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经》谈影响情志的十种因素

马作峰 姜瑞雪 王平 张六通 湖北中医学院中医学的情志是指喜、怒、忧、思、悲、惊、恐等七种情绪，又称“七情”，是人的精神意识对外界事物的反应。中国古代有关情志的学说并非只有中医一家，儒家也有七情，即喜、怒..

马作峰　姜瑞雪　王平　张六通　湖北中医学院

中医学的情志是指喜、怒、忧、思、悲、惊、恐等七种情绪，又称“七情”，是人的精神意识对外界事物的反应。中国古代有关情志的学说并非只有中医一家，儒家也有七情，即喜、怒、哀、惧、爱、恶、欲，指的是人的七种本能。佛教的七情指喜、怒、忧、惧、爱、憎、欲，认为七情乃是非之主，利害之根。《内经》有大量关于情志的论述，成为中医学情志学说的基础，并对影响情志的因素从十个方面作了论述，兹作简要分析。

情志发于五脏

情志与脏腑的关系，《内经》论述最多，既有讲生理的，也有讲病理的。《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素问·天元纪大论》说：“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尽管两段话有一定出入，但都是强调正常情况下的五脏对情志的影响，说明情志发于五脏。

《灵枢·五变》说：“……其心刚，刚则多怒，怒则气上逆。”说明五脏强弱与情志活动的相关性。《灵枢·九针论》则论述了脏腑功能异常时情志病变的一般规律，云：“精气并肝则忧，并心则喜，并肺则悲，并肾则恐，并脾则畏，是谓五精之气，并于脏也。”《素问·宣明五气篇》也有类似论述：“精气并于心则善，并于肺则悲，并于肝则忧，并于脾则畏，并于肾则恐，是谓五并，虚而相并者也。”尽管上述经文在文字表述上略有不同，但都是论述脏腑功能对情志活动的影响。

手厥阴、足少阴影响情志

关于经络与情志的关系，《内经》从情志损伤经络和经络导致情志异常两个方面展开讨论。《素问·痿论》说：“悲哀太甚，则胞络绝，胞络绝，则阳气内动，发则心下崩数溲血也。”指出情志过极可以损伤胞络，从病理的角度阐述了经络与情志的关系。《素问·缪刺论》则强调了经络的异常可导致情志变化，说：“邪客于足少阴之络，令人嗌痛，不可内食，无故善怒，气上走贲上。”《灵枢·经脉》说：“心主手厥阴心包络之脉……是动则病手心热……甚则胸胁支满，心中憺憺大动，面赤，目黄，喜笑不休……肾足少阴之脉……气不足则善恐，心惕惕如人将捕之，是为骨厥。”指出手厥阴心包经、足少阴肾经均可影响情志活动。

情志气血相互影响

气血是情志产生的物质基础，《素问·调经论》云：“血有余则怒，不足则恐”，从气血的盛衰阐述了血与情志的关系。该篇又从气血运行的角度论述了气血对情志的影响，谓：“血并于阴，气并于阳，故为惊狂。血并于阳，气并于阴，乃为炅中。血并于上，气并于下，心烦惋善怒。血并于下，气并于上，乱而喜忘。”这是说明气血影响情志的几种情况。

《内经》还有大量情志影响气血的论述，如《素问·生气通天论》云：“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说明情志对血的影响；《素问·举痛论》有“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之说，说明情志对气的影响。上述经文从情志过极的病理表现入手，反证了情志与气血相关的理论。

情志损伤阴阳 阴阳影响情志

阴阳盛衰影响情志的论述见于《素问·病能论》和《灵枢·行针》。《素问·病能论》“阳气者，因暴折而难决，故善怒也，病名曰阳厥”，说明阳气暴折可见善怒。《灵枢·行针》“多阳者，多喜；多阴者，多怒”，说明阴阳盛衰是个体多喜或多怒的原因。对“多阴”和“多阳”的解释较为普遍的观点是指阴精和阳气，因为《素问·疏五过论》在讨论情志对机体的影响时，提到“暴乐暴苦，始乐后苦，皆伤精气。精气竭绝，形体毁沮。暴怒伤阴，暴喜伤阳”，似可与本篇形成呼应。

情志影响阴阳的论述《内经》论述更多，如《灵枢·口问》说：“大惊卒恐，则血气分离，阴阳破败，经络厥绝，脉道不通，阴阳相逆，卫气稽留，经脉虚空，血气不次，乃失其常。”《素问·痹论》：“阴气者，静则神藏，躁则消亡。”《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故喜怒伤气，寒暑伤形。暴怒伤阴，暴喜伤阳。”等都是讨论情志损伤阴阳，这也说明阴阳可以影响情志。

神是生命活动的主导

《素问·调经论》“神有余则笑不休，神不足则悲”，说明了喜怒与神相关。究竟神是什么，该篇并没有明确，但在《灵枢·天年》篇进行了解释：“黄帝曰：何者为神？岐伯曰：血气已和，营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这段话所表达的意思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神要以五脏已成，气血营卫和调为基础才能形成，说明形体是神形成的前提；二是只有神气舍心，魂魄毕具，具备了五脏气血的形体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说明神是生命活动的主导，后世医家据此将神定义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神指整个生命活动的外在表现；狭义的神指精神意识思维活动。

不同年份的运气会影响情志

运气学说是《内经》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研究每一年的气候变化与人体生理病理活动的关系，常以阴阳五行学说解释不同年份的气候特点，如“太阳司天”、“岁木太过”等。《内经》认为不同年份的运气会对人的情志产生影响，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云：“太阳司天，寒淫所胜，则寒气反至，水且冰，血变于中，发为痈疡。民病厥心痛，呕血、血泄、鼽衄，善悲，时眩仆。”这说明在“太阳司天”的年份，人们的情志常常表现为“善悲”。《素问·气交变大论》说：“岁木太过，风气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飧泄，食减体重，烦冤、肠鸣、腹支满，上应岁星，甚则忽忽善怒……岁土不及，风乃大行，化气不令，草木茂荣。飘扬而甚，秀而不实，上应岁星。民病飧泄霍乱，体重腹痛……善怒。”这说明烦闷、善怒等情志变化与该年运气的“木太过”、“土不及”等有关。

情志与月亮联系密切

《素问·八正神明论》篇论述了月亮与气血的关系，谓“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行；月郭满则血气实，肌肉坚；月郭空，则肌肉减，经络虚。”说明人体气血可以随月亮的圆缺而发生盛衰变化。气血是精神情志活动物质基础，因此情志与月亮之间可以以气血为中介构成密切联系，临床常可见到满月时精神情志方面的疾病病情加重，正常人出现容易激动、生理机能兴奋性增高等变化。这种现象也引起了现代医学的关注，如美国精神病学家利伯认为，人体每一个细胞都有微弱的电磁场，月亮产生的强大电磁力能影响人的荷尔蒙、体液和电解质平衡，引起情绪和生理发生相应变化。

不同体质情志活动有差异

《灵枢·通天》提出了被后世称为“阴阳五型人”的学说，即按人格特征把人分为太阳、少阳、少阴、太阴和阳明平和等五个类型，其中“少阴之人，小贪而贼心，见人有亡，常若有得，好伤好害，见人有荣，乃反愠怒……阴阳和平之人，居处安静，无为惧惧，无为欣欣，婉然从物，或与不争，与时变化，尊则谦谦。”其中少阴之人“见人有荣，乃反愠怒”，而阴阳和平之人则“无为惧惧，无为欣欣，婉然从物”，不同体质情志活动的差异，跃然纸上。

年龄是造成情志异常的初始原因

《灵枢·天年》曰：“五十岁，肝气始衰，肝叶始薄，胆汁始减，目始不明；六十岁，心气始衰，苦忧悲，血气懈惰，故好卧；七十岁，脾气虚，皮肤枯；八十岁，肺气衰，魄离，故言善误；九十岁，肾气焦，四脏经脉空虚；百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这段话以十年为周期，详细介绍了衰老过程中，脏腑功能衰退的次序和表现，其中六十岁时情志表现以忧悲为主，虽然其直接的原因是“心气衰”，仍然属于脏腑功能衰退的范畴，但年龄又是心气衰的原因，因此从根本上说，年龄才是造成“苦忧悲”这种情志异常的初始原因。

对于其他年龄段的情志变化，《内经》并没有详细描述，但从临床实践看，青少年情志主要表现为喜怒惊恐，中老年情志则以忧思为主；青少年情志多活跃善变，中老年情志多平和稳重，说明年龄影响情志的说法具有充分的临床基础。

情志可致病

情志导致疾病在《内经》中论述非常详细，“怒伤肝”、“喜伤心”、“怒则气上”、“喜则气缓”等经典的论述，被后世病因学说广泛引用。但对于疾病导致情志异常的内容，后来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素问·藏气法时论》提出“肝病者，两胁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虚则目(盳盳)无所见，耳无所闻，善恐，如人将捕之。”认为善怒和善恐的原因分别为“肝病”、“肝虚”，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是肝在气血阴阳哪些方面的亏虚，但至少表明其病位在肝。《灵枢·本神》篇的描述较本篇进了一步，谓：“肝气虚则恐，实则怒。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不但指出恐是肝的气虚引起，而且还提出了“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的观点。

上述两篇是从病位所在的脏腑讨论情志与疾病的关系，《素问·风论》和《灵枢·五邪》两篇又在病位的基础上赋予了病因的内容，《灵枢·五邪》说：“邪在心，则病心痛，喜悲时眩仆；视有余不足而调之其输也。”指出喜悲是邪在心的结果，而究竟是何种病邪这里没有说明。《素问·风论》的表述相对来说更为明确，谓：“心风之状，多汗恶风，焦绝善怒吓，赤色，病甚则言不可快，诊在口，其色赤。肝风之状，多汗恶风，善悲，色微苍，噎干善怒，时憎女子，诊在目下，其色青。”认为心风者善怒，肝风者善悲。

综上所述，《内经》认为影响情志的因素非常复杂，既有机体自身的因素，如脏腑、经络、气血、阴阳等，又有外界环境的因素，如运气变化、月亮周期等；既有生理活动的调节，又有病理情况的作用；既有体质等静态因素的影响，又有年龄等动态因素的参与。在惜字如金的秦汉以前，《内经》花费大量笔墨研究情志相关问题，足见其对情志的重视，以《内经》的论述为基础，后世逐渐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中医情志学说。随着社会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与情志相关的健康问题日益突出，因此，探讨情志对人体生理病理活动的影响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