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本草书中有记载的药物大约3000来种，而当代常用药不超过三四百种，还有几乎十之八九的药物被搁置，处于衰败状态。药物有各自的兴衰史，注意了解药物的兴衰是很有意义的。明代李时珍指出：“天地品物无穷、古今隐..
古代本草书中有记载的药物大约3000来种，而当代常用药不超过三四百种，还有几乎十之八九的药物被搁置，处于衰败状态。药物有各自的兴衰史，注意了解药物的兴衰是很有意义的。明代李时珍指出：“天地品物无穷、古今隐显亦异。用舍有时，名称或变。”常有“隐于古而显于今者。”例如香附子，虽见于《名医别录》记载，但南北朝时一度“方药不复用”，而无识者。数百年后，香附子大兴于世，成为妇科、气病的要药。李时珍综观“古今药物兴废不同”，意识到“本草诸药，亦不可以今之不识，便废弃不用，安知异时不为要药如香附者乎？”据此、他编写《本草纲目》时,取材“不厌详悉”，“虽冷僻不可遗也”，从而使《本草纲目》成为古代药物资料的渊薮。
现代中药研究同样应该注意了解药物兴衰史，是发展中药事业的需要。本文试析中医用药的类群、品种、药用部位、药效等方面的兴衰现象，以阐明它与现代中药研究的密切关系。
一、中医用药类群的兴衰
药物的兴衰，自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本身的疗效，但又不尽然。由于科学水平、社会风尚、文化背景，尤其是用药思想的不同，不同时代所使用的中药类群也有所不同。先秦医方（见《五十二病方》等）书中所用的死者裰、女子布、蔽褐、久溺中泥等，是一类原始用药思想的产物。随着时代的进步、它们很自然地被淘汰了。唐以前医方中，热性药（如蜀椒、乌喙、桂、吴茱萸等）使用较多，主要是人们对寒邪致病的认识比较深刻。宋代由于中外贸易的发展和社会风向的影响，导致了香药和食药的畸形发展。此后金元火热派、滋阴派的兴起，使寒凉药的运用逐渐增多。逮至清代温病学派崛起，多数医家便视温热药为畏忌。他们不仅治热病用凉药，即便治内伤，也多选择平和轻淡柔润之品（如沙参、玉竹、玫瑰花、玳玳花等）。这种风气不单是学术观点影响，也和医生开业要加大保险系数有关。因此，某一时期被冷落的药物并不全是无用之品。一部分药性峻烈（甚至有毒）的药物很有发掘的必要（如雷公藤之类）。我们可以利用现代科学条件，寻求最佳剂量或炮制方法，使之安全有效。听任用药惟务平和之风蔓延，必将把中医药疗效的优势销蚀过半。中药实验研究大体是围绕着常用中药转，但从长远来看；还应该把研究“冷宫”里的中药摆进议事日程,以求获得新的发现。
在中医用药史上，早期金石药使用频卒比现在高得多。金石药（包括无机盐类）的消退原因是多样的，在旧时代这种消退甚至还具有某种进步意义，但是，当现代发现微量元素与人体健康的关系之后，许多矿物药也许会以新的用药方式再度兴起，与此相反的是，一度盛行的“血肉有情之品”却在现代遇到了新问题。动物药里有一些来源于在当今世界受保护的生灵，如犀角、虎骨、熊胆、羚羊角等，尽管它们是名贵药材，但现实决定了它们必将暂时隐退。药物类群的资源无情地决定了某些药物命运的浮沉。在人们超乎寻常地迷恋某一药物并不顾一切狂采滥用的同时，也就决定了该药总有一天会消失的命运。野山参就是最佳例证。
现在中医生习惯用什么药，和他所受教育有关。经典医著（《伤寒论》等）、中药普及读书（《本草备要》、《药性赋》等）以及现代中药教材中的药物一般为大家熟知。但是。这些书籍的编撰者选材时都要受其人用药实际的限制和影响，因此，必须认识到，在这些书籍之外，还有一部分有效药物值得深入发掘。提高用药者的学术素质，增进其知识的深度广度，也是发展中药的一个重要途径。
二、中药品种的兴衰
历史上某一名称下的药物品种并不都是单一的、固定不变的。一般说来，疗效较好的。或产量大容易获得的品种会后来居上；但也有各种原困造成的以伪充真、同名异物现象。唐宋时酸橙（Citrus aurantium）、香圆（C.wilsonii）之类取代了同科植物枸橘（Poncirus trifoliata）充当枳实的局面，这是合乎一般药物发展规律的。我们无须因为枸橘是正宗而复古，但也可以考虑开发这冷落已久的老药药源，使之物尽其用。人参与党参则不然，以党参代人参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权宜之计。研究和使用含人参的古方必须注意这一历史用药实际，不可将党参与人参等同。即便如此，含人参的古方在现代用起来也未必符合当时的要求，因为古方参用的是野山参，现已濒临绝迹了。这提示我们在研究和评价古方时，注意用药品种的差别。
除了弄清一些名近实异的中药品种之外，还应该了解各品种出现的时代，否则将影响临床和实验用药品种的正确性。例如“十人反”研究应该知道该说法最初形成时所依据的品种。可是，现在许多人都误将党参、太子参、北沙参、西洋参作为反藜芦药。他们不了解“十八反”产生之后一千多年，上述诸“参”才陆续问世。大戟也是这样，它在“十八反”形成时用的是京大戟（Euphorbia pekinesis）,毒性较大。现在多用的是不同科的红大戟（Knoxia valerinoides）。有人用红戟作原料去验证“十八反”，这等于无的放矢。
三、中药药用部位的兴衰
同种药物的不同药用部位也有兴衰变化。例如枸 杞子首先用的是果实，后来其根皮也发展成为一味新药（地骨皮）。有时后来者反而居上，例如大青，最早是用其叶，后来大青品种越来越复杂，有些品种的根（板蓝根）竟比大青叶为常用。当然，总的说来，药用部位扩大是一件好事，象罂粟那样的例子是极个别的：我国唐代就用罂子粟（种子）煮粥喝。北宋末学会了用罂粟壳治病，虽说也有损害，但并不为祸。明代知道了鸦片制法，但仅用于治病。至清代英、美商人向我国倾销鸦片之后，鸦片就成为毒品。现鸦片在我国禁绝了，连带罂子粟、罂粟壳也少有人问津—— 这是比较特殊的物极必反的例子。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一部分药由的药用部位萎缩了，而且是不合理的萎缩。例如五加皮、《名医别录》指明其茎皮、根皮同用，但后来渐渐变为全用根皮。笔者考得宋以前龟甲是上下甲同用的，元代以后龟板（下甲）才盛行（《中医杂志》，1982年第3期）。或以为下甲是阴中之阴，但是，与龟甲功效相近的鳖甲为什么又用上甲呢?须知后世附会的一些理论解释往往掩盖早期质朴的用药经验，由此造成了龟上甲大量地被废弃。针对这些予以研究，必将为扩大药源提供依据。最近，《龟上下甲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的比较研究》课题证实古代上下甲同用是正确的。该课题在药史研究整础上进行的现代实验研究，已获1987年国家中医管理局中医药重大科技成果乙级奖。龟上甲已作为一昧新药收入药典。
四、中药药效的兴衰
中药药效的兴衰和药用部位一样，对于某些药物来说，新的药效兴起总是占多数，这当然是一个好现象。例如忍冬。南北朝以前不过用来酿酒，有“补虚疗风”之效。宋以后，忍冬藤用于清热解毒获良效，它的花（金银花）在明清已成为清热解毒要药大行于世。象这样的例子甚多，但是，对于中药研究来说，更有意义的是注意那些莫名其炒、阴差阳错地衰落下去的药效，把它们发掘出来，丰富临床用药内容。这方面的出色例证是青蒿抗疟作用的再发掘，它使得一千多年前青篙绞汁治疟疾的经验得到证实和提高。五加皮也是如此，它在早期古典药学著作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补气益精作用，甚至有“宁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满车”的夸张之语。但到明清之时，五加皮的主要功效却成了散风胜湿。该药有无直接补益作用呢?现代药理研究者经实验证实了它确可补益，临床上现又开始发挥五加补益功效的作用。龟甲也是如此，宋以前它曾是知名的骨伤科用药、以至于有“昔有伤折，宜角生龟”的民谚。但元代以后它的滋阴作用兴盛，反而掩盖了它祛瘀止痛的良效。现代药理研究已初步证实龟甲可以止痛。
当然，不可否认，许多药物效果的衰落，不是人为的失误，而是长期用药实践经验症实其疗效不确的结果。早期药书若干药物的效果，有一部分是方士们的说法。例如朴消，方士用它炼饵服食，说是可“轻身神仙”，李时珍批评说：“盖方士窜入之言”。又如地榆，一度也是方士推崇的补脑药，甚至有“宁得一斤地榆，不用明月宝珠”之说。事实证明地榆并无此神效。翻开《神农本草经》，可知该书上品的许多药（云母、钟乳石、白石英，紫石英、防葵、耆实……），现已衰落，这主要是因为它们的疗效不佳而被自然而然地淘汰。类似的药物数以百计，这也是医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药物发展史上的许多例子还表明，某些药效时兴起来，并非都是经过医疗实践检验的。走红的药物，可以是因徇名，也可以是因以讹传讹而受人青睐。象追求长生者一度捧上了天的甘露、秋石、红铅等，最终还是衰败了。那么，当今走红运的药物中有无药效掺水分的宣传呢？象供不应求的冬虫夏草、天麻之类，其疗效和价值是否相配呢？值得我们用科学的态度予以研究。我们既要查验古代所载某些药效的失实处,也要防止继续产生新的传奇不实的药效。鸡血疗法的昙花一现，说明现代也可能出现“吹捧”起来的药效。
以上介绍了中医用药兴衰的几个方面。这几方面有时又互相影响。例如中药秦皮，汉代曾是眼科良药，随着品种混淆现象的出现，秦度洽眼的疗效也就跟着衰落了。只要找出问题的症结，再次发挥秦皮治眼的作用是完全可能的。因此，了解药物兴衰史，对当今中药科研，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