上海医学总会”。

该会虽非纯居西医的团体，但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此团体对我国的西医发展不无贡献。

此后，国内陆续组成一些医药学术团体，对中国医学的进步发展、医药队伍的团结与建设，以及人民群众的健康、公共卫生的普及，都做出了贡献。

现将其中影响较大的团体分述于后。

一、中国博医会在上海的美国圣公会传教医师文恒理(BooneHW．)鉴于传道医学活动范围日广，各教会来华的传教医师与日俱增，分散各地，素乏沟通交流，需要组织起来协调活动，广州虽有“在华医学传教会”的设立，但只局限广东一隅之地，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文恒理在《教务杂志》(ChineseRecord)上倡议组织成立“中国教会医学会”(China Medical MissionaryAssociation)，中文简称“博医会”，并推荐嘉约翰(KerrJ．)医师为主席组成筹备委员会。

倡议获得响应，“中国教会医学会”遂于1887年宣告成立，并在华北、上海、武昌、汉口、广州、福建、台湾等地设立分会。

初期有会员30名，至1913年会员达500多人。

此后数十年间，不属教会团体的西医师入会者日益增多，1925年改组为“中国博医会”(ChinaMedical Association)，凡符合入会资格的医师，不分国籍都可参加。

中国博医会设有出版及翻译、公共卫生、医学教育、研究、与护士会、医院行政等专业委员会。

主要活动包括编译重要医书、倡导并推行中译医学名词的统一、提倡公共卫生、推广医学教育、举行医学学术会议、出版《博医会报》杂志等。

这些活动对于中国医学事业的发展多有贡献。

二、中国护士学会在福州工作的美国护士信宝珠(Simpson C.

E．)倡议下，1909年8月在庐山牯岭集会筹建“中国中部护士联合会”后改名为“中国护士会”，于8月31日正式成立。

这时有会员13人，名誉会友5人，都是在华工作的外籍护士。

该会主要工作是制定统一护士学校的课程和编译教材、办理护士学校注册、组织毕业生会考和颁发毕业证书等。

翌年又增设专题研究委员会，负责护士教育的策划和管理实施，为以后中国护士教育工作奠定了基础。

中国护士钟茂芳在1914年召开的第1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副会长，从而改变了由外籍护士统管中国护士会的局面。

她将Nurse贴切地译为“护士”，并经大会通过认定，尚用至今。

1920年创刊出版《中国护士季报》。

1922年，国际护士会接纳中国护士会为会员国。

1923年改名为“中华护士会”,1936年又改名为“中华护士学会”。

1937年，侵华日军攻占上海后，总干事信宝珠由南京赴汉口设临时办事处，但1938年又撤回南京，1940年中华护士学会在重庆再次组建办事处，政府的以留守在沦陷区为由撤消该会的原立案未准建立。

此后，以“中国护士学会”之名重新登记立案，开展活动。

由于当时缺乏人力和经费，学会未能正常开展工作。

“中华护士学会延安分会”于1941年宣告成立，为解放区军民的健康做出了贡献。

三、中国药学会1907年冬在日本学习药学的留学生王绝文、伍晟、曾贞等发起成立“中华药学会”，1909年，学会在东京召开第一次年会，当时会员有27人。

辛亥革命后，多数会员学成归国，1912年药学会迁至北京，并向北京政府内务、教育、实业三部以“中华民国药学会”之名立案。

这时会员增至百余人，及至1914年由于诸多原因，会务中断。

此后1917年，留学日本的药学会会员在东京组织了“留日中华药学会”，继续“中华药学会”的工作，并编辑出版《中华药学杂志》。

“留日中华药学会”的会务，由于留日会员逐渐回国而停顿。

在北京的会员经多方努力，于1920年恢复了会务活动，浙江的部分会员组建了《药报》社，每月发刊一大张《药报》。

1926年会址移设上海。

1929年分别向国民政府民政、教育、卫生三部登记立案。

1935年在上海的会员积极努力下，会务工作得以恢复。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学会工作再次停顿。

总会留沪未撤退的部分负责人与上海分会联合继续进行会务活动，在重庆直到1942年才准以“中国药学会”的名称重新登记立案。

1947年成立了出版与教育两个委员会，分别主持出版与教育事宜。

中国药学会自1907年创立42年间共举行年会12次，编辑出版学术期刊《中华药学杂志》，后改名为《中国药学杂志》，还曾进行一些社会工作，如药典的编修、药学名词的译定、与有关药厂合作设立药学奖学金。

此外，学会曾就药学教育、药品生产、国药研究整理、药品检验、药政管理、药师职称、药学名词、药典改版等方面向政府提供建议。

四、中华医学会伍连德医师1910年在上海筹组全国性西医学术团体，后因故暂时被搁置，1914年，颜福庆、俞凤宾、伍连德等21位医师趁出席博医学会年会之际，于1915年2月5日在上海集会，宣布“中华医学会”成立，英文名主NationalMedical Association of China。

选举颜福庆为会长，伍连德为书记，会所暂设在俞凤宾医师诊所。

同年7月获当时北京政府教育部批准立案。

学会以“巩固医家交谊。

尊重医德医权、普及医学卫生、联络华洋医界”为宗旨。

会员分特别会员、普通会员、名誉会员三种。

1916年第1次大会选举伍连德为会长，并成立编辑部、会员部、医学名词部，公众卫生部，分别开展工作。

此后除每二年召开大会一次，并刊行《中华医学杂志》、《中国医界指南》，参加医学名词审查委员会，举办医药福利事业及为医学事业的发展和管理事项向政府提供建议，均有相当成绩。

中华医学会组织不断扩大，至1931年在广东、上海、北京、香港、湖南、汉口、济南等地，先后成立了支会，全国会员发展到775人。

中华医学会在国内外已逐步替代博医会，成为当时中国医学界的代表。

博医会提出与中华医学会合并的意向，经两会协商，于1933年合并，沿用中华医学会之名，英文名改称ChineseMedical Association，选举牛惠生为会长。

两会出版的杂志也同时合并，《博医会报》和《齐鲁医刊》分别并入《中华医学杂志》的英文版和中文版出刊。

两会合并后实力大增，中外会员达2767人，并允许牙科医师加入学会为会员，至1937年4月已成立专科学会和专业委员会12个。

抗日战争爆发后，学会随政府内迁，设总办事处于重庆，在昆明、上海、华盛顿设分办事处。

在战时困难条件下，继续维持《中华医学杂志》编辑发行，分别在成都、华盛顿出版英文版，重庆出版中文版。

抗战胜利后，总会迁回上海。

1947年学会加入了世界医学会这一国际医学组织。

这一时期学会拥有外科、公共卫生、儿科、眼科、妇产科、医史和病理微生物等7个专科学会及出版、防痨、医院标准、医学教育、业务保障、防癌、麻风等7个专业委员会。

自学会成立历年来编辑出版期刊5种、年鉴2种、重要书籍约130种。

自1915～1949年，学会在全国各地共设立分会33个，其中包括香港、澳门和纽约，会员总数达4000余人，为我国近代医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五、中国红十字会1864年成立了国际性救护组织“国际红十字会”，以红十字为标志，以尊重和救护交战双方的伤亡士兵，给予同样的人道主义待遇为基本方针。

我国孙实甫、鲰生等人自1888年起积极宣传红十字会的历史、性质、宗旨和任务，以唤起国人仿效。

1904年2月8日，日俄战争在我东北大地上爆发，有人兴办“东北三省红十字普善会”，未被国际红十字会认可。

同年5月，沈敦和等，约集上海官绅及各国驻沪机构代表协商，由中、英、美、德、法五个中立国建成“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前往东北战地救济难民和伤兵。

1907年，清廷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改名为“大清红十字会”，派吕海寰为会长，并拨款补助，是民办的慈善机构。

辛亥革命胜利后，“大清红十字会”改名为“中国红十字会”。

1912年被接纳为国际红十字会会员国。

至1922年我国已成立地方分会217处。

北伐成功后，1928年中国红十字会改名为“中华民国红十字会”。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1933年，总会设于上海。

至1937年抗战前，地方分会已达464处，医疗机构262处，会员13.

8万多人。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红十字会开展了大量的战地救护工作，1937年8月成立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下设37个医疗队。

随着战火的蔓延，医疗队陆续扩展到150个。

1938年还曾派出医疗队赴江西和延安，协助新四军、八路军为伤兵及民众进行医疗。

中国红十字会出版有1913年创刊的《中国红十字会杂志》、1921年创刊的《中国红十字会月报》，以后又有《会务通讯》和《救护通讯》1946年将上述两刊合并为《红十字月刊》发行。

从1904年至1949年期间，中国红十字会在救灾和卫生救护工作作出巨大贡献。

六、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为归国的留日学习医药和国内医药专家组成，创始人为汤尔和、侯希民等，成立于1915年8月。

学会设理事部、医学部、药学部及评议员若干人，每年召开常会一次。

总事务所设在北京。

1930年总事务所迁至上海，改称总会。

北平、南京、苏州、南昌、汉口、杭州、上海等地设有分会。

会员达800余人，其中不少著名医家同时也是中华医学会会员。

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主要活动有：出版年刊《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会报》，1917年10月创刊于北京；举行学术研讨会；参加医学名词审查委员会推行医药名词统一；调查寄生虫病；研究中医中药；向政府提供医药卫生事业的建议等，北洋政府时代，该会对政府的卫生方针影响大于中华医学会。

七、中国生理学会中国生理学会为我国生理学家与相关学种专家组成，创始人为林可胜、吴宪、伊博恩(RaedBE．)等，1926年2月在北京成立，选出林可胜为会长。

会员分为名誉会员、永久会员、普通会员三种。

凡其兴趣或研究工作与生理学有关联者，不分国籍，都可为会员。

每年召开一次大会，有时与中华医学会年会联合举行，以加强与临床学科的交流。

平时常举办小型的学术研讨会，进行学术交流和实验示范等活动。

此外，学会对生理学研究项目和人才培植，提供奖金给予经济支持。

1927年1月创刊《中国生理学杂志》(TheChinese Journal of Physiology)用英文出版。

抗日战争爆发后，学会活动陷于停顿。

1941年北平协和医院及医学院被日军接管关闭，《中国生理学杂志》也被迫停刊。

抗日战争期间，1938年，蔡翘和KilbonLG．成立并领导了中国生理学会成都分会，开展学术活动。

1941年创刊英文版《中国生理学会成都分会简报》四月刊。

刊载较简短的研究论文，由蔡翘主编，1945年抗战胜利后停刊。

八、中华卫生教育会1916年3月，博医会，中华医学会，中华基督教育青年会全国协会共同组织中华公共卫生教育联合会(JointCounilon Pubilid Health Education)。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派毕德辉博士(PeterWW．)为该会总干事。

1917年胡宣明被聘为副总干事。

此后，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中华护士会也参加了该会，成为会员。

该会下设总务组、编辑组、婴儿卫生组、学校卫生组、社会卫生组、牙齿卫生组。

1922年将会名改为中华卫生教育会。

1930年，国民政府设立卫生部，该会董事会认为提倡公共卫生的目的已达到，决议结束该会。

中华卫生教育会是我国最早提倡公共卫生的机构，主要活动是进行公共卫生教育、举办卫生展览、报纸宣传、卫生讲演等公共卫生宣传。

该会对我国公共卫生知识的普及，对人民的健康，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九、中国解剖学会中国解剖学会成立之前，1920年2月曾成立“中国解剖学会及人类学会”，当时有会员50人。

由于学术活动不多，实际处于停顿状态。

抗战胜利后，北平的一些解剖学家和相关学科的学者曾组织了解剖学和人类学学会，当时活动限于北平一地，范围很小。

1947年6月，中国科学社在上海组成中国解剖学会筹备会，并于同年8月，中国科学社、中国天文学会、中国气象学会、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地理学会、中国动物学会在上海联合召开年会之际，正式成立了中国解剖学会。

会章规定“本会以联合国内解剖学者(包括凡与解剖学有关联学科，例如比较解剖学、组织学、胚胎学、实验形态学以及体质人类学等)共谋解剖学之发展为宗旨。

”第一届理事会由7人组成，卢于道任理事长，有会员73人。

十、中国防痨协会中国防痨协会，全称中国预防痨病协会。

中国防痨协会是1933年由上海市卫生局发起，吴铁城出面组织官方、医界人士和社会名流，以及红十字会、扶轮社、青年社、基督教男女青年会、慈幼会等机关团体所成立，中国防痨协会以健康民众体魄预防痨病发生为宗旨。

会员不分国籍，分为个人会员和团体会员两种，团体会员以合法团体为限。

中国防痨协会下设医务委员会，至1936年先后在上海设立了3个诊疗所。

此外，开展形式多样的防痨宣传活动，又于1934年11月创刊《防痨月刊》，登载结核病病理和预防方法等，以普及防痨知识。

中国防痨协会虽是全国性组织，然而当时的各项活动仅局限在上海一隅，就全国而言，影响不大。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一些大城市陆续成立了地方性防痨协会，至1947年已有11处之多，1948年1月改组了中国防痨协会。

1948年创刊《防痨通讯》，主要报道各地防痨协会的动态和工作情况，对推动防痨协会工作的开展起到积极作用。

十一、全国医师联合会1928年末，卫生部颁布“开业医师登记法”遭到开业医师普遍不满。

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他们在1929年11月成立了全国医师联合会。

它的宗旨是：(1)促进医药研究；(2)会员之间在权益受侵害时互相支持，保护开业医师；(3)提倡成立促进卫生设备的组织；(4)协助政府制定关于管理医师业务的法规。

1934年在执委会下组织了专业委员会，其中“助产士教育研究委员会”，为我国最早的妇产科学术团体。

出版的刊物为《医事汇刊》。

上述团体之外，还有1921年胡宣明创立的中华卫生学会，以开展卫生运动唤起民众。

1921年成立的上海医学联合会、1926年成立的中国麻风协会、1935年成立的中国预防花柳病协会、1935年在南京成立的中国卫生教育社、1937年成立的中华麻风救济协会、1938年成立的中华天主教医师协会、1946年成立的中华营养促进会等。

在革命根据地成立的学术团体有：1933年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卫生研究会”，1940年成立的“医务研究会”，抗日战争时期在太岳军区成立的“中西医药协会”，1945年在陕甘宁边区成立的“边区中西药研究总会”及其分会、支会等，这些团体对开展根据地的医药卫生工作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中医篇近代中药学、方剂学的新成就中药学的发展近百年来，在西医学大量传入的影响下，我国传统医学受到冲击和歧视。

由于中药治病疗效显著，它的存亡直接关系到人民健康和国计民生，因而受到广泛的重视，得到较大的发展。

一、古本草著作的整理研究《神农本草经》的辑佚顾观光于道光24年(1844年)完成《神农本草经》重辑本四卷。

《神农本草经》的注释和阐发近代对《本草经》的汇纂、注释和阐发有较大进展，其中以仲昂庭、沉其煜、蔡陆仙等人的著作较为突出。

蔡陆仙，于l937年编成《中国医学汇海》。

书中分为经、史、论说、药物、方剂、针灸七部，其中经部首列《神农本草经》及各家论注。

二、药性、药效研究的进展长期以来我国医药学家从临证实践中深切体会，必须熟知药性、药效，针对患者病情选择用药，才能取得良好的疗效。

到近代，随着生物学、化学等学科的发展，医药学家不仅运用传统理论和方法对药物功效作较深入的探访，同时也试图采用国内外学者某些研究方法，以确认药物功效，取得了一些进展。

传统的药效理论研究近代医家在继承前代经验的基础上，十分重视以药物功效分类研究中药，其中比较突出的首推屠道和《本草汇纂》。

周岩的《本草思辨录》更具有特色和深入。

周岩于1904年初夏编写成《本草思辨录》四卷。

效研究的新进展这一时期，在“中医科学化”思潮的影响下，一些医家不满足于传统的药效理论研究，他们试图采用西医药理解释药物功效，或是采用化学分析、提取药物有效成分等方法确认药效。

突破了原有的框架，开创了药效研究的新途径，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留日学者丁福保是其中较突出的代表。

丁福保于1933年编写成《中药浅说》。

书中按药物功效，以西医药理论分为强壮健胃消化药、解热药、利尿药、镇痛镇静镇痉药、镇咳祛痰药、收敛药(或有止泻止血之效)、兴奋药、泻下药、变质解凝药、驱虫药10类。

继《中药浅说》之后，又有赵体乾编述的《中药新说译解》(约1936年)。

与此同时，福建仙游医家温敬修编写的《实验药物学，经秦伯未校订，1935年由上海中医书局出版。

全书分正编、续编，收载药物587种(其中植物部466种、矿物部52种、动物部69种)，分为强壮药、强(健)胃消化药、泻下药、利尿药、收敛药、冲动药、祛痰药、解热药……等23类，对药物科属、异名、形态、成分、效用、处方、禁忌、用量等均有记述，尤其着重于对药物功效的阐述。

总之，近代研究药物功效的方法有较大进展，用化学分析、提取药物有效成分是其中一种手段，从总体上看它对于投进药效研究的深入发展有一定作用。

三、中药鉴别与炮炙药物鉴别《增订伪药条辨》是曹炳章在郑肖岩《伪药条辨》的基础上增补编写的一部集大成的鉴药专著。

郑肖岩于1901年著成《伪药条辨》一卷，收载药物110种。

曹炳章(1877～1956年)，字赤电，浙江鄞县人，出身于商贾家庭，通晓中医中药。

1913年在绍兴发起创设“和济药局”，倡导药品改良。

先后出任神州医药总会绍兴分会评议，中央国医馆名誉理事，热心发展中医事业，主编《中国医学大成》，著述亦多。

于1927年夏编写成《增订伪药条辨》，《增订伪药条辨》分为四卷，凝集了两位医学家的智慧与经验，书中共载药110种，分为山草、芳草、隰草、毒草、木、石、虫介、兽8部。

《增订伪药条辨》于1928年由绍兴“和济药局”刊印，在国内广泛流传，对于提高医药人员鉴别药物能力，丰富药物知识，有着较大影响。

其后，有陈仁山的《药物出产辨》(1931年)；汪雪轩《鉴选国药常识》(1936年)。

总之，近代中医药工作者的鉴药经验更加丰富，有关药物真伪品种、形态与功能的对比更为细致和全面，并在小范围内引用了彩绘、摄影及理化鉴定等新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宏观写生的不足。

但从整体看，近代鉴药工作仍处于传统经验观察阶段，使药物鉴别学的发展受到不少限制。

近代制药学的发展近代刺药学，包括中药制剂与生药炮制两大内容。

与传统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进展相较而论，中药制药学是近代中医药领域中发展较快的一个分支，出现了一批从事制药的专门人才和有见地的制药专著。

近代中药制药学的发展有几个明显特点：①倡导改革，吸收新说。

②重视传统理论对炮制与制药学的指导作用。

③强调制药标准，即符合药学药性原理，制作得当，生熟有度。

粗略统计，这一时期制药方面论著约十余种，其中学术成就较突出的有杨叔澄《中国制药学》和周复生《药业指南》四、药用植物、图鉴及其它随着近代生物学、药理学等学科的发展，不少学者、药学家注重对药用植物、常用药物作实地考察汇集，并对药物科属、形态、成分等进行较深入的研究，拓宽了药物学的研究领域，其中成就较突出者有吴其浚、赵燏黄、杨华亭等。

吴其浚(1789～1847)博学多才，“官迹半天下”。

平生酷爱研究各种植物，公余闲暇常精心收录经、史、子、集、方志中有关水陆草木的记述，汇编成《植物名实图考长编》22卷，收栽植物838种。

方剂学的成就由于近代对疾病的认识不断深入，新的经验不断丰富，治疗方法渐趋多样化，作为辨证论治的主要工具的方剂学也随之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主要表现在对方剂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大型方书的继续整理和编纂单方、验方、秘方的汇编整理工作更为突出。

不少医家在努力探索中医学发展的同时，吸收了一些近代西医药学的知识，编写出一些汇集中西医的验方著作，从方剂学方面为中西医的汇通做了初步尝试。

这一时期方剂学研究的特点是由博返约，向理论研究深化。

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如下：费伯雄《医方论》费伯雄著于1865年，费氏针对《医方集解》所载方药详加评论，从中反映出费氏在方剂学理论研究方面的见解和成就。

作者强调辨证论治，反对滥用方药。

他的评述对后世深入学习方剂理论，正确掌握制方之法及临床用途，具有较高价值。

蒋方芳《时方论》该方不仅是一部简明实用的教本，也是当时较好的方论著作《时方论》以阐述主理的主要内容，所列87方(例案)，方论紧密结合，论述简明透彻。

近百年来，不少医家长期致力于整理编纂古今方书，取得较突出的成就，较早的有文晟辑《医方十种汇编》。

在此之后，出现了多种大部头的总结性方书，如曹绳彦《古今名医万方类编》、吴克潜《古今医方集成》、察随仙《中国医药汇海·方剂部》等等，并有一些沟通中西医的著作。

这一时期，单方、秘方、验方的收集取得较突出的成就，据不完全统计，先后编纂刊印的各种方书约达300种，其中有一些流传较广和有特色的著作。

鲍相璈《验方新编》于1846年仲春汇编成。

全书约92门(部)，各病症下附有单方、验方，共收3240余万。

以价廉，易得，有效为原则，力求方药稳妥。

王士雄《四科简效方》王士雄一向重视收集单方、验方，18454年辑《四科简效方》便于穷乡僻壤，无医少药之地查用；此外尚有龚自家等《医方易简新编》；黄伯垂《经验良方大全》；杨馥焦、潘之伟《经验秘方》李克蕙《验方辑要》等。

此期还有不少汇通方书，如丁福保《中西医方会通》，陈继武《中西验方新编》以及唐川《六经方证中西通解》等。

近代中西医汇通之探索中西医学比较研究近代由于西医传播，中西医接触日益增多，一些医家试图通过“比较”的方法，分析两种医学的长短异同，以求正确对待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

早期对中西医学进行比较的医学家有王学权、王孟英、陈定泰、罗定昌、合信等。

陈定泰(约19世纪)在他所著《医谈传真》（1844）一书中，将王清任《医林改错》中的“脏腑图”与西洋人所绘“解剖图”加以对比。

在来华的外籍医生中也有人对中、西医学进行比较研究，英人合信氏可谓最早的代表。

由此可以看出19世纪中期到30世纪初期，中国医学界对中西医学进行比较研究，已经进行了初步的尝试。

汇通派代表医家的学术思想汇通思想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清初西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1890年李鸿章在为《万国药方》作序时提出，“倘学者合中西之说而会其通，以造于至精极微之境，与医学岂曰小补！

”他提出“合中西之说而会其通”的主张。

西洋医学在我国广泛传播，引起了中医界的普遍重视。

一些中医界的人士逐渐形成了中西医汇通的思想和学派，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

代表人物有唐宗海、朱沛文、恽铁樵、张锡钝等。

唐宗海的“折衷归于一是”唐氏主要活动于19世纪后半叶，正处国难深重，内外矛盾日益激化，欧风东渐，西学在中国迅速传播。

他力主顺乎潮流，成为我国中医界明确提出“中西医汇通”口号的第一人。

他指出，“西医亦有所长，中医岂无所短……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

”（TangZongHai Esseutials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Western Medicine Shangjiang: Yuhai PublishingHouse,1894.

唐宗海：《中西汇通医经精义》，清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申江油海山房石印本⑵），其主张(1)“折衷归于一是”建立尽善尽奖之医学，(2)中西医学原理相通，(3)重中轻西，厚古薄今。

作为早期中西医汇通的代表，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

《清朝续文献通考》中说：“近代医家，喜新者偏于西，泥古者偏于中，二者未将中外之书融合贯通，折衷至当。

唐氏慨之，研精覃思，著此五种书，执柯伐柯，取则不远。

”正是当时对唐宗海的评价。

朱沛文的“华洋医学各有是非”朱沛文(约生于19世纪中期)，字少廉，著《华洋脏象约纂》一书(1892)，又名《中西脏腑图象合纂》。

他强调学习西医的解剖知识，以弥补中医学对人体结构缺乏细致了解的不足，他对汇通中西医学态度比较慎重，采取“通其可通，存其可异”，“不能强合”。

张锡纯的“衷中参西”张锡钝在充分吸取前人见解的基础上，不以中西之界横亘胸中，在立足我国传统医学的根基上，“采西人之所长，以补吾人之所短（ZhangXichun.

Records for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sand Western Medicine,BeiJingeoples Health PublishingHouse,1974,18.

张锡纯：医学哀中参西录，人民卫生出版社，1974：18⑶）”，确立了“衷中参西”的汇通原则。

张锡纯警重从临证治疗，特别是药物治疗上来沟通中西医学。

他为中西医汇通提出了一条新的思路。

恽铁樵的“新中医”恽铁樵具有深厚的旧学根底，广泛地接触了中西文化，又通晓英语，这些使他有条件对中西医学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从事中西医汇通的探索，提出一些独特性的见解。

他在《伤寒论研究·总论》中强调指出：“居今日而言医学改革，荀非与西洋医学相周旋，更无第二途径。

”又说，“中医而有演进之价值，必能吸收西医之长，与之化合，以产生新中医。

”他认为：“中西医之不同，乃由于中西文化之不同”。

“是根本不同方法之两种学说（YunTieqiao study on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s.

In:Secondvolume of Yao’an’s collection of Medical Books.

Page 10and page 81.

恽铁樵：《药庵医学丛书》第二辑下《伤寒论研究》，10页，81页）”。

中西医汇通的经验教训一、经验从不同的角度探索沟通中西医学的途径，比较两种医学体系的异同和优劣、长短，在比较与汇通中维护宣传中医学理论，成为近代医学史上一个重要课题。

把吸取西方医学的科学方法，作为发展中医学途径之一，尽管是初步的尝试，但对后人也是重要的启示。

重视临床疗效，从临床需要出发中西两法并用，可供后人借鉴。

二、教训鉴于时代与个人的局限，他们在思想上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倾向，在方法上存在生搬硬套、牵强附合、简单粗糟的现象，这是值得记取的教训。

在学术思想上存在明显的崇古尊经思想，不同程度上束缚了他们的创新。

总之，从事中西医汇通派的医家在提倡向西医学习的同时，坚持了中医之长，如整体观、脏腑学说、阴阳五行学说、四诊八纲和辨证论治的方法等。

他们提出采西医之长如化学、机械、实验等也符合实际。

从这一角度上评价他们的工作是有益的，他们为后人留下的经验教训也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总结与借鉴的。

近代中医药界的抗争与革新运动中西医论争一、关于中医基础理论的论争近代中国医学史的核心问题是中西医的比较与抉择。

西方医学的大规模传入，造成了国内中医、西医两种异质医学体系并存的局面。

因而，通过比较并作出抉择便成为中国医学界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围绕这一问题，医学界人土提出了多种观点，表现出多种态度。

中西医之间出现正面的论争，是民国建立以后的事情。

1916年余岩刊布《灵素商兑》，率先向中医基础理论宣战。

论争涉及阴阳、五行、运气等内容。

其后20年间，中西医日趋对立，论争日益激烈，卷入者也越来越多。

1922年恽铁樵著《群经见智录》，正面回应余岩的挑战。

其间中西医界都发表了各自的看法，中医界以陆渊雷、吴汉仙、陆士谔等人的言论较有代表性，而西医界人士多是应和余氏的主张。

1988年，杨则民著《内经之哲学的检讨》，从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研究《内经》，同时也是批驳余氏废止中医观点的力作。

恽铁樵与《群经见智录》余云岫早年留学日本，受明治维新时废止日本汉医思潮影响，于1916年发表《灵素商兑》，否定《内经》，诋毁中医理论。

恽铁樵于1922年著《群经见智录》，次年著《伤寒论研究》，是中医界第一个挺身而出应余云岫挑战者。

《群经见智录》是恽氏学术思想的奠基之作，他在该书中提出的关于《内经》基本理论的创见，对构成中医学基础的阴阳五行，六气等作出较令人信服的解释，具有较高的水平。

恽氏提出，《易》和《内经》都依四时立论。

在此基础上，恽氏指出，“五行为四时之代名词”，“《内经》言五行配以五藏，其来源本于天之四时（YunTieqiao.

Study in Five Elements.

In: Intelligence shownin classical medical Books.

Wejin: Yun’s PublishingHouse,1922,21.

恽铁樵：群经见智录，五行之研究第八。

武进恽氏铅本，1922：21）”。

因而提出中医学的五脏乃“四时之五脏”的命题，揭示了中医基础理论的奥秘所在。

杨则民与《内经之哲学的检讨》杨则民(1893—1948)，字潜庵，“乃承恽氏之余绪”，而另辟途径，主张吾人欲讨论《内经》之真价，宜以哲学的眼光衡量之，不当以自然科学之见解批评之。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然则《内经》之思想方法果何如乎？

吾敢毅然断之曰：辩证法也（YangZhemin.

Study on philosophy in Internal Classic.

Edilorial Department of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1984.

杨则民：内径之哲学的检讨，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编辑铅印本，1984：）。

”其它中医名家与余氏的论争如陆渊雷于1928年发表“改造中医之商榷’等文，参与论争。

吴汉仙、陆士谔均与余云岫展开针锋相对的论争二、关于阴阳、五行、运气存废的论争1900年前后学术界已出现否定五行说的思潮，在当时学术界影响较大的学者如严复、梁启超都有这方面言论。

梁启超1923年5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阴阳五行说之来历”，其文开篇便说：“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

今当辞而辟之”。

1926年，章氏太炎在《医界春秋》上发表“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从而掀起一次讨论五行存废的高潮。

章氏主张废弃五行说，由于他与中医界保持相当密切关系，在中医界影响较大。

民国建元到抗战爆发之间的20余年间，关于五行、阴阳及运气说的存废之争不断。

江苏的袁桂生，1915年将“废五行说”作为一项提案交神州医药总会讨论。

他主张废去五行但不主张废阴阳。

陆渊雷、叶古红、秦伯未等医学家，以及新加坡的黎北海先生等都曾对此问题发表不同的见解。

由此可见，近代关于阴阳、五行、运气存废的论争，是与当代的时代潮流相关的。

维护中医药的抗争运动中西医之间由论争发展到激烈对抗，主要是在民国时期，民国元年(1912年)学制改新，北洋政府屏中医于学制之外，由此引发了中医界首次的抗争请愿活动。

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废止中医论者得到当局的支持，废止中医活动愈演愈烈。

1928年全日教育会议上，汪企张首次提出废止中医案，未获通过。

翌年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由余云岫提出的废止中医案获得通过，成为民国时期大规模中医抗争运动的导火线。

其后为设立中央国医馆，颁布《中医条例》都引起中西医双方激烈的斗争，直至抗战爆发才告一段落。

一、北洋政论时期争取中医教育合法化的请愿1918年7月，北洋政府举行教育会谈，参照日本学制，制订了《王子癸丑学制》。

1912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医学专门学校规程》。

1913年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了《大学规程》医学、药学两门，完全没有中医药学方面的规定，这就是民元的所谓教育系统“漏列”中医事件。

首次请愿活动，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法规后，引起了中医界的警觉，有识之士纷纷谴责。

首先提出抗议的是上海神州医药总合会长余伯陶(德埙)等人，该会还联合了其它省市的中医药同业组织“医药救亡请愿团”。

至1813年10月已有19个省市的医学团体响应此举，并派代表参加。

当时推举的代表晋京请愿。

二、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医抗争运动1929年2月23—26日，南京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由卫生部副部长刘瑞恒主持。

会上讨论了有关废止中医药的提案共四项，分别是：1、中字第十四提案：《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

2、生字第二十二号提案：《统一医士登录方法》。

3、生字第三十六号提案，《制定中医登记年限》。

4、生字第四十二号提案：《拟请规定限制中医生及中药材之办法案》其中，余云岫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基本包括了后三项提案的内容。

他在提案中提出了彻底消灭中医的具体措施共六条。

会上还议决将上述四项提案合并为《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委托卫生部施行：甲．旧医登记限至民国19年(1930年)底止。

乙．禁止旧学校。

丙．其余如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之宣传品及登记介绍旧医等事由，卫生部尽力相机进行。

这就是中医近代史上著名的“废止中医案”。

全国中医药界联合请愿，1929年2月26日，上海《新闻报》首先披露此事。

消息传出，全国为之震动。

上海市中医协会首先发起召开上海市医药团体联席会议，邀集神州医药总会、中华医药联合会、上海中国医学院、医界春秋社等40余个中医药团体的代表商讨对策(PetitionReport of National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Organizations Chronicle of Medical Field,1929,34:48.

全国医药团体请愿报告,医界春秋，1929，(34)：48)。

会上讨论决定，组织上海医药团体联合会以便采取统一行动，议决筹备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定会期为3月17日。

1923年8月17日，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假上海商会会场举行开幕式。

为了表示对大会的支持和拥护，上海中医、中药界分别停业半天，药店门前张贴许多醒目的标语，如“拥护中医药就是保持我国的国粹”、“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的死命”、“反对卫生部取缔中医的决议案’等等。

会场上悬挂着巨幅对联“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

出席大会的有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川、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15省132个团体的代表共262人。

大会还推举陆仲安、随翰英、蔡济平、张梅庵等为主席团成员。

请愿问题，议决由执行委员会负责办理。

推选谢利恒、随翰英、蒋文芳、陈存仁、张梅庵组成晋京请愿团，张赞臣、岑志良为随行秘书。

分别向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政府、行政院、立法院、卫生部、教育部等单位请愿，要求撤销废止中医提案。

由于全国中医界的据理力争，迫使南京政府在强大的社会舆论面前作出让步，不得不将废止中医案搁置起来。

然而这没能使南京政府歧视和排挤中医政策性根本变化。

1929年12月1日，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第一次临时代表大会如期在上海举行。

出席者有17行省及香港、菲律宾等地区233个团体，457位代表会议历时五天，群情激愤，提案有百余项；经大会讨论议决组织请愿团(Recordsof First Provisional National Congress and Petition.

In:Compilation of Business Record of national.

1931.

45～56.

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会务汇编，第一次临时代表大会及请愿情形,该会铅印，1931：45～56)。

12月7日，请愿团启程入京请愿，请求撤销阻碍中医药发展的各项政令。

全国医药总合于1929年12月领导组织的第二次大规模请愿争取到蒋氏手谕后，各地中医药同业欢欣万分。

三、中央国医馆的成立中医药界仍未摆脱危机四伏的险境。

全国医药总合执委裘吉生、蒋文芳、蔡济平等虑及此情，忧心如焚，认为症结在于当局者对中国医药学内容不甚明了，遂决定具文呈请国府仿国术馆设国医馆。

经过多方努力，中央国医馆部冲破重重阻力，终于1931年3月17日宣告成立。

国医馆理事会召开全体大会，推选陈立夫为理事长，推举焦易堂为馆长，陈郁、施今墨为副馆长。

后陈立夫以政务繁忙迭请辞职，7月21日常务理事会议决定准其所请，由彭养光代理理事长之职。

该馆成立之初，即延聘施今墨等学术整理委员，其任务是负责起草、制定中医药学校整理工作计划及中医药学术标准等。

四、中医药抗争运动的历史意义中医药的抗争运动对近代中国医药界的盲目西化思潮起到了批判作用。

从这一点来讲，近代中医抗争运动具有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

应当首先认识到，近代中国吸收西方文化完全是被迫的，是与近代中国的严重的民族危机联系在一起的，其前提是帝国主义把持着中国的命脉。

民族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也是对这种历史环境的一种反应。

文化运动中，更有人提出要“剿灭”中国文化，废除汉文，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便是这种反应的显例。

中医药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因而，中医药界兴起的旨在保存中医药学，反对废止的抗争运动，无疑具有反对民族虚无主义的意义，并对纠正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误倾向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有效地抵制了帝国主义的医药文化侵略。

近代中医药抗争运动从爆发时起，便己超出了医学学术的范围。

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的金融和财政。

因此，他们不但在商品竞争方面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而且在金融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

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都在实质上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代言人。

他们也在制定法令、政策时看主子的脸色行事。

提倡中医药学显然不利于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医药产品垄断国市场，因而帝国主义国家都拼命扩大各自的势力范围，通过开办医校、医院实施经济和文化侵略。

近代中国的中医药从业人员数以十万计，遍及全国各地。

中药材和成药的销售额，每年数以亿元计，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中医若废，全国中医药从业人员包括中医师、药商、药工、药农便失去生计，政府也失去大笔利税收入。

同时，由于国产西药无法满足需要，只能大量依赖进口，增加贸易逆差，给中国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

中医药界有识之士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1929年即提出“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所以说，近代中医药抗争运动具有抵御列强对中国经济、文化侵略的深远意义。

综上所述，近代中医抗争运动，无论从保存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反对民族虚无主义方面而言，抑或从抵制帝国主义经济、文化侵略方面而言，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由此可见，中医药学能在近代中国得以生存发展，正是这场历时数十年的抗争运动努力的结果。

探索中医革新之路一、中医革新思想萌芽在医学领域形成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并存的格局，“医学改良”遂成为当时中国医界最盛行的一种思潮。

1904年，周雪樵在上海发起创立医学研究会，并创办《医学报》，旗帜鲜明地主张中国医学改良。

陈莲舫、余伯陶等，组织上海医会，主张中医自身整顿以抵制西医侵夺之势。

1908年，绍兴中医药界通过组织学会，发行刊物，积极致力于中医学的改良和革新。

这几个社团均把改良中国医学作为宗旨。

二、中医学术革新潮流恽铁樵的改进中医主张恽氏强调指出，要以中医为主体，吸取科学方法加以整理改进。

中、西医学的文化基础不同，体系不同。

“西方科学不是学术唯一之途径，东方医学自有立脚点(YunTieqiao.

Discussion on Suggestion to Names of Diseases,In: Collection of Yaoyan MedicalBooks.

恽铁樵：药庵医学丛书。

对于统一病名建议书之商榷)”。

他强调中医学的主体地位，使其改进中医学的主张避免了废医存药的偏颇取向，他提出的改进中医主张，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对中医学的发展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祝味菊论改进中医的程序第一、二步就是吸取西医生理、解剖及病理等学科之所长，以补中医之不足。

药物学方面，祝氏认为既应参考古法，又当采取西医的研究方法使之更臻完备。

以上三步完成后，逐步推及方剂学、诊断及治疗学，是为改进中医的第四步(ZhuWeiju.

Discussion on Procedure to Improve TCM.

ShenzhouJournal of Medicine and Meteria　Medica,1924.

2(4):8.

祝味菊：改进中医程序之商榷，神州医药学报，1924，2(4)：8．)。

三、中医科学化运动“中医科学化”是三十年代初到五十年代初中医界最有影响力的思潮。

坚持这一主张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医学家有陆渊雷、施今墨、谭次仲、张赞臣、余无言等。

陆渊雷倡导“中医科学化”最力。

实际上，陆氏的科学化思想导源于恽铁樵的革新中医思想，不同的是，陆氏更明确地提出以西医学作为参照物，他肯定了中药疗效，主张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医。

陆渊雷从改革中医以谋自存的本身出发，由于他以西医学作为价值和真理的评判标准，最后落入否定中医理论的陷阱，其心路历程颇为值得玩味。

施今墨早在三十年代就倡导中、西医要互相学习，融汇贯通。

他认为中医要革新，不能固步自封：“中医改进方法，舍借用西学之生理、病理以互相佐证，实无他途(Prefacein Graduation Autograph Album of second Graduating Classin North China College of TCM.

华北国医学院第二届毕业纪念刊·序言)”。

他主张中医科学化，强调要用科学方法阐明中医理论。

在临床诊治时，他多用西医病名，参照西医器械检查的结果。

施氏认为中医病名繁杂，不利于中医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呼吁中医标准化。

四、中医学术革新运动的历史意义近代中国医学史的核心问题是中西医的比较与抉择。

在为由此引发的生存危机不断进行抗争的同时，中医界内部也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激烈的论争，从而形成了绵延数十年的中医学术革新运动。

中医界围绕中医学术革新问题，提出了形形色色的观点，先后参与论争者逾百家。

中医学术革新运动和中医抗争运动相互交织，构成了近代中医史的主要内容。

产生中医学术革新运动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近代化。

那个年代，“物尽天择，优胜劣败”这个信条倍受推崇，这是中医学术要求革新的内在压力。

最先剖析中医自身缺陷并提出革新主张的就是中医人士，正是这种时事的反应。

清末民初中国医界提出的“改良医学”的口号，可视为中医学变迁的总基调。

二十年代后，这个口号先后分化为“中医革新”(以恽铁樵为代表)和“中医科学化”(以陆渊雷为代表)两种影响较大的思潮。

三十年代中期后，这两种思潮在革新中医学术的方法和结局方圆的分歧日益扩大。

四十年代中期，中医学术革新运动虽现出新的特点。

更多的年轻中医的参与，对中西医比较也更为客观平正，视野也较为开阔。

中医学术革新运动是近代中医界对社会和历史环境的变化作出的积极反应。

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运动未能改变近代中医的境遇，也未能产生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成果。

但他给中医界带来观念的更新和全局性影响是深刻的。

这种致力于发展和完善中医学术的探索，为中医学的发展摄供了方向性依据，因而中医学术革新运动有着很需要积极的历史意义。

近代中医临证医学的发展内科在近代百余年动荡的社会环境里，中医为保障人民的健康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医疗实践又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

近代中国传染病流行猖獗，中医中药治疗热病（包括喉、痧、痘、麻等）有很好的疗效。

在总结临床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了仲景的伤寒学说和清代的温病学说。

而且近代医家趋于从临证实际出发，吸收经方、时方之长，融合伤寒温病学说；此外，临证各科之间相互渗透明显，如在外伤科的诊疗中，注重运用内科理论指导，采用大量内科方药诊治外伤患者，取得了明显的临床效果；西医传播对中医诊疗方法的影响也是这一时期学术发展的特色。

临证各科在医疗实践中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如妇、儿、针灸、推拿、气功等均取得相当进展，刊行了大批的专科医著。

总之，临床医学内容十分丰富，它是近代中医学发展的核心。

本章仅就学科发展的主要趋势和突出成就作一概述。

一、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对温病理论中新感伏邪的进一步认识在近代医学发展的历程中，对温病学最有贡献的医学家当首推王孟英。

王孟英《温热经纬》中，突出的特点是，将湿病分为伏气、新感两大类，详析其病因及辨治方法。

王氏关于伏气、新感温病的观点并未得到一致赞同，叶霖批评他说：“温暑为病多属外邪逗引伏气，惟当视其内外之轻重而消息治之，苟无伏气只外感微邪治亦易易，海宁每讥吴鞠通界划三焦，而自却强分内外，叶香岩发挥景岳全书于温暑条下言之綦详，此篇（叶天士温热论）辨论营卫气血之理，内外轻重之机，而示人以活法，何得更定为外感温热而不系伏气，岂必阳明白虎栀豉数证始可谓之伏气哉，强作解人妄事穿凿陋矣。

”（邓铁涛，温病学说的发生与成长，中医杂志，1955，6(5)：）。

关于新感伏邪，雷丰也有自己的认识。

雷丰著有《时病论》(1882）一书。

他以四时为主线，阐述了不同季节外感病的发生发展机理和特点。

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的交替，四时又各有主气，感受不同的时气，可引起不同的疾病。

雷氏将四季之病的因、脉、证、治，条分缕析，互相比较，对后世全面认识和治疗四季新感之病，大有裨益。

除了新感病之外，雷丰还对伏气病多有发挥，他极力推崇伏气学说，《时病论》就是将《素问·生气通天论》中“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春伤于风，夏生飨泄；夏伤于暑，秋病亥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八句经文作为全书的纲领，足见其对伏气学说之重视。

他将不同季节的伏气为病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概述了时病62种，拟定治法64则，临证验案85例，附论13首，在治疗方面提出了不少颇有见地的论述。

柳宝诒（1842～1901)，主要著作有:《温热逢源》、《柳选四家医案》、《柳宝诒医案》、《惜余医话》等。

在温病学方面，以《温热逢源》(1900年)贡献最大。

《温热逢源》共三卷，是专门论述伏气温病的著作。

柳氏的学术观点，进一步发挥了王孟英的有关伏气温病的学说。

对温病的治疗自1840年以后，由于江浙一带经济、科学、文化比较发达，再加上交通便利、河流密集、人口流动大等原因，温病流行频繁,因此,温病学家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

有些医家虽然从理论上承袭前人，但在治疗方面却有自己的独特见解。

王孟英根据叶天士、吴鞠通的经验和自己的临床体会，明确提出了治温以保阴为第一要义。

他对喻嘉言所谓“人生天真之气，即胃中之津液”论点推崇备至，认为保阴要以生津益胃、滋补肾阴为其要旨。

胃中津液不竭，人必不死，因而“救阳明之液”是治温热诸病之真诠。

王氏常用石斛、沙参、西洋参、花粉、麦冬等濡润胃津，尤善用西瓜汁、梨汁、蔗浆等果汁以甘凉生津。

同时，考虑到病人多为真阴不足，上盛下虚，感受温邪往往导致肝风骤动的营血险证，仅用清解凉营法已不能效，故常加入“三甲”、“二至”、阿胶、枸杞等滋填真阴之品，以获良效。

金子久（1870～1921），名有恒，近代浙江名医。

金氏对温病学派探研甚勤，尤得力于叶氏《临证指南》和喻氏《寓意草》，并有所发挥，而且能结合临床，随宜而用。

他将温病概括分为四个阶段。

病在气分时，金民没有拘于吴鞠通的大热、大渴、大汗、脉洪大“四大”学说，常根据病人体质和证情的不同，灵活化裁。

如同时兼有表证未解或阳气不足的，用桂枝白虎汤；兼有湿热症状时，加苍术为苍术白虎汤等等；病在营、血分时，选用三甲复脉汤以滋阴养血，柔肝熄风；恢复期，强调养胃阴。

陈良夫(1869～1920)，名士楷，自号静庵。

近代浙江名医。

对于温病时邪，陈氏推崇叶、薛、吴、王诸家，他认为温病有新感温病、伏气温病和新感引动伏气等不同，其诊疗以卫气营血为辨证依据，以汗、下、清作为治疗的大法。

对于温病夹痰、夹肝气的治疗尤有独到经验，并特别重视温病治疗中的养阴保津。

范文甫(l870～1936)，名赓治，晚号文虎，浙江鄞县西郊人。

他家学渊源，儒而后医。

他尊《内经》、《伤寒论》为医学源泉，并参合后世诸家以兼收并蓄，善于治寒，长于治温。

他认为，治温病之法，当以护津为要，常用梨头、花粉、芦根、生地等药，辨证论治予以应用。

在学术方面，他赞同陆九芝指出的阳明病就是温病，白虎汤即为温病的治法。

认为“伤寒方可治温病，温病方，又何不可治伤寒。

”因而，仲景之白虎、承气、复脉、黄连阿胶诸方，为其治温病所习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对传染病的认识清代以后，由于中外交流日趋频繁，许多新旧传染病如鼠疫、天花、白喉、猩红热、实性霍乱等都严重地流行，1840年以后，虽然传染病学没有成为独立的专科，但却受到医学家的普遍重视。

（1）鼠疫此时期有关鼠疫的著作，主要有：1891年吴学存撰《鼠疫治法》，在此基础上，罗汝兰1895年改编增补为《鼠疫汇编》；1901年又经郑奋扬重新编纂，增订为《鼠疫约编》，该书列有探源、避疫、病情、提纲、治法、医案、验方共八篇，论证鼠疫病因是由地气爆发，热气熏蒸，鼠先受之，人触其气，流行成疫；病机是热毒迫血成瘀，主张采用上、中、下三焦辨证，治疗移用王清任《医林改错》中的活血解毒汤加减，其著述有一定见解。

1910年余伯陶农吴、罗、郑著述的基础上作《鼠疫抉微》，分成病情、治法、药方、医案四部分。

郁闻尧于1910年作《鼠疫良方汇编》，曹廷杰1911年著《防疫刍言》。

另外，何廉臣编撰的《全国名医验案类编》中，载有鼠疫验案十余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中医治疗烈性传染病的水平。

（2）霍乱根据范行准先生所考，西方于1817年出现第～次霍乱大流行。

之后在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由海路带至广州，至此，中国才有真性霍乱，即除了上述消化系统症状外，伴随大规模的流行，死者不计其数。

由于此病传入之初，不分其病源，故也与鼠疫一样，根据其病状而命名，如“吊脚痧”、“痧症”、“绞肠痧”、“瘪螺瘟”、“麻脚瘟”等。

有关霍乱的著述，主要有：王孟英于1838年(道光18年)著《霍乱论》。

王氏生值霍乱流行时期，尤以江浙、上海一带为甚。

他在整理临证经验的基础上，阐发见解，详细论述了霍乱的病因病机和辨证治疗，并附有医案验证，对后世的影响较大。

其治疗方法：热霍乱——兼湿者，分利阴阳，祛除暑湿，用胃苓汤；热甚者，清其暑火，潜消其湿，用桂苓甘露饮。

伤暑霍乱兼厥逆烦燥者，用燃照汤；霍乱转筋者，宜蚕矢汤。

寒霍乱——病轻者，用藿香正气散或平胃散；病重者，见元气耗散，阴盛格阳，宜理中汤或四逆汤加食盐并服。

除此之外，王氏还广泛采集治疗霍乱的简效方法，王氏还详辨了霍乱常用药物75种，并创订新方8首，皆有卓效。

王氏对于该病的治疗成就是不可低估的。

方连撰《霍乱辑要》。

田晋元，于1847年著《时行霍乱指迷》，他将霍乱称为“时行霍乱”，基本接近现代医学中流行霍乱的含义。

徐予默，于道光中期作《吊脚痧方论》。

其它有关霍乱的著作有：华岳的《急救霍乱方》(1857年)，江曲春的《霍乱辨证》(1888年)，姚训恭的《霍乱新论》(1902年)，恽铁樵的《霍乱新论》(1928年)，凌禹声的《霍乱平议》(1930年)，刘亚农的《霍乱痢疾合编》（1934年)，徐相任的《徐氏霍乱论》(1938年)。

关于霍乱的治疗方法，多数医家主张回阳救逆。

尤其是张聿青，力剖烦渴之假象，指明“投理中回逆而得生”。

有些医家，还自拟方剂，也有较好的疗效，如张锡纯用“急救回生丹”治霍乱阳证，“卫生防疫宝丹”则阴阳双调，颇为当时同道所称颂。

范文甫则采用王清任的“急救回阳汤”、“解毒活血汤”予以治疗。

（3）天花牛痘术自1805年传入我国(邱浩川《引痘略》)后，已开始广泛传播。

当时许多地方还成立了牛痘局推广接种。

此期关于天花的论述，从理论上没有太多的发展，主要是记载种痘方法，如1847年王锡鑫的《痘科切要》，1847年王伯伟的《天花八阵编》，1865年郭昆山的《痘证慈航》，1885年武荣纶的《牛痘新书》等。

4、与传统温病理论持不同观点的论述在近代的100多年中，温病学从颠峰时期到开始有人对它提出怀疑，医学家们对温病学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争论，这在学术上是值得称道的。

只有这样一门学科才能真正有所发展。

遗憾的是近代只是有一些不同看法，并未形成一门学说，这种状况值得我们深思。

二、经方学说的发展及其学术思想明清以来，由于温病学派的兴起，外感热病的诊治研究打破了以《伤寒论》一统天下的局面，并逐步蔚为主流。

但是伤寒学派的发展并没有停滞。

相反，由于对立面的存在，更促进了学术间的争鸣。

此期的经方学家，其言行论著多具论争色彩，更加重视临床疗效的提高与理论的探索，并尝试沟通中西医学为其时代特色。

陆懋修(1818～1886)字九芝，推崇仲景之学，屡以经方治愈温热大病。

著有《伤寒论阳明病释》四卷，认为《伤寒论》中，除桂麻二首外，大半皆治温治热方，伤寒由太阳传入阳明则为温病，“阳明为成温之薮”(引柯氏语)，惟寒凉之撤热力始足以救阴。

他通过对阳明病证的深研覃思，丰富了对阳明病证的认识。

唐宗海(1846～1897)，对《内经》及经方学说有深刻理解。

他曾为陈修围的《伤寒论浅注》、《金匮要略浅注》增补订正。

撰写《伤寒论浅注补正》七卷(1890年)、《金匮要略浅注补正》九卷（1893年)。

陈伯坛(字英畦1863～1938)，广东新会人，行医于广州、香港。

临证之余主要致力于仲景学术的研究，曾主办中医夜学馆，专授《伤寒论》。

暮年复设伯坛中医专校，传授长沙之学。

撰有《读过伤寒论》(1929年)、《读过金匮》(1938年)、《麻痘蠡言》(1933年)等。

曹颖甫(1866～1937)所撰《经方实验录》是他一生应用经方治疗疾病的忠实记录。

既有大量治而得生，也有少数治而不验终至不起的病案。

通过此书，使学者和《伤寒论》方并非不能治今病，惟贵在通变。

曹氏又以数十年研究心得，撰写《伤寒发微》、《金匮发微》二书，考据精详，专务求实。

推崇张隐庵、黄坤载二家。

包识生，（约1874～1934年）名一虚，字德逮，福建上杭人。

祖父辈精医，幼承庭训，宗尚经方。

著有《包氏医宗》三集，所论多为仲景学说。

恽铁樵尝问学于婺源汪莲石。

汪是伤寒名家，有《伤寒论汇注精华》行世。

恽氏对伤寒方的信任来源于家人爱子存殁的切身体验。

当时废止派攻击中医理论的势头正盛，而中医界有些人散布的“仲景学说已经过时”的言论在客观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恽氏对此进行了驳斥与批评。

他在有关《伤寒论》及寒温之争方面的著作有《伤寒论研究》(1923年)、《伤寒论辑义按》、《温病明理》(1928年)等。

祝味菊(1884～1951)，临证好用温热重剂，擅用附予，人称“祝附子”。

他对于伤寒的学术思想与世医颇不相同。

著作有《伤寒新义》、《伤寒方解》、《伤寒质难》等。

对伤寒发病病理，祝氏重视机体的抗病能力，主以“五种阶段”代替六经。

他说，“一切外感，无论其为何种有机之邪，苛其有激，正气未有不来抵抗者。

其抵抗之趋势不分五种阶段，所谓六经证侯，亦不出五段范围”，“署之所谓六经者，乃代表五种抵抗程度耳。

太阳为开始抵抗，少阳为抵抗不济，阳明为抵抗大过。

太阴少阴同为抵抗不足，厥阴为最后之抵抗”。

祝氏的五段说证之今日，与西医免疫学说的某些内容相符，为近代外感热病研究中的新见解。

对于伤寒的治疗，祝氏不以祛邪为首务，而强调匡扶之法：“疾病为正邪格斗之行动。

医之任务，协正以祛邪也”。

在匡扶正气方面，祝氏尤其重视对于阳气的维护与扶持，“阳衰一分则病进一分，正旺一分别邪却一分”。

祝氏对《伤寒论》的研究突破了传统的理论模式，许多观点未经人言，使人耳目一新。

陆渊雷撰《伤寒论今释》八卷(1930年)，即其所谓“持科学以寻大论之旨”，“用古人之法释以今日之理”者。

他对伤寒病因证治的认识主细菌感染和分泌毒素。

发热恶寒为人体产生抗毒力即正气抵抗病毒的表现，仲景治外感热病主要即在于调动机体的抗毒能力——自然疗能，发表解肌及攻下等的目的是排除毒素和代谢废物等，这也是当时不少医家的普遍认识。

谭次仲(1897～1955)，字星缘，广东南海人，通过自学对中西医都有涉猎，曾在香港任广东保元中医学校校长。

撰有《伤寒论评志》(1935年)。

闫德润，1923年毕业于南满医学堂。

1927年赴日留学于东北帝国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

闫氏虽出身西医，但受家庭影响，对中医研究有素，又熟谂日本人近代研究汉医的著作，对中医基本持肯定态度，论著甚多，是近代西医界少数认真研究中医而成就较高者。

所撰《伤寒论评释》(1936年)分“证状明理论”和“治疗辨正论”两篇。

上篇运用近代知识对《伤寒论》的基本问题进行研究，下篇分伤寒方为12类，每方药味除综合记载古人论述外，并结合近代研究成果对生药鉴定的有效成分、药理作用以及每一处方都作了介绍与评释，有助于今西医之间的互相学习。

余无言(1900～1963)，字择明，江苏阜宁人。

幼随父奉仙学医，喜钻研仲景学说。

后问学于西医俞凤宾。

余氏治西医较深。

有关仲景学说的著作有《(图表注释)伤寒论新义》(1939年)，《(图表注释）金匮要略新义》(1952年)等。

近代较有影响的经方学家尚有四川吴显宗（棹仙），陕西黄谦(竹斋)等。

三、寒温融合学派的兴起伤寒学说是温病学说的基础，温病学说是伤寒学说的发展，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寒温两说发展到清代后期，又在寒温分立的局面中逐渐派生出寒温融合的医学流派。

所谓寒温融合，是二者从病因、病理变化、诊断、治疗等各方面融合成为一个体系。

这种过程是逐渐形成的。

寒温融合学说的学术思想的产生来源于古代，可追溯到清代中叶。

如俞根初的《通俗伤寒论》(1776年)，吴贞(坤安)的《伤寒指掌》等书，虽并冠以“伤寒”之名，但却包括温病的内容。

《通俗伤寒论》初稿为俞根初(1734～1799年)原著。

俞氏祖藉浙江，世居绍兴陶里村，为绍派伤寒的奠基人。

他认为伤寒是外感百病的总名，因当时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不传，王叔和整理此书混名以《伤寒论》而不名为“四时感证”。

因此，俞氏伤寒是包括四时感证外感百病的，故后人奉为“四时感证之诊疗全书”。

吴贞、俞震等认为伤寒是热病的总名，而风温等因六淫兼气或非时之戾气所发的为“类伤寒”，病热虽同，所因各异，不可概以伤寒法治之。

俞氏在《伤寒指掌》卷二“六经本病”中增入“太阳新法”、“阳明新法”、“少阳新法”等。

后来何廉臣重订《伤寒指掌》时即径将书名改为《感证宝筏》。

这里既指出了风温等与伤寒的区别，又以“类伤寒”之名说明它们和伤寒的联系。

杨栗山则说：“温病与伤寒初病散表，前一节治病虽曰不同；而或清或攻，后一节治法原无大异。

”近代对伏邪研究较为深入的，首推蒋宝素。

蒋宝素(1785～1873），号问斋，京口(今江苏镇江)人，一说丹徒人。

承其父椿田之学，又得同里名医王九蜂传，所著《医略十三篇》(1840年)有六淫门十三卷。

蒋氏将人体与寒邪的关系分为三种，认为伏邪温热诸证都是由于冬时伏寒所致。

寒是冬日的正邪，根据《内经》理论“正邪之中人也微”。

冬三月为阳气闭藏之时，寒邪本不能伤。

如逢肾亏形劳之人，精摇于内，汗泄于外，虽能避严寒杀厉之，而不知避正邪的潜入，寒邪乘虚深入少阴，“真阳复敛，进不能攻；腠理返密，退无归路”，势必盘踞于膜原。

并说膜原在脏腑之外，形骸之内，此处有形积聚尚且能容，何况无形寒气。

伏寒因春天温气而发，故名温；因夏天署热而发，故名暑；因湿而发，故名湿温。

此其一。

假如其人肾气不虚，腠理密而不避风寒，触冒严寒杀厉之气。

因肾不虚，寒邪不能入肾，直袭足太阳膀胱寒水之经，则为正伤寒，当从仲景伤寒治法。

此其二。

如肾虚之人，又不避严寒杀厉，则为直中三阴之危证。

此其三。

关于治伏邪大法，以攻邪为上策，辅正祛邪为中策，养阴固守为下策。

（蒋宝素：《医略十王篇》卷三，“伤寒第三”，卷八“伏邪第八”快志堂藏扳刻本，1850：），蒋宝素对伏邪的阐发对后人启发较大，柳宝诒即在蒋氏认识基础上予以发挥。

陆九芝是有名的维护《伤寒论》的医家，但他并不否定温病的存在。

他承认伤寒自伤寒，温病自温病，但认为温热有发自阳明和伤寒传入阳明之分，伤寒入阳明赤即为温病。

在治疗方面，陆氏控治温热，善用经方。

批评温病学家对阳明证不敢用承气、白虎等方，主张惟寒凉之撤热力始足以救阴，重视胃系温病，反对治胃用肺、撤热不力。

总之陆九芝融合寒温主要在于治疗，认为伤寒方即足以治温病，伤寒温清两法分治寒温两疫亦甚合。

柳宝诒主张外感应以六经为辨证的总纲。

他对叶吴学派废六经的做法曾有批评。

莫文泉(1862～1933）《研经言》认为伤寒、热病有别者，别于诊，不别于症；别于法，不别于药：“伤寒皆先汗后下，温热或先下后汗，法之别也。

然而汗则麻葛，下则硝黄，伤寒之汗下以是，温热之汗下亦以是，非药之无别者乎。

由是推之，伤寒虽因于寒，一经化热，舍黄连石膏吏用何药以凉之；温热虽已为热，倘或过治，舍干姜附予更用何药以温之。

”（莫枚士：研经言·伤寒温热证治论，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

历史上的绍兴为江浙重镇，地处卑下，病多湿阻，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决定其伤寒发病的特点。

历代医家，因地制宜，创建了许多相应的治疗法则并积累了独特的医疗经验。

绍派伤寒之学说可上溯于《内经》、仲景及明代张景岳。

清代俞根初奠定其学术理论基础。

稍后于俞氏有任凤波，为任越安之孙，任雨辰之子得乃祖乃父之传，精于伤寒，在嘉道咸同年间颇负盛名。

越安著《伤寒法祖》，纠柯韵伯《伤寒论翼》传刻之误。

凤波绳之，若《医学心源》四卷，《何氏简易方》一卷。

予广生承家业，光绪间办有盛名，四世皆精伤寒，与俞根初学术思想先后辉映。

与任凤波同时有何廉臣祖父何秀山，首先对俞氏《通俗伤寒论》进行系统研究。

他将俞书分条分段备如按语，作了阐发补正。

至清末民初，何廉臣以他广博的学识，丰富的临床经验，编著重订了许多伤寒名著。

他初尚叶派，后经多年实践，感到叶氏学说亦有不妥，乃主张以六经辨热病，商椎卫气营血学说，1916年对《通俗伤寒论》逐条勘证，加以发挥，极大地丰富了此书的内容，堪称此派之中坚。

如俞氏“六经形层”一节，把六经假定作机体方面的六个层次，即太阳经主皮毛，阳明经主肌肉。

少阳经主腠理，太阴经主肢末，少阴经主血脉，厥阴经主筋膜。

又以太阳内部主胸中，少阳内部主膈中，阳明内部主脘中，太阴内部主大腹，少阴内部主小腹，厥阴内部主少腹。

这样，就把六经和三焦联系起来，故何秀山指出；“六经为感证传变之路径，三焦为感证传变之归宿。

”何廉臣勘语则更进一步指出：“张长沙治伤寒法，虽分六经，亦不外三焦。

言六经者，明邪所从入之门，经行之径，病之所由起所由传也。

不外三焦者，以有形之痰涎水饮瘀血渣滓为邪所搏结，病之所由成所由变也。

”并说：“病在躯壳，当分六经形层；病入内脏，当辨三焦部分。

”（何廉臣，通俗伤寒论·上海科技出版社铅印本，1959）在上述基础上，俞氏提出治外感病的六经总诀；“以六经铃百病为确定之总诀；以三焦概疫证为变通之捷诀”，将六经与三焦联系起来作为热病知常达变的诀窍。

何秀山复予阐发：“病变无常，不出六经之外，《伤寒论》之六经乃百病之六经，非伤寒所独也，惟疫邪分布充斥无复六经可辨，故喻嘉言创立三焦以施治。

上焦升逐，中焦疏逐，下焦决逐，而无不法重解毒，确得治疫之要”。

指出在疫证治疗上三角辨证对六经体系的补充作用。

何廉臣由此总结出：“定六经以治百病，乃古来历圣相传之治法；从王焦以治时证，为后贤别开生面之治法”，（何廉臣，通俗伤寒论·上海科技出版社铅印本，1959），可谓不薄今人厚古人。

综观绍派伤寒，其辨析诸证颜为明晰，条列治法，温寒互用，补泻兼施，实有将伤寒、温病以及重要内科杂病专妇儿分科病证融于一炉之慨，而无偏主一格之弊。

同时有傅懒园(1861～1931)，字菎笙，亦绍兴人。

其学术思想大抵体现在两方面，一为用六经辨时病，二为辨证重视湿，施治主张化，用药朴实稳健，注意邪有出路，亦为绍派伤寒的骨干。

丁甘仁在治疗外感病方面，不以经方和时方划分界限。

辨证论治中采取伤寒辨六经与温病辨卫气营血及其主治方药的综合运用（黄文东：丁氏学派的形成和学术上的成就，见：近代中医流派经验经选集，上海科技出版社，l962）。

恽铁樵反对温病病因为温热的说法，认为伤寒为温病之原。

“温病者，热病也；热病者，伤寒也。

”“冬之热病是伤寒，春之热病是伤寒，夏之热病，秋之热病，依然是伤寒。

”他说伤寒而病热之所以有风温、暑温、湿温等不同名称，“是因时令之异而兼六气之化，故命名如此。

”“凡热之而热，寒之而寒，惟死体为然，生物则否。

”人体惟受寒而病热，“谓受热而病热无有是处，须知受热竟不病热。

”（恽铁樵：药庵医学丛书·温病明理，上海：新中国医学出版社铅印本，1949）。

时逸人(1896～1996)，江苏仪征人，后迁居镇江，从师汪允恭习医，以擅治温病时疫著称。

著《中国时令病学》（1930年），将因时令气候变迁所发生的病证，如春之春温、风温，夏之暑温、湿温，秋之秋燥、伏暑，冬之伤寒、冬温等四时发生而无传染性的疾病列为时令病。

对于各病分定名、原因、病理诊断、治法等予以科学整理与论述。

对新感伏邪、六经三焦、营卫气血与太阳的关系以及兼病、夹病、并病等都有自己的辨析见解。

如他认为吴鞠通三焦为病证深浅界限的符号，上焦代表病证初期，中焦代表病证续进期，下焦代表病退身弱期等。

书中汇集伤寒与温病学说，并汲取俞根初、石芾南、何秀山、何廉臣之论。

从寒温一统到寒温分立，又到寒温融合，这并非历史的重复，而是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统一。

它标志着学说的发展，学术的进步，透过这一至今末衰的寒温融合过程，反映出近代中医在外感热病的辨证论治方面取得很大的进步。

四、杂病治疗的进步近代医家在杂病论治方面承袭了一份十分丰厚的财产，得以在比前人更高的层次上进行新的探索与研究，因而立论更为公允、全面、准确。

中风费伯雄主张本病由正虚而外风侵袭所致；由正虚而外风侵袭所致；“正气一虚，外风乘间伺隙，由表入里，中络中经中腑中脏”（费伯雄：《医醇剩义·卷一》“中风”，引自：孟河四家医集，江苏科技出版社，1985）。

丁甘仁认为真中类中二者确有缓急之分。

在体质方面必须辨别阳虚与阴虚，有痰与无痰，以此来决定治疗方法。

清末民初，对于中风病因证治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得益于对于脑功能的重新认识。

周学海(1856～1906)在《读医随笔》中强调阴虚阳虚为中风两大关键，而“真之与类正无庸琐琐也”。

在治法上主张阳虚注重气之辛，阴虚注重味之酸，而总须重佐以活血，因阳虚血必凝，阴虚血必滞。

并说：“西医谓病此者脑中有水或有死血。

殊不知水者，阳虚而水凌也；死血者，阴虚而血沸也。

皆中气暴乱，激之以至脑也”（周学海：读医随笔，中风有阴虚阳虚两大纲，卷4，江苏科技出版社：1983）。

王仲奇(1881～1945)特别重视脑的功能与病变，并以此作为处方用药的依据。

根据其脉案可知，他认为脑为髓海，神之所舍，心肾精神荟萃于脑。

心主元神，肾主骨髓，肝脉据循巅上入络脑。

脑虚精髓不充，元神不振，宗脉失养，肾阴不能镇其下，肝阳乘隙越诸上，以致腰部酸痛，头眩耳鸣处舟车，怠惰欲眠，手颤足酸，写字则一塌糊涂，举步则趑趄不前，而成偏枯痱中之渐。

或因性情躁急，肝气自盛，肝亢阳升，脑筋震动，引起偏瘫。

在临床上,王氏提出“柔肝清脑”的治疗方法，可谓开风气之先。

（王蕙娱等：近代中医流派经验选集，王仲奇医师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简介，上海科技出版社，19621:28～57）。

唐宗诲的弟子张士骧(字伯龙)，重视实证，于“类中”一病多所研究。

曾参西医之说，以锥伤二兔之前后脑，观察动物的脑与知觉运动的关系。

在1903年刊行的《雪雅堂医案》(附“类中秘旨”)（张士骧：《雪雅堂医案·附》“类中秘旨”，1918年绍兴医药学报社铅印本）中说：“西医以中风冲脑气筋，谓人身知觉运动专由于脑，”他通过实验，证实了生物的知觉运动“专由于脑”的说法。

从而得出“盖此症皆由水火内动，肝风上扬，血气并走于上，冲击前后脑气筋，昏不知人”的结论。

认为《内经》所裁诸风，皆指外邪而言，而今人所谓卒倒暴仆即痰火上壅的中风，是《内经》的“厥证”，也就是《素问·调经论》的“大厥”。

在病机方面，他推崇河间将息失宜，心火暴甚，肾水虚衰及立斋养葵主真水枯竭之论。

由于水虚不能涵木制火，肝风内动，因而血并于上，冲击脑筋，与西医之说相验。

治疗主张此时切不可用风药再行升散，愈散则风愈动，必将导致气不返而死。

应使用养阴熄风，潜阳镇摄法，药宜龟板、磁石、阿胶、甘菊、乌豆衣、女贞子、生熟地、蝉蜕等。

认为若用小续命汤及附子四逆汤法，则水源立绝，血之并于上者不能下降；若遵东垣气虚说，用参芪术，则气壅血凝不下，日久上扬之血凝滞，朽坏脑筋则成瘫痪。

张氏对于类中病因病机治法方药等的阐发，对其后及现代治疗中风病有很大影响。

《类中秘旨》是第一本详细论述中风病的专题著作。

兰溪名医张山雷(1873～1934)在张土骧观点基础上进一步发挥,撰有《中风斠诠》(1922年)三卷（张山雷：《中风斠诠·卷一》，引自：近代中医珍本集·内科分册，浙江科技出版社，1991）。

卷一为中风总论，卷二为内风暴动的脉因证治，卷三列古方平议。

他对中风一病，于张伯龙《类中秘旨》服膺最挚。

认为西医对于中风脑血管破裂的原理未明，而张伯龙据《亲问·调经论》一节参用西学，谓由肝火自旺，化风煽动，激其气血，并走于上，直冲犯脑，震扰神经而为昏不识人。

既能申明《素问》气血并走于上的真义，复能阐发西学血冲脑经的原由，使新发明的学理与旧说遥相呼应。

其《中风斠诠》一书，推崇张伯龙之说，就其《类中秘旨》逐段详加阐析评论，有赞扬也有批评，指出其用镇肝滋肾不分次序之误，主张应以潜镇开痰为主。

初起于肾虚之本非惟不暇兼顾，亦且必不能兼顾，必至气逆已平，肝火已戢，痰浊不升，脉来和缓，然后徐图培本，不应早用二地阿胶滋腻之品。

《中风斠诠》对中风病的研究深入详尽，是一本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佳作，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医在专病研究方面的水平。

张锡纯(1860～1933)倡导“衷中参西”，主张以中医为主体，取西医之长补中医之短，因而在对疾病的认识上接受不少西医思想。

他曾读过《中风斠诠》，对二张之说深有同感，张氏并指出，中风有充血性者缺血性两种。

河间之主火，为脑充血；东垣之主气，为脑贫血。

一实一虚，避不相同。

清末王清任对于此病专以气虚立论，设补阳还五汤重用黄芪至四两。

张氏认为，若遇脉虚而无力的，用之可以见效；若其脉象实而有力，证属脑充血重用甘温升补之黄芪，以助其血上行，必至凶危立见，不可不慎。

关于脑出血与知觉运动受损的关系，如云：“其所出之血著于司知觉之神经则神昏；著于司运动之神经则痿废。

此证左半身偏枯，当系脑中血管所出之血伤其司左边运动之神经也”（张锡纯：医学哀申参西录·三·医论·论脑充血之原因及治法，河北人民出版，1975）。

在引进西医知识方面较前人进了一步。

在治疗和用药方面，他吸取友人朱钵文经验，主张：“宜于引血下行药中加破血之药以治之”。

自拟建瓴汤如大黄和镇肝熄风汤为时人所赏用。

张氏重视本病的早期发现，认为中风朕兆较他病尤为显著，出现也早。

综上所述，近代医家对中风病的研究不再屑屑于真中类中之争，在病因发病方面倾向于内外因结合而以机体内在病理变化为主。

对中风与脑的关系受到西医知识和近代科研方法的启发，从识病角度对疾病本质有较前更为深刻的认识，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虚劳费伯雄认为，劳是五脓积劳，伤乃七情受伤。

他把劳病分为思虑太过则心劳，言语太过则肺劳，怒郁日久则肝劳，饥饱行役则脾劳，酒色过度则肾劳，分属五脏。

指出初起气血尚盛，虽日日劳而不自知。

等到愈劳愈虚，水谷之气一日所生精血不足供一日所用，血耗气亏，诸症蜂起，遂成虚劳。

又把伤病分为喜伤、怒伤、优伤、思伤、悲伤、恐伤、惊伤，分系七情，重祝情志在伤损病中的致病作用。

并认为喜怒忧思悲恐惊人人皆有，若发而中节，何伤之有。

惟未事而先意将迎，既去而尚多留恋，则无时不在喜怒忧思之中，七情偏胜，因而受伤。

但七情易伤及五脏，而归本于心，因而治疗情志损伤好脾肺肾之病，必兼心脏施治，始为得法。

此外，在治虚劳方面重视脾肾及善用调肝养阴，为其特点。

伯雄孙费绳甫继承家学，擅治杂病，尤以虚劳、调理病居多。

他治病兼取东垣丹溪二家之长，认为东垣补阳，丹溪补阴，是治病两大法门，不可偏废。

对虚劳病宗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说，但避免应用苦寒伤阳之药。

遇有脾胃虚弱的，则用培土生金法，宗东坦补土学说，但慎用升提燥烈伤阴药。

费绳甫并认为，东坦虽重脾胃但偏于阳，清初医家吴师朗补脾补阴法，实能补东垣不足。

丹溪虽补阴，尤重在补肾阴，但弊在苦寒滋腻。

他主张脾虚补脾，肾虚补肾，惟必须胃气调和，因胃关系人分身气血，至关重要，若胃气不和，则滋补肾阴徒令凝螮，温补脾阳反劫胃阴。

因此，见有胃阴虚的即养胃阴，胃气阴并虚的，养胃阴兼益胃气。

正是由于他继承了李朱二家及吴师朗、费伯雄的学术主张，在虚劳方面以清滑润平稳为主。

能独树一帜，取得较好疗效。

（近代中医流派经验选集·孟河费绳甫先生的医学理论和治疗经验，上海科技出版社，1962：176～177）。

清末民初受西医学影响，当时通常以肺结核病比附中医的虚劳病，从今衍生出肺痨、痨病、肺病等名称，并有《肺病论》(1914年葛廉夫、葛荫春合著)、《痨病指南》(1920年秦伯未撰)、《虚劳研究》(1936年朱振声编)等著作出现。

血证唐氏在《血证论》中以阴阳学说为纲，对水火气血的相互资生相互联系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为血证的深入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他指出；“人之一身不外阴阳，而阴阳二字即是水火，水火二字即是气血，水即化气，火即化血”（唐容川：血证论·卷一·阴阳水火气血论，上海科技出版社，1966）对于血证的治则，唐氏以抑气降逆为指导思想，主张宜用下法、和法而禁忌汗法、吐法。

他说，血家最忌是动气亡阴，发汗则气发泄而血随气溢；吐法则助其逆势而气上不止。

宜用下法以折其逆气。

同时，血证气盛火旺居多，下法兼窝“上者抑之”，“急下存阴”之意，攻之即补之。

当然，如实邪久留，正气不支，或大便溏泻，则只可清润降利，不宜峻下。

至于和法，尤为治血证第一良法，使其阴阳表里寒热气血水火相和。

四法之外又有补法，当根据血证宜忌而斟酌用之。

在具体治法方面，唐氏提出“止血”、“消瘀”、“宁血”、“补血”四法，既是治吐血的法则，也是通治血证的大纲。

凡血证骤作，奔涌不止，此时惟以止血为当务之急，止血之法虽多，而以降气为先，存得一分血便保得一分命。

血既止之后，其经脉中已动之血不能复还故道。

留着于躯体四肢经络肌腠，壅塞气机，久则生变，且经隧中，既有瘀血踞住，则新血不能安行无恙，复增吐溢的危险，故以消瘀为第二法。

血止瘀消后，又恐血再潮动，故以宁血为第三法。

血之所以不安，皆由气之不安，宁气即是宁血。

最后用补血法，因去血既多则明必虚，阴者阳之守，阴虚则阳无所附，久则阳随而亡。

故以补血法疗虚补损，修复创伤。

不仅补法是顾虚，即止血消瘀也是恐其久而致虚，故使邪速去。

用止血药往往兼顾消瘀，消瘀实寓有宁血的作用。

宁血能消除或减少重复出血的危险，也蕴有止血和补血的含义。

这样四法参合运用于各种血证的不同阶段，围绕止血复正这一原则，终始贯穿，前后呼应，使血证的治疗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另外，在血证中归纳出“血上千”证治十四条。

“血外渗”证治七条，“血下泄”证治六条，“血中瘀”证治五条，及“失血兼见诸证”四十条。

并解析古今方治二百余首，对于血证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肝病随着医疗实践的不断深入，人们对疾病的认识逐步深化，对人体某系统疾病及某系统单个脏器或相关脏器病变的研究也日益深化。

如对肺病、肝病、肝胃病、脾胃病的有关专著与论述的出现，是这一时期杂病研究的特点之一。

近代王泰林，字旭高（1798～1862）江苏无锡人，善治杂病。

所撰《西溪书星夜话录》(1897年)“肝症论治篇”有治肝卅法，为其毕生功力所聚，对肝病证治颇有心得。

他认为肝病最杂而治法最广。

因肝主藏血，体阴用阳，全赖肾水以涵之，营血以濡之，肺金请肃之令以平之，脾土生化气血以涵之，才能遂其条达疏泄之性。

故他脏病变皆可以影响肝脏而发生肝气、肝风、肝火等疾患。

并以此为纲，分别论治。

如肝气证治条列疏肝理气、疏肝通络等八法；肝风证治列举熄风和阳、熄风潜阳等五法，肝火证治则举出清肝、泻肝等七法。

各法分别指出适应证与当用药物。

肝气肝风肝火既有不同表现，但在疾病过程中又往往交错互见，相互影响。

因此，除上述诸法外，又立补肝、镇肝、敛肝、平肝、散肝、搜肝，及补阴补阳、补气补血等法，使治肝方法更为全面。

费伯雄十分重视对肝脏的调治，他认为肝脏和营血有者密切的关系。

而营血的不足是肝脏病变的重要因素。

因此他在临床上善用调营治肝，以治疗一般虚怯症和危急重症，费氏的治疗思想主要体现在《医醇剩义》中的二十余首处方和费氏医案中。

主要有疏肝解郁法、平肝熄风法、清肝泻火法、温肝散寒法、补肝养血法、肝胆同治法、肝脾(胃)同治法、肝肺同治法等。

既有针对肝脏本身的，也有结合其他脏腑的治法，提纲挈领地反映了肝脏病变的临床特点和传变趋势。

费氏治肝方剂均来自医疗实践，配伍严密，值得探讨。

丁甘仁擅治杂病，对治肝素有研究。

后人整理他的医案，将其中涉及治肝法及其方药归纳为十法。

计有养肝熄风、柔肝养血、凉肝涤痰、滋肝潜阳、清肝滋肾、泄肝和胃、疏肝理气、疏风明目、清肝降火、清肝化湿等。

1931年赵树屏撰《肝病论》，浅近易懂。

外科一、外科名家与医著此期外科名家辈出，较著名的有马培之、余景和、高思敬、张山雷等。

马培之(1820～l898)，字文植。

江苏武进孟河人，精于外科，对内科、喉科也有很深造诣。

光绪六年（1880年）进京为慈禧治病，由此医名显赫。

他将自己平生常用验方、外用药，以及膏药的配制法，有关分科器械的使用等，总结写成《外科传薪集》(1892年)，内容简明扼要，切合实用。

又撰《马培之外科医案》(1893年)，记载四十二种外科病症治法，介绍临证经验。

所著《医略存真》(1896年)则“但取经言不详，前哲不道，创为论说”。

全书一卷，首列其祖父马省三外科专论十六则，继为本人数十年临证心得。

书中所论以外科为主，兼融众科，并收裁了不少马氏创制的效方。

此外，又对当时广为流行，且被疡医奉为枕秘的《外科证治全生集》作评注、补充及修正，对后世影响较深。

余景和(1847～1907，字听鸿)，内外科造诣精深。

他主张外科医生要熟悉脉诊和方药，内科医生也要学习刀针手法。

这样，当遇到内外兼证时，医生可以始终一贯地调治，不必更换其他科医生，患者从而受益。

著有《外证医案汇编》（1891年），合青浦陈学山等外证医案七百二十六首，以及余氏自己的部分医案。

研辑方案以内外两科兼症者居多。

治法精当，示人以法。

高思敬，于内外两科研究皆深，本内科之理，治外科之症。

光绪十三年(1887年)主持天津养病医院外科医事。

将日常所治诸疹以及有效方药别类分门，著为《外科医镜》12卷(1900年)。

张山雷，嘉定(今属上海市)人。

初学内科二年，后从同邑黄墙朱阆仙氏学外科。

朱氏五世业医，颇负声望，山雷为其得意弟子。

弦氏著述颇丰，其外科代表作《疡科纲要》(19l7年)说理透彻，融会中西，所述方药皆切实可用，对后世影响颇深。

《疡科纲要》共二卷。

分四章。

第一章总论，详述外疡的不同症状和脓血滋水形质的辨别。

第二章为脉状，论述各种脉象与外疡的关系，合理进行辨证论治。

第三章为治疡药剂，既论内服，又述外治，退消、行气、治痰、清热、理湿、温养、补益、提托、养胃等法均有论述。

第四章膏丹丸散，介绍敷帖吹掺及内服方凡66则。

张氏在书中试以西医理论阐释病机。

书中所裁“锌氧油膏”、“樟丹油膏”，“水杨油膏”，既用西药锌氧粉、水杨酸及软膏基础剂凡士林等，亦用中药东丹。

梅冰之属。

此外如碘酊、石炭酸等西药均收载入书。

在“洗涤诸方”中对消毒灭菌亦颇重视。

梁希曾：治颈疠尤擅。

著《疠科全书》（1909年)凡一卷。

全书对疠证辨治系统全面内外结合，治法独到。

尤其外治法中多为经验秘方。

是书为治专著，颇有影响。

许半龙(1898～1939）著《中国外科学大纲》（1926年），分上下卷。

此外，刘吉人著《外科学讲义》，对一般外科病及梅毒加以论述，并对当时好用轻粉等劫药治疗梅毒的弊病给予有力批判。

皮肤病、性病著作，如恽铁樵的《梅疮见垣录》，陆清洁的《皮肤科》，《性病科花柳科》，茹十眉的《皮肤病》、《性病》，秦伯未《花柳科学》，朱振声《淋浊自疗法》，俞慎初的《中国麻风病学》等。

近代时期中医痔瘘逐步发展晚为专科，如江苏痔科专家丁泽民，从高祖丁锦楠，祖父三祝，父辅廷，几代行医。

（1914～1974），丁择民悬壶扬州、南京，秉承家技，治疗痔瘘，疗效显著。

后又对传统的外用含砒枯痔激进行改进。

痔科名医林墨园（1898～1974）浙江平湖世医，少随父习痔科，先悬壶于乡邑，后转至沪上开业。

精于痔科，医治痔瘘以传统或线疗当为主，早年即采用西药局麻醉，改进手术方法，缩短疗程，提高疗效，名噪一时。

认为根治肛瘘，关键在于找到内口，并加以正确处理。

以上诸家的研究，均为所论各病的进一步专科化，打下了一定基础。

此外，邹汉璜的《疮疡》，曾懿的《外科纂要》。

顾鸣盛的《中西合纂外科大全》，邹岳《外科真铨》，凌晓五《外科方外奇方》。

邹存淦《外科寿世方》。

余无言的《实用混合外科总论》及《实用混合外科学各论》等，均有一定影响。

二、外治法与外科手术法的丰富这一时期外治法有重在发展，对内病外治作了大胆尝试。

吴师机《理瀹骈文》(1864年）对清以前处治法作了一次系统总结，是中国医学史上的第一部外治专著敷贴膏药广泛应用，使得膏药研制更为精良，从而促进外科诊疗水平提高。

外科手术疗法较前也有进步，从有关施行手术案例记述来看，近代中医外科手术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

余听鸿氏《诊余集·外科医案》“截臂”节详细记载了手术截肢一案。

随着手术进步，手术器械亦有发展。

在诸多医家努力下，这一时期外科有长足进步。

虽面临医外科挑战，但其丰富的内外治法，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和竞争力。

骨伤科近代骨伤学的发展，受近代西方医学传入的影响，除在其原有体系中不断进步，产生一批著名医家与医著外，同时开始吸收西方医学长处，融于传统骨伤科医学体系之中。

临证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一、传统中医骨伤科的进步近代中医骨伤科理论的发展，以唐宗海倡导的治骨伤血证的止血补气，祛瘀生血和消瘀定痛、通窍活血之法则，对后人影响最大。

在近代，中国人民饱受外国列强之欺侮。

伴随着反抗斗争和保存发扬光大国术的需要，习练武术成为时尚，出现了一批武术大家，而武术与正骨手法之间又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伤科专家杜自明即自幼习武，宗少林派武功，以猴拳见长，得家传伤科秘方，二十六岁即悬壶济世，所愈跌打损伤者难计其数，尤以手法治疗筋伤最为擅长，名震天府之国。

武术大师王子平(1811～l973）不仅堪称武林泰斗，亦为北方武林伤科流派之一支。

他6岁习武，精通各门拳术对伤科正骨也广采博收。

在手法治伤中熔擒拿手法和正骨手法于一炉，并将导引与武术相互渗透、融会贯通，倡导手法与练功的有机结合，在学术界独树一帜。

王氏正骨手法的特点是：重视经穴，注意点面线相结合，邻近取穴和循经取穴相结合，突出体现了中医整体观的原则。

在具体手法的施用上，王氏强调武术中的刚柔相济、以柔克刚，要求达到“机触于外，巧生于内，手随心转，法从手出”的境界，主张用寸劲、巧劲，反对用拙力和暴力，使力的应用如“似棉裹铁”一般渗透到患部的深层。

至于对关节的“拔伸”、“捺正”、“项”的手法，王氏则擅长以拳谚中的“四两拨千斤”的巧劲来施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二、中西医学在骨伤科的融合合信氏的《全体新论》就受到中医骨伤科医师的重视，尤其是其中关于肌肉、韧带等知识，更直接为一些开明医生所吸牧。

如王子平就很重视西医的骨骼解剖及其肌肉、韧带的有关知识，他所倡导的手法治疗要重视点、面、线的结合，就包括了肌肉群、肌肉起止点及韧带的有关知识。

他认为，只有广泛吸取新的知识，才能发展中医伤科学。

进入20世纪，诸如X线等物理诊断技术的传入，引起医学界的广泛重视，当时在上海等大城市里有条件的中医骨伤医生，都尽可能的吸取X线诊断知识，利用X光拍片来诊断疾病，大大提高了骨伤病诊断的准确性。

同时传统的诊断技术仍有着广泛的实用性；正如20年代即悬壶上海的十五世伤科传人魏指薪（1894～1984）所言“X线摄片是重要的，必须的，但不能完全依赖它。

有的骨裂或骨错缝，在X线片上由于摄片时的体位关系或其他因素等，往往不能得到正确的反映。

”而魏指薪则能结合丰富的临证经验用触摸的方法予以诊断。

可见，中西医在骨伤学内的碰撞是和缓的，中医既注意吸取西医之长，同时也注重发挥中医骨伤学几千年丰富经验之优势，这样和缓而理智的碰撞，为以后骨伤料中西医结合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三、伤科名医与名著近代是中医骨伤科发展史上一个值得重视的时代，一方面是骨伤名医辈出，一方面是骨伤专著增多。

如江考卿的《伤科方书》（1840），赵濂的《伤科大成》（1875)，赵廷海的《救伤秘旨》(1852)，徐英的《接骨全书》（1883）黄虎臣传述的《黄氏青曩全集秘旨》，刘泽一的《正骨秘法》(1922)，季爱人的《中医伤科病理学》（1922），董志仁的《国医军阵伤科学概要》（1935）等，有数十种之多，其中既有对中医骨伤理论的整理与发展，也有对世传伤科治疗经验的继承和宏扬，对中医骨伤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赵廷海（1821～1861），字兰亭，浙江天台县人。

少好勇，薄游四方，遇技击之良者，必上而请教焉，同时注意收集关于治疗跌打损伤的民间经验秘方。

《救伤秘旨》内容丰富，有拳击伤、骨折的处理步骤和治疗方剂，包括各种伤损重症的鉴别诊断，以及开放性创伤的处理和近20个部位骨折的整复固定方法，还有34个大穴伤损的治疗方药，治疗创伤骨折的验方14首，“十二对气血流注歌”以及前人“王瑞伯损伤用药论”等。

特别对整复后固定论述最详，颇多新见，如：对于颈椎骨折脱位损伤者，用“绢兜牵引复位固定”治疗；在对足踝关节损伤整复后的固定中，赵氏使用了超关节固定法，所谓超关节固定法，其具体做法是；“用布兜掌前，系于膝下，令脚不直伸下，仍令脚掌时时伸屈。

”赵氏还十分重视早期的功能活动锻炼，指出：骨伤后“要对常屈伸……渐渐习试，方是活动原归”。

就是重视早期功能煅炼的具体体现。

赵氏还讨论了筋骨骨折是否需要复位的问题，他认为“两助筋骨断者，不必夹缚”，这是由于肋骨骨折即使有明显移位，但在复位后既无法获得有效的外固定，又无必要采用内固定，因此肋骨骨折的复位在多数情况下则为多余，故赵氏不主张对肋骨骨折复位是符合实际的。

由此可见，《救伤秘旨》中论述的许多行之有效的骨折治疗方法，不仅是对前人经验的总结提高，而且对于今天的骨伤科学也很有启示意义。

此外，对于骨伤的用药，赵氏主张：在整复固定前用麻醉镇痛药物，如消风散、住痛散，甚则可加痹药（指贝乌、草乌等镇痛麻醉药）。

整复固定后用活血住通散等活血通络，以促进骨伤的早日愈合。

石氏伤科是江南伤科的一大流派；肇始于石蓝田(江苏无锡人)，奠基于石荣宗（字晓山，1859～1928）。

大约于1870年由无锡迁至上海，不久即闻名遐迩。

作为石氏伤科的奠基人石晓山，自幼得父所传，兼习针灸、外科，19l2年内战发生之时，这救护总队长，治伤活人不计其数，还任中国红十字总会特别委员。

晓山最服膺薛已“十三科一理贯之”之说，并进而从一般理论书籍及各科专著中，寻其一贯之理用之于伤科，擅长于伤科内治，每起沉疴，形成了石氏伤科一大特色。

石筱山（1902～1964）秉承家学，侍诊于父亲石晓山先生案侧。

l924年正式悬壶。

筱山总结其治骨伤手法概为“十二字诀”；拔伸捺正，拽捏端提，按操摇转。

他主张“理伤仅用外治，气血难复，恢复不易；仅用内治，则筋骨不正。

理应调气血，壮筋骨，内服外敷，针刺手法，夹缚活动，相互参用，使疗效显著，而少后遗、复发之虞”并强调理伤宜气血兼顾，却以气为主的观点。

其擅长治疗脑震荡，就是贯彻了这一观点而取效。

石筱山认为：脑震荡乃头部内伤为多，多以内治，筱山经验，早期以柴胡细辛汤升清降浊，化瘀宁神；中期用天麻钩藤汤合川芎茶调散，平肿息风，活血养神；未期视体质强弱，与补中益气汤冀其恢复。

筱山晚年，除诊务外，潜心整理文献，研究理论，并对伤科的史略、病因、证治等深加探讨，发表《从医史中认识祖国伤科的成果》，《祖国伤科内伤的研究》、《脑震伤在理论探讨》等论文10多篇，不仅对石氏伤科流派的发展，亦为中医伤科学的进步做出了很大贡献。

妇产科一、晚清医家有关妇科病的论述包岩(字蘅村)，浙江湖州人，于1903年著《妇科一百十七症发明》。

包氏对当时妇女所受形体之苦深表同情以经脉循行营运的原理说明缠足对女子的戕害，提倡天足，并从强国强种的意义与高度呼吁对妇女进行保护。

他所编撰的《女科一百十七症发明》原书是竹林寺女科著作系统的一个刊本。

竹林寺女科是浙江萧山县竹林寺僧撰写的女科著作，自清初以来流传甚广，形成近代一大女科著作系统，并和绍兴钱氏女科、嘉兴陈氏女科、宁波宋氏女科合称“浙江女科四大家”。

包氏在本书中详细阐明妇科辨证用药的机理，凡有心得，则在症下列“发明”一节以作论述，多能曲畅旁通。

1909年陈莲舫（秉钧）纂《女科秘诀大全》，一名《女科实验秘本》，共分经脉（包括经带病）、胎前、临产、产后、杂证五卷。

每病先引经典或前人论说，备述妇女病原，继参按语，殿以方药，次序井然，理法方药咸备。

此书虽述而不作，但作即在述中。

搜罗全面而又精萃，且贯穿着莲舫本人的学术见解，有益于后学。

二、民国妇科医家与著作近代医家顾鸣盛，字滨秋，江苏无锡人。

曾问业于丁福保，通中西医学，在发起组织医学团体及主编医学期刊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其《中西合纂妇科大全》（1918年）一书，共七卷，分调经、杂证、胎前、产后四门，予目一百七十余节。

每节详论病源，分列“中医学说”、“西医学说”，二者比勘并观，颇能互相启发。

严鸿志，辑著女科三种：《女科精华》、《女科证治约旨》、《女科医案选粹》、合《感证辑要》为《退思庐医书四种》，刊刻于1921年。

其《女科证治约旨》凡四卷，在妇科诊断方面较他书为详。

作者认为妇女每多隐疾，羞愧讳言，非神乎四诊，不能得到其病源。

因此在妇科问诊方面，一问口渴，二问二便，三问经带，四问胎孕，五问产后；此外，如按脐间动气以诊冲任脉等，都体现了妇科特色。

他主张“医药固须对证，而手术亦不可少。

此产科学之所以宜兼讲手术也”。

清末民初医家陈稚泉(约1860～l930)对于妇科疾病因根据不同性格、体格类型予以不同治疗方面较前人更为重视。

如他在所著《妇科心得》(1924年)调经门“不及期而经先期”项下，将该证按“赋性温和”、“性急躁多怒多妒”等不同心理类型，“形瘦”、“形胖”等不同体格类型予以不同治疗，并兼顾既往近代西医书刊的出版和医药学术团体病证用药情况。

朱南山（1872～1938）晚年致力于妇科，重视妇女婚孕育产和经带肿瘤等方面的保健防治及有关的胸腹诊断。

曾手订妇科要诀以为门人法式；“一问年月二问经，及笄详察婚与亲；三审寒热汗和便，四探胸腹要分明；头痛腰酸多带下，味嗅辨色更须清；五重孕育胎产门，崩漏注意肿瘤症；六淫七情括三因，八纲九候祖先问；本病杂症弄清楚，十全诊治方得准”。

他和严鸿志一样，认为胸是“虚里”的所在，欲辨别宗气的虚实，是必须诊察的；腹是冲任所在地，欲辨别孕育和瘕的病症，确定腹中胎儿生长的情况，也必须触按。

为了准确地了解病情，得其究竟，他能突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必要时从事胸腹的切诊。

此外，在女子肝气郁结诊治方面，重视以乳胀为主要征象。

陈筱宝(1872～1937)专长妇科，对宋代名医陈素庵《妇科医要》深有研究，诊病亦注重根据妇女特点进行四诊。

善于体念病者精神所苦，劝喻譬解，以精神劝慰与药物治疗两者结合，多获良效。

其学术见解，强调病人以元气为本，元气充沛，人体自能调节却病。

妇科以调治血分为主，杂病以调肝为中心环节。

滋血宜取流畅，行瘀宜取和化，顺气应取疏达。

清不可寒凉。

温不宜辛燥。

这些都是在前人论述基础上结合临床的经验之谈。

对于崩漏，主以塞流、澄源、复旧三法次第治之。

张锡纯一生治验中有关妇科方面的案例颇多。

后人从其《医学衷中参西录》中辑出《女科要旨》三卷，涵括了女科医论、医话、医方、医案多方面内容。

张山雷《沈氏女科辑要笺正》，作为浙江兰溪中医专门学校妇科读本，后经多次印行，并于1934年重加厘订。

单以产科鸣世者以下几家。

《宋氏家传产科全书秘本》。

据一九五一年《鄞县通志·文献志》甲上《人物》—《艺术纪略·宋氏女科》：“宋氏本鄞世家，前清有北川者，始以女科为名，著书一，颇出入《济阴纲目)。

其后入曰紫清者，删繁就简，别有《秘录》，均未刊行”。

《宁波府志》也说“宋北川，清代浙江宁波府人，精女科，有名于时”(浙江方言，博、北同音)。

民国慈溪名医冯绍蘧于业师陈虬处得《宋氏博川产科全书》，而陈虬又得之甬江范文甫。

后经冯氏编纂重订，共分四卷。

卷一是宋氏产证论，卷二是宋氏方目，卷三是冯氏所著宋氏方评，卷四乃冯氏增辑的摩劳及产后效方。

冯氏病时入袭西医之皮毛，昧中医之神髓。

他虽然佩服西式产医器械的精良和手术术敏捷，但又称赞中医产科祟尚自然，顺应天地造化与人体天赋之本能。

认为宋氏产科对于难产及产后各病莫不条分缕述，靡然无遗。

他说当时西医产科分娩后，将产妇中恶露挤压殆尽，复以药水涤之，绷带扎之。

产后虽无脐腹攻痛及恶露上冲之患，担身体赢弱的产妇，每因去血过多而难以康复或发生变证。

不如中医产后用生化汤祛瘀化新，并能顺应血行之路以杜绝贼风细茵外侵产户。

本书主要论述产后诸病，即以加减生化汤为主，因此方“视病加减，竭尽生化变化增损之能事，宜其收十全之效也”（近代中医珍本集·妇科分册，浙江科技出版社，1989）。

张曜孙著有《产孕集》二卷，共十三篇。

在具体孕期保健方面，既重视先天也重视后天因素，并指出孕期不可太逸，不可太劳，冬毋太温，夏毋太凉，食毋过饱，饮毋过多等原则（“孕忌第四”）。

重视产后精神护理方面，重视产后调摄，提倡母乳喂养。

曜孙的这些论述对于优生优育、围产期保健及减少难产等方面，有一定指导意义。

包诚补遗，增加了治法方药。

近代时期妇产科有名医家及有影响的著作尚有寄湘渔父《达生保赤编》(1886年)、程门雪《妇科学讲义》、恽铁樵《妇科大略》、秦伯未《妇科学》、时逸人《中国妇科病学》等。

儿科一、婴幼儿调护与疾病治疗关于断脐，在古代医家认识到断脐不洁易致危害，因而主张烧断、烙脐、铁器水煮等基础上，近代医家多提倡新法接生，用消毒利剪断脐，不可过长过短，覆以纱布药棉。

如吴克潜并主用枯矾末、松花等掺脐上包裹，中西结合，十分妥贴。

对脐风原因，吴氏认识到是因断脐不慎，水湿寒气入侵；或手术不洁，包扎不慎，微生物侵入。

治法推崇灯火（火焦）法，认为其原理“全在藉其暖气以温通杀菌”，颇为适用。

此外，张振鋆编撰的《鬻婴提要说》(1889年)是论小儿调护的专著。

二、痧痘痧痘即麻疹与天花，或作痘疹，对人体尤其是小儿危害甚大，自古有“走马看伤寒，回头看痘疹”之说，形容其瞬息万变。

中医对这两种急性传染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近代尤其达到顶蜂。

其观察之细致，经验之老到，洵属千余年乃至数千年功力的积聚，也是中医对人类的巨大贡献。

对此二病，近代除儿科著作中多有论述外，一般综合性医书也每涉及，此外，仅这方面的专著即有120余种，多数是痘疹合论，也有部分是专论痘疮或专论麻疹的；可见医家对此之重视。

麻疹又称痧疹，或名瘄子。

关于本病的专著，有安徽太平沈望桥撰述的《经验麻科》，江苏扬州叶霖撰写的《痧疹辑要》等。

沈望桥精儿科，对麻疹尤为擅长。

此书内容丰富，虽然在理论上发挥不多，但经验确切，是一本临床心得之作，如他将治疗药物分别为升降两种趋势，“麻疹未出，升发为先”，“凡治瘄之法，三日宜升，四日宜降，倘误降者，则不治也”，具一定指导意义。

叶氏《痧症辑要》以“痧疹”为名，为记述小儿麻疹的专著，但不少地方亦每痘疹并论，且引进西医新知。

这一时期对麻疹的病因、病机、辨证论治、预防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钱今阳对麻疹的病因作了分析。

古人有将其分为胎毒蕴于肺脾，外感引发；肺胃蕴热外发；天行时毒等三种。

钱氏在肯定本病均属热性传染病的同时，认为第一种为正痧；第二种为风疹，有别于麻疹；第三种属疫痧，当指麻疹中发热较重，传染较烈的一种类型。

并将麻疹与伤寒、感冒、天痘、水痘、猩红热等病分别作了鉴别比较。

吴克潜认为麻疹与痘疹的区别在于“痧疹之伏毒较浅，痘疹之伏毒深藏骨髓而发动于肾”，“痧喜清凉、痘喜温暖”在辨证论治方面，钱今阳结合中西医认识，将本病分为潜伏期、前驱期、发痧期、衰退期、恢复期五期。

对麻疹全病程中症状之描述，机理之阐发，治则方药之运用，险逆并症之处置等一气贯通，融合无间。

秦伯未则将此病分瘄前、瘄潮、瘄后三期，每期症治后附以总结性的“杂论”，为前人理论与经验的积淀。

观察细致，应变多方，均反映了此期临床的新水平。

恽铁樵《保赤新书》(1936年)主要叙述痧疹与惊风二病。

他认为痧子病状初期以咳嗽、发热、心里难受为主要症状。

其逆证有三：一为气急鼻扇，是气管、支气管等呼吸系统的炎症，治疗当驱逐风寒。

二为高热无汗，鼻旁口唇发青，手足冷。

为表闭，正气不能胜邪，病毒内攻。

三为热毒内陷，大便泄泻。

此时当区分寒热予以不同治疗。

恽氏因子女夭折而发愤学医，他在研究儿科疾病时有很多切身体会，所论也较通俗易懂，在当时影响很大，但偶有以偏概全之处。

预防麻疹方面，在传统的解胎毒等方法外，叶霖提倡用《泰西方鉴》介绍的种疹法。

即用患者血液涕沼蘸棉插鼻，或贴于皮肤；或以患者贴身衣物遍摩种者之身。

谓可将命门伏毒由脏腑而引出肌肉，达到预防目的。

其法实际是从中国人痘术脱胎而来。

痘关于痘疮即天花的病因学，吴克潜不废旧说，仍主以膝毒与时行结合。

“考痘证之原，由于先天，盖当成胎之时，父母欲火之遗毒蕴藏于胎儿骨髓深处，触于岁时流行之毒，即感之而外发”。

故母体胎教很重要，遵守与否可减轻或如重痘症发作时的病情。

钱今阳一方面吸取西医知识，认为天花病因为一种病原体，并将天花传播途径归于空气、接触、胎盘血行；另一方面从中医传统认识出发，主张以先天病毒(胎毒)为主因，而以感风感寒为诱因。

此期关于痘证的诊治充分体现了中医辨证论治的高水平。

秦伯未（1901～1970）《幼科学讲》将痘疮发热期、放点期、起胀期、灌浆期、结痂期、对本病的进程、症状、治疗、救逆等作了规律性探索。

吴克潜认识到痘证证情凶险，变化多端，治痘应根据不同时期，随机应变。

并指出治痘有常有变，不可执一而论。

总之不论痘证证情如何复杂曲折，变化如何迅捷多端，中医都有成法可依，为人类疾病治疗积累了宝贵财富。

中医不但发明了人接种痘术，而且在牛痘的宣传普及、传播推广方面也作了大量的工作。

这些工作包括撰书介绍、理论研究、设局传种以及亲自施种等。

总之，引毒外出，是这一时期医家对种痘以及牛痘机理的普遍认识。

此外，对选苗、蓄苗、适种时间、种后调摄以及顾及余毒等方面，都通过亲身实践，提出自己的见解。

三、儿科特色医著何廉臣《小儿诊法要义》是小儿病诊断学的专著。

此书内容广博，立论精要，对小儿疾病无论是临床诊断，还是理论研究，都具较高指导意义。

杨鹤龄《儿科经验述要》杨鹤龄(1875～1954)，广东省大埔县人。

其父杨继香业医，任职广东省城各善堂及育婴堂官医生。

鹤龄自幼研读医书，17岁考取医官，并于1907年其父殁后接任广州东山育婴堂内儿科医生职。

民国后自设诊所。

日诊幼儿二三百人，晚年整理临床心得，写成《儿科经验述要》(1949年)一书。

其书继承程康圃儿科八证说，并有所补充和发挥，共列证十八。

辨证方面以精确为要，注重实效。

如咳嗽一证，指出风热咳嗽与燥火咳嗽最为常见，治则强调理热痰在肺，理寒痰食痰在胃。

在儿科证治中专辟小儿湿温一类，既考虑湿温特点，主张初起以渗湿清热为主，又顾及小儿肝常有余，热邪容易引动肝风，而主加入平肝退热之品。

在具体治法方面，擅用封脐法、灯火疗法等外治法，善用素馨花、南豆花、白莲花、腊梅花诸花药，取其芳香轻透，协同诸药使邪从内达外，又无苦寒攻伐之弊。

还常用广东土药如禾秧芽、苦瓜干、野芋头、蔗鸡(甘蔗节生出的嫩芽)、咸竹蜂、象牙丝等，既符合地方特点，又有简便廉验的效果。

杨氏在育婴堂任职六年，其间留医病婴多属危笃重证，对于婴儿病期各种表现和药效有深切体认，如有急症，即行施治，等于在医院抢救患儿。

他重视医案总结，虽存案不多，但弥足珍贵，其实近代大量危重病人的抢救工件都是由中医承担的。

杨氏在这方面的经验，反映了中医抢救治疗危笃重证的成就。

针灸科自1822年清太医院取消针灸一科后，针灸的发展受到了很大阻碍，但由于针灸本身具有廉、简、便、捷、验等优点，因此很受劳动人民的欢迎，不仅能保存于民间，同时能有所发展。

如“太乙神针”法，就是由明代的“雷火针法”发展而成，初现于康熙年间，有韩贻丰著《太乙神针心论》(17l7)，惜书中未载组方和制针方法，故流传不广，至雍正年间(1723～1735）经范培兰努力推广颇具疗效，得以流传。

咸丰年(1851)之后，不断有新法创用，如面碗灸、银盏灸，使药力更集中、应用更安全、疗效更可靠。

并对后世器皿灸的应用产生了重要影响。

辛亥革命维翻了清朝统治，旧的禁令被解除，针灸学获得较大发展，出现了一拙著名针灸学家及百余部针灸专著，创办了针灸教育和针灸研究的学术团体，普及针灸知识，推广针灸技术。

一、著名针灸学家赵熙(1877～1938)，字辑庵，山西代县人。

临证治疗针药并用，被誉为“三晋名医”。

1923年刊行《针灸传真》8卷，成为辛亥革命后刊行的第一部针灸巨著。

朱琏(1909～1978)，十七岁时学习西医。

抗战中进入解放区从事医疗工作，1944年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号召，在延安拜著名针灸医师任作田为师学习针灸，并首先运用唯物辨证法，结合西医理论加以整理研究，于1948年著成《针灸学讲义》，使用于华北卫校。

此书后来被修订为《新针灸学》刊行。

是运用最新科学观点和方法，探索提高针灸技术与科学原理的重要著作，先后被译为朝文和俄文，影响较大。

二、针灸著作《针灸集成》作者廖润鸿，撰于1874年。

该书主要特点：作者以求实态度，引录了《内经》、《甲乙经》、《千金要方》、《资生经》等古代医籍中关于针灸论述的精华，并在《铜人经》的基础上，对穴位作了审慎的考证。

《刺疗捷法》作者张镜，撰于1876年。

是书详明经络各穴，绘以总图、治法，并编成歌诀。

治疗者，按经循络，取穴刺之，于临证治疗十分便利。

是以针刺疗法治外科疾病的一部专著。

《中国针灸治疗学》作者承淡安，初版于1931年，该书分四篇，第一篇“总论”，讨论了针灸术的沿革，针灸在治疗上的价值以及关于针灸的治疗和奇经八脉的研究；第二篇“经穴之考证”，讨论了人身度量标准，穴位的解剖部位、主治、摘要等；第三篇“手术”，叙述了针具的制造及其施针的手法，尤其强调了针刺并泻手法的重要意义，并指出：针灸手术名称虽多，除补泻手法外，余不足取；第四篇“治疗”，分别介绍了伤寒、温热病、暑病、霍乱、中风、惊风、癫狂、疟疾等42种病症的病因、征象、治疗、助治及其预后。

为精确指示穴位，不仅用西医解剖部位予以解释，还用点穴后的人体照片予以影印，较之绘图更富有真实感，并在每个穴位都编写上号码，使人一目了然，有利于初学者。

承氏以对学术极其负责的精神，不断予以修订，至1937年5月，短短六年中，该书连出八版，内容不断丰富，更名为《增订中国针灸治疗学》，成为近百年来影响最大的针灸专著。

《新著中国针灸外科学》作者罗兆琚，刊于1936年。

该书是补承氏《中因针灸治疗学》所不及，将外科病证，分门别类，罗列靡遗，并注明其病因症状，继则示以针灸疗治之法，《针灸秘籍纲要》作者赵尔康，撰于l937年。

赵氏曾协助承淡安共同创办中国针灸学研究杜、《针灸杂志》等，任代理总务、教授。

学术上受承氏影响颇多。

是书体例即仿《中国针灸治疗学》，但在“治疗篇”中，将84种疾病按西医系统划分为急性传染病、新陈代谢病、呼吸器病、消化器病、循环器病、血液及脾病、神经系统病、泌尿生殖器病和运动器病等九类，列病比较合理，颇适合西医学习针灸和临证参考。

三、学术研究自承淡安于I929年在江苏望亭发起成立我国第一个针灸研究机构——中国针灸学研究社后，就以函授通讯研究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发展社员，并创为《针灸杂志》作为学术探讨之园地。

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提供针灸临证研究的基地，该社在1936年创办针灸疗养院，设病房、门诊接待需针灸治疗的患者，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此后南北各地针灸研究组织纷纷成立，相互呼应，相互切磋，如：北京中国针灸学研究社、上海新中国针灸研究社、哈尔滨大成祥针灸学研究社、重庆科学针灸研究社、沈阳同善堂针灸社、宜昌国医针灸学社等等。

这些针灸研究组织虽均为民间学术团体，但其声势、其工作成绩，使清末濒于消沉的针灸学再次受到人们的注意，甚至包括西医的重视，加速了针灸知识的普及和针灸人才培养的步伐，有利于针灸学的研究。

民国时期，一些学者开始用近代医学和科学技术来探讨针灸的原理，并提出一些较新颖的见解。

在与近代科学技术结合方面，唐世丞首开先河。

1934年以后，他先后发表了《电针手术及学理》、《电针学之研究》等数篇有关电针学的论著，以实验研究为依据，介绍了电针的发明及电流对人体皮肤、神经、血管、感觉器官等不同组织的不同作用结果，探讨了电针的治疗原理在于：刺激作用、镇静作用、变质作用、流集作用、分析作用。

这虽然很不完备，但唐氏创造性的研究设计及其研究成果的发表，对当时电针疗法的传播和发展，对电针原理的进一步探讨，都有很好的推动作用。

眼科清末民初间，中医事业虽倍受挫折，但中医眼科仍有持续的发展和进步。

这主要表现在对中医眼科医籍由博返约的整理和归纳以及中西医眼科汇通的萌生与发展等方面。

一、中医眼科的持续深入发展近代眼科医家多将重点放在对眼科医理的整理和归纳上，以期达到提纲撮要，由博返约的目的。

如《眼科金镜》卷首开篇即以简洁的文字将五轮分属五脏，八廓与脏腑经络的关系及病因学说作了简短、精辟的总结，在各论中对每证的辨证论治则详加介绍。

《眼科菁华录》在格局上已接近现代讲义的形式。

内容较系统全面，条理清晰。

眼科诊断也进行了类似的整理，如白内障病，古书有圆翳、横翳、热翳、水翳、淬翳、沉翳。

甚或顺逆垂帘、偃月、聚星等多种病名。

《眼科六要》则统一为“内障”一证，人们通过反复的观察实践，逐渐对疾病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删繁就简，去粗取精，眼科病种逐渐趋向缩减，至近代约简为四、五十种或十数门类。

如《眼科切要》以歌赋形式撮简为五十余种常见病，《眼科六要》则概括合并为四十种眼病，《眼科菁华录》分作十七门类，《眼科金镜》更分内、外障两大门类再列病种，症状描述均较以往准确简练，辨证清晰明确。

此外，黄岩所著《秘传眼科纂要》记载了前代未见的新病种，如眼瘤、黑白混视、白仁黄赤色外障等病名，对眼病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二、中西眼科汇通的萌生与发展十九世纪初，随着西洋医学的渗透和传入，中医书籍中不断出现有关西医眼科知识的记载。

如早期中西汇通医家陈定泰，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就曾在广州传教士诊所亲自目睹了西医眼科手术，他在《医谈传真》中记载了一例青光眼减压术，书中记述了作者观察手术的整个过程。

近代眼科中西汇通医家较突出者，当属陈滋(1678～1927)。

陈滋出身今医世家，曾留日学医，19l2年归国，长期从事眼科医疗实践。

著有《中西眼科汇通》（1936年刊行），收载近百种眼科病，每病都冠以中西病名，并列中西两法治疗。

他采集整理了大量的中西眼科医籍资料，并进行了比较研究，“窃谓我国医术为五行所误，其理论不足取，推辨证授药则已积四五千年之经验，所得颇多……”（陈滋《中西眼科汇通》，自序，1936年上海眼科医院版），而西医病已有特效药者不及十之一，药之奏效不确者，不知凡几，有病无药者，更不知凡几……。

”陈氏在今医跟科药方整理上也做出一定贡献，他披阅历代眼科医书，收集整理了眼科药方一千多个，为历代眼科医书载方最多者，药方收集种类也很齐全，有外用药、内服药、外洗药、外敷药，丸散膏丹，剂型十分丰富。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中医眼科诊所或医院，他们试图在临床实践中摸索出一套中西两法治疗眼病的经验。

如上海的陆南山、范新孚，四川的陈达夫，广别的李藻云，浙江的韦文贵、姚和清等。

这些中医眼科学家在三、四十年代就开始进行中西两法治疗眼病的医疗实践活动了。

较为突出者当属上海的陆南山。

总之，民国时期眼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依然遵循着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而出现了由博返约的整理阶段。

同时它又较明显地受到了西方医学的冲击和影响，从而出现了中西眼科汇通派，尽管汇通并不成功，但为现代眼科的中西医结合提供了经验教训。

喉科十八世纪中期，中医喉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相当成熟，曾陆续出版了几部很有份量的喉科专著，如张宗良的《喉科指掌》(1757年)、郑梅涧(约1727～1787)《重楼玉钥》、《喉症全科紫珍集》等，这几本书都系统全面地讨论了喉科各种疾病的诊法及治疗，使喉科辨证论治大法日趋丰富。

近代几种可怕的喉科传染病在中国大地上蔓延，严重地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与健康，对此我国中医界人士奋起努力，进行了不懈的研究探索，经过一百多年的临床实践，终于总结出一套完整而行之有效的诊疗大法。

这一实践过程，几乎贯穿于整个近代历史时期。

一、近代喉科传染病的流行喉科专著的涌现喉科传染病对人民健康危害轻重的主要有白喉及烂喉痧(或称痧喉，即猩红热)。

近代名医丁甘仁自述：“行道数十年，诊治烂喉痧不下万余人”（丁甘仁《喉痧症治概要》1927年）。

近代时期曾涌现出大量的喉科专著、疫喉专书。

以新版《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统计，自古至l840年以前，现存喉科著作大约有三、四十种。

自1840年至1949年这百余年间，喉科专著猛增至三百余种，尤其是疫喉专书在短时间内大量出版，在医学史上也较为少见，仅白喉专书自1869年第一部白喉著作《时疫白喉捷要》问世，截至l935年止，六、七十年间共出版白喉专著五十余种，烂喉痧专书二十余种。

这说明中医界在诊疗疫喉的临床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及时调整辨证施治，出现了不少很有价值的喉科著作。

二、诊治法的进步对传染性喉科症的基本认识《重楼五钥》(郑梅涧著)，其中有一段关于“白缠喉”的论述，可说是我国最早关于白喉确切记裁，郑氏制定的“养阴清肺汤”创立了治疗白喉的基本法则。

烂喉痧一证的详细记载可见于金保三《烂喉丹痧辑要》(1867年)一书，书中记录了叶天士医案一则，“雍正癸丑年间有烂喉痧一症，发于冬春之标，不分老幼，遍相传染。

发则壮热烦渴，丹密肌红，宛如绵纹，咽喉疼痛肿烂……”。

对传染性喉科证认识的逐步深化及诊疗法则的不断发展自《时疫白喉捷要》问世以来，白喉专书沓踏而至。

其中对白喉病因认识较有见地的当属许佐廷《喉科白腐要旨》(1875年)，作者总结多年临诊心得，认为白喉发病不外乎内外二因，内因为病家素体肺肾阴虚，外因为感受燥气时邪，外火引动内火，而致阴亏火热之证，故初期治病切忌疏散温燥之品，治宜清肺养阴。

其后又有李伦青(纪方)《白喉全生集》(1882年)。

该书诊治细腻，以寒热为纲，再分轻重虚实论治，共分九大证类，对寒热错杂证及误治坏证的治法颇有特色。

主张内服药与吹药并用，效果好。

烂喉痧专书的第一部著作是陈耕道(继宣)《疫莎草》(1801年)，陈氏首次将烂喉痧病从诸斑疹中摘出。

后世夏春农《疫喉浅论》(1875年)，对《疫痧草》作了发挥，对诸多变证灵活施治，条理清晰，治法较前完备。

由于白喉、烂喉痧均为急性传染性热病，来势凶猛，瞬息万变，并且初期多伴有表证，对此各医家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阐发医理，有认为白喉不可表散，一切解表药均在禁忌之列。

有认为白喉可表散，不可升散，葛根、牛蒡可用，升麻、柴胡不可用。

有认为痧属寒湿齐或有之，香需桂枝宜在可用之列，仅需慎用。

关于白喉忌表、宜表的论争最为激烈。

《白喉治法忌表抉微》耐修予著，刊于1891年，为白喉忌表的代表著作。

作者鉴于医家常把白喉误作风寒表证而妄投辛散之品，致使毒邪内陷，酿成危侯。

特主张白喉忌表，“坚信养阴忌表四字治白喉者，历劫不磨之论”。

后世医家张采田、朱铁山等经过临床实践，认为《忌表抉微》之论过于偏颇，张采田(孟劬)著《白喉证治通考》(1901年)，纠其偏差，认为表散不可与升表相提并论。

白喉初期表症俱在，即投滋阴养肺汤，岂有成理？

故治白喉当审证辨脉，察之秋毫，当表则表，当清由清，药贵神速，十不失一。

至此，医家们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求索，疫喉的辨证论治思想逐渐清晰明确起来，取得可喜的治疗效果。

近代喉证诊疗大法已臻成熟完善二十世纪前后，有关疫喉一套完整而行之有效的治疗法则基本完备。

《喉痧正义》正是其中一部代表作，作者张醴泉撰于1889年。

书中汇集了百余年间29位著名医家有关疫喉的论述，其中不乏大家，如叶天士、王孟英、吴鞠通等论疫；张绍修论白喉；在每篇医论后都缀以按语，详如分折，当褒者褒，当贬者贬。

其曰：“多读自如……务获真诠，自能胸有把握”。

在综述疫喉论诒的专书中，学术价值较高的还有近代名医丁甘仁的《喉痧症治概要》(1927年)、曹炳章的《喉痧证治要略》(1936年)。

丁氏论治喉痧主张分初、中、末三期，订立疏表、清凉、下达数法。

考古证今，用药审镇，其所列药方效果极好。

曹炳章对白喉痧喉两大病种，以比较的形式作了全面介绍，条分缕晰，一目了然。

尤其治法总结的更为详尽，分内服汤药法与外治手术法。

外治法包括提毒药、探吐、吹喉药等。

并且还介绍了西医的血清抗体疗法。

推拿和气功养生一、推拿流派正是从民间到皇宫对推拿的需求，促进了推拿一法在近代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流派。

脏腑点穴流派（略）一指禅推拿流派现在广泛流传的一指禅推拿，相传是清朝同治年间(1862～1874)由河南擅长于一指掸推拿的“太医”李鉴臣客居扬州时所传。

李鉴臣传一指禅推拿与丁凤山(道名，原名丁永春，约1842～1915）江苏扬州西门人。

丁氏善骑马射箭，并考取武秀才，颇得李氏真传，在江浙二省极负盛名，有传人20余名。

丁氏一指禅推拿尤擅长治疗脾胃疾患，先行医于江都，继开业于上海，就诊者踮趾相接。

为使一指禅推拿不断光大，丁凤山之徒王松山(道名，原玉涟，1873～1963，扬州西门人)在1920年聚丁氏传人10余名在上海成立了推拿研究会。

参加研究会的同道每月讨论一次，重在交流临床心得和手法应用的体会，并聘有书记员担任记录。

王松山的一指禅推拿经验由其徒王子宗整理成《一指定禅》，为一指禅推拿的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丁凤山之侄孙丁秀蜂，更在继承祖传一指禅推拿的基础，于40年代独创了滚法推拿，为一指掸推拿流派又添新技。

到1949年，一指掸推拿医师已有40余人，是江浙乃至全国的一支比较有影响的推拿队伍。

一指禅推拿强调手法以柔和为贵，柔中寓刚，刚柔相济，操作时动作连贯细腻，雅而不俗，法之所施，使患者不分所苦。

操作中，遵循“推穴道，走经络”，以通调脏腑气血，扶正祛邪。

为此，一指禅推拿十分注意功法锻炼，不仅要求学者习练内功“易筋经十二势”，还要求刻苦习练各种手法，达到“持久、柔和、有力、均匀”的境界。

内功推拿流派（略）二、推拿著作《推拿指南》作者唐元瑞，刊于l905年。

是书7卷，前六卷乃辑前人各家所说，唯第七卷最具特色，详论了61种眼疾的推拿手法。

如：“凡眼不能远视者，水盛而火衰也。

宜补心经，补脾土，掐离宫，清肾经，掐肾节。

”是我国推拿按摩史上以推拿手法治疗眼病比较早的记载，并由此开辟了用推拿手法治疗眼科疾病。

《黄氏医话》作者黄汉如，刊于1915年。

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第一部推拿医话，记载了作者本人数十年运用一指禅推拿治病的验案和心得，介绍了一指掸推拿的来源和特点，对于后人学习一指禅推拿来有启迪。

三、气功养生在近百年气功养生的发展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本世纪初叶在我国知识界兴起的静坐养生热潮，出现了讲静坐的专著若干种，其中最杰出的当推蒋维乔的《因是予静坐法》。

蒋维乔(1873～1958)，字竹庄，号因是子。

江苏武进人。

自幼练习气功（静功），对气功有精深造诣。

1914年，蒋维乔得知日本流行“冈田式静坐法”，很有感触，认为这是我国固有的养生法，于是根据自身的练功体验，写成《因是子静坐法》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书分为“原理篇”、“方法篇”和“经验篇”。

“原理篇”中，蒋氏运用西医生理学、心理学知识，对静坐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论述了人体的重心及静字的真谛；“方法篇”中介绍了练功的要求、姿式、时间和呼吸等，提出自然呼吸(腹式呼吸)和正呼吸(逆呼吸)两种呼吸形式，并专门论述了练功的反应(静坐时腹内之震动)；在“经验篇”中介绍了作者自己从幼年、青年至中年长达20余年的练功经验和研究心得，记有“二十余年之研究”、“静坐宜知忘字诀”、“静坐不可求速效”、“震动与成效无关系”、“静坐方睡眠之关系”、“静坐与食物之关系”等l0节。

书中介绍的静坐方法，主要是内丹系统中的意守丹田法（着重下丹田）与调息法，但他未用铅汞、坎离等内丹田术语，而用通俗易懂的文字介绍，所以颇受读者欢迎，1917年再次出版，在国内流传很广，使传习静坐法的人与日俱增，遍及全国及南洋各地。

1915年，蒋维乔在北京开始研究佛学，曾习密宗，又根据《童蒙止观》、《释禅波罗密次弟法门》的内容撰写《因是予静坐法续编》一书，该书在内容上吸收了佛教气功的很多理论和方法，有了新的阐发，成为因是予静坐派气功的中坚。

其核心是：系统发挥了数息观法，这对诱导入静和调息锻炼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总的看来，蒋氏所言静坐之内容，包括了内丹术、止观法门以及各种藏密的静功功种。

所以其实质与静功一般无二，正如他自己在《因是予静坐卫生实验谈》一书的绪言中所道：“静坐这两个字很响亮，通俗易解，我也就取用了这个名词。

”丁福保(1874～1952)，字仲祜，江苏无锡人，蒋维乔的挚友。

于1921年编纂出版了《静坐法精义》。

四、其他此期讲静坐法的还有：陈乾明《静的修养法》、杨中一的《指道真谛》、童白梅《无为静坐法》等等。

另外，由蒋维乔倡导并组织的静坐法研究团体以及上海崇道联谊社等群众社团组织，更是为静坐法的普及、推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除静坐养生外，还有采用其他功法养生的专家和专著。

如潘蔚的《卫生要求》(1858)。

该书选材精要而实用，无冗繁之论述，篇幅较小而易于传播。

书中所辑入的功法，都是较有代表性的气功方法，以“十二段锦”、“分行外功”、“内功”为全书主体，辅以“易筋经十二势”等。

清人李九华的《调气圭臬图说》也是一部颇具特色的气功养生著作。

书中所介绍的气功方法新颖，是历代气功文献中未见记载的一套吐纳、导引与自我按摩相结合的功法，据作者所述，此套功法源出武术，似与《易筋经》有一定溯源关系。

书中叙述的呼吸吐纳方法也别具一格，不是以呼吸配合导引运动，而是以导引运动来调节呼吸，尤其强调呼吸自然，其呼吸幅度之大，甚至类似瑜珈术的所谓“完全呼吸”。

由此可见，通过肢体导引运动来“自然”调节的呼吸锻练是本套功法的核心，故书名为《调气圭臬》。

据称，此套功法“无论有病无病皆宜，有病者不必服药，以功代药。

虽风劳鼓膈等症，行功之后，无不痊愈。

若筋络牵痛、肝气胀疼，尤易见效。

”“妇人行此，可免难产之患。

”此并汇集前代气功养生法之大全的有《内外功图说辑要》，件者席锡藩，字裕康，号慰根，别号抱仁子，生于清末，卒年不详。

该书成于1918年，系作者“钻研道味，十余年……复致力于修养一端，研求内外功用，身体力行，寒署罔间”（《内外功图辑要·陈亮熙序》），是书集历代动功、静功的理论与方法共二十八类，有图123幅，分上、下两集。

上集辑录《万寿仙书》、《摄生消息论》、《性命圭旨》、《保生心鉴》等前人气功文献之精华，内容包括“二十四气坐功图”、“五禽戏”、“四照图”、“八卦周天”，“诸仙导引图”、“四季摄生论”等等。

下集杂取《备急千金要方》、《圣济总录》、《内功图说》、《活人心法》、《奇经八脉考》等前代医学及气功文献精华，包括“八段锦导引图”、“天竺按法”、“婆罗门导引法”、“易筋以十二势”、“长生十六字诀”、“分行外功法”、“外功龙虎诀”、“调息内功诀”、“丹成九转”等，确实达到了“精华荟苹”，但编辑缺少系统及层次，较少有作者个人论述及对各种不同功法的评价，读者观之，虽目不瑕接，然却无所适从，是为不足。

近代中医教育晚清时期的中医教育近代中医教育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晚清时期，从清同治元年（1862年）京师开设同文馆、太医院教习厅复设医学馆，至光绪末年各地出现的中医社团组织，为官办医学教育延续及民办中医教育之兴起。

第二阶段北洋政府时期，从民国二年(1913年)神州医药总会晋京恳请提倡中医中药、准予另设中医医药专门学校，l925年全国教育联合会议决请教育部明定中医课程并列入医学教育规程案，为我国中医界申请办学立案成功开始。

第三阶段民国时期，从1929年至1949年，那是我国中医界在艰难困苦的历程中坚持学校教育、兴办发展学校教育，闯出了一条教育自立的道路，成为中医近代史光辉篇章之一。

近代中医教育，当然还包括传统的以师带徒教育，其与中医院校教育并存互为补充发展，在近代中医教育史上仍占居一定位置。

光绪24年(1898年)期间，设立医学堂，归大学堂兼辖。

变法失败，一切“新政”均被推翻，独京师大学堂获得保存，及至光绪28年(1902年)春张百熙拟《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大学专门分科课目中，医术列于第七，下分医学及药学两目。

京师大学堂为适合医学专门教育需要，旋于1903年规画一医学馆。

光绪33年(1907年)将京师医学馆改为京师医学专门学堂，中西学科肄业，各以深造有得，切于实用为宗旨，其应如何补习普通偏设课程，酌定年限，由学部遴员详议。

但由于当时我国无论是中医教育或西医教育，都缺乏办学经验，学部无法具体厘定各门科目教学规程，遂将京师医学专门学堂学生全部送日本学习，朝廷官办中医教育至此暂停。

我国近代史上民间最早出现的中医办学机构，是浙江省瑞安县利济医学堂。

利济医学堂创建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主办人陈虬，字志三，号蛰庐，乐清人，1885年集同志建院于浙江温州府瑞安城东，实欲借学堂为造就人材之地(LinQianliang Earl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schools inModern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MedicalHistory,1980,10(2):90.

林乾良：我国近代早期的中医学校，中华远史杂志，1980，10(2）：90)。

1912年医学求益社改名医学卫生社，宗旨更加明确；“联络医界团体，振兴医务教育”。

(TeachingMaterials of Guangdong Medicine and BeneficenceAssociation Guangzhou Shigi Puhuaiyi Guandong YamianEdition,1914.

广州医学求益社卷，广州十七甫怀驿关东雅面印本，1914),1917年该社衍生“广东中医教员养成所”，1918年原求益社同人又创办“广东医学实习馆”，直至1924年，全部归并入广东光汉中医专门学校。

由此可见，近代中医院校实际上诞生于中医药社团组织，而中医药社团组织为谋求自身集团利益又必须创办发展自己的教育事业，培养一批能为该集团利益服务的专门人才。

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医教育1912年7月10日至8月10日，教育部召开第一届临时教育会议。

到会议员80余人。

提案92件。

同年9月3日教育部正式公布学校系统。

其后陆续颁布各科学校令。

即《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ShuXincheng.

Introductory Remarks in New Education Decreeof Republic of China.

Shangwu PublishingHouse,1923:1.

舒新城：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例言，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1．）。

《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有关医药教育规程令颁布两次。

第一次民国元年（1912年)11月22日部令第25号。

《医学专门学校规程令》部令第26号《药学专门学校规程令》，医药两门各课程学科均漏列中医中药。

第二次民国二年(1913年)1月，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大学共分文、理、法、商、工、农、医七类，医类又分医学与药学两门，也都没有把中医药科列入以内。

因此，北洋时期中医教育的焦点，首先是争取办学立案，将中医教育列入学制系统之内。

教育系统漏列中医药案，引发了近代医学史上首次抗争救亡运动。

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余伯陶等人，立即和各地医学团体进行联系，至1913年10月有19个省市医学团体响应。

并派代表参加“医药救亡请愿团”推举恽薇荪(北京)、叶晋叔(上海)为代表。

此外尚有药业方面，同仁堂、西鹤年堂等参加。

代表于1913年11月23日起程赴京请愿。

《神州医药总会请愿书》是一份非常珍贵的近代中医教育史资料。

现文摘如下：“为请求建议，呈为恳请提倡中医中药，准予另设中学(注：指中医学)医药专门学校，以重民命而顺舆情事……”“今者民国肇始，力图自强，我国医药人材，方将与世界各国竞胜争雄，教育部太部定章，于医学课程独取西法，不及中学，此虽迫于世界进化之大势，别具苦心，然会员等愚以为医药为卫生强种之要素，与国计民生有绝大关系；速举中医中药切实整顿则可，逐如淘汰则不可……”（MedicalJournal.

1922,(8):81-86.

医学杂志，1922，（8）：81～86）。

请愿书全文很长，最后提出八条具体措施，即设立中国医药书编辑社；开设医院；开设中医补习学校；规定诊察手续及立案程式；删补丸散膏丹暨各种药品；设立医药藏书楼、药品陈列所；设药品化验所；编辑医学报等。

请愿书结尾曰：“大部为全国教育总司，必能下顺舆情，俯加采择，当无畸轻畸重之虞。

所有请求恳请建议提倡中医中药，准予另设专门学校各缘由，除向教育部恳请，议会请求外，理合抄具简章，吴请俯充批示祗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谨呈。

”（MedicalJournal.

1922,(8):81-86.

医学杂志，1922，（8）：81～86）。

北洋政府教育部在群众舆论压力下，1914年1月8日函复余德勋(余伯陶)请愿书。

该批示认为：“本部对于医学，只期学术完备，求合于世界进化之大势，然后检疫，卫生诸政，冀可推行无碍，并非于中医、西医有所歧祝也。

”(ChenBangxian.

Chinese Medical History.

shanghai: ShanghaiMedical Book store,1929:138.

陈邦贤：中国医学史，上海医书局，1929：138)。

继教育部批复之后，北洋政府国务院于1月16日也发下正式复文：“查中国医学，肇自上古，传人代起，统系昭然，在学术固已蔚为专科，即民生亦资具利赖，前此部定医学课程，专取西法，良以歧行不至，疑事无功。

先其所急，致难兼采，初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也。

来呈述理由五端，尚属持之有故，拟办各宰，亦均具有条理，除厘订中医学校课程一节暂从缓议外，其余各节，应准分别筹办。

仍仰随时呈明地方行政长官立案，俾资查考以便维持。

此批。

”（Reply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Council to sheuzhou GeneralMedical Association.

Medical Journal, 1922, (8):89.

国务院批答神州医药总会批调，医学杂志，1922，(8)：89）。

教育部和国务院的答复，明确表示并非于中医有所歧视、废弃之意，基本同意了全国医药救亡请愿团要求，准予分别筹办。

虽然对中医学校课程要暂缓议定。

但原则上已表示准许不加反对。

这次请愿的初步胜利，为以后各地中医学校立案成功奠定基础。

民国初年我国中医界争取教育立案，虽然未能达到将中医教育列入教育系统之目的，但它迫使北洋政府当局公开肯定中医中药的重要作用，答应中医药学校课程暂从缓议，允许民间中医学校可先行自谋组建。

社会各界也给予中医办学以大力支持，从而给中医教育造成了一个较宽松的发展环境，于是有了1915年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及1917年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在内务部立案成功的先例。

1915年上海名医丁泽周(丁甘仁)、夏应堂等人发起筹办，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向北洋政府备案。

丁泽周《为筹建上诲中医专门学校呈大总统文》。

丁泽周呈文，反映了我国近代中医界办教育的勇气及呼声。

其以简练文字，论述了创办中医教育目的意义、途径方法，需融汇中西教学之所长。

全文层次分明，铺叙委婉，北洋政府接文后交教育部及内务部作谨慎批复。

教育部复称；“今丁泽周等欲振余绪于将湮，设学堂而造士，兼附设医院，兼聘西医，具融会中西之愿，殊足嘉许。

”内务部批云：“教育部既深嘉许，本部自所赞同，应准备案，俟该校课程拟定后送部核查可也。

（Symposiumof TCM Education.

Shanghai Research Society ofTraditional and Western Medicine,1939:2～3.

中医教育讨论集，上海中西医药研究社，1939：2～3）。

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于1917年正式招生上课，谢观首任校长，所聘教师曹家达、丁福保、陆渊雷、黄体仁、余听鸿等，均有名望。

l931年学校改名上海中医学院，丁济万继任院长。

广东近代的中医教育在全国占有重要位置，其影响力仅次于上海。

1913年2月，广东中医药两界人士联合粤九大善堂力量，假座广州十八甫路爱育善堂，商议筹办粤省中医中药学堂事宜：“闻因教育部颁布医药学堂章程，专西遗中，该堂院等拟办中医中药学堂，以期研究。

”(Recordsof Guangdong,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to Build a Schoolof Traditional Medicine and Chinese Pharmaceuticals.

Guanghua Medical and Health Journal, 1913,(8):50.

广东九总善堂院集议筹办中医中药学堂汇录，光华医事卫生杂志，1913，（8）：50)。

1913年3月，省港药材行及广东中医界假座广州上九路张大昌寿世会馆集议，即席决定成立“中医药学校省港筹办处”，一致公推广东近代著名教育家卢乃潼任筹办处主席(总理)，以资责成筹办广东中医专门学校。

19l6年上海方面传来中医专门学校内务部立案成功消息，1917年冬卢乃潼亲赴北平拜会内务部余某，从1915年至1928年，各地兴办的中医院校还有河南中医专门学校、湖北中医专门学校、福建中医专门学校、长沙明道医学校等，惜未见有更详细的文献资料。

这一时期我国中医办学教育仅属初建起步阶段，有关教学上许多问题如教材编写、课程设置、学科建设、师资培训、附属医院创办适应临床教学需要等等，仍存待于以后发展成熟。

南京政府时期的中医教育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取代北洋政府成立南京政府。

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国民政府卫生部在南京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行政会议，会议讨论了余云岫等四人提出的四个废止中医案，合并为“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分为甲乙丙三项，其中乙项为“禁止旧医学校”。

同年4月29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布告第八号，饬令中医学校改称传习所，此项传习所不在学制系统之内，即无庸呈报教育机关立案。

国民政府教卫二部公开压制中医教育，给民国时期的中医办学增添极大的困难。

在这重重障碍下，我国中医药界一方面以办学形式进行艰苦的抗争，把兴办教育作为自救的途径；另一方面更加深入地进行医学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从而丰富充实了近代中医学校教育内容。

医学教育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中医教育尤其如是，各地中医院校创办伊始，即把附属医院建设摆到议事日程。

上海广益中医院1917年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正式招生开始上课，为扩充培植国医人才，谋求师徒传授改进之计划。

校长丁甘仁及其子仲英于1921年创设上海广益医院，地址南市方斜路，其后又创设广益中医北院，丁仲英任南北两院院长，主持院务，督率同人，既赠医施药于贫苦民众，又临症授徒于莘莘学子，实开中医设立医院之先声。

（DingZhong Ying significance of open campaign of Candidatesfor deputy to the National Congress.

Guanghua Journal ofTCM, 1937,4(9):3.

丁仲英：国大代表候选人公开竞选之意义，光华医药杂志，1937，4（9）：3）。

据何时希先生回忆：广益医院以南院为主，有高等病房，收费为日一二元，由程门雪为主任，负责医疗事务，屡挽危症。

当时颇著声望，缙绅富豪有病者趋之；二等病房每床来日几角钱，重病亦有主任诊治。

另有一奇特的三等病房，多为绅商损款所设，病人系老弱、瘫痿广益强院接受之，则捐款有来源也。

广益医院不仅是中医专门学校临症教学基地，也是上海中医学会会员活动场所。

近代名医丁仲英、谢利恒、曹颖甫、徐访儒、秦伯未、余继鸿、程门雪等。

经常在此分析疑难病案，主持学术讨论。

从1921年至1925年，一共进行26次临床病例讨论。

如1924年l2月1日为该院第23次讨论会之期，参加者50余人，余继鸿任评议长主席，秦伯未充当临时记录员，曹颖甫、傅雍言、郭立名等人就喉科白喉一症如何消退喉中白腐问题提出自己学术见解。

（QinBowei Record of 23rd conference Chinese Journal of TCM,1924 (10):2.

秦伯未：第23次讨论会纪事，中医杂志，1924，（10）：2）。

1926年，丁甘仁创建的沪南、沪北广益中医院在国内已颇具影响。

丁氏办院宗旨一是使在校学生有实习机会，二是嘉惠贫病。

丁氏逝世后，后人撰《丁甘仁墓表》记曰：“欧风东渐以来，厌故喜新者，每讥中医蹈于虚，非若西医验诸实，先生雅不以为然，惟中医良莠不能齐，且西医院校遍沪上，中医独寂无所闻，亦未尽整齐鼓舞之方。

于是创设中医专门学校、女子中医专门学校以毓才；复建南、北广益医院以施诊，而廷名师肩其任。

学医者业既日精进，而慕院校之裨益人民者，闻风相继起。

”（HeShixi.

Famous Physicians in 3 Generations of DingsFamily in Menghe.

In Medical Forest over sea.

shanghai: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91:3.

何时希：孟河丁氏三代名医,见：上海医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3）。

及至1930年，丁甘仁次子丁仲英，又创办华隆中医院及华隆分院作实习医院，该院开设有病床供患者住院留医用，并且特别强调；“本院聘请医校毕业名师授徒之医师为住院医生，每日诊察一次。

（DingJiwan.

Advertisement of Hualouq Hospital of TCM.

HygieneNewspaper, 1930,2(17): Back cover.

丁济万：华隆中医院广告，卫生报，1930，2(17)：封底）。

这是目前所见到有关近代中医院校毕业生任病房住院医师查房制度的最早文献记录。

广东中医院广东中医院筹建于1927年3月，是我国近代史上办院时间最长、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的中医教学医院，省港药业同人《筹建留医院捐册弁言》曰：“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成立已三年矣。

惟学医需求实习，故留医院之设，万不容缓。

本校已相定对门第l01号门牌之屋，阔三间过，后门通大德马路，为医院地址。

然购地建筑开办之需，非五万金不可。

本校当日购地六亩余。

建筑费及置图书标本校具，共耗十万金有奇，此时实无余款，故不得不为将伯之呼，此举为培植医材慎重人命而设，而相传四千余年之医学，岁销数万万金之药材，即藉以保全，善莫大焉。

尚冀倾囊，不胜盼祈。

”(Forewordof the donation record For Establishment of Hospitalwith Ward.

Chinese Journal of TCM, 1927,(3):107.

筹建留医院捐册弁言，中医杂志，1927，(3)：107)。

从1927年至l933年，省港两地中医界人士及海外粤籍华人纷纷捐款，银元送往广州一德西路位元堂药材号、大平街裕荣银行号，香港文咸东街广丰和药材行，永乐西街联益行等收银处。

数年间共集腋银元25万。

至1933年9月方才正式建成广东中医院行落成开幕礼。

（Newsof Hospitals.

Bulletin of Guangdong school TraditionalMedicine and Chinese Pharmaceuticals, 1937,(9):50医院消息，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刊，1937，(9)：50）。

广东中医院地址广州市大德路，占地300平方米，楼高三层，内有大小病房20间，病床30多张，另设有各科门诊、药房、治疗室、护理室、煎药室、太平间等，成为当时较有规模的中医医院。

住院医师多为该校毕业生，如李仲守、张阶平、林夏泉、罗元恺、司徒铃等，后都成为广东省名老中医。

三十年代，是我国中医办学教育高潮时期，随着教材编写、学科建设、附属医院创办成功，中医院校在数量上较为迅速的发展。

据不完全的统计，全国各地兴办的中医院校、讲习所或学社共计有八十多所。

该时期中医办学的兴起，其背景与1929年余云岫废止中医案禁止旧医学校设立有关，办学成为中医抗争的手段之一；而更重要的是，教育在整个中医事业所处的重要地位，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中医院校简介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筹建于1915年，经两年筹备于1917年正式开学。

谢观首任校长。

1931年，该校改名“上海中医学院”，由丁甘仁次子丁仲英任董事长。

1937年，丁仲英回顾自1917年来办学的经过：“民国六年，先君有鉴于国医学术，仅恃师徒传授，无以宏奖精粹，力求扩充培植国医人才，谋改进之计划，固国医之阵容起见，遂与仲英等发起创办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购地建舍，筚路篮缕，极尽苦心孤诣之能事。

历年以来，毕业于斯校者，迄今无虑数千人，实倡海内中医办学之先声。

”（丁仲英：国大代表候选人公开竞选之意义，光华医学杂志，1937，4(9):3）。

上海中国医学院上海中国医学院创办于1927年12月，由王一仁、秦伯未、许半龙、严苍山等人发起，章太炎先生鼎力赞助首任院长。

1929年6月，中国医学院由上海国医公会接办，会长朱南山带头捐款8000银元，自是更获全沪医界支持，院务日益发展。

(Administrativeaffairs of china medical college.

Guanghua MedicalPharmaceutical Journal,1937,4(3):2.

中国医学院院务概况，光华医药杂志，1937，4(3)：2)。

1935年，上海中国医学院由朱鹤皋任院董事会主度，薛文元任院长兼教务长。

上海中国医学院办至1939年9月，由郭伯良任最后院长，共有毕业生12届（Autograph Album ofGraduates in 12th Class of shanghai China MedicalCollege.

Deans Office of China Medical College,1939.

上海中国医学院第12届毕业纪念刊，中国医学院教务处，1939）。

合计12届，人数将达400。

上海新中国医学院由近代名医朱南山筹建于1935年12月，1936年2月正式成立。

该院“以研究中国历代医学技术，融化新知养成国医专门人才为目的”（Regulationsof Board of Trustees of Medical College of New ChinaBulletin of TCM,1936,3(11):39-40.

新中国医学院院董事会章程，国医公报，1936.

3(11)：39-40）。

该院与上海其它中医院校最大区别是设立研究院。

该研究院“以实现国医科学化，养成国医高深人才以供社会需要，并以科学方式证明国医理论及治疗经过，以供世界医学者之研究为宗旨。

”（Regulationsof Research Institute in Medical College of New China.

Bulletin of TCM, 1936,3(11):39-40.

新中国医学院研究院章程，国医公报，1936，3(11): 39-40）。

浙江中医专门学校浙江中医专门学校1916年由杭州中药行业发起筹建，1917年正式招收学生，近代著名中医学家傅懒园首任校长兼医务主任。

傅懒园(1861—1931)，名崇黻，绍兴人，举人出身，官至教谕，后弃儒从医，精内妇儿科。

民国初年傅氏联络浙江中医药界人士，集资创办中医专校，在杭州两处开设赠医所。

傅氏认为：“欲振兴中华医药，当先注重人才”，学校为造就人才唯一之机关，国家之强弱，学术之进化，莫不唯教是赖。

浙江中医专门学校至1937年停办，前后办学21年，共招生20班，计学生425人。

浙江兰溪中医专门学校兰溪中医专门学技创办于1919年。

第二年由当时校长诸葛超(字少卿)前往上海，恭请名医张山雷来校任教务主任。

北平医药学校和华北国医学院1930年，北平中医界名宿共倡创办“北平医药学校”。

1931年改名“北平国医学校”，萧龙友任院长，孔伯华、施今墨任副院长。

1932年春，施今墨、魏建宏、刘肇甄、陈公素诸先生创立华北国医学院。

四川国医学院四川国医学院创建于1936年，它在十余年中培养了大批中医药人才，据不完全统计，从1936年至1949年，累计招生23班，先后共培养学生近千人。

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是由省港药材行暨广州中医知名人士共同倡议创办的中医高等本科专业学校。

该校筹建于1913年，并于1916年10月正式成立中医药学校省港筹办处，公推卢乃潼、李蓉生为广州筹办处总理，伍耀庭、曾思普为香港筹办分处总理，以专贵成。

中医药学校省港等分处成立后，粤省署迟迟未肯办理学校立案事宜。

1917年冬，总理卢乃潼亲赴北平面见内政部长，几经艰辛努力，始获成功。

1918年1月15日，奉内政部第l98号批文，应准如呈立案。

1月27日，又接粤省省长公署第151号批文，准予备案候行省会警察厅切实保护。

1924年9月15日，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建成举行开学典礼，首任校长卢乃潼发表演讲：“中国天然之药产，岁值万万，民生国课，多给于斯，傥因中医衰落，中药随之，其关系至大，本校设立之宗旨，习中医以存中药，由中医以通西医，保存国粹。

维护土货，以养成医学之人才。

”这是卢氏对学生的训词，也可以说是省港中医界创办教育之目的。

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至1955年停办。

三十年来共有毕业生21届571人，曾学课于该校者322人合计893人，培养大批优秀中医药人才。

广东光汉中医专门学校广东光汉中医专门学校创办于1924年，前身是广州医学求益社、广州医学卫生社、广东中医教员养成所等社团教育组织，至1924年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即孙中山领导之广东国民革命政府)内政部备案，改称为专门学校正式招生上课。

广东光汉中医专门学校与广州地区社会慈善机构“九大善堂”关系密切。

铁樵函授中医学校该校由近代名医恽铁樵创办。

1925年，恽铁樵与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及其弟子张破浪共同组织“中国通函教授学社”，地址设在上海英租界西藏路大顺里509号，是年即通函教授学员250名，所发课本有章太炎编写之《杂病新论》、《伤寒论要义选刊》及恽铁樵编写的《内经要义选刊》等。

（WuHouxin.

Study on Yun Tieqiao, a Medical scholar inModern China.

Graduate Thesis of Postgraduate Student of88 Class in the Institute of Medical History andLiterature of China Academy of TCM.

吴厚新：近代中医学家恽铁樵研究，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究所88级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1991：17.）。

1925年秋，恽氏发表“创刊函授学校宣言”，其后通函受业者多达六百余人，入学者遍及神州，南洋诸国亦多有遥从。

编写面授讲义计有《伤寒论讲义》、《内经讲义》等20种。

1928年，铁樵中医函授学校停办。

1933冬，又经铁樵函授医学事务所重办，问业者达三百人，并主编《铁樵医学月列》，发行20期，内设论说、学员课艺问答等栏目，成为近代中医教育史上以函授形式办学影响最大的中医学校。

近代中医基础理论和医史文献研究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中医基础理论除在固有理论体系范畴内不断有所发展外，同时由于西医学的传入，为中医学引进了一个参照系统和竞争对手，在对人体与疾病的认识方面吸收了部分西医的观点，一些新的概念或学说深入到人们思想中，例如生理、病理、解剖、诊断、细胞、组织、系统，以及神经、循环、呼吸、消化、分泌、生殖等。

在基础理论方面出现了一批以“生理”、“病理”、“诊断”等命名的中医书籍和教材。

l9世纪末直至20世纪40年代，否定中医主体文化、否定中医学的思潮对中医基本理论进行了冲击，中医界奋起应战（详见第五章第一节）。

通过论争双方对中医基本理论的反复争辨与深入探讨，使中医界对于自身有了较为清醒的审视，认识到中西医学文化基础不同，出发点不同，方法不同，只能部分沟通，不能完全合并。

中医学术自成体系，它有自己的理论范畴、实践经验和疗效证明，故始终有独立存在的价值。

论争的结果，使中医理论体系得到了一次较全面的整理和较科学的诠释。

这一时期的脉学研究仍以祖述《内经》、《难经》、《脉经》、《伤寒论》等经典著作的脉学原理，结合后世名家有价值的论述和研究者个人读书临证心得体会如以阐扬和发挥为主要方式，出现了如周学海这样对诊断学文献进行系统整理，全面总结，并对脉学理论深入研究做出贡献的医家及其《脉学四种》等较高水平的著作。

舌诊是望诊的重要内容，在此期也不断得到发展。

1920年曹炳章(赤电)撰有《彩图辨舌指南》，本书有论有图，有治法有医案，兼列方药，内容较为完备。

文献研究一、中医经典著作的文献研究近代医家在《内经》文献学研究方面成绩卓著，初期（清末民初)大多致力于经典考证、校勘，而后期则侧重于阐述经义，并进行系统的整理类编。

清末民初，在乾嘉考据学余绪影响下《内经》训诂研究兴起。

晚清经学大师俞樾(号曲园，1821～1906）的《读书余录》，也涉及他读《内经》的考据心得，后人将这部分内容单独抄录，刊载于《三三医书》，题名《内经辨言》(YuYue.

Analysis and Explanation of Lutcmal Classic.

In: Firstvolume of Three Three Medical Book:Haongzhou,1924.

俞樾《内经辨言》（《三三医书》第一集，1924年杭州排印），胡澍撰《黄帝内经素问校义》(HuShu.

Proofreading of Plain Questions of Yellow EmperorsInternal Classic.

In: Pan zhuyin,eds.

16Th volume ofPangxizhais Collection: Wu County 1883.

胡澍《黄帝内经素问校义》（吴县潘祖荫刻入《滂喜斋丛书》，第16期），清光绪九年（1883年）蛟仁二位堂刻本)。

顾现光撰写《素问校勘记》、《灵枢校勘记》。

朴学大师孙诒让(1848～1908)，在前述俞氏、胡氏、顾氏之后，再度校《素问》，著有《素问王冰注校》一卷（Sunyirang.

Annolation and Proofreading of Plain Questionsby WangBing, printed by sun in Rui’an in1894.

孙诒让《素问王冰注校》（《礼》卷11），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瑞安孙氏刻本）。

冯承熙在《素问悬解》(清同光年间阳源冯氏本)重刻时，于书末附有《校余偶记》1卷（Feng ChengxiNotes of Proofreading Work In Explanation of suspensesin Plain Questions,1872.

冯承熙《校余偶识》（附《素问悬解》后），清同治十一年至光绪六年（1872年-1880年）刻本），计收录其校勘心得90余条。

近代在《内经》训诂方面硕果累累。

民国时期，由于中西医论争激烈，《内经》研究已不再停留于训诂诠释，而是阐明《内经》的学术价值，旨在捍卫中医理论体系。

恽铁樵的《群经见智录》和杨则民的《内经哲学之检讨》是这类研究工作的代表作。

唐容川的《中西汇通医经精义》，是以藏象学说为主体，以西医解剖知识作为经文注脚，近代大多数医家则倾向于仿照科学体例框架，参考西医学科体例设计中医学校教程，以新的思路纂辑《内经》。

《时氏内经学》与《秦氏内经学》是民国时期盛行的《内经》研究著作秦伯未致力于《内经》研究历经数十年，早年曾有《内经》训诂之作——《读内经记》，后撰成《内经病机十九条研究》。

秦氏又著《内经类证》（1929年），将《素问》、《灵枢》中有关叙述病证的经文摘出，共整理得《内经》所记载病类44种和病侯311种，并对摘录的文献进行分类编纂，在文献学与研究方法上较明张介宾《类经》更为深入。

最后于1934年完成《秦氏内经学》。

综上所述，近代在《内经》文献研究方面不仅成绩卓著，而且颇具时代气息，不仅论著数量多，研究深度广度超出前代，而且研究方法与风格亦与前人迥然不同。

前期在乾嘉余绪影响下，进行了大量的《内经》训诂，前所未有；而后期受西学影响，在《内经》文献类编上形成奇特的框架。

诸多学术因素为《内经》研究在方法论方面增添了新的活力，使得近代《内经》研究颇具特色二、丛书、工具书的编写近代由于西学东渐，在医学领域，除了继承前代继续汇集列刻经典医籍和汇刻经过精校、评注的典籍外，以汇刻临床实用医书和医学入门读物成为主流。

中西医书的合刻及汇通医学公书的出现，是这一时期丛书领域的特点。

医学工具书在这一时期有较大的发展，不仅首次出现了辞典类著作，而且各种书目在此对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为现代医学辞典类著作和各种工具书的编写奠定了基础。

据《中医图书联合目录》（1960年）所载，这一时期的医学丛书约有135部，辞典类著作约14部，书目类著作约34部。

三、医学史研究陈邦贤著《中国医学史》为中国第一部医学通史，我国系统研究医学史著作之滥觞。

伍连德称其为“空前之杰作矣。

”(ChenBangxian.

Preface of the first edition of ChineseMedical History.

Shanghai Medical PublishingHouse,1920.

陈邦贤：《中国医学史》第1版序，上海医学书局l920年)，作者认为一人学识有限，为了集思广益，倡建“医史研究会”（Chen Bangxian Regulations of the Research society ofMedieal Histoy J Tradi Chin 8 West Med,1914,10thissue.

《医史研究会章程》刊于《中西医学报》l914年5月，第4年合订本第10期），“邀我邦诸友，入会磋磨”，共同修改补充。

参与讨论的研究会成员中不乏医界名流，如余伯陶先生，他是神州医药总会会长，陈氏书中记载民国初年中医界为兴办教育开展请愿抗争之事，余先生正是这次请愿活动的组织者，可见这一节记载翔实可信，是来源于当事者的第一手资料。

这部专著内容丰富，给后人留下许多可贵的史料。

近代我国另一部重要的医学史著件，是王吉民、伍连德合作撰写的《History of ChineseMediecine(中国医史，英文)》。

伍连德，王吉民是中华医史学会的创始人。

此书在近代西洋医学传入中国的历史进程方面，记述甚详，内容丰富，书中引用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如教会、海关中有关资料），对西医在我国逐步成长的历史作了翔实记载。

近代较晚年代的医史著作，有李涛的《医学史纲》，陈邦资《中国医学史》，王吉民、伍德《中国医史（英文）》和李涛《医学史纫》等三部著作，是中国近代具有代表性的医学史研究成果。

在中国医药发展史研究方面，随着兴办中医教育，在各院校教材的基础上，产生出几部医史著作。

谢观(利恒)《中国医学源流论》(1935年)是一部中医史佳作。

近代我国医史界在开拓疾病史研究方面成绩卓著。

博物馆在我国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机构发轫于近代。

1938年中国医史博物馆正式成立，王吉民任馆长，该馆是我国最早的医史专业博物馆。

近代中医药书刊出版与药学术团体的建立中医药书籍的出版近代中医药出版业的发展1840～1874年，这时出版的中医药书籍，绝大部分是重刻或刊刻古医书；1875年～1911年编纂出版不少有价值的医学丛书。

1912～1849年各地书局在近代刊刻好多医籍，其中以上海、四川、广东、京津比较突出。

上海千顷堂书局、广益书局、锦章书局近代出版医籍百余种。

上海大东书局30年代初聘请鲁炳康主编《中国医学大成》。

世界书于1986年出版《珍本医书集成》90种，《皇汉医学丛书》72种。

中华书局1941年出版蔡陆仙编辑的《中国医药汇编》。

专业性的中医书籍出版机构近代专业性医书出版机构首推何廉臣、袭吉生于1908年创办的绍兴医药学研究社，该社初期出版《绍兴医药学报)，连续刊登医药书籍。

嗣后裘吉生创立三三医社。

上海中医书局创办于二十年代，为了较好地宣传中医文化、便利医药书籍流通，在书局创办初期即广泛征集前贤著作医稿，着手编辑刊印。

{3}中医药期刊的创办为了维护和发展祖国医学，促进中医药学术交流，中医药界有识之士相继创办了一些刊物．自1908年至1949年总计，创办的中医药期刊(目前尚存)约有260余种。

中医药学术团体的建立鸦片战争后，西方医学大量传入我国，中医药学受到冲击和排斥。

为了振兴、发展改进中医学术，二十世纪初叶，南北各地相继创办中医学会和医药学术团体。

1902年，余伯陶、李平书、陈莲舫、蔡小香、春圃等发起组织“上海医会”。

并于1906年6月成立“上海医务会”，入会者达200余人，是我国近代最早创办的中医学术团体1907年，周雪樵、蔡小香、丁福保、何廉臣等在上海创办“中国医学会”，“以研究医学及药学，交换知识。

养成德义，振兴医学为目的（中国医学会会章，医学报，1910年，(1)）”。

1910年（清·宣统二年）翰林院侍读学土恽毓鼎奏称京都创办“医学研究会”，获准立案。

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医学会和学术团体日渐增多，大体上可归纳为三种类型：(1)中医学会、研究会，以整理、研究和发展中医学为主要宗旨，其中较著名的如神州医药总合、太原中医改进研究会、武进中医学会、中国针炙学研究社、天津国医研究会、重庆国医学研究会等等，(2)中西医学研究会(社)，旨在沟逼中西医学，发展或提倡中医科学化，如中西医学研究会、中西医学研究社、中医科学研究社等等，（3）医药改进会及其它团体，如全国医药总会、中央国医馆医药改进会、中华医史学会等等。

根据目前所见资料统计，1913～1947年各地创办的学会、研究会、医药改进会及中医协会、公会约有240多个。

这些学会和学术团体，对于推进中医学术的研究、交流、维护发展中医药学，作出了许多贡献。

中国医学通史现代卷现代卫生工作方针与事业管理卫生工作方针与组织建设卫生工作方针的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创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文明发展史的新纪元，经过40多年的建设与发展，谱写了新的历史篇章。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的医疗卫生条件非常落后，疾病丛生、疫疬流行，各族人民长期承受着疾病和贫困的苦难，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卫生事业获得迅速发展，公共卫生设施的改善，医药卫生资源不断增强，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从而使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综合反映国民健康的主要指标，如婴儿死亡率从解放前的200‰下降为31.

4‰，孕产妇死亡率从1500/10万下降为61.

9/10万。

长期以来，严重危害着人民健康的烈性传染病，有的已经消灭和基本消除或得到控制；绝大多数地方病和寄生虫病的发生发展，得到有效地控制；各种常见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明显降低。

中国人口平均期望寿命已从解放前的35岁提高到70岁，居发展中国家的前列。

我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卫生工作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最根本的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卫生事业的发展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

一、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正式成立。

遵照党和政府领导国家建设的总方针，密切结合中国卫生工作的实际，为制订卫生工作方针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认真总结中国卫生事业的历史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建国前夕制定的具有国家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48条规定：“提倡国民体育。

推广卫生医药事业，并注意保护母亲、婴儿和儿童的健康。

”制定了新中国的卫生工作方针。

1950年8月7日至19日，卫生部与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联合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

毛泽东主席为这次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

”会议对目前中国的卫生情况，以及人民对卫生保健的要求作了深刻的分析，并得到了一致的共识。

在毛泽东题词的指引下，与会人员对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确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为卫生工作的三大原则，即指导新中国卫生工作设的三大方针。

三大方针指明了中国卫生建设的方向。

概括的说，“面向工农兵”就是卫生工作要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在业务方针与工作方法上，就要以“预防为主”；在力量的组织与使用上，就要“团结中西医”。

这些方针的贯彻实行，对推动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使之不断发展和完善。

1942年12月8日至13日，中央卫生部与军委卫生部联合召开了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

会议总结了近三年来贯彻以上卫生工作三大方针的成就和经验，特别是一年多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经验，深刻认识到，卫生工作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并使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才能取得更为显著的成绩，因此，大会接受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决议在卫生工作三大方针之外，增加“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这一重要方针。

二、新时期的卫生工作方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卫生系统在全国社会改革开放形势推动下，为解决卫生服务的供求矛盾和一些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积弊，积极探索和推进卫生领域的改革与开放，在挖掘卫生资源的潜力，调动卫生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扩大服务范围，缓解供需矛盾等方面取得了成效，也积累了许多新的经验。

适应卫生事业发展的需要，在1991年4月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根据国际国内卫生工作的新的发展，提出了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卫生工作方针，这就是“贯彻预防为主，依靠科技进步，动员全社会参与，中西医并重，为人民健康服务”的方针，同时，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

几年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为发展中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卫生事业，在不断深化卫生改革的进程中，进一步总结了建国以来卫生事业发展的历史经验。

主要是：坚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适应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卫生事业持续、协调、健康发展；坚持卫生工作为人民健康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正确方向，把精神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

卫生工作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明确社会主义卫生事业的性质，卫生事业的发展要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协调，并纳入总体规划；坚持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坚持预防为主；重视中医药在卫生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努力造就一支爱国敬业、医德高尚、技术精湛的卫生队伍。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为了贯彻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六中全会精神，落实“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的卫生工作任务，保证跨世纪宏伟目标的顺利实施，中共中央、国务院草拟了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并于1996年12月9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

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到会作了重要讲话，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在会上作了《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开创卫生工作新局面》的报告，国务委员彭佩云（女）作了总结讲话。

与会代表通过认真学习了江总书记和李鹏总理的讲话，讨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讨论稿，交流了经验，大家一致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很适时、很必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必将有力地推动卫生事业的改革与发展。

会议解决了中国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的重大方针问题，指明了卫生事业是造福于人民的事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发挥着不可缺少、不可代替的作用。

卫生事业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

中国新时期的卫生工作方针是建国以来卫生工作历史经验的总结，使1991年提出的卫生工作方针更加完善，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事业的指南。

卫生改革的目的和指导思想在于增强卫生事业的活力，充分调动卫生机构和卫生人员的积极性，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此外，对改革城市职工医疗保障制度、加强农村卫生工作、发展中医药、加强队伍建设、完善卫生经验政策、加强卫生执法监督等提出原则要求。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和发展的决定》已于1997年1月15日颁布。

《决定》的贯彻执行，必将加快卫生工作的改革与发展，在为人民健康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卫生组织建设新中国成立四十多年来，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各类医药卫生组织逐步建立健全起来，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完整的组织体系，成为贯彻执行卫生工作方针，开展各项卫生工作维护人民健康的业务实体。

其中主要包括卫生行政组织和医药卫生业务组织。

一、卫生行政组织卫生行政组织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权机构中主管卫生行政管理的工作部门。

建国伊始，中央人民政府即卫生部，由李德全女士任部长，医学专家贺诚任第一副部长。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卫生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医治旧社会遗留给人民健康上的创伤，防治危害最大的急性传染病，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

为组织进行各项业务工作，卫生部设置了保健防疫、医政、妇幼卫生、计划检查、卫生宣传等局、处，以及全国卫生科学研究委员会等机构。

在有计划地进行国民经济建设时期，卫生部的主要任务是：在农村继续大力防治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传染病、寄生虫病、地方病等疾病；在有计划地发展医疗卫生组织的同时，加强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卫生工作。

随着卫生工作方针政策的深入贯彻，卫生部设立了卫生防疫、医疗预防、中医、妇幼卫生、医学教育、药政管理、保健、计划财务等司、局，基本上形成了适应工作开展的卫生行政管理体制。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期间，卫生部各业务司、局被全部撤销，仅成立一个“业务组”综管全国卫生工作，结果造成职责不清、分工不明、管理混乱，给卫生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失。

1976年10月，十年动乱得以结束，卫生事业开始复苏。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全党工作的重点要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卫生部的主要任务和职责是：根据党和国家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管理全国卫生事业，开展防病治病工作，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为加强各项业务工作的领导，卫生部重新恢复了正常的建制。

1982年，根据中央国家机关实行机构改革的精神，卫生部的组织机构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精简，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中央保健委员会办公室也设在卫生部内，由部长或副部长参加该组织的领导工作。

1986年1月10日，国务院召集会议，讨论了中医药问题，对发展中医事业，决定设立国家中医管理局。

中医管理局是国务院直属机构，由卫生部代管。

国家中医管理局成立，卫生部中医司遂即撤销。

1988年5月3日，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原属国家医药管理局管理的中药部分划归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由卫生部归口管理。

任命卫生部副部长胡熙明兼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成立，把中医和中药工作统管起来，使中医药事业得到较快的发展，加强了内涵建设，中医药医疗保健服务质量和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

随着体制改革的发展，国务院机构改革继续进行。

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要求政府机构改革要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相适，实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

政府职能由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由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

1988年11月25日，国务院发布了卫生部“三定”方案。

（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确立卫生部为国务院综合管理全国卫生工作的职能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政策法规、综合计划、监督协调工作，对全国卫生事业的发展和防病治病工作，统筹规划，实行宏观管理，对直属的企业事业单位由直接管理为主转变为间接管理。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至地区（市）、县、各级政府的卫生厅、局、科等卫生行政管理机构，一般都是根据卫生部所设的业务司、局结合各地卫生工作的实际情况，设置相应的局、处、科（股），分管各项业务工作。

在县以下的乡（镇）人民政府，一般都设有卫生助理员或文教卫生助理员，负责管理本乡范围内的卫生工作。

二、卫生业务机构1949年以前，中国医疗卫生机构很少。

据统计，1949年全国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共计有3670个，（卫生人员总数为54.

44万人），其中大小医院2600所，门诊部（所）769个，其他如疗养、专科防治、妇幼保健、医学研究等单位，只有几所或几十所。

就是这些很少的卫生机构也大多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如上海市共有各类医院153所。

广大农村大都处于缺医少药以至无医无药的状况，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得不到医疗卫生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不仅卫生工作制定了指导方针，而且举办了各类卫生机构，培养和壮大了专业卫生队伍。

到1995年全国卫生机构总数为19.

01万个，卫生人员总数为537.

34万人。

鉴于广大农村在解放前处于严重缺医少药状态，因此，党和政府一直把农村卫生建设作为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

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即县级医疗卫生机构对乡卫生院的工作给予指导，乡卫生院对村卫生所给予指导和支援。

早在六十年代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已建立起来，近年来，随着卫生改革的发展更趋完善。

县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和乡镇卫生院的建设也得到加强。

医院建设在医疗卫生事业中占有投入最大的事业单位。

1995年，遍布全国城乡和工矿企业等部门的医院有6.

78万个。

40多年来，不仅医院的数量有了很大发展，而且医疗设备更加完善，医疗技术有了较大的提高。

在医院中，综合性医院数量最多，其中有些规模较大、设备良好，专科齐全，医疗技术水平较高，有的成为省、自治区、市、县或部门的医疗中心。

此外，还设立了专科医院、教学医院、职工医院、中医医院、疗养院等。

贯彻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加强疾病预防工作，卫生防疫机构从无到有，得到较快的发展。

到1995年，卫生防疫站已达3629所。

此外，还有重点地建立了一些防治人专杂病、地方病、寄生虫病、职业病的专科防治所。

发展妇女儿童保健事业是中国卫生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妇幼保健组织建设上，中央及省、市卫生行政部门都有妇幼卫生机构。

在妇幼卫生医疗保健方面，除综合医院设有妇产科和儿科外，全国各地建立了妇幼保健院、所、站，以及妇产医院、儿童医院。

为发展医学科技事业，国家十分重视建立和健全各种医药卫生科研机构，全国独立设置的医学科学研究机构，在建国之初只有四个，总工作人员数仅有300人，到1993年增加到436个，工作人员总数为39100多人。

此外，还有数百个附设性的医学科研机构，它们是附属于一个医药院校、医院或卫生防疫站的科研机构。

这些附设性的机构，也是医药科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

我国卫生组织建设，在五十年代初期是参照前苏联的做法，并吸取建国前革命军队和根据地开展卫生工作经验，结合工作实际需要进行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发，推动了经验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

随着政府部门的体制改革，职能的转变，卫生部的组织机构也刊物了相应的调整，并逐步实行国家公务员制度，工作效能有了新的提高。

卫生组织是适应工作任务的需要而建立的，同时，根据事业的发展，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调整，使之更加完善。

如根据卫生工作方针和党的中医政策，进一步做好中医药学的继承发扬工作，加强中医药的管理，发展中医药事业，1986年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1988年又改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从而使中医药事业得到较快的发展。

再如，为了加强全国卫生防病工作的技术指导，发展我国预防医学，1986年卫生部成立了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

随着改革开族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健全，卫生改革必将深入发展，卫生体制不断完善，卫生组织建设则更加合理，效率更加提高，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卫生事业中，中国的卫生组织建设将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中医政策和中医工作一、中医政策的基本精神中医政策是我国卫生工作中一项重要方针政策。

它的核心内容是继承与发展传统医药，其目的是发展医药科学，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医药卫生事业，为人民健康服务。

中医政策是以毛泽东关于中医药的一系列指示和论述为指导，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不断丰富发展。

中医政策在建国后至八十年代，概括为“团结中西医”，九十年代根据为“中西医并重”。

神经质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中医政策包括以下基本要点：（一）团结中西医，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坚持“中西医并重”；（二）努力继承、发掘、整理、提高祖国医药学；（三）团结和依靠中医，发展和提高中医，更好地发挥中医的作用；（四）坚持中西医结合，组织西医学习和研究中医；（五）保持特色，发挥优势，积极利用先进科学技术，促进中医药发展，逐步实现中医中药现代化；（六）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事业，并为其发展提高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七）保护和利用中药资源，发展中药事业；（八）坚持中医中药结合，医药并重，促进中医中药同步发展与振兴。

二、新中国中医药事业的重大成就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在发展过程中虽然经过一些曲折的历程，但在党的中医政策的指引下，排除多种干扰，不断前进。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级党委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医工作的领导，中医政策得到了较好的贯彻，中医药在我国卫生工作中持位和作用，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中医药统一管理体制已经确立并不断完善，中医的医疗、教学科研机构不断扩大充实，中医特色更加突出，工作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中医药事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截至1994年底，全国已有中医医院2552所，床位23万张，高等中医药院和民族医药院校32所，中等中医药学校51所，中医药研究机构77所，中药生产企业910余家，中药经营企业3万余个，完成中药产值165亿元，中药销售总值224.

6亿元。

全国中医药人员已逾百万。

基本形成了布局相对合理，学科方类比较齐全，人员素质不断提高的医疗、教学、科研体系，和规模生产的新兴中药企业及复盖全国的中药经营网络。

中医药的对外交流与合作日益增多，国际影响不断扩大。

我国已与世界上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中医医疗、教学和技术合作关系，中药贸易已发展到13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世界卫生在我国建立了7个传统医学合作中心，已为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训了3000多名针灸人员。

1987年以来，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世界气功学会先后在我国成立，这是最早把总部设在我国并由我国担任第一届主席的两个国际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为实现“2000年从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积极向世界各国介绍和推广中医药，并已建议各国对43种疾病采用针灸疗法。

到我国学习自然科学的留学生中学习中医药药的占第一位，我国派出的专家学者中，中医药方面也是很受欢迎的。

中医药正迈出国门，走向世界。

三、中医工作开展情况新中国的中医工作，建国初到80年代中由卫生部主管。

1986年，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负责管理中医工作，在此基础上，1988年，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中医中药统一管理起来。

这种管理体制更加符合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进一步促进了中医药事业的协调发展。

现就几项主要中医工作的开展情况概述如下：（一）中医医疗工作中医医疗工作主要是通过中医医院进行的。

另有少数中医门诊部和极少数中医个体开业。

中医医院始建于50年代中期，到1960年，已有中医医院339所，病床14199张，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医医院一般都规模小，人员少，经费不足，设备简陋，特别是办院方向不很明确，没有充分体现中医药特色。

为了总结经验，加强中医医院工作，1982年，卫生部在湖南衡阳召开了全国中医医院工作会议，重点解决了办院方向问题。

明确要求，中医医院必须突出中医药特色，并将其作为一切中医机构的根本方向。

为适应人民防病治病的需要，要求逐步实现县县都有中医医院，少数民族地区设民族医医院。

中医药特色体现在许多方面，最根本的是要遵循中医药的理论体系，并努力发掘中医药丰富的实践经验。

中医医院在诊断、治疗、护理、用药、人员构成、管理方法上，都要以中医药为主，并积极吸收和采用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的先进技术和方法，互相配合，提高医疗效果。

衡阳会议以后，中医医院有了较大发展。

作为中医药特色的急症和专科专病建设也有所加强。

“8.

5”以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提出，中医医院建设以内涵建设为主，以中医医院分级管理为基础，以示范中医医院建设为“龙头”，急症防治、专科专病建设为学术发展的突破口，使中医医院建设，跨上了新的台阶。

中医医院分级管理，就是根据不同区域的卫生服务要求，赋予医院不同的级别，并对其规模、设备、功能、任务、人员配备、技术水平、服务质量、管理效应等提出不同的要求，对中医医院实行全方位的科学管理。

这是我国中医医院管理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是当代中医医院管理的主要模式之一。

这一管理方式正在全国中医医院逐步展开。

示范中医医院建设，就是从全国选出100余所不同层次和典型的中医医院进行重点建设，通过几年努力，使之达到中医医院同级甲等或以上水平，成为中医特色突出，临床疗效显著，队伍结构合理，医院功能健全，管理水平高，群众信誉好，名符其实的先进中医医院。

1991年选出121所中医医院为重点建设单位。

1993年开始分批验收，合格均授予“示范中医医院”证书和标牌。

为加强中医专科建设和中医急症工作，1983年9月、11月，卫生部先后发出了关于加强中医专科和中医急症工作的意见。

要求从机构建设、人才培养和开展学术交流以搞好中医急症用药的生产，供应和调制等方面进行加强。

“8.

5”以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决定在全国有计划有步骤地建设一批具有中医药特色和优势，体现中医药在国内外本领域学术领先水平的中医专科（专病）医疗中心、急症医疗中心、中药制剂和剂型改革基地，使医疗、教学、科研有机结合，形成学术发展的“龙头”。

目前，已有31个中心和基地建设单位，并正在发挥“龙头”作用。

中医急症工作近几年发展较快。

1992年以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设立了“中医急症奖励基金”，组织专家编写了“中医急诊学”，修订了《中医急症诊疗规范》（第一辑），推出了中医急症必备中成药15种。

农村中医工作是我国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探索农村中医工作政策、模式和管理经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从1990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建立农村中医工作试点县。

试点周期一般为五年。

经过五年的努力，要求达到：由点到面逐步发展，建立健全农村三级中医医疗、预防保健服务网络，达到农村中医医疗服务分布合理、功能健全、中医预防保健、康复与医疗配套，人才培养适应事业发展，基本满足农村居民对中医医疗、预防、保健的要求。

目前已有32个县正在进行试点，并已取得明显成效。

（二）中医药教育工作大力培养中医药人才，是继承发挥福医药遗产，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根本途径。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采取多种方式培养中医药人才。

采取传统的师承方式培养中医药人才。

这一方式分两种层次，一是普及型的，即一般中医药师傅带徒。

这一方式目前已不太适应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需要，只在部分农村还在进行。

一种是提高型的，主要是为了继承老中医药专家的学术经验，培养新一代的名中医师，名中药师，即名师带高徒。

1990年6月，人事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作出《关于采取紧急措施做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的决定》，就是采取这种师承办法，从全国范围内选出500名有独到的学术经验和技术专长的中医药专家为指导教师每人配备1、2名理论和实际均有一定基础的中年助手为继承人，以三年为期，制定计划，签定协议，严格考核，以师承方式继承。

第一批学员已学习期满，正式出师。

举办高中等中医药院校，培养新的中医药人员。

1956年经国务院批准，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各办了一所中医学院，培养中医师。

其后，各地相继办了一批中医学院。

中医学院学制一般为五年，重点中医学院学制6年。

1992年经国家教委批准，北京、上海、言短所中医学院校举办七年制本科和双学士学位。

中医药专科从50年代后期开始举办，学制三年。

中等中医药学院从50年代中期开始举办，学制三年。

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

开始主要是举办西医学习中医班进行培养。

1978年后，除继续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外，有的院校还招收了中西医结合研究生。

目前我国已培养了中西医结合人员五万多人，中西医结合博士76人，硕士1109人，并涌现了一批中西医结合专家。

举办继续教育和函大、夜大、自学考试、岗位培训等成人教育，培养提高在职中医药人员。

1982年4月，卫生部在衡阳召开了全国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中医学院要以继承发扬中国医药学为办学方向，培养德智育全面发展的中医人才，并要求没有中医学院的省、市，要创造条件尽快办起来。

近几年来，中医药教育事业，本着“坚持方向，稳定规模，优化结构，改善条件，深化改革，提高质量”的原则，围绕教育质量的提高，加强对教育的管理，加强了某些短缺和农村中医药人才的培养，注重适用性人才和高层次人才。

目前，我国中医药教育，由传统的师承教育发展到以院校教育为主体的多种教育形式并存的格局，改变了单一化的中医教育结构，逐步形成多形式、多层次、多学科、专业方类基本齐全的办学体系，本科专业已达17个，已有中专、大专、本科、专科、七年制、双学位、硕士、博士、博士后等教育层次，同时发展了中医药传统教育，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在职岗位技术培训，以及中医药函授、夜大、自学考试等成人学历教育，编写中医药规划教材38篇。

40多年来，中医药院校教育共培养了大中专毕业生8万余人，硕士、博士研究生2500人，西学中8000余人。

（三）中医药科研工作开展中医药科研工作，是继承发扬祖国医药遗产，发展医药科学的关键措施。

根据党中央指示，1955年卫生部在北京成立了中医研究院（1985年后改称中国中医研究院），从全国选调了一批名老中医和一批西医骨士，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的中医研究工作。

其他一些省市也相继建立了一些中医研究机构，一些中医药院校和中医医院，也根据本身条件，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

几十年来，中医药科研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目前，中医药学科从建国初期的几个发展到21个，有6个列入国家重点学科。

据不完全统计，中医药科研成果，从1978年到1994年共获得部局级科技进步奖励500余项，国际奖励20余项，还原青蒿素被评为1992年国家十大科技成就之一；针刺镇痛机理的研究及针刺麻醉继续保持国际领先水平；人工牛黄、人工合成麝香研制成功并投入生产，冬虫夏草深层发酵，甘草的人工种植，为资源利用开辟了新的途径；全国资源普查的成功，为资源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中医药在治疗肿瘤、心脑血管疾病、慢性病及中西结合治疗多脏器衰竭、急腹症等理论和技术上取得重大进展，中医医史文献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

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中医药科研方面着重抓了以下工作：（1）认真贯彻科技方针政策，提高科技意识（2）抓规划、促攻关。

根据中医药科研以应用研究为主，同时加强开发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原则，以防治重大疾病中的科技问题，中医基础理论、中药生产、加工、剂型改革等重大问题，分别轻重缓急，提出规划，组织力量，协作攻关，每年召开评审会，进行评奖。

（3）加强机构建设，根据突出重点，兼顾一般，中央与地方相结合，合理布局，分类指导的原则，在过去建设的基础上“8.

5”期间重点抓一个中心，七个科研基地，六个重点实验室和三分之一省级科研机构的建设，使之达到机构健全，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能够承担国家重要科研任务。

（4）大力培训科技人才，除在学校重点加强科研基本知识训练外，主要采取分期分批轮训办法，进行在职培训，少数组织出国进修，重点培养科技专家和学科带头人。

（5）组织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设立“科技成果推广基金”，采取供需洽谈会、科技成果推广学习班等形式，推广科技成果。

许多地方还加强了种工贸相结合的体制，鼓励企业与科研单位合作进行课题研究，促进了新产品开发和技术进步，使一大批科研成果及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中西医结合科研，是我国卫生工作的独创，它是在西医学习中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由于中西医学互相渗透，取长补短，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已建立省市级中西医结合医院28所，在基层上还建立了一些专科专病。

中西医结合科研机构已有17所，并获得了一些中西医结合研究成果。

中西医结合学会有3万多名会员。

（四）继承发扬民族医药学民族医药学是我国医药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藏医、蒙医、维医、傣医有悠久的历史和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北瑶、朝鲜、哈萨克、白等民族也都各界有丰富的医疗经验。

各少数民族医，充分运用本区的药物资源，采取适合当地情况的医疗方式，在治疗常见病、多发病方面，有不少独到的经验，深深当地群众的欢迎。

新中国成立后，各少数民族地区，在恢复发展民族医药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了医疗所，有的在综合医院内设立了民族医科（室），普遍举办了学习班、进修班，或在卫生学校中设立民族医班，培训民族医药人员。

内蒙、西藏、新疆还先后开办了民族医学院校，培养民族医师。

各少数民族地区还搜集、整理、出版了一些民族医药书籍。

内蒙、西藏、新疆还组织力量编写了《中国医学百科全书》（蒙医分卷）、（藏医分卷）、（维医分卷）。

1983年，卫生部、国家民委联合发出《关于加强民族医药工作的意见》，1984年，两部委又联合召开首次民族医药工作会议，强调要从以下方面加强民族医药工作：（1）提高发展民族医药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2）加强民族医疗机构的建设，培养一支高水平的民族医药工作队伍；（3）加强民族医药的发掘、整理，提高工作；（4）积极解决民族医用药问题。

近几年来，民族医药发展较快，目前全国已有民族医药人员10442人，民族医医院121所，高等民族医药院校3所，民族医药研究机构15所，共获得民族医药科研成果283项。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建设了4个民族药制药中心。

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有关部门的支持配合和全体中医药人员的努力下，取得了很大成绩。

随着中医药队伍的不断壮大，科技水平的日益提高，中医药必将为保护人民健康，为发展医学科学作出更大的贡献。

药政管理工作一、概述（一）药政管理的内容药政管理是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按国家的政策法令和防病治病的需要，对生产、供应、使用和进口的药品进行监督与管理，并对违反药政法规，制售、使用有害人民健康的伪劣药品进行严肃处理，以保证人民用药的优质、安全和有效。

药品是指用于预防、诊断、治疗人的疾病，或用于计划生育，并规定有适应范围、用法和用量的物质，包括中西药品及其制剂、生物制品、血液制品及放射性药品等。

我国药政管理工作一般包括以下内容：1、制定与修订药政管理法规并监督实施；2、制定和颁布药品、医用生物制品和生物材料的法定标准；3、审批新的药品、医用生物制品、生物材料和进口药品、医用生物制品、生物材料；4、组织药品、医用生物制品和生物材料的评价工作；5、核发药品、医用生物制品和生物材料的生产、经营、医院制剂的许可证；6、对药品生产、经营和使用单位的药品质量进行监督检验工作及开展GMP认证工作；7、制定国家基本药物目录；8、会同有关部门管理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毒性药品和放射性药品；9、对医院药剂科制剂的质量管理和开展临床药学工作进行监督；10、负责药品宣传管理；11、对违反《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药政法规的行为追查责任，执行行政处罚；对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提请司法部门依法处理；12、组织培训药政、药检干部。

（二）新中国药政管理机构的发展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成立后，在医政局内设药政处，下设药政科、企业科、供应科。

1953年，卫生部成立药政司，下设药政科、生产供应科和中药科，人员增至20余人。

1957年，中国药材公司与药政司合并，在卫生部内成立了药政管理局。

1963年，药材公司回归商业部领导，药政管理局仍归卫生部领导。

至1995年，卫生部药政管理局已设有综合监督、标准注册、中药、生物制品、特殊药品管理、医疗器材管理等6个处，人员编制为30人。

各省、市、自治区卫生厅局均设立药政管理处。

地、市、自治州（盟）设有药政科（处）；许多县（旗）设药政管理科（股）或专职药政人员。

为确保药品质量，1950年8月建立了卫生部物食品检验所，随后又建立了卫生部生物制品检定所，1961年两年登工，成立卫生部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后改为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各省、市、自治区以及地、市、州（盟）和部分县（旗）也设立了药品检验所。

至1995年全国共有药品检验机构1200余所，药检人员13，000余人。

为加强药品标准工作，1993年将卫生部药典委员会作为卫生部直属单位，并设立国家中药品种保护审评委员会办公室和卫生部药品审评中心，挂靠在卫生部药典委员会内。

此外还设有卫生部药品监督办公室、卫生部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和中国药品认证中心，挂靠在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二、建国以来至1984年的药政管理工作1949年11月至1984年9月《药品管理法》颁布以前，药政管理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一）麻醉药品、毒剧药品的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旧中国遗留的鸦片烟毒成瘾者约有2000万人，中央人民政府即着手开展全国范围的禁毒和麻醉药品管理工作。

1950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严惩毒犯、烧毁鸦片，限期戒除吸毒者，至1952年在全国范围内消灭了吸毒祸害。

1950年11月卫生部公布《管理麻醉药品暂行条例》，规定了医疗用麻醉药品的管理办法。

（二）进口药品及国内药品的质量监督从1949年到1952年，加强对进口药品的检验。

当时检出的不合格率达31.

4%，为外贸部门的退货索赔提供了依据，避免了经济损失，也保证了人民健康。

1956年卫生部组织了药品检验巡回工作组，对各地药品检验工作进行检查，组织技术交流。

1960年召开了全国药检工作座谈会，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提高药品质量的指示，确定了药检工作任务及中西药品质量标准的制定工作。

（三）中药质量管理1953年，卫生部组织编制《中药材手册》，总结继承中药的传统鉴别和炮炙经验。

1958年10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发展中药材生产问题的指示》，提出实行就地生产、就地供应的方针，同时保护和有计划地发展“地道药材”；积极地有步骤地变野生动、植物药材为家养家种；并加强中药材经营。

1962年，加强中药饮片炮炙和中成药生产的质量监督工作。

1984年5月，卫生部与国家医药管理局取缔18种伪劣药材。

（四）药品标准及药典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选聘知名的医药专家72人，组成药典编纂委员会，由卫生部部长李德全任主任委员。

《中国药典》（1953年版）收载531种药品，其中制剂213种。

后经几年的修订，于1965年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1963年版），收载中药材446种，中成药197种，收载西药及制剂667种。

后又编订《中国药典》1977年版和1985年版。

此外，1963年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1963年版），收载西药174种。

还有27个省、市、自治区制定了地方药品标准。

（五）医院药剂工作建国初期，卫生部即组织医院药剂科，开展药物快速分析，以避免发药差错。

1958年3月，卫生部下达了《综合医院药剂科工作制度和人员职责》。

1981年4月，卫生部颁发《医院药剂工作条例》，要求医院成立“药事管理委员会”，积极开展临床药学，提高合理用药水平。

（六）新药的审批管理1963年卫生部即规定了对药品新产品的审批管理。

1979年卫生部与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共同制定了《新药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新药由卫生部统一审批。

（七）医药市场的质量监督从1950年至1952年，卫生部通知全国取缔的伪药计455种，其中国外进口的31种。

中共中央书记处又于1961年5月17日作出关于加强药品生产和质量管理问题的指示，决定由卫生部对北京制药厂等全国17家大药厂派驻厂代表，负责药品质量监督检查工作。

1980年9月，国务院批转卫生部等部、局关于《加强药政管理、禁止制售伪劣药品》的报告，各地卫生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积极开展了对医药市场的管理，对制售伪劣药品者予以坚决打击。

三、1984年至1994年的药政工作《药品管理法》的颁布与贯彻执行（一）《药品管理法》的颁布为保证药品质量，保障人民用药安全有效，维护人民健康，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于1984年9月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并由国家主席李先念颁布，自1985年7月1日起实施。

《药品管理法》的主要内容，规定了我国药品管理法制的基本制度，即各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主管药品监督管理工作，并规定了药品监督员和药检机构的职责；规定了开办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和医疗单位制剂室必须具备的条件，以及对新药、进口药品、药品广告等的审批管理程序；还规定了对违法者执行行政处罚、损害赔偿和刑事处罚，明确了法律责任。

1985年6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对执行《药品管理法》作了重要指示：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切实加强药品质量监督管理，严格执行《药品管理法》，坚决取缔伪劣药品，严肃进行查、管、罚，对不法分子要依法严厉制裁。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公安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对贩卖假药、贩卖毒品从重从快处理。

卫生部也发出查处假药的紧急通知。

从而在全国出现了执行《药品管理法》、查处假劣药品的高潮，有效地加强了对药品的监督管理，充分体现了法律的威力。

（二）《药品管理法》执行十年的重大成就国家领导人很重视《药品管理法》的贯彻实施，1987年6月，国家主席李先念题词：“值此《药品管理法》实施二周年之际，谨向对《药品管理法》实施做出贡献的同志们致意！

药品生产，质量第一，以法管药，造福人民”。

1995年5月，李鹏总理题词：“严格执法，保护人民健康”。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吴阶平副委员长题词：“强化药品管理，确保安全有效”。

自1985年至1995年贯彻实施《药品管理法》的重大成就，概括如下：药品立法逐步完善。

1998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卫生部颁发了《药品管理法实施办法》，以后卫生部陆续颁布了《新药审批办法》、《进口药品管理办法》、《药品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规定》等二十多个管理办法，形成了初具规模的药品法规体系。

建立了全国四级药品监督管理网络。

1987年，劳动人事部、卫生部下发了《全国地方各级药品检验所和药品监督员编制标准》。

截止1994年底，全国已有药政管理机构1600余个，药品检验所1953个，专业人员22380多人，药品监督员11200人。

初步形成了覆盖全国的省、地、县的药品监督管理网络体系。

1993年卫生部聘任了第二批国家药品监督员79人。

1985年至1993年，全国抽查检验药品139万批次，有效地促进药品质量的提高。

查处假药劣药工作。

全国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每年坚持开展打击制售假劣药品的专项斗争。

1985年至1994年间，全国共查处销毁假劣药品价值8亿多元，查处假药劣药10万余起。

其中一批大案要案得到严肃惩处，如1985年的晋江假药案，1988年河南制售假人工牛黄案，及1993年山东、河南、四川、湖北四省假药致八人死亡案等等，对其中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主犯判了无期徒刑或死刑。

根据《药品管理法》的规定，1985年全国首次对药品生产企业、经营企业和医疗单位配制制剂核发了《许可证》，据1994年统计，我国已有药品生产企业3600多家，药品经营企业80000多家，医疗单位制剂室5000多家。

实行新药统一审批。

从1985年11月1日起，全国实行统一审批新药，先后组成了三届药品审评委员会，建立了45个中西药品临床基地。

全国已批准生产的新药1999个，我国自行研制、创新的品种逐渐增多，如抗疟青蒿素及其衍生物、镇痛药盐酸二氢埃托菲、血源性乙肝疫苗、鼻咽癌诊断试剂盒、人工麝香、人工牛黄、熊胆粉等。

加强进口药品管理。

我国对进口药品实行《注册证》制度，注册品种400余种，核发《进口药品注册证》2689个；1985年至1993年，进口药品金额达32亿多美元，检出不合格进口药品金额一亿美元，为国家挽回了经济损失。

加强药品标准工作。

在广大技术人员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制定颁布了《中国药典》1990年版及1995年版。

1992年出版了《中国药典》英文版。

对中成药品种进行整顿，撤销了768个中成药的地方药品批准文号，淘汰了233个中成药品种。

开展临床药学研究，开展药品不良反应监测试点，加强对制剂管理，强化了对药品使用环节的监督。

（三）药政管理工作的新发展在“八五”计划期间，药政管理工作不断改革、创新，采取新的管理措施。

制定“国家基本药物目录”1991年由卫生部组织有关部门成立〈国家基本药物领导小组〉。

遴选原则是：临床必需、安全有效、价格合理、使用方便、中西药并重。

至1995年底止，共确定《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西药为26类743种，中成药为1699种。

开展癌症病人三阶梯止痛疗法：1993年卫生部编印了“癌症病人三阶梯止痛疗法的指导原则”。

陈敏章部长题词：“关心癌症患者，努力减轻患者病痛，提高病人生活质量。

”开展《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工作。

卫生部于1988年3月颁布我国《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经试行后，于1992年颁布了修订本。

1994年成立中国药品认证委员分，由卫生部组建，卫生部于1995年7月发出关于开展药品GMP认证工作的通知，规定从1995年10月1日起，办理证工作。

卫生部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卫生部于1989年11月成立“卫生部药品不良反应监察中心”，办公室设在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内。

几年来，中心已收集了10000多个药品不良反应病例报告，涉及国产和进口的400多种药品。

其中报告例数最多的是抗生素、抗感染药物，占总病例数的34.

5%，其次为消化系统药物，占16.

0%。

我国加入《麻醉品公约》。

1985年6月，我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审议并决定加入《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如《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

1985年，经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选举通过，我国成为联合国麻醉药品委员会的成员国之一，每年由卫生部、外交部、公安部、海关总署派员组团参加联合国麻醉药品会议，研商国际合作事宜。

《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于1988年12月19日在维也纳通过。

1989年9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并同意我国政府签署该《公约》，以加强国际合作。

开展戒毒工作取得成效。

为加强戒毒工作，国家采取了下列措施：（1）加强立法：1983年，我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对刑法171条补充规定：制造、贩卖、运输毒品，情节特别严重者，可判处无期徒刑以至死刑。

1990年12月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禁毒的决定》，规定对非法贩运海洛因50克以上、阿片500克以上者可判处死刑；对吸毒者予以强制戒除。

国务院于1995年1月发布了《强制戒毒办法》。

（2）设立国家禁毒机构。

经国务院批准，我国于1987年3月成立了由卫生部、外交部、公安部和海关总团组成的“麻醉药品管理和禁毒协调会议”，由卫生部牵头，办公室设在卫生部药政局。

协调会议于1988年与联合国禁毒基金签署合作协议，由联合国资助500万美元加强云南边境禁毒工作。

国务院于1990年成立“国家禁毒委员会”。

（3）加强药物依赖性的研究、治疗、康复和宣传工作。

1984年9月卫生部在北京医科大学建立了“药物依赖性研究中心”，1988年12月改建为“中国药物依赖研究所”。

卫生部还建立了“中国药物依赖性治疗中心”和“国家麻醉品实验室”。

卫生部于1992年建立“麻醉药品专家委员会”，并制订了《戒毒指导原则》。

1994年还制订了《戒毒药品管理办法》。

国家中药品种保护工作：国务院于1992年10月14日以国务院第106号令发布了《中药品种保护条例》。

1993年10月，卫生部组建了由83位专家组成的“第一届国家中药品种保护审评委员会”。

至1995年底为止，经委员会严格审评，卫生部批准，已有8批373个品种获国家中药行政保护。

四、几点体会回顾建国45年来，我国药政管理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认真地加以总结探讨，有助于药政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一）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必须加强药政管理工作这是法律赋予的责任。

历史经验证明，药政管理工作一旦削弱，就会导致药品质量下降，乱产乱销，粗制滥造，甚至非法制售伪劣药品，危害人民健康。

所以严格管理药品，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国际、国内的作法，均是国家立法授权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药政机构实行严格监督管理，以保护人民健康。

（二）依法管药品具有两重性，管理有方，用之得当，可以防病治病；管理无序，用之不当，则危害人民健康，甚至危及生命安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要加强管理，依法坚决取缔和打击制售假劣药品的违法犯罪活动。

《药品管理法》是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加强药品管理的法律保障。

有了法后，还必须建立健全药政执法机构，加强各级药品检验所建设，培训强有力的药品监督员队伍，以及通过卫生综合执法队强制执行药政处罚，做到严格管理，及时查处，对违法者执行行政处罚，对犯罪者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确实做到依法管药，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以保护人民健康。

（三）科学管药药品的质量优劣、疗效高低、安全性如何以及新药的审批、老药的淘汰，都要经过检验和临床试用，并经药学、医学专家审评，才能确定。

所以，卫生部门建有药品检验所，对药品进行法定的科学检定，并建立若干个医、药学专家委员会进行审评把关，以使加强科学管理。

（四）加强领导各级政府加强对药品管理工作的领导，支持和督促卫生行政部门依法行使对药品监督管理的职权。

正如国务院1994年9月关于加强药品管理的紧急通知中所指出的：“各级政府要建立领导任期内药品管理状况的目标考核制度”，从而采取有力措施，增强执法力度，深入开展打击制售假劣药品犯罪活动，并加强政府有关部门的配合协作，不断提高药品监督管理水平。

历史的事实说明，加强药政管理工作，对于保障人民用药安全、有效、方便、及时、保护人民的健康和生命，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着眚要作用。

通过不断的实践，不断探讨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药政管理工作，必将为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做出贡献。

卫生事业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卫生外事工作是我国对外工作一个方面，其宗旨是在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指导下，加强我国和各国在医药卫生领域的合作和交流，促进共同发展，加快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建设，为人民健康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1949年以来，我国医药卫生领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发展，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第一个时期在五十年代初，我国就与一些国家签订了包括医药卫生方面的文化合作协定。

卫生部也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签订了卫生合作协定。

这个时期卫生外事工作的重点在苏联、越南、朝鲜、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开展了对亚洲、拉美等国家的卫生合作和交流。

交流的形式和范围，一是与这些国家政府高级卫生行政官员进行相互访问，参观考察对方的各级医药卫生机构的工作情况和经验，探讨合作和交流的项目和可能性；二是专家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和科学技术合作，互派医学科学专家学者讲学、交流学术经验；聘请苏联医学科学专家来我国工作，以及两国开展科技合作中的医学教育、医疗预防、卫生防疫、妇幼卫生、放射医学、生物制品、制药等方面的合作；三是签订医药卫生领域的合作协定。

通过以上的合作和交流，增进了相互了解和友谊，促进了各自国家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对我国社会主义卫生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二）第二个时期六十年代初，随着中、苏两国关系的变化，我国同亚非拉国家和一些西方国家建立和发展了官方和民间在卫生领域的交往。

如：1962年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建立了“白求恩讲座”，互派医学专家到对方讲学和访问，1963向阿尔及利亚派遣了医疗队。

1964年开始援助一些缺医少药的亚非国家建设医院、卫生中心、医疗器械厂以及小型制药车间和生物制品车间等。

这个时期，我国积极开展了多边对外活动，派卫生代表团和医学专家参加一些国际卫生保健会议和国际医学学术会议，同时也邀请一些亚非国家专家、学者来我国参加一些专业（如外科、儿科）学术会议。

六十年代中期由于“文革”动乱，使我国与各国在医药卫生领域的友好往来和学术交流基本中止。

（三）第三个时期1972年第25届世界卫生大会恢复了我国在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合法席位，我国开始了与WHO的重新合作。

随着中日、中美关系相继正常化，我国开始并发展了同日本和西方国家在医药卫生领域的合作与交流。

七十年代后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从而使与世界各国间的医药卫生工作与交流得到不断的发展和扩大。

（四）第四个时期八十年代是我国深入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国卫生外事工作得到蓬勃的发展，取得显著的成效，同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许多国际组织进行了广泛的合作与交流。

加强了与第三世界国家在医药卫生领域的合作随着我国对外关系的不断发展，我国向第三世界国派遣医疗队，进行医药卫生合作得到不断加强。

到1994底，我国先后向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南太平洋和地中海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派遣了医疗队、专科专家组、医疗专家和国际志愿人员，累计已派出13700多人次，诊治病人2.

1亿多人次。

1994年底，尚在国外工作的医疗队员和国际志愿人员1069人，分布在39个国家和地区的105个医疗点上工作。

他们除担负着为当地人民诊治疾病的任务外，还在工作实践中向所在国的医务人员传授医疗技术，有的还参与所在单位的医疗管理工作。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援外医疗队工作，第一批援阿尔及利亚医疗队是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指导下派出的。

各级地方政府也非常重视援外医疗队的派遣工作，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承担了派遣援任务，积极选派优秀医务人员参加医疗队工作。

我国医疗队员以白求恩为榜样，发扬救死扶伤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在艰苦的条件下，克服种种困难，不仅诊治了大量的常见病、多发病，而且还治愈了不少疑难病症，挽救了许多生命垂危的病人。

他们在进行医疗工作的同时，积极主动地向当地医务人员传授技术，培养和提高他们的实际操作能力。

1963～1994年来，共培训各级医务人员2000多名。

经过培训的医务人员中，不少人不但能独立工作，而且还能从事疑难病症的治疗和协助做难度较大的手术。

同时，医疗队员也虚心向当地的医生和其他国家医生学习，在实践中总结和积累了不少治疗地方病、热带病的经验和资料。

中国医疗队员的医风、医德和医术受到了所在国政府和人民的广泛赞扬，许多国家政府给予中国医疗队很高的荣誉，举行隆重的仪式，向医疗队和一些医疗队员颁发了国家级勋章、奖状和荣誉证书，以表彰他们为当地人民的健康和医疗卫生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31年来，获得勋章和奖状的医疗队员达421人次。

进行高层次卫生代表团进行互访开拓医药卫生的合作关系。

广泛同世界各国高级卫生行政官员的互访，以增进了解，建立友谊，沟通渠道，加强合作。

1978年以来，我国共接待来自五大洲84个国家和地区的部级卫生代表团，我国卫生部派出部级卫生代表团出访了88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各种政府间卫生合作协议、协定和执行计划,为我国同世界各国官方和民间开展广泛的医药卫生合作和交流，奠定了基础。

重视学术交流促进医药科学技术现代化扩大对外技术合作，加快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医药科学技术现代化，促进世界各国卫生事业共同发展，是我国卫生外事工作的重要任务。

八十年代10年中，我国邀请外国医药专家来华举办讲习班、研讨会、学术报告会600多次，与会的医药卫生专业人员达45780人次。

聘请外国客座教授390人，派出医药技术人员参加国外各种讲习班、研讨会、学术会议达2万多人次。

我国有110名医药学专家教授担任国外的技术顾问和客座教授。

我国与法国、德国、波兰、意大利等国家分别举办了“医学周”，互派医学专家到对方讲学、访问，其中与法国就举办了10次“医学周”活动。

通过技术交流，引进了高新技术，提高了我国基础医学的研究水平。

中医药学是我国的伟大宝库，世界上不少国家对中医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在一些国家形成了中医中药热、针灸热。

我国举办了国际中医中药讲习班，召开了研讨会、学术报告会。

自1978年以来十年中，仅北京、上海、南京等三个国际针灸培训中心就培训了来自五大洲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针灸医师3000多人。

同时，每年派出大批中医药专家和针灸专家去国外讲学和进行专业指导。

世界卫生组织已在我国建立了七个传统医学合作中心，为国外培养了一批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

在我国学习中医药的外国留学生，占在我国进修自然科学的外国留学人员的第一位。

我国在烧伤、小夹板治疗骨折、断肢再植、显微外科、针刺镇痛原理、绒癌研究等方面的成就，也为世界所瞩目，不少国家派进修生来我国学习、进行交流。

我国建立城乡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以及培养农村卫生人员等方面，为除害灭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所起的作用，出引起了WHO的兴趣和重视，在我国广东省从化县、山东省掖县、上海市嘉定县、内蒙古自治区科左中旗、黑龙江省绥化县等地建立了初级卫生保健合作中心，并在举办了数期国际初级卫生保健讲习班，培训第三世界国家从事初级卫生保健的卫生行政官员和医师。

注重智力开发培养医药卫生技术人才人才培养是发展医药卫生事业的一项关键性的措施。

1978年以来的十年中，卫生部向世界51个国家和地区派遣半年以上的公派出国留学进修人员11500多人次，形成了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格局，已有6580多人学成回国。

派遣出国留学进修加快了专业技术骨干人才和学科带头人的培养，提高了医疗、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的整体水平。

仅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上海医科大学1000多名留学回国人员中，就有204人在临床开展了508项新的诊断技术，279项新的治疗方法，144项新的手术方法，其中属国际先进和国内领先水平的257项。

在他们主持和承担的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国家级和省部级研究课题872项，有318人获得592项国家级、省部级和市级科技成果奖。

1978年至1989年医药卫生系统共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95项，国家级发明奖53项，其中由留学回国人员获得的分别占93%和30%。

积极开展多边合作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为我国加强和发展同国际组织的合作关系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1978年，我国与WHO签订了《合作谅解备忘录》，1982年和1983年又同该组织签订了《基本协定》和新的《技术合作备忘录》，从而使合作不断加强和扩大，形式日趋多样化。

截至1994年，WHO在我国举办各种类型的国际讲习班、训练班、研讨会等900多起，与我国在基础医药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传统医学等方面建立了68个WHO合作中心，聘请我国74名医药学专家为WHO专家咨询团成员，每年还邀请我国专家参加国际专业会议、讲习班，资助我国技术合作经费累计达9000多万美元，为我国培养医药学进修生1200多名，引进了一批先进科学研究和教学仪器设备，为我国聘请医学专家来华讲学、举办讲习班。

这些不仅加速了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也为WHO及世界医学、人类健康作出了贡献。

与此同时，我国还加强了与联合国其他有关机构的技术合作。

从1979年开始，我国先后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初级卫生保健、医学信息、饮水和环境卫生、实验动物、药物标准、诊断试剂等19个项目进行了合作，并资助我1700万美元。

这些项目已取得了成效。

该署为与我扩大卫生合作项目，又资助我2190万美元，作为新合作的13个项目执行经费。

我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卫生技术方面的合作早在1985年前筹备期间，就合作完成了儿童急救和妇幼保健试点以及创建妇幼保健示范县、改善疫苗生产设备、冷链等方面的合作项目。

1985～1989年，在我国与该基金会合作的第二周期中，资助我3200多万美元，作国实施19个卫生技术合作项目的经费，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进展较快，效果显著，其中妇幼卫生保健示范县和扩大免疫的“四苗”接种率以省为单位，已达到85%以上。

为表彰我国实现这一目标，该会颁发我国卫生部防疫司“联合国儿童生存”银质奖章。

1990～1995年期间，又资助我3540万美元，作为新合作的12个项目的执行经费。

我与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在加强省、区、市、县卫生保健和计划生育以及三所医药院校卫生保健和计划生育进修教育等项目方面进行技术合作，并在1985～1989年资助我530万美元，这些合作项目实施情况，经双方审评，认为执行率高、效益显著。

该人口基金在1990～1994年周期，又资助我905万美元，作为扩大与我卫生技术合作项目的执行经费。

此外，与联合国麻醉管理局、国际原子能机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工业发展组织等机构，也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并得到他们不同程度的资助。

发掘民间合作的潜力，开拓民间合作的渠道渠道多、立项快、效益好，是国际间民间合作的特点。

适应民间交往的日益发展，建立多层次、多形式的技术合作和交流的渠道，卫生部成立了医疗卫生国际交流中心，积极与国外民间机构协会、学会、基金会、商社、个人建立友好合作关系。

1985年以来举办了大、中、小型学术交流会等200多次，参加的中、外学者、专家近两万人次，签订医药卫生科研合作和交流协议近百项，派遣中、青年医技科研人员1000多人到国外进修学习，对提高我国医疗科技水平，促进我国医学科学研究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积极利用外资，发展卫生事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卫生部门引进的外资中，世界银行优惠贷款的数额最大，迄今为止，我国已实施了7个世行贷款的卫生项目和两个农村改水项目，贷款总额达十亿美元。

贷款项目复盖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包括内容丰富，支持领域广泛，取得效益显著，推动了医学教育改革，提高了教学质量，促进了农村初级卫生保健，改善了项目地区农村卫生工作条件和人员的业务素质，增强了卫生服务能力，显著改善了农村卫生饮水状况，促进了人民健康。

世行卫生贷款项目不仅产生了具体的项目效益，而且在宏观上促进了我国卫生资源的筹集，支持了农村卫生、预防保健等国家卫生战略重点的实施，发挥了中央的引导与调控作用，促进了卫生改革的深化，提高了卫生管理水平，培养了一些具有现代卫生管理知识与能力的卫生管理干部。

建国四十多年来，我国医药卫生国际合作和交流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和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为我国医药卫生领域博采各国之长，培养技术人才，引进国外先进医学科学技术和先进仪器设备，引进和利用外资开发卫生资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途径。

目前我国已同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进行着广泛的医药卫生合作和交流，通过这些合作和交流，培养了不同学科、各种门类的专业人才，引进了一大批关键技术和先进的仪器设备，获得各种形式的资助三亿多美元，世界银行贷款近十亿美元，补充了我国卫生资源不足，改善了医疗、教学和科研三方面的条件，增强了科技实力，提高了管理水平，促进了我国卫生事业的发展。

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对卫生外事工作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提供了有利的时机。

只要在改革开放的方针指引下，坚持贯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更加奋发进取，积极开拓，勇于实践，我国医药卫生领域的国际合作和交流一定会取得新的进展和成绩，为加快我国医药卫生科技现代化和人民健康事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现代公共卫生1949年前公共卫生事业十分薄弱，城乡卫生状况极差，这是造成疫病连年流行的重要因素之一。

1949年以来，公共卫生事业在党和政府的重视下，得到迅速发展。

一、 创业奠基与事业发展（一）环境卫生环境卫生工作，是为控制和防治急性、烈性传染病，结合群众性卫生运动开展的。

在1952年反对美帝国主义细菌战争时期，结合爱国卫生运动发展较快。

此后，各地的环境卫生逐渐走向经常化和制度化。

在饮用水方面，于1950至1952年间，各地引导群众搞好水源卫生防护，饮水消毒，改良水井46万余口，新建2.

9万余口，改善河溏取水码头1.

6万余处，并有少数农村简易自来水设施出现。

六十年代，由于预防和控制副霍乱等肠道传染病，加快了改水进程。

1956至1959年，国家建委、卫生部联合颁布了有关饮用水的标准卫生规程。

1959年建工部、卫生部联合颁布了《生活饮用水卫生规程》。

1949年有自来水设施的城市仅72个，日供水240吨，到1996年171个城市，日供水量达1020吨。

关于粪便管理，在血吸虫病流行地区，引导群众，逐步做到废除私厕，建立公厕；以生产队或居民点为单位，设立贮粪池及粪具洗涤池；利用人畜粪便制造沼气；在田间、路旁建立防止粪便污染水源的简易厕所。

同时，粪便垃圾的无害化处理在广大城乡逐渐展开。

（二）食品卫生五十年代，卫生部于1953年颁布清凉饮食品卫生管理暂行办法。

1955年，卫生部、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发布关于炊事人员训练，加强对食堂卫生管理工作的联合通告，和《食堂卫生管理暂行办法》。

1959年由农业、卫生、外贸、商业等四部联合颁发关于肉品卫生检验试行规程，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把肉品检验纳入统一规程。

1965年国务院批转五部联合制定的《食品卫生管理试行条例》。

为防止食物中毒，1960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国家科委、轻工部提出的食用染料管理办法，规定只允许使用5种（苋菜红、胭脂红、柠檬黄、苏丹黄、靛等）合成色素。

1964年规定禁止生产使用酚醛塑料制造的食品容器。

关于食品卫生，1952年我国出版了《食物成分表》，提出了我国膳食营养素需要量推荐标准。

1959年起，在27个省、区、市50多万人中进行了膳食营养调查。

当时正值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各地对发现的营养不良症，及时采取了补充营养措施。

（三）劳动卫生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1954年颁布的《宪法》及其有关部门陆续公布各种规章制度中，都有“改善劳动条件、保护劳动者健康”的规定。

全国工业卫生工作会议，提出"积极领导，稳步前进，面向生产，依靠工人，预防为主"的工业卫生工作方针。

防暑降温：五十年代初期，为防止工人中署，采取综合性防暑降温措施，基本控制了重症中暑现象发生。

卫生部、劳动部、总工会于1960年联合发布关于防暑降温措施暂行办法，推动了这项工作深入发展。

防止矽尘危害：1957至1958年卫生部组织了13个省、市、区的10万余名粉尘作业工作中工人的肺病普查，国务院1956年曾颁布《关于防止厂矿、企业中矽尘危害的决定》，将作业地点空气中所含游离二氧化矽10%以上的粉尘允许农度规定为2毫克/立方米。

卫生部、劳动部、总工会1958年联合制订矿山和工厂防止矽尘危害技术措施，矽尘作业工作医疗预防措施，以及产生矽尘厂矿企业防痨工作等四个暂行办法。

在此同时，卫生部提出了矽肺诊断标准在全国实行。

防止有毒物质危害：1952年，政务院批发了关于防止沥青中毒的办法。

1956年卫生部发布职业中毒和职业病报告试行办法。

在工业企业设计暂行卫生标准中，规定了作业地带空气中有毒气体，蒸气及粉尘共51种的最高容许浓度。

经过积极防治，严重的急性中毒事故得到控制。

农业劳动卫生：劳动卫生的重点在预防田间中暑，控制农药中毒，农药污染土壤、粮食等方面。

对此，国务院有关部门发布加强农药安全使用管理和操作规程等规定。

（四）学校卫生五十年代初期，毛泽东同志号召青少年要"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德、智、体全面发展。

1951年8月政务院发布《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

1954年教育部、卫生部、体委发出关于开展学校保健工作的联合通知。

搞好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结合爱国卫生运动，开展绿化、美化环境，使许多学校的面貌焕然一新。

在预防近视方面，1960年教育部、卫生部发出《关于保护学生视力的通知》，1964年，教育、卫生等中央八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试行中小学保护学生视力暂行办法》（草案）的联合通知。

许多学校开展眼保健操，减轻课业负担，及时进行矫治等一系列综合措施，不少学校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五）放射卫生防护1960年1月，国务院颁发放射性工作卫生防护暂行规定，随后卫生部、国家科委制订电离辐射的最大容许浓度等三项标准。

1964年颁布《放射性同位素工作卫生防护管理办法》。

我国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以来，根据国务院的决定，有关部门组成了从空中到地面，从试验场到全国各地的全面监测网，对我国历次核试验落下灰在不同地区的沉降情况，进行了监测。

对核工业本身和利用核辐射作业，进行科学研究。

对医用诊疗射线工作人员的防护与效应观察，都做了大量工作。

对放射线损伤的诊断、治疗、实验研究等方面，也都取得了不少经验。

（六）预防性卫生监督五十年代初期，原中国东北中长铁路局颁布条例，开展经常性与预防性卫生监督工作。

1953年起，预防性卫生监督工作在全国展开。

1956年8月城建部、卫生部发布关于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中有关卫生监督的联合指示，要求各级城建部门在制订城建规划时，应就有关卫生问题，与同级卫生部门取得书面协议文件。

与此同时，卫生部及有关省市卫生监测监督机构，在城市规划、给排水、垃圾处理，大型工矿企业的选址、设计、施工、验收，以及大型水库的设计，清库与移民安置、工地卫生和民用建筑设计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卫生检测、监督和科学研究工作。

二、 在曲折中前进“文革”十年间，各项公共卫生事业受到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根据周恩来总理于1970年指示：要清除废水、废气、废渣的危害，使其变为有利的东西。

卫生部于1971年组织有关省市对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等水系和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等水区的污染情况，以及城市大气的污染情况，展开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

国家计委、建委、卫生部于1973年发布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

同年8月，在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拟定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

卫生部门在1973－1975年间组织的全国肿瘤回顾性普查资料显示：肺癌死亡率大城市为农村的2.

94倍。

食品污染：国务院鉴于有机农药对土壤和粮食的污染严重，于1972年规定我国不生产、不进口、不使用有机汞农药；卫生部规定粮食中不得检出汞。

1973－1977年卫生部组织专家协作组，展开了一次较大规模的食品卫生标准的调查研究和实验研制活动。

积累了大量的数据，提出了乳、肉、粮食、油等14项54个食品卫生标准（草案），为国家内部执行的标准，填补了我国历史上的空白。

1973－1974年间，调查发现长江沿岸及其以南高温高湿地区食品中黄曲霉毒素污染较为普遍，我国食品普遍受到六六六、滴滴涕的污染。

根据调查资料制订了相应的标准和防止对策。

尘毒危害：工矿企业生产中，有些防尘防毒设施被废弃，作业场所矽尘浓度和有毒物质浓度大大超标，职业毒害严重。

1973年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制订了防止企业中矽尘和有毒物质危害的规划。

1974年，卫生部发出铅、苯、汞、苯的氨基硝基化合物（不包括三硝基甲苯）、有机磷农药等5种职业中毒的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

核试验监测：每次核试验都组织专业队伍进场试验、观察，并进行全国性的监测防护；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卫生部连续十年向甘肃河西走廊派出医疗队，为当地居民防治疾病，同时调查研究核试验对居民健康的影响。

1974年国家计委、建委、国防科委和卫生部联合发布了国家标准《放射防护规定》。

三、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新阶段我国各项公共卫生事业，自改革开放以来，获得较大的发展。

主要是：注重调查研究，制订卫生标准，健全公共卫生立法，加强卫生监测监督职能，逐步迈入卫生监督管理法制化的新阶段。

（一） 环境卫生监督环境质量监测与调查研究1978－1980年展开对渤海、黄海污染情况及其对人体健康影响的大规模调研。

据样品分析：上述海岸已受到石油、汞、砷、铅、镉的污染，局部海区污染较严重。

1973－1982年对松花江甲基汞污染进行的调研。

以后，有关生产改用无汞新工艺，汞的污染已得到控制。

1979年对25个50万人口以上城市，进行连续两年采样分析和调研，结果显示：各城市大气污染均属煤炭型，大气中二氧化硫等有害物质的日平均浓度均超过标准或参考标准，而且市区大气污染程度比郊区对照区严重。

1979年，我国参加“全球环境监测系统”，并由卫生部负责具体工作。

自1980年起，先后组织开展长江、黄河、珠江、太湖四大水系的水质和北京、上海、沈阳、西安、广州五城市的大气监测，并定期向WHO报送监测数据。

已报送大气监测数据6.

6万多个。

水质监测数据3万多个。

根据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自1993年1月1日起，交由国家环保局向WHO定期报送监测数据。

环境卫生标准的研制1979年颁布了经修订的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此后卫生部又陆续修订和颁布了各类环境卫生标准。

1993年国家颁发的有居住区空气臭氧卫生标准、制胶厂卫生防护距离标准等52项，由单项标准逐步形成配套的标准体系。

供排水卫生监督与管理我国农村采取了改良水井、深井集中供水、发展手压泵井、建立自来水系统等各种措施，并与饮水消毒和防氟工作相结合，已在不少地区改善了饮水条件。

至1995年我国87%农村人口的饮水卫生条件得到了改善。

集中式供水系统发展较快，由卫生防疫机构负责卫生监督。

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因水质不合格而引起肠道传染病介水流行的情况。

1983年颁布的工业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对石油开发、石油炼制、造纸、制糖、合成洗涤剂等10类特定工业废水规定了排放标准。

为监测管理提供了依据。

1984年加强了对医院污水消毒处理的监督，自1992年以来，三年中全国400多个大、中城市新建污水处理场204个。

公共场所和住宅的卫生管理与监督根据国务院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和有关规章标准，各地先后完成了公共场所的建档、建卡和发放许可证等工作，加大了卫生监督的力度，使各项措施得到了落实。

1993年全国卫生监督执法大检查中，主要城市各类公共场所卫生合格率达80%。

关于住宅卫生，根据各地自然气候、地理环境、人民生活习惯和民族特点等因素，将全国划分为七个建筑气候区。

1988年10月，发布农村住宅卫生标准，以指导改善农村住宅的卫生条件，保障农民的身体健康。

化妆品的卫生管理与监督卫生部1987年颁布化妆品卫生标准、安全性评价程序和方法以及卫生化学检验方法和化妆品细菌总数、粪大肠菌群、绿脓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测定的微生物标准检验方法。

1989年颁布化妆品审批工作程序和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

1994年，卫生部组织审查并批准特殊用途化妆品106种（累计445种），进口化妆品1840种（累计2476种）；对3164家化妆品生产企业的3091家企业进行了卫生监督，监督率为97.

69%。

预防性卫生监督多年来，卫生防疫部门积极参加了对大型工业企业兴建的环境评价和预防性的卫生监督。

据11个省的统计，1992年各地卫生监督部门对32800个建设项目的选址、设计进行了预防性卫生审查和竣工验收。

1994年7月卫生部发布《工业企业建设项目卫生预评价规范》。

（二）食品卫生监督1980年国家标准局组建食品添加剂标准技术委员会。

1981年卫生部组建全国卫生标准技术委员会食品卫生标准分委员会，进一步推动了食品卫生标准工作的深入发展。

至1989年共颁发各种食品卫生标准330多个。

1994年，颁发食品卫生标准179项，颁布农药残留标准15项，颁布各类食品厂的卫生规范(GMP)16个，已从单项标准逐步形成配套的标准体系。

食品卫生法规体系的建立1978年全国食品卫生工作会议将食品卫生法制建设，纳入全国防止食品污染规划要点。

1979年国务院颁发食品卫生管理条例，卫生部与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颁发农村集市贸易食品卫生管理试行办法，1980年卫生、粮食、外贸等六部共同颁发进口食品卫生管理试行办法。

1982年，我国颁布了食品卫生法（试行）。

1995年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

按照食品卫生法（试行）的要求，各省区市曾先后制定颁发了食品卫生实施办法、行政处罚规定、食品商贩和城乡集市贸易市场卫生管理办法、食品卫生许可证发放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地方性法规。

卫生部与其它有关部委也联合陆续制定发布了一批规章。

至此，我国食品卫生法规体系初步形成，并且收到了比较明显的效果。

食品卫生监测的合格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从1983年的60.

15%，提高到1987年的76.

10%，至1993年已上升至83.

14%。

食源性疾患的防治1981年卫生部修订颁布食物中毒调查报告办法，要求分级按时上报建立全国性的年极统计制度。

在食源性疾患中，40多年来微生物性食物中毒发病人数始终占首位。

经过积极防治，其发生率与病死率都有明显下降。

近年来，食品中有害化学物质污染问题时有发生，对此已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营养工作进展在大量实验研究和实际调查的基础上，经修订，1981年提出每日膳食中营养素供给量标准，1982年出版了食物成分表，编著了我国第一本食物营养成分测定法。

1982年展开了18万人的膳食营养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城市居民饮食已接近于世界平均值。

1992年进行了近十万人的营养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城乡居民平均已获得了适量的食物。

维生素中视黄醇当量和核黄素偏低，矿物质中以钙的缺乏最为显著。

膳食构成中，谷类、薯类减少，肉禽水产类、植物油类增多。

城乡儿童身高明显增加。

八十年代前后，开始进行营养与地方病、老年病关系的调查研究，已阐明克山病的发生与食物中缺硒有关，大规模的预防试验证实，亚硒硒钠可有效地预防急性克山病的发生。

食盐过多与高血压的关系已引起关注。

（三）劳动卫生监督与职业病防治1979年，国务院在批转关于加强厂矿企业防尘防毒工作报告时，责成劳动、卫生部门要求经常进行监督检查。

1980年各工业部门恢复和健全了主管工业卫生的机构。

1983年建立全国和七个区域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中心，世界卫生组织在上海和北京设立职业卫生合作中心，WHO在上海和北京设立职业卫生合作中心。

1994年11月，第二届WHO职业卫生合作中心主任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提议将“全体劳动者享有职业卫生保健宣言”作为WHO全球策略。

１、劳动卫生与职业病防治法规标准的不断完善卫生部、国家劳动总局在多年试行、修订的基础上，1982年联合颁布职业中毒和职业病报告办法。

1987年卫生、劳动人事、财政三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发布职业病范围和职业病患者处理办法的规定，废止旧的，提出新的职业病名单，计9大类99种。

至1993年，累计已制订、颁布车间空气中有毒物质最高容许浓度和监测检验方法167个，各种职业病和职业中毒的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52个，以及生物材料监测方法标准等。

1994年底，据29个省区市的职业病报告统计，发生各种职业病新病例15321例，其中尘肺新病例10830例占70.

7%，急性职业中毒1087例，慢性职业中毒2016例，物理因素等其他职业病1388例。

监测有害作业点678110个，合格率68.

25%。

２、防尘与防治尘肺病1979年以来，各地各有关部门加强了防尘工作，各厂矿企业进一步贯彻结合防尘措施，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关于类肺病诊断治疗，1986年正式颁布尘肺X线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1988年我国又颁布尘肺病理诊断标准；1987年实施国务院关于尘肺病防治条例，把防治尘肺工作正式纳入法制管理的轨道。

３、防毒与防治职业中毒1979－1982年，在29个省区市和9个工交部门企业中，对接触铅、苯、汞、有机磷农药和三硝基甲苯等5种毒物的工人，进行健康检查和车间空气中毒物浓度测定。

检查职工987900多人，受检率为95.

75%。

普查结果显示：5种毒物浓度平均合格率分别为：铅40.

40%，苯64.

6%，汞53.

65%，有机磷农药50.

22%，三硝基甲苯43.

45%。

初步诊断为慢性中毒者达12860人，总患病率为1.

3%。

４、防治中暑及其它物理因素的危害防暑降温，对各地在高温高湿等环境下作业的职工都分别采取了机械化、自动化等综合措施，改善了工作条件。

对噪声和振动危害的防治，1979－1981年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一次噪声普查。

卫生部、国家劳动总局联合颁发了工业企业噪声卫生标准。

研制颁布了职业性局部振动疾病诊断标准、防治办法及处理原则。

高频电磁场和微波危害的防治，1978年卫生部、第四机械工业部联合颁布微波辐射暂行卫生标准。

在第四机械工业部直属企业事业单位试行。

高山病（高原病）与减压病（潜涵病）的防治，在高海拔地区人的劳动能力较在平原地区降低30－50%。

因此，劳动定额要相应地减少，在注意防寒保暖、保证膳食供应和合理营养，控制劳动期限的条件下，控制劳动时限。

作体力劳动是可以的。

据1985年统计，在4495年名潜水员中，有960人患过急性减压病。

交通部于1984年颁布民用作业潜水员体格选拔标准。

按标准挑选潜水员，正确选择减压方案，是预防减压病发生的关键。

５、防治职业肿瘤1982－1983年有关部门与全国总工会联合组织现场调研了460个厂矿企业，共调查近16万余人，在所调查的8种有毒物质中有石棉、氯甲醚、联苯胺、苯、砷、焦炉逸散物等6种致癌物所引起的特定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明显高于对照人群。

云南锡矿肺癌防治研究工作，经有关部门和地区协作研究，已初步查明肺癌高发与矿井中放射性氡和含砷矿尘有关，并确定防治工作重占应当放在消除矿井放射性氡和含砷矿尘的危害上，开拓通风巷道，加强通风，提高含砷矿尘浓度合格率、氡浓度合格率和氡子体浓度合格率，并及早发现和治疗病人。

６、农业和乡镇企业劳动卫生1982－1984年间，卫生、农牧渔业、公安等部门先后发布农药安全使用规定、通知和农药中毒卫生管理办法（草案）。

国务院决定停止六六六、滴滴涕农药的生产，以控制高残留农药的危害。

1992年卫生部决定开展乡镇工业职业卫生服务对策试点。

四个区县被选为国家试点地区。

经过两年多来的试点工作，成效显著。

到1994年底，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浙江、福建、四川、江苏等省市选定本省的试点区县，按卫生部试点方案要求开展工作。

试点主要内容是：①政府加强对乡镇工业的职业卫生监督管理。

②逐步实现法制化管理。

③推荐一批治理尘毒的适宜技术。

④建立并完善职业卫生监督与服务组织网络。

（四）学校卫生监督卫生知识教育与体质健康状况监测1979、1980年颁发了中小学校、高等院校卫生工作暂行规定（草案）；1990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教委、卫生部联合发布《学校卫生工作条例》。

我国历来强调进行卫生知识教育是搞好学校卫生工作的首要任务。

注重培养学生的个人卫生，包括用眼卫生的良好习惯，突出青春期卫生，加强营养卫生、心理卫生，并逐步展开学校卫生咨询活动。

1979年，由国家体委、教育部、卫生部共同组织对北京、上海等16个省、市的23万多正常儿童青少年进行了23项指标的测试。

初步算出1955－1979年，7－18岁各年龄组的男女生身高平均增高5.

60和5.

11厘米，体重平均增重3.

25和2.

21公斤。

总的看来，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比较正常，增长速度比较明显。

但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例如：身体素质指标增长不明显，视力不良等，在地区、民族、城乡间还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现象。

防治常见病防治龋齿，1982－1984年，卫生、教育部联合组织对29个省区市13万名中小学生进行龋齿、牙周疾病流行病学调查。

调查结果：5个年令组恒牙患龋率，城市为79.

55%，农村为58.

48%。

而学生龋齿补牙率城市为7.

84%，农村为0.

83%。

前述1988年监督资料表明患龋率仍居高不下。

口腔卫生是学校卫生知识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各地都做了大量工作。

京、津、沪等地试用氟化物粉剂、牙膏和溶液刷牙漱口，取得了防龋效果。

上海、北京等一些大中城市设口腔病防治所，深入中小学巡回治疗。

防治近视眼，1980年，在全国22个省区市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中小学生视力情况监测，对象为25万多名学生。

监测资料表明：近视患病率城市中学生平均为29.

40%，最高为42.

50%；小学生平均为19.

68%，最高为32.

2%；农村中学生平均为16.

26%；小学生为8.

93%。

1982年教育、卫生等10个部、委、局和群众团体联合发布保护学生视力工作实施办法（试行）；十多年来，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对肠道寄生虫病防治，特别是蛔虫、蛲虫等病防治和脊柱弯曲等病的防治，也都做了大量工作。

1992年成立卫生、教育两部参加的全国学生常见病防治领导小组，总结经验，制定到2000年的学生常见病防治规划。

为中小学生的健康教育和视力低下、肠道蠕虫、贫血、龋齿和牙周病、营养不良、沙眼等七个专题防治提出了防治方案（试行）。

1994年卫生部制定《试点地区学生常见病防治工作考核标准》，与国家教委等部门联合颁布《1995年全国学生体质监测方案》。

膳食营养与教学设施卫生据监测资料分析，缺铁性贫血和体重不足的问题比较实出，蛋白质摄入量偏低。

有些地区中小学校通过课间加餐，以补充蛋白质和维生素。

近年来，学生营养餐工作被作为学校卫生工作的重要内容，在全国开展。

据1994年不完全统计，浙江、上海、北京、黑龙江、湖南、河南等省、市的部分地区已开展了学生营养餐工作。

卫生部、教育部与学生营养促进会协作，推进和指导学生营养午餐工作。

1987、1988年卫生部颁布了中小学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电视教室座位布置范围和照度卫生标准，中小学和大专学生、学龄前儿童课桌椅卫生标准。

1993年颁发了中小学校建筑间距卫生标准，炎热地区，温和地区夏季教室温度标准，中小学健康教育规范等17个卫生标准。

学校卫生监督已经起步，学生常见病发病率逐步降低。

（五）放射性防护监督健全放射卫生防护法规标准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研制和颁布了一批放射诊断、治疗及工、农业科研领域的规章标准。

1989年国务院颁布《放射线同位素与射线装置放射防护条例》。

1990年卫生发布了放射防监督员管理规定。

1992年卫生部颁布临床核医学放射卫生防护标准等6个卫生标准；1993年颁布住房内氡浓度控制标准等6个卫生标准等12个卫生防护标准；至此放射卫生防护法规标准体系已初步完成。

核武器损伤的卫生防护卫生部于1975年及1987年先后两次组织了有关单位，对历次核试验的监测数据进行了汇总统计，综合分析结果显示：我国核试验落下灰造成的放射性污染，对当地区下风向居民的健康影响，是极其轻微的。

与对照地区居民健康状况比较，没有发现明显的差异。

经常性放射卫生防护1980－1984年对28个省区市的放射工作人员，进行了内科、眼科、血液、细胞遗传学等20余项的放射致癌效应、遗传效应的流行病学调查。

结果表明，由于防护工作的严格加强，发病率没有明显变化。

1994年，对49897名放射工作人员进行剂量监测，人均剂量为1.

34mSv。

95.

3%的人员剂量低于国家规定限量的1/10。

1992年，卫生部授予全国20个单位为放射防护评价资格证书，对正在运行的中、高能非医用加速器和γ幅照加工装置直接实施监督管理，并组织部分专家检查了全国有关γ幅照加工装置运营单位和幅照装置的放射防护工作。

1994年卫生部对有关幅照中心进行全面和放射防护审查，并批准其正式运行。

放射性监测和剂量测量八十年代中期，我国基本上查清了全国室内、室外、道路和水面、风景游览区等地天然外照射剂量水平，并绘制了全国室外天然r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地理分布图；同时估算了天然电离辐射外照射居民接受的年有效剂量当量；为我国积累了重要的国情资料。

放射性损伤的诊断治疗我国在急性放射病的试验治疗和急性放射事故抢救技术方面，与国外相比已处于同等水平。

进入八十年代后，在治疗技术上又有新的发展。

对重度骨髓型放射病和慢性放射病的治疗，已经有了不少经验和有效的方法。

中西医结合的措施，可以收到较好的效果。

已基本上有把握治疗。

对于慢性放射病的患者的治疗上，主要是对症治疗法，采取中西医结据29个省区市的不完全统计，1994年对52465名从事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的人员进行了职业性健康检查，检出放射病71例、不适宜从事放射工作的人员726人，有关单位已采取措施，调换工作。

现代疾病防治一、积极防治与消灭严重危害的传染病积极做好传染病防治组织管理工作建国前，城乡卫生条件极差，各种疾病猖獗流行。

建国后，卫生工作首先抓预防为主。

把防治危害严惩的传染病作为卫生工作的中心任务。

1950年春，中央卫生部与军委卫生部联合发出指示，开展春季防疫工作，陆续发出开展霍乱、天花、结核等病的防治工作指示、通知。

政务院发动秋季种痘运动，防止天花发生和流行，并发动遏止鼠疫发生。

组织召开防疫专业会议，研究制订了鼠疫、天花等19种危害严重传染病的防治方案。

1952年1月，侵朝美军猖狂地进行细菌战，使我国处于烈性传染病爆发流行的危险境地。

中央迅速号召“反对美帝细菌战争，开展灭虫、灭鼠、消毒等措施的防疫运动”，在抗美援朝中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发展为轰轰列列的爱国卫生运动，有效地制止了传染病流行。

我国第一部防疫方面的综合性法规--传染病管理办法，于1955年7月由卫生部公布实施。

依照本办法管理的传染病暂定为甲、乙二类共18种；1956年增列乙类7种，共25种。

本办法规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疫情报告网，对于发生疫情的处理，按照甲、乙类传染病的不同情况分别作了规定。

消灭或基本消灭几种危害严重的传染病（1）霍乱：在我国是外袭性传染病，自从18世纪传入以来，发生过大小数百次流行。

1949年新中国就把霍乱作为大力控制的重点疾病。

各地认真贯彻综合性防治措施，使霍乱迅速得到控制以至消灭。

1952年天津市发生最后一例病人，我国即再无霍乱发现。

（2）天花：在旧社会，天花年年发生，每隔几年就大流行一次。

卫生部在1950年提出防治天花，为全社会人民免费种痘。

全国卫生人员根据人口登记册种痘，接种率达90%以上。

同时加强了对天花病人的管理和报告，发现病人立即隔离、护理和治疗、消毒、加强了监测。

并通过强化免疫，在西南边境地区建立了广阔的国境免疫带。

防止天花传入。

自1961年以后，天花在我国已经停止传播。

我国最后1例天花病人发生在云南西盟县。

1979年10月，世界卫生组织派员来我国调查后确认：天花曾是中国严重流行的疾病，但近20年来确实已无天花病例。

世界卫生组织于1979年宣布，1977年全球已消灭天花。

我国比全球消灭天花时间提前16年。

（3）鼠疫：在解放区，从1948年开始，即大力开展鼠疫防治运动。

1949年10月在原察哈尔省北部的宝康、内蒙古正白旗和张家口地区发生鼠疫流行。

按照周恩来总理指示，立即组成以董必武为主任委员的中央防疫委员会，派出中央防疫总队和地方防疫队共1000余人，奔赴疫区紧急防治，开展了群众性的灭鼠灭蚤运动，疫情于11月中旬得到控制。

1950年广东雷州半岛和福建16个县也发生流行，发动军民开始群众性的防疫运动，疫情很快得到控制。

以后很长时间，鼠疫年发病人数徘徊在10-30例之间，始终处于散在发生状态。

（4）黑热病：本世纪初，在我国的山东、安徽、河南、新疆等地，陆续发现有黑热病的严重流行。

建国初期，卫生部门在上述病区和黄河两岸病流行区，组建了黑热病防治研究所，防治区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和防治工作。

自1951至1958年，全国共治疗黑热病人63万余人，同时扑杀病犬，用药物杀灭白蛉。

至1958年大部分流行区已基本消灭了黑热病。

1959-1968年患病率在0.

49/10万～0.

16/10万之间。

只有个别病例散在发生。

（5）回归热：体虱传染的回归热，在四川古蔺、叙永等县，1950年发病59370余例。

贵州省毕节地区1950年发病17022余例。

经过积极治疗和发动群众采取灭虱措施后，半年内就控制了流行。

（6）性病：建国前，据调查：梅毒患病率在一些大城市为4.

50-10.

10%，农村为0.

85-3.

80%，某些少数民族地区竟高达21.

10-48.

00%。

1949年冬，人民政府采取了封闭妓院、解放妓女，取缔暗娼的重大社会改革措施。

中央和省、市先后组建了性病防治、科研机构，形成性病防治网络。

经过几年的积极防治，取得了控制性病的重大成果。

防治呼吸道、肠道传染病（1）白喉：建国初期发生过几次白喉大流行：1953、1955、1959、1960、1964这五年每10万人口发病率分别达到7.

79、9.

74、22.

43、23.

09、16.

92。

从60年代，我国开始生产吸附精制白喉类毒素，解决疫苗质量问题，产量也不断提高，经过预防接种，从1965年起白喉的发病率呈逐年下降趋势。

（2）麻疹：1959、1965年两次全国性大流行，发病率分别高达1432.

41/10万、1265.

74/10万。

1965年我国研制出减毒麻疹活疫苗，并逐步推广应用以后，发病率逐年稳步下降。

（3）脊髓灰质炎：1958至1965年间，发病率介于1.

51-6.

21/10万之间。

五十年代末，借鉴苏联、美国研制人工免疫疫苗的经验，我国着手研制口服活疫苗获得成功，1960年3月起在11个城市试服，1963、1964年向城市和农村推广。

随着免疫范围不断扩大，发病率也出现了大幅度下降。

（4）病毒性肝炎：1960-1966年间发病率达36.

62-61.

84/10万，经大力开展科学研究，并进行中西医结合积极防治，积累了经验。

（5）副霍乱：以印度尼西亚为疫源地的挨尔托型(EltorBiotype)霍乱，于1961年开始引起第七次世界大流行。

1961年7月该病从广东阳江、阳春等县传入以后，在1961-1964年出现了第一次流行高峰，发病率达3.

83/10万。

我国把副霍乱与霍乱同等看待，严格执行各项防治措施，至1965年副霍乱疫情被全面控制，全年仅发现病人89例。

防治虫媒传染病（1）血吸虫病：建国前在南方省、市流行。

解放后在上海即成立了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其后在江苏等各病区建立了血防专业防治机构。

1955年冬，中共中央成立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随后在流行区的省、市县也组成了相应的领导小组。

至1957年，全国已有血防和科研专业人员16000多人。

经调查12个省（区、市）的348个县、市有血吸虫病流行，患者达一千多万人，有一亿多人口受到威胁。

1957年国务院发布指示，提出血防工作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群众运动与科学技术相结合、突击运动与经常工作相结合指导原则。

1958年江西余江县宣布消灭血吸虫病，毛泽东同志为此写了《送瘟神》诗二首，成为推动全国血防工作继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的力量源泉。

从1964-1965年，共治疗130余万病人，消灭有钉螺的农田面积13亿多平方米；粪管、水管等项防治工作进展较快。

（2）疟疾：解放前，全国每年疟疾患者至少有3000万人。

建国初期各极人民政府即把抗疟列为卫生工作中心任务之一，在严重流行地区设立专门的疟疾防治所(站)。

五、六十年代，曾出现三次流行高峰，发病率都在1000/10万以上。

1965年春，经国务院批准，将暴发流行严重的苏、鲁、豫、皖、鄂五省组成联防区，共同制订防治计划，协调行动；拨专款购置抗疟药械。

江苏、山东、河南等省曾组派80万人参加的抗疟队伍，开展群防群治，完成一亿多人次的治疗和预防服药任务，发动群众因时因地制宜，千方百计治病灭蚊，疫情终于被控制下来。

（3）丝虫病：据防治前调查计算，全国约有丝虫病人3000余万。

居当时世界第一位。

很多患者有象皮病，鞘膜积液、乳糜尿等症状。

1956-1960年，全国共血检普查11946.

3万人次，治疗病人527.

8万人次。

对于使用海群生药物治疗，药物灭蚊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积累了很多经验。

（4）流行性乙型脑炎：1950年在北京设立流行性乙型脑炎的防治研究机构，对病原体、传染媒介、防治方法和对病人的抢救治疗，总结出一套：把好三关(高热、惊厥、呼吸衰竭)，加强护理的好经验，大大降低了病死率。

（5）钩端螺旋体病：1958年秋，四川温江地区发生流行。

1963年，河北、河南、山东、辽宁等省的水灾地区发生洪水型暴发流行。

1964年召开的钩端螺旋体病学会上，证实全国20个省（区、市）有本病的流行，并在防治措施上总结了经验。

防治地方病地方病在我国分布广、病人多、病情重、危害大。

（1）克山病：是病因不明的一种地方性心肌病。

黑龙江省卫生部门于1952年10月向重病区克山县派出调研组，模清病情；在发离高峰季节，组织医务人员深入病区，进行抢救治疗活动。

防治经验主要是：以“三防(防寒、防烟、防潮)四改(改良水质、改变饮食习惯、改善环境卫生、改善居住条件)”为主要内容的综合预防措施，和坚持“三早一就地”(对病人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就地抢救)的防治方针。

中共中央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组建了克山病研究室，开展现场调查与科学实验研究工作。

（2）大骨节病：是一种病因不明的地方性骨关节病。

病区群众叫“柳拐子病”。

主要发生在儿童青少年。

50年代，专家学者至病区进行流行病学调研活动；60年代，防治研究专业人员对病区开展了更深入的调查研究。

认为在病因尚未清楚的条件下，采取改善营养等综合性防治措施为宜。

（3）地方性甲状腺肿(简称地甲病)：是由于缺碘而引起的地方性疾病。

大多数病区自然环境中碘元素缺乏，只有采取补碘措施才是最有效的措施。

60年代中期，有的病区采取食盐加碘措施，有效地控制了地甲病的发病和流行。

防治慢性传染病（1）结核病：旧中国约有结核病患者2700万人，每年死于结核病的达100多万人。

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先后成立了中央结核病防治研究所和卡介苗推广委员会。

各级防痨机构逐步充实与发展。

50年代我国的结核病防治工作主要是在城市。

60年代部分城市加强了对郊县农村结核病防治工作。

同时总结出一套比较完整的综合性防治措施：防(推广卡介苗、化学药物预防和各项卫生措施)；查(及时发现病人，控制传染源)；治(化学疗法规则治疗)；管(管好病人的治疗和各项预防工作)；网(建立和健全结核病防治网络)。

六十年代，全国结核病患病率由建国初期的4%降到1.

5%左右，死亡率由250/10万下降到40/10万。

（2）麻风病：建国前全国约有麻风病人50余万。

建国后，卫生部发出通报，要求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筹建麻风病院。

1953年召开了全国麻风病防治座谈会，提出了防治麻风的办法。

1957年卫生部制订了全国麻风病防治规划。

根据积极防治、控制传染的原则，各地区采取了综合性防治措施，搞好：查（进行病情调查，发现病人）；收（及时收容隔离病人，控制传染源）；管（建立与管好麻风院、村）；防（防止病情继续扩散）；治；（治好病人，根绝传染源）；研（搞好科研，提高防治质量）等办法。

收到了显著的防治效果。

二、疾病防治受到严惩干扰的十年（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各级专业防治机构陷于瘫痪，卫生防治工作受到严重干扰。

1966年，红卫兵大串联，人口流动频繁，引起了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脑）、疟疾等病的暴发流行。

以防治与控制流脑为开端，各地传染病防治工作陆续开展、加强。

（1）流行性脑脊髓膜炎：1966年秋至1967年春，由于人口大量流动造成流脑等传染源的扩散，开始在各大城市暴发流行，以后又沿铁路、公路等交通线向中小城市及边远地区迅猛扩散。

据统计，1966年发病率为110.

34/10万，1967年高达403.

94/10万，引起周总理和中共中央的关怀。

随后中共中央发出防治流脑扑灭流行的紧急通知，卫生部和各地成立防治流脑办公室或指挥部，立即组织防治抢救队伍奔赴疫区，开展群防群治。

流行势头被基本控制。

1968年后，发病率逐年下降，到1973年降至11.

86/10万。

（2）流行性乙型脑炎：在“文革”初期，出现了一次流行高峰，1971年再次出现高峰，发病率达20.

92/10万。

以后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1967年，我国开始使用研制成的地鼠肾细胞灭活疫苗，安全性和免疫性都较好。

经过多年的现场调研和科学实验，确定了三带喙库蚊是本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猪是乙脑病毒的主要扩散宿主。

为有效地防治提供了科学依据。

（3）疟疾：1969年全国发病人数超过1000万，1970年发病率高达2961.

10/10万。

为控制这次大流行，各疟区，特别是各联防区，都建自上而下的防治网，认真贯彻以消灭传染源为主的综合性防治措施。

至1976年，疟疾发病率降至470/10万。

（4）血吸虫病：钩端螺旋体病和丝虫病等虫媒传染病在“文革”期间疫情回升。

1970年，中共中央要求疫区各级党委加强领导，扑灭疫情。

对血吸虫病，从1970-1976年平均每年治疗现症病人100余万人，天螺26亿多平方米。

对钩端螺旋体病，各地采取预防接种，改造疫源地，灭鼠保粮、圈猪积肥，加强个人防护等等综合性防治措施。

1976年以后，疫情下降到最低水平。

（5）克山病：1968年国务院要求各病区必须做好防治工作。

1973年，周恩来总理提出：要把克山病病因搞清楚。

为此，组建了全国性的克山病病因研究协作组，展开了多学科、大规模的研究。

七十年代以来，克山病发病人数逐年减少。

三、改革开放时期，疫病防治工作的新进展建立、健全各项标准、法规逐步形成法制管理体系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疫病防治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1978年国务院批准将传染病管理办法修订为《急性传染病管理条例》。

1989年2月我国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本法规定管理的传染病为甲、乙、丙三类35种，对传染病的预防、疫情报告和公布、控制、监督和法律责任等方面做了明确规定。

卫生部制订颁发了许多疫病的防治条例、规划、办法、技术方案与手册、考核监测标准与方法等行政性、技术性管理的规章、制度等，使每一种危害严重的急慢性传染病和地方病的防治工作，基本上都有章可循，标志着疫病防治的法规体系已基本形成。

推行计划免疫大大降低儿童传染病的发病率我国历来重视预防接种工作。

尤其近十多年来，成功地实施了儿童规划。

根据传染病报告统计，1994年脊髓灰质、麻疹、白喉、百日咳的发病率和残废率约在此开始实施计划免疫的1978年下降97%以上，发病数减少35.

2%万例；与解放初比已拯救了2000多万儿童的生命。

1978年卫生部发出《关于加强计划免疫工作的通知》，要求三年内在全国普遍实行儿童计划免疫。

1980年颁发《预防接种实施办法》。

1982年颁发《全国计划免疫工作条例》、《1982-1990年全国计划免疫工作规划》，明确了使用的疫苗，统一了儿童免疫程序。

我国建立了从国家级到乡村级完整的免疫服务机构，保证了实现普及儿童免疫目标，也为初级卫生保健实施奠定了基础。

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开展了计划免疫-冷链项目，并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技术支持。

各生物制品研究所按质按量及时保证疫苗的供应。

计划免疫工作改变了以往突击接种的办法，进入了常规持续发展的新阶段。

1985年，我国宣布将分两步实现普及儿童免疫目标，即1988年以省为单位，1990年以县为单位儿童免疫接种率达到85%，并纳入国家“七五”计划。

1989和1991年国家卫生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审评结果表明，我国按期实现了上述目标，为实现全球普及儿童免疫的目标做出了积极贡献，并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1992年国务院颁布了《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明确了“保持高水平免疫接种率，到1995年以乡(镇)为单位儿童免疫接种率达到85%；全国消灭脊髓灰质炎；消除新生儿破伤风；与实行计划免疫前相比麻疹死亡率下降95%，发病率下降90%”等目标。

为达到全国消灭脊髓灰质炎目标，国务院批准从1993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对4岁以下所有儿童2次4轮强化免疫日活动。

中央和地方领导人亲自参加了喂服疫苗活动，影响所及全国上下。

1995年先后6次组织国内外专家对33省次进行消灭脊髓灰质炎监测工作评估，深入薄弱地区现场指导。

强化免疫日活动的成功，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成为近几年脊髓灰质炎发病迅速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积极防治、基本控制寄生虫病的流行（1）血吸虫病：根据血防工作必须坚持长期性、经常性和科学性以及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原则。

80年代以来，血防人员区别湖沼型和山丘型流行区域因地制宜采取了化疗控制传染源和消灭易感地带钉螺为主的综合防治措施，提高了防治效果。

至1995年，血吸虫病疫情回升势头得到遏制，疫情大幅度下降，压缩了流行范围，减轻了危害。

全国慢性血吸虫病人下降了42.

5%，急性病人下降了91.

77%，病牛数下降了52.

5%；已有广东、上海、福建、广西、浙江等五省区市达到消灭血吸虫病的标准，全国386个流行县中，有200个达到消灭标准，63个达到基本消灭标准。

为进一步加强血防科研，将“血吸虫疫苗研究”和“长江三峡工程与血吸虫病流行关系的研究”列为重点科研课题，并得到总理基金的支持。

（2）丝虫病：我国丝虫病流行区遍及山东、河南等15个省区市，受威胁人口达3.

4亿。

经40余年努力，1994年10月，在全国范围基本消灭了丝虫病。

据统计，自1956-1993年全国共血检普查丝虫病2亿余人次，海群生治疗2.

5亿人次。

全民服药3100余万人次，食用海群生药盐1.

8亿人次。

主要经验是：①列入国家发展规划和防治规划。

②加强防治科研的技术咨询，发挥专业人员作用。

③有明确的防治目标及科学的防治策略，即以海群生治疗微丝蚴血症以消灭传染源为主导措施的防治策略。

（3）疟疾：通过对大量病人血检，加强了流行病学监测，防治蚊媒等综合防治措施，扩大联防区，到1994年已有14个省区801个县（市），4.

75亿人口地区实行疟疾联防；普遍建立疟原虫镜检站，加强疾病监测，使疟疾大幅度下降。

1992年全国疟疫情报告数为7.

39万，发病率为6.

39/10万，与1954年相比，病人99.

4%，发病率降低99.

5%。

全国已有937个县市达到消灭标准、上海、山东达到基本消灭疟疾。

我国首次人体寄生虫病分布调查自1986年开始1992年结束。

基本摸清了全国人体寄生虫病的感染情况，为我国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防治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

四、地方病防治工作进展（1）克山病：查明我国有15个省区市的311个县(市)有克山病的发生和流行，受威胁人口达8295万余人。

病因尚未完全清楚，但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综合性防治措施却是行之有效的。

采用口服亚硒酸钠预防急性、亚急性型克山病已得肯定的效果。

使用大剂量维生素C、亚冬眠、扩容等疗法和血管扩张剂的应用，显著降低了死亡率。

卫生部据此制订了《克山病防治工作标准》。

1984年各项病情指标已处于历史最低水平，发病人数及死亡人数均不及历年平均数的1/20，发病范围逐渐缩小。

截至1994年底，全国有吉林、辽宁、山东三省克山病已达到基本控制。

（2）大骨节病：七十年代后期基本查明大骨节病的病区分布在黑龙江、河南、西藏等14个省区市的302个县(市)，现症病人170多万，受威胁人口3500多万人。

1978-1982年，大骨节病科学工作者180多人，对陕西永寿县进行了综合科学考察，对全国防治工作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八十年代末期，全国大骨节病区采取以补硒、换粮、改水、改变饮食结构、加强卫生营养和保健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防治措施。

至1994年底，大部分病区病情普遍稳中有降。

（3）地方性甲状腺肿：1980-1983年已经查清；除上海市外，28个省区市都有本病发生。

病区县(市旗)有1550个，累计查出病人3500余万人，受威胁人口高达3.

2亿多人。

1978年以来，卫生部会同有关部门多次发出食盐加碘的通知和各项规定。

由于狠抓以食盐加碘为主的综合防治措施，碘缺乏病防治进展较快。

1991年李鹏总理在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上签字，承诺到2000年中国实现消除碘缺乏病的目标。

卫生部决定1992年为“碘缺乏病防治宣传年”。

国务院于1993年9月在京召开了“中国2000年实现消除碘缺乏病目标动员会”。

1994年10月召开了全国贯彻关于消除碘缺乏病的电话会议；发布了各项规定实施办法。

要求各根据文件指示精神，制订实施计划，保证碘盐按计划供应，使群众能食用合格的碘盐，力争1995年底基本实现全民食盐加碘的目标。

（4）地方性氟中毒：全国于1984年基本查清了发病状况：除上海外全国流行的病区县（市）达991个，病区村庄71413个。

1986年调查计算，全国有氟斑牙患者4千万余人，氟骨症患者170余万人，受威胁人口2.

6亿多。

1981年4月，国务院决定把改水防氟列为我国参加“国际饮水供应和环境卫生十年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1983年卫生、水电、地质、财政四部联合颁发了改水防治地方性氟中毒暂行办法。

截至1993年底完成改水的病区村(屯)数34029个，受益人口2977万，占病区总数的47.

65%和42%。

慢性传染病防治工作进展（1）结核病：1984-1985年进行了第二次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实查1121899人。

调查结果，平均患病率为550/10万，痰涂片阳性率为156/10万，与1979年第一次调查结果相比，年递减率分别为4.

7%和3.

2%。

1986-1993年对42个县2750余万人口连续7年进行结核病监测。

1993年肺结核病人、传染性肺结核登记率、儿童结核性脑膜炎的发病率、结核病死亡率等都比1986年下降了50%以上，新生儿卡介苗接种率为98.

4%。

1992年我国利用世界银行垡在四川、新疆等12省、区开始了结核病控制项目，覆盖1149个县，5.

6亿人口，共勉强检查337万名可疑结核病人，发现治疗71万多例，其中免费治疗52万多例有传染性的肺结核病人，治疗率达到92%，超过了WHO提出的2000年治疗率达85%的目标。

近年来，虽然防治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今后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由于耐效菌株的产生与扩展，结核病与艾滋病的双重感染，全球结核病疫情明显上升，我国尚有结核病人600万，每年死亡25万，防治经费严重不足等等。

面对以上问题，我们提出应加强领导；增加经费投入；加强防治队伍；掌握新的科学技术；管好短程化学治疗（DOTS）；认真贯彻传染病法、结核防治工作条例；加强宣传教育，呼吁社会各界关心、支持结核病防治工作。

（2）麻风病：1975年3月和1980年11月，国务院两次发出批示，要求加强对麻风病的防治工作，抓出成效来。

1982、1988年卫生部颁发并修订了全国麻风病防治管理条例，麻风病分类、联合化疗等等文件，推动了麻防工作的发展。

近年来防治效果显著，已先后治愈38万例麻风病患者。

1995年来，全国已有83.

4%的县（市）活动性病人患病率降至0.

01‰以下。

上海、山东、辽宁浙江四省市已通过部级基本消灭麻风病达标验收。

自1982年以来麻防工作策略与技术上实现了重大的改革，诸如报病奖励、推行四大转变，即①单一的药物（DDS氨苯砜）治疗转变为多种药物联合化疗(Multidrugstherapy,MDT)；②由住院隔离转变为社会防治；③单纯的治疗转变为治疗与康复结合；④单靠专业队伍转变为与社会力量协同。

自1987年至1995年底，全国接受MDT治疗患者共计为70893例，已治愈60649例。

截至1995年底尚余现症病人8401例（患病率0.

007‰），与1990年相比，患病率降低了58.

8%。

MDT治疗覆盖率为98.

8%。

但目前尚有原治愈存活者中的畸残者13万例，以及现症病人中的畸残者2000人。

尚有16.

6%的县（市）未达到规定指标。

还必须认真执行《1996-2000年麻风病防治规划》，以使低流行条件下麻防工作的持续性得到保证。

（3）性病：在六十年代基本消灭的性病，又有出现和蔓延。

1986年卫生部发出关于开展性病防治工作的意见，建立了全国性病防治研究中心和专家咨询委员会，并发布了性病监测方案，在开放城市建立性病监测点。

1987年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严历打击、坚决取缔卖淫嫖娼活动和防止性病蔓延的通知。

全国恢复、建立性病防治机构，多数省市还建立了性病防治领导小组，协调小组。

1991年卫生部发布了《性病防治管理办法法》，多数省市发布了地方法规。

对性病防治的认识有了提高，防治措施有了加强。

（4）艾滋病：我国自1985年6月发现现首例美籍艾滋病人，到1995年9月底，全国共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2594例，其中艾滋病人80例(已死亡50例)。

1985年，我国政府对艾滋病传入给予极大的重视，即成立了艾滋病防治工作小组、委员会、预防和控制专家委员会，明确了防治方针，研究和部署了防治措施。

几年来的主要工作：1.

摸清流行情况。

开展监测工作，在全国23个省建立了46个监测点。

1985至1993年共监测1920340人，艾滋病毒平均流行率为57.

59/10万。

在总体上我国属全球第三模式艾滋病毒流行率最低的国家。

但从1994年以来流行有加快的趋势。

2.

广泛开展健康教育。

从1988年12月1日起，把每年世界艾滋病日作为我国的主要宣传日，增强广大群众预防艾滋病的参与意识和自我保健意识。

1995年卫生部组织安排了全国预防控制艾滋病宣传周活动。

3.

加强综合治理。

政府和有关部门合作，建立起性病防治机构，开展艾滋病的监测和防治工作。

司法部门建立了戒毒所、教养所，打击卖淫、嫖娼，采取了扫黄、禁毒等措施，控制传播。

4.

建立健全有关法规。

相继颁布了有关血液制品管理法规、艾滋病监测管理条例，将艾滋病列为法定传染病病种和国境检疫病种。

1995，经国务院批准下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工作的意见》，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5.

积极开展国际间合作。

急性传染病防治工作进展（1）鼠疫：近年来鼠疫疫疫情控制的严紧，人间鼠疫由1990年的73例稳步下降，到1994年的9例。

东北和沿海等11个省33年未发生人间鼠疫。

1993年南亚肺鼠疫流行，各有关部门加强海、陆、空港国境卫生检疫工作，同时，做好了处理紧急疫情的各项准备，有效地防止了鼠疫的传入。

（2）副霍乱：七十年代后期在我国沿海地区又发生流行，1979-1981年达最高峰。

根据“标本兼治，治本为主”的防治原则。

各地卫生防疫站加强了对霍乱疫情的监测，一旦发生疫情，及时采取各项应急措施，积极“治标”。

同时宣传教育群众，落实“三管”(管水、管粪、管饮食)、“一灭”(灭蝇)的各项措施，立足“治本”。

从1982年起开始逐年下降。

1985年以后降至1.

00/10万以下。

1981年我国成立了霍乱专题委员会，以及时交流防治研究国内外霍乱和腹泻病的防治研究情况，总结经验，提出对策。

1990年我国报告了639例霍乱，病例主要发生于沿海地区。

1993年部分省市有暴发性流行，共发病11717例，死亡142人。

1995年以防止霍乱流行为重点，全面落实多项防治措施，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3）病毒性肝炎：1979-1980年，全国抽样调查了277816人，调查结果显示：平均患病率为2.

85%；乙肝表面抗原阳性率为9.

76%，e抗原阳性率为27.

27%。

1987年发布全国乙型肝炎免疫接种试行办法。

从1992年开始乙肝疫苗免疫接种被纳入计划免疫管理。

1980年我国开始有非甲非乙型肝炎的报导。

新疆和田地区从1986年9月开始至1988年底累计患病133987人，死亡752人。

1988年1月，上海市民因食用被污染的毛蚶而发生甲型肝炎大流行，至三月初被基本控制，累计发病310746例，死亡31人。

此后病毒性肝炎发病数逐年下降。

1994年全国病毒发表地炎发病804115例，比1993年下降18.

32%。

1995年比比1994年下降22%，其中甲肝下降35.

35%。

（4）流行性脑脊髓膜炎：1977年前后出现建国以来第三次流行高峰，发病率高达60.

10/10万。

1981年后每年都在10/10万以下。

80年代初，卫生防疫专业队伍在专家指导下，采取流脑澈地病学监测、预测和合理使用提纯流脑多糖疫苗相结合的防治对策，成功地预测出流行高峰的时间，以最小的代价控制了80年代的流脑流行高峰。

流通离发病率自1985年以来连年下降。

由于加强了预防措施，流脑周期流行的现象已不明显。

（5）流行性出血热：1981年卫生部发布了流行性出血热防治方案，1982年一些省市进行了病源诊断和血清流行病学调查，以及病原分离。

根据防治经验，认真落实以灭鼠为主的综合性预防措施。

1984-1987年全国流行性出血热地理流行病学调查研究结果表明：早在30年代本病在黑龙江、吉林等地有过地方性流行。

五十年代以来，疫情的波及范围、发病与死亡人数呈逐年扩大增多的趋势。

1950-1986年全国累计发病71万多例，死亡3万多人。

近几年，全国流行性出血热疫情有所控制，发病率有所下降。

“八五”期间共发病264935例，死亡4377例，发病率为4.

56/10万，比“七五”期间发病率下降21.

5%。

1995年卫生部调整、充实了出血热监测网点，加强对出血热的监测防治和科研；抓好灭鼠和出血热疫苗接种和其他各项防治工作。

现代生物制品生物制品是预防、治疗、诊断疾病的免疫制剂，主要是用微生物、微生物产品及动物毒素、人和动物的血液及组织等制成。

生物制品是防疫工作的重要武器之一。

生物制品除了预防传染病的自动免疫制品外，还有用于临床防治各种疾病的免疫血清和人血制品等被动免疫制品，以及用于临床诊断、流行病学调查和科研工作的各种诊断用品。

我国第一个从事生物制品研究与生产的专业机构是成立于1919年的中央防疫处，当时规模小、专业人员少，发展也很缓慢。

四十年代先后成立了长春、辽吉、大连和华北等地生物制品机构，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建国40多年来，生物制品事业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建国头17年，以整顿与组建机构、培训人才为起点。

在改造老产品的同时，研制新产品，保证了抗美援朝反细菌战紧急需要和国民经济困难时期防疫需要。

二、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受到摧残的情况下，生物制品队伍积极努力，基本上保证了防病治病的制品供应。

三、改革开放以来，生物制品品种大量增加，质量日益提高，向着标准化、制度化、法制化迈进。

建国初期，卫生部在北京、上海、武汉、成都、长春、兰州成立六个生物制品研究所，分布在全国六个大行政区。

随后又在昆明建立了一个主要生产、研究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研究所。

生物制品研究所既是生产单位，又是科研机构。

在五十年代，在北京组建的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它是执行国家对全国生物制品质量的监督检定机构，与各检定科室形成一个检定系统，监督各项生产规范标准的贯彻实施，检定各种生物制品的质量，以确保其安全有效。

随着形势发展，从事生物制品研究、生产与检定的专业队伍日益壮大，到1995年已达到10万多人，其中大专院校毕业生占25%以上。

我国对生物制品的质量管理及其技术规程，历来很重视。

1952年、1959年和1979年相继颁布了三版生物制品规程。

1991年颁布实施了第四版《中国生物制品规程》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

为了加强生物制品管理，卫生部先后颁布生物制品工作条例，生物制品新品种管理办法，关于加强生物制品和血液制品管理的规定（试行），新生物制品审批办法，生物制品管理规定等。

卫生部在1956年成立的生物制品委员会，是生物制品的最高学术咨询组织。

1988年经调整成立了卫生部生物制品标准化委员会。

其主要任务是审议生物制品采用国际标准的规则，制订，修订生物制品规程和审定新的标准品等。

1992年，卫生部第三届药品评审委员会在京成立。

新中国成立40多年来，生物制品的新品种逐年增加，生产工艺不断改进。

各种生物制品的产量、质量不断增加和提高。

已获得生产批准文号的就有200多种。

现代爱国卫生运动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革命实践中，十分重视开展群众的卫生运动，以预防和减少疾病，保护人民健康。

爱国卫生运动，是我国卫生工作的伟大创举，反映了中国卫生工作的鲜明特色。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就把组织军民开展群众卫生运动，搞好卫生防病工作，当作关系革命成败的一件大事来抓。

1933年，毛泽东同志在《长冈乡调查》一文中指出：“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力量。

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把开展全地区卫生运动列为施政纲领。

1941年陕甘宁边区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开展以灭蝇、灭鼠，防止鼠疫、霍乱为中心的军民卫生运动。

1949年，贯彻预防为主卫生工作方针，继续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

1952年春，美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中，对朝鲜和我国发动了细菌战争。

在保家卫国的浪潮中，推动了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的深入发展。

人民群众把这项伟大的运动称之为“爱国卫生运动”。

党中央肯定了这个名称并指示各级领导机构，以后统称为“今后统称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在此同时，把“卫生工作与群众性卫生运动相结合”定为卫生工作的一项原则。

毛泽东同志号召：“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

爱国卫生运动不仅受到全国上下的一致拥护和参与，而且受到国际上的赞誉。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显示出它的“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伟大作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1949-1952年，即国民经济恢复期间，为了改变旧中国不卫生状况和传染病严重流行的现实，在全国普遍开展了群众性卫生运动。

在抗美援朝，粉碎美帝细菌战争期间，在中央防疫委员会的领导下，各地迅速掀起了群众性卫生运动的新高潮。

运动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收效之显著，都是空前的。

仅半年里，全国就清除垃圾1500多万吨，疏通渠道28万公里，新建改建厕所490万个，改建水井130万眼。

共扑鼠4400多万只，消灭蚊、蝇、蚤共200多万斤。

还填平了一大批污水坑塘；广大城乡的卫生面貌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

在1953-1966年，即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当时政务院发出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指示，要求着重抓好城市厂矿，并把突击活动与经常保洁结合起来。

随着工作的开展，不少厂矿建立了清洁对，卫生扫除日等各种制度；保持车间、居室、食堂、厕所的内、外环境清洁整齐，从而使职工患病率逐渐下降，健康水平有所提高，促进了生产任务的发展。

1955年冬，毛泽东同志起草的一个通知说：把爱国卫生运动和“除四害”讲卫生结合起来，对防治人畜疾病，保障健康起到很好的作用。

1960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把“除四害”讲卫生列入“纲要”的内容。

在党中央及各级政府领导下，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加，同样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许多城乡清除了大量的垃圾、污物。

“四害”大大减少，面貌焕然一新。

党中央在1960年发出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指出：“中央现在提醒同志们，要重视这个问题，要把过去两年放松了的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

”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

”在1960年先后召开的全国农村和城市卫生工作现场会议上，又重点介绍、推广了山西秸山县、广东佛山市两个改造旧农村、旧城市卫生面貌的先进典型经验。

使各地爱国卫生运动有了新的发展。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许多卫生防保，包括各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和其办事机构被撤并，人员有的被裁减，有的被改行；有些工作被迫处于停顿状态，致使许多城乡的卫生面貌开始恶化，疫情回升。

此种现象反映到党中央，当时，周恩来同志多次指示，要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并亲自组织指导防疫队和支援西北地区的巡回医疗队，控制传染病流行，改善缺医少药和不卫生的状况。

这个时期，各地卫生防疫专业人员和爱国卫生运动工作者，深入实际，进行卫生科学知识宣传，努力改善环境卫生面貌。

在农村，解决好管水和粪这两个基本问题，改造环境卫生条件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并概括为“两管、五改”，即管水、管粪，改水井、改厕所、改畜圈、改炉灶、改造环境。

“两管、五改”已成为组织指导农村爱国卫生运动的具体要求和行动目标。

1978-1995年，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爱国卫生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78年4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坚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要求各地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把卫生运动切实领导起来。

同年8月在山东烟台召开的全国爱国卫生运动现场经验交流会议，以及其后在内蒙赤峰市、黑龙江哈尔滨市、山西晋城县分别召开的城市和农村卫生现场会议，总结推广他们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门前三包”（卫生、秩序、绿化）、“四自一联”（自修门前路、自通门前水、自搞门前卫生、自搞门前绿化，统一规划联合集资）等行之有效的办法，对各地工作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1987年2月，中央爱卫会、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等9部门发出《在全国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仪》，经中央领导同意，把每年3月定为全民文明礼貌月。

主要内容是“五讲四美”，即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卫生是突破口。

各地区、各单位的爱国卫生运动，都做出新的成绩。

1989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爱国卫生工作的决定》。

要求各级政府要把爱国卫生工作纳入社会发展规划，切实加强领导，使卫生条件的改善及卫生水平的提高与四化建设同步发展。

多年来，通过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广大人民群众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同社会不卫生习惯和环境作斗争，为改善和提高生活、环境质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1990年，国务院批准对全国455个城市进行卫生大检查，到1995年10月，共组织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检查评比活动，共有155个城市被评为“卫生城市”，23个城市被命名为“国家卫生城市”城市的卫生质量有所提高，为劳动人民的生产、工作、学习、生活提供了清洁、优美、舒适的环境。

1980年我国政府决定参加由联合国第35届大会发起的《国际饮水供应和环境卫生十年》活动。

多年来，在“政府领导，部门支持，民办公助，多方集资”的方针指导下，在国际组织的支持下，各地发动群众开展农村改水，大力兴建农村自来水。

至1995年底全国改水受益人口达79873.

92万，占农村人口的97.

03%；其中43.

51%的农村人口吃上了自来水。

对预防疾病，保障健康，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质量都发样了积极作用。

农村改厕，难度更大。

当时确定改厕工作要抓试点，以点带面，点面结合，逐步推进，同时要求，改厕要与改水相结合；和解决能源相结合；与血吸虫病相结合；与扶贫奔小康相结合。

以上几个相结合，工作开展起来就相当有力。

用这些办法，在河南省1994年新增改厕122万个，累计数突破500万个湖北、江苏等地农村改厕进展也很快。

加强科学技术指导，采取土洋结合方法，在全国许多城市和农村，开展了大规模除四害、讲卫生活动。

在全国，已有37个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达到了全国灭鼠先进城市标准；有4个大型企事业单位，分别达到国家规定的灭蝇、灭蚊、灭蟑螂、灭臭虫的标准。

其他城市的四害密度也有了明显下降。

结语：回眸四十多年来的爱国卫生运动健康发展，关键在于贯彻预防为主方针；走爱国卫生运动与群众相结合道路；执行面向基层，深入社区的方法；按照科学原则，实事求是精神办事。

预防疾病，保障健康，既要讲究个人卫生，又要讲究公共卫生，提高个体免疫力，同时要提高群体免疫力形成人群免疫屏障，人人讲卫生，“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

具有发展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深远意义。

爱国卫生运动正是这种先进医学科学思想的体现。

卫生工作与群众相结合，政府领导，群众参与，走群众路线，是我国卫生工作的优良传统。

要广泛开展卫生教育工作，强化群众自我保健意识，培养良好卫生习惯和公共卫生道德，形成讲卫生，爱清洁的社会风尚。

爱国卫生运动，是关系到社会基层社区方方面面全体人民的大事。

讲究卫生，除害灭病，需要社会各行各业，全体百姓，人人关心，在加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大卫生观念的指导下，坚持统一领导，统筹协调，自上而下，加强管理，促进并加快爱国卫生运动向更高、更深层次发展。

除四害、讲卫生，提高健康水平，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发展，实质上是学科学、用科学的过程。

各种病媒虫兽的孳生与繁殖，各种疾病的发生与传播，都有其各自的规律性。

群众发动起来，科学技术一定要紧跟上，并且要走在前头。

只有严格按照规律采取相应的措施，才能取得除害灭病的效果，才能保证爱国卫生运动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爱国卫生运动的目的在于：讲究卫生，预防、减少以至消灭疾病，提高健康水平，加快我国有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更大发展。

随着人们文化卫生素质的提高与文明卫生习惯的养成，对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必将起到巨大推动作用，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文明、卫生、健康、幸福的现代化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现代基本经验我国卫生防疫防治人员、医务人员坚决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全方位开展卫生防疫防治工作，组织动员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强卫生法规建设，进行卫生监督监测，全面加强传染病、寄生虫病、地方病、职业病非传染病慢性病防治、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使卫生防疫防治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卫生防疫管理逐步走向科学化、现代化、为保障全国人民健康，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卫生防疫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预防为主方针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卫生事业的基本原则坚持“预防为主”方针，是我党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决定的。

这一方针的贯彻，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卫生事业的一大特色。

通过长期、反复实践，体会如下：（一）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辨证关系，预防与治疗的辨证关系。

在立足于防的前提下，积极进行治疗，把疾病消灭在萌芽阶段，控制其传播与流行，治疗也可认为是一种有效的预防手段，防与治密切相关，必须有机结合。

（二）预防为主，有深层次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预防工作本身有重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实践证明，通过加强预防工作，改善环境卫生状况、预防、控制疾病发生，提高健康水平，大力发展生产，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与健康长寿效益密切结合起来。

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是卫生工作低投入高效益的关键所在。

（三）“预防为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历史上看，“预防为主”思想继承了中华民族几千年与疾病作斗争中形成的战略思想“防患于未然”、“治病于未病”，沿袭至今，不断发展，形成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的卫生工作方针，使卫生防疫工作走上康庄大道。

二、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卫生工作走群众路线是我国疾病防治工作的基本方针之一。

卫生防病是群众的切身利益所在，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保护自身健康的意识也随之增加，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所以，在依赖群众基础上，组织、发展群众，让群众自己起来同危害自身健康的各种致病因素作斗争，是推动卫生防病工作的重要经验。

三、卫生防疫专业机构和专业队伍培训人才，提高卫生防疫工作水平。

培养、提高卫生防病专业人员，加强卫生防病专业机构，是作好卫生防疫防治工作的重要保证。

当前卫生防疫防治体系已基本形成。

在这个体系中卫生防疫防治站（所）是基地，卫生防疫防治队伍是技术骨干力量，农村、社区预防保健基层组织既是医疗体系的终端，又是卫生防疫工作的前哨。

几十年来，广大专业科学技术专家和职工在爱国卫生运动中，在疾病防治与科研中，在卫生监督监测和预防保健工作中，在历次重大自然灾害、突发事件中，都有了重要的技术骨干作用，创下了伟大的业绩，被誉为“人民健康的卫士”对这支专业队伍，必须采取各种有效办法，加强培训提高，使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

四、加强预防医学科学研究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指导卫生防病实践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用科学技术指导卫生防病实践，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我国以预防医学科学技术指导卫生防疫防治工作，主要有：（一）现场工作与实验室工作相结合，防治工作与科学研究相结合；（二）预防医学科学研究实行大协作，重大科研课题采取科研、教学、卫生防疫防治人员协同攻关或与其他学科、部门联合分工协作，发挥各自优势而取得成果；（三）以科学研究成果促进事业发展，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五、法制建设卫生防病监督管理的重要手段为适应市场经济的转变，国家卫生监督制度尤为重要。

1982年以来，我国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及《尘肺病管理防治条例》等12个行政法规及大量的部门规章。

各地也完成了地方性卫生法规、规章及有关卫生规范，从数量及覆盖面上已初具规模。

可以说卫生监督工作已基本纳入法制轨道。

六、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有利于我国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促进了和扩大了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合作，通过与国际组织以及国家间的双边、多边的合作与交流，我国卫生防疫事业取得了新进展，有力地支持了我国卫生防疫战略重点的实施，同时也促进卫生管理水平的提高。

现代国境卫生检疫国境卫生检疫，是通过国家设在国境口岸的卫生检疫机关，贯彻执行国家卫生法规、法令，对进出境人员和国际航行交通工具、行李、货物实施医学检查、卫生学检查和卫生处理；对国境口岸地区内进行疾病监测和卫生监督；防止传染病由国外传入或由国内传出，保障旅客、交通员工以及境内外人员健康。

一、对我国卫生检疫事业的回顾中国卫生检疫始于1873年，以海港检疫为先导，大至分为五个时期：（一）1873年至1930年在外国人操纵下，办理的海港卫生检疫时期。

当时制订的规章制度，需经各国领事同意，由海关公布实施。

检疫医官多为驻华领事推荐。

1873年先在上海、厦门成立卫生检疫机构，后来，在汕头、宁波、牛庄、汉口、天津、广州、安东（丹东）、烟台等港口相继成立了卫生检疫所。

（二）1930年至1937年中华民国卫生署海港管理处接管时期。

1930年在上海成立了海港检疫管理处，由伍连德任处长，并兼上海卫生检疫所所长。

检疫主权收回后，中国卫生工作人员，工作积极热情，为卫生检疫做了很多工作。

（三）1937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此时，国民党政府仅在重庆、蒙自、膳冲、宛町等地设置检疫所。

（四）1945年至1949年国民党卫生署接管时期。

1945年抗战胜利，由卫生署接管，并增设了青岛、海口、福州、台湾等检疫所。

1946年国民党政府卫生署公布了“交通检疫实施办法”。

（五）1949年至1994年新中国统一领导时期。

1949年以来，在烟台、丹东、集安、图们、山海关、葫芦岛等地，就建立了卫生检疫所。

建国后，在国家卫生部防疫处设置了检疫科，接管了全国卫生检疫所，分别划归卫生部和各大行政卫生部门管理。

1988年后，各卫生检疫所先后由卫生部卫生检疫所直接管理。

二、1949年以来卫生检疫事业发展（一）卫生检疫组织机械的建立健全1949年以来，除海港卫生检疫外，陆续开展了陆地边境和航空卫生检疫。

到1994年底全国有海、陆、空港卫生检疫所（局）近200个，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5000余人。

分布在各个口岸，已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卫生检疫体系。

（二）国家颁布了各种卫生检疫法规1950年，卫生部颁布了《交通检疫暂行办法》；1951年卫生部公布了《民用航空检疫暂行办法》，同时公布了《交通检疫标志旗帜及服装暂行规定》；1957年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88次会议通过，由国家主席毛泽东命令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条例》；由卫生部长李德全发布命令，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条例实施规则》；1986年，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同时又卫生部制订相应的具体办法和有关规定；对加卫生检疫行政管理和业务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卫生检疫事业的发展1979年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开放方针之后，卫生检疫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1979年和1983年的两次卫生检疫工作会议，总结了经验，表扬了先进，提出了加快培训科技人才，改善实验研究的装备，加强外语学习，严格科学管理，理顺组织机械和管理体制，使国境卫生检疫工作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

在1982年的检疫会议上，表彰了全国十个先进单位，五十八位先进个人，发表了一百多篇专业论文，推动了卫生检疫事业的发展壮大。

为提高在职卫生检疫人员业务技术水平，在秦皇岛、上海、大连等卫生检疫局建立卫生检疫业务英语、日语等学习班，建立培训基地。

共办班17期，参加学习的共有584人。

于1987年开始出版检疫刊物。

1983年组织编写了《中国国境口岸地区检疫传染病史》；《中国国境口岸医学动物媒介图志》；《旅行与健康》；《黄热病防治知识》；《疟疾防治知识》；《卫生检疫人员英语会话》；《中英对照世界地名手册》；《中英文对照世界港口名称手册》；《卫生检疫人员日语会话》和《卫生检疫文件汇编》等。

三、扩大、完善卫生检疫业务范围在预防为主方针指导下，对全国各国境口岸地区进行了病媒昆虫调查，摸清情况，制定控制办法。

各卫生检疫所，都应对各自地区的鼠、蚤、蚊、蝇等病媒昆虫的种类、密度、生态情况等做了调查，采取综合性的防治措施，效果显著。

如广州卫生检疫所用溴化甲烷除鼠投药剂量效果观察；大连卫生检疫所用敌敌畏对船舶薰蒸除鼠研究等，对提高交通工具消毒，杀虫、灭鼠等效果实验研究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并在不少口岸交通运输工具卫生处理上推广。

参照国际卫生条例和世界各地传染病流行动态，我国规定流行性感冒、疟疾、脊髓灰质炎、斑疹伤寒、回归热和登革热等六种疾病，列为监测传染病。

对发现的传染病患者及疑似患者进行卫生管理，对被污染或污染嫌疑的交通工具、货物等进行卫生处理。

开展对饮食从业人员的健康检查，每年进行一次健康检查，合格者，发给健康证书，方准从事上述工作。

对患有肠道传染病或带菌者、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渗出性皮肤病、传染性肝炎或带毒者，均不得从事上述工作。

四、卫生检疫工作的主要成就几十年来，首先坚持对入、出境人员种痘，为我国和全球消灭天花做出了贡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检疫法规规定，对出、入境人员要求特有有效天花预防接种证书。

其次，在1950年抗美援朝中发挥作用，对军队、民工、运输队、边民和货资实施卫生检疫检查，同时检查预防接种证书，并实施霍乱、天花预防接种以及消毒、除虫、灭鼠等工作。

第三，防止了各种烈性传染病的传入。

在国际合作和技术交流方面，1972年世界卫生组织恢复了我国的合法席位后，派出考察组考察，参加有关专业会议，举办业务讲习班等。

通过这些活动，了解了情况，交流了经验，开阔了眼界，增进了友谊。

在考察期间，也介绍了我国建国以来的卫生检疫概况和所取得的成绩。

自此之后又组织多次参观考察，也收到良好效果。

现代基础医学基础医学Basic Medical Sciences亦称临床(医学)前期学科PreclinicalSciences是医学教育中介于医预(学)科PremedicalSciences(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等)和临床医学ClinicalSciences(包括内、外、妇、儿等各科)之间的各学科，包括人体解剖学、组织学、胚胎学、生理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寄生虫学、病理学和药理学等。

一、医学生物学生物学是我国近代科学中发展较早的学科之一，但在解放前基础薄弱，专业研究机构很少，学科分支残缺不全，全国从事生物学研究和教学的人员不超过400人。

其中只有吴宪及其少数合作者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对蛋白质变性，免疫化学，血液分析和营养方面做了一些出色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生物学有了很大发展。

目前已形成一支有一定规模和学科比较齐全的研究机构，在专业设置上，新建了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分子遗传学，遗传工程赞美批新学科，形成了生物研究中心。

在医学生物学方面，40年来也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

首先是生物化学方面的研究，使临床诊断的各种物理化学方法得以建立和不断改进，对正常与病理状态下各种常数进行了测定，开展血浆代用品、疫苗等多方面的研究和应用。

六十年代以来，对癌症和心血管病的致病病因，发病机制，药物治疗与预防等方面也从生化角度积极开展了研究，在肝癌的早期诊断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通过对高发区几十万人的普查，肯定了甲胎蛋白作为早期诊断指标的应用价值。

同时在甲胎蛋白的提纯，理化性质测定和生理的功能，正常肝脏信息RNA对离体肝癌细胞的逆转分化作用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研究结果。

中国医学科学院日坛医院，江苏启东肝癌研究所以及江苏南通地区医院，关于早期肝癌及癌前期甲胎蛋白血清学规律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

此后，中国还首次筛选出了选择性较高的肝癌单克隆抗体，并将它制成生物导弹，用于杀伤肝癌细胞。

在胃癌的相关抗原研究中，杂交瘤细胞株的建立是一项重要成果。

在分子生物学研究方面：自本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生物学研究已发展到亚细胞结构和分子水平，通过对生物体的主要物质基础，蛋白质、酶和核酸等生物大分子结构和运动规律的研究，来揭示生命现象的本质，我国在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各个领域也积极开展研究，其中一些成果已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但无论从事研究的人数和每年发表的文章的数量和质量，都不及美国一个中等水平的州。

比先进国家落后5～10年，也落后于南美，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

生物大分子特别是蛋白质，酶和核酸的结构和功能的研究是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基础。

我国六十年代开展了对生物高分子空间结构的研究，1965年在世界上首次获得人工全合成的结晶牛胰岛素，经鉴定表明其结构，生物活性，物理化学性质，结晶形状都和天然牛胰岛素完全一样。

七十年代蛋白质研究被相对冷落达一段时间，但随核酸分子生物学研究进一步发展，到八十年代蛋白质的研究又活跃起来，1971～1979年，我国先后两次用X射线衍射方法完成了猪胰岛素晶体2.

5埃[2a]和1.

8埃〔2b〕分辨率的结构测定。

使我国生物高分子的X光晶体分析进入了先进行列。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开展的胰岛素及其衍生物的结构，功能和作用原理的研究，从局部切断β链或置换氨基酸观察功能变化，到比较不同种属胰岛素活力，都有不少进展。

此外，还从脑脊髓垂体和人胎盘中分离出一系列活性多肽，其中以肌球蛋白的研究较为系统和深入，提出了原肌球蛋白的生理功能可能与肌肉的支持和紧张收缩有关，对不同类源的原肌球蛋白和副肌球蛋白进行了纯化结晶，发现了原肌球蛋白的类晶体。

此后，1981年人工合成了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在分子水平弄清了生物控制和调节的主要问题。

1985年测定第一个膜蛋白结构(紫菌光合作用中心)，并首次报道了一个人感冒病毒(HRV)的高分辨率结构。

二、组织胚胎学我国组织胚胎学的发展与中国解剖学会的关系十分密切。

1920年在北平协和医学院解剖实验室建立“中国解剖学会及人类学会”，会员49人，12为中外学者任理事，美籍组织学家E.

V.

Cowdry任理事长，但会后学术活动很少，处于停顿状态。

由我国学者组建的中国解剖学会于1947年6月在上海筹备，当年8月在上海医学院召开大会，当时全国会员73人，以通信的形式推选出理事7人，卢于道任理事长，王有琪任秘书。

出席会议的15位代表通过第一个会章，规定解剖学会包括比较解剖学、组织学、胚胎学、实验形式学及体质人类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解剖学会由上海迁至北京，于1952年9月在北京召开首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当时全国会员195人，出席会议代表30余人，通过了会章，选马文昭为第二届理事长。

1962年中国解剖学会第三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时已有全国会员逾千人，组织学和胚胎学工作者约1/3以上。

六十年代起初几年，我国组织学和胚胎学事业有所进步，教学和科研水平有明显的提高，并开始跟踪发达国家的发展趋势。

如专业队伍扩大，师资培养工作十分活跃，重点院校都年年举办师资培训班或技术培训班，鲍鉴清、王有琪、童第周、李肇特等开始招收培养研究生。

引进多种国外重要期刊、专著和教科书，我国学者也编著一些专著和教科书，如王有琪主编[组织学]，张作干译著[组织学]，李肇特译著[组织学]，薛社普等编著[细胞学进展]等。

组织化学、组织培养、显微放射自显影、电镜技术逐渐推广应用，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相当活跃，中国解剖协会1953年创办的[解剖学通报](现称[解剖学杂志])稿源丰富，生动活泼，1964年全国解剖学学术年会收集的论文达644篇，其中组织学和胚胎学论文约占一半。

不幸的是1966年开始的10年“文化大革命”，使我国医学教育和科研事业遭到严重破坏，教学混乱，科研几乎停顿，解剖学会活动完全中断，组织学和胚胎学几乎毫无进展，某些方面甚至呈倒退状态。

1978年科学春天来临，至今17年来我国科技教育事业蓬勃发展，进展迅速，组织学和胚胎学事业也繁荣昌盛，是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

专业队伍逐年扩大，目前在医学院从事组织学和胚胎学工作的估计有2500人以上，1994年中国解剖学会全国代表大会时的会员数已逾5000人，其中从事组织学和胚胎学的会员约占1/3以上。

1978年恢复硕士研究生招收培养，规模逐年扩大，至今导师约百人，已培养硕士生近千人。

1981年开始博士生培养，王有琪、李肇特、陆振山、许天禄、薜社普等为首批导师并开始招生培养，此后逐批扩大，目前医学院校组织学和胚胎学博士点约10个，导师20余人，已培养博士生数十名。

大批学科中青年高级人才茁壮成长，其中不少出国深造后回国奉献，国内外培养的许多硕士和博士已成为学科带头人并作出突出成绩，大部分科技成果都是以他们为主力完成的。

组织学和胚胎学教学面目一新，生动活泼。

1978年以来在卫生部领导下，编著并由人民卫生出版社正式出版全国统编教材《组织学与胚胎学》，部分医学院校还合作编著多种协编教材《组织学和胚胎学》。

众多医学院校还合作编著大型高级教学参考书，如《组织学》，《组织学与胚胎学进展续集》(1989，成令忠主编)。

我国学者还首次与国外学者合作编写并任主编的英文教本《Textbook ofHistology》。

17年来组织学和胚胎学科研成果丰硕，有的成果具有开创性并已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如棉酚抗男性生殖作用研究，男性生殖生物学及不育和抗生育研究，女性长效避孕药应用的远期安全性问题，男子生殖细胞CDNA之库的构建，肿瘤细胞生物学研究，红细胞去核因子的发现及其意义，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及其他各种免疫细胞的微细结构和功能，胸腺等淋巴器官的微细结构和细胞生物学，神经元的分离培养及移植应用，神经内分泌细胞的多科神经肽的表达和意义，肽类神经末梢的分布和意义，腺垂体内肽类神经末梢的发现，针刺与脊髓的再生，肝再生及其调节因子，人卵细胞的形态结构，人工授精与胚胎移植，1988年首批"试管婴儿"在北京、长沙诞生，300余位胚胎学工作者历经8年测量国人胚胎标本近万例获得30万个数据并总结编著《中国人胚胎发育时序和畸胎预防》。

三、生理学生理学的科研工作除了在研究所进行外，医学院校的生理教研室也进行科研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生理学科研工作有较大的发展。

神经肌肉生理学在我国发展较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已有一定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该领域的研究工作获得了继续的发展，主要的工作有：有路及无路神经对钾的弥散率不同，提出神经鞘是有效的弥散障碍物的观点；用环形切割或剥去蛙坐骨神经的外鞘，证明电紧张快速成分主要是神经外鞘的作用。

六十年代开始，该领域有一个迅速的发展，并取得了一些有意义的结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

肌纤维收缩和肌原纤维结构方面的工作。

2.

首先报道了对虾内侧巨大神经纤维的传导速度为80～200米/秒，并研究了其精细结构。

3.

肉毒杆菌毒素阻断神经肌接头传递的研究。

4.

运动神经元与骨骼肌细胞间营养性关系的研究。

十年动乱期间，基础理论研究被迫停顿，但结合针刺镇痛仍有一些神经肌肉生理学的工作在进行，1978年后，该领域的研究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神经对骨骼肌的营养性作用机制研究进一步深入，神经毒素的工作有了较多的发展。

近年来，单离子通道的研究工作和采用片膜钳技术观察乙酸胆碱受体通道的开放时间的研究工作也已开展，某些方面已达到国际水平。

我国特殊感觉器官生理学的研究起步较晚，在五十年代还是一个空白，到1960年后，感官研究才开始发展，主要从事视网膜电图分析、人光谱敏感度曲线测定、视觉通路电生理等研究。

1974～1979年，视觉研究转人应用方面，完成了中国人标准眼有关研究、铁路信号定标、闪光盲、临床视网膜电图等工作，取得了一些有实用价值的资料。

八十年代后，视觉研究开展了不少新的工作，如外膝体单细胞放电特性的定量分析和视网膜生理研究等；其中关于视网膜水平细胞的输入和回路分析、光感受器信号向双极细胞和水平细胞传递的化学基础等工作，得到国际的重视，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在五十年代初，血液生理的研究工作有药物及自然睡眠对血液浓度的影响等。

在六十年代初，开展了植物性神经活动对外周血白细胞与血量的影响等研究工作。

十年动乱，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中断。

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后，开始了造血干细胞的研究，这一研究工作与急性放射病的治疗结合起来具有重要实用价值。

近年来，进一步开展的血液生理研究工作有：生物活性物质对造血干细胞分化作用的研究、纤溶系统的研究、免疫血液学的研究等，其中维甲酸对早幼粒白血病细胞分化机制的研究具有独创性。

我国从事心血管生理研究的队伍比较庞大。

从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中期，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几个方面：1.

注意观察了各种心血管和呼吸反射之间的相互作用；2.

对祖国医学中针灸疗法机制进行探索，认为针刺或其他非特异性刺激在不同的机能状态下，通过影响边缘系统的活动可使异常的血压向正常的方向变动；3.

对交感神经中枢机能分化进行了研究，观察到在给予不同刺激时各器官血流改变的程度是有差别的；4.

对心血管中枢的定位及其下行通路开展了研究。

十年动乱后，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发展很快，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

心肌电生理的研究，开展了电压钳、单细胞电压钳、片膜钳的研究；2.

心肌力学和心肌功能调控的研究，在整体、离体心脏和心肌三个层次采用新技术开展工作；3.

心血管活动的神经调节的研究，开展了延髓头端腹外测区和其他心血管调节有关核团的作用分析，并结合针刺机制进行研究；4.

心血管活性物质的研究，观察了肾素一血管紧张素系统、心钠素、前列腺素等对心血管系统的作用，特别在心钠素的生物合成、人工会成、受体分布和鉴定、代谢和临床应用等方面的工作比较系统深入；5.

血管活动的研究，主要应用片膜钳和膜生化技术对血管平滑肌离子单通道、细胞钙的转运和代谢、内皮细胞舒张因子的性质和作用等开展研究。

6.

心血管的病理生理，主要研究高血压病的血管机制、紧张应激导致的高血压模型的神经机制、心肌缺血及冠脉再造时引起的心肌损伤等。

在呼吸生理领域内，我国的研究开展比较薄弱。

五十年代内，主要进行一些呼吸反射性调节的工作。

五十年代后期，研究联系气功机制进行，提出吸气中枢活动时可引起体内广泛的交感兴奋，而呼气中枢兴奋时则可导致交感活动的抑制和副交感活动的加强，并认为气功的机制可能与这一假说有关。

1978年后，呼吸生理的研究工作得到迅速发展，主要的方面有如下几个：1.

对隔神经放电的研究；2.

与呼吸活动有关中枢核团的研究；3.

不同传入冲动对呼吸中枢活动调节的研究；4.

中枢递质对呼吸的调制作用；5.

药物的呼吸作用机制的研究。

这些研究工作集中在呼吸的神经调节机制方面。

在消化生理研究方面，我国有较好的基础。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研究工作主要是论证神经系统在消化活动调节中的主导作用，明确地证实了胃泌素也参与神经反射期的调节机制，还观察了进食活动对代谢的影响等。

十年动乱期间，研究工作基本停顿。

1978年后，为赶上国际消化生理的发展，开展了如下几方面的工作：1.

胃肠激素的研究，自行制备了十几种胃肠激素的抗体，建立新的研究方法，在激素的生理功能和作用机制，激素分泌的调节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

2.

脑一肠肽的细胞保护作用研究，对保护作用的机制进行了细胞和分子水平的探讨。

3.

消化腺分泌和消化道运动调控的研究，主要观察不同脑一肠肽作用于脑内不同部位时的活动变化。

消化生理的研究成果，在不少方面处于国际前列。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我国内分泌和生殖生理方面的研究工作主要是激素在排卵中的作用和机制分析，这些研究成果对动物繁殖有实用价值。

六十年代中期，我国成功地从胰岛素A与B链合成有全部生命活力的胰岛素分子，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生命物质的创举，赢得了全世界学术界的称赞。

十年动乱后，内分泌和生殖生理研究发展较快，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1.

生殖内分泌的研究，例如：着床讯息和细胞识别在着床过程中的作用、氨基酸对下丘脑一垂体一性腺轴活动的影响、激素对着床的作用、胚泡在输卵管中运行的神经和激素调控等。

2.

激素调节的研究，例如肾上腺皮质激素对胰岛素分泌的作用、神经与内分泌对实验性肥胖的调控机制、垂体激素分泌的调控机制等。

四、生物化学近年来，生物化学又与分子生物学融为一体，在分子水平上研究生物体，改造生物体，研究内容蓬勃发展，产生了一些边缘性学科如分子药理学，分子病理学、分子免疫学及分子遗传等等。

1949年前，我国不少医学院校的生化教师在极不完善的条件下，已进行了研究工作，但是限于条件早期从事的大多为维生素和内分泌这些与营养学及生理学交叉的研究。

其中较有成绩的是协和医学院吴宪领导下进行的有关蛋白质的提取，纯化及物理化学性质的研究，在四十年代由他们所提出的蛋白质的变性学说，至今仍认为是正确的。

此外在吴宪的博士论文中创建的血液样品制备法，为近代临床备样分析开辟了途径。

在1947年林可胜筹建了医学研究所，1948年王应睐离开中央大学医学院调到这个研究所。

1949年后改为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由王应睐主持生化方面的研究工作，他考虑到要迅速发展我国的生化研究，一是要紧紧围绕国际上的研究生长点，二是要有一批学科带头人。

建所以来，为我国生化研究及人才的培养所作的贡献是显著的。

以生化所为首，在1965年成功地完成了结晶牛胰岛素的全合成。

1981年与细胞所，有机所等单位合成了具有天然生物活力的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tRNAAla)，这些工作都列入世界生化科研工作的前列。

1975年生化所在国内首先开始了基因工程研究，带动了国内分子生物学研究。

目前有些基因工程产品如重组乙型肝炎疫苗，α-干扰素及白细胞介素-2等已经进入到临床试用阶段。

应该提及的是在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紊乱阶段，我国肿瘤生化工作者，在极困难的条件下，下到江苏启东等肝癌高发地区，进行了大面积的肝癌早期普查及防治，普查达百万人次之多，结合及时治疗，从而延长了肝癌患者的寿命。

大多数量的早期肝癌诊断，被世界上列为肝癌研究上的重大成果。

另外在北方以医学科学院为首的肿瘤工作者，深入到食道癌高发的河南林县，创造了食道拉网法进行普查，结合患者的食物储存习惯，提出了有关该地区食道癌高发的理论机制。

五、生物物理学我国生物物理学在其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在高度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也十分注意将基础理论研究所获得的成果及时应用于医学，开展对疾病的诊断、防治以及病因研究，并取得了许多优异成果。

首先，围绕细胞的多种结构成分，如线粒体、心肌细胞膜、肺和肾细胞膜、精子膜等，对克山病、心肌梗塞、急性白血病、慢性肺心病、肾病、心肌缺血再灌注、急性缺氧和类风湿性关节炎等进行了较多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尤其是其中在克山病与心肌细胞线粒体的关系研究上，提出了“克山病是一种心肌细胞线粒体病”的新观点，从而发展了克山病发病机理的研究。

再次，围绕红细胞的膜结构和骨架以及血液流变学所重点研究的红细胞的聚集性和变形能力这两大生理功能，对血栓性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肝硬化、尿毒症、烧伤和恶性肿瘤以及中医的血瘀症和活血化瘀等也进行了许多研究，结果表明各种血栓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和糖尿病在内)是由于红细胞的聚集性过强而造成的疾病，而高血压，尤其是其中的原发性高血压是由于红细胞的变形能力低下和刚性过强所引起的疾病。

另外，人工膜的研究，特别是利用蛋白质对非双层脂的作用可以有针对性地在体内寻找疾病细胞(例如癌细胞)、致病因素(例如血栓)或病变部位(例如动脉狭窄、硬化或扩张)，这不仅可以减少药量、降低毒性，而且尚可以进一步提高疗效，从而可使医学在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上进入所谓“导弹疗法和导弹诊断”的新时期。

在自由基，特别是内源性自由基的研究方面，由于内源性自由基的产生和清除之间的失衡已成为需氧生物维持生命健康成长以及疾病的发生和防治中的关键问题，与医学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也是研究最多的一个领域。

对微量元素与超氧化物歧化酶SOD的关系，活性氧自由基、超氧阴离子自由基和羟基自由基，特别是各种脂质自由基对细胞膜的攻击和损害作用，心肌、脑、肾等缺血再灌注损伤与自由基的关系，肿瘤与自由基的关系以及天然抗氧化剂对自由基的清除作用等也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

这些研究使医学对疾病的病因认识和防治进入了分子机理的更深结构层次和水平。

六、微生物学1952年12月，成立中国微生物学会，设有兽医微生物，人畜共患疾病病原学、病毒学、医学微生物学等专业，1953年《微生物学报》创刊。

当时的《微生物学报》不仅包括细菌学、免疫学内容，而且还登载病理学和寄生虫专业的论文。

至此，中国的微生物学工作者有了自己的组织和刊物。

新五十年代初期，人间鼠疫、天花、霍乱、斑疹伤寒、回归热、脊髓灰质炎、麻疹等急性传染病在城市和广大农村猖獗流行。

党和政府对控制和消灭传染病十分重视，1949年10月27日政务院召开防疫会议，决定采取紧急措施，扑灭察哈尔省北部的鼠疫。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将防治鼠疫、天花、霍乱、伤寒、斑疹伤寒及回归热、黑热病、流行性脑炎、预防结核等传染病列入工作计划大纲。

1949年10月察省发生鼠疫流行时，需要紧急赶制大批的鼠疫疫苗。

当时储备的鼠疫杆菌原苗数量有限。

为解决问题汤飞凡等采用无毒性的鼠疫杆菌Otten菌株制备活菌菌苗以满足需要。

大量的活菌苗制备不仅手续简单，而且注射用量比较少。

为减少杂菌的生长，用肚肝汤琼脂培养基替代常规的羊血培养基。

第一批活菌苗还经过了工作人员的自身试验后方始发出。

当时世界各国尚未普遍采用这种疫苗，在我国大批的制造和应用也还是第一次。

自从1952年美军在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进行了细菌战。

散布的病菌有鼠疫、霍乱、炭疽等。

微生物学工作者又积极投身于粉碎敌人细菌战中，汤飞凡专门撰写了《对细菌战的认识》讲座文稿宣传反细菌战的知识。

细菌专家提供的科学证据，从各个方面证实了美军使用细菌战的罪行。

流行性乙型脑炎病毒曾经是威胁我国青少年的一种季节性流行病。

流行性乙型脑炎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微生物学者们研究所关注的重要对象。

对其生物学特性、免疫性、流行规律等的研究有重要成果。

分离了我国各流行区的毒株，确定了乙脑的主要传播媒介为三带喙库蚊，猪是本病的扩散宿主。

五十年代初期，吴皎如在开展"乙脑"病原学、流行因素及临床诊断的研究中，发现台湾蠛蠓等也是乙脑的传播媒介，打破了医学历史上一直认为"乙脑为单媒介(蚊)传染的论断。

沙眼的病原问题，经世界许多学者几十年的研究，一直悬而未决。

当时任中国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的汤飞凡教授，在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张晓楼协作下自1955年6月至1956年7月经过多次试验，采用立克次氏体的研究技术，用鸡胚卵黄囊接种和抗生素抑菌的方法分离培养沙眼衣原体成功。

在世界上首次分离培养出沙眼衣原体，1958年元旦他又把所分离的衣原体种进自己的眼睛，造成人工感染并且坚持40天才接受治疗，以便观察典型沙眼的病理过程，并又把衣原体从自己的眼睛分离出来，从而无可质疑地证明了这株衣原体对人类的致病性。

沙眼衣原体的分离培养成功震动了世界微生物界，称沙眼衣原体为“汤氏病毒”。

沙眼衣原体的分离培养成功及对其生物学性质的研究成果，证实了争论了半个世纪的关于沙眼衣原体假说，促进了对沙眼衣原体乃至衣原体的研究。

当时我国发表的培养方法纷纷为世界各国所仿效，我国提供的沙眼衣原体TE55株，被用作国际标准参考株。

引起世界大流行的流行性感冒的三个新亚型，即1957年的甲2型、1968年的甲3型和1977年的新甲1型，都是首先从我国或我国附近发现的。

该株抗原性与以往的猪型、原甲型、亚甲型完全不同。

对甲型流感的变异规律的认识我国学者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认为流感病毒抗原性变异是连续性的，变异是不定向的。

变异过程可看作是：变异→选择→传播→再变异的过程。

这些见解对于选择制造疫苗的毒种，预测流感趋向和识别新变异株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脊髓灰质炎曾在国内传播很广，我国科学工作者在1958年开始引进Sobin病毒后，又成功地用自己分离的病毒株制成活疫苗。

同时用人胎肺二倍体细胞代替原代猴肾细胞制备活疫苗应用证明免疫原性和安全性好。

基本上控制了脊髓灰质炎的流行。

在麻疹疫苗问世以前，我国儿童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高。

1959年国内分离出麻疹病毒，1962年成功地制成减毒活疫苗。

有效地控制了麻疹的流行。

乙脑疫苗的研究始于五十年代初期。

通过对乙脑病毒的变异规律的研究，筛选出有效的减毒株，制备出灭活疫苗在人群中广泛应用，保护率为80%，用于预防孕猪流产，保护率82～92%。

1966年以后，遭到了十年动乱的严重破坏。

研究机构无法进行正常的科研工作，专业杂志被迫停刊。

“文革”后期各项工作才有了转机。

七十年代初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了感冒和气管炎病原病因的研究工作，促进了国内呼吸道病原的分离工作。

从感冒患者鼻咽分泌物中分离出多株鼻病毒、副流感1、2型、流感甲、乙型等多种呼吸道病毒。

并在国内首次分离出冠状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

1971年流行性出血性结膜炎在上海发生流行，有8个单位参加的协作组对病原进行研究。

分离出了流行性出血性结膜炎的病原体，并证明是一种新的微小RNA病毒，属肠道病毒70型。

微生物和免疫学会于1978年12月在天津正式成立。

1981年2月将《生物制品通讯》改为《中华微生物和免疫学杂志》。

至八十年代免疫学又逐步从微生物学科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古老而又新型的独立学科。

1984年在我国病毒学创始人黄祯祥教授的积极倡导下创建了中华医学会医学病毒学会，并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医学病毒学刊物《中华实验和临床病毒学杂志》。

许1979年2月至3月中央卫生部派人对云南、西藏地区进行了天花既往流行病学的调查结果证实中国最后1例天花，是1960年3月在云南孟连县发生。

于是中国正式向全世界宣布自1960年起中国已彻底消灭了天花。

我国对流行性出血热病原学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1981年宋干等在国内用黑线姬鼠和细胞培养分离培养出流行性出血热病毒后，不久又证明我国另有一类轻型出血热的存在。

从褐家鼠中分离到相应的病原，褐家鼠是该病原的贮存宿主。

1982年洪涛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到出血热病毒在细胞内的形态。

我国自1982年以来，不断发生全国性的成人流行性腹泄，1983年我国学者在这种传染性腹泄病人的粪便中发现了一种不具有通常轮状病毒共同抗原的新轮状病毒即成人腹泄轮状病毒(ADRV)，确立了病因学关系。

1983年初上海市卫生防疫站，在国内首次分离到三株甲肝病毒。

1984年8月14日，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廖万清，发现了一种能导致脑膜炎的新菌种��新型隐球菌变异菌种，在我国尚属首次。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微生物学中的组成部分免疫学有了飞速的发展。

在开展淋巴细胞转化、E花环形成试验、免疫球蛋白的制备、纯化和鉴定的研究基础上，1979年举办了全国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学习班，推动了这一技术的广泛应用。

1979年下半年，我国开始进行了淋巴细胞杂交瘤工作。

1981年10月，报道获得了抗脊髓灰质炎病毒单克隆抗体对实验动物进行了系统的治疗研究，取得较好的效果。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单克隆抗体等新型免疫技术在我国的应用，对我国微生物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带动作用。

1980年中国微生物学会被国际微生物学会联盟正式接纳为成员学会。

不少单位相继成为WHO的合作中心，国际性的学术交流日趋扩大。

中国医学微生物学事业已经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七、免疫学1949年以后，针对五十年代以后面临的鼠疫、天花、霍乱、脊髓灰质炎等烈性传染病严重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的局面，免疫学工作者们迅速行动起来，投入到传染病的预防、诊断及治疗研究工作中去，取得了一系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1961年消灭了天花，1958年以后基本控制了鼠疫。

我国学者于1959年分离出麻疹病毒，成功地制成了麻疹减毒活疫苗。

1962年我国第一批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研制成功。

这些疫苗以及免疫学工作者们研制出的各种类毒素、抗毒素、菌苗等等对于控制白喉、麻疹、脊髓灰质炎、破伤风等疾病，增强我国人民的身体健康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除了上述抗感染免疫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外，我国的免疫学工作者在五、六十年代还及时了解国际免疫学研究的最新动向，在免疫化学、肿瘤免疫学、移植免疫学、神经内分泌系统对免疫功能的影响等方面做了一些较出色的工作。

1966年到1976年的“文革”十年使我国的免疫学事业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我国的免疫学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明显地落后了。

1976年以后，我国的免疫学事业重新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1978年中华微生物学与免疫学会成立，1989年中国免疫学会正式成立。

两个学会的会刊《中华微生物学与免疫学杂志》及《中国免疫学杂志》也相继创刊。

目前我国的免疫学已经发展成为包括细胞免疫学、分子免疫学、免疫病理学、免疫药理学、肿瘤免疫学、移植免疫学、中医免疫学等免疫学分支的一个门类齐全的独立的学科体系。

单克隆抗体技术、分子克隆技术、酶联免疫、放射免疫、流式细胞术等先进技术在各研究单位得到了普遍的应用。

这一阶段取得的成果很多，如基因工程干扰素的研究，我国虽起步较晚，但进展迅速，现已能生产全部亚型的基因工程干扰素，并对其理化性质、生物学活性做了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世界先进水平的成就，所生产的干扰素不仅用于国内的基础研究及临床应用，还出口到国际市场；乙型肝炎及其相关疾病长期以来一直严重危害我国人民生命健康，乙肝血源疫苗及基因工程疫苗的研制成功及推广应用，将在不久的将来使我们能初步控制这种疾病；甲肝疫苗的研制成功则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能生产此疫苗的国家，对于控制甲肝的大规模暴发流行具有重要意义；测定EB病毒免疫球蛋白抗体方法的建立对于鼻咽癌的早期诊断、及时治疗具有重要的作用；国人HLA及补体多态性的研究成果，无论对于免疫遗传学还是人类学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HLA的研究中，我国学者还发现了一种新的白细胞抗原。

HLA配型在器官移植中已得了普遍的应用；胸腺细胞的发育过程是免疫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无论是对基础免疫学还是对临床免疫学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中，工作有自己的特色，得到了国际免疫学界的公认；细胞因子、细胞因子受体、细胞因子拮抗剂、粘连分子及其受体、白细胞分化抗原的研究是当前国际免疫学研究中的热点，我国的免疫学工作者紧跟国际研究的最新动向，在这些分子的克隆、表达、性质、结构、功能等方面的研究中取得了出色的成果；肿瘤是一种危害我国人民生命健康的常见病，我国的免疫学工作者在肿瘤免疫学方面也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并在国际上较早开展了包括LAK、TIL回输等在内的肿瘤免疫治疗，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八、病理学五十～六十年代，我国病理学主要是病理学人才的培养，全国组织机构的建设。

病理学研究主要是结合国内常见病和多发病的形态病理学研究，包括临床病理研究分析和实验病理研究。

如传染病方面关于肺吸虫、日本血吸虫、钩端螺旋体病、病毒性肺炎、病毒性传染性肝炎、流行性出血热、结核病等；肿瘤如全国及各地肿瘤发病率的统计，食管癌、胃癌、宫颈癌、鼻咽癌、肝癌、绒毛膜上皮癌、乳腺癌、肺癌、淋巴瘤等我国高发肿瘤的病理学研究；地方病如克山病、大骨节病、地方性甲状腺肿大、克汀病等；心血管病如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病等。

1954年12月，中华医学会总会病理学会成立。

推选中国协和医学院(现为中国医学科学院)病理系胡正详教授为总会病理学全国委员会主任委员。

会议决定编辑出版中华病理学杂志，以胡正详教授为总编辑。

1955年4月，《中华病理学杂志》创办发行。

八十年代，是我国病理学快速发展的年代。

免疫荧光、免疫酶以及各种电镜技术已较广泛地应用于疑难病理诊断和科研、教学工作。

两次召开了有关免疫病理和超微结构病理的专题学术会议。

国内的一些院校和研究所的病理科室已制备了一些有关的多克隆、单克隆抗体和酶抗体等，一些生物制品研究单位开始小批量供应常用的有关抗体，用以鉴定某些病变的性质。

同位素或胶体金颗粒标记技术也在科研中推广，标记的中间丝抗体(角质蛋白、波形蛋白等)，微丝或微管抗体被作为探针已用于鉴别疑难病例的诊断或明确某些肿瘤细胞的分化阶段及来源。

一些单位还开展了有关植物凝血素及纤维粘连蛋白的研究。

细胞培养技术较广泛地应用于病理学研究并和动物实验互为补充，器官培养已用于研究肿瘤的发生、侵袭和转移。

免疫缺陷动物(主要为裸小鼠)用于研究肿瘤的发生、发展、转移等生物学特性。

少数单位已成功地应用同位素及生物素标记的DNA探针，在切片上或涂片上进行分子原位杂交，以明确肿瘤诊断，开展有关肿瘤基因或一些遗传病的研究。

引进的细胞显微分光光度计和流式细胞计，用于检测细胞DNA含量。

不少单位应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病理形态学方面的定量测量，明显地提高了效率，也大大地提高了表达病变，形态变化的精确度。

二十多年来，病毒性肝炎是我国临床和病理工作的重要科研硕目，八十年代初在郑州、南宁等地几次会议订出病毒性肝炎的病理组织学分型和诊断标准，结合对乙肝表面抗原标记的检测、免疫组织化学、电镜及随访观察总结肝穿刺活检病理诊断与临床诊断符合率已达67.

01%。

还重点研究了重型肝炎肝穿刺活检和随访观察。

国内对红面猴、树鼩及恒河猴感染甲型肝炎病毒获得成功。

九、病理生理学的发展在1949年以前，中国的医学基础教学中没有病理生理学这门学科，一些有关的内容往往由内科学或生理学中讲授，仅有少数学者在实验医学范围内做了一些先驱性研究工作。

1949年后，我国病理生理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有较快的发展。

1953年哈尔滨医科大学，正式成立了病理生理学教研室，并于1955年翻译出版了苏联阿里丕林著的病理生理学教材。

长春第三军医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前身)是在1952年建立病理生理学教研室，编写了教材，1953年开始医本科系统的教学，部队的其它军医大学相继开设立病理生理学课程并成立了教研室。

1954年中央卫生部决定在医学院校内建立病理生理学教研室，并聘请一批苏联学者以北京医学院(北京医科大学前身)为基地，举办全国性师资进修班。

苏联日沃夫(ЛъЪоЪ)市日沃夫医学院病理生理学教研室主任费奥德洛夫(федояов)教授于1954年12月抵华，组成以李秀琴为主任的北京医学院病理生理学教研室，并即筹备“中国首届病理生理学师资进修班”。

卫生部从全国省级以上三十一所医学院校调集学员50人，从1955年2月至1956年初经过一年学习后结业，全部返回原来单位工作。

1955起，全国各高等医学院校先后普遍建立了病理生理学教研室，开设了这门新的课程。

1957年9月3日～11月23日第二军医大学聘请苏联军事医学科学院马依斯特拉赫副博士来华讲学，并举办了师资学习班，有全国医学院校的教师参加，共60人。

上述两期培训的师资已成为中国病理生理学科教学和科研工作上的骨干力量。

中国生理科学会于1961年9月4日至10日在上海市组织召开了中国第一次病理生理学术座谈会，讨论了教学和科研问题，但着重于魏尔哨细胞病理学说和疾病病因学说的探讨和争鸣。

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中国生理科学会病理生理专业委员会筹委会”这是中国生理科学会下属的一个组成部门(二级学会)。

1963年10月21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中国生理科学会第二次全国病理生理学术讨论会。

1962年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大连医学院编写的供高等医学院校内部使用的病理生理学讲义。

在本阶段，虽然在师资培养，教研室建立和病理生理专业委员会成立等方面得到了发展，但是在1958～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期间，在批判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和打破旧的学科界限的方针的引导下，对病理生理学科进行了不公正的批判。

在1966年以前，病理生理学科还处于奠基时期，学科刚刚成立，有了自己的学术组织，并有一批骨干力量，使这学科得到在新中国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也正因为它还处于初创阶段，还没有牢固的基础，人们对它还比较陌生，不免会受到社会动荡的影响。

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给党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对整个国家造成了难以估计的损失。

对文化教育界的损害特别深重，因为“文化大革命就从他们开刀”的。

从总体上说，在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阶段内，病理生理学科是处在停滞时期，基本上没有什么新的成就或发展可言。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特别是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一)全国一级学会的建立和其活动1976年后，中国生理科学会逐步开始恢复学会工作。

1978年10月病理生理专业委员会参加在青岛市举行的中国生理科学会第十五届代表大会暨学术会议。

1980年12月在广州召开全国第三届病理生理学术讨论会。

1985年5月23日中国科协批准中国病理生理学会为中国科协团体会员(即一级学会)。

1985年10月28日至11月2日在成都市召开了独立后的第一次全国性会议，即中国病理生理学会第四届代表大会暨学术会议。

1990年10月29～30日在上海市召开全国第五届代表大会暨学术会议，并庆祝中国病理生理学会成立三十周年。

共430人参加大会，其中正式代表250人。

苏联病理生理学会会长。

国际首届病理生理筹委会主席，莫期科普通病理和病理生理研究所所长克鲁沙诺夫斯基教授和苏联病理生理学会秘书长，国际首届病理生理筹委会秘书长、莫斯科普通病理和病理生理研究所辛卡林可博士出席了会议。

大会选举产生63位理事组成的第五届理事会，并推选伍贻经为理事长、李楚杰、薛全福(兼秘书长)和金惠铭为副理事长。

大会对曾经为学科和学会创建发展作出贡献已告别人世的华光(1927～1968)，刘永(1912～1986.

6)和朱益栋(1911.

1～1986.

12)教授表示深深敬意和缅怀，并对退下上届常务理事赵修竹、徐也鲁、程立、严仪昭、毕涉、陆钢、吴炳庸等教授颁发了荣誉证书。

(二)各个分会(专业委员会)的建立由于病理生理学科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且其发展迅速，参加全国一般性学术会议难以进行深入的技术对口交流，故自1985年起在中国病理生理学会指导下筹组各个分会(现统称专业委员会)为二级学会，到1990年10月时已成立的有11个。

(三)发行《中国病理生理杂志》1984年2月11日国家科委正式批准《病理生理学报》(季刊)出版，于1985年3月正式发行，在1986年3月更名为《中国病理生理杂志》，仍为季刊，1987年1月6日中国科协批准改为双月刊。

(四)出版《病理生理学丛书》《病理生理学进展》等专著为了满足广大病理生理学工作者和临床医师迫切希望有较详细的参考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委托潘世成、朱益栋、赵修竹、吴中立教授负责组织编写丛书，以病理生理学专题分册形式陆续出版。

1983年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决定恢复出版《病理生理学进展》，并于1987年4月出版第三册(潘世成、罗正曜主编)和1989年7月出版第四册(程立主编)。

此外，由毕涉任主编，冯新为、杜传书为副主编的《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病理生理学》，在1985年9月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

(五)病理生理学教材建设1979年后，病理生理学工作者对教材的建设和质量的提高作了很大的努力。

由卫生部医学教材办公室组织编写的《病理生理学》教材已出版三次：1979年5月第一版是以《病理学一一病理生理学分册》形式出版的，全书共27.

9万字，主编单位为武汉医学院(同济医科大学前身)。

这是十年内乱后第一本较为完整的教材。

由于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病理生理学早已独立进行教学和科研的学科，故在1985年6月第二版时单独以《病理生理学》教材出版，共36.

5万字，教时为72学时。

编审小组组长为冯新为(主编)，副组长为朱益栋。

该版略去“遗传与疾病”一章，增加“发热”和“炎症介质”两章。

1990年5月第三版《病理生理学》发行，全书为49.

6万字，教学时数为72～90学时，冯新为任主编。

该版的内容与第二版大致相同，但有以下更动：略去“免疫病理”章；为了教学和学习的方便，将水、电解质和酸碱平衡的正常生理学基础纳入本书范围内；另外增加了肿瘤、应激、缺血与再灌流损伤和分子病概论四章，以及高血压和成人呼吸窘迫综合征两节。

除上述统编教材外，有些医学院校还单独或协作编写了病理生理学参考书或教材。

(六)科学研究队伍的形成和其主要成就1955年时，中国病理生理学科的队伍从数十人开始，不断的发展壮大虽然经历了“大跃进”时期和“文化大革命”内乱的折腾，到1989年经登记统计的全国会员为1412人。

1990年10月中国病理生理学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是，已有不同科研专题组成11个专业委员会和3个联络组，全国会员已达2005人。

到1990年10月的不完全统计，病理生理学科研人员获国家、部委、省、直辖市三等以上的为50项和其它表彰20项，为我国的科学发展和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

此外，各专业委员会在召开学术交流会时，还进行优秀青年论文的评选，再经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常委会审批后公布，这对发现和促进青年病理生理学工作者人才迅速成长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七)国际交往和参加国际病理生理学会1986年6月苏静怡、罗正曜和陈华粹等参加在加拿大蒙特利尔(Montreal)召开的首届国际休克会议，休克专业委员会被邀为国际休克联合会(IUSS)成员、心血管、缺氧与呼吸和实验血液专业委员也相应参加了国际学术组织、1992年5月16～17日，由国际心脏研究会中国分会(即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北京医科大学和中国医学科院心血管研究所联合举办北京国际心脏研究学术会议(BICHR)，除中国来自各省市322位代表外，尚有16个国家的51位心脏研究学者参加，进行了高水平的学术交流。

1989年9月中国病理生理学会理事长苏静怡应苏联病理生理学会邀请，赴莫斯科参加苏联第四届病理生理学工作会议，并参加其后将在1991年5月莫斯科召开的国际病理生理学术会议的筹备工作，为组织委员会委员，1990年4月薛全福代表苏静怡参加第二次筹备工作，并补为该委员会委员。

1991年5月28日至6月1日国际病理生理学学会(InternationalSociety for pathophysiology，ISP)成立大会暨学术会议如期召开，中国有14人参加会议。

大会选举产生35人的理事会，苏静怡和伍贻经当选为理事。

十、医学遗传学医学遗传学是遗传学的一个分支，是遗传学与医学相结合研究人类疾病发生的遗传基础及遗传规律的一门学科。

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及在医学遗传学研究中的应用，医学遗传学发展迅速，已成为现代医学研究的前沿学科之一。

早期的医学遗传学研究主要是以孟德尔和摩尔根的经典遗传学定律为主导思想，注重于遗传病传递规律及系谱特征的研究。

随着染色体制备技术和观察方法的建立，人类医学细胞遗传学迅速发展。

诸多染色体病的发现和七十年代显带技术及八十年代染色体高分辨技术的出现和在染色体病研究中的应用，加速了细胞遗传学的发展，并促使了细胞分子遗传学这一学科的形成和临床应用。

染色体原位杂交技术及间期细胞遗传学的发展为人们研究染色体病提供了更为有效的手段。

生物化学理论和研究手段的不断发展，使生化遗传学得以迅速成长。

DNA双螺旋结构和阐明和基因检测手段的出现，奠定了现代医学分子遗传学的基础。

七十年代开始出现和发展的分子生物学技术在医学遗传学研究中的应用，大大的加快了医学遗传学的发展步伐，使医学遗传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一大批遗传病的发病本质从基因水平得以阐明，基因诊断和产前基因诊断迅速发展并在临床上广泛推广应用，并为基因治疗奠定了基础。

(一)中国医学遗传学发展历程概述六十年代初期，项维(1962)，吴(1962)等人首先报道了中国人的染色体组型，随之哈医大等单位也开展了染色体畸变的研究，与此同时1962年初和1963年分别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病理系和北京协和医院内科成立了人体细胞遗传学组和医学遗传室。

湖南医学院卢惠霖建立了医学遗传研究组，卫生部在1963年初成立了医学遗传学专题委员会，制定了我国医学遗传学的十年规划。

医学遗传学研究在全国许多城市开始启动。

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山医大有GGPD缺乏的研究，上海第九人民医院血红蛋白病的研究，标志着我国生化遗传学研究的开始，哈医大有关PTC尝味能力的调查体现了我国群体遗传学研究的萌芽。

从1963年到1966年三年时期，我国在人类细胞遗传、生化遗传和群体遗传学方面取得一些可喜的进展，培养了一大批的医学遗传学工作者。

从1966～1976年这十年间，只有到了七十年代的初中期，才有数篇不关细胞遗传学的研究报道。

七十年代末期，产前诊断、遗传门诊在全国各地纷纷建立。

尤其是1978年中国遗传学会及人类和医学遗传学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有力的推动了我国医学遗传学研究。

1979年底在长沙召开的第一次人类和医学遗传学论文报告会不但检阅了我国医学遗传学的研究现状，而且为进一步开展人类医学遗传学研究进行了总动员，在这次大会上，成立了细胞遗传学，血红蛋白病，群体遗传学为八个协作组。

尤为重要的是，吴教授在这次大会上提出的重视计划生育，加强优生学研究引起了全国的热烈反响。

从1983年至1987年的这四年间，细胞遗传学的研究更为深入，各种显带技术、高分辨技术更为成熟和普及，有的单位还开展了顺性位点，尤其是胞性X染色体综合征的研究，积累的核型分析病例更为增多，首报的核型数量也不断增加。

血红蛋白的研究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更为深入，产前诊断在羊水细胞培养的同时，绒毛细胞染色体直接制备技术在全国迅速兴起和普及。

在这四年间，发展尤为迅速和突出的有两个领域，第一是生化遗传学和分子病在血红蛋白病研究的同时，加强了先天性代谢缺陷的研究，不仅进行长久先天性代谢缺陷的群体普查，而且在先天性代谢缺陷的诊断和产前诊断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第二是医学分子遗传学开始在我国兴起，血红蛋白病的研究从蛋白质水平开始进入基因水平。

苯丙酮尿病、血友病B的研究也开始进入DNA水平。

这些标志着我国医学遗传学研究新阶段的开始。

从1987年至1990年这四年是我国医学遗传学研究的一个新转折点，在这一阶段分子和生化遗传学在我国迅速发展，分子遗传学迅速兴起，探针技术，PCR技术在全国许多单位迅速开展用于遗传病的研究，开展的区域从早期的北京和上海迅速扩散至全国众多单位。

在细胞遗传学方面分子细胞遗传学在我国的兴起引人注目，染色体原位杂交技术更多的单位已掌握，并利用高分辨染色体进行产前诊断和基因定位。

另外细胞遗传学更为普及，全国已有206个从事细胞遗传学工作的实验室。

全国的首报核型也达到了700余种。

(二)中国的医学细胞遗传学研究六十年代初期，细胞遗传学在我国的萌芽阶段。

项维，吴等人首先报道了中国人的染色体组型。

在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间，我国的细胞遗传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但从七十年代初期开始，卢惠霖教授领导的湖南医学院医学遗传学研究室，他们自1972年开始细胞遗传学的研究工作，并最早引进了G显带技术，建立了C带，Q带及高分辨染色体G显带技术，结合临床开展了细胞遗传学的研究工作。

尤其是1979年成立了全国性的染色体研究协作组，并先后在长沙，南京，重庆等地举办了染色体研究讲习班，普及了染色体G带，C带、Q带，SCE，高分辨等技术。

许多单位建立了细胞遗传学实验(研究)室。

中国人的G带染色体模式图也于1979年正式发表。

羊水细胞和绒毛组织细胞培养的染色体技术开始在全国推广。

人类高分辨G显带技术开始在临床应用。

至1982年，是完成近万例新生儿染色体病的普查，基本上摸清了我国新生儿染色体病的发病率。

并对一些常见染色体病作了深入研究，发现许多国外首次报告的染色体异常。

在这一阶段，我国的G显带，C显带，SCE等技术在全国各个细胞遗传实验室普及，并成为染色体病研究的常规技术，通过对不同人群的研究，发现了更多的异常核型及染色体畸变，至1990年，约有700余种。

除常规的染色体技术外，八十年中期，染色体腹性位点的检测开始兴起，并趋于技术上的成熟。

在八十年代中期出现了一组有关腹性X染色体综合征的研究报道。

高分辨技术亦趋于成熟，并于八十年代中期发表了中国人850～1000条的高分辨染色体G显带模式图。

至八十年代末期九十年代初期分子细胞遗传学在我国兴起。

细胞遗传学研究在全国更为普及，至1990年，全国共有206个单位从事细胞遗传学工作。

(三)中国的分子病和先天性代谢缺陷研究简史六十年代的初中期，中国医科院和杜传书直关GGPD缺乏症的研究，林修基等人有关异常血红蛋白的研究，体现了我国分子病和先天性代谢缺陷研究的萌芽。

由于“文化大革命”，这方面的工作被迫中断。

直到七十年代初中期，曾溢涛等人有关异常血红蛋白的研究才使生化遗传和分子病的研究工作重新恢复。

到了七十年代末期，我国的分子病和先天性代谢缺陷才开始了系统的研究工作。

这一阶段及根据研究的主要内容划分为两个时期。

(1)1979～1982，此阶段生化遗传以血红蛋白异常研究为主要内容。

(2)自1985年开始，血红蛋白的研究继续深入外，其它的分子病和先天性代谢缺陷研究迅速崛起，从1982至1984年，完成了GGPD，PKU，先天性甲减及DMD，成骨不全，肝豆状核变性，血友病，粘多糖沉积症等数十种疾病的我国群体发病情况普查。

七十年代崛起的分子遗传学将医学遗传学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而我国的分子遗传学起步较晚，1984年，上海曾益涛等人首先利用基因探针技术对HbH和HbQ-H两种异常血红蛋白的X珠蛋白基因进行了分析。

开创了我国遗传病基因诊断的历史。

医科院基础所还在我国自行克隆制备了相应的探针，并将其应用于临床研究，继Hb异常之后，PKU基因诊断的成功，标志着我国的生化遗传学研究开始进入分子遗传学阶段。

八十年代的中后期至九十年代初为我国医学分子遗传学的蓬勃发展时期，全国许多单位纷纷建立了分子遗传学实验室，积极引进基因诊断技术。

继地中海贫血、苯丙酮尿症后，DMD、血友病也开始应用基因诊断的方法，至1990年第二次全国医学遗传学学术会议时，在我国利用分子遗传学技术诊断和产前诊断的病种有地中海贫血、血友病、苯丙酮尿症、DMD，W；lson病。

强直性肌营养不良、Hiutington.

S舞蹈症、21-羟化酶缺乏症等数十种病。

并开展APO基用，癌基因、人DMA指纹图、性染色体基因阶段的研究。

所采用的技术包括探针技术、RFLP、ASO及八十年代刚刚兴起的聚合酶链反应技术。

(四)我国遗传病产前诊断研究简史我国的产前诊断开始于六十年代初期。

七十年代初中期，我国开始了利用早孕绒毛进行性染色质检查以预测胎儿性别的研究和临床应用，1977年我国羊水细胞培养成功，随后许多单位开展羊水细胞培养及染色体制备的研究，并很快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在八十年初期，湖南医学院夏家辉等人成功的进行了绒毛细胞培养及制备了可供分析的核型。

绒毛细胞染色体标本直接制备技术的出现为染色体病的早期诊断提供了有效手段。

我国于1983年开始引进该技术，1984年已有关于绒毛细胞染色体直接制备的报道。

1985年协和医院发表了绒毛染色体产前诊断染色体病的临床应用报道。

同年中国卫生协会在桂林召开绒毛早期产前诊断的学术讨论会。

随着羊水细胞培养技术及绒毛染色体制备方法的日臻成熟，在八十年代中期，北京、上海利用培养的羊水细胞进行酶体贮积症的产前诊断。

至1990年，共进行了近五十例高风险胎儿的产前诊断。

十一、神经生物学(一)我国神经生物学发展的充实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前，是我国的神经生物学研究的发展的充实阶段。

由我国著名神经生理学家冯德培、王应睐主持，在上海组建了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

后来，生化部分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所独立出来，不久，生化所在胰岛素的合成方面取得了成功。

从现在神经生物学定义上讲，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属于神经生物学的范畴。

由冯德培领导的生理所的几个与神经科学研究有关的研究室，开展了神经肌肉生理、中枢神经系统生理及感觉神经生理的研究。

由于出色的研究工作，这个所很快成为了中国的神经生物学研究中心。

尤其是1956年，在中枢神经系统研究方面成绩卓著的张香桐自美国回国，更加强了研究力量。

最值得称赞的一件事是，1961年由冯德培、张香桐、刘育民等组织了一个面向全国的神经电生理训练班，这在当时对传播神经电生理学的知识方法，推动神经生物学在我国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二)神经科学蓬勃发展阶段1980年底，在张香桐先生的领导下，又成立了中科院上海脑研究所。

该所主要从事中枢神经系统的结构的功能及导致神经和精神疾病的脑内基本过程的变化的基础研究。

在八十年代后期在中国许多医科大学也相继成立了脑研究所、神经科学研究所或神经生物学专业实验室：如曹小定领导的上海第一医科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韩济生领导的北京医科大学神经科学研究中心，陈以慈领导的中山医科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鞠躬领导的第四军神经科学研究所，陈宜张领导的第二军神经科学研究所等。

其实验室规模、设备及研究人员的质量、数量均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为了迅速提高整体研究水平和科研队伍的技术水平，各个与神经生物学研究有关的专业学会组织的各种学习班、讲习班不断举办，为我国神经科学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

以神经解剖学学会为例，在中国解剖学会神经解剖学专业组长李继硕教授的组织和领导下，在1981年后十年间，先后举办了全国性的各种神经生物学技术讲习班14次，参加人数超过500人次。

一些来自其他领域的科学家纷纷加入神经科学研究队伍。

这些领域包括生理学、生物化学、心理学、精神病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解剖学、遗传学、物理学、信息科学、计算科学、计算机科学等。

神经生物学研究队伍不断增大，于1995年成立神经科学会。

随着改革开放的政策，神经生物学领域与国外学术交流迅速增加。

在IBRO、WHO、美国NIH和中国科学院帮助下，1980年10月在上海首次举办有关神经科学的国际讲习会，与会有23名外国科学家，60名正式参加会议者。

如在镇痛机制方面，中科院院士张香桐等通过实验，提出了丘脑髓内核群，尤其是束旁核是痛觉整合的高级中枢，受到国际学术界承认。

因为他的一系列重要工作获得1980年世界休尔奖，并被比利时医学院授予名誉院士称号。

前面已提到，神经科学包含了神经解剖、神经生理、神经生化、神经药理等内容。

这些学科分支，早就存在于其他科学当中。

1995年10月，中国第一届神经科学学会代表大会和学术年会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正式召开。

从大量论文中筛选出725篇参加这次大会，内容包括从神经解剖、神经生理到经分子生物学的各个方面的内容。

与会者多达450人，盛况空前。

代表大会确认了1994年在武汉成立的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理事会。

(三)脑的十年1989年6、7月，美国参众两院通过联合决议，命名始于1990年1月1日后的10年为“脑的10年”，并授权美国总统发表声明，号召美国人民用相应的研究计划和活动来支持脑研究。

此后，国际上许多国家及神经科学会加入到“脑的10年”中，脑研究呈现出一个蓬勃的确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

十二、医学分子生物学(一)发展概况1949～1966年由于国际分子生物学处于初级研究阶段，我国几乎没有分子生物学研究，仅在生物化学遗传学等学科中有相关理论的介绍。

七十年代中期DNA重组技术创立后，医学分子生物学日新月异，迅速发展，如在七十年代末期，中国科学院病毒研究所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成功地提取了人干扰素的RNA。

八十年代，随着世界范围内医学分子生物学的迅速发展，我国相继建立了与医学分子生物学相关的国家重点实验室。

如：1985年建立癌基因与相关基因研究室，医学分子病毒学实验室。

1986年建立分子肿瘤学实验室。

1987年建立蛋白质工程及植物基因工程实验室，病毒基因工程实验室。

(二)分子生物学密切相关的主要学科研究成就分子遗传学八十年代初，上海市儿童医院医学遗传学研究所利用医学分子生物学技术和分子遗传学的理论，创立了微量因相DNA分子杂交技术，并成功地应用于X地中海贫血的产前诊断。

1985年以来，该所与国外研究所合作应用RFLPC(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连锁分析法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苯丙酮尿症的产前诊断。

随后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合作，系统地分析和鉴定了中国人以及东方人种中导致苯丙酮尿症的基因突变情况，为苯丙酮尿症的基因诊断和产前诊断奠定了基础。

1986～1990年间，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所通过对“B地中海贫血基因的类型与相应寡核苷酸右B地贫产前基因诊断中应用的研究”，设计了限制酶引物延伸法，获得高比活寡核苷酸探针，建立了直接检测B地贫突变的方法，并在原有寡核苷酸直接检测法的基础上，建立了应用聚合酶链反应结合寡核苷酸探针进行斑点杂交(PCR-ASO)检测B地贫突变类型的方法，大大提高了检测率。

北京医科大学和上海医科大学在“七五”期间合作，分离制备结合国外引进特异性探针，开展对高发遗传病的基因诊断，应用人生长激素(hGH)基因探针，发现中国人种中第一例生长激素基因缺失家系。

肿瘤分子生物学八十年代一开始，分子生物学技术立即为肿瘤研究所利用。

从1983年起，我国开始肿瘤基因的研究工作，经过2年多的时间，很快在国际或国内首次在肝癌，食管癌，鼻咽癌等多种肿瘤中找到癌基因。

1986年以来，活化癌基因谱及作用机制的分析研究工作有了新的突破。

如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首次证明化学致癌物甲基苄基亚硝胺(NMBZA)在食管癌发生中作用，它可以在癌变的启动阶段就能激活细胞原癌基因。

认为癌基因的被激活可能是癌变的原因，而不是癌变的结果，据此机制成功地诱发出人胚食管上皮鳞癌，为人食管癌亚硝胺病因提供了直接证据。

九十年代初，本所应用改良的基因组消减杂交策略，分离出数个食管癌缺失的DNA片段，其中一些在现有GenBank中未查见同源序列。

上海市肿瘤研究所在国家“七五”间首先发现人原发性肝癌至少有七种癌基因和生长因子与受体基因的参与。

北京市肿瘤研究所在1985年通过细胞转染，基因克隆和序列分析，在一个胃癌细胞株中发现并克隆出具有转化活性的癌基因C-Hα-ras，证实该阅基因的点突变与病人预后有密切关系，而且是胃癌发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基因工程早在1973年，中国预防医学中心病毒所开始从事体外干扰素生产的研究。

1979年该所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成功提取了干扰素的RNA，为干扰素的基因调控研究奠定了基础。

八十年代初期，在我国首次建立了人干扰素基因无性繁殖素，以后又使人干扰素在大肠杆菌中获得高效表达，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七五”期间，肝炎诊断试剂盒有重大突破，利用DNA重组等手段获得了基因工程高效表达HBeAg(e抗原)并成功地取代了血源HBeAg，达国际先进水平。

截止1993年底，我国正在研究开发的基因工程活性多肽和疫苗在30种以上，干扰素和乙肝基因工程疫苗已经投产，并用于临床和预防。

分子病毒学病毒性疾病及病毒与肿瘤相关性的研究是分子病毒学的主要任务。

从八十年代开始，病毒与相应的人肿瘤(肝癌、鼻咽癌、宫颈癌)的关系及致癌机制的研究，是国家重点攻关课题。

在“六五”研究基础上，“七五”期间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

如：上海市肿瘤研究所1988年首先报道了人肝癌中存在游离复制，但有缺陷的HBV病毒基因组。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在“七五”发现：EB病毒与鼻咽癌密切相关。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与基础医学研究所合作在1986年～1990年研究了HPV(人乳头瘤病毒)与宫颈癌的关系。

基因诊断八十年代初期，DNA探针，核酸杂交技术等开始用于实验室研究，因操作复杂，条件要求高，而未能广泛应用于临床。

1985年聚合酶链反应技术发明后，八十年代末期很快在我国传开。

同时，西安等地成功地研制出自己DNA合成仪。

九十年代初，北京、上海等地研制成功肝炎病毒、结核等诊断试剂盒。

1993年底用聚合酶链反应技术诊断疾疾病已普及全国。

目前，基因诊断作为国家“863”高科技项目，已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

建立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基因诊断技术。

基因治疗基因治疗是八十年代末期在国外兴旺起来，这一结果是医学分子生物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我国九十年代初开始基因研究工作，1994年8月卫生部药品评审中心在北京召开了“人体细胞治疗和基因治疗”的审评及研讨会。

1995年国家卫生部已经通过血友病B基因治疗的首例药审，并批准其进一步扩大临床研究病例。

现代医疗卫生与康复医学事业的发展城市医疗卫生事业1949年以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1949年，我国共有医院2600个，床位8.

46万张。

到1994年，我国医院总数已达67857所，其中县及县以上医院有14763所，乡卫生院51929所，城乡其他医院1166所，全国病床达到了3133617张，卫生技术人员4199217人。

一些大中型综合医院科室较齐全，设备较好，技术力量较强，具备解决疑难重症，培养专业人才，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是人民医疗事业和骨干力量。

此外，1994年底我国有疗养院、所578个，床位117893张，这是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

随着医学科学的飞速发展疾病模式的转变，各地建立了各种专科医院。

到1994年底，全国专科医院有1645所，专科防治所、站1905处，病房床位29769张。

随着中医事业的发展，全国中医医院已达到2494所，病房床位230004张，各高等医学院校及其附属医院207所，病床114136张。

各企业实行“劳动保险医疗”制度，分别建立了自己的医疗保健系统。

到1994年底，我国工业及其他部门的医院有6971所，疗养院200余所，专科防治所、站1872个，设床位有816204张。

到1994年底，全国私人开业的医疗机构共143个，其中医院74个，门诊部、所69个。

私人开业人员176864人。

此外，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到1994年底，卫生部已批准48家啊、中外合资医疗机构。

当前，我国已形成一个结构比较健全，布局比较合理，门类比较齐全，设备比较配套，技术队伍素质较好的庞大医院网络。

据1994年统计，各级医院全年完成了22.

42亿人次的门、急诊医疗任务，收治住院病人4992万人次。

城市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的建设为了解决城市人口医疗保健问题，1949年以来，国家除接管了旧政权的官办医院和教会医院加以改造、扩建外，又新建和改建了一大批大、中、小型医院，并将众多的个体开业医院和联合诊所组成街道卫生院。

城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逐步建立、健全起来，形成了城市医疗预防保健网。

本网络分为三级：一是街道医院(卫生院)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的保健机构为初级。

它承担着地段内居民群众的初级保健任务；二是区级综合医院、部企事业单位的医院为二级。

该级医疗机构主要协助基层医疗单位解决医疗预防中的一些难题；遇有解决不了的疑难问题，再转请上一级医院协助解决。

三是省市级综合医院为三级。

医院主要面向本省或所在市的患者，其主要任务是处理本省市内的疑难重症病人，全面做好医疗、教学、科研工作。

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的核心是健全与完善划区分工医疗制度，建立双向转诊关系，强化上下级医院之间的业务技术推导关系，更好地发挥基层医疗机构的作用。

在城市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中，医院每天要完成大约100～500多万人次的门、急诊医疗任务；负担分管区域居民的健康普查、预防接种、家庭访视、流行病调查、传染病报告、疫情统计、疫区处理等工作，还承担计划生育宣传，妇幼保健卫生宣传与技术指导，职业病与多发病的防治，学校青少年儿童保健，群众卫生队伍培训，指导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和指导饮食服务行业的卫生管理等各项工作。

八十年代末，上海共有107个地段医院完成了全市45%的门、急诊任务。

天津市根据不同社会环境和人群特征，在10个区(县)的12个街(乡)40万人口中建立了长期开展以心脏病、脑血管病、恶性肿瘤、脑卒中的人群监测活动和干预实验。

1990年以来，天津市在监测人群中检出14535例高血压病人，有11742例纳入计划管理范畴，已有5030人血压得到控制。

该市在戒烟、防病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成绩。

实施医院分级管理从1989年建立的中国医院分级管理和评审制度，在我国在划区分工医疗和创建文明医院经验的基础上，吸收了一些发达国家的区域卫生发展规划和医院评审制度的作法所设计的医院宏观管理的新体制。

按照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的概念和现代科学管理的原则，依照医院的功能、任务、水平，把我国的医院大致分为三级，对不同层次医院制定不同的标准。

卫生部对如何实施医院分级管理，进行了部署，制定了“积极稳妥、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由点到面”的工作方针，规定了医院评审的重点是医疗质量、医德医疗和科学管理，强调医院要在“软件”和内函建设上下功夫。

卫生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卫生系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全社会改革开放形势下，积极探索和推进医疗卫生领域的改革，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在办医的形式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实行多渠道形式办医。

在城市，鼓励企业医院、部队医院向社会开放，同时挖掘地方医院的潜力，以缓解社会上“看病难、住院难、手术难”的矛盾；还采取了大、小医院技术挂钩、横向联合，结成医疗服务联合体。

同时，允许个体行医，作为公有制办医的补充。

在卫生机构机制方面，逐步改革医疗服务价格体系，建立合理的补偿机制。

在医疗服务领域，开展医疗服务成本核算，合理确定作为复杂劳动的医疗技术劳动成本。

部分省、市分步骤调整医疗服务收费标准，从而使长期陷于经济困难的医疗卫生机构增加活力，逐步建立起宏观调控有力，微观运行富有生机的新机制。

在医疗卫生机构内部管理方面，实行了综合目标管理责任制，体现了责、权、利相结合；对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实行聘任制或劳动合同制；在分配上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并向技术性复杂劳动倾斜等。

为了满足社会多层次医疗服务需要，实行分层次服务，在保证社会大多数群众基本医疗服务的前提下，开展了适应不同层次需求的特殊医疗服务，由患者自主选择。

当前，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导致了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

一部分城市卫生资源的人均占有水平较高，疾病流行和死亡模式已经转变到以慢性病为主导原因的模式，面临的社会卫生问题是：不良生活方式导致的疾病不断地增加，人口老化引起的疾病，以及环境污染对健康的危害等，而在部分地区卫生资源的人均水平还十分低，传染病和感染性疾病还是主要的社会卫生问题。

其次，卫生投入不足，资金短缺，卫生资源的利用率还有待于提高。

各级政府财政预算对其投入水平还需要进一步明确，从而使医疗卫生机构的补偿机制和运行机制不健全，形成入不敷出，举步艰难。

在深化医疗卫生事业改革中，为了遏制医疗费用增长过快的势头，上海市从1994年7月1日起，出台了一项重大改革措施：“总量控制，结构调整”。

其方法是，由政府制定一个医疗费用增长率控制指标，不许超过，同时改变医院的收费结构，提高技术劳务费用。

这项改革措施实施一年多以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总结经验，坚持医疗卫生工作的正确方向综上所述，我国城市医疗卫生事业通过40年的发展建设和近十多年来的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

医疗卫生服务总体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在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医疗服务，不断提高其健康水平的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几十年来，我国城市医疗事业，尽管也遭受了“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但是，经过多方面的努力，仍然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并在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主要是：第一，卫生部门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他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

”卫生医疗部门在工作中，要正确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关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防止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的倾向。

我国卫生事业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各级政府有责任按照卫生事业的性质和卫生工作方针来领导，管理卫生工作，给予必要的投入和各方面的支持。

即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也不能要求公共卫生机构象工商企业单位那样自负盈亏，谋求利润，到市场上去“自谋生路”。

第二，加强卫生系统的精神文明建设，深入开展职业道德教育。

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是古今中外为医之本。

要教育广大医务人员坚持发扬优良的医德传统，弘扬白求恩精神，树立救死扶伤，忠于职守，爱岗敬业，满腔热忱，开拓进取，精益求精，乐于奉献，文明行医的行业风尚，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及一切有损于群众利益的行为。

坚决贯彻执行《医务人员医德规范和实施办法》。

要以病人为中心，创优秀服务，树行业新风。

要以良好的医德医风，维护医务工作的形象和荣誉，也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添彩增色。

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8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

农民的健康状况，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整体健康素质，更关系到新中国经济的振兴与发展。

因此，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就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极大重视。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国民经济急待恢复、百业待兴的形势下，党和政府在强调发展经济的同时，即着手大力发展卫生事业，并把加强农村卫生事业建设，改善农村的卫生状况列为工作重点，大力建立健全农村基层的医疗卫生组织，培训医疗卫生技术人员，以解决农村人口缺医少药问题。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决定有步骤地发展和健全全国的基层卫生组织，要求农村的每个乡都要有医疗卫生组织。

国家在县和区一级逐步建立了全民所有制的卫生院和卫生所，在乡一级兴办了集体所有制的联合诊所。

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兴起，出现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保健站。

这些农村基层卫生组织成为初步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主导因素。

1959年底，卫生部在山西省稷山县召开全国农村卫生工作现场会议，推广稷山县依靠群众力量，依靠科技力量，依靠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经验。

中共中央相继批转了卫生部党组关于稷山现场会议的报告。

各级卫生部门把支援农业摆在突出地位，推进了农村卫生事业的发展。

1965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卫生部党组《关于城市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防病治病的报告》，卫生部当即组成北京第一批巡回医疗队共12个队，分赴湖南湘阴及北京郊区县开展巡回医疗，为提高农村基层卫生组织防治疾病水平，培训卫生技术人员起了很好的作用。

当年6月26日，毛泽东主席又发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

卫生部负责同志率领农村卫生工作队，分赴北京、湖北、江苏的农村地区蹲点，进行农村卫生试点工作。

“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终未能完全扼杀农村卫生工作的发展。

特别是周恩来总理为了维护人民的健康，亲自过问卫生工作，接见农村基层卫生人员和下乡医疗队，使农村卫生工作冲破动乱的干扰，继续取得一些成绩。

在此期间，毛泽东主席也对人民公社培养赤脚医生和举办合作医疗的经验作了肯定的指示，推进了赤脚医生队伍和合作医疗普遍开展。

、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改革开放和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卫生部门更加主动地贯彻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的方针，在中央各部门的重视支持下，农村卫生事业显示出新的活力。

原来的公社卫生院更名为乡镇卫生院，扩大了自主权，实行了多种形式的责任权利相结合的责任制，预防工作职能得到加强，一部分卫生院逐步发展为有某种专科特长的综合性卫生院，方便了群众就医。

1990年3月，卫生部、国家计划委员会、农业部、国家环境保护局、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联合发布《我国农村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规划目标》，对农村卫生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为振兴农村卫生事业指明了方向。

1997年1月15日，《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颁布实行，把“加强农村卫生工作，实现初期卫生保健规划目标”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切实予以加强。

40多年来，农村卫生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有效地保障了农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当前，我国农村的经济文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但农村人口的几个主要健康指标，已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从而赢得国际社会的赞许。

我国之所以能够在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经济文化落后的农村取得显著的成就，取决于农村卫生工作的三大支柱——一个网络、一支队伍和一项制度。

一、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是指以村卫生所为前哨、乡卫生院为枢纽、县级医疗卫生机构为中心，把预防、保健、医疗工作联结在一起，在全县范围内组成一个完整的医疗预防体系，为广大农民提供医疗预防保健服务。

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组织的关系是：各有分工，相互协作，上下支援，逐级指导。

县级医疗卫生机构有责任对乡卫生院，特别是中心卫生院的工作给予指导；乡卫生院有责任对村卫生所实行业务指导和支援。

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在六十年代已基本形成，改革开放以来，更加趋于完善。

进入九十年代，国家计委、财政部、农业部和卫生部联合开展了农村“三项建设”工作，对乡镇卫生院、县防疫站和县妇幼保健机构进行重点建设，更加促进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的发展与完善。

仅1991至1994年间全国农村卫生“三项建设”的投资，即达59.

6亿元，使13635所卫生院、716所防疫站和730所妇幼保健站改变了落后面貌。

至1994年，全国已有县医院2062所，县卫生防疫站1777所，县妇幼保健所、站1625所，全国乡卫生院5.

19万个，全国医疗点的行政村有65万个，占行政村数的88%。

二、乡村医生队伍目前，全国约有乡村医生125万人，其中经过考试考核获得乡村医生证书的约有90万人。

他们在不脱产的同时，踏实地履行着乡村医生的职责，动员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负责环境卫生和饮水卫生的技术指导，进行计划免疫和传染病管理，预防和治疗当地各种疾病，宣传卫生科学知识，落实计划生育措施及指导妇幼保健等，把常见病的防治工作都控制在基层。

三、合作医疗制度我国农村合作医疗是农民群众创造的适合我国农村的医疗保障制度。

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和有关部委，多年来予以关注和支持，对于保证农民获得基本医疗服务，落实预防保健任务，防止农民因病致贫具有重要作用，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和支持。

但是，由于认识上的不尽一致，有关的政策、措施没有跟上，致使这个制度发生了很大波折，极不稳定，而在农村经济体制变化中，合作医疗制度又跌入了低谷，近来虽有所恢复，也仅有10%左右的行政村实行这个制度。

农村再次出现看病难、医疗负担重的状况，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各级党和政府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领导，正在总结经验，采取有利措施，使合作医疗重新获得生机，加快恢复和新建的步伐。

四、农村卫生的“龙头”——初级卫生保健“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全球战略目标。

对此，我国政府已作了承诺。

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关键是实施初级卫生保健。

为了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决定在全国农村分地区、分阶段、分层次地实施全面初级卫生保健。

从此，我国农村的初级卫生保健，成为农村卫生工作的“龙头”，牵动着农村卫生工作向纵深发展。

根据我国农村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规划目标，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分为两步。

第一步，1995年前有50%的县达标；第二步，到2000年再有50%的县达标。

到1994年底，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市，四川、河南、山东三个人口大省均已提前完成了普及阶段的任务；甘肃、宁夏、新疆等省、区贫困地区的初级卫生保健工作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绩。

尤其是在农村改水改厕、农村基层卫生组织的体制改革、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完善等初级卫生保健的难点问题上不断创造出新经验，推动初级卫生保健的不断发展。

到1995年底，全国已有50%以上区县达到农村初级卫生保健目标的低级标准。

为了贯彻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六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的卫生工作任务，保证跨世纪宏伟目标的顺利实现，党中央、国务院于1996年12月召开了全国卫生工作会议。

会上江泽民书记和李鹏总理作了重要讲话，都提出要加强农村卫生工作。

目前，卫生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正在积极贯彻落实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和发展的决定]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精神，在各级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充分发动各有关部门和广大群众积极参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推进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的深入开展。

在初级卫生保健这个“龙头”的带动下，全国农村工作必将再跃上新的台阶，取得新的成就，我国2000年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将会胜利实现。

我国疗养事业的发展我国拥有丰富自然理化因子的疗养资源，如矿泉、海滨、湖泊、名山、森林等。

但是，全国解放前，而在解放区，在陕北老革命根据地、东北解放区就兴办有疗养院、修养所，为革命军人、职工和学生服务。

1951年2月国家正式公布了《劳动保险条例》，工会系统首先有计划地举办疗养事业，与此同时，中央各部委、各省也陆续举办了疗养机构。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9条规定了“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并提出“工人职员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逐步扩充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物质条件，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

这部宪法的颁布，更加促进了疗养事业的发展。

1961年疗养事业曾达到高峰，全国疗养院(所)达1363所，床位113000张。

之后，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进行了调整，到1966年，仍有疗养院(所)818所，床位50700张。

“文化大革命”期间，疗养事业遭到严重的破坏，被歪曲为修正主义的产物而横遭摧残。

到1972年，全国疗养院仅剩183所，床位骤减到27000张。

1976年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疗养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1979年5月，卫生部、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全国总工会联合发出了《关于恢复与加强职工疗养事业管理工作的通知》，于是，被拆散、占用的疗养院，不仅得到了恢复，而且有所增长。

到1994年底，全国有疗养院(所)587所，床位117893张，其中属于工会系统的有151所，床位41367张；属于铁路、煤炭、电子工业、石油化工等部门有疗养院(所)约100余所，床位约1万张。

我国疗养事业的一个特点，就是各地根据自己的条件，逐步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各种类型的疗养区。

著名的海滨疗养区有北戴河、南戴河、青岛、大连、厦门等处；著名的矿泉疗养区有辽宁汤岗子、北京小汤山、陕西临潼广东从化，重庆南温泉、黑龙江五大连池等处，而辽宁兴城、山东威海则兼有海滨和矿泉的优点；著名的山林疗养区有庐山、黄山、莫干山、河南鸡公山等处；著名的湖滨有无锡太湖、杭州西湖、武汉东湖、牡丹江镜泊湖等处。

这些疗养区又多是景色宜人的风景区，更为提高疗效、增进健康添加了有利条件。

我国众多的疗养院和各俱特色的；疗养区成为一支人民卫生保健事业不可缺少的力量。

医疗保险制度(一)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我国自1951年起，先后在实行医疗保险制度和公费医疗制度，前者是解决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的医疗保健问题，后者则是对各级政府、党派、团体及其所属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

这两者的享受范围和人数都逐渐扩大、增多，截止1992年底，享受劳保医疗的人数达到14431万人(不包括其直系亲属5000万人)；享受公疗的人数达2900万人(含大学生204万人)劳保医疗的资金来源是由企业职工福利基金支付，按工资总额的5.

5%提取，实际超过这个百分比；公费医疗的资金则是由各级财政预算支付。

据1992年资料，劳保医疗费高达314亿元人民币，人均开支218元；公费医疗支出58.

3亿人民币，年人均支出203元。

我国现行的职工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与劳保医疗制度，对保障职工健康、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安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也存在着严重缺陷，主要是：缺乏有效的费用制约机制，职工医疗费增长过快，除了保障人数增加，职工老龄化，慢性病增加，药品、器材等涨价和医疗技术进步等客观因素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现行医疗制度对提供医疗服务的医院和享受医疗服务的职工，都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因而导致医疗费用居高不下，浪费严重。

缺乏合理的医疗经费筹措机制，医疗经费来源不稳定，拨付的预算和劳保医疗提取的比例，离实际开支，差额很大，尤其部分企业经营发生困难时，所在的职工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医疗保障制度的覆盖面窄，管理和服务的社会化程度低，不利于劳动力的流动，也增加了企业的社会负担。

这种医疗制度不仅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本身也难以运转下去，因此，职工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乃是势在必行。

近几年，有的地方采取不同形式，改革医疗保险制度。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城镇企业职工医疗保障要实行社会统筹医疗基金与个人医疗帐户相结合的新制度；社会保障的水平要以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适应。

根据上述全会决定精神，国务院有关部门草拟了关于建立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的试点意见，并决定先在江西九江和江苏镇江两个中等城市进行试点，探索经验，而后再逐步推广。

(二)合作医疗制度合作医疗制度(亦称集体保健医疗制度)是伴随着农业合作化，由群众创办、民办公助、互助共济的农村健康保障制度。

早在1955年，卫生部就已肯定推广。

1959年11月，卫生部在山西秸山县召开了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会后向党中央的报告，再次提出了实行集体保健制度的意见，党中央批准了卫生部的报告。

1978年3月5日，第五届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明确了国家逐步发展合作医疗的条文。

但是，推行合作医疗的进程中，却历经曲折，大起大落。

在农村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合作医疗曾经一哄而起搞所谓“一片红”等“左”的做法，既违反了自愿原则，又损坏合作医疗的声誉，很快就夭折了。

九十年代初，随着农村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化，合作医疗没有及时进行改革和完善跌入了低谷，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据1989年资料，全国行政村实行合作医疗的只有4.

8%。

合作医疗的“滑坡”是多种因素造成的，而关键在于卫生部门有些领导人认为合作医疗是“左”的产物，不适合现阶段的经济基础，与农村经济改革后的体制不适应，于是在言论上和政策上持怀疑或否定的态度，不予支持。

应当指出，合作医疗在其成长过程中受到了“左”的影响，但是，这个制度早已存在，不是“左”的路线产物，也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

合作医疗的解体使不少地方的农民再次出现看病难，一些原来已被消灭或控制的地方病、传染病再度发生甚至流行，庸医、卖假药者以及各种封建迷信乘虚而入，农民负担明显加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屡屡出现。

这种情况实际上已成为影响农村社会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

鉴于上述情况和历史经验，第八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报告》和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都重申，要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经过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努力，合作医疗又逐渐呈现上升的趋势，1994年底全国行政村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约为15%。

中国农村的情况很复杂，合作医疗制度的具体内容和形式不能千片一律，要因地制宜、探索经验，使之日臻完美，并扩大实施地区。

少数民族卫生事业的建设与发展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社会主义国家。

全国除汉族以外，还有蒙、回、藏、维吾尔、苗、壮、布依、朝鲜、满等55个少数民族，总人口1亿600余万。

内蒙古、新疆、西藏、广西、宁夏五个自治区和贵州、云南、青海等省都是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地方；全国90%以上的县、市都有两个以上民族的人共同居住。

在伟大祖国悠久的历史发展中，各民族都做出过自己的贡献。

维护祖国统一，坚持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也是维护各民族的共同利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系到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重大问题。

少数民族卫生事业，既是中国卫生事业的组成部分，又是体现民族政策，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一项重要内容。

1949年以来，党和政府为发展各少数民族卫生事业，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据统计，截止1994年底，全国民族自治地方的卫生机构由1949年的361个发展到30545个；专业卫生技术人员，由1949年的3531人发展到553770人。

如今，五个自治区和几个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省都建立了较大规模的综合医院和医学院。

从地(市、州、盟)到各县(旗)基本上都有县医院、卫生防疫站和妇幼保健站(院、所)。

还建立了一大批大、中专医学教育、科学研究、药品检验、专科疾病防治、边境口岸检疫等机构和民族医药的医疗、教学、科研机构。

大部分农村、牧区都建立了卫生院、中心卫生院和村级卫生组织(所、室、点)，培训了大批乡村医生、卫生员(保健员)和接生员。

随着卫生事业的发展，疾病防治工作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早在五十年代末，鼠疫、性病、回归热等传染病曾被基本消灭，基本控制了疟疾的大面积流行。

六十年代初，天花即已绝迹，其他疾病也显著减少。

少数民族地区的卫生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所有这些，都深得各少数民族乃至国外边民的称赞与欢迎。

新中国成立前，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长期处于滞后状态，各族人民在“三座大山”(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下，生活十分贫苦，缺医少药，过着疾病丛生、贫病交加的悲惨生活。

因此，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卫生事业的建设与发展给予了特殊的关注。

1951年8月，卫生部召开了全国民族卫生工作会议，确定在少数民族地区逐步建立卫生机构，配备并培养少数民族卫生专业技术干部，根据地区及疾病的实际情况，实行收费、减费或免费的医疗政策。

为迅速开展民族地区的卫生工作，政府动员和组织了一大批卫生人员到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

国家每年除拨给正常的卫生事业经费外，还另拨给卫生事业补助费。

到1965年，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卫生机构增加到25306个，为建国初361个的70倍，专业卫生技术人员增加到156889人，为五十年代初3531人的44倍。

“文化大革命”给少数民族地区的卫生事业造成很大的破坏，许多地方又出现缺医少药，疾病回升，封建迷信抬头等情况，少数民族卫生事业和人民健康遭到很大损失。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拨乱反正，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和卫生工作方针，卫生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教育部、劳动人事部先后联合下发了关于培养少数民族医学人才、继承发扬民族医药学、经济发达省、市对口支援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卫生事业建设的文件，因此，推动民族地区的卫生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综观我国少数民族卫生事业四十多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中央有关部、委密切配合，经济发达省、市的大力相助，依靠各族人民的亲密团结和共同努力，逐步发展起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各民族地区的特点和需要的实际出发，在培养卫生人才，加强防病保健工作，继承发扬民族医药学，巩固和加强农村、牧区初级卫生保健工作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为加速培养少数民族卫生人才，壮大了少数民族地区的专业卫生队伍，国家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开办民族班，发展大、中专和职业教育，还委托卫生部直属的北京医学院、北京中医学院、上海第一医学院、中山医学院、四川医学院五所重点医学院(现均改为医科大学)培养少数民族高级医学人才。

开展内地和沿海地区对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卫生事业建设的对口支援。

如：北京支援内蒙古，河北支援贵州，江苏支援广西、新疆，山东支援青海，天津支援甘肃，上海支援云南、宁夏，全国支援西藏等。

通过以上这些措施，对于缓和少数民族地区卫生技术人才紧缺的矛盾，取得明显的效果。

据统计，到1994年底，全国民族自治地方的专业卫生技术人员，由1985年的423733人，发展到553770人，10年间增加了13万多人。

全国支援西藏的成效更为显著。

自1984年以来，按照对口支援的分工，全国14个省、市和卫生部所属高等医学院校等，组派73批医疗队共787人到西藏工作，重点支援自治区和地、市两级卫生机构。

在卫生管理、临床、预防、保健、教学、科研等各项工作中进行传帮带。

此外，还接受了大批的西藏进修生和代培医学生，为西藏培养了一批学科带头人和业务骨干。

随着卫生改革的不断深化，各少数民族地区进一步加强了预防保健工作。

卫生部对少数民族地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设备缺乏等情况，在技术设备等方面给予了特殊支持和照顾，尽力保证开展计划免疫工作的需要，以提高免疫接种率。

内蒙古自治区1987年的调查，儿童建卡率达到98.

04%；四种疫苗接种率分别为94.

97%、87.

84%、79.

29%和44.

19%，各种相应传染病发病率显著下降。

西藏日喀则地区城市四周复盖率达80.

66%，农牧区达78.

68%，1993年全区传染病总发病率比1985年下降了96.

8%，病死率下降了97.

4%。

对甲状腺肿、大骨节病、氟中毒、克山病、布氏杆菌病的防治，各省、区加强科学研究和防治工作，不少地区已达到国家控制的标准。

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妇幼保健机构开展了检查治疗妇女儿童多发病工作，对孕产妇和婴幼儿的科学化、系统化管理，促进了妇幼保健工作的发展。

九十年代初对9个省、区少数民族地区整体健康状况的调查和人口普查报显示，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情况已逐步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转变，人口素质正在不断提高，人口平均期望寿命由1949年前的30岁、40岁提高到现在的60岁以上。

随着民族政策的进一步落实，有关各省、自治区普遍开展了抢救、振兴民族医药的工作。

首先在内蒙古、西藏和新疆建设民族医药人才培训基地，同时办好各种民族医师班和进修班，有条件的则办职工中专或专修科，并继续采取带徒等形式，加速人才培养。

到1994年底，全国已有民族医院121所，床位4400多张，民族医药技术人员2460余人。

在西藏、内蒙古、新疆、云南、辽宁、吉林、广西等省，还相继建立了一批民族医药科研机构，有些项目已获得卫生部、省级科技成果奖，并扩大了民族医药在国际上的影响。

英、美、德等国还引进藏医藏药，邀请藏医专家出访讲学。

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不断加强。

在加强乡镇卫生院、卫生防疫站，如：妇幼保健站建设的同时，民族地区的基层卫生组织得到恢复，并出现多种形式办医的局面。

新疆各地积极整顿建设村卫生室，人员、房屋、设备三项建设基本得到落实，使大部分村卫生室得以恢复和重建。

该区1994年统计，在16个初级卫生保健试点县中，村卫生室的覆盖率已达84.

95%，全面实行合作医疗的村有2968个，占总村数的36.

24%，高于全国水平。

新疆和内蒙古自治区还分别建立了多种形式的医疗点，基本上做到了农村牧区有医有药，能防能治，为进一步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发展民族地区卫生工作，必须贯彻民族政策和卫生工作方针，从民族地区实际出发，对于边远贫困地区予以特殊照顾，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多予支持，以保证各少数民族的卫生医疗保健状况不断得到改善，从而进一步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安定，加快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40多年来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证明，这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卫生事业的根本保证。

由于历史的原因，少数民族地区长期处于卫生资源匮乏，不适应保护人民健康，防病治病，发展生产的需要。

党和政府除组织经济发达地区予以支援外，必须着力加强民族地区的卫生建设，而关键又在于培养本民族的医药卫生人才，壮大卫生人才资源，为发展卫生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这是加速民族卫生事业的基本条件。

重视振兴与发展民族传统医药遗产，是我国卫生工作方针的要求。

在重视发挥现代医学、中医中药在保护人民健康的作用的同时，要特别重视发挥民族医药的作用，使之为共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卫生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我国康复医学事业的兴起我国现有六千多万残疾人。

同时，我国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目前，60岁以上的老年人超1亿，并以年均3%的速度增长。

此外，慢性病的功能障碍者为数也不少。

为适应客观的需要，九十年代初，我国引进了现代康复医学的理论和方法，并同中国传统康复医学相结合，使在我国土地上成长起来的这门新兴学科，既吸收了国外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又具有中国特色。

党中央、国务院和有关部委陆续制定颁布了有关康复医学的法规和计划，以促进其发展。

1990年12月28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

同时，国家主席第36号令予以公布，并且决定自1991年5月15日起实施。

《残疾人保障法》第二章《康复》，对于培养康复医学专业人才、设置康复医疗机构及其网络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为了贯彻执行《残疾人保障法》，卫生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共同制定并于1991年7月31日颁发了《康复医学事业“八五”规划要点》。

为使上述法规和计划落实到实处，卫生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积累了初步的经验。

一、把培养康复医学人才放在首位康复医疗中需要集中多个学科的专业人员，不仅要有经过训练的合格的康复医师，对于体疗理疗、作业治疗、语言矫治、康复工程、心理治疗、康复护理、社区康复等专业人员的培养，都需要统筹安排，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

为此，卫生部采取医学院校设置康复医学课程或专业与举办在职医务人员短期培训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原则，多层次、多渠道、多种形式办学。

1982年6月，广州中山医学院(现为中山医科大学)率先设立了康复医学教研室，随后，南京、上海、武汉、北京等地高等医学院校也相继成立了康复医学教研室。

1983年11月，卫生部确定中山、南京医学院为康复医学进修教育基地。

(九十年代初又增加了河北省人民医院康复中心等几处)。

1984年8月，卫生部致函各高等医学院校，要求增设康复医学课程，1996年底为止，已经有30余所高等学院开设本课程(40学时)。

增设康复医学课程，目的是向医学生普及康复医学知识，扩大眼界，也有利于临床医疗中康复医学科相互配合。

目前，少数医学院试办了从医疗系中分流的康复医学专业；中山医科大学则在护理系中设置了五年制的康复医疗师专业。

中山、南京、上海等高等医学院还招收了康复医学专业的研究生。

上海、湖北举办了三年制的康复治疗班。

所谓康复治疗师，是一专多能，掌握多种康复治疗技术(诸如体疗理疗、作业治疗、针灸、推拿)，适合发展中国家国情的一种康复治疗专业人员。

关于在职医务人员的培训，1983年1月，卫生部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首次在河北省人民医院举办了康复医学培训班；1989年8月起，在同济医科大学举办了一年制的实用康复医师培训班，每年招生50名，1992年止已经连续办了四届；1991年9月又在安徽医科大学办康复治疗班，培训人数、年限与同济医科大学的培训班相同。

1983年，中山医学院受卫生部的委托，举办了康复医学师资班。

此后，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陆续举办了对象、内容、时间和规模不同的康复医学培训班。

为落实《康复医学事业“八五”规划要点》，探讨康复医学教育向正规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卫生部医政司、教育司于1992年3月在北京召开康复医学研讨会。

1992年8月，医政司下发了《康复医学教育方案》，其中包括康复医师、康复医疗士(师)、物理治疗师、作业治疗士的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

以上各项教学计划，都安排有中国传统康复医学的课程。

二、探索创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康复医疗机构目前，我国独立的康复中心，综合医院、疗养院中设立的康复医学科等。

独立的康复中心，多数以专科为主，也有综合性的，如在北京的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卫生部1989年12月颁布的《综合医院分级管理标准》，把设置康复医学科作为一项内容，并对不同级别的综合医院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现在，不少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级的综合医院和高等医学院校(含中医学院)附属医院设置了康复医学科。

在疗养院，有的根据现有条件设立了康复医学科，在城郊或交通便利的疗养院，有的采用一个机构挂两个牌子的方式。

我国康复医疗机构的人员构成，一般既有西医医师、护士和医疗技术人员，又有中医的有关人员，中西医团结合作，这体现了我国康复医学的一个特色。

为发挥社会各界兴办康复机构的积极性，我国目前已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康复机构并存的格局。

三、发展社区康复《残疾人保障法》规定：“国家和社会发展社区康复”。

为贯彻上述规定，卫生部门侧重提供经济有效的医疗康复服务，诸如：宣传预防残疾发生和发展的常识；推广适宜的技术；训练乡村医生、社区志愿者服务人员和残疾人家属等。

同时，配合有关部门的教育康复、职业康复、社会康复，使全面康复在基层的层次上得以实现。

1986年，卫生部委托山东、吉林、广东、内蒙四个省、自治区进行社区康复试点工作。

1989年9月，卫生部与世界银行合作，在浙江、陕西、江西三省实施综合性区域卫生规划，也包括有康复项目。

卫生部多次举办社区康复培训班。

1989年7月编辑出版了《社区康复教材》，并组织“实用康复医师”培训班的毕业生开展巡回教学活动，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培养社区康复人才。

四、宣传康复医学，普及康复知识1984年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康复医学》的专著。

1986年2月，创办了《中国康复医学杂志》，随后又相继出版了《中国脑血管康复医学杂志》、《中国心血管康复医学杂志》等。

我国目前最大一套共有93本分卷的《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也于1988年初出版了《康复医学》分卷。

1988年10月出版了《中国传统康复医学》，较为系统地反映了我国传统康复医学的理论和长期积累的经验，这也是发扬中医药学优势的一个措施。

1990年9月，卫生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共同组织编写了大型综合性康复医学高级参考书——《中国康复医学》。

该书荣获1991年颁发的第五届中国图书奖二等奖。

随着康复医学事业的进展，武汉、南京、上海、哈尔滨、北京等高等医学院校，河北、南京、陕西省人民医院、康复中心、民政部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及其所属单位，也相继出版了有关康复医学的书籍和刊物。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健康报》、《中国医院管理杂志》、《大众医学》等报刊，也时有康复医学的文章和报导。

五、加强过内外康复医学学术交流为活跃学术风气，卫生部于1983年4月批准成立中国康复医学研究会，1987年经中国科协并报国家科委批准，该研究会更名为中国康复医学会。

这个学会经过努力开拓，有了较大的发展。

据1998年的资料，中国康复医学会有康复医学教育、中医与中西医结合、康复工程、老年病康复等19个二级专业学会；已经有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分会。

多年来，中国康复医学会及其专业学会、各地分会，在团结康复医学工作者，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传播科学信息、培养专业人才等方面，都作了不少的工作。

在国际交流方面，我国曾多次派遣人员出国进修、考察，也多次参加国际上的康复医学学术活动。

同时美国世界康复基金会主席腊斯克教授以及世界卫生组织与美国、加拿大、日本、欧洲、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国家和香港地区的康复医学专家、教授，也先后来华访问讲学和考察。

我国还陆续翻译出版了腊斯克教授主编的《康复医学》(1977年，第4版)，世界卫生组织的《在社区训练残疾人》、《国际残疾分类》、《残疾的预防与康复》，日本的《康复白皮书》(增订版，1981年)、《康复技术全书》等。

英、美、日本、荷兰等国家的康复医学刊物也转载了我国这门学科的有关文章和信息。

中山医科大学康复医学教研室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在广州成立世界卫生组织康复合作中心。

六、落实预防为主的方针我国在部署有关康复医学工作时，需要特别重视落实预防为主的方针，侧重点要放在一级预防上，诸如预防接种、健康教育、优生优育等等。

目前我国大力开展的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糖丸、食盐加碘等，正是预防工作的具体实施。

这些投资低、效益高的举措，有利于防止残疾和慢性病的发生，有利于保护劳动力，保障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也有利于减轻群众疾苦和经济负担，要坚持下去，并扩大实施项目。

同时，也要重视二级预防和三级预防。

此外，为使残疾人最大限度地得到康复，到1997年末，已完成白内障复明手术129万例，矫治小儿麻痹后遗症30万人次，聋耳语言训练6万人。

现代临床医学的发展一、物理诊断学195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由黄大有编译的《物理诊断学》一书，奠定了我国物理诊断学教学的工作基础。

1951年2月陈锵翻译了卡博特《物理诊断学》第十三版，由东北医学图书出版社出版，1977年12月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由黄大有，黄萃庭主编的《物理诊断学》一书，该书的出版，是我国物理诊断学发展的里程碑，是我国1949年以来第一部结合国人资料具有中国特色的内容较为详尽系统的物理诊断学专著，填补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

1949年以来，我国在理学诊断仪器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其不断地完善和充实丰富了物理诊断学，并对一些早期的，隐匿的疾病提高了诊断水平。

如1.

心电图机是一种直接描述人体在心脏搏动时体表电位变化波形的诊断仪器，在临床上被广泛地用来检测心脏的机能，1958年我国研制成功了409型电子管心电图机，结束了心电图机完全依赖进口的历史。

1969年又试制成功的68722型心电图机，是由电子管向晶体管过程的新一代产品，七十年代后，心电图机又历经了多次更新换代，由晶体管发展为集成电路，八十年代初，又采用微处理技术，生产出多道心电图机和用于心音，颈动脉及心尖搏动，动静脉血压等多种型号的心电图机。

2.

超声诊断技术是将雷达技术与声学原理结合起来应用于临床的一种诊断仪器。

1949年，Howry及Baliss研制成世界上第一台超声成像系统，五十年代A型超声诊断仪问世，六十年代，M型超声诊断仪研制成功，到七十年代，由于动态成像技术迅速发展，心脏切面显仪被研制出来，B超诊断仪，相控陈式超声诊断仪相继问世，明显地改进了超声医学诊断技术。

在我国其发展和应用是1958年研制成A型超声波诊断仪器以来已有30余年历史。

产吕逐步发展到M型、B型和利用超声的多普勒效应制成的许多品种，产品的使用已普及到县级医疗单位，不少乡镇卫生院等基层医疗单位已配备有超声诊断仪。

3.

纤维内窥镜检查，五十年代，国际上出现了光导纤维技术，应用这种新技术制成各种医用光导纤维内窥镜代替了过去的硬管式内窥镜，大大减轻了病人痛苦，1965年，我国研制成功纤维胃镜，此后，不断地改造技术，现已日臻成熟，并得到了普及应用。

4.

医用电子仪器是为临床提供诊断依据的有效工具，尤其对常见的心脏病，脑血管病，肿瘤等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七十年代开始，全国医用电子仪器更新换代快，开发了多种多用途的电子仪器，如心音图、脑电图、肌电图等等。

新中国建立后，体温计生产实现了半机械化，机械化，不仅扩大了产量，而且质量有了明显提高，1985年，年产量达到了1614万支，满足了临床的需要。

电子血压计是利用微音器检测出血管音，再经电子线路将声能变成闪光，从而反映出血压的数值，尤适用于较频繁测量血压者，其克服了医务工作者因判断标准不同而引起误差，还减轻了医务人员的负担。

血压、脉搏监护仪，这种仪器结构更为先进，使用方便，结果更为客观准确，仪器可自动发光、声报警，自压数据由字显示。

听诊器，分为硬质听诊器，软质听诊器，袖珍听诊器，产科听诊器及电子听诊器。

二、实验诊断学光谱技术是临床化学检验中最常用的检测技术。

五十年代初期，国内使用的多为杜氏目测比色计，五十年代后期引进了光电比色技术，最初使用的是581型光电比色计以后发展为分光光度计，二者主要不同在于光电比色计的光波由泸光报分离出近似于单色光的光波带。

光谱技术的又一发展是分子荧光光谱技术在化学检验中的使用。

六十年代初用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血清和尿中钙和镁离子以来是光谱技术的又一发展并得到广泛应用，火焰光度法是一种将试样流液喷入火焰引起原子激发的光谱分析法，常用于测定血中钾、钠离子、矽金属的分析。

七十年代到入电位分析法，亦称离子选择性电报法，由于新型电化学传感器——膜电报的出现，制成了许多具有良好选择性的指示电报，伴随而来的是一系列钾、钠离子测定仪器和血气分析仪，使临床抢救危重病人时迅速了解患者电解质和血气变化，及时得到合理治疗。

电泳技术用于蛋白质的研究具有重要地位，五十年代以区节电冰为主，以后逐渐发展了移动界面电泳，等建电泳，等电聚焦电泳等，至对电泳载体进行多种改进，从单纯的泸缄，琼脂，聚内烯酰胺凝胶到醋酸纤维素膜，使电泳技术应用更为广泛。

核酸分子杂交技术是七十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生化分析技术，具有灵敏度高，专一性强的特点，已广泛用于遗传性疾病，肿瘤寄生虫病的诊断以及病毒、细菌感染的检测。

五十年代前几乎研究微生物的工作统称细菌学。

以后发现除细菌外的其他微生物如病毒，立克次体等在医学上的重要地位，均归属微生物学，细菌的分类一直以伯捷氏(Bergey)分类法的传统分类，由于电镜，分子生物学，免疫化学等新技术的应用，对细菌的超微结构，化学组成，生物学性状及种系发生上的亲绿丢侄有了新的认识。

五十年代医学微生物学实验技术比较简单，六十年代后逐渐推出新的实验技术。

在细菌分离培养鉴别技术方面，由原单一的37℃培养到以后根据各种细菌生长特性推出35℃～36℃、42℃、22℃以及4℃培养孵菌，并推出二氧化碳孵箱，在厌氧菌培养方面，除厌氧箱的不断改进外，还发明了厌氧袋，厌氧缸的培养法，在细菌的生化鉴定试验中逐步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细菌生物化学试验。

七十年代后，用理化方法进行分析，其基础是光散射机发光技术，色谱技术，电子技术，免疫及放射技术等，从而发展了许多自动化仪器，利用光散射自动化和半自动化仪器可以进行药物试验，革兰氏阴性杆菌的鉴定及过速过筛细菌尿。

气相色谱技术在细菌检验中主要用于分类鉴定和快速诊断二个方面，电阻抗技术主要用了微生物的鉴定，临床标本的快速检查，阻抗法用于菌血症和菌尿症以及链球菌感染等的快速检查，对血培养中常见的生长迅速的细菌一般于10～15小时培养后即可检出，尿标本一般在2～4小时内即能出现有意义的阻抗变化，这一技术的应用大大缩短了细菌鉴定的时间。

细菌检验微量化反应系统是近几年推出的新的实验技术，它由10～24项生化指标组合而成，通过对一系列标准菌株的生化测定，编写成编码系统，把待测细菌的生化反应进行编码，从标准编码系统查出相应细菌从而作出鉴定。

支原体是一群介于细菌与病毒之间的原核生物，国内在七十年代初对支原体进行了系统研究，八十年代已从人泌尿生殖道分离到支原体，到九十年代初已建立较完整的支原体分离培养和鉴定方法。

免疫学实验技术是实验诊断学近几年来发展较快的一门技术，五十年代初免疫学检验主要是血清学检验，六十年代后，免疫学理论有了飞速发展，尤其对体内淋巴细胞的种类和功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细胞系选择学说理论推动下，免疫学实验技术得到迅速发展。

血凝技术是免疫实验较常用的一种检测技术，六十年代已广泛地用于病毒血凝和间接血凝中，反向血凝检验测定抗原始于1956年，但发展不快，自七十年代开始，反向血凝技术在国内逐渐问实际应用发展，并获得较好结果，如测定原发性肝癌患者的甲胎蛋白，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患者的流脑抗体，传染性肝炎患者的肝炎表面抗原，以及血吸虫病患者的血吸虫抗原等，在我国城乡被广泛应用。

免疫酶技术是六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免疫实验技术，现已广泛用于临床，乙型肝炎标记物的测定，甲型肝炎抗体测定，丙型肝炎抗体测定，使传染性肝炎病原学诊断、治疗、预后以及对传染性的判断均有很大作用。

淋巴细胞表面标志的检测，免疫球蛋白及补体系统组分检测，淋巴细胞增殖等一系列测定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测定技术问世，为免疫诊断学的深入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组织相应性抗原或称人类蛋白细胞抗原(l lA)的发现与测定为人类器管移植的成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血液学实验技术是实验诊断的基本组成部份，它包括血细胞形态学，各种贫血的实验诊断技术，出版与血液有关的实验诊断技术以及血型与血实验技术，近几十年来均有较大的发展，血细胞形态采用直接观察血细胞数量和形态变化的方法是很早就用以研究造血器官的结构和造血功能。

各种凝血因子检测技术，为诊断因凝血障碍所致的出血性疾病，捷供诊断依据，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是一复杂的病理生理过程，七十年代形成的一系列实验诊断技术，使诸如休克，感染，创伤等引起的出血表现，针对其出血机制给予及时合理的治疗提供重要依据。

三、传染病学与寄生虫病学1949以来，开展群众性种痘运动，每隔6年复种一次。

1960年云南发生最后一例天花患者，1979年7月全球消灭天花验证委员会主席Fenner教授在世界卫生组织天花科Breman博士陪同下来我国考察，确证我国已无天花。

1979年12月在日内瓦全球委员会会议上，我国代表提供了材料并作说明，委员会同意我们的结论，在中国天花已被消灭。

1961年5月以来，由埃尔托霍乱弧菌引起的第七次世界霍乱大流行，肆虐全球，我国也未能幸免。

1961年7月埃尔托霍乱在广东沿海首先发生，1962年全国发病数达25473例，经全力防治，至1965年全国发病下降至89例，接近消灭，因1966年开始的十年动乱致功亏一篑。

此后以每年万例以上的态势猖獗流行，其中1980年高达4万例以上，动乱之后，经艰苦努力，至八十年代后期发病数又减少至年万例以下，1990年全国发病639例。

1991年国内水灾严重，但当年发病数仅为221例，完全推翻了“大灾之年必有大疫”的传统论断。

但自1993年至今埃尔托霍乱再次回升，除疾病本身的若干规律尚待研究外，更值得关注的是我们工作中存在问题。

积30余年之经验，我们已总结出一整套防治霍乱的策略和措施，关键在于“落实”。

1993年5月，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柯坪县发生一起酷似霍乱的腹泻病流行，经多方鉴定证实为霍乱弧菌0139血清群。

从5月24日第一例至9月15日末例患者，前后持续115天，报告病例200例，死亡4例，带菌者225例。

总发病率1.

29/10万，死亡率0.

026/10万，病死率2%，人群感染率2.

74/10万，流行高峰为7月份。

总的分布特征是散在发生，而且高度分散，但在局部地区或个别户中也偶有相对集中的现象。

(一)病毒性肝炎作为重点攻关课题我国将病毒性肝炎列入历次五年计划的重点研究课题，取得可喜成绩。

甲型肝炎我国为甲肝高发区，成人感染率为71.

4%。

目前乡镇、农村为人群免疫高屏区，而一些大城市为低屏区，呈现高屏区包围低屏区局面，加之农村传染源不断流入城市，使城市低屏区人群处于甲肝流行的威胁之中，浙江省医学科学院，上海市卫生防疫站研制的减毒甲肝活疫苗已开始临床应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以痘苗病毒作为HAV全序列DNA重组疫苗的表达载体制备的基因工程疫苗，已进入人体试验观察阶段，在控制我国甲肝流行中做出突出贡献。

乙型肝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研制乙肝疫苗，八十年代初用于临床，1992年1月1日起在全国推广乙肝疫苗免疫接种，以新生儿、婴幼儿和学龄前儿童及有感染HBV危险因素的成人为主要接种对象，逐步纳入儿童计划免疫，这将对在我国控制乙肝流行起关键性作用。

目前以血源性疫苗为主，基因工程疫苗研制已取得可喜成绩，我国学者分别在酵母菌，地鼠卵细胞和痘苗病毒中表达HBsAg制成重组疫苗，并已开始临床试验。

随分子生物学进展，检测方法敏感性提高，尤其是PCR技术的应用，对乙肝发病机理的认识和临床诊断水平极大提高。

骆抗先等以PCR证实乙肝血清标志阴性人群中HBV携带率高达3%，HBV标志阴性的慢性肝炎65%为HBV所致。

侯金林等对国人2例HBsAg阴性，HBVONA阳性感染者的HBVDNAS基因全序列分析的发现，在S基因“a”决定簇前有插入突变。

任红等为研究HBV免疫逃逸变异株成功地在人肝癌细胞系中表达了一系列共12种HBsAg突变体，为进一步对“免疫逃逸”的临床试剂制备及治疗和预防研究提供了依据，我国“九五”攻关的重点之一为BHV基因突变与发病机理和临床的关系。

中医药治疗肝炎取得可喜成绩，强调整体治疗和提取中草药有效成分为研究重点。

国产基因工程干扰素已商品化，如何提高治疗反应率，降低复发率为临床研究的重点。

重症肝炎作为重点课题，多单位协作攻关，明显降低了病死率。

我国自1988年开展有关促肝细胞生长素(PHGF)研究。

PHGF是我国首创的治疗肝细胞损伤的生化药，实践证明该药安全，疗效可靠，不仅降低了重型肝炎的病死率，而且在治疗慢性肝炎，促进肝细胞功能恢复，阻断疾病慢性化，甚至阻断癌变，抗乙肝病毒作用等方面有可喜前景，我国PHGF某些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方面在国际上仍处于领先地位。

目前正在深入探索PHGF的组分与活性，其诱导肿瘤细胞凋亡和抗纤维化的机制，在PHGF基因工程菌的构建上已取得一些进展。

丙型肝炎“八五”期间北医大、同济医大承担的攻关课题已结题，研制了国产丙肝诊断试剂，建立了逆转录多聚酶链反应(RT－PCR)、免疫PCR，原位PCR等检测技术，对我国HCV感染进行分子流行学调查，分析了HCV的基因型，取得了可喜成绩。

丁型肝炎我国为HBV感染高发地区，对HDV感染不容忽视。

11个省、市、自治区1027例HBsAg阳性肝病患者查抗HDV，阳性率为1.

7%；17个地区2346份肝组织用直接免疫酶法查HDAg，阳性率为5.

33%～19.

70%。

我国HDV感染可能有地方性流行趋势，北方地区感染率低于西南地区。

北京用国产HDV-ELISA试剂查抗-HD、抗-HDIgM和HDVAg结果显示，HDV感染对加重乙肝患者的肝损伤并促进其慢性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乙肝疫苗广泛应用将有益于控制HD流行。

戊型肝炎我国用核酸序列非依赖性基因扩大法(Sequence independent single primergeneamplification，SISPA)克隆HEV基因已获成功。

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均有HE发生，部分地区曾发生　　HE暴发或流行。

据不同地区1500余例急性散发性肝炎血清学检测，HE约占10%。

HE预防采取以切断传播途经为主的综合性措施，最近，我国学者将HEVORF3CDNA基因片段插入pSVC质粒，纯化制成HEVcDNA基因疫苗，动物实验可引发抗-HEV产生。

(二)我国在流行性出血热防治研究中贡献突出1984～1993年十年中流行性出血热(EHF)发病占传染病总数的1.

21%，占总死亡率的10.

46%；在自然疫源性疾病中EHF发病占40.

76%，死亡占20.

47%，足见EHF仍然是危害我国人民健康的严重传染病。

我国学者充分证明恙螨和革螨可作为传播媒介，但国际上尚未公认。

我国学者在EHF发病机理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证实除病毒直接作用外，免疫病理反应参与EHF发病。

尽管对某些免疫成分或免疫机制参与EHF发病还有争议，但是EHF病程中存在严重免疫功能障碍和免疫病理损伤已为大家公认，因此除病毒直接作用外，免疫病理反应亦可能参与EHF的发病。

我国学者在EHF治疗研究中贡献突出，提出早期以抗病毒及合理液体治疗为主，对休克、肾功能不全和出血等进行预防性综合性治疗。

近年我国学者致力于疫苗研制，并定为“九五”攻关重点课题，已初步研制出三类疫苗：纯化鼠脑疫苗、细胞培养灭活疫苗和基因工程重组痘苗载体(活)疫苗。

EHF实验室诊断研究一直是比较活跃的领域，近年新的方法不断推出，病毒基因诊断与分型研究进展较快，已用于临床标本检测。

(三)防治艾滋病我国于1985年6月在来华旅游者中发现第一例AIDS患者，至1995年10月共发现HIV感染者2428例，其中AIDS患者67例。

我国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采取了一系列防治对策，先后制定了《全国艾滋病防治规划》、《艾滋病监测管理的若干规定》、《中国艾滋病预防和控制中期规划》等，提出我国防制AIDS的目标和基本策略，我国AIDS防制工作的目标是预防、控制IHV感染和AIDS的传播和蔓延；减少IIV/AIDS所致发病与死亡；减少其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影响。

建立健全防制AIDS蔓延的国家宏观控制机构和必要的法规管理制度，以及宣传教育、卫生保障、监测管理和跟踪服务相结合的工作网络，到2000年力争城乡普及预防AIDS知识，进一步加强自我防护能力，使我国HIV感染控制在低水平。

(四)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成疟疾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疫情保持稳定和下降趋势，但南方各省部分地区发病有回升，出现一些疟疫暴发点。

我国已分别构建了间日疟原早和恶性疟原早的基因文库，改进诊断技术(如PCR)，筛选出特异抗原用以研制疫苗。

抗疟药继青蒿甲醚、青蒿琥酯之后又制成双氢青蒿素，青蒿素制剂明显优于甲氟喹。

血吸早病在1949年后经群众性防治取得显著成绩，目前仍有122个县(市)血吸虫病流行较严重，钉螺面积有36.

1亿平方米，病人仍有114万多人。

近年应用多学科综合研究，认为大陆血吸虫病由云南、广西、四川、皖鄂四个不同分化品系所组成，每一品系具有各自的生物特性，这对疫区开展流行病学监测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我国已构建血吸虫成虫基因文库，获得单一性抗原蛋白，对研究本病有重要意义，已建立适于现场的简便快速诊断方法。

黑热病除平原人源型黑热病区继续巩固防治成果外，流行于新疆、甘肃、陕西、内蒙等地的自然疫源黑热病疫情还很不稳定。

我国已构建了杜氏利什曼原虫的基因组文库，并筛选到39kb肽段的克隆，为利什曼病诊断和研制疫苗提供了条件。

丝虫病到1994年10月全国已达到基本消灭标准，肺吸虫病分布在21个省的442个县。

对肺型和肺外型诊断时有困难，近年可建立不同虫种基因组文库，制备特异DNA探针用于鉴别虫种，亦有应用限制性内切酶长度多态性分析辅助虫种的分类。

华枝睾吸虫病广泛分布于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平均感染率0.

43%，国内许多单位建立了不同免疫学方法，提高了诊断率，猪带绦虫和囊虫病分布于27个省市自治区，囊虫病的严重危害已引起重视，在诊断和治疗上取得一定进展，建立了免疫金染色法(Dot-IGGs)查脑脊液中CAg，阳性率达88.

1%，敏感性高、特异性强、操作简单、结果可保存，已开始推广应用。

四、内科学(一)呼吸系统病五十～六十年代，国家卫生部开展了以城市工矿为中心逐步扩展至农村的结核病防治工作，建立各级机构，防痨宣教、接种卡介苗，尤其是异菸肼，利福平高效抗结核药物的相继合成，开创了化疗的新时代，使肺结核的患病率与死亡率显著下降，改善了流行情况。

七十年代开始，呼吸病的防治研究有了较全面的发展。

1971年国务院和周恩来总理提出了防治慢性支气管炎“一抓到底”的指示，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大规模防治慢性气管炎的群众运动，1973年起在全国进行了肺心病普查，1977年个别单位开始成立呼吸监护病房，降低了肺性脑病的病死率等，使全国肺心病的防治研究具有较高的水平和特色。

七十年代对哮喘的防治也日益重视，色甘酸钠、哮喘灵、异内托品(sch1000)等治喘新药都经试制投产。

六十～七十年代中我国先后研制成功了苯唑青霉素、先锋霉素(Ⅰ、Ⅱ)等抗生素60余种，对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的治疗起到很有效的作用。

纤维支气管镜的应用提高了肺病的诊断水平。

呼吸病的学术交流在七十年代开始活跃，1978年召开了全国结核病学术交流会；1978年9月《中华结核和呼吸系疾病杂志》创刊，这本专业性刊物的诞生为全面的学术交流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1984～1985年我国又进行了第二次结核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表明疫情下降较缓慢，与防痨先进国家相比差距较大。

八十年代以来呼吸系病种也日益增多和复杂，间质性肺疾病、结节病、卡氏肺囊虫病、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肺泡蛋白沉着症等均有研究或报道，肺与全身疾病的关系也受到了重视。

(二)消化系病1953年后我国初步应用胃镜、直肠镜、乙状结肠镜和腹腔镜诊断消化道系疾病，七十年中期纤维内窥镜进入了临床，并以其亮度大、视野清、盲区少、直观和操作简便等优点取代了旧式内窥镜。

1983年后电子摄象和电子内窥镜相断问世，两年以后又出现超声内窥镜。

至此，内窥镜几乎包揽了上、下消化道、胆道和腹腔疾病的诊断。

1980年人工合成多肽－胃泌素和组织胺应用于胃酸分泌试验，不仅完善了胃酸分析方法，而且在上消化道某些疾病，如反流性食管炎、消化性溃疡、慢性萎缩性胃炎和胃癌等诊断中具有辅助诊断价值。

七十年代末，放射免疫测定方法的广泛应用，推动了消化内分泌研究的进展，血清胃泌素、生长抑素、血管活性肠肽、胰多肽和胰泌素等10余种消化道激素可以进行准确地定量分析，并在其相关的内分泌肿瘤诊断中具有较高的特异性，胰腺疾病的诊断也不再单纯依赖早期使用的血、尿淀粉酶测定方法，八十年代初推出了许多新的诊断方法，如胰泌素试验、Lundh试验、胰功肽试验。

1980年以后，多种肿瘤标志物如：CEA、CA19-9、POA、AS-A、MG7Ag等应运而生，它们在胃、结肠和胰腺等肿瘤患者的体液和组织学诊断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此外，随着影象学诊断技术的日益增多和完备，提高了消化系疾病诊断的准确性。

从六十年代仅有的A型超声波和胃肠道钡剂造影术，发展到八十年代以后的B超、CT、ECT、ERCP、PTC、选择性腹腔动脉造影术和核磁共振检查等多种影象技术。

在药物治疗方面也取得新的进展，特别是在消化性溃疡药物治疗中，五十年代的异烟肼、利特类和抗胆碱能药物，七十年代的甲氰咪胍，八十年代初的雷尼替丁，至目前已具有胃酸中和剂、H2受体拮抗剂、质子泵抑制剂、粘膜保护剂和抗HP类抗生素等作用机制不同的10余种药物，消化性溃疡的内科治愈率显著提高、复发率、手术率和死亡率明显降低。

在肝胆疾病治疗中，八十年代以后，应用去氧鹅胆酸与熊去氧胆酸治疗胆结石，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治疗重症肝炎，乳果糖肝性脑病，多巴胺与速尿腹内注射、腹水浓缩或直接回输治疗顽固性腹水，经皮肝穿胃冠状静脉栓塞术治疗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等。

近年来，静脉高营养疗法也逐渐应用于某些由于疾病不能进食患者的治疗，为临床治愈某些急、慢性重症疾病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三)心血管系统病五十年代中期开始了二阶梯双倍运动试验，六十年代开始了心电向量图，七十年代开始活动平板运动心电图，提高了某些心脏病如冠心病的诊断率。

七十年代开始的动态心电图对于难捕性心律失常的诊断有特殊意义。

无创伤性心功能检查已用于危重患者治疗前后的自身监测等。

1980年逐步应用食道心脏电生理检查技术，现已普及到县、乡医院，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心脏电生理学。

近年开始记录心室晚电位，用于预测某些心律失常及心性猝死。

我国是较早应用超声诊断心脏病的国家之一，六十年代初，已研制超声心动图仪，并用于临床诊断性研究。

经历了M型，二维超声心动图仪，近年已应用二维多普勒超声心动仪。

在核素检查方面，七十年代开始逐步应用r心功能仪(核听诊器)、r闪烁照相。

特别是1988年国内试制成功新的心肌显象剂，甲氧基异丁基异脂(qqmTc-MIBI)，及开始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提高了冠心病的无创伤性诊断水平。

在介入性检查中，开展心导管检查已有40年的历史，1950～1951年，北京、上海即已开展了右心导管检查，1954年又开展了左心导管检查，1973年开展了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开展了心异管记录心内希氏束电图，1979年开始窦房结电图的记录。

八十年代开展了心内膜心肌活检。

在心脏病治疗技术方面，六十年代已应用直流电复律技术。

1963年开始研制心脏起搏器，并于64年应用于临床。

经过20余年发展，在临床已应用了所有类型的起搏器，起搏器的研制和发展也有了突破。

近年心脏病介入性治疗发展迅速，1981年上海开始应用泡沫塞子堵塞未闭动脉导管，1984年西安、苏州开始应用冠状动脉腔内成形术(PTCA)治疗冠心病，南京开始直流电消融术治疗室上性心动过速。

1985年广州开展经皮肺动脉瓣球囊成形术和球囊二尖瓣成形术治疗肺动脉瓣和二尖瓣狭窄。

1986年西安、北京开始了冠状动脉腔内溶栓术治疗急性心肌梗塞。

1987年及1989年，北京开展了经皮冠状动脉腔内激光成形术及冠脉腔内斑块旋切术治疗冠心病。

(四)泌尿系统病我国从七十年代中期以来，各地肾脏病学专业得到较大发展，目前已成为国内最活跃的临床医学三级学科之一。

中华肾脏病学会成立于1980年12月，为内科和儿科肾脏病学专业的全国性学术领导机构。

该学会在普及和提高国内肾脏病诊疗和科研水平，促进国内外肾脏病学界学术交流，推动和发展我国肾脏病学专业等方面，起到了指导和组织推进作用。

在学科建设和专业人员培养方面，近年来相继推出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肾脏病学专著，其中代表性著作有1982年出版的由石毓澍、马腾骧主编的《临床肾脏病学》；1983年出版的由王宝淋主编的《小儿肾脏病学》；1987年出版的由王叔咸、吴阶平主编的《肾脏病学》等。

从八十年代以来，我国肾脏疾病科研和诊治水平显著提高，与国际社会差距日见缩小。

各种肾脏疾病动物模型的建立和免疫组化、电镜、微量成份分析和细胞及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应用，增进了人们对肾小球和小管间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各种炎症成份，细胞及细胞外基质所起作用的了解，为进一步拓宽肾脏疾病诊治手段奠定了基本条件。

急性肾衰是目前情况下为数不多的能够完全恢复的肾脏疾病之一。

国内一些单位，已常规采用血尿肌酐比值、尿钠浓度、肾衰指数、滤过钠排泄分数、指趾甲肌酐含量及B超、CT检查等诊断急性肾衰，与已往仅靠血肌酐水平变化判定急性肾衰性质和程度比较，明显提高了急性肾衰诊断的准确性。

国内近年来在血液透析、腹膜透析和肾脏移植方面进展很快，对于肾脏损伤难以递转的慢性肾衰患者，这些替代治疗手段有效延长了患者存活年限，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患者生存质量。

(五)内分泌代谢病学自六十年代以来，内分泌代谢病专业在我国逐渐发展起来。

1961年刘士豪教授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内泌专科——协和医院内分泌科，随后于1978年和1979年分别由朱宪彝教授和邝安教授创建了天津市内分泌研究所及上海市内分泌研究所，从而形成了我国内分泌代谢病学的三大中心。

1981年成立了内分泌代谢病专业全国性学术领导机构——中华内分泌代谢病学会，1991年成立了中华糖尿病学会，专职于领导全国糖尿病专业的学术研究。

1949年以来，一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内分泌代谢病学专著相继出版，具有代表性的有刘士豪于1955年编著的《生物化学与临床医学的联系》、邝安堃和陈家伦主编于1979年出版的《临床内分泌学》、朱宪彝主编1993年出版的《临床内分泌学》，钟学礼和朱禧星主编1989年出版的《临床糖尿病学》，以及池芝盛主编于1992年出版的《内分泌学基础与临床》。

在专业人材培养中，现全国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硕士、博士、博士后多层次内分泌代谢病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我国科研工作者于1965年在世界上首先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并于1971年又完成了猪胰岛素晶体分子结构细节测量工作。

五十年代末规划、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完成的全国地方性甲状腺肿的流行病学调查和防治工作，取得重大成就，现已基本控制缺碘地区甲状腺肿和克汀病的发生。

在糖尿病方面，1980年和1993年分别进行30万人和20万人的全国性糖尿病普查工作，此对于我国糖尿病的流行病学研究和制定正确的糖尿病防治策略，有重要意义。

(六)免疫系统病我国从七十年代初以来，在免疫系统疾病实验研究和临床诊治工作上取得较大进展。

中国免疫学会成立于1989年12月，其前身为中国参加国际免疫学会联合会联合委员会，为免疫学专业全国性学术领导机构。

1985年2月创刊的《中国免疫学杂志》为学会会刊。

我国目前仅少数医院设有临床免疫科，各种原发和继发性免疫缺陷症患者常以主要受累器官表现就诊于相关科室。

以先天性B淋巴细胞功能障碍为原因的各种免疫球蛋白缺陷症和T、B淋巴细胞功能均有异常的联合免疫缺陷症，在我国均有发现，并对其发病机理进行了具有一定深度的探讨。

因肿瘤、感染等疾病和因使用广谱抗生素、糖皮质激素、细胞毒药物等引起的继发性免疫缺陷症，已引起我国临床工作者高度重视，及时诊治继发性免疫缺陷症成为防治感染性疾病的重要环节。

我国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数量亦呈逐年增多趋势，1991年11月底我国确诊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已达607例；1995年12月份健康报载我国有26个省市发现艾滋病疫情，估计实际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数多达5～10万。

变态反应病是我国常见病，1949年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其防治工作。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协和医院于1956年设立新中国第一个临床变态反应科，目前国内大中城市一些医院相继建立变态反应科，对我国常见变态反应病的致敏原、发病机理、诊断和防治，从事这一领域实验和临床研究的有关人员，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和实验分析，目前用于诊断和治疗的多种致敏原均由自己采集和制备。

自身免疫性疾病在治疗方面，除引进国外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外，并开发了一些前景较好治疗用药如雷公藤等。

(七)血液病进展红细胞病描绘出各省异常血红蛋白分布图，共有64种类型，并发现17种新类型，为我国首次报道。

我国还对一些重症β地中海贫血作了基因分析，在我国人群中已发现8种β地中海贫基因突变。

应用α基因探针进行限制性内切酶谱分析对α地中海贫血进行产生诊断。

应用5-氮杂胞苷，使已不表达的γ肽链基因进行表达从而产生γ肽链，取得一定疗效，近年来应用基因转换，基因治疗及骨髓移植取得了可喜的结果。

对原发再障的病因研究已考虑毒感染的可能，在发病原理方面从造血干细胞，造血微环境和造血调控等三方面探讨。

免疫机理已受到重视。

我国对慢性再障的远期疗效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对急性型的治疗，在应用抗胸腺(抗淋巴)细胞球蛋白为主的综合治疗后，扭转了过去必死的局面，有效率达40～50%。

白细胞病我国已采用了FAB的形态学分类，并把我国首先报道的亚急性粒细胞型白血病列为M26。

近年来诊断分型已从形态学、细胞化学进一步发展到形态学(M)、免疫学(I)细胞遗传学(C)结合，即MIC分型，对治疗有价值。

对慢性粒细胞白血病采用了分子生物学技术检测BCP/ARLmRNA基因的相互作用的结构与分子基础，对该病的分型与预后有重要意义。

对急性白血病的治疗从五十年代的单一药物治疗发展到七十年代的联合化疗。

血栓与出血性疾病已提纯蛋白c(pc)，蛋白s(ps)和血栓调节蛋白，制成了抗血清。

在国内首次发现遗传性ps缺乏所引起的血栓。

对血友病患者进行脾移植治疗。

对生物定向溶栓剂和尿激酶药代动力学进行了研究，有助于血栓的治疗。

在我国临床开始试用的噻氯匹啶可抑制血小板聚集，对早期视网膜静脉阻塞有一定疗效。

对我国首次发现的“沈迪氏病”的临床及基础进一步研究并参粘多糖的作用。

骨髓移植八十年代以来在免疫遗传和移植免疫学进展基础上，同种骨髓移植取得重大发展。

我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使HCA相合供者很难找到，所开展的胎肝移植及HCA半相合移植取得了好成绩。

应用不同方法体外静化骨髓的自身骨髓移植，已使急非淋白血病的5年生存率达38%，急淋白血病达60%。

单克隆抗体在血液学领域中广泛应用，如血型鉴定；HCA抗原系统的研究；急性白血病免疫学分型；分离和浓缩造血干细胞；制成生物导弹治疗急性白血病或淋巴病；单抗导向溶栓治疗；清除T细胞减轻骨髓移植时的GvkD等。

造血功能与造血因子造血的研究近年来发展较快，主要有造血干细胞、造血微环境和造血调控三个方面。

(八)运动系统病在我国先后建立了抗核、抗双链DNA、抗组蛋白等诸抗核抗体的测定。

抗原约系国产。

对强直性脊柱炎开展了HLA－B27的检查，其阳性率约90%。

抗磷酯抗体在我国系统性红斑狼疮的阳性率为42.

9～48%，在其他结缔组织病中也有一定的阳性率。

抗磷酯抗体与血小板减少、血管栓塞及流产有密切关系。

抗神经原抗体阳性者多有神经精神症状。

抗着丝点抗体阳性的病人，多表现有弥漫性硬皮病和(或)抗SC1－70抗体阳性。

我国药物性狼疮也不少见。

检测的方法已由免疫荧光，对流免疫电泳，免疫扩散等向酶联免疫吸附测定过渡。

近几年来的一般非甾类抗炎药，抗风湿药如青霉胺，金诺芬等，免疫抑制剂如甲氨喋呤等进行了临床应用研究。

甲基强地松龙冲击疗法，抗胸腺细胞球蛋白、血浆置换乃疗法均取得了一定疗效。

中药雷公藤治疗风湿性疾病取得一定效果，它是我国独具特色的新抗风湿药物，雷公藤多甙片治疗风湿关节炎确有较好效果，它既有抗炎作用也有免疫抑制作用，既对巨唑细胞有作用，也对淋巴细胞有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

五、地方病学(一)克山病1949年前国内外医学界对该病进行过多次调查研究。

1911年吉林省东南路观察使署辖下的延吉官医院曾对当地急型克山病暴发调查后定为“时疫”。

1935年秋，黑龙江省克山县该病暴发流行，伪满民生部卫生司、日本当局、省公署、满铁总局共同调查后不知为何病，称其为“北满之奇病”，因多次考察不能确定病因，故1937年元月以地名命名为克山病，沿用至今，调查研究和报导作为本病的首次发现时间(1995年，克山县控制该病后，已建议将克山病改为地方性心肌病)。

现已确定病区有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山西、山东、河南、湖北、陕西、甘肃、云南、贵州、四川、西藏等15个省区的309个县旗，病区人口约7600多万。

1949年12月，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就派出调查组赴克山县作专门调查，发现该地人口组成呈衰退型，在当地人群死亡原因中，克山病占首位达46.

6%；当时即指令东北各级卫生部门加强对本病的防治。

1958～1960年，西北地区和东北地区又暴发流行该病，中央卫生部立即指派西安医科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吉林医科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和北京医科大学等单位从事流行病学、公共卫生学、微生物学、寄生虫学、生物化学、病理学和临床医学的国内一流专家，深入到病情最严重的黄龙、克山、北安、德都、抚松、靖宇等县开展防治研究，取得了大量现场第一手资料，提出了以“三防四改”(防寒、防烟、防潮、改良水质、改善饮食营养、改变卫生面貌、改良居住条件)为主的结合预防措施，以及“三早一就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和就地抢救)的治疗原则，收到了明显效果，病死率控制在45%以下。

1960年党中央成立中共中央北方防治地方病领导小组，并设立了常设办事机构，把克山病列为重点防治的地方病之一，将病死率从80%以上控制到20%以下，大部分病区稳定在12～14%，保持在历史最低水平。

1984年国家又把克山病的科研工作列入国家“七五”和“八五”科技攻关项目。

主要成就有以下方面：(1)病理解剖学方面，在对近2000例克山病尸体系统解剖的基础上，业已证实，无论是东北、华北、西北还是西南病区，各型克山病的病变特征都是基本一致的；它是一种以心肌变性、坏死和修复过程为主的地方性心肌病，在发病上具有一定的地方性，时间性和人群多发的特点；它不同于一般的病毒性心肌炎或其它各种心肌病，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呈慢性病程、独立的心肌疾患。

(2)在生物化学方面，对病人生化代谢规律的观察已经进入到分子水平，证明克山病是一种以心肌线粒体损害为主要特征的原发性代谢性心肌病(心肌线粒体病)。

(3)在病因学研究上，早已冲破解放前的一氧化碳中毒等说。

大家的意见基本统一：即病区人群内外环境缺硒与本病有关，但缺硒不是始动病因。

大家对柯萨奇病毒与本病的关系比较关注并逐步深入研究，并已注意到多种致病因素可能存在着复合作用。

(二)大骨节病五十～六十年代：受苏联粮食中毒学说的启发，1954年吉林省抚松县西川村首先采用了换粮防治。

1957年陕西省乾县吴店，1958年黑龙江省尚志县石头河子也相继用了换粮措施。

此期间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吉林、黑龙江等省就应用草药、针灸、拔火罐等多种药物和理疗方法，对近50万现症病人进行了治疗。

1959年开始一些地方应用硫酸镁、海带丸等做过实验性治疗。

六十～七十年代：广泛开展了以改水为主的防治工作；打深井、拉好水、引泉水、滤过水、向饮水中加入硫磺、石膏等多种改水方法遍及全国各病区。

1979年12月中地办在山西省临汾市召开了“全国改水防治大骨节病专题座谈会”，对各地防病改水的经验做出了陛殿性总结。

随着我国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开放、搞活不断发展，针对谷物的防治措施，改良饮水，补硒、“吃杂、改水、讲卫生”等措施，以及繁荣经济，改善病区人民生活的综合治理，在全国各病区遍地开花，结出了丰硕果实。

据1995年统计，全国接受换粮措施的人数100多万，接受补硒防治人数达2000万，接受改水防治人数2000多万，80%以上的病区施行了治穷治病一起抓的综合治理。

积极防治的结果，截至1995年，使吉林，山东两省及34个县、698个乡镇病情得到了基本控制，除陕西、黑龙江、甘肃、青海、四川等少数遍远病区病情仍较活跃外，80%以上的病区病情已经稳定。

大骨节病的病情及其危害程度降到历史最低水平。

1988年，卫生部地方病防治司已组织有关专家讨论制订了“大骨节病基本控制标准及考核办法”，并决定在全国14个省区建立若干病情监测点，严密监视病情，搞好防治科研工作。

迄今已进行了7年病情监测，为国家全面掌握病情，指导防治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三)碘缺乏病流行病学研究，除搞清碘缺乏病情、流行范围、地理分布、流行原因、土壤和水对地甲病、地克病流行的影响，病区划分标准、地甲病分型、分度等标准外，发现低碘、中碘到高碘人群地甲病患病率呈现出一个宽阔的“U”字型曲线，从而体现了水碘、尿碘和患病率之间的剂量效应关系，并得到了动物实验的证实。

这一规律对指导临床防治有一定意义。

在缺碘对人类损害方面，发现除了典型的地甲病、地克病外，尚存在有相当数量的亚临床型克汀病以及单纯聋哑、胎儿早产、死胎等，深化了缺碘给人类造成各种损伤的认识。

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国在世界上首次提出《亚临床型克汀病的诊断标准》草案，使得我国在这个重点的研究领域里走在世界前列。

我国这项研究支持了国际上提出的重要的流行病概念——碘缺乏病(IDD)的概念。

防治措施研究：对碘盐的适宜浓度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我国幅员广阔，病区广，各地缺碘程度不尽相同，病情轻重也不一样，南北方饮食习惯差异很大，食盐用量也不相同，以及考虑到有无致甲状腺肿物质的作用等，各省、区、市进行了适合自己省的适宜碘盐浓度的研究。

贵州省在河坝乡系统地观察了1/5万碘盐的防治效果。

用食盐加碘5年前后人工流产胎儿的大脑皮质细胞发育、骨骼发育的形态学改变、碘代谢和激素水平的变化和儿童群体智力水平的差异等确凿的事实，令人信服地揭示出，缺碘会降低胎儿、儿童的身体素质和智力水平，补碘能够提高胎儿、儿童的身体素质和智力水平。

这就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食盐加碘防治碘缺乏病的根本意义在于提高病区人民的身体素质。

碘油的研究：早在四十～五十年代，我国就有人研究过碘油，做过动物实验和人群防治效果观察。

到七十年代，改国外制碘油用罂粟油为核心桃油，用其制成口服或肌肉注射的碘油。

河南还研制成功了原料广、价格低，易于推广的碘化豆油。

到八十年代，我国对口服碘油的吸收、储存、排泄和有效期、剂量、剂型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

基础理论研究工作获得了可喜的成果。

在建立了地甲病动物模型的基础上，又成功地建立了药物性、手术性和缺碘性克汀病动物模型，采用分子生物学、现代免疫学、酶学等新理论和新技术，深入地研究了碘与脑发育的关系。

对缺碘动物的听力、脑干听觉诱发电位及耳蜗病理学研究等均获得了有价值的资料，填补了国内空白。

(四)地方性氟中毒七十年代，由于该病严重流行引起党中央重视，1977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北方防治地方病领导小组决定把地氟病列入重点防治地方病之内，从而使该病防治工作出现了新局面。

我国的病区类型主要是两种：饮水型和生活燃煤污染型。

饮水型病区还按其水源种类的不同又分为高氟浅层地下水、高氟深层地下水及高氟泉水致病区三种。

我国已有氟斑牙患者4021.

03万，氟骨症患者173.

07万，受威胁人口2.

6亿多，可见其流行之广，危害之大。

所以防治工作重点抓了预防这一环。

1985年前，主要是以改水为重点，以后则是以改良炉灶降氟为重点。

改水降氟工作大体上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64年吉林省在乾安县打成第一眼改水防氟井到1977年为试点阶段；第二阶段是1978年底，改水防氟工作在全国逐步铺开，发展迅速。

据1984年北方16个省、市、区的不完全统计，各地建成各种类型的改水防氟工程10606项，受益的病区10329个自然村屯，有889万多病区人口解除了高氟饮水的危害，改水防氟受益的病区占北方病区自然村屯总数的15%，占北方中等以上病区自然村屯总数的40%。

煤烟污染型病区出现与肯定虽然是在七十年代，但明确采取改灶以减少室内空气和烘粮的污染的预防措施主要是在进入八十年代以后。

如湖北，四川等的部种改良灶，降低了室内空气的氟浓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特别是1987年以后，卫生部地病局组织国内有关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及各级卫生防疫站在三峡地区以改灶为中心，进行了大规模的防治科研工作，研制了一批适合该地区不同条件下使用的各种新型炉灶，目前已造出30多种炉型灶型在试验点推广。

仅黔江、巫山、秭归、巴东等四个试验点于1988年就完成了3.

6万户，1989年又完成了6.

4万户的改灶防氟任务，获得了良好的效果，室内空气中氟化物的浓度下降到接近国家大气卫生标准的规定值，这一结果充分证明，改良炉灶是降低室内煤烟氟的有效方法。

而且还具有节约燃料，改善环境卫生的作用。

六、外科学(一)显微外科的进展自从JacobsonJ.

H和SuarezE.

L在1960年成功的开创小血管吻合技术后，关于小血管吻合的研究与临床应用就迅速地在我国开展起来。

1963年，北京积水潭医院和上海瑞金医院行兔耳血管吻合成功。

1964年催之义、汤钊猷等较系统地开展1.

54mm～1.

1mm小血管吻合的实验研究。

1966年1月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和第九人民医院合作在6倍手术放大镜下进行了第一例断指再植。

同年，上海第一医学院杨东岳等，创用第二足趾自体移植再造拇指成功。

1973年，杨东岳等用下腹部游皮瓣移植修补面部术后缺损。

1975年，陈中伟等用胸大肌游离移植治疗前臂缺血性缺挛缩。

两年后又以显微血管吻合游离移植腓骨，修复对侧下肢的胫骨巨大缺损。

1977年，上海第九人民医院张涤生报导了肠段移植的临床应用；新疆医学院臧人和报导采用颅内、外动脉吻合术治疗缺血性脑病；北就宣武医院完成了枕动脉与小脑下动脉的吻合术；北京积水潭医院程绪西等开展了游离大网膜移植修复头皮巨大缺损。

1978年，广州中山医学院朱家恺报导神经束间移植术修复周围神经损伤；次年报导采用淋巴静脉吻合治疗肢体阻塞性淋巴水肿获良好效果；以及报导了人异体卵巢移植治疗内分泌紊乱成功。

1979年沈祖尧等改进大网膜的移植应用，介绍了大网膜轴形皮瓣技术；第一军医大学张兆武采用患者自体兰尾游离移植修补尿道缺损，获良好效果。

1980年上海华山医院顾玉东等采用移植吻合血管的桡神经修复对侧的神经缺损；中山医学院于国中在手术显微镜下再植完全断离的阴茎成功；蚌埠医学院黄恭康吻合旋髂深动脉移植髂骨；陈国锐等在我国首先采用带血管的甲状旁腺移植成功。

显微外科在我国现代医学的显微血管、显微淋巴管、显微神经、显微小管道和显微小器管等“五小”手术范畴中广泛地开展起来。

并出现了一些由我国首创或进展较大的专题。

1979年，《显微外科杂志》创刊。

1980年以后是我国显微外科大发展的阶段。

全国各地大、中城市医院、厂矿医院及部队医院等，广泛地开展了显微手术，并通过办短期培训班等形式，培养了大量的技术骨干，在医学院校的教学中，显微外科也纳入外科总论课程。

在广泛地普及和大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地方也曾出现坚持手术指征不够严谨，有滥用倾向等。

1985年全国显微外科讨论会及1986年中华医学会第一届全国显微外科学术会后，由于认真总结经验，规范了手术指征，使我国显微外科进入到巩固提高、进步发展的阶段。

1986年，《中华显微外科杂志》创刊。

1989年5月全国显微外科学会成立，我国的显微外科在优异的发展成就于1989年9月迎接了第十届国际显微外科学术会议，在我国上海召开。

(二)普通外科外科治疗技术从五十年代至今经历了切开、切除外科到修复、移植外科的发展。

许多传统观念随之更新。

许多疾病的治疗更趋合理。

普外科再不是“一把刀”的一统天下，激光刀、微波刀、电刀、水切刀、冷冻、高温以及通过介入放射学的血管拴塞、化疗、无水洒精和白介素Ⅱ等肿瘤内注射、吻合器、镜器、粘合剂促生长剂等综合措施的应用提高了治愈率。

手术的规范性也在发生改变。

脾外伤由原来的脾切除变为尽可能保脾及脾薄片移植以保留脾的免疫功能，防止危险性感染的发生。

乳腺癌五、六十年代从Halstea根治术发展到扩大根治术，八十年代以来改良根治及其它限制性切除术渐被提倡，加入化疗、放疗、内分泌等治疗的综合应用不仅提高了疗效且改善了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

肝门及二、三级肝管解剖的新认识推进了肝胆管手术的进步。

胆囊结石除一百多年来的胆囊切除术仍被推崇外，溶石、碎石、排石的药物和技术不断有新的进展。

八十年代以来的腹腔技术使胆囊手术达到了创伤小、恢复快的新境界。

电视腹腔下阑尾切除、疝修补、胃肠穿孔修补、胃切除、直肠癌切除等都不断有成功的报道。

处科感染、休克、腹部创伤、外科营养等基本问题从基础到临床研究都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和进展。

(三)胸心外科新中国成立后，胸心外科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先后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市组建了胸科医院。

各大城市的医院也相继成立了胸外科专业。

1954年2月，兰锡纯首先成功地施行了二类瓣分离术，揭开了心内手术发展的一页。

1957年1月，梁其琛首先在低温麻醉下切开肺动脉主干，在直视下剪开狭窄的瓣膜，获得成功；为我国开展心内直视手术打开了门户。

1958年4月，石美鑫首先在低温麻醉下开展了房间隔缺损直视缝合术，获得成功。

1958年6月，苏鸿熙首先应用体外循环进行室间隔缺损直视修补术，获得成功。

1965年6月，蔡用之首先应用人造笼球型瓣膜，进行二尖瓣置换术，获得成功。

1974年11月，郭加强首先开展冠状动脉旁路术，获得成功。

1978年4月，张世泽首先成功地施行了原位心脏移值术。

1979年辛育龄首先施行了人体肺移值，虽然存活时间不长，但为我国的肺移植打开了新的一页。

目前，胸外手术已普及到较大的县一级医院。

心胸直视手术已普及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医疗中心；不少县医院亦开展了心脏直视手术。

现有胸心外科专业人员2000多人，且有自己本专业的《中华胸心血管外科杂志》。

食管癌手术后的5年生存率已上升到25～30%，早期病例已达到90%；手术死亡率已下降到2～3%；吻合口瘘的发生率已下降到1～2%。

肺癌术后5年生存率在40%左右，支气管胸膜瘘的发生率已不及1%。

心脏直视手术的死亡率也有了明显下降，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死亡率在4%左右，瓣膜替换术死亡率在8%左右。

近年来，我国的气管外科，冠状动脉外科，心脏移植及肺脏移等都有了较快的发展，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四)神经外科五十年代初期神经外科赵以成教授受卫生部委托在天津办起了神经外科进修班，培训了第一批神经外科专业人员。

随后这些专业人员于五十年代初期先后在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和西安等地，建立了神经外科。

六十年代初期，北京、西安、天津等地一些学者在限苦的条件下开展脑干肿物手术数例，取得了良好结果，此后相继有三脑室及深层次肿瘤手术的报导。

颅内肿瘤和颅脑外伤的手术例数大为增加，成功率愈来愈高。

六十年代中期，国内神经外科的发展暂时转入低谷，有的科室解散，人员下放，甚至改行，部分地区的专业受到了影响。

七十年代后期，一批原有的科室得到恢复，重建，而且新的专业科室相继建立。

全国独立的神经外科专业科室从1966年前的20个左右猛增到1989年的400个左右(据全国神经外科名录登记)。

一些市县医院除建立了神经外科专业外，基本上都有受过专门培训过的神经外科专职或兼职医生。

据统计，至1990年前全国各级神经外科医师已近3000人(据全国神经外科名录统计)。

一些条件较好的医院都基本上配备CT、部分大中城市医院还配备了MRI、DSA等先进设备，常规器械也大为改善。

过去的脑室造影、气脑造影已逐渐被CT、MRI所代替，既减轻了病人的痛苦和医生的劳动强度。

也为明确诊断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在脑血管病的外科治疗方面，从五十年代史玉泉教授开展临床研究开始，到八十年代也有很大发展。

王忠诚教授显微手术治疗520多例颅内动脉瘤和800多例AVM的成功经验缩短了我国和一些神经外科技术先进国家的距离。

(五)麻醉学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初，相继开展了支气管内麻醉，控制性降压，全身低温和体外循环等工作，心肺复苏也取得较好临床效果，为现代麻醉学涉及重症监测治疗、疼痛治疗和急救复苏等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64年中华医学会委托中华医学会江苏省分会在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麻醉学术会议，集中地检阅了解放以来全国麻醉学在医疗和科研上的成就。

1988年，我国已有具大专以上水平的麻醉工作人员5万人，中级专业人员40万人。

经国家教委批准，先后有徐州医学院，湖南医科大学，同济医科大学等多所院校开办麻醉学系或麻醉学专业班。

全国性麻醉学术会议每3年开一次，各省市学术会议每年一次，专题性学术会议一年可达2～3次之多。

1981年出版了《中华麻醉学杂志》，1982年《国外医学麻醉学与复苏分册》正式创刊，《临床麻醉学杂志》和《实用麻醉杂志》也相继出版。

国际交流逐渐开展，1987年我国麻醉学会被正式接纳为世界麻醉学会会员，同年在北京召开了国际麻醉学术会议。

1988年我国与日本麻醉学会建立了长期协议，每2年在我国和日本进行学术交流。

(六)器管移植史1959年11月19日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行狗头移植实验成功，成活5天半，曾引起国内外很大反响。

1960年北京医科大学施行人同种异体肾脏移植2例，首例获得成功(生存一年以上的为成功)，开创我国人体器管移植之先河。

由于其他原因的影响我国器管移植曾一度停顿。

直至1972年广州中山医科大学、北京友谊医院才又开始肾脏移植。

到1994年底，我国大陆共开展：肾、肺、心、肝、骨髓、肾上腺、胰岛、胰腺、睾丸、甲状旁腺、胚胎胰腺、胚胎肾、胚胎甲状腺、关节、脾脏、肝细胞、脾细胞、神经组织、胚胎组织、胰肾联合、小肠移植等25种同种异体器管、组织和细胞移植。

1978年4月，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端金医院张世泽等施行了我国大陆首例心脏移植手术，术后受术者存活109天，死于第四次急性排斥反应。

带血管的脾移植在全球的19例中我国占11例，国外脾移植功能最长者44天，我国功能最长者到1995年6月，已超过4年半，仍功能良好。

胚胎胰岛治疗Ⅰ型糖尿病854例，已有48例于移植后一定时期或长期停用胰岛素，在数量与疗效方面均居全球各国之首，已为国际公认。

整块带血管人胰腺同种异体移植，1982年由同济医科大学在我国首例施行成功，截至1994年度，我国共施行胰腺移植10余例。

还施行胰、肾联合移植治疗Ⅰ型糖尿病3例，其中浙江医科大学所行胰十二指肠、肾移植1例到1995年6月已存活一年余。

肝脏移植，我国起始于1977年，到八十年代末共累计施行57例，以同济医科大学组为多，共10例。

由于我国所行的肝移植手术者，绝大多数为晚期肝癌患者，而且我国患肝癌的恶性程度远较欧美地区为高，行术时多已进入晚期阶段，存活半年以上者57例中仅有6例(占10.

5%)，存活最长者也仅264天，亦死于癌复发。

九十年代以来，主要施术适应证将向终末期肝病转轨可望有新的成就出现。

1993年5月湘雅医院施行首例异位肝移植，形成亚洲第一双肝人。

1995年元月南京医科大学为一晚期肝癌患者行国内首例、世界第二例非亲属的异体肝移植成功。

北京医科大学自1963年施行同基因骨髓移植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以后，骨髓移植遂于上海、天津及全国其他地区展开，受术者绝大部分转向白血病患者。

近年来，由于慢性髓性白血病的比例有不断增高趋势，北京医科大学血液病研究所已将寡核苷酸探针反向杂交技术用于异基因骨髓移植的配型上，既提高了配型标准，亦简化了正向杂交的发骤。

首都医科大学及其宣武医院1986年7月29日施行我国首例肾上腺髓质脑内移植，治疗重症巴金森氏病，后又开创异体肾上腺脑内移植，术后多数患者症状改善，生活能得自理。

南京军区总医院1994年3月12日为慢性回肠炎返复发生梗阻的女患者，施行我国首例小肠移植成功，植入同种异体肠管250cm。

免疫抑制剂的应用，我国与国际相似，并已有了国产的环素。

1988年以来我国开始应用雷公藤制剂，抑制器管移植的排斥反应并取得成功，具有疗效好，毒副作用小的优点。

北京友谊医院，也将冬虫夏草用于抢救器管移植后严重排斥反应与严重并发症患者。

(七)烧伤上海瑞金医院在EVANS公式基础上，总结大量临床资料，于八十年代提出了适合我国的补液公式，即伤后第一个24小时，每1%烧伤面积(Ⅱ、Ⅲ度)，每公斤体重补液量，成人、儿童、婴儿分别是：1.

5m1、1.

8m1、2.

0m1。

胶体与电解质液之比大致为1：1，其中半量在伤后6～8小量内输入。

第二个24小时为第一个24小时输入量之半，另加每日生理需要量和额外丧失量。

此外，部分学者也提出了简易的“南京公式”：第一个24小时补液量为：烧伤面积×100±1000(ml)，它适用于战时或成批烧伤成人患者。

早期消灭创面是防治感染的关键，六十年代中期，我国对深度烧伤(深Ⅱ度、Ⅲ度)创面的处理由原来自然脱痂后植皮，改为局部应用以磺胺嘧啶银为代表的抗菌药物，尽早分期切(削)痂植皮为主的综合防治方法，使感染死亡率明显下降。

七十年代中期，北京积水潭医院提出了对电接触烧伤采取了早期清创，应用血管移植或皮瓣、肌皮瓣移植，以重建受损肢体远端血液循环，及时覆盖创面，使多数肢体免于截肢并保留一定功能。

此方法是电接触烧伤治疗的一大进展，目前已被全国广泛应用。

近十几年来，真菌性、厌氧菌性感染发生率增加；医院内耐药菌株比例上升。

治疗上除坚持及时液体复苏、早期正确处理创面、全身支持抗感染的综合疗法外，八十年代起，又开展了高价免疫血浆、细菌菌体蛋白、类毒素混合疫菌、免疫核糖核酸等的研究和应用，并取得可喜成绩。

(八)骨科目前除各个省市设有骨科医院外，个别县级单位还成立创伤骨科医院。

骨科著作和刊物，五十年代初期翻译国外书刊到自己编写骨科学一系列丛书，中医正骨学等，由外科学报到中华外科杂志，骨科附刊发展成中华骨科杂志，并创刊出版骨科亚专业杂志，表明我国骨科进入到成熟阶段。

1980年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成立以来，相继建立脊柱、手、骨肿瘤、骨折内固定及基础研究六大学组。

使骨科领域的研究更为深入。

全国已召开四届骨科学术交流大会，各种专业的学术交流，也同步进行。

从而推动我国骨科专业的全面发展。

骨关节结核的病灶清除手术，首先由方先之指导在抗痨药物保障下施行，取得世界一流水平。

尚天裕等北京、上海、武汉的骨科专家们，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骨折，使骨折愈合加快，功能恢复时间缩短，骨折的不愈合率降低。

北京积水潭医院创立我国第一个手外科。

1963年陈中伟、钱允庆成功地进行世界上第一例断肢再植手术，以后在海拨4700米高寒世界屋脊西藏高原，断肢再植手术成功。

双手中指断离再植成功已有多例报道，利用拇甲瓣再造手指及皮辨移植的广泛应用，都充分证明我国在断肢再植和显微外科工作开展，居世界领先地位。

冯传汉、宋献文、过邦辅、陆裕扑等对骨肿瘤的研究作了大量工作，我国有26个省市自治区参加骨肿瘤登记统计。

骨巨细胞瘤体外培养已经成功。

对骨肉瘤人工假体置换或保肢的化疗及放疗等综合治疗，延长了生存率。

人工关节在我国自1957年应用临床，对其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可作全髋、肩、肘、脖、腕及指关节置换，并对其材料进行研制，还召开全国性人工关节并发症专题研讨会。

自1985年脊柱外科学组成立以后，不论在脊柱损伤方面，还是在脊柱畸形方面都有迅速跃进，AO技术广泛应用，使其治疗更符合临床需要，又不影响脊柱的稳定性。

对脊髓灰质炎后遗症的手术治疗，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开展，使不少的患儿恢复功能。

在地方性骨病，如大骨节病及氟骨病等的防治上都取得十分可喜的成果。

七、妇产科学(一)妇女保健工作在五十年代初期，我国各医药院校的卫生系，都设有妇幼保健学教研组织，五十年代中期，学习苏联教学经难验时，取消了这个组织，但妇幼保健教学归属并未落实，从五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期，30多年来，我国妇幼保健机构和保健工作虽有很大发展。

自六十年代以来，农村也建立了县、乡和村三级的妇幼保健网，承担了农村的妇女保健工作。

1980年，卫生部妇幼司委派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保健组(现为北京医科大学妇儿保健培训中心)，将世界卫生组织推广的高危管理办法，在北京市顺义县进行试点研究，经过近十年的试验，高危管理办法适合在中国，尤其在农村实行，并由卫生部组织学习班，向全国推广。

1982年，江西省妇产医院在江西省10个县，进行了4年的简易农村孕妇系统管理试点研究，1985年又在上高县进行农村围产保健规范化的研究，经过五年，创立了3个“十”的措施，即防治十种病：胎位不正、骨盆狭窄、早产、过期妊娠、妊高征、多胎妊娠、产前出血、异常产、畸胎、内科合并症；运用十种监测项目：身高、血压、尿蛋白、出生体重、妊娠中期平均血压、宫高曲线图、骨盆临床测量、胎动自我计数、农村单线分区简易产程图、羊水肉眼监测；建立了十项管理制度：县、乡两级协作组及抢救小组制度、妇女保健人员职责制度、村级产前检查制度、村级产后访视制度、村级孕期、产后卫生指导制度、高危管理程序制度、接生人员例会制度、转院转诊制度、孕产妇死亡报告制度、资料表格及信息管理制度。

在妇女一生各个时期的保健方面，解放后即开展了“妇女四期保护”的工作，即月经期、妊娠期、生产期和哺乳期的保健工作。

以后，又在四期保健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年期保健的内容。

五十年代初期，在女工较多的工厂建立了冲洗室和月经卡片，使妇女了解月经常识，减少妇科疾患，并注意加强对孕产妇的照顾。

不少工厂通过定期的孕产妇检查和管理，产前和产后访视，使孕产妇安全地渡过孕产期和产褥期。

在劳动安排上，于1958年推行了“五调五不调”，后又简化为“三调三不调”，即经期调干不调湿，孕期调轻不调重，哺乳期调近不调远。

1959年3月中央卫生部在北京召开了妇幼卫生工作座谈会，强调进一步加强妇女劳动保护工作，衽妇女保健登记，继续推行“五调五不调”，防治流产、早产及子宫脱垂等。

1978～1980年全面开展了妇女月经生理常数的调查，1989年由南京医院牵头，组织了由全国23个单位参加的围绝经期妇女健康情况调查，共调查了40～60岁妇女6174例，结果表明多数妇女在围绝经期有程度不等的更年期症状，同时还易伴有全身性疾病。

自1976年开始，应用我国自行研制成功的尼尔雌醇治疗更年期综合症，效果较好。

北京医科大学妇儿保健中心提出，更年期综合症不仅需要雌激素治疗，还应加强心理治疗和全社会对更年期妇女的关注和理解。

从八十年代起，解放军总医院开始对绝经后骨质疏松的妇女，进行预防和治疗的探索。

更年期和青春期保健，受到人们的日益重视。

(二)产科学在产科生理及理论研究方面，柯应夔教授于1958年4月出版了《中国女性生理骨盆》一书。

他指出，1927年Whitmore氏和1930年李士伟氏，曾对中国女性骨盆进行过测量，但都不够全面，他用X线测量方法测量了1000例，获得了大量数据。

以后，上海、广东、广西、南京4个地区又对15192例女性正常骨盆进行了测量，1978年11月由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妇产科进行了整理。

以后，全国组织协作，拟共测定10万以上生育妇女，测定我国妇女骨盆的生理学数及地区差异。

此外，还对正常新生儿的身长、体重及儿头径线进行了测量。

在妊高征治疗方面，七十年代以后，也在原来镇静、降压、利尿、引产等传统方法的基础上有所改进。

我国自1984年4月至1986年3月全国妊高征防治科研协作组进行调查结果，妊高征的发生率为10.

32%，较国外统计资料为低。

八十年代以来，子痫的发生率也有进一步降低。

产后出血是产科严重的并发症，五十年代，国内多以胎儿娩出至产后24小时内出血总量达500ml为出血标准。

六十年代起，改为400ml。

引起出血的原因很多，1978年哈尔滨医科大学综合全国13个单位资料，发病率为3.

1%，出血原因以子宫乏力为主，占78.

5%，其它原因有胎盘、软产道损伤、凝血功能障碍等。

另外有些产科并发症如羊水栓塞、胎死宫内、胎盘早剥、妊高征、妊期肝炎等，常引起弥漫性血管内凝血(DIC)，也已引起产科的重视。

异位妊娠属于产科急腹症，1949年前，也是引起产妇死亡的重要死因之一。

至五十年代，由于诊断准确，手术技术提高及输血技术的改善，由此引起的死亡已基本消灭。

在妊娠合并内外科疾病的诊治方面，四十多年的变化是十分显著的。

妊娠合并心脏病是造成产妇死亡的原因之一。

1949年以后，加强了产前的监护，成为降低死亡率的重要措施之一。

七十年代以来，认为有些心脏病孕妇更宜于做选择性剖腹产。

指导心脏病患者不宜妊娠者劝说他们避孕，已怀孕者，根据其心脏代偿情况，决定是否终止妊娠，对继续妊娠者加强监护，都对改善心脏病合并妊娠的预后，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预防医疗工作的改善，八十年代统计，各类心脏病构成比有了明显改变，死亡率也接近于0。

病毒肝炎合并妊娠自七十～八十年代，已引起产科工作者的重视，孕妇肝炎的发病率约为非孕妇的5倍，暴发性肝炎为非孕妇的66倍。

八十年代以来，有不少研究妊娠合并肝病的论文发表，提出对HBSAg阳性孕妇及婴儿的管理、疫苗接种及防治措施等。

标志现代科技水平的试管婴儿和配子输卵管内移植，先后在北京、长沙等地获得成功。

世界第一例试管婴儿是于1978年7月在英国诞生的，北京医科大学生殖工程组于1984年末开始了此项研究，1988年3月18日首例试管婴儿在我国大陆诞生。

此前，1985年4月在台湾，1986年12月在香港各有1例试管婴儿成功的报道。

截止1992年，我国大陆已有试管婴儿49例成功。

(三)妇科学妇科肿瘤(1)子宫颈癌1958年，全国各地相继开始普查普治，共普查400多万人，子宫颈癌被确认为我国发病率最高的妇科肿瘤，平均患病率为0.

18%。

1972～1973年20个省、市普查的结果，患病率为0.

11%。

在诊断方面，50年代即开始用阴道细胞学检查方法，并很快在全国得到普及。

上海市宫颈癌协作组于1976年报道了他们五年来用紫外荧光检查的情况，并于1975年普查时加用了荧光检查法，提高了对子宫颈间变的检出率。

八十年代，北京报道了用流式细胞光度术测定子宫颈癌细胞DNA含量的方法，内蒙古采用特异红细胞粘附试验及免疫过氧化酶标记法测定组积中的ABO(H)杭原，指出免疫学的改变可先于形态学的改变。

在治疗方面，自五十年代起，即采用了手术治疗与放射治疗相结合的方法。

六十年代中期，全国各省、市、地区较普遍地开展了子宫颈癌根治术，八十年代，一些条件较好的县医院也能独立开展，手术治疗效果也有显著提高。

早期放疗使用镭和深部X线，自五十年代末，又增添了60钴。

七十年代末以来，放射治疗有了新的进展，镭疗已基本被淘汰，代之以60钴、137铯、192铱为放射源的后装治疗，高剂量腔内后装治疗在国内受到普遍重视。

在病因学及流行病学研究方面，1960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研究所用包皮垢及慢性刺激等方法，在小鼠内诱发子宫颈癌成功。

湖北医学院病毒研究室于1978年进行了疱疹病毒Ⅱ型与子宫颈癌关系的研究，1991年的全国妇产科第五届学术会议上，协和医科大学指出人乳头状瘤病毒HPV-16的E6、E7基因可能是宫颈癌的致癌基因。

八十年代江西在子宫颈癌患者与对照人群配对调查中提出：性生活紊乱、配偶包皮垢及宫颈糜烂是子宫颈癌发病的高危因素。

(2)滋养细胞肿瘤六十年代以来即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自1958年至1978年，以宋鸿钊教授为首的北京协和医院研究小组，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在治疗方法上应用6-MP有了创造性的成果，二十多年来，又陆续找到了5氟脲嘧啶(5-FU)、更生霉素(KSM)、溶癌呤(AT1438)、抗瘤新芥(AT581)、消瘤芥(AT1258)。

自1978年开始，全国绒癌协作组对葡萄胎的患病率及恶变率进行了普查，对23个省、市、自治区共调查了202万妇女，葡萄胎的发病率为0.

29%，以千次妊娠计为0.

78‰，提出我国葡萄胎发生率至少比国外高一倍的观点。

1982年成立了国际滋养细胞肿瘤研究会，并在肯尼亚召开了第一届国际会议，以后每两年召开一次，1988年第四届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

对滋养细胞肿瘤自七十年代末即开始了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包括遗传学和hcG分子结构及功能的研究。

在遗传学方面有关于染色体和DNA多态性、流式细胞计数分析、癌基因表达、多聚酶链反应等方面的研究。

在恶性滋养细胞辅助检查方面，我国70年代即应用B超作为辅助检查手段，以后又使用了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hcG的测定方法也与激素检查方法的改进同步进行，CT及MRI出现后，也迅速引入作为对滋养细胞肿瘤的辅助检查手段。

(3)卵巢恶性肿瘤从五十年代起，我国即注意了对卵巢恶性肿瘤的流行病学以及诊断治疗的研究。

七十年代的资料表明，它的五年存活率始终停留在25～30%，发病率却逐年上升，近四十年增加了三倍。

八十年代，广州采用外周血作染色体分析，认为可作为一种预测卵巢恶性肿瘤的方法；武汉提出以淋巴转化率、氚胸腺嘧啶核苷渗入、免疫复合物及血细胞粘附抑制试验四项免疫学指标，作为进行诊断的参数。

八十年代后期，北京协和医院开展了肿瘤放射免疫显象诊断，湖南和北京应用单克隆抗体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提高对癌细胞的检出率等，都作了有益的尝试。

自八十年代以来，各种内窥镜、B型超声、CT、MRT等高科技医疗设备的引进与应用，发展很快，对卵巢和其他女性生殖道肿瘤的早期诊断，有着很大的帮助。

以放射性同位素标记特异性单克隆抗体，对原发瘤及转移瘤进行定性、定位诊断，对卵巢癌的诊断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绝大多数特异性不显著，尚需进一步研究。

在卵巢癌的治疗方面，五十年代主要是手术治疗，以后逐渐形成了以广泛彻底的手术再辅以术后化疗或放疗的方法。

妇科炎症1949年开始，由于控制了性病的传染，推广了新法接生，开展了计划生育，对过去严重威胁妇女健康的生殖器炎症，在防治上取得了很大成就，性病基本上得到控制，已很少见到梅毒和淋病。

从世界范围看，淋病是女性生殖道炎症的主要原因，约占全部炎症的65～72%。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人口流动，性病主要是淋病又在我国死灰复燃，七十年代后期，我国性病重新冒头。

自八十年代初首次报道的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AIDS)。

女性内分泌(1)卵巢功能的研究与测定五十年代，我国一些教学医院采用激素生物效应指标，探测卵巢雌、孕激素的变化，如阴道细胞角化指数、子宫内膜组织学及基础体温等一些简单易行的方法，这些方法至今仍有广泛应用的价值。

六十年代，对更年期进行了调查研究，探讨了我国妇女绝经年龄及更年期症状等。

这一时期，对继发性闭经、口服国产避孕药妇女进行生物学试验测定尿促性腺激素等方面的研究。

七十年代后期，从世界卫生组织引进了激素放射免疫测定药盒，对正常月经周期、更年期及哺乳期月经的雌二醇(E2)、孕酮(P)、促卵泡生长激素(FSH)、黄体生成激素(LH)进行了测定，在监测排卵和促排卵方面进行了研究。

八十年代提出了以基础体温、宫颈粘液评分及血LH、E2测定、B型超声测定卵泡与腹腔镜下观察卵泡发育、排卵、黄体的方法。

在促排卵方面，北京、上海等地用国产人绝经期促性腺激素(hMG)治疗垂体功能性闭经及垂体功能基本正常伴月经紊乱无排卵患者，并提出应警惕过度刺激综合症的发生。

在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的研究中，用不同促排卵方案测定卵泡液中的E2、P、睾酮(T)、FSH、LH水平与卵母细胞成熟度的关系，并可预测其受精率。

八十年代，我国生产的不同放射免疫药盒得到推广和应用。

1988年开始应用葡聚糖活性炭分离法(DCC法)测定子宫内膜癌患者的雌、孕激素受体，对激、孕激素受体，还可应用荧光组化定位。

九十年代对不孕原因进行探讨，提出和子宫内膜分泌期发育迟缓，孕激素受体下降有关。

(2)胎盘功能六十年代，以化学方法测定妊娠期尿雌三醇(E3)排出量，观察胎盘功能。

八十年代以来，采用测定羊水中E3含量以探讨胎儿畸形及宫内发育迟缓。

1986年后又增加了胎盘泌乳素的测定。

这一期间，应用放射免疫药盒测定尿E3、唾液E3、，也是可靠的方法。

八十年代前后，还开展了正常妊娠及妊高症患者血中前列腺素(PGE)、前列腺环素(PGI2)及血栓素(TXA2)代谢物的测定，发现妊高征患者TXA2升高，TXA2/PGI2升高，是和胎儿-胎盘血循环阻力增加有关。

(3)泌乳素和促黄体生成激素释放激素七十年代，泌乳素(PRL)分离提纯，Friesen等发展了放射免疫测定PRL的方法。

八十年代，PRL放射免疫药盒在国内得到广泛使用，经过研究，在闭经－溢乳综合症中，高PRL血症占68。

3%，对高PRL血症和闭经、不孕关系的研究，并结合CT诊断垂体微腺瘤和大腺瘤，发现了几例空蝶鞍综合征，提出PRL升高与服用吩噻嗪类药和应激状态有关。

在治疗上用麦角衍生物溴隐停已在各地普遍应用，经治后排卵率和妊娠率达80%。

不发现子宫内膜显位症常伴有高PRL血症认为溴隐停治疗单体PRL增高更有效。

1973年，Schally和Guillemin提纯了促黄体生成激素释放激素(LHRH)，我国于八十年代已合成不同效价的9肽LHRH类似物或增效剂，并用于临床，合成了LHRH拮抗剂。

还认识到人胎盘组织是一个完整的分泌系统，不仅分泌E和P，也分泌LHRH，参与hCG的调节。

(4)闭经及青春期内分泌五十年代报道了数例Sheehans综合症。

八十年代，由于染色体核型实验室的建立，认识到原发性闭经、性腺及生殖道发育不良与遗传有关，如Turners综合症，原发性XY性腺发育不良、睾丸素不敏感综合症等。

在继发性闭经中，发现以多囊卵巢综合症较为多见。

自从促排卵剂氯酚胺(克罗米芬)合成后，1977年有人总结报道，它对多囊性卵巢综合症、功能性出血、月经稀发、服用避孕药后闭经及其他继发性闭经，效果显著。

为了纠正LH/FSH不正常比例，还应用纯FSH进行治疗的方法。

(5)更年期及绝经期内分泌更年期及绝经期内分泌的研究虽早已开始，但对它系统深入研究还是在七十年代以后。

对绝经后妇女雌激素替代治疗的研究，成为八十年代妇科内分泌研究的一个热点。

解放军总医院等单位研究了国产尼尔雌醇对女性更年期综合症的疗效，证明尼尔雌醇不但可以改善更年期综合症的症状，而且对保护心脏，避免冠心病的发生，抑制骨密度下降，减少或延缓骨质疏松症的发生，具有较好的效果。

在中药应用治疗更年期综合症方面，也有一定的进展。

另外，β-内啡肽的分泌和绝经期症状的关系，也在深入研究中。

八、儿科学(一)小儿腹泻病我国对小儿腹泻的流行病学调查做了大量工作。

我国四季分明，腹泻发病各季度，各月发病不尽相同，通过历年资料显示我国腹泻发病，每年有两个高峰：一为6、7、8月称夏季腹泻，主要病原是致病性大肠杆菌与痢疾杆菌；另一高峰是10、11、12月称秋季腹泻，主要病原是轮状病毒。

九十年代以来，一般性细菌性腹泻显著下降，而非伤寒沙门氏菌感染却有增加趋势。

据302医院报道5年中沙门氏菌感染增加5倍。

其中鼠伤寒及婴儿沙门氏菌感染，成为当前儿科关注的问题。

腹泻的治疗，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国北京、上海、天津等成功的解决了小儿腹泻脱水的液体疗法，大大地降低了死亡率。

八十年代初又大面积推广使用了ORS液病法。

我国治疗腹泻滥用抗生素的现象，十分严重，造成细菌耐药性增强，肠道正常菌群紊乱，使腹泻迁延或加重。

现在一致认为有70%左右的水样便腹泻为病毒产毒素细菌引起的，可以不用抗生素，可采用液体疗法，中药等综合疗法。

抗生素仅适用于粘液，脓血便的患儿。

八十年代初兴起的群体行为科学是控制小儿腹泻病的好办法。

我国7省妇幼卫生示范县小儿腹泻预防研究取得成功。

(二)小儿肾脏病小儿肾病综合征的病死率在五十年代初期在30%以上，以后由于应用抗生素类药物有效地控制继发感染，又采用了以肾上腺皮质激素为主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经较长期随访，病死率已下降到10～17%。

七十年代以来，在加用免疫抑制剂(最常用的是环磷酰胺)的部分病例，病死率又进一步下降到3%以下。

1975年5月召开了儿科肾脏疾病科研协作组第一次会议，正式成立了全国性的协作组织。

制订了“关于小儿肾小球疾病临床分类和治疗的建议”1981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小儿肾脏疾病科研协组第二次会议，对1979年方案进行了修改。

为以后统一诊断和分型，开展发病情况调查，起到了推动作用。

(三)小儿血液病缺铁性贫血中央卫生部自1986年5月颁发了《小儿四病防治方案》，其中包括营养性缺铁性贫血防治方案。

根据全国小儿营养性贫血防治研究协作组12个省市32，940名小儿调查，血红蛋白

发布时间：2024-06-11 12:07:46
来源：中医文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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