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海峡两岸中医药交流

编者按：1911年至1949年民国时期，海峡两岸中医药的发展颇为艰辛与困难。但不论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或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期间，或在日本占领台湾地区期间，都未能阻挡两岸同胞对祖国传统医药的传承、发展与交流，他们..

编者按：1911年至1949年民国时期，海峡两岸中医药的发展颇为艰辛与困难。但不论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或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期间，或在日本占领台湾地区期间，都未能阻挡两岸同胞对祖国传统医药的传承、发展与交流，他们以各种方式和手段进行奋力的抗争。虽然中医药发展面临空前的困难，但是，海峡两岸中医界同仁仍然以各种形式传承和发展中医药，两岸中医药交流不断，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医药文化的凝聚力和亲和力，也体现了海峡两岸同胞的医缘与药缘。

肖林榕

民国时期(1911～1949年)，不论在大陆，或在台湾，中医学的发展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时刻。面对当局各种倒行逆施的政策，海峡两岸中医界同仁，以各种形式进行了奋力的抗争与交流，并且竭力地传承与发展中医学。

时代背景

1911年至1949年，不论是北洋政府统治时期，还是国民党政府统治期间；不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中医学的发展都面临着空前的困难。

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汪大燮竭力主张废弃中医药。1914年，袁世凯提出“废止中医，不用中药”，汪精卫则主张“不但国医一律不许执业，全国中药店应限令歇业”。1927年至1949年国民党统治时期，对中医药也是采取废止政策。尽管在各地中医药界的强烈反对下，当局取消了废止中医议案，但1936年，有关主管部门公布的《中医条例》仍充满着歧视的内容。由于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妄图消灭中医的政策，使得大陆中医发展遭到严重摧残。

1895年的甲午战争，台湾被割让给日本。为了永久霸占台湾，消除台湾同胞的中华文化观念，日本侵略者强制推行各种“改革”。其中对中医采取自然淘汰制管理，即举办一次考试后不再许可的方式，使中医因死亡老残而自然逐年减少。因此，在日本侵台初期，曾对台中医师进行过一次考试，然后颁发许可证，并规定了许多限制；继而对中医采取扼杀、取缔政策，对具备行医资格的中医师，不发给执照，不准行医。据1897年的统计，土人医1070人，包括汉医1046人、洋医24人；而至1945年日本投降，台湾回归祖国时，台湾持有从事中医执业许可证者仅97人，台湾地区中医药事业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极大摧残。

民国时期，海峡两岸中医药发展都受到极大的摧残与限制，但是这些未能阻挡中华民族对中医药学的传承与宏扬，海峡两岸中医药的交流仍然不断。

中医教育交流

20世纪30年代，大陆中医药界一些团体与个人不顾当局的阻挠，相继兴办中医学校，力争中医学校加入教育系统，如上海有上海国医学校、中国医学院等；福州有私立福州中医专门学校、福州中医学社等；厦门有厦门国医专门学校等。这些中医学校的创办，吸引了大批有志于中医药发展的同仁，也吸引了许多台胞来大陆学习中医药。

在台湾，面对日本殖民统治当局的文化同化政策和思想奴化教育，广大台胞一刻也没有停止反抗日本文化殖民统治的斗争。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同日本殖民主义者展开了长期的斗争，以维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台湾本土文化。许多台胞甚至不畏艰辛，回到祖国大陆学习汉语、学习中医。当时广州、厦门、南京、上海、北京等地大学生中均有不少台湾籍学生。其中到上海国医学院学习中医的台胞有苏丰任、蔡荣华、钟金枝等；在吴瑞甫主办的厦门国医专门学校里学习中医药的有叶振成等。这些台胞通过学习中医药，增进了海峡两岸同胞对祖国传统医药的认同与传承，也体现了祖国医药文化的凝聚力和亲和力。

医事人员交流

民国时期，海峡两岸中医药界人士交往虽然规模不大，但从没有中断。日本占领台湾，使得在台湾从事中医药的环境日益恶化，造成部分台湾中医师不畏艰辛，回到大陆行医；与此同时，这些台胞亦面临着大陆国民党政府的迫害。

1926年前后，有一批台湾籍医生前来福建龙溪、龙海开业行医，如石码的谢忠信、黄德川、林良朋、林亦惠，海澄的许丕峰，浮宫的许丕丞，海沧的史介青，以及分散于各农村集镇的台籍医生，他们都为龙溪、龙海人民进行过救死扶伤的工作。这些台籍医生在行医过程中，有的还积极参与革命活动，如台湾籍医生王辉森大夫，在海澄行医期间，及时把自己在诊病过程中获得的重要情况通报给当地党组织。1938年5月，日本占领厦门后，国民党当局下令逮捕全部居留大陆的台湾籍民。仅石码镇被逮捕者就有20多户59人，其中林亦惠、谢忠信、黄德川、林良朋等医生都遭逮捕并押解连城转入崇安“台湾人集中营”，直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才获释放。

20世纪30年代初，台湾医师吕耀唐客居福州行医时，应用枯痔药条秘方治疗内痔收到良好疗效，仿效者不乏人在，对福建中医药治疗痔疮的学术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

而此时期大陆中医师赴台湾地区行医者，亦不乏其人。早期的如：林培因(1877～1938年)，讳肇研，号培因，福鼎沙埕镇人，清光绪丙申年(1896年)，进取福鼎县学第九名，后矢志攻读岐黄医术，曾受业于6位老医生，尽得医术奥秘，就诊者络绎不绝，40岁时(1917年)，受邀赴台湾，在台北市悬壶数载，门庭若市，震动全台。

20世纪40年代，赴台湾地区行医者较多。举例如下：

许汝南(1888～1949年)，字耀川，自幼接受父辈传授医药知识，21岁旅居新加坡，拜田伯良先生(诏安县人)为师，学成回家乡。因其精湛医术和高尚医德，而名扬县内外。40年代赴台湾，1946年任台湾省台南市中医公会会长；1947年又回故里。

黄海晏，字河清，诏安人，出身中医世家。随父攻读医书。20世纪30年代赴台。1947年参加考试院中医师特种考试及格。开设寿元中医义诊所。曾任考试院典试委员、中国医药研究所研究委员，台北市中医师公会常务理事、台湾中国针灸学会顾问等职。

海峡两岸中医药界人士的相互交流，促进了两岸中医药学的发展，并成为发展当地中医药事业的骨干。

中药材交流

近代海峡两岸中药材的交流主要是依托两岸经贸活动而进行的。

民国时期，福州是福建省最大的土特产出口及对台口岸，是闽东、闽北以及闽南部分地区的商品集散中心，并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物品，如山西省供给的兽皮和毛皮，从山东省、天津及沿海其他各地以木船运来的蔬菜和药材，来自琉球岛的贡舶输入干鱼、鱼翅、冲燕窝、酒、海参等。福州口岸主要输出茶叶、樟脑、木材、纸、药材、香菇、干鲜果等。

当时厦门的进出口贸易主要由当地的十途郊经营，即洋郊、北郊、匹头郊、茶郊、泉郊、药郊等。药郊从事药材进出口贸易，同时兼办各种海产物，可分为洋货行及药材行。洋货行为主的商号输入的货物有洋参、燕窝、鹿茸、高丽参、鲍鱼、海参、肉桂、龙涎香、琥珀、熊胆、牛黄等，主要从香港输入，供给漳、泉等地。药材行的商号办理的货物有肉桂、珍珠、琥珀、牛黄、犀角等，均从新加坡、安南、淡水等地输入。

抗战期间，由于福州、厦门两大港口遭受封锁，对外贸易的进行便转移至三都澳、漳州石码、泉州、涵江、海口、沙埕等港口。如厦门沦陷后，闽南各县进出口货物分散于漳州泉州两地。出口货物是纸类、竹品、药材、杂物等。从海峡两岸的贸易内容来看，中药材是这一时期海峡两岸经贸往来的主要内容之一，虽然规模不大，但从未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