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庆云 中国中医科学院“救民疾苦”是孙中山先生1916年为绍兴名医裘吉生的题辞。裘吉生（1873~1948），名庆元，字吉生。辛亥革命期间易名激声。原籍浙江嵊县，出生于绍兴。年轻时曾患肺痨，群医束手，乃砺志习医，自..
孟庆云 中国中医科学院
“救民疾苦”是孙中山先生1916年为绍兴名医裘吉生的题辞。裘吉生（1873~1948），名庆元，字吉生。辛亥革命期间易名激声。原籍浙江嵊县，出生于绍兴。年轻时曾患肺痨，群医束手，乃砺志习医，自治而愈。早年曾参加光复会。陶成章、徐锡麟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裘氏亦参与其事，陶、徐相继被害后，裘氏转赴上海，加入同盟会，复受同盟会委任转往东北，托迹奉天，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裘氏自谓:“良医等于良相，治民原为治国。”辛亥革命成功后在绍兴挂牌行医，创立绍兴裘氏医院。1908年，与何廉臣等人组织绍郡医药学研究社，创办《绍兴医药学报》，任副社长，主持学报的编务。1915年，神州医药会绍兴分会成立，裘氏先后被推为副会长、会长。1916年，孙中山偕胡汉民到绍兴，胡汉民患赤痢，延请裘吉生治疗，一剂而愈，孙中山遂题“救民疾苦”四字相赠。裘氏受此激励，对中医志坚智达。
1921年裘吉生迁寓杭州，颜其书屋名曰：“读有用书楼”。《礼记·曲礼下》有云：“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又《左传·定公十三年》：“三折肱，知为良医。”裘吉生自谓“不读三世书，不蓄三年艾，不能三折肱”，创立“三三医社”和“三三医院”，出版“三三医报”。裘氏一生喜藏书与著书。他在奉天行医时，就结交日本医人，搜购海外中医书籍千余种，可惜因火灾付之一炬。但仍不懈以继，数十年中觅得孤本、善本、精抄本达三千余种两万余册，与曹炳章、陈存仁并称“江南三大藏书家”。他深感医书不能普及，出其所藏珍善孤本，于1935年辑成《珍本医书集成》90种，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他认为医书应造福人类，在出版的三三医书、三三医报刊底注明：“准许翻印，版权所无”。他还曾编撰《珍本医书集成续编》99种、《皇汉医学丛书续编》75种、《普济方》全集，可惜书版将成之际，正值“七七事变”后，毁于战火。
“博施济众”是孙中山先生1923年对海上名医丁甘仁的褒扬。丁甘仁（1865~1926），字泽周。生于江苏常州武进县孟河镇。清季以降，“吴中名医甲天下，孟河名医冠吴中”。有费（伯雄）、马（培之）、巢（崇山）、丁（甘仁）四大门系。丁甘仁幼年学医，师从孟河名医马仲清、丁松溪和马培之，又与当地坐堂名医余听鸿为忘年之交，深得学术泽益。丁甘仁在苏州行医四年后，又在上海拜伤寒派大家、新安汪莲石为师，乃能于温病、伤寒、内外科、喉科等方面，取得深邃的学识、奇验的疗效和崇高的名望，以成一代宗匠。如以龄资而论，丁甘仁属晚辈，但以其自成一家的学术影响，近代医界还是称费、马、巢、丁为“孟河四大名医”。丁甘仁在上海，先后在广益善堂、仁慈善堂、仁济善堂、一善社等行医和出任董事、理事。丁甘仁于上海四马路（今福浙路）营办了抵沪后的第一个诊所。这是他岐黄生涯的新起点。在1912年上海两次痧疫大流行期间，丁甘仁以高超的医术和救济措施，受到市民的赞扬和上海道衙门的嘉勉。
丁甘仁作为近代中医教育的领军人物被称为“中医祭酒”。为振兴中医，丁氏联合夏应堂等集资办学。1915年，向北洋政府申请备案。该校成为兴办中医教育援以立案的先例。1917年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正式创办，聘请谢立恒担任第一任校长，曹颖甫为第一任教务长，尔后在沪南、沪北开办两所广益中医院为教学实习基地。其教学体制和课程设置，为以后继起的中医院校乃至当代中医高等院校的先模。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为中医事业培养了一批骨干，其诸多学生中程门雪、秦伯未、许半龙、黄文东等皆为名医，称“丁门四才”。孙中山先生对丁甘仁弘扬中医的贡献，以大总统名义题辞颁颂。款为：“丁济周：博施济众”。
从孙中山对中医的题辞可知，他对中医学是深怀信任和感情的。孙中山先生早年就读香港西医书院，藏修五载，明镜不疲，以其刻苦攻读、各种考试均为百分，深得教务长、著名英国医生康德黎博士的器重。1892年他以全优第一名成绩毕业，获得了由香港总督亲自颁发的毕业证书，被授予医科博士学位。毕业后被澳门华人公立的镜湖医院聘为西医科主任。他是这所中医院第一位受聘的西医，每日上午10时至12时在该医院出诊赠医，不收分文。下午1时至3时在仁慈堂右邻写字楼应诊，周日10时至12时在此接种牛痘。从医之初，就曾为一胆结石病人手术，成功地取出一个大如鸡卵，重一两七钱的结石。这在当时委实罕见，以此声名鹊起，口碑载道，求医者接踵而至，就诊者户限为穿。作业一段时间以后，孙中山欲意自办医院，他通过老友杨鹤龄的举荐，得到杨鹤龄的妹夫、澳门绅士镜湖医院总理吴节微的担保，从镜湖医院借款，于1892年12月18日，在澳门开设了中西药店，孙中山先生以此成为在澳门西医开业首位华人。医院除诊病外，还出售冷丸、癣皮肤水、止牙痛水、拔毒生股膏等中西药物。孙中山大夫高明的医术和医德受到服刊的赞誉。《镜海丛报》于1893年7月25日登载了题为《神乎其技》的告白，称颂其医术高明，“不过七日之功”而治愈患者20余年的痔疾。后为病家治病，“或数十年之肝风，或十年之脑患，或六十余岁之咯血，均各奏神速”。孙中山医院生意日隆，引起当地葡萄牙籍医生的嫉妒，按当时澳门法律，在澳门行医的西医，只能凭葡萄牙医科毕业证书请领行医执照，孙中山受此限制难以立足，遂赴广州行医。孙中山先生后来在自传中谈及此事时说：“设医馆于澳门，为葡医所忌，遂迁广州。”孙中山先生在澳门行医的最后记载是1893年9月26日，在广州，孙中山先生以合股的方式在沙基开设东西药局，在《中西日报》上他公开声明：“每日10点到12点在局赠诊，不受分文，以惠贫乏。”他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患者纷至踏来，不得不限额应诊，不逾半年，便扬葩振藻于羊城，成为知名的精诚大医了。
孙中山先生从政以后，非常关注公共卫生事业，主张设立公共病院，“以医治之，不收医治之费，而待遇与富人纳资者等，则社会可少屈死之人”（《孙中山全集》卷2，524页）。孙中山也是中国红十字启蒙运动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惟一的一部译作，是1896年在伦敦蒙难获释后，应作者柯士宾之邀，将其作译成中文，名为《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是书于1897年由伦敦红十字会出版。因是书德高义重，被孙中山誉为“济世之金针，救人之要术”。孙中山的译著，也受到书评家的赞扬。这也促进了中国的红十字运动。1904年3月10日，中国红十字会在上海诞生。1921年，宋庆龄组织广东番禺红十字会10余人成立救护队，随孙中山进行战事救护。宋庆龄亲自担任南海、番禺、顺德分会联合会总裁。孙中山欣然为番禺红十字会题写“博爱”二字，以示表彰。此二字从此载入中国红十字史内。然而孙中山先生因积劳思虑过度患顽固性失眠症，有章太炎先生为他辨证，投礞石滚痰丸，他遵嘱服药而愈。1924年，应段祺瑞之邀请，自广州经上海又绕道日本赴北京，先在天津发病便赶往北京，次年1月23日发现黄疸及肝肿大，26日入协和医院，当天手术，术者是美籍医生外科主任邵乐尔，术后诊为肝癌，病情加重，协和医院刘瑞恒请天津名医施美德路士医生，德国医院狄医生，德医克礼博士和协和医院罗医生、苛医生等七人会诊，会诊报告由施美德路士具名。2月6日曾用镭锭治疗。2月15日段祺瑞曾派萧方骏（龙友）前往视诊未具处方。当时协和医院主治医生泰尔曾谓：“现先生之亲属友人多主张改用中医，鄙人之意，以为亦不妨一试。照例，在医院原不能同服中西两种药，但先生为特别人物，如以在医院较为安适，即在医院就中医，本院亦当特别通融。”孙中山先生于2月18日出院，住铁狮子胡同，改由中医治疗，先后经陆仲安、唐尧钦、周树芬三名中医共同诊治，服二剂曾见好转，治疗一周后在争论中停用中药至逝世。此事表明，孙中山先生无偏见地以科学务实的态度对待中医学，其非凡的科学眼光，也展示了他的伟大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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