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史对我们的拷问

韩启德编者按本文是韩启德院士不久前为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王吉民与伍连德的《中国医史》影印版所做的序言，韩启德院士结合自己从医数十年的体会，认为：“大医之道在精诚，孙思邈‘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

韩启德

编者按

本文是韩启德院士不久前为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王吉民与伍连德的《中国医史》影印版所做的序言，韩启德院士结合自己从医数十年的体会，认为：“大医之道在精诚，孙思邈‘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的警语，就是对医生境界的精辟阐释。”文中提出的医学应当回归人文的理念、医生与病人的交流、西医与中医的文化和哲学差别等，对现在的医学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经上海辞书出版社同意，本报特向读者推荐。

王吉民、伍连德两位先生撰写的《中国医史》是第一部用英文全面阐述中国医学历史成就的光辉巨著。上海辞书出版社要将其影印出版，我感到十分欣慰。出版社的同仁希望我写几句话，我就将自己近年来的一些思考进行简单的梳理，权作引玉之砖。

其实对医学史，我也是初窥其径。虽然从读书到工作，几十年间我都没有离开过医学领域，然而真正关注医学史，却是晚近之事。2003年“非典”肆虐期间，我开始研究传染病的历史，之后对医学史兴趣日浓。通过研究医学史，我对医学的本质以及发展规律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也深刻地感受到当前医学与人文日益脱离的趋势，这就更让我坚定了医学应当回归人文的理念。

回溯医学史，就是对医学价值的精神回归

古往今来，各类史作可谓汗牛充栋，然而传世的医学史却寥若晨星。这大概是由于医学史的特殊性造成的。医学史难写，因为它不仅仅是医学科学和技术的历史，更是对生命、生、死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生问题的认识史；它不仅是经验的、逻辑的，同时也应是哲学的、审美的、人文的。回溯医学史，就是对医学价值的精神回归。

我始终认为，医学之目的原本是解救疾病苦难之中的人，这包括生理上的治愈和精神上的慰藉。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当人类已经能够将视角深入到细胞、分子乃至更微观的层面，征服越来越多疾病的同时，医学正与它最初的目标渐行渐远。

技术的飞跃让医学拥有了独立的价值，并使这种价值不断强化，但人的存在却被不断地忽略和解构。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中的诘责令人振聋发聩：“人类精神方面的不健全已给社会进步造成障碍，因此也给技术进步带来障碍……人类将会杀害大地母亲，抑或将使她得到拯救？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同样地，技术至上、忽视人文也会让现代医学进入死胡同。当冷漠取代温情，当交流变得奢侈，当诊疗成为流水线上机械的重复，医学也就蜕化成被药物和仪器所役使的工具，医患关系也随之由亲密转为紧张。

在如今这样一个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医疗已经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而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则是比解决“看病难、看病贵”更为复杂和更具根本性的问题。如何让迷失在技术丛林中的现代医学回归人文，如何让人性和关怀重新成为医生与患者之间的桥梁，这需要我们每一个从医者去思索、去探究。而学习和研究医学史则是必须要做的功课，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医学的真谛，找回尘封了的对病人的爱，唤醒最初选择医生这个职业时的崇高的心灵。

望闻问切是医生与病人的真诚交流和情感对话

对于中国医学界来说，关注医学史不能仅仅关心现代医学史，而同时应该回到祖国传统医学的源头去寻找我们的根。中华民族得以数千年繁衍昌盛，以中医为主流的传统医药功不可没。然而，有着辉煌成就的中国医药学因封建帝国与世界政治、文化的隔绝而鲜为世界医学界所了解，也因此失去了与现代医学相互促进和融合的机会。上世纪30年代，王吉民、伍连德两位前辈著述《中国医史》的初衷正是深感于中国医学在世界医学史界的缺位，而立志于向世界介绍。今天，当我们有机会重新阅读和审视这部著作时，除了慨叹前人筚路蓝缕开创的光荣，还要承担起历史交给我们的责任，那就是更深刻地了解祖国传统医学并向世界介绍，以及在当今现代化进程中，寻求中医突围、发展的方向和途径，创立新医学。

自从西医传入中国以来，关于中西医的种种辩争就不绝于耳，各方对此莫衷一是。其实，争论的焦点就是对中医价值的认识。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这个原则也同样适用于中医，如果没有对祖国传统医学的深刻体悟，就难言扬弃。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的原理和精神与中国传统的宇宙观、生命观、人生观一脉相承。我觉得，除了几千年积累下的医药经验和知识外，中医的价值还重要地体现在对生命的认知和医学的根本见解上。

在中医看来，生命是宇宙的一部分，生命运动和宇宙的运转遵循同样的法则。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医的理论基础，它并不意味着人被抽象和渺小化了，恰恰相反，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被扩大和提升了。生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一个完整的过程；疾病是生命自身运动的过程，而非生命的敌对方。古人有云：“生老病死，时至则行。”（《因话录》卷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站在时代的潮头重估中医，我们可以看到，祖先们把医学并不当作简单的治病，而是通过对生命体的调节，使其实现平衡，达到生命状态与自然状态的协调统一，保持生命过程的和谐。这种和谐表现为人体各部分之间的和谐、人体与精神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它反映出中国人在把握人与自然关系上的高度智慧，也让医学超越于一般的经验科学，而具有博大宽广的宇宙关怀。

中医是以人为本的。它强调医生与病人的沟通，望闻问切就是医生与病人的真诚交流和情感对话，它在诊治中也特别注意人的心理活动，关切人的内心感受，而这又与中医仁爱救人的准则始终相随。在古代中国，医术被称为“仁术”，仁者为爱人，因此，在中国传统中，尊重生命、关爱病人是医生的基本道德。最好的医生并不一定是诊疗技术最高明的，但必然具备高度的仁爱精神和高尚的道德人格。大医之道在精诚，孙思邈“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的警语，就是对医生境界的精辟阐释。

西医和中医是两种文化、两种哲学的差别

不可否认的是，在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两股浪潮的激荡之下，今天的中国传统医学面临着比王、伍两位先生著书时更为窘迫的境地。中国传统医学在当今医学系统中究竟应该如何定位，应该沿着什么方向和途径发展，中国传统医学是在抱残守缺中沉沦，还是在融合创新中涅槃？这是《中国医史》对我们的拷问。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伟大的民族，必然是善于传承和发展自己优秀的主流传统文化的。对于中医，我们应该深入地去了解它，应该对它怀有温情与敬意。我们要清楚，西医和中医的区别不是简单的新旧之别，更不是先进和落后能一言以蔽之的，它们是两种文化、两种哲学的差别。发展中医，并不是医学的一个流派对另一个流派的反抗和复辟，而是使相异的医学传统在交流中共同推动整个人类医学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