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洪 陆金国 广州中医药大学近代以降，西风东渐，中医面临生死存亡之变局。中医之路，“返古”还是“维新”？“百年中医沉浮录”透过百年烟云，直指当下。历史是由群众缔造的，但关键人物的一笔往往特别醒目。在中医..
郑洪 陆金国 广州中医药大学
近代以降，西风东渐，中医面临生死存亡之变局。中医之路，“返古”还是“维新”？“百年中医沉浮录”透过百年烟云，直指当下。
历史是由群众缔造的，但关键人物的一笔往往特别醒目。在中医的近代发展中，民国政府首脑要人们的态度堪可玩味。
孙中山“不服中药”识中医
众所周知，出生于广东香山县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早年学西医毕业，曾在澳门和广州行医，后来才放弃医务投身革命事业。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他对中医是什么态度呢？
“予平生有癖，不服中药。”这是孙中山曾对著名中医葛廉夫说的一句话。1925年元旦刚过不久，孙中山先生病情加剧，中外医生诊治之后，认为必须手术。但是此时孙中山先生年已六十，家属和部下都担心他体力不支，不能决定。1月24日，孙中山与葛廉夫见面，说了上面那句话。
但这句话，并不表明孙中山厌恶中医。他开门见山向葛廉夫表明自己“不服中药”后，接着又说自己“常喜聆中医妙论”，请葛廉夫“以中理测我病机”，又请葛廉夫拟一中药方。葛氏开了一剂复脉汤加减，并为孙中山解释了用药的机理。孙中山说：“我平生未服过中药，恐不能受。欲以君之药方，转示西医，使师君之法，改用西药，以为何如？”葛廉夫说：“鄙人不知西医、西药能代与否，不敢妄答。”最终，孙中山未服葛廉夫的中药。
1月26日上午，孙中山入住协和医院进行手术。打开腹腔后，断定是肝癌晚期，无法施治。所以在将肝部的脓吸出以后，只好缝合起来。2月17日，刘瑞恒正式以英文通知家属，认为已无法治疗。在这种情况下，家属们主张试行中医治疗。但孙中山认为：“在医院受西医诊视，而阴服中药，以不诚待人，此绝不可以。如必须用中医，须迁出医院再议。”2月18日，孙中山办理出院手续，迁至铁狮子胡同行馆。有人推荐中医陆仲安，陆仲安诊视后，处以益气养阴柔肝方。孙中山服药后，身体状况大为好转，脚肿消尽。后来孙中山腹水严重，江苏中医王子贤又为其处方“五皮饮”加减，服后小便通畅，症状减轻，孙中山赞许说“中医有中医的特长”。然而由于病情无可挽回，孙中山在3月12日辞世。
从孙中山临终的经历和态度来看，他所说的“不服中药”，并非因其“不科学”而抵触，纯粹是一种个人习惯而已。因他曾是西医，平时有病自己即已解决，所以未用过中药。但显然他对中医药的理论很有兴趣并有一定的认识，而且最终也接受了服用中药。
汪精卫的摇摆两端
孙中山临终前，汪精卫一直侍奉在其身边。请中医为孙中山诊病，他也是同意的。当时，西医汤尔和在《晨报》上发表《关于孙中山病状的疑问》，质问说：“我敢放肆说一句，中医要讲医理那是完全站不住的……这种‘数典忘祖’的朋友，如何把生命交给他制裁？”
当时的汪精卫立刻回击汤尔和说：“凡是有科学思想的人，都是很虚心的，都知道现在的科学对于世界万物所知道的还很少，所不知道的还是很多。”拒绝尝试中医，无异是“顽固派”。
可是，如此为中医仗义执言的汪精卫，却在1933年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国医条例》时发言说：“国医言阴阳五行，不重解剖，在科学上实无根据，至国药全无分析，治病效能，殊为渺茫。本人患病经验，深受国医国药之误，主张纯采用西医西药，根本废除国医国药，凡属中医，不准执业。全国中药店，限令歇业。”
汪精卫主持的行政院一直阻止《中医条例》的通过。不过，在1935年他母亲被名医施今墨治好之后，他对中医态度又一次大为改变。在抗战时投敌后主持伪政府期间，也未采取限制中医的措施。这些情况此前已作介绍。
汪精卫后来也找中医看病，还因此衍生出有关他死因的一种民间版本——传说有位爱国中医“刘一帖”，利用汪的信任，给他贴了用毒药制成的膏药，令其伤重不治。这个传说多少有点影子，实际上为他看病的是广东中医陈汉怀。陈汉怀曾经为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看病，陈璧君要他也给汪精卫开药。陈开了含有安神药物朱砂等的处方，有一定的效果，使汪精卫晚上得以时时小睡。后来，日本专家检查处方说朱砂有毒性，陈汉怀担心万一病情有变说不清楚，赶忙辞别。然而由于他曾为汪精卫看病，已引起南京中医界的不满，无法再在当地立足，不得不另赴上海谋生。这一事件，反映了汪精卫为国人不齿的汉奸形象。
汪精卫个人对中医态度摇摆不定，但就其作为而论，他对《中医条例》的阻挠对中医的发展起了十分负面的作用。
蒋介石支持中医有权谋
民国时期中西医之争最激烈的阶段，都是蒋介石在掌权。蒋介石对中医的态度如何呢？
1929年，为反击“废止中医案”，中医组织请愿团到南京请愿，请求面见蒋介石。“时蒋主席已赴三全大会，由国府要员代见，略谓主席对于贵团请愿，极为重视云云”。
1929年12月，因教育部将中医学校改为传习所和卫生部禁止中医称医院等问题，中医界进行了第二次请愿。请愿团报告载，12月20日，“先至国府，蒋主席特派亲信秘书朱文中君延见。代表等缕述请愿意旨后，朱君即谓主席对于此来请愿，极为注意，良以中国医药具有悠久之历史，著有优良之治效，政府自当依据民众之信仰与需要，促其发扬光大。据呈各节，主席极肯负责令知主管机关，予以维护云云”。23日请愿团获得了国民政府文官处有关“撤销一切禁锢中医法令”的公函。
以后，每逢中西医争持不下的重要时刻，中医对蒋氏都有所寄望。但是，在围绕《中医条例》等的各次纷争中，却一直未见到蒋有何关注或回应。
抗战后，1948年3月17日“国医节”，蒋介石意外地特颁训词说：“中医界同人沉……于民族保健之功，良足称道……所望淬砺奋发，穷究极研，本数千年之宝贵经验，而予以有系统之科学诠证，然后我国医学乃能璨然大明，并与世界各国齐架而无愧矣！”
其实，留意蒋介石对中医有所积极表示之时，往往是他在政治上的关键时刻。
1929年中医请愿时，蒋正面临阎锡山、冯玉祥等人的挑战，迫切需要巩固国民政府。据当时接见请愿团国民党三全大会秘书长叶楚伧也说，“北伐底定以后，忽然有一部分西医提出废止中医问题，动摇了民间拥护政府的情绪，引起好多人因此事而反对政府，使政府受到许多打击”，还说最高当局（应指蒋介石）曾经当面询问时任卫生部长的薛笃弼。由此可见，蒋介石希望这一事件尽快平息。
1948年的国医节，则正是“国民大会”召开前夕，蒋介石要在本届大会上竞选“总统”。而前段时期中医请愿不断，1947年还闹出了全国中医师会公郑曼青等闯入政府所在地绝食3日的大事。这个时候特颁训词，恐怕也是安抚中医、争取部分民意的一个手段吧。
蒋介石处理中西医问题，更多体现的是政治权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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