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倘若一朝有了病，就该医治。孙思邈认为：“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他解释说，因为“药性刚烈，犹若御兵，兵之猛暴，岂容妄发。发用乖宜，损..
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倘若一朝有了病，就该医治。孙思邈认为：“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他解释说，因为“药性刚烈，犹若御兵，兵之猛暴，岂容妄发。发用乖宜，损伤处众。药之投疾，殃滥亦然”。其意很明显，即食疗优于药疗。食疗平稳，药疗猛烈，把“食治”置于“药治”之上。这也是孙氏《千金要方》的基本原理，为中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食为药之基础
先民食五谷又受寒湿之苦，生老病死当是自然现象。为防衰老病痛，求得健康正常生活，必依靠食与药方可。药食同源，食为药之基础。
综观日常所用药物，其实很多就是食物。历代本草著作都作了这方面的阐述。比如《神农本草经》共载上药，举凡120种，皆无毒可食之品，不伤人，可以久服多服，称之“养命以应天”。共列365种药物，多种是食物。再如，明代李时珍著《本草纲目》所记药物，有谷米部、蔬果部、鱼虫部、禽兽部之别，多是些日常的食物。从多角度说明了“食”为“药”的基础。
火的使用让人类进入熟食时代，出现了烹调，由汤液衍生出汤剂，由肴馔衍生出药膳。《韩非子·五蠹篇》载：“民食果蔬蚌蛤，胜臊恶臭而伤肠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又《甲乙经·序》记述：“伊尹以亚圣之材，选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其所言的本草就是指烹调用的植物性食物，如梅、枣、陈皮、茴香、姜、桂、芥、椒等。在当时已是常见的食物，后世之人把它们收入本草著作成为药物。
《通鉴》云：“伊尹……悯生民之疾苦，作汤液本草，明寒热温凉之性，苦甘辛咸之味，轻清重浊，阴阳升降……今医言药性，皆祖伊尹。”古文献记载，伊尹是厨师的鼻祖、烹饪宰相、调味之圣，把饮食中的汤液研制成中药的汤剂，把饮食中的肴馔研制成食疗保健的药膳，为“食为药之基础”奠定了物质基础。
食与药之异同
食物可以作为药物，药物可以作为食物，食物与药物既相同又有差异，而且相互作用。长期以来，有许多物品分不清是食物还是药物。其实，先民最初只知道可食之物皆能吃，无论食物还是药物。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先民逐渐对食物、药物有了认识。古文献《周礼·天官》曰：设“膳夫掌王之食饮膳馐”、“疱人掌六畜六兽六禽”及“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是说到了周代食与药才逐渐分开，设专人管理食物与药物，专供天子及王室的饮膳及医疗。而普通百姓是没有这种优越条件和优厚待遇的，食物与药物仍相混。《周礼·天官》还说：“食医掌王之六食六饮。”食医配制食疗药膳专供王食，以达王的保健养生治疗的目的。由此开始，历朝历代的天子、王室皆效法周代，设有御医、御厨、御膳房，把食与药既分开又相混，更好地用做膳食医疗保健养生。
古文献称“药食同源”、“汤液与药液共济”，表述食物与药物之异同。比如，植物性食物中，粮谷类的粳米、糯米、薏米、黑豆、绿豆、赤小豆、芝麻等；果品类的梅、橘、龙眼、山楂、红枣、西瓜、木瓜、莲子、百合等；蔬菜类的萝卜、荠菜、丝瓜、冬瓜、莲藕、韭菜、葱、姜、蒜等；动物性食物中，肉类的羊肉、狗肉等；鱼类的鲤鱼、鲫鱼等；禽类的鹌鹑、乳鸽等；还有香料调料中的肉桂、砂仁、八角、川椒、蜂蜜、酒、醋、酱等。这些物品都是一身兼有食物与药物的作用。药书上载作药物，食谱上列为美食。这些物品若在高厨手中可烹成佳肴珍馐，令人大快朵颐、身心愉悦；若在良医手中可制成灵丹妙药，有药到病除、妙手回春之效；若在药膳大师手中又可制成食疗佳品，既可保健又可治病，既有营养又有养生之功能。
“药食同源”、“汤液与药共济”，除表述食物与药物的异同外，还有更多意义。比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把食物与药物之异同等养生之术论作“道”。其云：“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以食物治疗、进补、养生要与天时、地利、性别、年龄、体质密切配合，强调食疗与自然界的四季相结合。春食扶助阳气的食物，以补肝；夏食清热解暑的食物，以补心；秋食养阴润燥降火的食物，以补肺；冬食温补御寒的食物，以补肾。（贾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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